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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弄堂故事(17): 我的舞台梦

(2018-03-02 13:31:59) 下一个

我对舞台的喜爱,还是要归功于我父亲!

早在文革前,我父亲经常会带我去看各种中外电影和文艺演出,令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在上海小剧场观看“小刀会”,那是上海歌剧舞剧院将19世纪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故事搬上舞台,建团以来第一部大型民族舞剧。

这场戏阵容之庞大,舞蹈编排之精湛,看得我如醉如痴,坐在观众席上小小年纪的我恨不能上台扮演一个角色。回到家后模仿舞剧中“弓舞”,摆出各种姿势,父亲见了直夸“有感觉,演得好!”

那时候,电视没有像现在这样普及到家家户户,一个单位可能只有一架黑白电视机。只要一听说有什么文艺演出电视转播,父亲会带我去他的学校看电视,莫斯科芭蕾舞剧院来中国演“天鹅湖”,音乐舞蹈诗史《东方红》…… 有一次看完沪剧“芦荡火种”,我对阿庆嫂的唱段和做功特别感兴趣,第二天在幼儿园当着老师和小朋友的面边唱边瞎比划。

老师好奇地问“谁教的?”

“我自己编的!” 只好照实说。

可是,我们的老师不相信!她坚持说:“你这么个小孩怎么可能编得这么好?一定是有人教你的!”

我哑然了!

那几出革命样板戏,有的文革前就公演了,只不过后来江青挂名修改包装,搞出所谓八台革命样板戏。我父母很早就带我去看过《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红灯记》和《白毛女》,还有一些儿童剧比如《宝莲灯》和《马兰花》等,这些都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种下对舞台艺术的憧憬,对艺术细胞在体内滋生起了催化作用。

话又要说回来,让我真正发现自己会唱歌,还得归结于我的邻居宝宝姐姐!

196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将小说《红岩》中有关江姐的故事搬上歌剧舞台。一时间,革命烈士江姐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壮烈牺牲的事迹,特别是歌剧中的“红梅赞”和“绣红旗”这两首歌几乎家喻户晓,人们争相传唱。

有一天,宝宝姐姐晚饭后,在天井里的水槽旁,一边洗碗一边在小声地哼唱“红梅赞”。

我非常好奇,连忙问“你是怎么学会的?”因为,前一晚我和她一起去我父亲的学校看《江姐》电视实况转播,很奇怪她怎么一下子就会唱了?

宝宝姐姐神秘地取出一张纸,上面是密密麻麻用钢笔抄录的“红梅赞”词曲,说是从学校同学那里抄来的。

我大喜!马上央求宝宝姐姐教我唱。

于是,她一字一句耐心地教,“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向阳开……”她唱一句,我跟一句,直到我可以连贯地,不用看谱也能唱。

这下,一发不可收拾了!

第二天,在学校上音乐课,老师正巧也是教同学们唱“红梅赞”。她没想到,全班几十个小朋友中,只有我一个已经会了,而且唱得那么好!于是,她让我下课后留下来,帮我练唱。

我特别喜欢这个能弹一手好钢琴的音乐老师!她的左手伴奏,与其他人很不相同,灵活的五指将和弦与主旋律配合的如此优美动听。

她一次次地提高音调,让我跟着唱,还不时纠正某些发音。最后,对我说,“你有一个很好听的嗓子,特别是中高音特别优美,以后可以去唱歌!”

老师的表扬,比父母对孩子的夸赞更有鼓动性!后来学校里的每次文艺演出都少不了我的独唱节目,舞蹈队我也成了中坚分子……

紧接着,文革开始了!

文革中大力宣扬“破旧立新”,还把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变成了全民造神运动。为了树立毛的绝对权威,让毛的思想占领一切阵地,除了学习毛语录,大搞所谓的“红海洋”,跳“忠字舞”,1967年初,全国一下子冒出了无数个“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我们加入红小兵后的第一件“革命行动”就是组织宣传队到公共汽车上去宣传。当时,几乎每辆公共汽车上都有各个小学派来的宣传队,在车上大唱毛主席语录歌,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宣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还不时带领乘客们高呼革命口号。

公共汽车在上海四通八达,人来人往,是最好的宣传工具。上下班繁忙的时候,一辆车上甚至有几个宣传队此起彼伏地大声宣讲,弄得公交公司只好在每个终点站派车队人员检查,并限制每辆车只能上一个宣传队。对于这项革命任务,我们都很兴奋,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可以免费坐公车去上海各个地方兜风了!

那时,买一张汽车票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特别对我们小孩来说。而名正言顺的宣传活动,可以让我们任意挑选乘车路线,爱到哪里就上哪!

同学们分头组成了宣传队,并收集了许多宣传材料和革命歌曲集。在车上,我们边唱边宣讲,把嗓子都喊哑了,还嘶声力竭地喊!

本来上海车辆就拥挤,这样的宣传方式,搞得公交次序更乱了,实在影响交通!对孩子们本身的安全也是问题。文革初期在上海折腾了几周,很快烟消云散了。

那个时候,专业文艺团体都已经瘫痪,艺人们被灰头土脸地揪出来批斗,我常常跟着宝宝姐姐到一些文艺团体去看大字报和批斗会,那些当时很有名的文艺界人士,一个个被戴上高帽子在台上批斗。宝宝姐姐一定知道他们的名字,我一个小孩只是挤在人堆里看热闹。

不过,业余“文艺宣传队”的名声却越来越大,影响也越来越广,因而吸引了很多文艺爱好者,人们在那里找到了可以自我展示的舞台。当时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宣传队“乌兰木骑”,即蒙语的“文艺轻骑兵”,是许多文艺爱好者向往的团体。

(网路图片)

宝宝姐姐有一天兴奋地问我“唉,你想不想去考‘乌兰木骑’?”她说有个同学准备去考试,可以与她同行。

“当然了!”一听“乌兰木骑”在上海招兵买马,我激动得心都跳出来了!因为就是前几天,她带着我去上海文化广场看过一场“乌兰木骑”演的《红卫兵战歌》,阵容和编排几乎和音乐舞蹈诗史《东方红》差不多,所不同是增加了一些红卫兵“造反有礼”方面的歌舞。

我被带去一幢花园洋房,看上去原先肯定是什么有钱人的房子,文革中被赶出去了,这样的空置房在文革中比比皆是。

几个穿着军装的宣传队成员,让前来参加考试的人们依次表演。宝宝姐姐的同学唱了一首西藏民歌,她的嗓音浑厚动听,一下子引起了监考老师的注意。尽管不会跳舞,他们还是考虑接受她。

轮到我了!

使出浑身解数又唱又跳,还按照他们的要求,声情并茂地朗诵了一首毛主席的诗词“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令人失望的是,几个人凑在一起商量了半天,还是决定不要我!

一个看上去像是个头头的红卫兵对我说“你表演得很好,只是年纪太小了,我们这个宣传队要走南闯北,不可能带一个小学生。”

“小学生又怎么啦?我可以跟你们走,没有问题的!”

看着我一副急迫的样子,他们几个都笑了。“小妹妹,明年有机会再来考试,我们一定接受!”

我赌气地说“明年?明年我还是小学生呀!” 说真的,我当时多么想和他们同台演出啊!

那个时候,学校不上课了,很多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有一技之长,到部队文工团或者体工队,当文艺兵或体育兵,那是最理想的出路了!

(网路图片)

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到游泳队参加训练,没有精力再从事文艺活动了。不过,进了中学以后,身体状况越来越不适应大运动量的训练,只好又渐渐转向了文艺演出。

在中学文艺小分队里,我不但担任独唱还是领舞。跳领舞的原因之一当然是我的舞蹈表现力,还有就是个子太高。为了排练“白毛女”片段,学校特别请了舞蹈学校的专业老师来给我们排练。

每天晚上,我们里弄里几个参加校“文艺小分队”的成员就跑到我家晒台上练基本功,什么伸腿、劈叉、弯腰,把自己腿搞得又酸又痛!美其名曰“拉韧带”。白天下课后,大家也会找一个空教室集体排练。学校负责“文艺小分队”的老师特别为我们买了一本《红色娘子军》编舞解析总汇,我们高兴极了,按照里面一个个分解图片,什么芭蕾七位基本动作、“迎风展翅”、“倒踢紫金冠”、“分腿跳”、“大跳”……硬是本着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拿下了“军民鱼水情”,那段吴清华和娘子军连长的双人舞和集体舞,那些日日夜夜的排练不知让大家洒下多少辛勤的汗水?

宣传样板戏,除了跳舞,还要唱样板戏片段,我扮演红灯记里的铁梅,住在梅村的何培蕾演李奶奶。她是我小学和中学同学,我们两人手举着红灯唱“痛说革命家史”。那个时候,我的头发不够长,演李铁梅或喜儿要接一段辫子。我的头发又太多,借来的辫子太细,接在一起像一条“猪尾巴”,在前后甩来甩去。

还有一次,不知怎么没有拧紧,李奶奶和李铁梅最共同举起红灯的那一刻,灯里的电池连带电线一下子“哗啦啦”掉了一地,引得底下的观众一阵哄笑,我俩还得强忍住笑,把最后那句“……红灯高举闪闪亮,照我爹爹打豺狼,祖祖孙孙打下去,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唱完,才谢幕离去。

我们中学“文艺小分队”的名声逐渐传出去了,不断有一些相关的基层单位会来邀请我们去演出。在静安区的戏院电影院,工厂大礼堂,甚至农村打谷场搭个简易戏台,都有我们粉墨登场的机会。眼下黑压压一片,挤满了赶来看戏的群众,每当在台上唱到一个高音或者单脚独立亮个相,都会博得阵阵热烈的掌声。从这些最淳朴的工人和农民那里,同学们获得了很大的鼓舞。

可以这么说,文化大革命中,专业文艺创作被无情地抹杀了,只剩样板戏一花独放。不过,群众性业余文艺演出却遍地开花。当然,演唱的曲目千变不离其终,那就是歌颂领袖、歌颂党,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歌词也是翻来复去就那么几句。不过,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还是挺活跃的。

中学后期,我被挑选到静安区“文艺宣传队”,眼界更开阔了。宣传队有自己的乐队和指挥,不少成员来自专业文艺工作者家庭,我们的第一小提琴手出自盛氏小提琴之家,后来到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当小提琴演奏员,还有不少成员毕业后也都去了某些专业文艺团体。特别有趣的是那个叫“庄法法”的乐队成员,她家所有孩子的名字按照音符排列“哆哆、来来、咪咪、法法……”

我们的老师也都是从专业团体转业而来,舞蹈老师来自战友文工团,参加过《东方红》的演出,话剧组老师曾经担任过舞剧“小刀会”领舞……可惜的是,我实在太高了,不能参加舞蹈队精彩的表演,只能唱歌!

还是老毛病!平时唱得不错,可一上台独唱,就捅篓子!老师只好让我参加女生二重唱,或者是男声二重唱。说来也怪,有一个在旁边“垫底”,心里就不害怕了!

那个时候我特别想去专业剧团,从而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文艺特长。

我父亲说“我认识一个原来是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你想不想跟他学声乐?”

“还用问吗?那敢情好了!”

于是我们双双来到了老师家。没想到,老师知道了我们的来意,谨慎地关上了窗,说是“以前教学生唱歌,弹钢琴,被楼上的里弄居委会主任警告了!”

是的,文革后期,文化艺术方面的禁锢依然存在。只听他愤愤不平地继续说:“他们说我又搞修正主义那一套,所以一切只能暗中进行,千万不能大声声张。”

他取出一个歌本,让我自选一首歌唱,我挑选了其中的一首“白族人民爱唱歌”。

接着他又在钢琴上弹奏,让我从低到高,再从高到低“咪咪……摩摩”练声。最后他看着我们父女俩,仿佛是下了一个结论,“你是美声女高音,要按照我的方法去练习,以后可以唱歌剧。”

“美声?歌剧?”老师这么一说,心里暗暗喜欢!不过,到哪里去唱“美声?歌剧?这不是‘封资修’那一套吗?”

以前我都是在“文艺小分队”凭自然条件乱唱,从来没有讲究唱歌方法,也不讲究“用气”,有专业老师的指点,我很希望自己在唱歌方面能迅速提高。

我父亲又说了“唱歌只是一个方面,是否还要练练琴?专业演员都是既能唱又能弹的。”

“好是好,可是我们家哪里有钢琴啊?”说得我有些灰心丧气。

老师倒是不错,他说“我可以教你,但你自己得想办法找地方练。”接着他自豪地告诉我们,他有一个学生,到这里学了一年就能弹“黄河”了!

在我们永乐村,不像上海那些“上只脚”地段,只要晚间一走进弄堂,就能听到“叮叮咚咚”传来的练琴声音。我们里弄里原来只有一家人家有钢琴,那就是对门的资本家水家,从我们二楼的窗口可以直接看到他家客厅里的钢琴和冰箱,每次趴在窗口看,总是看得我心里“痒痒”的。文革抄家后,他家的东西连同钢琴和冰箱统统都被红卫兵掳走了!

正为难,我母亲说可以与她学校音乐老师说,打开音乐教室的门让我练习。平时,我也到三楼邢家的那架风琴上练练指法……

每次到老师家弹琴唱歌之前,我都会按照老师的要求,乖乖地把十个手指的指甲剪短,因为他说指甲长了弹不好琴。我的口袋里总带一把指甲刀,如果忘记了的话,站在老师门前的台阶剪指甲,剪完才按门铃。

这些琐碎的点点滴滴令人记忆犹新……当时,我多么渴望自己的家里也有一架钢琴啊!

好不容易有个机会去报考上海合唱团,可惜又很不幸,初试表现出乎意料的好,过后马上重感冒,中药西药一齐上,还是无济于事,到了复试那天,在几位监考老师面前唱了几首歌,其中的一首是“唱支山歌给党听”,高音勉强能够上去,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

沮丧和悔恨一齐压下来,经过了多年努力,无论在体育还是文艺方面的专业梦都破灭了!

最后,我报考了上海市工人文化宫话剧团,这个话剧团成员,都来自上海各单位爱好话剧舞台剧的年轻人。在那里,我遇到了罗燕。那时,罗燕和我一样也只是从基层工厂来的一个普通工人,我们都爱好舞台艺术,业余参加文化宫的培训和演出,我对她的演技和扮相有着深刻的印象。

也就是在那个话剧团,第一次,我意识到自己的性格其实并不适合戏剧表演,没有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演员!

要说什么样的人有可能成为演员?

看我们团里的成员就知道!几乎个个是性情中人,激情四射,喜怒哀乐瞬间转换。在排练场地,时能听见一阵爽朗的大笑,时而自言自语,或即兴朗诵一首小诗什么的。总之,他们像燃烧着火炬,随时绽放出耀眼的火花,而这些行为或者说潜质无时不感染着周围的其他人。

在他们的面前,自以为比较阳光的我却成了默默无闻的那一个。我觉得自己过于冷静,慢热,喜欢观察而不善于即兴表露。有几次,在我朗诵诗歌的时候,老师忍不住鼓励我,要我充分表现出内心的激情。

她习惯性地举起双手,高过头顶,鼓动性地“激情!知道吗?激情最为重要!作为老师,我更喜欢那些充满激情的演员,如果他们太过了,只要告诉他们适当压抑就行。”言外之意,像你这样的,需要很多侧面的启发和鼓励,才能充分得以发挥。

其实,影响我激情绽放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十年动乱大学停止招生之后,听说要恢复高考了!每次排练间歇,我总会找出随身携带的高中课本,坐在角落里偷偷学习。

这事让细心的罗燕看到了!

“唉,你在看什么?”那天她来到我跟前,好奇地问。

我稍稍踌躇了一下,告诉她“我想参加高考,离开工厂去上大学,以前在学校里没有机会学数理化,只好给自己补补课。”

接着坦白地告诉她我内心的矛盾,如果要继续参加排练的话,我就得努力去背诵台词,让激情喷涌,否则怎么能演好导演分配给我的角色?

但我担心,“如果要参加高考的话,不光需要恶补数理化,还得默记大量政治考试有关的内容。”

听了我的难言之隐,她站在那里低头沉默了一会,说了这么一句“是呀,生活中的很多事情不能两全,我要是你的话,就专心准备高考了。”

轻轻的一句话,对犹豫不决的我却“如雷贯耳”!觉得她一下子把我心里那架摇摆不定的天平稳定住了!

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放下,全力以赴参加高考,抓住人生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再也不能三心二意了!”

自从那以后,分别许多年了,罗燕和我再没有交集,她可能完全不记得曾经与我说过那段话,若在大街偶遇,肯定也不会记得我。可是我知道她,记得她对我说的那句至关重要,影响了余生的话!

后来的罗燕,成了知名电影演员,从网上得知:“罗燕生在上海市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从小被寄养在爷爷家里,文革中,爷爷被抓走,她开始自谋生路。中学没毕业就到纺织厂当档车工,业余时间参加工人文化宫的活动。1978年,考入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1982年毕业后到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当话剧演员。1983后在《非常岁月》中出演女主角许荣英,接着在史蜀君导演的影片《女大学生宿舍》中饰主角匡亚兰,一位经历了生活磨难但不为命运所屈的青春少女。”

我们这个上海市工人文化宫话剧团于1978年,成功地编排了由宗福先创作的反映经历文革浩劫的著名话剧《于无声处》。这在当时,犹如一声惊雷,冲破禁锢,解放思想,不仅对于繁荣职工文艺创作、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起到了有效的引领作用,更在艺术领域、思想领域和社会领域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成为了我国话剧史上的经典作品,获文化部、全国总工会特别嘉奖。

不过,那时的我,已经走上一条与罗燕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正在高校潜心紧张的数理化学习……

人生就是这样的奇妙,每个年轻人在各自成长的过程中都怀有美丽的梦想,对我来说,渴望当一名舞台艺术工作者的梦,已随风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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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评论 (8)
评论
美加万花筒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注leNduobian' 的评论 : 听说东宫很厉害????
美加万花筒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XQQ' 的评论 : 谢谢,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一直想把这些成长经历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美加万花筒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小溪姐姐' 的评论 : 谢谢!我也喜欢你的文章!儿时看过的那些戏印象很深刻呢。
美加万花筒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风酥酥' 的评论 : 没有参加合唱团,现在站在台上感觉不好,过去的回忆都来了。只是偶尔和朋友一起K歌。
小溪姐姐 回复 悄悄话 真是才女,文章写得好,又能歌善舞。我小时候也看过小刀会,红灯照,宝莲灯,马兰花等。退休后,又可以圆儿时的梦了。
风酥酥 回复 悄悄话 还在唱歌吗?
注leNduobian 回复 悄悄话 好象当年的沪东工人文化宫经常和市宫的人别苗头。我认识的两个东宫舞蹈队的人就对市宮舞蹈队的水平很不以为然的。
XQQ 回复 悄悄话 非常有故事的经历。还记得于无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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