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真知]真知灼见.黄万里

黄万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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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真知学派

[追求真知]真知灼见.黄万里

[追求真知] 无惧权威.忆黄现璠先生

[追求真知] 长远眼光.马寅初

[追求真知] 2017学者何方, 中国人民会记住您

追求真知者.蓝图先生  2017

黄现璠, 单挑郭沬若. 写下《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

黄万里,顽强抵御百人, 写下《论治理黄河方略》

马寅初, 与毒虫康生周旋到底, 写下 《新人口论》。

何方2008年写下《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何方自述》和《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两本著作

蓝图先生, 写下 {地球解放重要参与角色团体.大探索草稿.(2016)}

-蓝图先生看见不一样的世界   一个真知学派的学者

中国真知学派: 黄万里,黄现璠,马寅初, 学者何方, 中国真知学派者无穷无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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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万里（1911年8月20日—2001年8月27日），中国著名水利工程学专家、清华大学教授。近代著名教育家、革命家黄炎培第三子，早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现西南交通大学），后获得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工程博士学位，是第一个获得该校工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曾因反对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而被错划为右派，是黄万里一生主要反对过两项水利工程，一是三门峡工程，另外是三峡工程。2001年8月27日病逝于北京。  {他反对三门峡工程，又反对三峡工程, 这个人很牛。}
[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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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万里_，祖籍为原川沙县（今上海），是著名教育家、革命家黄炎培第三子；1924年黄万里入无锡实业学校学习，1927年进入唐山交通大学（现西南交通大学），1932年毕业。1933年任杭江铁路见习工程师，参与江山江铁桥的建造。1934年赴美留学，1935年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1937年获得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工程博士学位。黄万里是第一个获得该校工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1]
黄万里先生的夫人是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的小女儿丁玉隽（就职于清华大学）。
1945年在南京出任水利部视察工程师。1947年至1949年4月出任甘肃省水利局局长兼总工程师，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1949年3月，赴香港。1949年4月至上海，5月辞去兰州职务，经广州到香港。1949年9月到沈阳，出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1950年6月回到唐山交通大学任教。1953年被调至清华大学任教。在随后的年间，他编写了重要的学术专著《洪流估算》和《工程水文学》。
1955年4月，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动工。同月，中国水利部召集学者和水利工程师70多人就已开工的黄河三门峡水利规划方案进行讨论。在当时流传“圣人出，黄河清”的言论下，黄万里是唯一反对建造三门峡水库的与会者，并与其他专家在会上进行了七天的辩论。
1957年6月19日，黄万里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散文《花丛小语》，被毛泽东批示“这是什么话？”，并在《人民日报》以“什么话”为标题发表。“什么话”也被作为以后《人民日报》刊登供批判的右派文章的专栏题目。1969年被下放江西鄱阳湖劳动，1974年被揪回清华大学批斗，并在此期间完成《论治理黄河方略》。1980年2月26日被清华大学党委“平反”。1998年，黄万里被清华大学批准给研究生授课。   {*此人是大禹之转世乎? 著有《论治理黄河方略》,这本书继承了大禹治理黄河的心得!。__蓝图先生悦读}
黄万里主张从江河及其流域地貌生成的历史和特性出发，全面、整体地把握江河的运动态势；认识和尊重自然规律，把因势利导作为治河策略的指导思想。他的这一理论，在学术界有广泛的影响。他一生坚持反对修建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及长江三峡水利工程，并不是因为他是头长反骨的人，而是源自其水利的基本理念和对中国水资源的正确评价；但他的治黄策略及对于三峡工程的意见均未被决策者采纳；在被“平反”以后，他多次向中央去信，阐述自己的观点，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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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万里先生在去世当月曾对探望他的学生留下遗嘱，全文如下：“万里老朽手所书 敏儿、沈英、夫爱妻姝：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汉口段力堤固。堤临水面宜打钢板桩，背水面宜以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万里遗嘱 2001年8月8日。（最后还有一行小字）可少死几万人。”除了长江的水利和汉口安危，他没有提个人及家属一句话；他满腔的深情，火一样的大爱，全部倾注于祖国人民和他为之耗尽了毕生精力为之忍受了无限屈辱痛苦的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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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泰斗
在中国，大家都以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或者中国工程院院士（现在又有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都是有学问的人，要是两院院士，那更是了不得了。事实是，在中国，很多有学问的科学家，他们就不是院士。例如，原浙江大学校长、后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教授，原清华大学水利系黄万里教授，他们都是中国有学问的科学家，但都没有院士的头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人口过快增长，给中国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巨大问题，现在大家都有认识——错批马寅初，“多生几亿人”。当时和马寅初教授有同样意见的知识分子，不在少数，但是在政治高压下，能坚持自己观点、敢于说实话的，只有马寅初教授一人。
黄万里教授生前曾说过：“我对三峡工程的意见，屡屡上书中央，先后六次，屡挫屡上。
我要求中央领导给我三十分钟的时间，听我汇报就可以把问题讲清楚，可惜无此机会。当年三门峡还让公开辩论七天，现在没有人和我辩论，杂志上也不刊登我的不同意见，我是看不到三峡建成后的后果了。你们还能看见，帮我记着看看，但愿我的话不要言中，否则损失太大了。”
一九五七年，黄万里教授舌战群儒七天，反对建设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难道别
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就不知道泥沙会在水库淤积这个最简单的道理？黄万里教授被打成右派，失去了教书的权利。一九九二年后，黄万里教授六次给中央领导写信，陈述长江三峡大坝工程永不可建的道理。历史已经证明了黄万里教授在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的观点是正确的，并且正在证明着他对长江三峡大坝工程的观点也是正确的。在中国，要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除了有学问还不够，还要讲真话，不怕政治和学术上的打压，坚持反对错误的决策，甚至要冒着生命的危险。马寅初教授和黄万里教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是没有院士头衔的学科泰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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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划右派
1957年上半年，三门峡工程即将开工。黄万里在水文课堂上给同学们讲述了他对三门峡工程的看法，一是水库建成后很快将被泥沙淤积，结果是将下游可能的水灾移到上游成为人为的必然的灾害。
二是所谓“ 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毫无根据。因为黄河下游河床的造床质为沙土，即使从水库放出的是清水，也要将河床中的沙土挟裹而下。在课堂上，他对“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甚为不屑，使人觉得这种说法实出于政治阿谀而缺乏起码的科学精神。
早在1956年5月，黄万里就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了《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这篇文章刊于《中国水利》1957年第八期，并收入了《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资料汇编》（1958年4月水利电力部印）。意见书全面否定苏联专家关于三门峡水库的规划，而不是只在个别问题上持不同意见。在反右期间，向一个党支部书记提意见就是“反党” 。指名道姓地说邓子恢副总理的报告“不正确”。光这一句话就够右派了。
1958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开始黄河截流。1960年6月高坝筑至340米，开始拦洪，同年9月关闸蓄水拦沙，是年潼关以上渭河大淤，淹毁良田80万亩，一个小城被迫撤离。库内的水位在涨，库区的农民一批批挥泪踏上离乡背井之路。正中黄万里的预见。其实，黄万里只是本着科学家的良知，说出了关于黄河及泥沙与三门峡大坝问题的科学的真话，可是他被非民主决策击败了，他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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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万里着白西装抱病上最后一堂水利课
于是三门峡工程改建的“两洞四管”方案确立。改建的四条钢管于1966年7月投入运用，增建的两个隧洞分别于1967年8月、1968年8月建成，水库淤积开始减缓，排沙能力依然不足，潼关以上河床“翘尾巴”淤积还在继续。
事实虽证明真理在黄万里一边，但令人伤心的是，有些人反而迁怒于提出正确意见的黄万里。
1961年，黄万里“奉命在密云劳动，与昌黎民工同居同食同劳，所居半自地下掘土筑成。”“文革”中更贬他到三门峡挖厕所以示惩罚。
1964年，黄万里曾有摘掉右派帽子的机会。毛泽东在一次与黄万里的会面中说：“你儿子黄观鸿的诗词我看过了，写得很好，我很爱看”，希望黄万里写个检查，可以顺势“摘帽”。而黄万里上书毛泽东，说三门峡问题其实并无什么高深学问，而1957年三门峡70人会上，除我之外无其他人敢讲真话。请问 “国家养仕多年，这是为什么？”
三门峡工程的一切问题和灾难都按黄万里的预言来了。我们从这一重大失败中总结教训，可以使我们获得大量思想资源。但传统文化的惯性却导致一些人要隐瞒真相，歪曲事实，混淆是非，为自己、为大人物、为尊者，文过饰非。
在央视2003年10月31日《经济半小时》节目谈到三门峡竟然歪曲史实只字不提黄万里。其后黄万里之子黄观鸿公布了黄万里生前的控告信并援引《三门峡工程争辩史料》予以批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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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工程
序：1960年9月，三门峡大坝建成，大坝下闸蓄水。工程总投资预算为13亿元，而工程总结算时实际耗资达40亿元。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相当于四十座武汉长江大桥的造价。特别是从1959年以来，中国进入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经济发展出现大倒退，一些农村出现饿死人现象。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三门峡工程跟原子弹试验工程一样,得到中央政府财政上的特别优先保证。
整个三门峡工程造成的损失据估算不下百亿（相当现在的一千亿以上），还涉及到40多万农民从渭河谷地被迫向宁夏缺水地区移民，其中15万来回迁移十几次，给他们造成了人生中难以想象的惨剧，
连国务院派去视察的高官都为之落泪，说：“国家真对不起你们！”
1980年2月26日，在度过了22年半的右派生涯后，黄万里终于获得了右派“改正的决定”。决定只有短短几行，称：“黄万里同志原划右派问题属于错划。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高教二级教授的工资待遇。”
经历了20多年的冤屈镇压，黄万里仍没学会看政治风向表达学术观点。从上三峡大坝的消息传出后，黄万里就先后给众多国家领导人上书，不遗余力地反对在长江三峡上建大坝。
他认为：从自然地理观点，长江大坝拦截水沙流，阻碍江口苏北每年十万亩的造陆运动；淤塞重庆以上河槽，阻断航道，壅塞将漫延到泸州、合川以上，势必毁坏四川坝田。目前测量底水输移率尚缺乏可靠的手段，河工模型动床试验在长期内长段落中尚欠合理基础，只可定性，不能定量，不足
以推算长江长期堆积量。故此而论，长江三峡大坝永不可修。
如果是为了发电，可在云贵湘鄂赣各省非航道上建大中型电站，它们的单价低、工期短，经济效应比三峡大坝发电要大四倍以上。就流域经济规划而言，也应先修四川盆地边缘山区之坝，如乌江电站等为宜。
此外，从国防的角度看，大坝建起来后无法确保不被敌袭，也很不安全。黄万里预言：“三峡高坝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同时，他还指出，公布的论证报告错误百出，必须悬崖勒马、重新审查，建议立即停止一切筹备工作，分专题公开讨论，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198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三峡工程进行论证，黄万里教授没有被邀请参加工程论证。
黄万里数次给中央领导人和政治局，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家监察部写信，痛述三峡工程的危害。要求中央决策层给他半个小时的时间，陈述为什么三峡工程永不可建的原因。但是这些信件都泥牛入海无消息。
在既有三门峡和阿斯旺的前车之鉴、国内也存在众多反对意见的背景下，三峡工程议案于1992年被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以1767票通过，反对177票，弃权664票，赞成票数之少，在人大历史上是空前的。
国家机器需要“标准件”，“独立思想者”如黄万里教授者，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纷纷落马，或被弃置不用，形成了人才选拔上的“精英淘汰制”，这就为好用听话的“标准件”入选创造了条件。
经过“文革”对文化、道德的摧残，急功近利的技术思维逐渐占据上风，也就不足为怪了。
黄万里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对三门峡的意见不幸言中，痛心疾首，反复叨念：“他们没有听我一句话！” 晚年病重昏迷中喃喃呼出：“三峡！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
2001年8月27日，他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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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水利工程
三峡工程竣工，库区清污成本和长江航运成本剧增，已是不争之事实。据三峡工程防汛办提供的气象资料显示(2009)：“今年4月份三峡坝区天气复杂和剧烈变化程度为近50年同期所少见”；请看《中国三峡工程报》的报道：“今年4月三峡坝区气候反常。气温并没随夏季的到来逐渐上升，反而呈下降趋势。4月末平均气温不足12摄氏度，4月中旬周边山区还出了较大范围的降雪，月内有3次降温过程，温差升降剧烈、颠倒错位的现象严重。另外，4月份全月降水量为236.5毫米，破坝区近10年降水量最高纪录，破宜昌地区近118年同期降水量最高纪录。”
三峡库区地质环境复杂，暴雨、洪水频发，自古以来就多滑坡。三峡大坝坝址附近区域为坚硬的花岗岩，向上游则多以碎屑岩、碳酸岩为主,包括侏罗纪遗址的粉砂岩。地质容量、环境容量的天然不足，仅国土资源部查明的滑坡就有2490个。近两年我国南北气候反常，2009年重庆地区大雨滂沱，多处发生山体滑坡。这些现象是否与生态上的变异有关，虽有待专家们继续观察论证，恐怕也无须久待。
2009年夏，受长江上游和本地强降雨影响，重庆主要江河水位也普遍上涨，长江寸滩段和嘉陵江等五条中小河流均出现超警戒或保证水位洪水。据当地水文部门监测，8月6日凌晨2时，长江寸滩站洪峰水位达到183.11米，相应流量56700立方米每秒，超警戒水位2.61米。这是2004年以来长江中上游出现的最大一次洪水过程。
强降雨天气导致重庆部分地区引发滑坡泥石流灾害。截至2009年8月5日17时，持续强降雨已致重庆154万人受灾，紧急转移安置12.3万余人，因灾死亡10人，失踪1人； 农作物受灾面积63.6千公顷，绝收面积达4.4千公顷，万余间房屋倒塌，16000余间房屋损坏，当地因灾直接经济损失6亿8千万元人民币。其中，重庆铜梁、潼南、大足、北碚等区县受灾情况相对较重。
2009年8月6日，重庆水位达23.51米，超警戒水位1.3米，重庆港朝天门广场180平台120级台阶已经全被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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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郁而终
半个多世纪以来，黄万里以学识渊博、观点独到而蜚声中外，更以敢讲真话、仗义执言而在学界独树一帜。从这个意义上说，黄万里的离世意味着，在国内重大水利工程讨论上，另一种声音的消失。
黄万里，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著名水利工程专家。自1937年留学归国起，倾毕生心力于国内大江大河治理。9月4日的追悼会上，他的一位学生告诉记者：在国内水利学界，多年来，黄万里代表着科学家的良心。他当年的助教回忆说，黄先生最大的特点就是为人耿直，敢说敢言，不管什么时候，不管针对谁，他都是照说不误，有时可以说是口无遮拦。在他对三门峡工程的意见中，这种性格得到了体现。
2001年8月27日下午3时5分，在清华大学校医院一间简朴的病房，90岁的黄万里先生溘然而逝。生前卧病，90岁高龄的他几番涕泪纵横，反反复复只有一句话：“他们没有听我一句话啊！”
前不久，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防汛抗旱办公室副巡视员王井泉坦诚，三峡工程设计时确实没有充分考虑建成后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同时承认工程对洞庭湖、鄱阳湖等湖泊蓄水也有影响。这是中国水利系统官员首次公开承认三峡工程的设计有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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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陈云谈自己反面教训：三门峡工程是经我手的
2016年02月28日 10:19
来源：党史博览 作者：朱佳木
核心提示：他在讲话中直言，不要把他说得这么好，他也有很多反面教训，156项工程中的三门峡水利工程就是经过他手的，“就不能说是成功的，是一次失败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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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党史博览》2015年4期，作者：朱佳木，
原题为：《陈云是如何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
在如何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问题上，陈云有许多宝贵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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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曾强调指出：总结历史经验首先要端正指导思想，指导思想错了，不可能总结出真正的经验。
他认为，要重视别人的经验，更要重视自己的经验；要重视成功的经验，更要重视失败的经验。他说：“没有自己的经验，光有别人的经验不行。”他告诫人们，对历史经验要从积极方面总结，不要从消极方面总结。他在审阅中共十二大报告稿时指出：
“目前在我们的党风中，以至在整个社会风气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是非不分。有些同志在是非面前不敢坚持原则，和稀泥，做老好人，而坚持原则的人受孤立。现在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怕矛盾，怕斗争，怕得罪人……”
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陈云还有一个突出特点，是经常把自己摆进去。例如，1979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一些人对他能重新出来领导经济工作表示很高兴，他在讲话中直言，不要把他说得这么好，他也有很多反面教训，156项工程中的三门峡水利工程就是经过他手的，“就不能说是成功的，是一次失败的教训”。
他还要求把他写给中央的关于解放战争时期辽东地区土地改革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讨报告，收进他的文选。编辑组几次提出，这个错误在当时是带普遍性的，责任不能由他一人负，主张把这篇稿子撤下来，他都没有同意。
（维之摘自《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4期，朱佳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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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水利工程之败笔
文章提交者：情感渡口 加贴在 中国历史 铁血论坛 http://bbs.tiexue.net/bbs73-0-1.html
偶尔看到一篇关于三门峡水库的文章，看完之后心里感觉非常的难受。一些本来是可以完全避免的灾难，在中国，却因为人为的原因发生了，并且要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修水库应该是一件造福人民的大好事，但是我们也有一句老话叫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三门峡水库就是一个例外，功过是非自有事实说话，但是我们能不能从中吸取教训，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却显得非常重要。

从1952年开始，中国从苏联聘请专家为治理黄河拟定计划。

1954年10月，在苏联专家指导下，以水利部和燃料工业部为主成立的黄河规划委员会完成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那是一个看起来很美妙的远景：在黄河上要修筑起46座河坝，“500吨的拖船能由入海口航行到兰州”。装机总容量可达23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达到1100亿度，相当于1954年全部发电量的10倍，灌溉面积由原来的1659万亩扩大到1.16亿亩。而在这46座水坝当中，三门峡是最大和最重要的。

但是正是这项工程的修建，导致在以后的40多年中几十万人口离开他们原本富裕的家园，迁移到土地贫瘠的偏远地区，生活变得一贫如洗，更严重的是三门峡水库的修建给黄河中游和渭河流域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那么，这个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呢！

在当时，几乎没有人公开反对三门峡工程，充满壮志豪情的领导人们一心一意要在自己手上实现所谓的“圣人出，黄河清”的梦想，在这种一边倒的极端气息下，负有责任的专家们不敢面对现实，直抒己见，个别甚至曲意逢迎，企求腾达。

当然反对的人也不是没有，黄万里就是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
1955年关于黄河规划的第一次讨论会上，许多专家都对苏联专家提出的规划交口称赞，只有黄万里反对，并当场指出：“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

1957年6月10日，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在北京召开，此时三门峡水利工程工地已在筹建中。讨论会上“主上派”与黄万里一人的“反对派”展开激烈辩论，“主上派”描绘的是建高坝，拦洪蓄沙，让清水出水库的美妙图景，而黄万里认为，在这个淤积段上是不能建坝的，否则黄河下游的水患将移至中游关中平原，而且他认为，河道里的泥沙起上游切割，下游造陆的自然作用，建坝拦沙让黄河清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是不现实的，何况清水出库对下游的河床也不利，他指出此坝修后将淤没田地，造成城市灾害。

但是由于但是出席会议的专家大多数都同意苏联专家的设计，黄万里孤身舌战，争辩7日后见无效，黄万里退而提出：若一定要修此坝，建议勿堵塞六个排水洞，以便将来可以设闸排沙，这个观点被全体同意通过，然而在施工时，苏联专家坚持把6个底孔都堵死了！
上世纪70年代，这些底孔又以每个1000万元的代价打开——这到底是何苦来哉。

黄万里关于三门峡水利工程的分析和预见，从工程建成之日起就被一一验证了。三门峡水库从1960年9月建成，从第二年起潼关以上黄河，渭河大淤成灾。两岸受灾农田80万亩，一个县城被迫迁走，西安市受到严重威胁。到了50年后的今天，黄河流域的水土保持日益恶化，下游河水所剩无几，从1972年开始黄河开始断流，20世纪90年代已每年平均断流100多天。

旅居德国的水利工程师王维洛曾在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纪念黄河三门峡工程建成四十周年》中算了一笔帐，三门峡工程总结算时耗资达40亿元，相当于40座武汉长江大桥的造价，而之后改建费用和因之受灾的地区所遭受的经济损失更是一个谁都无法估量的数字。

这不是地域贴，不管是三门峡水库的所在地——河南，还是受灾的关中平原——陕西，其实大家都是受害者，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人民都没有错，不是你们的错。

但是造成这种悲惨的原因，却值得我们深思，说到底，我们就是要在科学上，特别是在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项目上有严谨的态度和作风，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好大喜功的冲动终将酿成惨重的后果。

由此可见中国不能一味听信国外专家的言论 中国的东西还要自己动动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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