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古代农业文明的发源地

中国是世界古代农业文明的发源地

——访文化人类学家、民俗学家 林河  本刊记者 李建辉

http://agri-history.ihns.ac.cn/reading/050701.htm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中国的农耕史实际上也就是中华文明史。
中华民族最主要的粮食作物是水稻。 自从中国人在一万多年前学会了种植水稻以后，中华文明就一直走在世界前列。中国人的水稻不但养活了全人类50%以上的人口，而且还将先进的中华文明传播到西方，西方的古代文明以及西方人引以自豪的近代文明和产业革命，无一不是中华文明的种子在西方土壤上绽开的花朵。“中华文明来自西方”的论调、 被一些历史学家颠倒了的中华文明史, 必须把它更正过来。为此，林河先生又提出了“中华文明一万年”和“上下七千年，古今两神农”的观点。由于他的基本观点不同于历史教科书上的观点, 为此，我再次采访了林河先生。
记者：中国的考古发现证实，中国的稻作农业萌芽于距今14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到了距今八、九千年的时候，中华大地就已经是遍地炊烟了。而中国的历史文献记载，首创农耕的神农氏却只有4000多年的历史，而西方的历史学家也说中华文明是从西亚、印度等地传过来的, 这是什么原因呢？
林河：这是因为，无论是东方或西方，历史都是为统治者树碑立传的。统治国家的民族与被统治的民族往往是文化不相同的民族。以中国为例，古代生活在长江、黄河流域的，大多是一些善于农耕却不善于骑马射箭的农耕民族；生活在大漠一带的，大多是一些不善于农耕生产却善于骑马射箭的游牧民族。有些游牧民族以强大的武力“问鼎中原”，成为统治农耕民族的中原霸主，过上了“钟鸣鼎食”、“呼婢使奴”的生活。这些统治中原的民族虽然克服了农耕民族不喜战伐的弱点, 把中国变成了一个“文武双全”的国家, 在历史上也起到了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但他们所知道的农耕文化史，只能是从中原的农耕民族那里听来的。又由于中原的农耕民族只知道中原的农耕始祖是陕甘地区距今4000多年前的黄帝和炎帝（此炎帝不是下面所说的7000年前的南方炎帝）,那些为中原王朝树碑立传的史官们，便把中原农耕民族口头流传的农耕传说记载到史书中去了。因此, 即使有与中原不同的农耕传说，也很难将它们收入史册，这就是中国的上古史往往会出现“以偏概全”情况的主要原因。
西方的历史学家说中国的农耕文明是从西亚和印度或埃及传过来的, 是因为西方的殖民主义者在征服了西亚、埃及和印度以后, 通过考古发掘, 发现了这些地区种植麦子和水稻的历史都早于他们所不了解的中国。因此, 在中国的考古学还没有崛起, 还没有发现中国有一万多年的稻作文化以前, 世界上是无法知道在中华大地上还埋藏了如此古老而先进的农耕文明的。
记者：中国首创农耕的既然不是中原农耕民族传说中的黄帝和炎帝，那么又是谁呢？
林河：中国首创农耕的人是谁，认定上历来都有两大派。“炎帝出生于中原”的依据，来源于春秋时代左丘明的《国语·晋语》，书中说：“昔少典氏娶于有乔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其实，文中的这一番话，是在谈论黄帝和炎帝两大氏族如何从“有名无姓”的原始时代，进步到“有名有姓”的文明时代的历史，根本没有涉及到黄帝和炎帝的诞生地问题。而“南方说”的证据却相当充足，最著名的就是楚国时代的那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历史典故、文学艺术无所不通的大学者屈原。他在《远游》一诗中写道：
指炎神(一作炎帝)而直驰兮，吾将往乎南疑。览方外之荒忽兮，沛网象而自浮。祝融戒而还衡兮，腾告鸾鸟迎宓妃。张咸池奏承云兮，二女御九韶歌。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玄螭虫象并出进兮，形蓼虬而逶蛇。雌霓便娟以增挠兮，鸾鸟轩翥而翔飞。音乐博衍无终极兮，焉乃逝以俳徊？
在屈原的诗句中明白地写着，炎神的帝宫就在江南的九疑山上，而不是在中原的什么地方,诗中的天界风物，也全是南方情调, 并无半点北国风光。如鸾鸟是南方之鸟，衡山是五岳中的南岳，祝融的神宫在南岳山的祝融峰上，湘灵是湘江女神，九韶是南方之乐，海若是南方的海神，玄螭虫象是南方的动物等等。特别是诗中的许多名词，都是南方的“蛮语”（即古代百越民族的语言）, 而不是中原的“汉语”。如“祝融”并不是姓祝名融，而是“火光融融之神”的音译，“咸池”并不是“苦咸的池水”，而是“粳稻之赋”的音译，“海若”是“海神”的音译等等。总之，屈原诗中的南天炎神，完全不像东、西、北三大天帝那样地清苦贫寒，而是一位居住在富饶的南方稻作文化区, 在九疑神山之上建有富丽堂皇的神宫，讲着百越民族的语言，过着歌舞升平的日子，享受着连屈原也为之徘徊忘返的幸福生活的天帝。可以说, 屈原是一位深知炎帝就是南方稻作文化中的农神(称"农神"为"神农"是百越语言的倒装语)的南方学者。
可惜的是，由于历代的中原文人大都重北轻南，从来不重视屈原这位南方学派的观点, 因而未能破译其中的奥秘。 历史上颇有一些人, 还在歪曲屈原的文意, 总是想把笃信"怪力乱神"的南方学派，纳入不信"怪力乱神"的中原学派，如只承认住在东、西、北三大天庭里那3位清苦贫困的天帝为天帝, 不承认居住在南方天庭里过着富裕生活的炎神为天帝, 就是这种观点之一。
晋代，湖北襄阳有一位以批判陈寿《三国志》中错误而闻名的史学家习凿齿，也是深知神农炎帝是南方人的学者。据《世说新语》引晋朝《伏滔集》载《习凿齿论青楚人物》略曰：“神农生于黔中”。习凿齿能够斩钉截铁地说出神农炎帝的诞生地就是先秦时代的黔中之地, 是很需要一些不畏权威、知难而上的勇气的。他所说的黔中, 包括了今日湘鄂川黔4省的许多地区, 其政治文化的中心为湖南的西部地区, 郡治则在今日的湖南沅陵县。这个地区在历史上留下来的“黔中郡”、“黔阳”、“黔城”等古地名, 可以为历史作证。因此, 习凿齿所说的黔中，主要是指今日洞庭湖西部的沅、澧二水流域。
属于“南方说”的还可以找到以下例证:
一、出土于南方的先秦古籍往往充满了对炎帝感恩戴德之词，而中原的古籍对炎帝并没有好感。中原古籍中的姜水炎帝, 是一个亡国之君，连他的儿子都被视为穷凶极恶的人。
二、《列子·汤问》：“楚之南，有炎人国”。楚在湖北，“楚之南”即湖南，炎帝是炎人国之帝, 他当然是湖南的炎帝族人。
三、《礼记·月令·夏之月》说：“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古人把节令中的春夏秋冬与方位中的东西南北相对应, 因此, "夏之月"对应的方位就是南方。
四、《淮南子·天文训》：“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祝融)”。
五、《淮南子·时则》：“南方之极，自北户孙之外，贯颛顼之国，南到委火炎风之野，赤帝所司者万二千里”。说明了赤帝所司的炎人国是在南方。
六、《白虎通·五行》：“时为夏，夏之言，大也，位在南方……其帝炎帝,炎帝者，太阳也。其神祝融，祝融者，属续，其精为鸟，离(太阳)为鸾”。说明了祝融是“神鸟图腾”，太阳神炎帝是神鸟之王，所以是“鸾图腾”。
七、《汉书·魏相传》：“南方之神炎帝，乘离执衡司夏”, 文中的炎帝是以太阳鸟(鸾凤)为坐骑(乘离)的，而鸾凤是南方民族的神鸟，中原没有。
八、《帝王世纪》：“(炎帝)以火承木，住于南方……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葬长沙。”说明了炎帝生前住在南方，死后也葬在南方, 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南方人。
九、《帝王世纪》：“（神农炎帝）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葬长沙，纳奔水氏之女，曰听沃。生帝临魁、次帝承、次帝明、次帝直、次帝厘、次帝哀、次帝榆罔，凡八世，合五百三十年”。中原语称“炎帝”，越语则称“帝炎”，文中提到的8位炎帝，都是“帝”字在前, 说明了炎帝氏族是讲中国南方越语的民族。
十、《茶陵补志》：“炎帝榆罔受封于茶陵之露颠，榆罔亦神农末一帝也。”文中的榆罔只是末代炎帝之一，也说明了在他的周边地区还有其他的炎帝。
十一、《衡湘稽古》：“衡山为炎帝游息之所，帝自称曰朱，有朱陵洞，死葬长沙”。文中的“朱”是越语的“领袖”之意, 这说明炎帝讲的是南方越人的语言。
十二、同书又云：“炎帝为衡山君”，衡山即湖南的南岳衡山。
十三、同书又云：“炎帝后山氏以长沙为厉山国”，说明了古代的长沙国就是炎帝时代的“厉山国”。
十四、《元和郡县志》引《南岳记》：“炎帝馆其岭，祝融托其阳”。
十五、《拾遗记》：“（炎帝）时有丹雀衔九穗禾，其坠地者，帝乃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丹雀、禾穗与水田都是北方没有的。
十六、《衡湘稽古》：湖南“桂阳北有淇江，其阳有嘉禾县。嘉禾故粮仓也。炎帝之世，天降嘉谷，神农拾之，以教耕作。于其地为禾仓。后以置县。循其实曰嘉禾”。
十七、湖南有地名曰郴州，相传是炎帝之臣“郴沃”的辖地，而《帝王世纪》载：炎帝的妻子曰“听沃”,“听沃”应即“郴沃”， 而中原无此类地名传说。
十八、湖南有地名曰耒阳,相传是炎帝制耒的地方，而中原无此类地名传说。
十九、马王堆汉墓的“飞衣帛画”上方,有一由水鸟簇拥着的女神,众水鸟正在喙取人间供奉的嘉禾,说明了这女神就是湖南人民心目中的农神，即最初的神农氏。
二十、马王堆汉墓的“地形图”上画了九疑山，山的南面和东面各有一组图腾柱。舜帝南面而王,南山的图腾柱应该是祭祀舜帝的,炎帝的图腾是太阳鸟，应该向东而祭，东山的图腾柱应该是祭祀炎帝的，与屈原所说炎帝的神宫在九疑山上不谋而合。
请看：持“炎帝中原说”的只有一个似是而非的证据，而持“炎帝南方说”的不但数量多，还都能说得清楚明白，但一些中原史学家为什么不愿意接受“南方说”呢?说穿了，就是因为中原的史学家,都是为中原王朝树碑立传的御用文人,他们不敢相信也不会相信被中原王朝视为蛮夷的民族，能够创造出远远超过中原农耕的历史文化来。为了维护中原王朝的光辉形象，他们宁可相信似是而非的证据,而不愿相信清楚明白的“南方说”了。
记者：您举出了“炎帝南方说”的大量例证, 能经受考古发现的检验吗?
林河: 历史的天平常因史官们的偏见而有所倾斜，历史事件常因统治者的意志而被故意颠倒，只有不带偏见的考古科学才是大公无私的法官。经过中国考古学家的艰苦劳动，中国的《上古文明史》终于显露出了它的真正面目。但令人惊讶的是，考古发现与屈原与习凿齿等中国南方学者的说法竟然是那样地吻合!
发现有距今14000年前的人工栽培稻的道县玉蟾岩遗址，真的就在屈原诗中所说的炎帝神宫所在地的九疑山下。
在距今7400年前的黔阳高庙文化的艺术陶器中，当真就出现了画有符合神农氏特征的“神农氏神徽”，完全证明了晋代史学家习凿齿所说的“神农生于黔中”的正确性。
这高庙出土的“神农氏神徽”，不但出土于湖南黔中，还陆续出现在整个中国的稻作文化区。而持“神农炎帝出生于中原说”的直到今天，还没有找到什么能够支持这一学说的考古发现。
记者: 这上古时代的神农氏有些什么特征? 别人能相信您发现的“神人像”就是“神农氏神徽”吗?
林河: 文化人类学告诉我们：人类在上古时代都有过一段图腾崇拜的历史，在图腾时代，人们都相信自己是某种自然神、动物神或植物神的后代。如中国有女娲造人的神话，而女娲的画像是人面蛇身。中国古代有一位能用针灸治病的神医扁鹊，而在汉代的画像石上，扁鹊的画像却是手持银针的鸟。大清王族自认为是龙的传人, 因而将龙旗作为国旗。日本人自认为是太阳女神(天照大神)的后代，因而将太阳旗作为国旗。根据这一规律，只要我们弄清了中国农耕民族的图腾是什么形象，我们就能知道上古时代的神农氏的形象。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多次谈到，人类的许多创造发明都是《仿生学》的成果。中国古代的“象耕鸟耘”传说，反映了稻作民族因从观察中领悟到水鸟和野兽在沼泽地里乱踩能使野生稻丰产的奥秘，因而总结出了一套从“象耕鸟耘”到“牛耕人耘”的耕作方法，实现了将野生稻转变为人工栽培稻的亘古梦想。农耕民族对鸟兽助耕的感激之情，萌发了农耕民族对鸟兽的崇拜，因此，神农氏族的图腾形象必然与“象耕鸟耘”有关。我据此“按图索骥”，果然在7400年前的黔阳高庙文化群中，找到了两个至关重要的“神农氏神徽”：一幅“神农氏神徽”是中间画着一个双颊上画着两颗象牙的人面，人面的两旁各有一只神鸟，完全体现了神农氏族以“象耕鸟耘”的内容；另一幅是头带三尖神冠、长着两只大眼睛的人面像。这幅人面像神冠上的3个尖应该是火的象征，两只大眼睛应该是日月崇拜的象征。这幅头戴三尖冠的神像，很有可能是火神祝融的图腾形象。考古学忌讳“孤证”，为了检验我的这一发现是不是“孤证”，我又在好几个高庙文化遗址出土的艺术陶器中深入寻觅，寻觅的结果大大增强了我的信心。原来，高庙文化的艺术陶器虽多，但其艺术主题基本上都是与“象耕鸟耘”有关的内容。除了上面说的那幅“双鸟人面图”以外，还有“鸟喙形人面图”、太阳神产门里长着两颗象牙的“生育神鸟图”、“双鸟簇拥嘉禾图”、“神鸟引吭长鸣图”、“神鸟载日图”、“神鸟载月图”、鸟背上画有嘴里长4颗象牙的人面、双翅上画有太阳的“火凤凰图”、“太阳神鸟追逐游鱼图”、装载于有帆棂船之上的供奉着长了两颗象牙的“太阳神龛图”、“装载于双身画舫之上的供奉着嘴里长了4颗巨型象牙及太阳产门正在产出许多太阳神鸟的“神龛图”、许多由“4颗象牙一张嘴”组成的抽象符号、面部刻了3个字(其中有一个是“月”字) 的石雕人头像等等，高庙文化艺术陶器上处处都画有“象耕鸟耘”的文化内容，证明了我的发现不是孤证。

记者：文化是有传承性的，黔阳高庙文化中的“神农氏神徽”有没有被后人传承下来呢?
林河：如果高庙文化没有传承性，它就成了自生自灭的文化，没有什么研究价值了。关键是高庙文化的内容不但上有继承下有传播，它的这些艺术图案，不但影响了同时期的湖南长沙大塘文化、稍晚的浙江河姆渡文化、珠江三角洲文化、江浙一带的良渚文化、山东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中原的仰韶中晚期文化和商周的青铜文化及当今的民族民间文化，还向西传播到了西亚，影响了那里的苏美尔文明。在古印度、埃及等文明中,也可找到高庙文化的影子。例如高庙文化中的双鸟拥人面, 面颊上画了两颗象牙的图案，到了河姆渡时期，双鸟拥人面依旧，但两颗象牙不见了，头上还加了一顶三尖皇冠。到了良渚文化时期，象牙被獠牙所取代，头上则装上了牛角，双鸟被黥到了人的双颊上，而三尖皇冠被夸大成更宏伟的太阳神冠。说明在良渚文化时期, 牛耕已取代了象耕, 大象已经不受崇拜，巨大的太阳神冠显示了神权的进一步巩固。中原仰韶文化中晚期的艺术陶器中, 也出现了相类似的长有獠牙的鸟形“神农氏神徽”, 正好说明陕西的姜水炎帝，就是在这一段时期由“不好耕”的游牧民族转化为“好耕”的农耕民族的。当玉器和青铜礼器取代了艺术陶器后，“神农氏神徽”仍然是玉器和青铜礼器上的主要装饰, 只不过有些人不懂南方民族的文化，没有将它与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神农氏联系上, 而是毫无根据地将它与邪神“饕餮”联系上了。相信了这种毫无根据的考证，岂不是把中华民族也当成信奉邪神的民族了! 黔阳高庙文化遗留下来的神农氏崇拜, 从古代一直流传至今, 直到20世纪中叶, 海南岛的黎族妇女还在面颊上黥鸟纹，湖南的侗族、土家族、苗族、瑶族妇女的织锦上，还保存了“双鸟朝神人图”、“双鸟朝嘉禾图”、“双鸟朝阳图”等“神农氏神徽”，侗族妇女还保留了插野鸡翎、戴鸟羽冠的风俗，苗族妇女还保存了梳牛角髻的风俗等等，这都是对“神农氏神徽”这一万古艺术传统的遗存。
西亚的苏美尔文明中，也可以找到中国黔中地区的“神农氏神徽”(请参看本文插图)。西方称中国为“China”，也是“黔”的音译, 因为在5000年前, 中国的中原对西方来说，还是远隔大漠、遥不可及的地方。而地处“黔中”的神农氏族却是他们的近邻，只要越过印度洋就可以到达与印度比邻的黔中地区, 这里的文明比西方先进了好几千年，西方当然会就近向“黔中”的神农氏族学习先进文明了。因此, 在西亚的苏美尔文明中，不但能够找到中国黔中地区的“神农氏神徽”，还能有神农氏语言、神农氏信仰、神农氏族的创造发明和神农氏族的血统。中华民族的稻作文明对人类的生活、信仰、生活习俗与人类文明所产生的影响，由此可知。
记者: 依您所说, 西亚的苏美尔文明就是中国神农文化的种子在西亚土地上开出来的又一朵鲜花，这还可以有多少证据呢?
林河: 我在贵刊去年第12期《“海上丝绸之路”始于四千年前的古黔中》的访谈中已经谈了许多, 这里再作点补充说明:
西亚的苏美尔人不是欧洲人种，而是中华人种；
西亚苏美尔人的语言不属欧洲语系, 而属中华语系；
中国陶器采用稻壳作掺和料，从湖南九疑山下距今14000年前的道县玉蟾岩遗址就开始了，而不产水稻的西亚苏美尔文化用稻壳作陶器掺和料的制作工艺，是从中国传过去的；
中国的古黔中有竹王崇拜，竹文化特别发达，在祭祀竹王时，参祭的人都要以笋壳为衣，以芭蕉叶为裳。而基本上没有竹资源的西亚草原，竟也出土了以笋壳为衣，以芭蕉叶为裳的泥塑神像，这显然是从中国传过去的。
农耕是妇女发明的。中国的黔中古语尊称上古的女性神农氏为“萨嬷”(或译萨满)，意为“最受尊敬的老祖嬷”, 并有“粳萨”(种粳稻的祖嬷)、“洛萨”(种田的祖嬷)、“白萨”(种糯米的祖嬷)、“萨玛”(最大的祖嬷)等“萨语系列”。而西亚的“萨语”也有系列，还能与中国的黔中古语相对应，如“苏美尔”(萨嬷)、“萨马拉”(拉氏族的祖嬷)、“萨尔贡”(贡氏族的祖嬷)、“塔萨”(塔氏族的祖嬷)、“苏珊”(苏氏族的祖嬷)等，这就是语言渊源。
中国从9000年前的彭头山文化开始，就出现了“卍”字形吉祥符号, 而西亚的苏美尔文化也出土了大量“卍”字形吉祥符号。
中国从9000年前的彭头山文化开始，就出现了日月崇拜，从7400年前的黔阳高庙文化开始，就出现了“太阳纹”、“双鸟朝阳”、“双鸟朝神”等艺术陶器，而西亚的苏美尔文化也出土了大量这种类型的艺术陶器。
中国湖南南县距今8000年前的涂家台遗址曾出土过船形墓葬, 根据“生产关系永远落后于生产力”的原理，中华民族从发明船只到形成墓葬习俗必然还有一段漫长的日子，应该在一万年以上了。既然苏美尔人是中华民族飘洋过海到西亚与西亚人结合的后代，那么，苏美尔人发达的航海文化，也应该与中华文明有关……
记者：您是对民族语言有研究的学者，您的语言学论文《越人歌研究》，曾有“研究楚越文化的最大突破”之誉，您能不能谈谈“神农生于黔中”的“黔”字，在南方民族语言中有什么含义呢?
林河：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研究民族语言往往能使我们的研究得到意想不到的成功。如“三苗九黎”的“苗”字, 含义为“种在田里的草”, 说明了“三苗”是一个稻作民族。“黎”字的含义是“野生稻”，说明了“九黎”是一个驯化“野生稻”的民族。由于中原人不懂南方民族的语言，往往是只听其音而不知其意，在翻译时必定会因人而异，把同一个南音翻译成了无数的汉字，如将英文的“China”翻译成汉字，就出现了“中国”、“支那”、“至那”、“脂那”、“赛尼”、“希尼”、“震旦”、“真丹”、“振丹”、“秦尼”、“秦”等等的译名, 倘若是不知情的人, 还以为是许多不同的国家呢! 因此, 我们必须掌握了这一规律, 才有可能把某些汉字去与南方民族的语言对比, 找出它的原生含义来。我曾研究过“黔”的原生含义，终于发现了它就是“粳”字的音译。原来，中国的南方民族在发明稻作农业时，最早被驯化的野生稻就是“粳”，因而以此为骄傲，将自己也称为“粳民”。又由于原始语言没有现代语言这样复杂，他们便将自己耕种的土地、居住的山川都称为“粳”。不知其意的中原文化人，往往就把它翻译成五花八门的汉字了，如长江的“江”(古音读粳)意为粳民的水、共工氏的“工”意为粳氏族的又一位领袖、鸿雁的“鸿”意为粳民的神鸟、“粳稻”意为鸿雁带来的稻、秦始皇的军队驻扎的“镡城”意为“粳氏族的山”(“城”是百越语“山”的音译)、“贡山”意为粳民的山、“高黎贡山”意为“黎山之首”等等。
记者：中国的农耕文化已经有了14000多年的历史，您曾经提出过“中华文明不是五千年而是一万年”的说法，为什么在这里只提“上下七千年，古今两神农”呢?
林河：我提出“中华文明不是五千年而是一万年”，是根据中国的农耕文化有14000年的历史, 在距今八、九千年左右, 中华大地上就已是遍地炊烟了这一考古发现说的, 而“上下七千年，古今两神农”的提法, 是根据考古发现中的神农氏出现的时候提出来的。中国的农耕文化虽然有了14000多年的历史，但是，那时候还是在尝试着把野生稻培养成人工栽培稻, 不可能产生神农崇拜。在距今9000年到8000年, 农耕文化已经在中华大地上普遍开花, 如今所出土的艺术陶器上, 也出现了太阳符号、月亮符号、火灵符号和鼻有双孔的卵石人头像。根据《白虎通义·五行篇》：“炎帝者，太阳也。其神祝融，祝融者，属续，其精为鸟，离为鸾”的记载，那太阳符号有可能是代表炎帝，火灵符号有可能是代表祝融。但由于在农耕初期，人们还不能做到“牛耕人耘”，还需要依靠野生的鸟兽来承担为人类“象耕鸟耘”的任务，而在距今一万多年到8000年的稻作文化遗址中，并没有出现能与“象耕鸟耘”联系到一起的神人画像，所以，还不能认定那些太阳符号能够代表神农炎帝，那些火灵符号能够代表火神祝融。到了距今8000年到7000年之间，黔阳高庙稻作文化遗址的艺术陶器上, 终于出现了有水鸟相伴、脸上画着象牙的人面像，显示了“象耕鸟耘”的内容，比较符合神农炎帝的图腾特征了，因此, 我才敢于认定：黔阳高庙文化的这幅神人画像就是神农炎帝的画像。再加上晋代史学家习凿齿说“神农生于黔中”，而黔阳正好是古代的黔中地，“高庙”在百越语中恰恰又是“祖庙”之意，高庙的具体位置就在黔阳的安江镇了。安江的真正名称应该是“雁江”，以安江有一条“雁江”得名(今日的雁江上还留下了一个叫“大雁桥”的地名), 大雁正是上古时帮助人类耘田的神鸟之一。由于黔阳话的“雁”字读“安”， 才将“雁江”误写成“安江”了。从民俗学的角度分析，在沅水流域的民族文学中，有许多神鸟助耕的故事，如侗族有把神雁当作“萨嬷”(祖神)的传说，侗族民居的屋脊上往往要雕塑一个“双雁朝阳”的图案,土家族的祭神词中, 则有“不会下雨的龙不是好龙，不会耕田的凤不是好凤”之语。综合历史、考古与民情风俗等多方面的因素, 我想，我们应该解放思想，大胆地论证高庙的神面像就是中国最早的神农炎帝的神像了。
记者：那么，“上下七千年，古今两神农”中的当代“神农”，我想应该是指我国当代的“杂交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吧?
林河：是的，当代“神农”指的就是1981年荣获我国第一个国家特等发明奖的当代“杂交稻之父”袁隆平院士。他对当代农业的伟大贡献是一点也不亚于古代的神农氏的。天缘巧合的是，7400年前发明种植粳稻的神农氏住在沅水西岸的高庙，而7400年后发明种植杂交稻的袁隆平院士则住在沅水东岸的安江农校。 只要有一叶小舟，不到半个时辰就可以横渡沅水，任你去尽情地畅游袁院士的旧居或古代神农氏的故居了。这可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一个集7000年文明于咫尺的旅游亮点。
在当代中国农村,“世界杂交稻之父”袁隆平的名字,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了。中国农民常说，吃饭靠“两平”，一靠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二靠袁隆平的杂交稻。西方世界则把杂交稻誉为“东方魔稻”。国际上甚至把杂交稻当作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是人类继上古“第一次绿色革命”之后的“第二次绿色革命”。富裕起来了的中国农民自发地为袁隆平雕塑汉白玉的肖像，天上升起了“袁隆平星”，袁隆平获得的荣耀已多得无法统计。但是，袁隆平对人类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影响却远不止此。
在伟大的中华文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上古的神农氏族首创农耕的创新精神，可以看到黄帝元妻嫘祖“教民蚕桑，累死道中”的忘我情操，可以看到楚国逐臣屈原“忧国忧民”、“上下求索”、“虽九死而不悔”的爱国至诚, 可以看到郑和“七下西洋，沟通中外，讲信修睦，和合万邦”的开拓精神，也可以看到我们无数的革命先烈“献身真理，前赴后继，不达目的，奋斗不止”的革命品质。而中华文明历经了千秋万代所创造出来的民族精神，就是我们中华民族能够永葆青春的文化基因,就是我们中华民族能够在一万多年来的历史长河中长盛不衰、为人类文明做出伟大贡献的根本原因。袁隆平的成功，就是中华文明万年文化底蕴的成功，就是中华文明优秀基因的成功，就是中华民族高尚的民族精神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