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中国已是经济总量、贸易总量和贵金属储备总量最大（占有全球60%以上的白银）的经济体。国内长期以白银作为货币并且长期对外贸易顺差，中国的贸易顺差意味着西方的贸易逆差。欧洲因为白银不足引发了长期的白银战争，白银战争导致向外殖民掠夺美洲白银，逐渐形成三角贸易。到近代，英国为了扭转贸易逆差发动的鸦片战争是中国百年屈辱史的起点。
历史走到今天，重现了过去的情况。中国再度成为实体经济总量最大，贸易总量最大的国家，不过白银变为了美元或者欧元这类硬通货，中国也再一次变成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经济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依赖程度在下降，而它们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在上升。如果我们把全球的经济背景纳入全球化危机的分析中就会清楚地看到——这个危机主要原因是西方的高负债。美国的债务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而日本和中国分别是美国第一大、第二大债权国（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月度国际资本报告显示，2022年6月日本所持美国国债为1.2万亿美元，中国所持美债为9678亿美元）。但是，美国的债务危机不能被美国经济发展缓解，负债只能越来越大，纽约时代广场的债务钟声敲不醒任何人。
美国缓解危机的惯用伎俩是大规模增发货币。因为美元是世界第一硬通货，所以不论是奥巴马、特朗普还是拜登，都是依靠增发货币给美国病入膏肓的经济续命：一方面，美国通过增发美元购买自己的美债；另一方面，它增加的货币大部分流向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来制造全球通货膨胀。美国大规模增发的货币有一个传导过程，我们在《全球化与国家竞争》这本书里给出的分析叫做国家竞争的微笑曲线。美元传导到资源出口国，导致矿石、石油、天然气、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变相让资源出口国成为获益者。比如俄罗斯通过收回石油主权坐收美国制造通胀的收益，而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生产国，为世界供应了大量价格便宜的出口产品，承担了成本。
不过，由于全球供应链因疫情爆发受阻，再加上特朗普用贸易战的方式提高关税打击中国，客观上导致美元制造的全球高通胀转了一圈后，又演化成美国国内的高通胀困境。美国的政治家们或者政客们只顾眼前的利益，打破了美国在全球形成的金融资本获利闭环，可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按照萨米尔·阿明的说法，所谓文明的毁灭，其实是资本主义在符合内在规律的演化过程中无可避免地在金融资本阶段走向内爆。如果想要延缓它的内爆就得对外转嫁，当对外转嫁遇到困难的时候，就要使用战争手段，正如当年西方因债务过高相继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在西方的债务已经高于两次大战时的水平，一些人对是否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有深刻的担忧。
我们千万要注意，当帝国主义国家成为债务国的时候，赖债的方式就是依靠战争。通过打赢战争去收割战败国的资产，然后在战后利用资本复兴再次控制世界。国际社会上正不断发生的、引人关注的各种事件与一战、二战前的很多现象相似。新冠疫情爆发伊始，美国政客就急于甩锅，甚至提出扣留中国在美国国债市场的投资作为补偿。美国建立的大量生物实验室被曝光后，无法在疫情上继续做文章，就建立民主国家的贸易一体化、关税同盟等赖债联盟。现在的美国必须像陀螺一样高速运转才能保持稳定，这决定了它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战争发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