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萧萧_Frank
以文会友
刻意贬低人文教育的恶果是什么？古希腊人早已知道
古希腊时代有这样一个故事：波斯统帅海达涅斯曾经对两个斯巴达人说，只要斯巴达人臣服于波斯，就可以成为希腊的总督。这两个斯巴达人的答复是：
“你懂得如何去做一个奴隶，但你却从来没有体验过自由，也就无从评论自由的滋味是好还是不好。假如你懂得了自由意味着什么，那就会奉劝我们不单单用刀枪，而且还要用战斧来为自由为战了。”
这样的对话，几乎适用于所有野蛮与文明的对抗，也是历史所告诉我们的真理。
人为何要阅读历史与经典？经典又因何为经典？
学者张新刚在《古希腊思想通识课：希罗多德篇》里一次性回答了这两个问题：
“经典之为经典，不只是因为年岁长，比如说并不是所有用古希腊语写成的作品都具有同样的分量，大众常常念及的还是荷马、赫西俄德、希罗多徳、修昔底德、柏拉图、亚里土多和一些悲剧作家。真正的经典是那些直面人与世界的根本议题，并能够充分展示出这些议题的复杂性的作品。虽然历史情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仍能穿越时空从经典文本中读到切身性和亲缘性。当下的我们或许已经不再认可不同时代的经典给出的最终方案，但毋庸置疑的是，我们仍需和经典作品中探讨的那些永恒议题一同生活，从经典作品中汲取养料，并努力给出自己的探索方案。 除了作品自身的力度之外，经典之为经典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后世的影响。或者说，文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重量级的经典作品，后面的文明进程往往容易产生路径依赖。无论是继承还是革新，都需要在已有的基础之上进行。从这个视角来看，古代希腊的文明形态决定性地塑造了西方文明的走向，一些母题会在不同的时段反复出现。”
希罗多德所著的《历史》被公认为西方史学史上首部叙事体历史巨著，希罗多德也因此被尊为“历史学之父”。
张新刚在《古希腊思想通识课：希罗多德篇》中对《历史》一书做了各种文本分析，将之拆解并细读，探讨背后的文明深层逻辑。
对于西方文明来说，古希腊的地位毋庸置疑。但与历史上大多数久远文明一样，它的记载并不完全可信，在西方世界的地位堪比《史记》的《历史》就如此。
张新刚在书中写道，希罗多德的“历史学之父”之名，某种意义上也是“谎言之父”，因为《历史》中有太多荒谬无稽的传说和极尽夸张的描述。当然，后人对此无需苛求，毕竟希罗多德生活的时代距离今天太过遥远。更何况，也正是希罗多德，让那个充满雄辩和哲思的时代再现于我们眼前。张新刚所做的就是剔除那些传说与夸张描述，将古希腊时代的“精华”呈现
书中对政治制度的描述，就是古希腊最大的精华。
比如说到权力：“在希罗多德生活的时代，很多有智慧的人就已经开始讨论这些问题了。他们的一个经典设问就是，如果给了你一种做任何事都不用考虑后果的特权，或是做任何坏事都不被发现的能力，你会如何生活？可能绝大部分的人都会去做社会习俗和法律所判定的‘坏事’和违法的事。所以，奥塔涅斯的洞见不可谓不精辟，他实际揭示了权力和生活方式的深层关系。他之所以说最优秀的人也抵挡不住专权的败坏，是因为他认定社会习俗对人的规训实际是个幻象，人们不作恶不是因为不想，而是不敢。一旦拥有了不受制约的权力，时间一长，人肯定会打破原来社会习俗的束缚，充分释放自己的本性。”
又比如说到生活方式：“对于哲学家来说，真正的好东西是沉思和爱智慧，并不是世俗中的权力、名望和财富。柏拉图创造了一种超越了政治权力的生活方式，即哲学的生活方式，它比政治生活方式更高。”
还有开头所提到的问题，书中这样解答经典文本的重要性——它是人文教育的重要部分：“柏拉图在他最后一部著作《法律篇》中曾经区分过三种教育：第一种是职业教育，即学习一门谋生的技能，以便日后能够进入某个行当，满足日常需要以过上小康生活。对教育的这种理解恐怕是今天大部分人的想法，但是柏拉图说，我们在生活中往往会遇到下面这种情况：在某个行当内做得特别好的人，有时却会做出一些不可理喻，甚至违背城邦习俗和人伦底线的事情，面对这种情况时，我们并不会说这个人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第二种是政治的教育，即在城邦中知道如何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能够有能力积极参与城邦的公共事务，为城邦勇于承担公民的职责，成为政治人。在柏拉图看来，能够做到这一点勉强可以说接受过教育。第三种才是最理想的教育，那就是通过教育将人培养为好人，或者说卓越的人。在这种教育中，人不仅是合格的公民，还能通过理性的努力，向智慧靠近，成为拥有完满德性的人。”
柏拉图对教育的区分，其实已经与现代文明的教育几乎一致，也是文明世界公认的道理，但它并未完全实现，因为仍有一些国家，刻意贬低人文教育，强调技术教育，批量制造那些没有思想的流水线机器，以求更有效地控制和蒙蔽。
书中最让我有所触动的一句话是：“为了服膺意识形态而阅读根本不能算阅读。获得审美力量能让我们知道如何对自己说话和怎样承受自己……心灵的自我对话本质上不是一种社会现实。西方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死亡的相遇。”
书名：《古希腊思想通识课：希罗多德篇》
作者：张新刚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品方：浦睿文化
出版时间：2022年1月
田庆丰评《古希腊人》︱解读古希腊文明的精神密码
进入希腊史的历史语境
作为西方文明三大起源之一的古希腊文明，广泛而深刻持久地参与了世界近现代历史进程。美国著名哲学家乔治·霍兰·萨拜因在其名作《政治学说史》（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里如此评价古希腊哲学、政治学说的影响：“大多数现代政治理想——比如说，正义、自由、宪政和尊重法律等理想——或至少是对这些理想的定义，都起源于古希腊思想家对各种城邦制度的思考或反思（reflection）。”（见《政治学说史》，邓正来译，39页，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版）因此，若想深入理解西方文明发展历程，更好地映照当下全球化进程，仔细研究一下希腊文明史十分有必要，可以说是十分迫切。然而，希腊文明距今数千年，“希腊城邦与现代人生活于其间的各种政治共同体有着极大的区别，因此，需要用相当的想象力才能描绘出希腊城邦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同上，39页）。只有了解古希腊的社会历史背景，才有可能进入当时的语境，理解城邦政治、哲学、政治学、法律、宗教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对西方文明的影响。
当前有关古希腊的通史，最受欢迎的依然是英国著名希腊史专家N.G.L.哈蒙德七十万字的《希腊史》（商务印书馆2017年12月版），作者本着近乎刻板的严谨治学态度，运用大量的古典文献和考古材料，构建了从克里特和迈锡尼文明发端到公元前322年古雅典灭亡长达几千年的希腊历史。哈蒙德继承了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的编史风格，自己不涉及争论，只综合已有成果，罗列性的叙述较多，非专业研究希腊史的读者读起来恐觉叙述繁杂，读起来十分费劲。非专业读者不妨读一读英国杰出古典学学者伊迪丝·霍尔女士这本“不一样的古希腊史”——《古希腊人》（Introducing the Ancient Greeks, from Bronze Age Seafarers to Navigators of the Western Mind）。
最初得知霍尔的这本书，是在2015年《三联生活周刊》第四十七期“思想”一栏一篇题为《古希腊人的开放性》的文章里，文章介绍的正是本书。霍尔的古典学背景不可谓不强，她曾担任伦敦国王学院古典学系教授、希腊研究中心教授，任教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杜伦大学等英国著名大学，现在是欧洲人文自然科学院院士。她的专长是研究西方古典文化史，在这本书里，她从文化史的角度切入古希腊人的生活世界，运用新材料、新视角，重新解读了古希腊文明横跨2000年的发展历程，用大量细节展示了古希腊人丰富的生活图景。
“小书大历史”
篇幅与主题之间的比例，一直是历代史家写作时面临的棘手问题，也是史著写作的陷阱。若不是对某一领域驾轻就熟，“小书大历史”一旦驾驭失当，很容易言之无物，沦为泛泛之谈，因为它考验的是一个学者在面对公众早已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人物、主题时，能否以新的视角、新的方法来驾驭史料、诠释它们。用二十四万字的篇幅梳理两千年的古希腊文明进程，难度不小，考验的是霍尔的学术眼光、驾驭宏大主题的分寸感、克制力，以及选取、裁剪、组合材料的能力，更是在考验一位学者史学理论与史学实践的结合程度。霍尔凭借扎实的学术功底和史学理论素养，让这本厚度适中的书有了一点“大家小书”的味道。
《古希腊人》里充满着丰富多彩的历史细节，可以看出霍尔以女性学者特有的敏感和细腻，力图呈现一个热气腾腾、内部结构多元复杂的希腊文明结构。过多历史细节的铺陈和描述难免令人担忧，读起来是否会琐碎繁复、摸不着主线，而霍尔用章节之间紧密的逻辑联系与历史联系，较为妥当地处理了历史细节与历史脉络之间的关系。
《古希腊人》共分十章，每章为一个独立主题，描述该地区古希腊人的性格特点，每个主题都从全新的角度进行阐发，一方面关注细节，另一方面每个主题又与古希腊文明、古代世界文明等最基本的要素相互呼应，这些文明要素、主题之间相互作用，形成了霍尔笔下独具特色的希腊文化史观念。在大的历史时空背景下，从公元前1600年到公元400年，从西班牙到印度，从遥远的尼罗河到冰冷刺骨的顿河，以地域和“人”为核心，有侧重地梳理了从古代地中海世界到小亚细亚、从欧洲大陆到北非的古希腊文明的发展脉络与历史趋势，从中可以窥见西方文明起源的历史背景。
文化史路径的诠释
新材料的出现势必催生新视角、新方法的创新与运用。霍尔结合古希腊、近东地区大量新出考古资料（碑铭、纸草）和文献资料，摒弃了西方文明优越性、独立发展的观点，展示了一个地跨欧亚非三大洲、持续两千多年之久的古希腊文明，如何吸收、借鉴了东方文明高度发达的智识成就与艺术成果，如何将多种文明的精髓融为一炉，进而散播到世界各地。霍尔认为，古希腊文明是地中海文明、近东文明、古印度文明的“中转站”，东方与西方、海洋与大陆，多元文明在此交汇：腓尼基人的音标字母符号和高超的航海技术、埃及王国的诗歌、绘画艺术和灌溉技术、两河流域发达的数学与天文学知识、赫梯人优美精巧的语言、高加索地区的冶炼技术……这片泛着葡萄酒香的蓝色水域，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二组文明，散发着文明的热力与勇气，多种文明在此交融与扩散，多神教与一神教，异教与基督教既相互包容，又不断交锋，贸易与数学、商业与地理、航海与天文在此携手并进，共同构成了“轴心时代”里独具特色的古希腊文明。
霍尔专攻西方古典文化史领域，使得这本书的写作角度与以往同题材作品有所不同。一反纯政治史叙述视角，她将古希腊社会生活的政治、经济、宗教、思想文化等重要方面以文化史的脉络贯穿融合，重点突出，各类主题处理得详略得当。她结合多年对西方古典文明的深入研究成果，从文化史角度聚焦古代地中海世界和近东地区的古希腊人及其生活。书中不仅凝练叙述了古希腊世界诗歌、哲学、天文学、地理学、文献学等斐然成就，还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希腊人的多神教信仰及其文体活动：奥林波斯众神的故事、热闹繁多的节日庆典、盛大奢侈的竞技赛会、恢弘壮阔的希腊式神庙、藏书浩瀚的压力山大港图书馆、追求知识极限的托勒密王朝……诗歌与戏剧、信仰与理性、神性与世俗、哲学与文学、自然科学紧密缠绕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希腊文化开放包容、丰富多元的特色，也是古希腊人的特色。霍尔的写作方法并不会让人因为古文明的遥远距离而感到既陌生又枯燥，恰恰相反，她那节奏紧凑的叙事、生动亲切的语言风格，很容易拉近与读者的距离。
雅各布·布克哈特在《希腊人和希腊文明》（王大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中饱含深情地对希腊文化做出了评价：“我们应该永远感谢希腊人对世界的洞察，在这里，他们与我们十分接近；在创造力的领域里，他们是如此伟大，这是他们的崇拜者所望尘莫及的。”布克哈特从文化史的角度分析历史上的时代，将每一个时代当作一种文化现象，“而不仅仅当作某种政治和权力结构，或政府组织来看待……”他重视“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由此创造了“希腊人”（Greek man）这一影响深远的概念。在他的作品中，可以多处见到以“人”为主题的论述，如“人与世界”“希腊人和他们的神话”“希腊人生活的基本特征”。他的治史路径对近现代西方史学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西方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在霍尔这本书里，布克哈特的治史精髓依旧清晰可见。
目前国内市面上同题材作品大多从宏观视角叙述古希腊文明的线性历史发展，讲述古希腊文明史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尤其是影响古希腊文明的两次大规模战役——希波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而霍尔另辟蹊径，以“人”为核心，恢复一个个鲜活的“古希腊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在时间这条暗线下，通过古希腊文明重心的转移，将不同地区古希腊历史的发展特点贯穿起来，最后凝练为古希腊人的十大特点。
在霍尔笔下，这些古希腊人不再是遥远陌生的异域文明的创造者，而是活生生的个体，他们擅长航海、不愿盲从、看重个人、求知欲强、思想开放、机智聪慧、喜爱竞争、崇尚美好品质、善于表达、追求享乐，他们是青铜时代的航海者，是西方文明的领航员。这些“不一样的大写希腊人”，构成了古希腊乃至此后西方文明的底色，势必会刷新国内读者对古希腊人的刻板印象。只有当我们对霍尔笔下的每一种“性格特点”有了大致了解并且有机地联系起来看时，鲜活的古希腊人才会浮现在眼前，才会逐渐清楚原本生存状态对民族性格的形成和思想发展的影响方式。
雅典民主的阴暗面与元气淋漓的斯巴达
霍尔平均分配了各章内容，各章篇幅相差不大，这应该不是一种刻意的安排，这种“精巧”体现了霍尔在创作过程中公平看待每一个历史阶段、每一种性格特征的著史理念。
第五章“开放的雅典社会”篇幅最长，长达四十页。雅典太有名，要写的人和事太多。关于雅典民主，霍尔写得很细致、冷静：雅典民主不是所有人的民主，而是“大约有三四万男性公民的群体”的民主，在这些年满二十岁的“公民”之外，大约有三十多万奴隶，还有不少来雅典的外邦人，他们都无此权利。雅典民主还是一个烦琐的民主，公民大会作为雅典的最高权力机构，“出席公民大会的法定人数需要达到 6000人，一年当中要举行40次会议，对所有重要事务进行投票表决”。百分之十的“公民”享受着雅典民主，哪怕“最贫穷的公民也依然拥有一系列令人艳羡的权利，温饱也有保障”，每隔不到十天聚到一起开大会聊天，一年大约七十多天还得参加节日庆典，保障这些美好的是百分之九十的奴隶，他们在流血流汗、饥寒交迫。足见雅典民主制度的根本保障具有“寄生”的特征。
除了贡献民主制度和思想智慧的雅典，古希腊还有一个城邦对人类历史有大贡献——贡献了刚毅勇猛的精神和爱国主义的斯巴达。《古希腊人》关于斯巴达的部分，大部分笔墨都用于论证斯巴达人的尚武精神和驰骋沙场无往不胜的战争组织、训练方式。阅读这一章，让人血脉贲张、鼻尖冒汗，正如雅典历史学家色诺芬描写斯巴达战士的备战场景时发出的感慨：“此情此景之下，即使最懦弱的人，胸中也会涌出无限的勇气。”斯巴达人的生命鲜活饱满、元气鼓荡。母亲送儿子出征时指着盾牌说：“带着它回来，或者躺在上面回来！”冲入敌阵的斯巴达勇士“仿佛一头陷入绝境的猛兽发狂咆哮”。斯巴达的青年传唱的歌词是这样的：“来吧，青年们，一起来并肩作战，至死方休！恐惧是无用的，逃跑是可耻的。心如磐石，无惧无畏，面对强敌，永不后退。”面对死亡，豪迈的斯巴达人喜欢用幽默来化解生死的焦虑。
斯巴达人感情真挚炽烈，极度崇尚自由，权力架构简约，政治作风务实，集体主义观念强烈，擅长组织和动员，战士和国王、指挥官穿戴相同品质的盔甲，互相忠诚、互相团结，一起并肩作战直面死亡。为了训练公民时刻保持警惕性，并能适应光线昏暗的作战环境，规定不能在黑暗处点灯照明。斯巴达公民都有惩罚别人家孩子的权利，有趣的是，为了训练男孩的机敏和攻击性，偷窃食物的行为在平时被默许或鼓励，但如果抓了现行则依然要受到惩罚。斯巴达的女性跟男性一样自由，和男性一起参加体育活动和合唱比赛，经济独立、拥有个人财产。斯巴达产生过著名的女诗人，还有四五个女子跟随毕达哥拉斯学习数学。斯巴达的法规《瑞特拉》规定他们“身心完全发育成熟后”才允许结婚，“这样可以生下强壮的孩子”，甚至鼓励女性为了多生孩子而“性自由”，在伟大的亚里士多德看来，斯巴达女人的放荡简直无可救药。霍尔评价道，“斯巴达战马的雄壮和斯巴达女子的矫健催生了健康向上的审美观”，“他们是战无不胜的战士，举止粗野、寡言少语，说话辛辣幽默。这就是古典时期的希腊流传的斯巴达人的形象”。
斯巴达的历史通过柏拉图对后世思想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深深吸引了意大利政治哲学家尼可罗·马基雅维利、美国革命之父亚当斯、哲学家尼采，甚至于希特勒。鲁迅先生就对古希腊时期的斯巴达精神极为推崇。他留学日本去仙台学医之前，创作了以文学改造国民性的第一篇作品《斯巴达之魂》，描写波斯万余大军企图穿过温泉关侵略希腊之际，斯巴达三百勇士迎击波斯军队，殊死决战，不惜以身殉国的悲壮场面。《古希腊人》在“不可思议的斯巴达人”一章，开门见山地详述了惊心动魄的温泉关之战。霍尔认为，斯巴达人的刚勇、强力来自于他们“把自己视为古希腊神话英雄赫拉克勒斯的后裔”，“精神上已经与自己荣耀的祖先融为一体”。鲁迅先生也高度赞扬斯巴达勇士刚健雄大的尚武精神，在开篇序言中他慨然写道：“斯巴达将士殊死战，全军歼焉。兵气萧森，鬼雄昼啸，迨浦累皆之役，大仇斯复，迄今读史，犹懔懔有生气也。我今掇其逸事，贻我青年。呜呼！世有不甘自下于巾帼之男子乎？必有掷笔而起者矣。”
结语
霍尔这本书给许多问题留下了进一步思考的空间，如古希腊文明为何会在公元前500年前后产生“突破”？古希腊文明又是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四处转移，最后促成了欧洲的文艺复兴的？作为解开一个民族精神密码的神话与宗教，如何影响了古希腊文明的演化进程？不论古希腊文明是否存在过，文本的影响力依然无法消除，书写的古希腊一百多年来以不同方式深度参与世界文明的思想构建之中并影响着无数人的生老病死，这种趋势还会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不断加深加强。
文本对现实历史发展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虚拟的想象常与伟大的真实勾连，大量情节虚构的小说《三国演义》据说成功指导了清军入关的战术，民间文学虚构出来的神在某种程度上组织了偏远地方人们的日常生活。面对关于古希腊的文本，不论是别人“送来”的抑或我们自己“拿来”的，我们都需要立足于现实，“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地阅读研究，“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对中国读者而言，了解不同于自身文明、对世界历史文明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古希腊文明，既是保持开放的头脑和心灵，融汇文明精髓，繁荣自身文明的必然需求，也是一个古老文明在传达对他样文明的尊重与欣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