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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的回忆之三十七

(2021-02-06 10:00:56) 下一个
前文提到文革中昆钢的武斗,据说也是很有重工业特点,就是一个字:狠。狠到什么程度?狠到觉得自制的钢梭镖和大钢刀不够狠,要去抢枪!因为昆钢人武部也没有多少枪可以装备造反派。他们就打起了前往拱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战备台的7694 炮团的主意。你想想,要是能够冲进炮团武器库,那就非比一般军火库,不但有枪,还有炮了!这样的武装造反派,岂不是所向披靡,漫说打遍昆钢,就是打遍云南也无敌手哦!就这么着,利令智昏,胆大妄为的一伙乌合之众,在一个风高夜黑的晚上,开动宣传车和准备运载枪炮的大卡车来到炮团营房,摸进了军营。吵吵嚷嚷非要炮团支持军火,不给就抢!当此武斗甚嚣尘上,中央文革已经有文件明令禁止冲击军事单位。结果,遭遇了早有准备的军营警卫迎头痛击,死伤有数,只是当时没有人需要这份统计数字。
我在电修车间实习时,就见到过一个上述事件幸存者,一个上海人,叫做:向方荣。他是被一枪打穿了面颊,活下来了,成天带个口罩。据说,在昆钢造反派夺权成功后组阁名单中,他将要出任昆钢团委书记,正处级。这个人我们实习那会,在电修车间是个开心果,有些脱口秀的天赋,模仿江浙口音说笑话那是惟妙惟肖,隔三岔五要回上海治枪伤,做美容。真是可惜生不逢时,否则中国会又多一个脱口秀演员。
在来到了昆钢之后,又跟有些发小联系上了。先是梁晓师家从弥勒回到了昆明。我记得去过他家在云南民族学院附近农村租的房子,而且,还在他家过夜,在他家那张颇有纪念意义的折叠行军床上睡得跟个婴儿一样。这张折叠行军床,应该是美货,据他说是他家二姨夫在攻下孟良崮之后,缴获的战利品之一,还有一只美制卡宾枪,叫警卫员送去给了他家老父亲。我此刻想,会不会是张灵甫当年用过?不然何以要送自己亲戚?后来他家又搬到昆明武成路一家小旅社的暂住地。在那里我见到了他的父亲,老革命梁浩。在文革前云南省委搞出来的“于一川,梁浩反党集团”前,于一川是省委第二书记,省长,梁浩是云南省委秘书长,九级干部。是红军时期左右江根据地的老红军,去过延安。在弥勒时他们一家人插队在新哨公社猴街生产队,当时老两口身边只有最小的儿子小师和小女儿小鹰,兄妹两都是我们从五七干校长塘子三连,到红石岩五七中学,再到弥勒一中的同学。弥勒一中毕业在家闲居时,我们之间互相串门,我去过他家猴街几次,猴街毕竟曾经是个街子所在,竟然还有类似铺面房,而他家就在这样的一户,我还在他家暂住的农村老木板房借宿过。两人躺在折叠行军床上,一边看书一边分享他家的古巴小雪茄。当时他三哥晓东在昆明当了工人,他二哥小军在中缅边境,当时统称为“外五县”的龙陵,梁河,芒市,潞西和腾冲一带农村插队当知青。所谓“外五县”者,当时都是禁区,一般国人要进出“外五县”都要开具证明信,只因它们都是中缅边界。
在这家街边叫做朝阳旅社里,第一回一次性我见到了他们家所有的家庭成员,而小军并不住在这里,而是作为外宾,住在昆明军区招待所。我听小师说过,小军在外五县插队当知青时,相当不安分,其中有为了不下田劳作,就用一个照相机,里面并无胶卷,哄骗那些傣族社员说是正为他们拍摄电影,这样就无需下田辛苦,而又不少挣工分。
当时外五县的国境对面,正好是缅共德钦辛出任缅共主席,大肆招兵买马扩充实力的时候,大量的知青,主要是男知青,这里面又主要是昆明知青,在祖国文革的余勇夹持下,喊着“支援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口号,纷纷在夜晚挽起裤腿,跨过界河,投身到缅甸东北部的崇山峻岭,加入到缅甸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浴血奋战中,小军就是其中之一。此其时,已经跻身缅共人民军营长的小军,因为一次与缅甸政府军作战当中,英勇负伤,一颗子弹从面颊横穿而过,也是命大。显然的,当时的昆明军区是负有秘密支持缅共军事武装使命的。因而由缅共送回昆明军区陆军总医院疗伤,因为是外军伤员,当然就成了外宾,享受着外宾补贴。我知道的很多昆明知青都有去当缅共的经历,但大多数都没有坚持下来,毕竟是枪林弹雨血战,不是国内武斗那样小打小闹。而像小军及其为数不多的知青坚持下来,前前后后都成为了缅共人民解放军的骨干,那时最高职务有干到师长的。想想缅共本身也没有几个师,有此成就可以说相当了不起了。
当然,还有其他地方知青,甚至远到福建不是知青的青工。我后来听朋友说起一位,就是她的亲哥,从福建某个纸厂跑到缅甸参加缅共,然后在被缅甸政府军剿灭后,剩下的他们四人,冒险深入缅甸内地,直接闯入美国驻缅甸仰光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过程中两人被击毙。这人后来从美国大使馆作为难民来到了美国,几十年后如今已是受人爱戴的福建同乡会侨领。
在武成路人民旅社小师家暂住地,梁浩老人家竟然还问起我母亲的冤案。显然是,他家小师告诉过他。老人家当时还没有解放,竟然还关心我母亲这样一个小老百姓的冤屈。回忆至此,不得不令人感叹!
杨小栗家也终于离开了弥勒大砂冲生产队,原先他老爸是分配到当时从国外引进来的大型维尼纶厂,座落在云南曲靖。杨叔叔考虑到该厂位置偏远,家中子女上学还会再度耽搁。就在来到昆明暂住昆明翠湖边三支两军招待所时,举家抗命,拒绝前往就职,上演了一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要求省委组织部另行分配。
我去过他家在翠湖北路8号的暂住地。这里是三支两军招待所,曾经是车水马龙的军代表下榻处,非常优越的地理位置,民国时候云南上层高官的别墅。到了文革后期,没有那多军代表来往了,所以才对地方干部开放接待。我也是因为昆明无处可去,只好在杨小栗家暂住地借宿一晚,好在这里是招待所,床铺都是现成的,但是被子收起来了。所以,杨小栗老爸就去找招待所管理员交涉,看借用一床被子要些个什么手续,要不要收费?结果没想到捅个蚂蜂窝!这个所长老婆娘竟然是当时昆明空指司令家婆娘。姓马,像是东北人口音,不说还好,听这里杨晓栗老爸一说,有个孩子的同学要留下过夜,顿时就拉下了脸,一口回绝:不行!非要我在晚十点前离开,一点也不屌身为县团级干部的杨叔叔的求情。最后还是晓栗家老爸知道大官太太好那一口,要我抬出我家在昆明军区司令部当副部长的叔叔来压她。这招果然见效,老婆娘开始半信半疑,当真就给昆明军区司令部打电话,指名道姓要转接军务部我叔王文昌说话,结果,那边总机值班员回说,时间晚了,不好打扰首长休息。这下子她才信以为真,事件平息,老娘们态度急变,口气缓和开始解释招待所规定使然,休要怪她不近人情,等等。边说着边发放了一床被子给我。
几个月之后,杨叔叔接到新的调令,让他出任云南省第一轻工机械厂工会主席,地点就在昆明北郊小坝,一家人才离开了暂住地翠湖北路8号。
来到耐火厂上班之后,我还在昆明遇到了梅赛。他家也是从北京《中国工人日报》因反右下放昆明,和我们一起被何波带到昆明来的。他老爸梅村,应该是我父母这伙人中间级别最高的。文革前是云南人民出版社社长。他母亲徐阿姨,最早也是云南省总工会机关幼儿园的阿姨,因为我弟弟营养不良,体质虚弱,在省委幼儿园经常生病,父母顾不上接我回家。所以,我经常在工会幼儿园过周末,而当时家住幼儿园的梅家,自然就成为我第二个家,徐阿姨也就成为我第二个母亲。文革前我们两家经常往来。我记得去新村小学开学头一天,我也正准备因为陌生,像其他有些男女新生一样,追在离开的家长身后,放声大哭时,见到了在校门口欢迎新同学的三年级梅赛,是他带领我去到我的一年级一班教室,而他妹妹梅梅,就在一年级三班,怪了!她一个女生,反倒非常适应新环境,不哭不闹,反倒是我,一个男生对陌生的环境恐惧,每到课间休息,不管不顾的就尾随着梅梅,她去哪我去哪,只差没跟她进女厕所。真是想来羞死人!文革中基本两家就没有来往了。现在遇见,特别是说起来,梅赛也是昆钢人,在桥钢上班,那是别提有多高兴。我当然跟他回到书林街云南人民出版社他家。见到了他家老两口,见到了梅梅,没有见着他哥梅俊,那时节他已经当兵去了。老两口自然是问了许多我父母,尤其是我母亲的事。那时节,作为走资派,梅伯伯也靠边站了,言谈之间好像出版社文化人众多,没有怎么被整过。次日,我和梅赛准备回去昆钢上班时,他的女朋友来和他会合,一起回桥钢。那时候没有什么电灯泡一说,我第一次感觉到尴尬,好像是两人中间多出个外人。后来,脸皮厚厚的,我还跟他们一起去了桥钢,好像在桥钢那晚还去礼堂看了场印度电影《流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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