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回忆之三十七

前文提到文革中昆钢的武斗，据说也是很有重工业特点，就是一个字：狠。狠到什么程度？狠到觉得自制的钢梭镖和大钢刀不够狠，要去抢枪！因为昆钢人武部也没有多少枪可以装备造反派。他们就打起了前往拱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战备台的7694 炮团的主意。你想想，要是能够冲进炮团武器库，那就非比一般军火库，不但有枪，还有炮了！这样的武装造反派，岂不是所向披靡，漫说打遍昆钢，就是打遍云南也无敌手哦！就这么着，利令智昏，胆大妄为的一伙乌合之众，在一个风高夜黑的晚上，开动宣传车和准备运载枪炮的大卡车来到炮团营房，摸进了军营。吵吵嚷嚷非要炮团支持军火，不给就抢！当此武斗甚嚣尘上，中央文革已经有文件明令禁止冲击军事单位。结果，遭遇了早有准备的军营警卫迎头痛击，死伤有数，只是当时没有人需要这份统计数字。

我在电修车间实习时，就见到过一个上述事件幸存者，一个上海人，叫做：向方荣。他是被一枪打穿了面颊，活下来了，成天带个口罩。据说，在昆钢造反派夺权成功后组阁名单中，他将要出任昆钢团委书记，正处级。这个人我们实习那会，在电修车间是个开心果，有些脱口秀的天赋，模仿江浙口音说笑话那是惟妙惟肖，隔三岔五要回上海治枪伤，做美容。真是可惜生不逢时，否则中国会又多一个脱口秀演员。

在来到了昆钢之后，又跟有些发小联系上了。先是梁晓师家从弥勒回到了昆明。我记得去过他家在云南民族学院附近农村租的房子，而且，还在他家过夜，在他家那张颇有纪念意义的折叠行军床上睡得跟个婴儿一样。这张折叠行军床，应该是美货，据他说是他家二姨夫在攻下孟良崮之后，缴获的战利品之一，还有一只美制卡宾枪，叫警卫员送去给了他家老父亲。我此刻想，会不会是张灵甫当年用过？不然何以要送自己亲戚？后来他家又搬到昆明武成路一家小旅社的暂住地。在那里我见到了他的父亲，老革命梁浩。在文革前云南省委搞出来的“于一川，梁浩反党集团”前，于一川是省委第二书记，省长，梁浩是云南省委秘书长，九级干部。是红军时期左右江根据地的老红军，去过延安。在弥勒时他们一家人插队在新哨公社猴街生产队，当时老两口身边只有最小的儿子小师和小女儿小鹰，兄妹两都是我们从五七干校长塘子三连，到红石岩五七中学，再到弥勒一中的同学。弥勒一中毕业在家闲居时，我们之间互相串门，我去过他家猴街几次，猴街毕竟曾经是个街子所在，竟然还有类似铺面房，而他家就在这样的一户，我还在他家暂住的农村老木板房借宿过。两人躺在折叠行军床上，一边看书一边分享他家的古巴小雪茄。当时他三哥晓东在昆明当了工人，他二哥小军在中缅边境，当时统称为“外五县”的龙陵，梁河，芒市，潞西和腾冲一带农村插队当知青。所谓“外五县”者，当时都是禁区，一般国人要进出“外五县”都要开具证明信，只因它们都是中缅边界。

在这家街边叫做朝阳旅社里，第一回一次性我见到了他们家所有的家庭成员，而小军并不住在这里，而是作为外宾，住在昆明军区招待所。我听小师说过，小军在外五县插队当知青时，相当不安分，其中有为了不下田劳作，就用一个照相机，里面并无胶卷，哄骗那些傣族社员说是正为他们拍摄电影，这样就无需下田辛苦，而又不少挣工分。

当时外五县的国境对面，正好是缅共德钦辛出任缅共主席，大肆招兵买马扩充实力的时候，大量的知青，主要是男知青，这里面又主要是昆明知青，在祖国文革的余勇夹持下，喊着“支援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口号，纷纷在夜晚挽起裤腿，跨过界河，投身到缅甸东北部的崇山峻岭，加入到缅甸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浴血奋战中，小军就是其中之一。此其时，已经跻身缅共人民军营长的小军，因为一次与缅甸政府军作战当中，英勇负伤，一颗子弹从面颊横穿而过，也是命大。显然的，当时的昆明军区是负有秘密支持缅共军事武装使命的。因而由缅共送回昆明军区陆军总医院疗伤，因为是外军伤员，当然就成了外宾，享受着外宾补贴。我知道的很多昆明知青都有去当缅共的经历，但大多数都没有坚持下来，毕竟是枪林弹雨血战，不是国内武斗那样小打小闹。而像小军及其为数不多的知青坚持下来，前前后后都成为了缅共人民解放军的骨干，那时最高职务有干到师长的。想想缅共本身也没有几个师，有此成就可以说相当了不起了。

当然，还有其他地方知青，甚至远到福建不是知青的青工。我后来听朋友说起一位，就是她的亲哥，从福建某个纸厂跑到缅甸参加缅共，然后在被缅甸政府军剿灭后，剩下的他们四人，冒险深入缅甸内地，直接闯入美国驻缅甸仰光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过程中两人被击毙。这人后来从美国大使馆作为难民来到了美国，几十年后如今已是受人爱戴的福建同乡会侨领。

在武成路人民旅社小师家暂住地，梁浩老人家竟然还问起我母亲的冤案。显然是，他家小师告诉过他。老人家当时还没有解放，竟然还关心我母亲这样一个小老百姓的冤屈。回忆至此，不得不令人感叹！

杨小栗家也终于离开了弥勒大砂冲生产队，原先他老爸是分配到当时从国外引进来的大型维尼纶厂，座落在云南曲靖。杨叔叔考虑到该厂位置偏远，家中子女上学还会再度耽搁。就在来到昆明暂住昆明翠湖边三支两军招待所时，举家抗命，拒绝前往就职，上演了一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要求省委组织部另行分配。

我去过他家在翠湖北路8号的暂住地。这里是三支两军招待所，曾经是车水马龙的军代表下榻处，非常优越的地理位置，民国时候云南上层高官的别墅。到了文革后期，没有那多军代表来往了，所以才对地方干部开放接待。我也是因为昆明无处可去，只好在杨小栗家暂住地借宿一晚，好在这里是招待所，床铺都是现成的，但是被子收起来了。所以，杨小栗老爸就去找招待所管理员交涉，看借用一床被子要些个什么手续，要不要收费？结果没想到捅个蚂蜂窝！这个所长老婆娘竟然是当时昆明空指司令家婆娘。姓马，像是东北人口音，不说还好，听这里杨晓栗老爸一说，有个孩子的同学要留下过夜，顿时就拉下了脸，一口回绝：不行！非要我在晚十点前离开，一点也不屌身为县团级干部的杨叔叔的求情。最后还是晓栗家老爸知道大官太太好那一口，要我抬出我家在昆明军区司令部当副部长的叔叔来压她。这招果然见效，老婆娘开始半信半疑，当真就给昆明军区司令部打电话，指名道姓要转接军务部我叔王文昌说话，结果，那边总机值班员回说，时间晚了，不好打扰首长休息。这下子她才信以为真，事件平息，老娘们态度急变，口气缓和开始解释招待所规定使然，休要怪她不近人情，等等。边说着边发放了一床被子给我。

几个月之后，杨叔叔接到新的调令，让他出任云南省第一轻工机械厂工会主席，地点就在昆明北郊小坝，一家人才离开了暂住地翠湖北路8号。

来到耐火厂上班之后，我还在昆明遇到了梅赛。他家也是从北京《中国工人日报》因反右下放昆明，和我们一起被何波带到昆明来的。他老爸梅村，应该是我父母这伙人中间级别最高的。文革前是云南人民出版社社长。他母亲徐阿姨，最早也是云南省总工会机关幼儿园的阿姨，因为我弟弟营养不良，体质虚弱，在省委幼儿园经常生病，父母顾不上接我回家。所以，我经常在工会幼儿园过周末，而当时家住幼儿园的梅家，自然就成为我第二个家，徐阿姨也就成为我第二个母亲。文革前我们两家经常往来。我记得去新村小学开学头一天，我也正准备因为陌生，像其他有些男女新生一样，追在离开的家长身后，放声大哭时，见到了在校门口欢迎新同学的三年级梅赛，是他带领我去到我的一年级一班教室，而他妹妹梅梅，就在一年级三班，怪了！她一个女生，反倒非常适应新环境，不哭不闹，反倒是我，一个男生对陌生的环境恐惧，每到课间休息，不管不顾的就尾随着梅梅，她去哪我去哪，只差没跟她进女厕所。真是想来羞死人！文革中基本两家就没有来往了。现在遇见，特别是说起来，梅赛也是昆钢人，在桥钢上班，那是别提有多高兴。我当然跟他回到书林街云南人民出版社他家。见到了他家老两口，见到了梅梅，没有见着他哥梅俊，那时节他已经当兵去了。老两口自然是问了许多我父母，尤其是我母亲的事。那时节，作为走资派，梅伯伯也靠边站了，言谈之间好像出版社文化人众多，没有怎么被整过。次日，我和梅赛准备回去昆钢上班时，他的女朋友来和他会合，一起回桥钢。那时候没有什么电灯泡一说，我第一次感觉到尴尬，好像是两人中间多出个外人。后来，脸皮厚厚的，我还跟他们一起去了桥钢，好像在桥钢那晚还去礼堂看了场印度电影《流浪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