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回忆之四十

在1974年于昆钢耐火材料厂就业上班后，与更多的五七中学发小有了联系。其中有罗林，在他家父母调到昆钢履职前，他们几个男生和女生就通过关系，进入了云南省体育电子设备厂，而该厂的前身，就是文革初鼎鼎大名的像章厂，专门制作发行毛主席像章。正如你所猜想的，都是军代表和干部子弟充斥其间。罗林也是有了工作之后，万事休，有闲心出门访朋问友。他就邀约上我，一起去晋宁上蒜公社找知青玩。是呢，这个时候，中国的知青政策收敛许多，不再劳师动众，五湖四海，改成就近农村插队，而且，还要配备带队干部，财政包干，自带口粮，菜金，不再与当地农村人口争食。不再像前边文革初期那样，放野马一般，让知青在广阔的农村自生自灭。昆明的各企事业单位，都有自己的子女下乡对口乡村，而省委大院的子女，都在晋宁上蒜公社下边几个村插队。这些知青与文革初期的知青分别被叫做“小知青”和“老知青” 以示区别。这里也是我母亲从北京来到云南后，戴罪劳改的地方。为什么是上蒜公社？照理这个滇池边上的晋宁县，地理环境差不到哪去吧？

我们在老高村逗留时间最长，在这里见到了众多的发小，有后来当到昆明市副市长的平愚山，还有在过五七干校五七中学的聂海舟，还有以前的昆明军区政治部的王成风，小时候我们是敌对的一方，现在他家老爸退役分到了省委宣传部，他也就成为了省委的子弟。这个人擅长养鸽子，我在省委大院时，曾经用一支气手枪从杨伟民手上，换来天津大白鸽一只，后来又是他，用一只俄罗斯小狼犬换走了我的天津大白鸽。他后来成为了云南省信鸽协会秘书长。还有个发小陈一之，我新村小学同班同学，因为在秋收时，被打谷机搅去了一截手指，算是工伤，回家养伤了没有见着，他后来作到了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

在老高村的知青点，非常有意思的是，还在执行严格的男女界限。男女知青自己烧饭，实行轮换制，男知青煮一天，然后女知青煮一天，那边煮饭那边先吃，然后再喊另一边出来吃饭。这样的就餐习惯，对于我们来访的客人来说，倒是可以免去男女同席的尴尬，只是女生先吃剩下来的菜要多些，而男生先吃的话，会不会就要剩菜少些？后来，昆钢招工，聂海舟就这样被招募到昆钢轧钢厂当了一名普工。他个子小小，面相也是年少，在那个轧钢机面前，尤显单薄。也是为了早日离开农村，饥不择食他就这样应聘了炉前工。后来，他托我找我父亲求情，看能不能转换成技术含量高的工作，诸如：钳工啊，电工啊，之类。

很突然的，机修车间要调我去仪表组，我因为不喜欢电工这份工作，所以，对此调动没有意见。因为，电工组是没有人愿意去仪表组的，舒服倒是舒服，可没有多少技术可学。仪表组那会共有四人，组长是杨建新，老师傅叫做张学文，另外两个女工都是我们技校同学，一个是仪表班的杨翠萍，一个是电三班常继红。放眼整个电工房，还真没有人比我合适调往仪表组啊！我是经常在家对着老父亲抱怨，述说电工工作的危险，可他并没有利用职权为我运作岗位更换。他是一个洁身自好的人，漫说我家堂哥对他有权不用心生怨恨，就是我的五七中学发小聂海舟，几次三番找我父亲运作，想从轧钢厂普工的岗位，更换当个技术工，也从未兑现。须知那荒年玩关系，走后门已然成风。总之，我的岗位调整也属正常运作，没有任何后台操作。实在是，非我莫属，

就在电工组准备为耐火厂自家建造的宿舍楼接通电源时，这个工程本来我是愿意参加的，绝对是个实用工程，可以学到怎样从变压器三线两相接到室内变两线两相，这可是一般内线电工触及不到的工程，爬电杆的铁草鞋都派发到位了。结果，朱本俊来到电工房宣布调令，而电工组呢，郭组长就要我去参加深挖防空洞。当时正逢中苏关系紧张，毛主席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全国都在挖防空洞，耐火厂也不例外，厂防空洞深挖指挥部要求，每个车间都要派人参加，轮换制为期一个月，电工房的电工是必须要参加的，因为洞里的照明不可或缺。郭组长每月派人去参加防空洞都头疼，只有靠抓阄，因为没人愿意去，洞里那点电器实在简单，无非是照明和鼓风机，哪怕加上个凿岩机，明说是防空洞跟班电工，实际上还不是去出苦力！这次可好，反正我要调离，作为贡献，正好去参加防空洞深挖一个月。

这期防空洞施工队的头是劳资科科长，腾冲人姓害，带领着我们十几个来自各个不同车间的工人。耐火厂的防空洞就在厂部办公室的旁边，只有那条通往厂生活区的公路隔开厂部。我这期的工作面已经深入山肚子2百米了，看上去，耐火厂的防空洞就是个防空洞而已，一头在生产区，一头在生活区，按照设计就是从生产区挖起，一直挖到生活区。我的感觉就像是小煤窑，地面铺设有窄轨，运行翻斗矿车，煤窑运出的是煤，而我们运出的山石而已。当然，小煤窑那叫坑道，我们防空洞那叫隧道。我们的日常工作就是在作业面用水冷式凿岩机在山体凿出几个炮眼，然后填充进炸药，在插入雷管，引入导火线。这个导火线的长度计算很有考究，不能太短是肯定的，因为两百米的隧道，人员撤离是要点时间的，太长了也不行，浪费时间等待，而且几个炮眼的导火索也不能一般长短，不能一起爆，要前后爆，但也不能间隔时间太长，否则，前边爆炸会造成后边哑炮，等等。爆炸过后是开通鼓风机，将隧道里的爆炸烟云排除洞外，一般需要两个小时，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操作水泥搅拌机，一部分人就要推着坑道车进去搬运爆炸山石。我们最担心就是有哑炮，不知它会不会延迟爆炸。我被安排点过导火索，平常觉得这有啥？无非就是点个炮仗，可等到真让你点导火索，手里的香烟下意识老会跑偏，愣是挨不上导火索，要命的是，点着的导火索“哧剌剌”火速燃烧，作为电工的我还要收拾照明电灯一起撤离，手抖脚抖满脑子就想一件事：逃！

更多的时候，就是苦力，那种25公斤装的高标水泥，一背就是两袋。一开始，我只能背一袋，后来看其他工友，不论年齿老幼，都是像码头工人一样，上来就是两袋。一咬牙，我也背两袋，有在弥勒农村挑几十斤大粪的磨练，还行，没有压趴下。然后，爆破完毕进洞搬运炸碎的山石，也是力气活，那座山的山石都是砂石，爆破后，一块块都是十几到几十公斤重，你得要把它们搬到矿道车内，再推出坑道翻倒。工作面清理完毕，就要搭建俗称：壳子板的模板，然后，就是用手推车把搅拌机搅好的水泥，运进洞中，用铁锨把水泥塞到模板和洞壁之间,往两边倾倒水泥还好整，难的是往上整券顶，绝对是事倍功半，一边整一边“哧溜”往下掉水泥。水泥整进去了还不成，还得要用铁钎在里面搅合，让其落实。这一切完事后，才能开干新的掌子面。

仪表组在厂化验室里的一间房。本来是要求跟着生产车间的两班制，但都因人手不够为理由而拒绝安排夜班。后来分配了技校毕业生，没有理由不开夜班。技校仪表班毕业的杨翠萍，其父母都是耐火厂老人，她父亲就是耐火厂财务科科长。这对来自四川的老两口看中了来自昆明官渡区农村的仪表组杨建新，因为他是个孤儿，实在是养老女婿最佳人选，顺顺利利女儿分配到仪表组后，不多久就和杨建新成为了恋人，然后成亲。我来到仪表组时，杨翠萍已经大腹便便待产孕妇也！自然的，他两口子就成一组，剩下的张学文和我还有常继红就是一组，每个星期倒班一次。张学文是个耐火厂老人，来自滇南的文山州，他自称是少数民族：濮人。因为人数少国务院没有确认，对此，他是无可奈何当成汉人。他的家人都在文山家乡的农村，他就一直要求调动工作，回到文山就近照顾家庭。另外还有个原因，他看不上常继红，觉得这个女生不思上进，没有事业心，在仪表组没事时就坐着打瞌睡，等等。一再找朱本俊要求派个男生来接他的班，这个才是我调到仪表组的真实原因。我来之后，张学文抓紧了调动步伐，另一方面抓紧做私活，我见过他用厂里生产资料制作的台灯，颇为精致，蛮俱工艺性。不久的后来，他如愿以偿调回家乡文山州供电局。再后来，因为施工中不慎遭高压电击中......

仪表组，正如众人皆知那样，没啥技术含量的单位。我们最多的就是坐等生产车间来电，告知热工仪表出问题了，然后，我们出动。大多数情况都是仪表的打印纸用完，需要更换新的，或者打印墨水耗尽，需要添加，还有就是定期上车间仪表室，给热工仪表维护保养。这当中倒是与钟表技术相关的，就是调校仪表误差，这个就需要打磨仪表轴，其它修理就谈不上了。坏了就换新的。

厂化验室共有五六个人，为首的是个昆明西山区的彝族，姓李。我在那哈，老人家恐怕五十出头了。一个人就在化验室平房边上，大门旁边，自己搭建了个偏厦，美其名曰：警卫室。这就是他的家。听说家人都在老家农村，周末都是他回家探亲。应该距离耐火厂不远吧？他从来都是骑个单车就回西山区的家了。化验室其他几位，我只记得印尼华侨邱柳秀，还有一个老知青李美才。其他女化验师年纪都在中年往上，平素里来往少，点头之交而已。印尼华侨的姓名都有些文学美，比如说：邱柳秀。他经常肯来仪表组找张师傅讨点仪表灯之类，张师傅走后，他就来找我，他说他在年幼时养成的习惯，晚上睡觉怕黑，要开灯一宿，但是，一般白炽灯点不起啊！费电哦！那么这就是小小支仪表灯合适了。他的祖籍是广西，他跟别人讲过他从印尼回来祖国的原因，因为他的父亲在印尼又讨了小老婆，生了孩子，就把他母亲和他们孩子冷处理，受气遭白眼。他就趁着周恩来在印尼宣布：某年某月某日起，中国不再承认印尼华侨双重国籍，毫不犹疑加入了印尼华侨归国潮，文革前回到了中国，分到了云南昆明华侨补习学校。跟其他印尼归侨一样，他说一口口音很重的昆明话，但是，听他在化验室里接电话，和他那些印尼老乡说起印尼话来，咯噔都不打一个，语速超快。当然，从来不用压低声线，因为不用担心有人偷听。跟别的印尼归侨一样，穿紧身裤，用头油，梳着一丝不苟背头，成天在化验室里笑声不断，是个讨人喜欢的开心果。而老知青李美才，美女一个，优雅文静，她和邱柳秀最终成为了恋人，双双在我之前利用关系调到了昆明卷烟厂。

讲到印尼华侨和昆明，猛可地想起，1998年在Berkeley，Ward St侨居时，一个屋檐下的北师大副教授梅女士，某日晚，突然从她打工的中餐馆来电，问我在家否，叮嘱我千万等她下班回家，因为有人要见我。后来，等到她下班回家，从一辆轿车上下来的，除她之外，还有司机。梅女士当着众人面问我是从昆明来，可还会说昆明话。确认过后，她介绍那位送她回家的司机，说是她打工中餐馆的大厨，也是个印尼华侨，因为年幼时，八岁多，曾经随家人离开雅加达在昆明逗留过，匆匆离开后，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好印象。从此以后再无机会亲近昆明。所以，在餐馆工作时，但凡遇见中国大陆来打工者，都要问一句是不是昆明来？现在，终于因了梅女士，我是从北京来，但是我租住的地方，有个昆明来的......圆了他多年的思念梦，就为了儿时听过的昆明话，他一下班就跟上梅女士过来找我，听我说说地道昆明话，然后，带着找到了感觉的满足，开车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