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回忆之二十五

毕业回到新哨公社大砂冲生产队，生活照常进行, 我记得我家杀鸡也是插队干部中津津乐道和广泛传播的事。因为我父亲不会杀鸡，怎么杀他也不死！笑死人！我父亲一开始连米饭都煮不熟，经常夹生，锅底一层糊锅巴，上边的米半熟，只有中间可以吃，但是一股糊味。后来他潜心向学，找杨小栗家妈彭阿姨讨教，再加上自己的琢磨，终于成功用铝锅烧出喷香的米饭，然后，他教会了我。现在我成了失学青年，杀鸡的任务就责无旁贷交给我了。一开始也是洋相百出，一般人家杀鸡，要先置备好一只碗，里面要备些盐水，是用来盛放鸡血的，还要准备一只大点的容器，是在鸡被宰杀后，放入其中以便用开水浇烫，然后方便拔毛。就是因为没有搞清鸡的血管和食管，下手又温柔，结果，鸡血出了一点体表血，就误以为大功告成，扔到盆里准备用开水浇烫时，未死的鸡才会上演大逃亡满院子跑，还蹬翻了盐水腕，房东家的白狗又来追，当真是鸡飞狗跳，真正贻笑大方。

柴米油盐酱醋茶 都要靠采买。城里人叫做“上街”，在云南农村叫做赶街，因为长期住校，我还没有赶过新哨街。当地的自由贸易集市，云南话叫做：街子。开市都由农历日子来定。参与集市就叫做：赶街。按照农历日来轮换，比如说猫日赶猫街。狗日赶狗街，马日赶马街，以此类推，长此以往，就成为了地名，但凡一个月之中，可以天天有街子，但都不是一个地方。一个赶字，非常恰如其分地定义了这种乡村集市，过时不候。新哨街因为是公社革委会所在地，赶街天就固定在星期天。我家有老父亲的匈牙利自行车，后座上一边挂一个竹篓，就是上好的运载工具。其他家没有自行车的，就靠人背背篓。

记得，这样的一次新哨街赶街的日子里，遇见秦卫江家母亲和他姐秦皖江从杨柳冲出来，秦皖江一身绿军装，衬托出少女绯红的脸蛋和好身材。我还上去问唐阿姨，秦卫江怎样了？结果，他母亲告诉我，他中学毕业去他父亲秦基伟所在西藏军区当兵了。把我好一阵羡慕啊！心里那个抱怨，“这哥们，咋就不喊上我呢？”

那荒年，当兵的不止秦卫江，还有其他大院子弟。我自己就两次在从学校回家快到村口的县级公路上，碰见过马文东，文革前云南省委秘书长的大儿子马小军，以前在省委大院时没有来往，因为年龄的差距，但彼此知道对方是谁，此刻在他乡遇见，竟然分外热情。他当时扛着烧火柴，也是不惯此行的身姿难瞧。原来，他就在新哨公社小三家的三十七师当兵，他们都是到东山来砍烧火柴。另外一次又是碰见解放军四十三医院政委家儿子梁建于。在省委大院时外号：水饺。也是以前在大院认识，但素无往来的，此时此地遇见，分外亲热，也是扛着烧火柴，一身是汗，也是说就在小三家三七师当兵，有空来玩，云云. 可见，那荒年有门路的都送子女当兵去了。

我跟小三家部队的缘分，也就只是去那里的部队医院看病，因为耳朵疼，我父亲带我去求助军医。结果，军医检查过后是我的耳垢淤积干燥成坨造成耳痛，当时的部队医院也很简陋，军医就是用点甘油先把我的耳垢软化，然后把我喊到院子里露天下站立，把耳朵面向阳光，他才好利用光线看清我的耳垢，实施取垢。

我就是因为我母亲的特嫌问题拖累，不然早就参军入伍了。我叔叔就在昆明军区司令部军务部，专管招兵。河南他老家的子侄辈男丁都离开农村出来当兵了，后来女娃也出来当兵了。好不让我老家同村子侄羡慕。要知道，那荒年想要跳出农村，转成城市户口，当兵绝对是条捷径！这也就是我堂哥日气我父亲的缘故，从来不会利用权力资源让自家子侄沾光。

一天中午，我叔叔和一个年轻军人乘坐一辆军用吉普来到了大砂冲。我爸和他们的聊天中，我才知道年轻那个一口京片子的年轻军人，是来自总参的一个参谋，我叔是陪他下来基层视察，顺便路过弥勒来看看我父亲。结果，我父亲再次当着那个总参参谋的面，请他帮忙把我弄到军队，因为他感觉自己的未来不可知，不愿意让我也陪他窝在农村。自然的，那个总参参谋当然是极力附和，好像只是小菜一碟一般。然后就没有然后。相信我叔是真心想帮我父亲这个忙的，因为按照他自己后来的说法，我父亲是他的指路人，他当年要参加河南军事干部培训班，说不清对于1948年解放军进村采取的是跑路躲藏的态度，他还以为是土匪进村。多亏后来他跑到当时南阳行署找到在秘书科任职的我父亲，为他开了介绍信，这才参加了革命，有了今天。问题是，我妈的问题无法通过政审，他怕我妈的问题影响到他。为这我也恨他了好长一段时间。

毕业回家后，忽一日，发现父亲一个不自然动作，像是要隐藏什么？却原来是他的哥哥病逝了。父亲家就三兄姐，他是最小的。在他翻墙离家投奔革命之前，他哥已经在民国政府南阳示范国营农场当了公务员，是吃皇粮的。因为他的出走，家中长子只好就辞职回家尽孝。当然。从后来的农村政策来看，未尝不是好事。所以，作为兄弟来说，我父亲觉得亏欠他哥太多，心中始终是愧疚的。后来老家来信说起我伯父生病，赶巧了我父亲官场失意，自由都谈不上，只好让他在老家的儿子替他奔忙，带上他的亲笔信去找当时南阳地区革委会主任，他的地下党时期的老战友，刘建勋，安排我伯父住进了南阳地区最好的医院，结果诊断出是食道癌，而且是晚期了。老家的伙食，我还有印象，平常就是吃玉米粥煮红薯娃，清汤寡水可以照见人影。长时期的趁热吃习惯，使得食道烫伤，久而久之形成溃疡，再就是癌变。五十出头的人就这样悄没声走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哭泣，可见他对他的哥哥还是蛮有感情啊！实际上，他并不是像我堂哥所认为那样，无情无义的人，他和我母亲始终想要帮助他哥的子女，曾经已经找过门路想要过继我堂妹过来昆明，终因农村户口的魔咒而作罢。这些都是后话了。

这个期间，有弥勒一中招生老师来到新哨公社招生，要开办高中班了。据说杨小栗家父亲专门去会过招生老师，问我们为何不可以回去弥勒一中读高中？难道是我们孩子在校表现不好？他家杨小栗在校期间不都是班干部副排长了啊？结果没用，招生老师说：我们干部子女，学到初中毕业就够用了。因为像我们这份出身的子女，只会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犹如长江黄河，水多了就泛滥成灾。所以，他奉命招收的是“贫下中农子女”，是时候腾出地方来给“贫下中农子女”接受高中教育了，云云。可想而知，杨涛叔叔被噎得一愣一愣得，还没有脾气。那荒年，嘴上都是说得好听：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可实际上弥勒一中校方还是执行的有成分论。

后来多半是，插队干部对于子女读书问题反映强烈，群情激愤，最后由干校总部出面与弥勒县革委会协商，才在弥勒一中添设了一个初三班，专门招收插队干部子女入学，但要自家掏钱，算是民办。我不知为何，我父亲没有让我去读，杨小栗家也一样，没有让他再回弥勒一中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