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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的回忆之二十五

(2020-11-15 12:41:09) 下一个

毕业回到新哨公社大砂冲生产队,生活照常进行, 我记得我家杀鸡也是插队干部中津津乐道和广泛传播的事。因为我父亲不会杀鸡,怎么杀他也不死!笑死人!我父亲一开始连米饭都煮不熟,经常夹生,锅底一层糊锅巴,上边的米半熟,只有中间可以吃,但是一股糊味。后来他潜心向学,找杨小栗家妈彭阿姨讨教,再加上自己的琢磨,终于成功用铝锅烧出喷香的米饭,然后,他教会了我。现在我成了失学青年,杀鸡的任务就责无旁贷交给我了。一开始也是洋相百出,一般人家杀鸡,要先置备好一只碗,里面要备些盐水,是用来盛放鸡血的,还要准备一只大点的容器,是在鸡被宰杀后,放入其中以便用开水浇烫,然后方便拔毛。就是因为没有搞清鸡的血管和食管,下手又温柔,结果,鸡血出了一点体表血,就误以为大功告成,扔到盆里准备用开水浇烫时,未死的鸡才会上演大逃亡满院子跑,还蹬翻了盐水腕,房东家的白狗又来追,当真是鸡飞狗跳,真正贻笑大方。

柴米油盐酱醋茶 都要靠采买。城里人叫做“上街”,在云南农村叫做赶街,因为长期住校,我还没有赶过新哨街。当地的自由贸易集市,云南话叫做:街子。开市都由农历日子来定。参与集市就叫做:赶街。按照农历日来轮换,比如说猫日赶猫街。狗日赶狗街,马日赶马街,以此类推,长此以往,就成为了地名,但凡一个月之中,可以天天有街子,但都不是一个地方。一个赶字,非常恰如其分地定义了这种乡村集市,过时不候。新哨街因为是公社革委会所在地,赶街天就固定在星期天。我家有老父亲的匈牙利自行车,后座上一边挂一个竹篓,就是上好的运载工具。其他家没有自行车的,就靠人背背篓。

记得,这样的一次新哨街赶街的日子里,遇见秦卫江家母亲和他姐秦皖江从杨柳冲出来,秦皖江一身绿军装,衬托出少女绯红的脸蛋和好身材。我还上去问唐阿姨,秦卫江怎样了?结果,他母亲告诉我,他中学毕业去他父亲秦基伟所在西藏军区当兵了。把我好一阵羡慕啊!心里那个抱怨,“这哥们,咋就不喊上我呢?”

那荒年,当兵的不止秦卫江,还有其他大院子弟。我自己就两次在从学校回家快到村口的县级公路上,碰见过马文东,文革前云南省委秘书长的大儿子马小军,以前在省委大院时没有来往,因为年龄的差距,但彼此知道对方是谁,此刻在他乡遇见,竟然分外热情。他当时扛着烧火柴,也是不惯此行的身姿难瞧。原来,他就在新哨公社小三家的三十七师当兵,他们都是到东山来砍烧火柴。另外一次又是碰见解放军四十三医院政委家儿子梁建于。在省委大院时外号:水饺。也是以前在大院认识,但素无往来的,此时此地遇见,分外亲热,也是扛着烧火柴,一身是汗,也是说就在小三家三七师当兵,有空来玩,云云. 可见,那荒年有门路的都送子女当兵去了。

我跟小三家部队的缘分,也就只是去那里的部队医院看病,因为耳朵疼,我父亲带我去求助军医。结果,军医检查过后是我的耳垢淤积干燥成坨造成耳痛,当时的部队医院也很简陋,军医就是用点甘油先把我的耳垢软化,然后把我喊到院子里露天下站立,把耳朵面向阳光,他才好利用光线看清我的耳垢,实施取垢。

我就是因为我母亲的特嫌问题拖累,不然早就参军入伍了。我叔叔就在昆明军区司令部军务部,专管招兵。河南他老家的子侄辈男丁都离开农村出来当兵了,后来女娃也出来当兵了。好不让我老家同村子侄羡慕。要知道,那荒年想要跳出农村,转成城市户口,当兵绝对是条捷径!这也就是我堂哥日气我父亲的缘故,从来不会利用权力资源让自家子侄沾光。

一天中午,我叔叔和一个年轻军人乘坐一辆军用吉普来到了大砂冲。我爸和他们的聊天中,我才知道年轻那个一口京片子的年轻军人,是来自总参的一个参谋,我叔是陪他下来基层视察,顺便路过弥勒来看看我父亲。结果,我父亲再次当着那个总参参谋的面,请他帮忙把我弄到军队,因为他感觉自己的未来不可知,不愿意让我也陪他窝在农村。自然的,那个总参参谋当然是极力附和,好像只是小菜一碟一般。然后就没有然后。相信我叔是真心想帮我父亲这个忙的,因为按照他自己后来的说法,我父亲是他的指路人,他当年要参加河南军事干部培训班,说不清对于1948年解放军进村采取的是跑路躲藏的态度,他还以为是土匪进村。多亏后来他跑到当时南阳行署找到在秘书科任职的我父亲,为他开了介绍信,这才参加了革命,有了今天。问题是,我妈的问题无法通过政审,他怕我妈的问题影响到他。为这我也恨他了好长一段时间。

毕业回家后,忽一日,发现父亲一个不自然动作,像是要隐藏什么?却原来是他的哥哥病逝了。父亲家就三兄姐,他是最小的。在他翻墙离家投奔革命之前,他哥已经在民国政府南阳示范国营农场当了公务员,是吃皇粮的。因为他的出走,家中长子只好就辞职回家尽孝。当然。从后来的农村政策来看,未尝不是好事。所以,作为兄弟来说,我父亲觉得亏欠他哥太多,心中始终是愧疚的。后来老家来信说起我伯父生病,赶巧了我父亲官场失意,自由都谈不上,只好让他在老家的儿子替他奔忙,带上他的亲笔信去找当时南阳地区革委会主任,他的地下党时期的老战友,刘建勋,安排我伯父住进了南阳地区最好的医院,结果诊断出是食道癌,而且是晚期了。老家的伙食,我还有印象,平常就是吃玉米粥煮红薯娃,清汤寡水可以照见人影。长时期的趁热吃习惯,使得食道烫伤,久而久之形成溃疡,再就是癌变。五十出头的人就这样悄没声走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哭泣,可见他对他的哥哥还是蛮有感情啊!实际上,他并不是像我堂哥所认为那样,无情无义的人,他和我母亲始终想要帮助他哥的子女,曾经已经找过门路想要过继我堂妹过来昆明,终因农村户口的魔咒而作罢。这些都是后话了。

这个期间,有弥勒一中招生老师来到新哨公社招生,要开办高中班了。据说杨小栗家父亲专门去会过招生老师,问我们为何不可以回去弥勒一中读高中?难道是我们孩子在校表现不好?他家杨小栗在校期间不都是班干部副排长了啊?结果没用,招生老师说:我们干部子女,学到初中毕业就够用了。因为像我们这份出身的子女,只会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犹如长江黄河,水多了就泛滥成灾。所以,他奉命招收的是“贫下中农子女”,是时候腾出地方来给“贫下中农子女”接受高中教育了,云云。可想而知,杨涛叔叔被噎得一愣一愣得,还没有脾气。那荒年,嘴上都是说得好听: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可实际上弥勒一中校方还是执行的有成分论。

后来多半是,插队干部对于子女读书问题反映强烈,群情激愤,最后由干校总部出面与弥勒县革委会协商,才在弥勒一中添设了一个初三班,专门招收插队干部子女入学,但要自家掏钱,算是民办。我不知为何,我父亲没有让我去读,杨小栗家也一样,没有让他再回弥勒一中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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