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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的回忆之十九

(2020-10-04 09:55:36) 下一个
哭我所在的二连六排,属于全校心照不宣的差排,这可能跟孙老师心不狠手不辣的性格有关,他是教数学的。和排上同学比较下来,我们岁数要小些,而本地同学估计是上学晚,岁数偏大,样貌上也是成熟些。农村学生也要早熟些,校园恋爱层出不穷。我排有一对校园恋人还被开除了。男的好像是姓昂,撒尼族人,女的叫做何淑华,是个小美女,我发现,撒尼人姓昂的较多,阿细人姓黄和毕的较多。我排有个阿细女生叫毕凤仙的,也是美女一枚. 据说,当年李自成的残部之一溃退到了弥勒,其中还裹挟有明朝北京皇宫里的宫女,这些人散落在弥勒深山里后,想必也是和当地人开枝散叶,后代都沾了宫女美丽的基因。遗传基因难说,你说咯是嘛?
这个时期的弥勒一中,三天两头的招工,一哈是红河州歌舞团,一哈是江边林业局,一哈是红河州运输公司,等等。当然没有我们“小昆明”什么事。只是在这一过程中,我排暴露出一个百万分之几的“奇葩”!值得一提。这个人叫王银宝,像是县城里人士,他在招工体检时,差点没把医生吓死!这个医生用听诊器例行性的听他心音,结果发现心音很弱,猜测是位置不对,赶忙往左移动,这下坏了,更发听不到心音了!急忙抬头看王银宝,神闲气定好得很啊!结果,这才发现王银宝的心房长在右边!
就在我们正式融入弥勒一中不久,五七干校也发生变化了。 不知道的原因,五七干校解散了。当时,省里一共四个省级五七干校,最后只保留了一个第三干校,其位置在滇南的蒙自,这地方同时也是农垦三师的师部。省第一五七干校解散了,这么些干校学员拖家带口的咋办呢?就地疏散下放喽!一共两个点,一个是弥勒县城往南二十公里的新哨公社,一个是路南县的红卫公社。当时有传言说,这些五七干校的站错队干部,全部户口转到地方,粮食关系也是当地粮管所掌控,一年过渡期以后,与当地公社社员一样靠苦工分过活,成为贫下中农当中的一员。我家被分配到大砂冲生产队,其位置在新哨公社东边,靠近东山脚下,有条县级公路从门前通过,可以去到文山州。除了我家之外,分配到大砂冲生产队的还有:公交政治部杨涛家,省委党校石医生家,还有历史研究所余正坤阿姨家。没有拖家带口的,有老八路周凯家夫妇,统战部李涛松,他后来又搬去了大砂冲去往新哨公社路边的五七队,这是从山里移民过来的瑶族村寨,养的狗狗很凶的。我们每回去新哨公社赶街,都怕路过五七村被狗追着咬。还有和我家一起分享贫下中农老杨家楼上粮仓的党校体育教师罗家佑和教育厅的郭松涛?记不准他名字了,只记得是山东人,好喝口酒,每每下地劳作回来都要先从床底下摸出酒瓶来咂两口,解解乏。还有两个年轻干部,一个是文联的画家张铁军,其父据说是当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副司令员哦!一个是团省委的李云堂。最后就是刘御,曾经在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任过职的老革命,那时候还没有解放,属于监督劳动之列。
我家和罗家佑以及郭涛松二人,分享村里老杨家的楼上,这里按照村里人的习惯是作为粮仓用的。估计,那荒年粮食不多,楼上房间用不完,所以就容纳了我们一家和罗,郭两个单身。老杨家进门就是个怼窝,那是当地农村传统的舂年糕,云南人叫做“糍粑”的用具。左手边有两间土坯平房,第一间分给李云堂住,第二间成为了我们几家人共用的厨房。在往旁边,有一间像是烤烟房的土坯建筑,住着在我们之前就搬来的高姓一家,一个中年妇女带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说是个旧人,因为林彪的疏散令,来此定居。更多情况无从知晓,因为我们彼此都戒备着对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房东老杨显然属于村里的大户,不是说他多有钱,而是他家空房子多,一家伙容纳了这么多外人。他家上有老母,下有两囡一儿,儿子小名“小虎子!”老杨两口子显然都是全劳力。他们家除了那条白色母狗一开始强烈不欢迎我们这些外人外,老老小小都是持欢迎态度的。估计干校总部有给这两个公社一笔安置费也未可知哦!杨房东还有个兄弟,在我们定居一段时间后,回来了,有次相亲,在楼下摆酒,喝的是弥勒县特产甘蔗酒,那个香甜的酒味直冲我们楼上,把个郭叔叔的酒虫惹馋了。他家位置地势高,在我们住的二楼,推开传统雕花木格窗,可以看出去很远的田园风光。
除了五七干校分来的插队干部之外,村里还有几个知青,因为家是县城里的,所以叫做“回乡知青”。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班主任孙传熹老师的儿子孙红卫,还有个女知青,叫做王什么的,因为感情受刺激,痴呆了,村里人都喊她“桃花疯”,没有任何攻击性,就是发病时,成天在村里道路边站立,见到小伙子就嗤嗤傻笑。插队干部和回乡知青之间也没有什么来往,只有单独居住的画家张铁军似乎和孙红卫他们有些来往,他们似乎找他请教些美术上的问题。而和本地村民,李云堂似乎最要接近,毕竟他是昆明附近嵩明县人士,天然与村民搞得拢,隔三岔五在家请要好村民喝小酒,席间总免不了要交流些彼此的御女之术。因为就在我们厨房隔壁,我有时作陪,不免听得来面红耳赤,这就是我的青春期两性关系启蒙之一。
离开了五七干校最大的不方便就是没有食堂,需要自己开火了。所有大砂冲的插队干部,恐怕只有杨涛家是做饭的行家里手。他家夫人彭阿姨,估计在干校期间都是自己做饭为主,干校食堂为辅。所以,一开头插队那几日,包括我们家在内,都是到杨家搭伙。他家和石医生一家三口,泰语翻译余阿姨一家母子两,分享了村中地主家,这家地主似乎要比我们在过的红石岩那家有钱点,门前还铺了段石板路。离地主家不远住着在过延安的老革命刘御。因为只有杨小栗和我在读弥勒一中,所以,我两成为了好友。周凯家也是在村中单住,他家的小儿子周南昆从昆明来过探亲,他是新村小学我们一个年级隔壁班的,我在昆明二十三中时隔壁排的同学,在云南翻胎厂学工时,没少受我们欺负,只因为他尽管长得高大白胖,但说话带有娘娘腔的嗲音。他住不几日还是回昆明上学去了。
我是彻底回不去昆明二十三中上学了。这里有个插曲,我走的时候居然没有去办转学手续,后来,新来的彭老师居然认识我父亲,曾经也是机关同事,他不辞辛苦地修书一封致信我父亲,说我有长达半年不曾上学,恐面临被学校开除风险。我老爸接信后,不免自责不已,我忘了去办退学或转学手续情有可原,他也忘了就不应该。赶紧着回函一通,告诉彭老师事情原委,请他代为办理相关手续。后来,彭老师成为了昆明二十三中副校长。
我兄弟最惨,来到新哨公社还是入读三年级,因为那个小学就只有一到三年级,放学回家要走五公里,还要担心被途中五七村的恶狗追咬。当然,惨的不止我兄弟,杨小栗家两个妹子不也是一样?我和杨小栗不惨么?我们大砂冲距离弥勒一中二十多公里,从学校回家一次,全靠步行,一走就是一天,到家都是疲沓嘴歪,有气无力,睡一觉起来,得!又该返校了。我父亲不惨么?又当爹来又当妈,四十几岁的中年人还要学会煮饭炒菜,洗锅刷碗,缝补浆洗。刘御不惨么?孤身一人,生活用水都摄取艰难。村口有个水塘,全村人畜吃喝拉撒都靠它,旱季水浅水质越发污浊。我们年轻有气力的都是穿过公路,去离村子有一段距离的山脚下摄取地下水,这对老头刘御来说,就是难于承担之重。老人家是用两只瓦罐权充水桶,用绳拴在瓦罐耳朵上,用扁担挑起,在村民眼里绝对是惨不忍睹。
实际上,插队干部人人都难,所谓“由简入奢易,由奢入简难。” 此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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