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像我们这种小鬼当家的不在少数，但我家比较特殊的是，有钱的小鬼当家。父亲下五七干校之前，带我去见过李健尧，这个长着一张马脸的人，文革前好像是省委保卫处的，答应了会把父亲每个月的工资如数转交给我。一开始，拿到父亲的工资感觉是太多了，用不完的样子，所以，我还跑去羊市口中国人民银行开了个储蓄户头，存了有一百多块。后来，渐渐的就不存钱了，感觉不够花了，结交人多，要款待，那时节，有多少人饿肚子？而我家，常有食客出进，大孩子骑上我家妈的女式单车，后边衣架上夹着我家的大铝锅，晚上跑去南屏街东来顺买夜宵，我等众人分享。我一般每次领到父亲的工资，都要给我弟弟两块，他根本不用，也用不上。到后来，我钱花光了还要问他要回这两块。那时候，小白帽从乡下农场回到昆明，因为他跟父母闹翻了，孑然一身，也是来到我家，吃住免费，他在外应该也是没有混好，衣服都是穿到洗得发白，衣服没有换洗的，也是借用我的。还有各种剁霸或者工纠队来我家做客，不是平原君貌似平原君，乐善好施，拿着父亲的薪水充大方。
时间来到了1969年秋，昆明开始了“复课闹革命”，我们小学生从小学六六级，小学六七级到我们小学六八级, 三个年级攒起来一块进入了初中，我们新村小学这三级毕业生全数进入了昆明23中。
昆明23中在文革期间的雅号是：鸳鸯成对！也就是学生早恋而闻名。
不晓得为什么要把我们分进这所中学？当然，那时候是公开的要掺沙子，即：要把干部子弟打散开来和工农子弟混在一起。那时候，全国学习解放军，学校年级叫做连，班级叫做排，我记得我当时所在六连二排，新村小学来的男生就只有三人，我和我班同学孟宪勇，还有四班的秦卫江。女生估计也就是三人，记得有位姓任是新村小学二班还是三班的女生。其他同学都是华山小学和翠湖小学的平民子弟，从占比来说，掺沙子不可谓不彻底。才开学那阵乱得很，停课那么长时间放了野马，现在要上个笼头还真是不易啊！校园打架天天发生。记得有一场是发生在一连，也就是原小学六六级，其中一人是省委交通股司机子弟，姜荣，两个男生竟然都是习武之人，而且又都是习得八卦掌，那个架势一端，这种打架着实罕见，只见两人蹲着马步，抬着双掌，开始绕圈子，越绕越快，只听得一阵“噼噼啪啪”肉响，须臾之间闪开，只见有人已经见红，嘴角淌血了。
所谓复课闹革命，无非就是把在社会上鬼混的男孩女孩聚拢在学校里混。我排的班主任是个瘦小干瘪的小老头，也许他年龄不大，只是看着显老。也不知是哪里人士，讲一口口音很重的方言，而且每次讲话都要嘶吼，很努力的样子。但是根本管不了我们。一开始都是学军，每个排来一个小兵，教我们稍息立正齐步走。后来又是学工，全数弄到黑林铺汽车翻胎厂，住在邛竹寺山脚下的临时搭建工棚里，我被分配到厂木工组学木匠，这个我倒有些兴趣，只可惜时间短只学会了拉锯的手势。住在工棚里的我们一个连，可是飞天神王的我们恶作剧的大好战场。一到晚上收工回到工棚，宿舍里乱作一锅粥，打架的，吵架的，报告被霸凌的，报告失窃的，可怜我们班主任，在昏黄的灯光下，被身高几乎和他一般高或者比他高的学生围着，七嘴八舌，有真需要帮助的，有插科打诨的，还有人突然就关了灯，黑暗中把老师和围着他的学生都推倒。然后，听那班主任声嘶力竭追问谁干的取乐。仅仅是工棚内部闹闹不过瘾，要去户外装神弄鬼，一个个手持钢钎，铁锨，跑到上山的路边吓唬行人，拿出一副“此路是我开”的架势，经常让那些上山捡菌或者朝拜的香客，吓得一愣一愣的，都是敢怒不敢言急速通过。学农就是全体乘坐小火车跑去安宁连然镇农田里面拾稻穗，我那次还因为迟到，只好自己一人跑去麻园乘坐小火车追到安宁去。稻穗没有捡多少，当地农民手编的草鞋，八分钱一双倒是买了几双，那年头这种草鞋时髦得很哦。
逃学逃课则为常态。我记得秦卫江好像就没有参加过上述三学活动。那时候，他老爸秦基伟应该是已经被贬到西藏军区了，他家也被撵出军区司令部大院，搬到了军区第三招待所里。后来回校开课他倒是来了。记得有天要选班干部，名额只剩最后一个，秦卫江就建议我上，然后，女生那边就不通过，而是要选孟宪勇上。孟宪勇家老爸是大院食堂管理员，他本人也是老实本分不调皮那种，所以女生喜欢他做班干部。结果，班主任在黑板上画正字，我就没有几个正字。所以就通过了选举任命。结果，秦卫江就不干，鼓动一班男生要求重选，不这样的话，休想放学，说着就把教室门堵起来，放学铃响了也没用，就是不选上我不罢休！班主任和女生们最终屈服，把我选上了红卫兵班干部。那时候，班上那些其它小学来的男生，应该也都知道了秦卫江的家世背景，一个个都还怪听他的，不消说也没人敢惹他。
我记得有次是什么庆典？还是庆祝党的九大召开？我们参加了在昆明检阅台广场的拼字表演。我的个天啊！每人要穿白衬衣，蓝裤子，带小板凳，手举颜色牌。那日天气晴好，阳光灿烂。几个小时排演下来，坏了，腹痛便急。你想想，几千人在广场，就靠几个临时垒起来的露天厕所，根本就供不应求。我着急忙慌的想要杀出重围，去到广场外围的公厕解决内急，可还是挡不住一股热流，旧的折磨没了，新的尴尬来了。泻肚子全屙裤裆里了！害得我再也不敢找公厕，也不敢跟同学搭话，小步小步磨蹭回家洗屁股换裤子去也。这就是我对文革期间劳命伤财的切身体会吧！
记得像是五月里的一天，黄昏掌灯时分，我在家听到有人扔石头击打我家外墙，一开始还以为是对面军区政治部的孩子们石头战又开始了，接着听到有人喊我名字，这才敢探头到纱窗前观看，只见秦卫江一人站在大院围墙外，向我招手。问他啥事？他说要等到我家再说。真是不速客啊！没有想到他会不请自来！等他从大门走进大院来到我家，才知道他因为与军区三招的哨兵发生了纠纷，也就是哨兵成天看见他出门进门的拽得很，加上知道他家老爸失势中，他家母亲也被下放弥勒五七干校，自然的就想要整他，说好了次日要在三招开会斗争他。他无奈只好跑出来避避难。我敢说这是他这一辈子人生最大的磨难。还巧了！我家只有我和弟弟，而我又是他唯一瞧得起的同班同学，没有什么二话好说，就住在我家了呗。没得说，我自然是倾其所有，因为他是仓皇出逃，来到我家是两手攥空拳，正好我两身高也差不多，衣服就权且穿俺的，食堂饭菜吃不成，咱叫人跑外买，我印象最深者是在大院小卖部买五块一包牡丹烟，这已经是我当时所能搞到的最高档香烟了。就这我看他也抽得勉强。看他抽烟的架势，估计是见多了他老爸的架势，不自觉地潜移默化吧？那派头十足的官样啊！就这么着，秦卫江在我家避难大约十多二十天吧，直到他弟弟找来说，当兵的不再要求批斗他了，可以安全回家了。临走时，秦卫江也是动了感情的，对我兄弟二人提供避难所免费供养，为表示感激，套用了当时样板戏中的戏词，说等他来日发达当了司令，一定给我兄弟二人个师长，旅长干干。哈哈哈！
他这张空头支票我一直记着。
避难之后有一次，秦卫江邀约班上几个要好的男生去他家玩，本来主要是邀请我的，我因为送我弟弟去弥勒县东风农场五七干校我父亲处，逃课几日没有参加。据他们去过的几个班上男生说，秦卫江家住在招待所几间平房，家里的抽屉要么装着鹿茸粉，要么装着现金，一拉抽屉现金就会弹起来，他几个见状立马扑上去哄抢，可见其多。作为平民子弟他们印象颇深的就是这些。至于有没有人顺手牵羊，就不得而知了。显然的，比起在司令部大院的独门独院，秦卫江家住招待所的确憋屈得很。他跟我说过，在他爸没有倒霉的时候，他在家里是把五分钱的镍币中间穿孔用铁丝串起来，就像古代铜钱一贯贯串起来，吊在树枝上当作枪靶来打。
后来多少年后，无意中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他在河北石家庄怒砸洗浴中心。我觉得像是我的老同学所为，从心里为他点赞，像极了我所认识的敢做敢为的秦卫江。以后，一直就想要联系他，顺便说说当年的支票兑现一事。2010年我回去昆明陪我老父亲过晚年。正好有时间寻找他，怎奈何侯门深似海，军区的大门那么容易进么？后得一朋友点播，他堂堂南京军区副司令，你一封特快专递他总要签收吧？或者他秘书总要签收再转交首长吧？这不就找着了？！结果，我发了寄南京军区司令部秦卫江收的特快专递，果然七八个小时后，我手机就有短信响起，收件人秦卫江已经签收。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后来，我听前新村小学发小们说，秦卫江不如他弟弟秦滨江念旧。79年跟越南发生边境战时，他哥两都回到了昆明，他当时是某坦克旅旅长，他弟是某团团长。结果，滨江还在百忙之中抽空约见了新村小学的同班同学，而他真没有让任何人或者只有他们当年军区子弟小学班知道？ 一直到，2012年我们新村小学六八级举办五十周年同学会，他老兄居然来了，而且，毫无官架子的和众位同学一样，颈系红领巾，屏退了秘书和警卫员，从不拒绝合影留念，并且从不站C位！要知道他可是堂堂中将哦！据说大会组织者曾经安排有首长致辞一节，也被他婉拒。按照中国体制内礼节，一个中将的到访，哪怕是处理私事，省委书记势必要来拜见。如此低调，难得难得。我曾当面问他怒砸洗浴中心一事，他本人亲口否认。说起我曾经寄给他的特快专递，是否有些太突兀，这么多年没有音信，有没有吓到他，他当即正色回道：怎么会被吓到呢！显然的，当年他的空头支票儿戏尔，当不得真啊！
我和秦卫江的照片就不上传了。没错，我搂着中将照的，笑得就像朵烂柿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