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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的回忆之七

(2020-07-12 12:06:14) 下一个
母亲对于文化大革命是全身心投入的,正如1957年那次一样,她也是听党的话,给党提意见,然而,借用北海传销组织非常时髦的一句话:听党的话不错,重要的是还要听得懂党的话!结果,她没有听懂党的话!提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农村饿死人!结果,她成了出洞的蛇,被定成中右!因为是在《中国工人日报》这样的新闻单位,大右派自然不少,她一个图书资料员,可不是个小土豆还咋的?对她们这一类人的惩罚就是,离开北京!我父亲倒好,生性谨慎,知道祸从口出,言多必失,他听懂了党的话!啥意见都不提。结果,啥事没有!还要官升一级。晋升行政14级,也就是准高干!不过,当时年轻的他,觉得来日方长,官升一级应该机会大把,就这么着,把晋升级别让给了资历比他老,能力比他差的老同志。结果他哪里知道,这一让就二十几年再也没有机会了。我妈晚年跟他磕磕碰碰,这是理由之一。为了爱情,父亲毅然决然陪同母亲调离北京,放弃了他大好的前程!当时上边对于报社这些小右派还是仁慈的,给了三个省会城市供她他们挑选:杭州,福州和昆明。结果,昆明的市长何波最先来到北京中国工人日报,用他的外省人亲身体验,通过介绍云南十八怪异域风光来打动这些年轻人。对于我父母来说,何波以一个河南老乡的现身说法,杭州话你们听得懂?福州话你们听得懂?昆明话我们北方人听得懂!为嘛这样说?因为,那是当年吴三桂及其子弟兵带去的山陕方言啊!于是乎,当时有三十几人选择了昆明,有成家拖家带口的,也有单身小青年,就这样离开了北京,我家是变卖了家具,乘上了京汉线列车,因为当时云贵高原不通火车,所以又换乘了长途客车,据说还是顶上架着煤气包那份,我当然不可能记得喽!才两岁多些,一路上基本都是在叔叔阿姨的怀抱中酣睡,自然错过了云贵高原的风情地貌,包括后来鼎鼎大名的九转十八盘山路!
现在母亲先是极力怂恿父亲参加文革,父亲在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后,认为这回毛主席是玩真个的,不再是1957年的阳谋。因而终于趟了这场浑水后,他又看不上母亲参加的八二三,而是加入了炮兵团。可想而知,家里面有两派,辩论还少的了么?与此同时,为了让她那个远嫁在广东番禺的大姐,作为遣送回她丈夫原籍的前国民党大官太太,也来关心国家大事,她就把身边能够收集到的资料,包括油印传单和造反派小报在内,统统打包邮寄过去,为的是让她那个随丈夫回到原籍乡下劳动改造的大姐,多少也知道点国家大事。她哪里知道这些玩意在当时的中国之外,是各国情报机构争相收集的情报,在香港是可以卖大价钱的!显然,她的大姐懂。
从我多少年后无意中在父母家卫生间,看见母亲撕毁的日记,她因为节俭,手纸就用废弃的纸张替代,其中就有这样一段写道:“今天早上上班,进入资料室后不一会,就见小马和小侯进来,一边一个架起了我的手臂。我还以为是恶作剧,说:‘你们开玩笑也别这样过分好不好?这么大力气!’" 就这样失去了人身自由,被软禁在潘家湾云南省人民广播电台,她上班的地方。一开始,母亲如坠五里雾中,这是咋的啦?老娘一不是走资派,二不是反动技术权威,把老娘抓起来和牛鬼蛇神走资派反动技术权威关在一起,这这这玩笑也忒大了吧?同志哥!结果,那些抓她的造反派,她的前战友们怼她。“牛吃菠萝菜,你自家心明白!”她就是不明白!后来,军代表审她几次都是往特务嫌疑方面引诱,她就警觉起来。要知道,在当时广播电台是党的喉舌,早早就军管接手了。人人都知搞政变的,占领了广播电台,事倍工半矣。所以对于特嫌相当紧张,问题是我母亲从来都是胸襟坦荡,心直口快的人,他们绕山绕水,今天问谁是你的上级?明天问谁是你的联络人?莫名其妙的叫她从何招来?随着他们耐心的一天天丧失,终于问我母亲可认识孙映壁么?接着把边防截获的信件往她面前一摔!这下,我母亲才知道了,她大姐把母亲寄给她学习文化大革命的报章资料,统统转手邮寄香港某地址换钱,结果被边防驻邮局检查站截获,顺藤摸瓜找到了国民党中将婆,一审就交代是身在昆明妹子寄来的,然后,如果是其它的单位也就罢了,一听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工作,这可是一级保密单位!这还了得!立马的通报了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军管会。军管会当然如获至宝,看看看,这阶级斗争就在我等眼皮底下哦!联想到我母亲这个曾经的右派,成为特务之间倒也顺理成章哟!趁文革内乱也跳出来和境外组织互通情报。我那个从未谋面的大姨妈,由于出身因而生活拮据,尽管她无所出,但听我母亲说,她领养过儿子姑娘,长大后都参加了解放军,最后儿子还当到了广州某军医院政委!估计也是划清界限之类,她的儿女们都不养她,反要靠我母亲,她同父异母妹子不时地接济。听我母亲说,潘前中将有个侄儿在昆明,文革前还来电台找过她认亲,我母亲留他在机关食堂午餐招待,之后再无联系。她大姐所居地处港澳边境,闻听境外高价收购文革内地小报传单,现在有这个妹子主动邮寄小报传单,换钱来花岂不美哉!当然,当地公安整她没有多大油水,一个原国民党高官的老婆,家庭妇女而已。整我母亲应该会有收获。接下来,一天傍晚,一辆黑色轿车,就跟上海滩电影里特务所乘一模一样,最近大院里抄家常见的,悄无声驶到乙栋正门,车上下来三人,内中一人我认得应该是省共青团学校的造反派,我们正在玩耍的小孩子自然要围拢过来围观,结果,当我听见来人是问我家住在几楼时,当场是惊心动魄,天杀的,这不是要抄我家了么?立马的我就作鸟兽散,飞也似逃了。结果,没想到我弟,当那些小伴喊着我弟名字时,说有人找我家时,他就像欢迎远方来客一样,欣然带领三人上楼奔我家而去。我在远处看见,恨我兄弟恨得来牙痒痒!也不想想,他一个九岁娃娃,真不知道来人意味着什么?具体抄家过程我还真不知道,总之,我回去过家里一次,只见遍地物件纸张书籍,抽屉是都打开来,然后把里面内容倒扣在地板,所有有门的家具和壁橱完全敞开,真真是一片狼藉。父亲当然是积极配合,帮着翻箱倒柜,弟弟则以为是要搬家,在地上摸东摸西,甚是开心。我立马的就又溜了,躲到三楼公共阳台,应该是哭了。对比强烈啊!从来都是我看别人家被炒,结果,今天我家被炒!真真羞耻啊!被抄家的都是什么人啊?地富反坏右臭老九。回想起来,前几天我母亲失踪之后,我父亲就开始清理私人信件之类,倒还真有先见之明哦。我清楚记得有次在我兄弟床褥下边,我翻出外公写给母亲的信,其中说道有在4几年一日夜里,几个陌生人来敲门求借宿,其中一人自报家门叫杨虎城,云云。也不知这信销毁了还是抄走了?后来,从文革结束退还的抄家物品来看,退回的主要是英文版的《圣经》和我母亲在教会学校的英文教科书以及她的医学专业书籍,其它我曾经偷偷撬开壁橱偷看过的文学名著,主要是俄罗斯名著中文版全都不见了。就这样,我冤屈的母亲被剥夺了人身自由长达五年之久,后期真正是住在牛棚,第一次获得回家半天的假期,也是因为后来我父亲被下放五七干校,家中只有我兄弟两,军代表开恩,回来也是忙着浆洗缝补,临走把手腕上的俄罗斯手表褪下来,郑重交给我,叮嘱我作为一家之主,要掌握时间,带好弟弟,好好做人。然后洒泪离去,我兄弟追出去依依不舍。这里必须说明一下,我因此成为省委大院第一个戴手表的孩子。说明那荒年省委大院的家属们都是节俭低调的,并非像现在的新贵官员和家属们那样炫富而高调。我们后来获得探视母亲机会,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的造反派通知省委造反派,叫我们给母亲送过冬衣物。那是潘家湾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大院里一间平房,我兄弟二人对站岗卫兵和传达室说明来意后,母亲被传唤出来,衣袖上触目惊心的佩戴着白袖套。带领我兄弟二人来到一间平房,看摸样以前应该是办公室。这里住的除她之外,还有一位姚姓阿姨,是原先的电台台长还是副台长。整个气氛相当压抑,说话绝对是耳语,看管她们的电台造反派叫做王福,是个老粗工人出身,居然还来告诫我兄弟两见到母亲要劝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感觉母亲和姚阿姨相当怕他。母亲和姚阿姨去食堂买饭后,我才发现门背后竖着的标准罪名牌,赫然用黑墨汁大写着:美蒋特务孙映芳!母亲的名字是倒过来写的,以视被打倒了,天晓得母亲脖颈上挂着这个劳什子被批斗了多少次?不敢想。羞辱屈辱百感油然而生。后来,我们兄弟两探亲完毕离开时,弟弟哭得可怜。我当时就凶他,千万别再那些造反派面前哭,要哭找个没人地方哭!正如当时八大样板戏之一《红灯记》唱的那样,仇恨的种子在我幼小的心里发芽了!后来,母亲第二次获准回家半天,已经是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的事了。她在单位私牢写了冤案申述一大叠,趁此机会跑到当时云南省革委会主任周兴家,这时周已经住在原赵建民家大院了。我陪母亲前往,但是到了路口母亲就不要我再陪她,她独自一人在11月深秋的晨雾中,踽踽独行前往深深的独家院道路走去,结果,卫兵自然是挡驾的。看到孤立无援的母亲抹着眼泪返回,少年的我那时候除了恨得牙痒痒,也是屈辱得热泪潸潸。这就是文革当中我母亲的冤假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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