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万里路看世界
忠实记录所行所见所闻所感。
正文
母亲对于文化大革命是全身心投入的，正如1957年那次党内整风运动一样，她也是听党的话，百家齐放，给党提意见，然而，借用北海传销组织非常时髦的一句话：在中国听党的话不错，重要的是还要听得懂党的话！结果，她没有听懂党的话！提到了她老家三年困难时期农村饿死人！结果，捅了毛的马蜂窝，她成了出洞的蛇，被定成中右！因为是在《中国工人日报》这样的新闻单位，大右派自然不少，她一个小小图书资料管理员，可不是个小土豆还咋的？对她们这一类人的惩罚就是，下放，离开北京！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毛主席的身边岂能住着赫鲁晓夫似的人物！
我父亲倒好，生性谨慎，知道祸从口出，言多必失，他听懂了党的话！整个整风期间，啥意见都不提，当个听众。结果，整风，反右结束，啥事没有！还要官升一级。晋升行政14级，也就是准高干！不过，当时年轻的他，意气风发，觉得来日方长，官升一级应该机会大把，加上，现在的我估计，有人求他帮忙，就这么着，把晋升级别让给了资历比他老，能力比他差的某老同志。然而，他哪里知道，这一让就终身再也没有机会，临到离休时，组织上安慰性的给了个享受副厅级医疗待遇。我妈晚年跟他磕磕碰碰，这是理由之一！那么大个报社，有几个人让级别的？就你高风亮节？落了个什么好？
接下来，为了爱情，父亲，已经担任《中国工人日报》报社工业报道组组长高位，毅然决然辞职，陪同右派母亲待业调离北京，放弃了他在报社大好的前程！你说这不是爱情是什么？那荒年，反右之后，夫妻离婚是风起云涌，司空见惯，划清与右派的界限，更换老婆或老公，是再时髦不过的借口。父亲太难得，为了真爱，他选择了牺牲仕途和政治风险！这里应该有掌声！
当时上边对于报社这些小右派还是仁慈的，给了三个省会城市供她他们挑选：杭州，福州和昆明。结果，昆明的市长何波最先来到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中国工人日报》，用他的外省人亲身体验，通过介绍云南十八怪异域风光来打动这些年轻人。对于我父母来说，何波以一个河南老乡的现身说法，试问：杭州话你们听得懂？福州话你们听得懂？可昆明话我们北方人听得懂！为嘛这样说？因为，那是当年吴三桂及其子弟兵带去的山陕方言啊！于是乎，当时有报社三十几人选择了昆明，有成家拖家带口的，也有单身小青年，就这样离开了北京，我家是变卖了家具，乘上了京汉线列车，因为当时云贵高原不通火车，所以又在贵州换乘了长途客车，据说还是顶上架着煤气包那份，我当然不可能记得喽！才两岁多些，一路上基本都是在叔叔阿姨的怀抱中酣睡，自然错过了云贵高原的风情地貌，包括后来鼎鼎大名的九转十八盘山路！
现在母亲先是极力怂恿父亲参加文革，父亲在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后，认为这回毛主席是玩真个的，不再是1957年的阳谋。因而终于趟了这场浑水后，他又看不上母亲参加的八二三，而是加入了炮兵团。可想而知，家里面有两派，辩论还少的了么？与此同时，为了让她那个远嫁在广东番禺的大姐，作为遣送回她丈夫原籍的前国民党大官太太，也来关心国家大事，她就把身边能够收集到的资料，包括油印传单和造反派小报在内，统统打包邮寄过去，为的是让她那个随丈夫回到原籍乡下劳动改造的大姐，多少也知道点国家大事。她哪里知道这些玩意在当时的中国之外，是各国情报机构争相收集的情报，在香港是可以卖大价钱的！显然，她的大姐懂。
从我多少年后无意中在父母家卫生间，看见母亲撕毁的日记，她因为节俭，手纸就用废弃的纸张替代，其中就有这样一段写道：“今天早上上班，进入资料室后不一会，就见小马和小侯进来，一边一个架起了我的手臂。我还以为是恶作剧，说：‘你们开玩笑也别这样过分好不好？这么大力气！’" 就这样失去了人身自由，被软禁在潘家湾云南省人民广播电台，她上班的地方。一开始，母亲如坠五里雾中，这是咋的啦？老娘一不是走资派，二不是反动技术权威，把老娘抓起来和牛鬼蛇神走资派反动技术权威关在一起，这这这玩笑也忒大了吧？同志哥！结果，那些抓她的造反派，她的前战友们怼她。“牛吃菠萝菜，你自家心明白！”她就是不明白！后来，军代表审她几次都是往特务嫌疑方面引诱，她就警觉起来。要知道，在当时广播电台是党的喉舌，早早就军管接手了。人人都知搞政变的，占领了广播电台，事倍工半矣。所以对于特嫌相当紧张，问题是我母亲从来都是胸襟坦荡，心直口快的人，他们绕山绕水，今天问谁是你的上级？明天问谁是你的联络人？莫名其妙的叫她从何招来？随着他们耐心的一天天丧失，终于问我母亲可认识孙映壁么？接着把边防截获的信件往她面前一摔！这下，我母亲才知道了，她大姐把母亲寄给她学习文化大革命的报章资料，统统转手邮寄香港某地址换钱，结果被边防驻邮局检查站截获，顺藤摸瓜找到了国民党中将婆，一审就交代是身在昆明妹子寄来的，然后，如果是其它的单位也就罢了，一听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工作，这可是一级保密单位！这还了得！立马的通报了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军管会。军管会当然如获至宝，看看看，这阶级斗争就在我等眼皮底下哦！联想到我母亲这个曾经的右派，成为特务之间倒也顺理成章哟！趁文革内乱也跳出来和境外组织互通情报。
我那个从未谋面的大姨妈，由于出身因而生活拮据，尽管她无所出，但听我母亲说，她领养过儿子姑娘，长大后都参加了解放军，最后儿子还当到了广州某军医院政委！估计也是划清界限之类，她的儿女们都不养她，反要靠我母亲，她同父异母妹子不时地接济。听我母亲说，潘前中将有个侄儿在昆明，文革前还来电台找过她认亲，我母亲留他在电台机关食堂午餐招待，之后再无联系。她大姐所居地处港澳边境，闻听境外高价收购文革内地小报传单，现在有这个妹子主动邮寄小报传单，借花献佛，转手换钱来花岂不美哉！当然，当地公安整她没有多大油水，一个原国民党高官的老婆，家庭妇女而已。整我母亲应该会有收获。接下来，一天傍晚，一辆黑色轿车，就跟上海滩电影里特务所乘一模一样，华沙牌还是福特牌，最近大院里抄家常见的，悄无声驶到乙栋正门，车上下来三人，内中一人我认得应该是省共青团学校的造反派，我们正在玩耍的小孩子自然要围拢过来围观，看是哪一家又要遭遇“革命行动”了！
结果，当我听见来人是问我家住在几楼时，当场是惊心动魄，天杀的，这不是要抄我家了么？立马的我就作鸟兽散，飞也似逃了。结果，没想到我弟，当那些小伴喊着我弟名字时，说有人找我家时，他就像欢迎远方来客一样，欣然带领三人上楼奔我家而去。我在远处看见，恨我兄弟恨得来牙痒痒！也不想想，他一个九岁娃娃，真不知道来人意味着什么？具体抄家过程我还真不知道，总之，我回去过家里一次，只见遍地物件纸张书籍，抽屉是都打开来，然后把里面内容倒扣在地板，所有有门的家具和壁橱完全敞开，真真是一片狼藉。父亲当然是积极配合，帮着翻箱倒柜，弟弟则以为是要搬家，在地上摸东摸西，甚是开心。我立马的就又溜了，躲到三楼公共阳台，应该是哭了。对比强烈啊！从来都是我看别人家被炒，结果，今天我家被炒！真真羞耻啊！被抄家的都是什么人啊？地富反坏右臭老九。
回想起来，前几天我母亲失踪之后，我父亲就开始清理私人信件之类，倒还真有先见之明哦。我清楚记得有次在我兄弟床褥下边，我翻出外公写给母亲的信，其中说道有在4几年一日夜里，几个陌生人来敲门求借宿，其中一人自报家门叫杨虎城，云云。也不知这信销毁了还是抄走了？后来，从文革结束退还的抄家物品来看，退回的主要是英文版的《圣经》和我母亲在教会学校的英文数理化教科书以及她的医学专业书籍，其它我曾经偷偷撬开壁橱偷看过的文学名著，主要是俄罗斯名著中文版全都不见了。
就这样，我冤屈的母亲被剥夺了人身自由长达五年之久，后期真正是住在牛棚，第一次获得回家半天的假期，也是因为后来我父亲被下放五七干校，家中只有我兄弟两，军代表开恩，回来也是忙着浆洗缝补，临走把手腕上的俄罗斯手表褪下来，郑重交给我，叮嘱我作为一家之主，要掌握时间，带好弟弟，好好做人。然后洒泪离去，我兄弟追出去依依不舍。这里必须说明一下，我因此成为省委大院第一个戴手表的孩子。说明那荒年省委大院的家属们都是节俭低调的，并非像现在的新贵官员和家属们那样炫富而高调。
我们后来获得探视母亲机会，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的造反派通知省委造反派，叫我们给母亲送过冬衣物。那是潘家湾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大院里一间平房，我兄弟二人对站岗卫兵和传达室说明来意后，母亲被传唤出来，衣袖上触目惊心的佩戴着白袖套。带领我兄弟二人来到一间平房，看摸样以前应该是办公室。这里住的除她之外，还有一位姚姓阿姨，是原先的电台台长还是副台长。整个气氛相当压抑，说话绝对是耳语，看管她们的电台造反派叫做王福，是个老粗工人出身，居然还来告诫我兄弟两见到母亲要劝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感觉母亲和姚阿姨相当怕他。母亲和姚阿姨去食堂买饭后，我才发现门背后竖着的标准罪名牌，赫然用黑墨汁大写着：美蒋特务孙映芳！母亲的名字是倒过来写的，以示被打倒了，天晓得母亲脖颈上挂着这个劳什子被批斗了多少次？不敢想。羞辱屈辱百感油然而生。后来，我们兄弟两探亲完毕离开时，弟弟哭得可怜。我当时就凶他，千万别在那些造反派面前哭，要哭找个没人地方哭！正如当时八大样板戏之一《红灯记》唱的那样，仇恨的种子在我幼小的心里发芽了！后来，母亲第二次获准回家半天，已经是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的事了。她在单位私牢写了冤案申述一大叠，趁此机会跑到当时云南省革委会主任周兴家，这时周已经住在原赵建民家大院了。我陪母亲前往，但是到了路口母亲就不要我再陪她，她独自一人在11月深秋的晨雾中，踽踽独行前往深深的独家院道路走去，结果，卫兵自然是挡驾的。看到孤立无援的母亲抹着眼泪返回，少年的我那时候除了恨得牙痒痒，也是屈辱得热泪潸潸。这就是文革当中我母亲的冤假错案。
要不是红卫兵到处抓特务，毛主席也不至于半夜解手后还得看看床底下有没有藏着赫鲁晓夫。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