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风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整风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延安整风运动使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和行动的统一得到了共识。

 

1942年春，首先在延安开始的整风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次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人格力量，是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成功实践和伟大创举，对于中国共产党全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中国共产党全党思想和行动的统一，具有极其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首先一致认为加强学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和行动统一的基本前提。1937年11月29日，延安机场纷纷扬扬地飘着雪花。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负责人在这里迎接王明回国。这是毛泽东与王明的第一次会面，在欢迎会上，毛泽东说王明回国是“喜从天降”。但是，王明却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一回到延安就到处发号施令，提出了“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统一战线”的右倾口号，给中国共产党党内思想造成混乱。王明从过去的“左”倾错误又跳到右倾错误，主要原因就是不从实际出发，照抄照搬书本知识，教条地对待共产国际的指示。王明的教条主义之所以仍有市场，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党内大部分同志理论水平不高，不能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革命和建党建军建国的实践。

 

学习是前进的基础。1938年秋，中国共产党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会后，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开展了一次学习运动，强调要把中国共产党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然而，这时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教条主义还在作祟，学习活动并不顺利。1940年3月，王明把自己在1931年所写、集中反映他的“左”倾错误观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重印，并在序言中为过去的“左”倾错误作辩护。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中国共产党的新四军被蒋介石国家剿杀损失惨重。毛泽东痛心地指出，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有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了解经过十年反共的蒋介石”。为了统一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毛泽东要求把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提到中国共产党党性的高度来认识。延安整风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整风学习，解决中国共产党内的思想认识问题，提高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水平。

 

延安整风运动始终以学习中国共产党党中央规定的《整顿党的作风》等22个文件为主要内容，有阅读能力的党员干部逐渐精读，并撰写笔记，《解放日报》等报刊还发表了许多党员干部整风学习的总结和心得体会，形成了浓厚的学习氛围。通过学习和讨论，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大大提升。周恩来在延安整风运动后期指出：“党内思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解放出来，这是毛泽东同志领导整风学习的结果，是思想上很大的进步。”

 

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和行动统一的重要法宝

 

开展自我批评，使犯错误的同志真正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才能达到统一思想、增进团结、提高党的战斗力的目的。早在1941年9月，党中央便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许多人充分发扬自我批评精神，认真检讨了自己在历史上所犯的错误，为在整风运动中开展自我批评树立了榜样。

 

整风运动开始后，也有一些人没有深刻认识到整风运动的真正意义，误以为整风就是整领导。一些单位办墙报，以嘲讽谩骂的方式批评延安存在的某些具体现象，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转移到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上。一天晚上，毛泽东来到中央研究院，借着马灯和火把的光亮看墙报。阅毕，毛泽东认为，这样下去整风学习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并在深思熟虑后指出“思想斗争有了目标”。

 

文艺界思想活跃，暴露出来的问题也比较突出。为深入了解实际情况，毛泽东专门腾出大量时间与文艺界的朋友交换意见。性情孤傲的萧军因为工作中的矛盾想离开延安，毛泽东知道后便与他诚恳交谈，后来又给他写信坦言：“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

 

1942年5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阐释了革命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根本方向。萧军评论道：“毛泽东看问题深刻，文艺界那么多问题，他一抓就抓住了。”座谈会后，文艺界进行了认真的整风学习，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收到了显著成效。

 

整风运动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揭发、批判错误如同医生给人治病，不是为了把人整死，而是为了救人，使犯错误的人变成好同志，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还动员大家把王明、博古选为中央委员，充分体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经过延安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干部端正了思想方法和政治路线，深刻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大路线是非，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马列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和行动统一的根本指针

 

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和行动上的统一，必须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必须有科学的马列理论来指导。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当然，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确立也有一个过程。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就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时，由于王明的回国，进攻中央路线，结果中断了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路线。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据李维汉回忆，毛泽东当时曾表示：“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

 

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是一个重大转折。六中全会前夕，中国共产党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刚从莫斯科回来的王稼祥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口信：“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李维汉后来曾回忆：“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虽然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但因为没有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没有对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进行深刻总结，教条主义的影响仍然存在，所以毛泽东思想还没有立即成为中国共产党全党的指导思想。但是，经过延安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全党通过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史，对中国共产党史上的路线是非有了深刻认识和科学总结，故而自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得到中国共产党全党同志的衷心拥护，大家也开始高度认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任弼时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曾坦率地谈及他对毛泽东的认识过程：“皖南事变后毛对政策的掌握，直至整风中的思想领导，使我产生了佩服和信赖。”邓小平也曾明确指出：“没有那次整风，打败日本侵略者，打败蒋介石，是不可能的。”

 

中国共产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肯定了确立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党的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在此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七大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成熟。

 

延安整风运动为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只要坚持学习、加强理论武装、不断提升中国共产党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水平，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就一定能够把中国共产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实践证明了的。

[yongbing1993]

新中国成立后残疾人权益受保护






残疾人是一个特别需要帮助的社会群体，残疾人问题也是全球面临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根据联合国公布的数字，全世界目前大约有6.5亿残疾人。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实现残疾人与所有人的平等、参与、共享的目标，不仅被看成是各国社会发展水平与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而且是国际社会长期不懈努力的一个方面，它甚至构成了国际政治关系中日益重要的内容。为残疾人服务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个部分，又是社会福利和责任义务。而不是借用残疾人的身分为自己自家个人谋取私利。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后，就对残疾人从政治上获得了和其他人一样的地位，享受应有的公民权利和义务。中国政府公布实施《革命残废军人优待抚恤暂行条例》等法规，对伤残军人等伤残人员的休养、治疗、生活、学习、工作给予特殊保障；建立福利机构和精神病院，收养或安置无依无靠的重度残疾人、残疾孤儿、残疾老人、精神残疾人和残疾军人；兴办了盲童学校、聋哑学校等特殊教育学校，确立了特殊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在农村，对符合条件的失去劳动能力的残疾人由集体经济组织给予“五保”待遇（即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或保教）；在城市，兴办福利工厂、福利生产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探索社会化管理方式，1953年成立中国盲人福利会，1956年成立中国聋哑人福利会，1960年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建立起地方协会和基层组织，残疾人开始参与自身事务的管理。全国城乡劳动就业的残疾人增多，文化体育活动有所开展，残疾人生活初步改善。

官方的新华社北京7月25日电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5日发表《平等、参与、共享：新中国残疾人权益保障70年》白皮书。摘录如下：【残疾人获得平等地位。新中国成立以后，残疾人在政治上获得了和其他人一样的地位，享受应有的公民权利和义务。中国政府公布实施《革命残废军人优待抚恤暂行条例》等法规，对伤残军人等伤残人员的休养、治疗、生活、学习、工作给予特殊保障；建立福利机构和精神病院，收养或安置无依无靠的重度残疾人、残疾孤儿、残疾老人、精神残疾人和残疾军人；兴办了盲童学校、聋哑学校等特殊教育学校，确立了特殊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在农村，对符合条件的失去劳动能力的残疾人由集体经济组织给予“五保”待遇（即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或保教）；在城市，兴办福利工厂、福利生产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探索社会化管理方式，1953年成立中国盲人福利会，1956年成立中国聋哑人福利会，1960年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建立起地方协会和基层组织，残疾人开始参与自身事务的管理。全国城乡劳动就业的残疾人增多，文化体育活动有所开展，残疾人生活初步改善。】

百度：【中国残疾人事业是随着新中国的成立，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残疾人问题，是人类社会的固有问题。但是，在解放前，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奴役，由于经济文化落后，残疾人处于社会最底层，过着沿街乞讨、朝不保夕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关注残疾人的生活，建立残疾人组织，开展生产自救，残疾人工作逐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残疾人也由沿街乞讨、流离失所转由政府收养救济。残疾人和全国人民一样成了国家的主人，有了政治权利和基本生活权利。农村残疾人分到了土地和生产工具，参加了互助组、合作社。城市残疾人在政府支持下组织起来生产自救，举办小型多样的手工业合作社、组，后来发展成为福利工厂。一些无依无靠的残疾人、残疾孤儿、残疾老人，分别被安置在陆续建立的儿童福利院、社会福利院和敬老院。50年代中期，残疾人福利工厂、伤残人福利院、荣军疗养院、精神病院等相继出现。汉语盲文和聋人手语工作开始建立，中国盲文工作者黄乃参照路易·布莱尔盲文体系，设计了汉语盲文方案，经教育部批准在全国推行。盲人按摩医疗、盲人聋人康复工作、残疾人文艺体育工作也陆续起步。

1953年，经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中国盲人福利会。

1956年12月，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成立了中国聋人福利会。
“两会”团结合作，协助政府开展生产自救、特殊教育、康复医疗、文化体育等社会工作。

1954年，创办《盲人月刊》。

1957年，举办中国首届青年盲人田径运动会，聋人田径、游泳运动会，有上千人参加选拔赛，活跃了残疾人文化体育生活。

1958年，选派盲人运动员参加了国际盲人田径运动通讯比赛，当时盲人的个别项目已接近国际水平。

1960年5月，召开全国盲人聋哑人第一届代表会议，将前述两会合并，成立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

1960年5月召开第一届全国盲人聋哑人代表会议时，周总理、朱德委员长、邓小平、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并照了相。周总理、董必武、叶剑英、谢觉哉等领导人还多次视察聋哑学校与福利工厂。】

《五保户残疾人生活在毛泽东时代》：所谓《五保》，主要包括以下几项：保吃、保穿、保医、保住、保葬（孤儿为保教）。

《五保户制度》是指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农村人民公社里的社员中的一个特殊人群，这种《五保户制度》的设立体现了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用法律来保护老人、儿童、残疾人、军烈属家庭和无劳动力家庭的一贯原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农村人民公社集体化和人道主义的具体体现。

《农村五保户供养工作条例》中的五保供养对象，主要包括农村人民公社里的社员中符合下列条件的老年人、残疾人和未成年人。五保户对象指在农村人民公社里的社员中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扶养义务人或虽有法定赡养扶养义务人，但无赡养扶养能力的老年人、残疾人和未成年人。符合者发给个人《五保供养证》。

具体是指老年、残疾或者未满16周岁的人民公社的社员，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又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的，享受农村人民公社里的五保供养待遇。

五保户对象的确定：应当由本人申请或者由农村人民公社里的委员会提名，因年幼或者智力残疾无法表达意愿的，由农村人民公社里的生产小队干部或者其他社员代为提出申请，经农村人民公社里的委员会审核公告，报县人民政府审核、核实、批准，发给《五保供养证书》，凭《五保供养证书》享受五保待遇。

具体享受五保的待遇有:（1）按计划供给的粮油和燃料。（2）按季节供给服装、被褥等用品和零用钱。（3）提供符合基本条件的住房。（4）及时治疗疾病，对生活不能自理者有人照料。（5）妥善办理丧葬事宜。（6）五保对象是农村人民公社里的五保供养对象未满16周岁或者已满16周岁仍在接受义务教育的，应当保障他们依法接受义务教育所需费用。（7）农村人民公社里的五保供养对象的疾病治疗，应当与当地农村人民公社的合作医疗和农村人民公社或县里的医疗救助制度相衔接。

农村人民公社的五保供养经费不得低于本地区农村居民上一年度人均纯收入的60%。农村人民公社的五保供养标准不得低于当地村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并根据当地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平均生活水平的提高适时调整。农村五保供养标准，可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在本行政区域内公布执行，也可以由设区的市级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制定，报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备案后公布执行。
国务院民政部门、国务院财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农村人民公社五保供养标准制定工作的指导。

实行集中供养和分散供养相结合。根据五保对象的意愿，可吸收五保户入敬老院集中供养，五保户入院自愿，出院自由。实行分散供养的，应当由农村人民公社政府或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的集体经济组织、受委托的抚养人和五保对象三方签订五保供养协议。

不仅是医疗，在教育、住房、残疾人工作方面，新中国的毛泽东时代执行的政策都是追求一个核心《普及率》。一切服务都是免费的提供服务, 不存在中间商资本家赚钱的说法。

在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农村人民公社时代，人民公社里的所有社员们看病都是农村人民公社的合作医疗, 赤脚医生制度。是受国家及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保障的，对于国家干部和城市居民实行“公费医疗”制度。这是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基本政策。说是“公费医疗”，其实也是有一部分费用需要个人承担的，公费只承担看病费用的大部分，对于那些有突出贡献的人，立过一等功的人，有英雄称号的人，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的人以及军人国家干部则是全免费的。

在毛泽东时代，农村人民公社里的社员群众看病的费用是很低廉的。例如当时有社员曾经患黄疸型肝炎，这是比较一般的疾病，但是全部治疗的费用是几角钱，十几付中药就彻底根除。这是什么概念呢，一个普通工人月收入的几分之一。为什么毛泽东时代医疗费用这样低廉，这应该主要归功于在那个时代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那时候医疗工作者都是人民群众中一分子，信奉“救死扶伤是天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不追求脱离人民群众，不以个人利益为追求。医疗不是以赚钱为主的私有化产业。而是公营的福利性服务行业。

《白衣天使》的医德是非常高的，《白衣天使》们是以“救死扶伤是天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白衣天使》们是十分痛恨“以医牟利，趁人之危”的私有化行为。《白衣天使》们在毛泽东时代就是这样为中国人民服务的。不管你是干部群众都是一样的服务的。走资派篡权上台后的现在就不同了。现在如何? 中国人都有切身体会就不多说了。只是年轻人很少有人想知道有三十年时间不同体验。

令很多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老人痛惜，这些老人慢慢地一位又一位走了。过了近一个世纪的老人，千千万万个和毛泽东、周恩来一样忠诚履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老人们。他们曾被世人尊称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老的《白衣天使》们，这些老的《白衣天使》们不单单是说他们有着高超的医术，更是尊敬他们这样一群有着崇高医德的老人们。这群老的《白衣天使》们是从毛泽东时代一路走过来的，无愧于“人民医生”的光荣称号。

在毛泽东时代更为广泛的农村人民公社里，执行的也是“公积金”制度，但做了一个划分。小病在各村、大队、公社的《红医站》里就诊，每个大队有一个老医生和二个分别为男女各一的赤脚医生为社员们看病。通常费用是交五分钱，大病送诊到镇、县、区、市医院，费用又是小队、大队、人民公社负担大部分，个人承担少部分。这其中还有个例外，就是只在农村人民公社里实行“五保”制的一分也不收钱。

所谓的“五保”制，就是由人民公社集体和人民政府完全承担一群特殊人的“吃、穿、住、医、葬”五个方面，个人丝毫没有负担。这是比城市居民更为优厚的特别待遇，享受这种待遇的家庭被称做是“五保户”。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五保户制度开始执行起，就有一套比较严格的审核程序，即符合以下条件：“失去劳动能力的，身体有残疾的，没有生活来源的，没有子女的，失去生活依靠的，革命军人烈属、遗孤”。五保户没有年龄限制，如果五保户中有适龄儿童，国家还负担全部教育费用直至参加工作。全国总计约有“五保户”几百万人。

其实，不仅是医疗，在教育、住房、残疾人工作方面，毛泽东时代执行的政策都是追求一个核心——普及率。即：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尽最大数量、最大可能的都享受到一定水平的待遇。

关于人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毛泽东有三个基本的人的价值观（世界观）：自由／权利、平等和公正社会。在毛泽东的观念里，自由／权利的概念有两层涵义：“身体自由”和“道德自由”，后者更为重要。身体自由的内涵可以分为两类：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消极自由／权利指不受强制，尤其针对外部干扰或外国统治而言：消极自由／权利的本质是“摆脱”。积极自由／权利指人的自然和心理能力，或作出决定、选择做或不做、行为或不行为的能力。因此，毛泽东积极与消极自由／权利的概念与中国人民“摆脱”西方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自主、抵抗帝国主义的意志，以致中国人民能“自由的”实践民族自决有着密切的联系。

平等，毛泽东设想的公正社会的第二个组成部分，不应理解为仅包含平等主义的狭义上的平等。相反，毛泽东提倡的平等包含了一个前提，即人就基本的尊严和价值而言是平等的，应当被平等对待。这个人的价值观应该从社会的三个主要方面理解：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换句话说，毛泽东的平等观念包含了三个基本原则：政治平等、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政治平等意味着全体中国人民都应当享有相同的政治权利，包括参与政治决策过程。这也是毛泽东大众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社会主义的敌人和反革命分子自然不享有这些权利。经济平等的观念意味着消灭剥削制度和人压迫人的制度。因此，通过土地、资本和工业国有化，生产资料可以全民所有。公有制和财富平等分配是经济平等的主要特点。社会平等代表了人民之间的平等关系。无论是谁，不管他的地位或身份如何，都应该被平等的对待。这是对中国按财富、权力和教育程度享有社会地位、威望和尊重的传统习俗的重大改革。称呼用语由“同志”取代了“先生”是社会关系平等的一个典型表现。提倡妇女权利和在文化大革命中派知识分子下乡、干部下干校政策旨在培养平等的大众观念和一个新的价值体系。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体到他的经济思想，即所有的基本需求都被满足以及财富的分配必须是相对公平的。为了保障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必须在大众民主之前保留中央集权制要素。在国家指导和领导下有计划的发展全国经济。此外，必须保护人民对公共决策的积极参与，并须为这种参与不断创造条件。

毛泽东经过其革命生涯逐渐形成了经济生存能力和生产力理论，提出了“辩证道德论”作为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一个新观点，强调意识形态和道德规范对影响人民思想和行为的作用。毛泽东确信，中国人民能够为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奉献、自我牺牲、努力工作而释放出巨大的力量。当对人民进行适当的意识形态灌输和组织训练，经过一段时间他们将会具有这些新的价值观和品质特点。他“不断革命”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人的观察和概念化的基础之上的，他把人作为一个单独事物分析，并把人看作是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驱动力。

在毛泽东看来，人是最重要的：“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毛泽东把人的资源看成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他相信：作为生产者，人的动力来源于意识，意识来源于社会实践。动力是道德力量例如奉献、热爱、决心、信心、节俭、勤奋和简单的来源。意识和动力相辅相成，通过人的劳动可以转化成物质力量。根据这个观点，改造社会和推动经济发展，首先需要改造人，必须引导他们提高自己的觉悟和意志。

这是完全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理论观念的世界观，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强调市场机制和追求个体利润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刺激经济发展。毛泽东表面上将经济发展问题政治化的事实，并不是因为他打算挑战经济发展的概念，而是因为他试图利用政治来最大限度地调动人力资源并使推动经济发展的所有社会力量的效率最大化。在毛泽东看来，“现代科学和技术不应被训练有素的专业‘专家’所独享，而应大大鼓励普通工人和农民进行试验和积极参与。”

为了充分利用人的决定性因素和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首要生产力因素，毛泽东认为重要的是建立一个世界观，把人作为整体中的一部分思考。目的是把已经被狭隘化为忠于家庭、村落、宗族的“整体”概念，扩大为阶级、民族甚至更大的觉悟。目标是在社会上形成一个以公（集体、公众、广义）为导向而非以私（自私、个人、狭义）为导向的世界观。毛泽东坚定地认为，只有集体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建设一个强大的民族，为了接受这样的世界观，需要一场毫不妥协的伦理和道德革命。他经常提到文革作为一种运动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的道德基础——提倡集体主义，它不仅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指公有制，而且在行为意义中指热爱和无私。公指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是基于集体努力的一个过程，而非基于私，如个人主义以自我为导向的动机。因此，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目的是消除旧的半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和动机，建立一个与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公正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动机。这是试图以道德冲动（公）代替自我本位动机（私）以刺激生产和发展增长。当时试图缩小收入差距的工资政策就是这种刺激的反映。在城市工业，工资差距在掌控之中且在减小，而在人民公社，按工分分配收入，不仅参照个人对生产的物质贡献，还参照一个人的政治觉悟程度和对社会主义的热爱程度。

在1949年毛泽东带领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之后，中国同其他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农业国一样，启动了以国家为主导的社会福利计划。这个计划也是对革命前社会遗留的贫困、性病、营养不良、卖淫、犯罪、失业、吸毒等各种社会问题的应对。在现代工业就业的只有一百万人——不到整个城市就业的5%。失业人数极其巨大-470万，大约占当时就业人口的60%。人们相信，通过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消灭阶级冲突、废除剥削制度）的建立，以及一个全国范围的国家资助的福利计划的建立，可以逐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

[yongbing1993]

残疾人无数谁有邓朴方如此幸运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国总人口数，及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中国残疾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和各类残疾人占残疾人总人数的比例，推算2010年末中国残疾人总人数为8500万多人。如今十五年又过去了，中国有多少残疾人？这么多的残疾人又过得如何？当然，千万别指望和邓朴方看齐，谁让你们没有一个有权力的爸爸。而且也千万别说邓朴方有钱，否则就是你们这些下等残疾人《仇富》。知道患有《仇富》的是什么罪吗？《仇富》就是反权贵人的罪。

邓朴方何许人也，文革时邓朴方在北大读书，因受其父邓小平连累遭批判而堕楼，造成下肢瘫痪。据报邓小平夫妇下放江西南昌时，每日都要为儿子洗澡抹身，可见舐犊情深。文革后，邓朴方曾被送至外国就医，始终无法离开轮椅。他后来创办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中国残联的前身)，为筹募资金，成立了康华公司，在各地大做生意，曾被指是引发八九六四事件的最大“官倒”(倒爷即炒买炒卖)公司。后来官至全国政协主席的另一位「红二代」俞正声，当时也从电子工业部副司长跳槽去基金会当副理事长、康华公司代总经理，成为邓朴方的左右手。后来康华公司解散，中国残联则成为正部级的官办机构，被列入中央管理的22个群众团体(群团组织)之一。由于邓朴方的关系，残联地位一直很高，时任国家副主席王震、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都先后兼任名誉主席。 2008年邓朴方成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跻身副国级领导人之列后，将残联主席一职交给同样下肢瘫痪的内地自学成才女模范张海迪，自己改任名誉主席。

1980年，走资派邓小平己篡权成功执政在位。而被刚选出美国骨科协会下届会长的马昆医生，率团到北京开会。 301医院的几位骨科医生请马昆医生给邓朴方检查，并请教他有没有办法通过手术，让邓朴方能够坐起来。马昆说，这种手术难度很大，必须在一处设备完善的手术室进行，当时的中国大陆没有这样的手术室。马昆回美国后，曾经和相关医院联系，希望能够免费为邓朴方治疗，但没成功。之后，他向世界闻名的脊椎外科专家，加拿大渥太华市立医院主任医生阿姆斯壮求助。 .阿姆斯壮医生则透过医院向加拿大政府求助，最后，加拿大政府支付了全部医疗费。手术后，邓朴方在周身钢钉的支撑下，总算能坐起来了，但他仍是个不折不扣的瘫痪病人。

邓小平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全国公民进行空前的二次财产大掠夺，把国有财产变成了当权者私有财产。根据1994年底北京银行调查，私人存款超亿元的共有17户，其中高干子弟就占了15户。 1990年代北京流传有超级四大家族之说，分别是：邓小平、王震、荣毅仁、李灏家族。据传，邓三公主邓榕为外商解脱一艘在湛江港被扣的货轮开价竟高达300万；原深圳市长李灏子女光是深圳度假村炒地皮一项就进账3千万。与此相对照，国家统计局宣布，1995年全国月工资水平，最低不足300元；加上目前大陆近半数以上国营企业关门，工人失业被迫流落社会自谋出路；亿万农民迫于苛捐杂税逃离土地、.盲流.城市寻找出路，共产王朝，已经是两极分化日益尖锐化，大震欲来风满楼，摇摇欲坠了。

邓小平一家在抢夺国有财产中首当其冲，无恶不作。无法准确核估邓朴方的庞大财富。 1980年代初期，邓朴方就打着为残废人谋福利的招牌，建立了中国最大的官倒公司——康华实业公司，利用特权大批倒卖进出口批文和大量进口钢板、家用电器、贩卖国家控制物资如石油、煤炭、棉织品等牟取巨额暴利。后因民愤太大，康华遭到整顿，但邓大公子却安然无事。而后来他所拥有的财富不减反增，残疾人基金会成了他的私人钱库。

邓大公子跑到后台后，邓二公子率领邓家快屿吴建常和贺平冲了出来。邓质方原本是学物理出身，1980年代末期自美国回国后迅即进入商界。很快就被任命为中国四大公司之一的中信公司属下的中信兴业公司的付总工程师，接着升为付总经理兼总工程师，最后自然是担任董事长。邓小平1992年南巡后，邓质方趁势而起。他借深圳莲塘房地产公司名义，在深圳盐田黄金海岸的沙头角海涛路口零地价圈地30亩；以低价在上海的虹桥开发区.圈地.，成立四方房地产公司；接管大连立港房地产公司；还将势力范围扩充到还在英国辖下的香港。

邓质方伙同北京首钢董事长周冠五之子周北方、香港巨富李嘉诚以5.8亿港元收购了香港玩具大王丁氏兄弟的开达集团，成立首都四方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香港一些富豪为了讨好邓小平而纷纷认购，使四方集团的最大股东兼董事长邓质方赚得盆满钵满。四方公司不仅在上海有庞大的实业，如有63栋大楼组成的西郊花园，还在北京、天津、广州、深圳、珠海、大连等近十个大中城市大肆贩卖土地使用权。

据知情人士透露，邓小平家族以权敛财，光邓质方就积累了150亿财富，把我国的外汇财富都掏走了近1/4。陈希同案带出一个首钢周冠五和周北方腐败大案。周北方动用首钢5000万美金在法国为自己做生意亏损。这只是官方的说法。其实，周北方当时动用首钢巨额美元完全是为了邓质方在澳门葡京赌场过一把赌瘾而已。当时，邓质方一掷亿金，一夜之间输掉1亿9千万人民币。何厚铧知道邓质方不会欠钱不给，于是连续宴请3天邓质方，直到最后周北方把钱打入法国，然后转往澳门的户头后，邓质方才得以脱身回到北京。

周北方是原北京首钢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周冠五之子，时称.京城四少.之一，曾任首钢总公司助理总经理，兼任中国首钢国际贸易工程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周北方在香港买壳上市，公司名为.首长四方.。其中，.首.是首钢、.长.是李嘉诚的旗舰企业.长江实业.，.四方.则是邓小平幼子邓质方的房地产企业。周北方与陈希同关系密切，陈倒台后，周北方被控行贿9百万元，周北方罪该枪毙，1996年9月被判处死缓，后保外就医。江泽民靠此案搞掂以邓家为主的太子党。据悉，周实际上在监狱只待了两年。

周北方只是他邓小平家族的替罪羔羊而已。周被判后，迅速被邓家动用关系转到邓家嫡系人马、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所在的武汉监狱服刑，以感谢周北方救邓质方有功。周北方在武汉名义上服刑，实际上是帮助邓质方管理开发武汉东西湖区的土地项目。邓质方因为觉得对周北方不起，让他承担了那么大的苦头，于是将武汉东西湖区已开发土地中的1万亩划给了周北方3000亩，以弥补对周北方的为自己替罪之功。与其说周北方是受贿被惩处，不如说是因权力更迭，太子党们被迫从前台走入幕后，换个活法而已。

俞正声结交了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作为自己的死党，攀上了邓家。先是出任邓朴方的官倒公司康华公司的总经理，89年被整顿后，邓家派他到青岛市当市长，他哥哥俞强生叛逃美国，他的官运没有受影响，邓朴方让他回到北京当了国家建设部长。俞在青岛时对内压制和剥夺老百姓，然后把土地送给李鹏和邓小平家族。俞到湖北后，指使武汉东西湖区原党委书记彭民泉从吴家山开发区农民那儿强征地3万亩，每亩给5千元都不到。俞指使彭民泉送3千多 亩给邓小平儿子邓质方、李鹏儿子李小鹏和彭真的儿子傅洋，用来盖豪华别墅。俞正声此举也是为了报邓家和彭家的恩，他哪管人民的死活。于是，俞正声在16大成了政治局委员。

陈香梅说，中国腐败带头人就是邓小平家族。她指出，邓家长公主邓林的画的身价也因为邓小平而水涨船高，邓琳到香港搞画展，香港资本家变相的送钱给邓琳，高价买下她的画，500万一幅，600 万一幅，她的画那里值那个钱。邓家长公主邓林的夫臣吴建常更是权倾天下的.有色大王.。 中国有色在香港有三家上市公司，分别是东方有色集团、东方鑫源集团、银建国际，吴建常是这三家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主席。他多年来把持中国的最易生财的行业——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吴建常因为长年掌控着国家的所有稀有金属，财力雄厚，故养成了大手笔处事的习惯。有一次他想学学炒股票，于是命令属下员工带上4百余万美元西进美国华尔街，结果一个月不到就输得精光。事后该员工的一些朋友为他担心，没想到这位仁兄居然说：.你们瞎紧张干吗？吴老总缺钱吗？输了是国家倒霉，如果赢了，那吴老总也不会少了我的那一份。 .吴建常不仅控制了中国稀有金属的买卖权，在香港有多家上市公司，如东方有色集团有限公司、东方鑫源集团、金辉集团、百利大等，总资产达数十亿港元身为科委副主任的次女邓楠利用邓小平借南巡之便，在深地地岚她同陈云女儿陈伟力在金融投资上插有一手，掀起一些风波；其夫君张宏比较低调，据说也有做生意，但名气不大。

邓小平借南巡之便，向林若李灏为其最宠爱的么女毛毛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的作者），在深圳的银湖零地价圈地50亩，建造一大座古典咖啡色的欧式博物馆。邓榕至少在深圳开设一家名叫.越华.的地产公司，并亲到香港向那些欲图巴结邓小平的富商推销物业。而邓榕的夫臣贺平也是高干子弟，其父是贺彪曾是部级干部。贺平是解放军总参谋部装备部部长，贺平早在1984年隶属于总参谋部的保利科技公司成立时，就担任公司付董事长兼总经理。保利集团现已成为中国最有实力的买办公司之一，在香港有多家上市公司，如新海康航运公司、保兴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香港人称保利集团为暴利集团，它主要的业务是买卖军火。香港富豪霍英东之子曾因参与保利科技公司的走私军火活动而被 美国法院判刑坐监。江泽民搭机拿掉贺平的部长职务。保利集团的现任董事长是前国家付主席王震之子王军。

邓家拥有的金钱之多、势力之广实在叫一般百姓无法想像。十几年前，中国某高官王某某宴请一位来自美国的国际友人，席间王某某自豪地和这位来自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资本家说，他一年可收入20个亿人民币，总资产超过百亿（这个数字可以让一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所有的人按现在的生活水平不工作地生活五十年）。令这位美国资本家目瞪口呆。一位在中共尚不算显赫的人物能如是说，那么，天下第一家──邓小平的家人们又会怎么说呢？

[yongbing1993]

八小时工作制是共产党运动结果







八小时工作制是共产党社会主义运动的结果，也是共产党社会主义运动奉献给劳动者最珍贵的礼物。

现在很多人不记得了，以为这是天上掉下来的，以为这是天赋的，以为这是资本恩赐的。还有的认为是目前资本主义社会里都有的制度旨在限制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保障工人的劳动权益？请问在共产党诞生之前工人有过每日八小时工作制吗？一些人，其中不乏普通劳动者，常常对社会主义这个词语出言不逊。这非常不应该。

当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及其他大城市的工人们，在共产国际的策划领导下开始总罢工，为全体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那么在这总罢工以前的时候，美国工人一天的劳动时间是多少? 是十四至十八个小时。美国马萨诸塞州一个鞋厂的监工说：“让一个身强力壮体格健全的18岁小伙子，在这里的任何一架机器旁边工作，我能够使他在22岁时头发变成灰白。”

三年之后，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在法国巴黎召开了一个大会，作出了一个把美国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日作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节日的决议。

迫于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压力下，尤其是在苏联十月革命之后，全苏联政府立法以工人劳动法规定工人每日工作八小时。在欧州许多苏联的同盟国的跟随之后，《八小时工作制》在当时己经是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准则。但资本家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但它没有办法。

古巴革命的著名领导人切·格瓦拉在领导的游击队失败后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走后，他们会给你们修学校和医院，会提高你们的工资，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因为我们来过。”共产党运动的威力。

西风东渐。身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重重压迫的中国已是熔岩涌动。

象毛主席这样一批最先进的革命者开始走上中国历史的舞台，为争取工人的权益而呐喊奔走。

1919年7月14日，毛主席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各国的罢工风潮》，介绍法国、英国、美国、意大利、德国等国家发生的工人罢工情况，毛泽东在介绍法英美罢工背景时写道：“罢工在他们国里，原是一件常事。政府和财阀，虽然不敢十分轻视劳动者，每当劳动者拿着劳获不均，工时太久，住屋不适，失职无归，种种怨愤不平问题，联合同类，蜂起罢工的时候，也不得不小小给他们一点恩惠。正如小儿哭饿，到着十分伤心，大人也不得不笑着给他一个饼子。但终是杯水车薪，济得甚事。所以广义派人(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都笑英法的工人是小见识。从老虎口里讨碎肉，是不能够的。”

毛泽东在介绍法国工人罢工运动时写道：“法国，六月三日，罢工风潮发生后，蔓延甚速。巴黎一区，男女工人赋闲者，二十万人。所要求各业不同，而一致主张每日工作八小时。”

毛泽东在介绍英国工人罢工运动时写道：“六月四日，坎拿大维克斯兵工厂工人罢工，要求每星期工作四十小时。”

1919年7月28日，毛主席在《湘江评论》第3号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二)》，毛泽东号召工人们联合起来：“我们要和我们做工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以谋我们工人的种种利益。关于我们做工的各种问题，工值的多少?工时的长短?红利的均分与否?娱乐的增进与否?……均不可不求一个解答。不可不和我们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切切实实章明较著的去求一个解答。”

毛泽东还介绍了西方国家的联合情况：“西洋各国的工人，都有各行各业的小联合会。如运输工人联合会，电车工人联合会之类，到处都有。由许多小的联合，进为一个大的联合。由许多大的联合，进为一个最大的联合。于是什么‘协会’，什么‘同盟’，接踵而起。因为共同利益，只限于一小部份人，故所成立的为小联合。许多的小联合彼此间利益有共同之点，故可以立为大联合。”

1920年12月1日，毛主席通过书信方式与蔡和森探讨实现共产主义所宜采取和平方式还是激进方式时说：“理想固要紧，现实尤其要紧，用和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要何日才能成功?假如要一百年，这一百年中宛转呻吟的无产阶级，我们对之如何处置。无产阶级比有产阶级实在要多得若干倍。假定无产者占三分二，则十五万万人类中有十万万无产者(恐怕还不止此数)，这一百年中，任其为三分一之资本家鱼肉，其何能忍?”

1921年7月21日，中国诞生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毛主席是组建者之一。这个组织的任务有两个，进行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他的最高目标是实现人民的解放和民族的解放，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国家。

从此，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焕然一新了。

这一年，毛主席脱下长布衫，在江西安源煤矿发动煤矿工人，他提矿灯，钻巷道，与工人交朋友，了解矿工疾苦。那时的煤矿工人一天工作十二小时以上，工资仅有八至十二个毫子(硬币)，“少年进炭棚，老来背竹筒;病了赶你走，死了不如狗。”毛主席在那里办夜校，组织党支部，成立工人俱乐部，在煤矿工人中点燃了革命的火种。

1922年5月1日，毛主席在《大公报》上发表《更宜注意的问题》，他提出必须关注劳工的生存权，他说：“‘五一’这个纪念是八时间工制运动的纪念。这种运动的目的在缩短工作时间以求娱乐教育，这是‘能生存’而且‘得了业’的人的要求，能生存而且得了业的人自然应该进而要求八时间制。至于那些不能生存的人失业的人，问题则在如何使之生存与得业，在现时的湖南我愿大家特别注重在这里。省宪法虽则冠冕堂皇，可惜全没有涉及这几点! 美其名曰全民政治，实际抛弃了至少百分之九十九的劳工!但这些问题是已经有了的，而且是必要解决的，无论大家怎样不注意，这些问题有一日自然会引起大家的注意!‘殷鉴不远’，俄罗斯的资本阶级、 贵族阶级就是个榜样，他们现在是已经悔之不及了!”

与时同时，中共领导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也在广州召开了，这次大会通过了一个《八小时工作制》的决议案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宣言》。这份宣言说：“我们现在有了团体了，全国工人们有了联络了，我们从此以后是再也不能忍受了。我们做工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再也不能为着资本家——我们的敌人——的利益来累死，我们宁可奋斗而死;我们再不能忍住我们的饥饿了;我们再不能让那些外国的或本国的监工们的手掌打到我们脸上;我们再不能看着资本家驱策那些亲爱的小孩子们死在机器旁边。我们决意也不让我们的自由完全被剥压。”

1922年9月14日，毛主席、刘少奇、李立三等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始了，工人们高喊着“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第一次用运动的力量主张了自己的权利。

1922年8月16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布了《劳动法大纲》，发起劳动立法运动，要注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通过了十大政纲，其中之一便是：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

1929年1月，红军第四军自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发布了党代表毛主席起草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布告中写道：“增加工钱，老板担任，八时工作，恰好相称。”

1931年11月7日，第一个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成立，毛泽东为共和国主席。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大纲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澈底的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为目的，制定劳动法，宣布八小时工作制，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标准，创立社会保险制度与国家的失业津贴，并宣布工人有监督生产之权。”

在大会通过的“劳动法”中，对工作时间进行了更加明确的规定，“所有雇佣劳动者通常每日的工作时间，依本劳动法的规定，不得超过八点钟”;“十六至十八岁的青工，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六点钟，十四岁至十六岁的童工，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四点钟”。劳动法还对特殊工种、夜工、加班等做了保护性规定，对加班问题，做了如下规定：“除非经过劳动检查机关或工会对于某项工业部门的特别允许，任何工业和季候工作，不得做比本劳动法所规定的时间以上的额外工作。”

八小时工作制成为共产党人的政纲，也就是说成为它的宗旨和使命，成为它区别于其他政治组织的一项天然属性，因为它是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离开了这一项，自然就会失去这一代表性。

毛主席在他的建国方略中，无不强调建立八小时工作制这一政纲。

1938年7月2日，毛主席同世界学联代表团谈话，在回答“抗战获得最后胜利之后，中国的主要任务将是什么”这一问题时，他说道：“在这个国家内，经济是向上发展的，农业、工业、商业都大大地发展，并由国家与人民合作去经营，订定八小时工作制，农民应该有土地，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对外国和平通商，订立互利的协定。”

1940年1月，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讲演，即“新民主主义论”，在演讲中他把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进行了比较，他指出的不同点之一是：“共产主义的全部民主革命政纲中有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三民主义则没有这些部分。”

1940年3月11日，毛主席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他在宣传工作中应掌握的纲领中说道：“实行民生主义，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发展农工商业，改良人民生活。”

对于八小时工作制，在特殊时期，毛主席又注重了它的灵活性。例如抗日战争时期，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和集中一切力量打败侵略者，毛主席就提出了与形势相适应的政策策略，在农村实行减租减息，对工业方面的劳动政策采取适当弹性。

1940年12月13日，毛主席在给中原局、北方局、山东分局等地方的电中指示了抗日根据地应实行的各项政策，关于劳动政策，他说：“劳动政策力避过左，目前只作轻微改良，例如十四小时工作日者减至十三小时或十二小时，不要实行八小时制，保证资本家能赚钱。”

1940年12月25日，毛主席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指出要区分当前与土地革命时期政策的区别，对劳动政策问题，他指出：“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八小时工作制还难于普遍推行，在某些生产部门内还须允许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其他生产部门，则应随情形规定时间。劳资间在订立契约后，工人必须遵守劳动纪律，必须使资本家有利可图。否则，工厂关门，对于抗日不利，也害了工人自己。至于乡村工人的生活和待遇的改良，更不应提得过高，否则就会引起农民的反对、工人的失业和生产的缩小。”

1942年12月，毛主席在关于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指示中对劳动政策指出：“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及计件累进工资制，借以提高劳动热忱，增加生产。八小时工作制， 是将来大工业发展时应该实行的，目前则应一律实行十小时制， 应使职工们了解这是抗战的需要。”

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在中共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在论述工业问题时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将采取调节劳资间利害关系的政策。一方面，保护工人利益，根据情况的不同，实行八小时到十小时的工作制以及适当的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险，保障工会的权利;另一方面，保证国家企业、私人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在合理经营下的正当的赢利;使公私、劳资双方共同为发展工业生产而努力。”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在这部具有临时宪法作手的建国纲领中，对于新中国的经济政策进行了相应的规定，纲领规定：“公私企业目前一般应实行八小时至十小时的工作制，特殊情况得斟酌办理。”

中国共产党人用二十八年的艰苦奋斗和流血牺牲，为中国人民争来了八小时工作制。

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刚刚结束，政务院发布《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其中规定：“为保证职工健康，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扩大就业面，应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坚持贯彻8小时至10小时工作制，一切较大的公私合营工矿交通运输企业均应尽可能实行8小时工作。一切公私企业的加班加点均应受到严格的限制。”

八小时工作制成为新中国最基本的一项劳动政策。

即便这样，毛主席仍然不时地关注着它的落实，关注着劳动者是不是真的享受到了这个革命的成果。

1953年6月4日，毛主席在审阅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军校管理部制定的高级步兵学校教育计划时，他看到计划中“每天学习时间定为九小时半:正课六小时;复习射击教练、队列教练一小时;自习二小时半”这句话，就在“九小时半”处批注“似以八小时为好，即正课五小时，操练一小时，自习二小时。”他随后将此件批示彭德怀：“关于每天九小时半学习时间，似太多，改为八小时如何?尤其夏天，学生吃不消。”

1958年11月6日，毛主席主持第一次郑州会议，讨论人民公社和新四十条。谈到公社社员的劳动时间问题，他说：“明年一月一号就开始，农民一定要睡八小时觉，四小时吃饭、休息，二小时学习。搞一个农民的作息时间表，否则不能持久。至于工人，十二小时工作是不能持久的。”

1958年11月19日，毛主席在一份关于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的报告中批示：“关于生活问题，主要有吃饭、睡觉、带小孩三件大事。睡眠一定要有八小时，加上吃饭和休息时间四小时，共计十二小时，一定不可少。劳动时间，一般为八小时，忙时可以有十小时，最忙也不可超过十二小时，以为持久之计。”

1958年11月21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要求“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固体空气”，他说胡琴的弦不要拉得太紧，搞得太紧了，就有断弦的危险。

关于社员的工作与生活，毛泽东说：“要搞万人检查团，去检查睡觉睡够了八小时没有，睡七小时就没有完成任务。关于人民公社的生活问题，比如工作时间、食堂、托儿所、文化娱乐等，要有一个章程，可以在报纸上公开发表。”

1959年12月30日，毛主席与学习小组成员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到教科书说“苏联的工作日比革命前的俄国大为缩短”时，他说：“关于缩短工作日的问题。鞍钢有的生产单位，曾经做过一个试验，把三班制改成四班制，六小时比八小时的效率还高一点。原因是精力更集中。英国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在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时候，资产阶级曾经做过调查，证明八小时工作比更多时间的工作，效率更高，这样对资本家更有利，他们也就赞成了。”

过去，囿于历史的局限性，或客观条件的束缚，或特殊的时代背景，在某些领域，八小时工作制存在一定的困难，这都是可以理解的。毛主席曾经说过“八小时工作制， 是将来大工业发展时应该实行的”，在大工业时期，八小时工作制理应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有实行的条件了，然而劳动者获得的体验却恰恰相反，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大工业时代，八小时工作制越来越不被人在乎了，毫无节制的加班成了一种常态，成了一种文化，甚至于成了劳动者的一种“福报”，“五加二”、“白加黑”、“九九六”等大行其道，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劳动法形同虚设，劳动者的权益被视若无物，因过度加班造成的生命悲歌不绝于耳。

这到底是为什么?

要揭开这个谜底并不难，当我们一次次地听到某些官员们“谁跟企业过不去，我们就跟谁过不去”那声嘶力竭的恫吓时，答案便尽在其中了。

劳动者八小时之外的时间常常被无端地夺走，而且被掠夺的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不需要理由，不需要程序，简单而且粗暴。

谁也没有把这件事当成一种文明的倒退，谁也没有把这件事当成初心的丧失，谁也没有把这件事当成信仰的背叛。

而我是常常听到被加班折磨着的青年们的长长的叹息声的。

最近，一个在远方的年轻同事通过微信问了我两个问题：

一、《半夜鸡叫》里面周富春为什么要利用长工休息时间让他们工作啊?

二、为什么社会主义的单位利用我们休息时间加班、开会、培训啊?

我把最近学习毛主席著作写成的两篇感想发给了他，一篇是《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就只是空名》，一篇是《毛主席的人民管理国家战略》，后来，这个素来跟我政见不合的、对社会主义心存抵触的年轻人，给我回了一句话：“毛主席真是伟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