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年彰显蒋介石没有积极抗日

十四年彰显蒋介石没有积极抗日

 

 

《十四年抗战》，实际上那时候的蒋介石国民党拥有的百万国军并没有派去东北积极参加抗战。还要把张氏父子的东北军几十万人从东北调往西北去剿杀共产党。而留在东北积极参与抗日战争的那主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当地的东北抗日联军，还有当地的东北民间的抗日武装，它并不是全民抗战。所以《十四年彰显蒋介石没有积极抗日》。

因为1931年的时候，当时毛泽东受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命令带领一部分南昌起义失败后逃亡的残兵败将才刚上井冈山，带领井岗山附近的工人农民进行土地改革，打土豪分田地，组织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了的《井岗山》周围一大片地区的劳动人民，当时又成立了《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吋间从1931年11月7日－1937年9月22日为被蒋介石国民党派百万国军分五次进行剿条驱起后被迫去《长征》。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于中华民国大陆时期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国家政体。 先后辖有18省、4直辖县。 该政权主张推翻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的统治，在全世界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彻底的民族自决。

而蒋介石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正统的170万左右的国军，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调集10万重兵，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直扑江西南部中央根据地。

从1931年2月起，蒋介石调集约20万重兵，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分四路向中央根据地的中共红一方面军大举进攻。

从1931年6月开始，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自任“围剿”总司令，依仗10倍于红军的兵力，企图把红军主力压迫到赣江东岸加以击破，然后分路“围剿”。

从1932年5月开始，蒋介石调整策略，先进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准备得手之后再全力进攻中央根据地。1932年底，蒋介石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军，开始对中央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发动进攻。

从1933年秋开始，蒋介石调集70万军队对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中国工农红军败退逃亡去长征。

而毛泽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重点是在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围剿，反对国民党围剿、蒋介石在忙于剿杀中国人在国内一心一意在打内战。那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对蒋介石的国军共五次反围剿以后，被蒋介石国民党打败了。中国共产党就率领着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实际就是逃亡。也可称为战略转移打不过就跑，君子复仇十年不晚。最后中国共产党胜利了，战略转移也成立了。如果中国共产党胜利最后没有胜利就称逃亡了。

在1931年-1934年，这么长时间是一个国共之间的剿杀和反剿余的内战过程，根本没有形成抗战。首先作为当时中华民国政府的蒋介石国民党就根本没有过抗日的部署，一心只想消灭共产党。即便在外敌入侵时也没有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陈独秀和王明其中包括苏联给钱和武器，希望都寄托在蒋介石，相信他会抗日的。但最终是：让全世界所有人失望了，蒋介石就是不积极参加抗日。所以没有中国共产党在整个领导抗战，实际上是打内战的阶段。

到了1934年10月，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一年艰苦的长征，到1935年10月，长征胜利。1935年才在延安扎的根。那么，这个时候，1937年以后，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从1931年《九一八》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这整整六年中，蒋介石的国军根本就没有积极参与东北的抗日。蒋介石根本就没有积极参与东北的抗日，也就根本谈不上蒋介石来领导抗战了。

由于蒋介石不想来领导抗战，发生了张学良楊虎诚将军捉蒋，逼迫蒋介石参与抗战的事件。史称《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分水岭”，它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由此拉开了中国从长期内战到全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序幕。

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所率领的部队，在蒋介石的军事体系中属于所谓的杂牌，历年来受尽了蒋的压迫与歧视；在“剿共”战役中又不断遭到红军的严重打击，实力日益削弱。

1936年11月，蒋介石趁解决“两广事变”的余威，把他的嫡系部队约30个师，从两湖调到平汉线汉口—郑州段和陇海线郑州—灵宝段，准备入陕，达到一举消灭红军的目的。

12月4日，蒋介石携张学良由洛阳到西安，向张、杨摊牌，提出两个办法，要他们作最后的抉择：

一个是服从命令，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投入陕北前线，在其嫡系部队监视之下积极“进剿”红军。

一个是如果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调闽，十七路军调皖，把陕甘让给其嫡系部队。蒋介石所提出的这两个办法，都是张、杨所不能接受的，他们既不愿再替蒋介石打内战，也不愿让自己的部队离开西北这个根据地，为蒋介石所消灭。

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张学良将军为了最后争取蒋介石能同意联共抗日的要求，12月7日还向蒋介石进行了一次“哭谏”。不料蒋介石听了勃然大怒，骂张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张、杨忍无可忍，才下了“硬干”的决心。

当时西安各阶层的广大人民，都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团结抗日的主张，中国共产党通过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在知识青年中进行的抗日爱国教育，有力地激发了学生们的爱国觉悟和革命热情。12月9日，西安一万多学生为纪念“一二·九”一周年，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的特务警察竟开枪打伤了游行的小学生，激起广大群众的义愤。群众当即决定前往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

蒋闻讯后令张学良严行镇压，“格杀勿论”。张急忙赶往十里铺劝说学生回去，学生们群情激愤地向张请愿，张深为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所感动，更加坚定了逼蒋抗日的决心，他当场对游行的群众说：“我与你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你们的要求也就是我的要求，再往前走就要被机关枪扫射，我不忍看到你们遭受伤亡。你们现在回去吧，一星期以内我一定用事实答复你们。”言至此，声泪俱下。结果，不到3天，张、杨就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双十二”西安事变。

我在十七路军的时间比较久，知道杨虎城将军是一个有爱国心的人，他与共产党发生联系是很早的。他和蒋介石之间一向有矛盾，更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1936年10月，我外出考察学习一年后回到陕西，先后和杨谈过好几次，我着重向杨陈述了当前形势，说明日本帝国主义企图进一步灭亡全中国的各种事实，同时也谈到我在平、津和济南与宋哲元、韩复榘见过面，以及在南京、上海等地彻底看清了蒋介石政府祸国殃民，腐败透顶，人们怨声载道的情况。杨注意地听我说，还不时点头。我知道杨与中共早有联系，就直言不讳地谈到我们可否派得力的人员，与红军进一步加强联系，以便将来共同抗日。杨表示同意，但又提出我们要慎重考虑。

在最后一次和杨谈话中，我看情况甚紧，便提出：“是否可以考虑，蒋如果来西安，必要时我们把他扣起来，逼他联共抗日。”杨听了显得有些惊异，望着我说：“天大的事，我们敢干？”我说：“只要你把当年打李贞的精神拿出来(李贞是蒲城县的大恶霸，杨在青年时把李击毙)，就敢干！”杨看起来不反对我的意见，但他却以深沉而又带责备的态度对我说：“你这些话只能对我说，绝对不能对其他任何人讲。”

1936年12月8日，张、杨已商定准备扣蒋，并作了适当的分工，大体是：临潼归东北军负责，西安归十七路军负责。11日晚9时许，杨派车接我到他的住所，杨对我说：“今晚要行动。”命我任西安方面军事总指挥。

12月12日早晨，约5时许，听到临潼已有枪声，各部队就同时开始行动。约到7点半钟，已将大部分蒋军解除武装。到8时，西安的军事行动全部结束。张听我报告以前，曾接到刘多荃的电话报告说：“委员长跑掉了，尚未找到。”张即要临潼电话查问，接电话的是白凤翔。张问找到蒋没有，白说还没有，张即命令白：“如果9点找不到委员长，就把你们的头送来！”张打罢电话与杨出室外散步，他们走到假山上站住谈话，情绪紧张，心情都有些不安。张说：“虎城兄，如果委员长到西安后，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我便送他回南京。”杨低头沉思说：“委员长生死未知，是否能找到？”当他们回到室内时，即有电话来，报告蒋介石已经抓到。张、杨听了忧虑顿失。9时许，蒋被押送至西安，即住在绥署大楼。南京政府在西安的军政大员在蒋到西安前已全部被扣押起来。

张、杨在蒋被扣以后，立即向国内发出了抗日救国8项主张的通电，并打电报给陕北中共中央，请他们马上派代表前来共商抗日救国大计。12月17日，党中央派出的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代表团到西安，与张、杨协商并一起和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和端纳)进行了谈判。经过谈判，蒋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的要求。12月25日张、杨释放了蒋介石，张并亲自把蒋送到南京，西安事变遂告和平解决。

蒋介石回南京后背信弃义，扣留了张学良，并积极调派军队向陕西推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一部分人主和，一部分人主战，相持不下。这时汉奸、特务和别有用心的人在两军内部进行挑拨，破坏团结。1937年2月2日，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枪杀了元老派军长王以哲后，东北军内部发生分裂。十七路军方面，冯钦哉部和沈玺亭、唐得楹两团叛变投蒋。1937年5月5日，蒋介石批准杨虎城将军辞去本兼各职，杨被迫出国。十七路军其余部队被改编为38军，此后，蒋介石进一步采取“金钱收买”、“扩编利诱”以及“分割使用、战场消灭”等手段对付十七路军。

1936年“双十二”，在“双十二事变”(即西安事变)前一天晚上，即12日早晨，张学良走进了新城大楼，先是张学良叫了声委员长，接着是蒋介石说，既然这样子了，你不要叫我委员长，把我枪毙好了。张学良赶紧递上了一张纸，这是八项政治主张，只要委员长在上面签了字，就还是我的委员长。蒋拍起了桌子说，让我签字，除非把我枪毙了！接着张学良说到了东北失陷，热河弃守，就是蒋指示的结果。蒋介石还击说：我让你弃守你就弃守了？张学良闻言很恼怒地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当时弃守就是服从你的命令造成的。接着就是两人争吵，声音越吵越高。在新城大楼被扣押两天后，蒋介石就被转移到了高桂滋的公馆，当时张学良也住在高公馆内。

中国共产党面临重兵进剿的严重态势，毛泽东仍从抗日的全局出发，提出：“迫蒋抗日，造成各种条件使国民党及蒋军不能不与我们妥协，以达到两党两军联合反对日本的目的。”

“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要用各种办法逼蒋抗日。……我们改倒蒋为批蒋，改反蒋为联蒋。”

国共两党曾有过一段愉快的合作，就是因为蒋介石的反目，昔日的伙伴才成为仇敌。从1927年的“四一二”到1936年的“双十二”，不到十年的时间，蒋介石对共产党诋毁、通缉、追捕、杀戳，对红军一次一次的“围剿”，红军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即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历经千难万险，斩关夺隘，才来到陕北，蒋介石还是不放过，又亲自督战，非要在“最后五分钟”彻底剿灭共产党。

那些淌过龙潭虎穴、九死一生的共产党人，在得悉致他们于腥风血雨中疲于奔命的生死怨家，如今已成笼中鸟，怎能不高兴，可谓“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审蒋”乃至“杀蒋”，在人们的情感上都是最自然不过的了。

毛泽东还电示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20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让派人去胡宗南等黄埔系将领处，表示“愿与谈判恢复蒋(介石)自由之条件”。蒋介石在与周恩来会谈时，态度明显改变，愿在“统一中国，受他指挥”的前提之下，“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在蒋介石回南京后，周恩来仍可与他直接谈判。从“抗日反蒋”到“联蒋抗日”，西安事变作为一个转折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显现曙光。

[yongbing1993]

从《十送红军》到《松花江上》






【从《十送红军》到《松花江上》】这个题目说的是《结果》，是蒋介石五次剿杀《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井岗山地区低层老百姓送红军的《结果》，和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东北时，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的影响下未能阻止日本的占领后成立的《满洲国》中老百姓四处流浪的《结果》。

产生这两个《结果》之前，要知道的是：都与中华民国政府有关，具体地说都与蒋介石国民党民国政府有关。具体有什么关系？请先看一个在博文《满洲国是蒋介石政府不抵抗成果》后拍砖者的一个评论：

《当年的国势，谁也没辙！国民党本来就是日本黑龙会整合起来的，你能指望国民党做什么？说实话，国民党开始就是日本的第五纵队。孙大炮后来心有不甘，又成了苏俄的代理人。所谓的“北伐”，不过是勾结苏俄，推翻合法的民国政府！

国民党（蒋介石）后来的抗日只是被形势所逼。你看看当年孙大炮的临时政府，从政治到军事，都被日本顾问把持，不说孙大炮身边的保镖宫崎滔天就是日本外务省派出的！没有二次世界大战，没有天外飞仙美利坚，没有北伐崛起的毛熊，中国被灭（日本重演清兵入关）是板上钉钉的事！》

先说《当年的国势，谁也没辙！》？是真的吗？

《当年的国势》中的《当年》是指：日本在1931年9月18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时。

《国势》应该是指：1927年至1949年的中华民国政府是蒋介石国民党。1931年在其中。

《谁也没辙！》吗？

一，1927年蒋介石国民党的国军有170万左右。

《满洲国》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又在1932年被日本正式扶植为伪政权。?1932年的蒋介石国民党己有几百万国军。1927年蒋介石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正统的170万左右的国军。

1927年蒋介石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正统的170万左右的国军来说，是区别对待的。对于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东北《满洲国》采取不抵抗政策，任凭日军占领。

而对《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动了五次围剿战争。从1930年到1933年间派出了100多万的国军。具体如下：

1，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调集10万重兵，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直扑江西南部中央根据地。

2，从1931年2月起，蒋介石调集约20万重兵，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分四路向中央根据地的中共红一方面军大举进攻。

3，从1931年6月开始，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自任“围剿”总司令，依仗10倍于红军的兵力，企图把红军主力压迫到赣江东岸加以击破，然后分路“围剿”。

4，从1932年5月开始，蒋介石调整策略，先进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准备得手之后再全力进攻中央根据地。1932年底，蒋介石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军，开始对中央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发动进攻。

5，从1933年秋开始，蒋介石调集70万军队对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中国工农红军败退逃亡去长征。

而对《满洲国》，不但不派一兵一卒，而且还将调走驻守在东北的张学良氏父子的军队去西北剿共。

二，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东北军数量就有约三十多万人，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中华民国的建立，张作霖成了民国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这之后他又不断地发展经营自身势力，成功地实现了对东三省的全盘控制，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在他的带领下，1917年奉军吞并了冯德麟的第二十八师，1918年又增设了一个师和五个旅，到1920年，奉军的数量已经达到了二十余万人。要知道，当时处于军阀混战期间，一般军阀的兵力普遍在一万到十万不等，二十万绝对不是个小数目。

东北军的强大，最直观的就是它的兵力。1920年左右，它的兵力就已经达到二十余万左右了。等到后来九一八事变时，关外的东北军就有214 140人，而这还只是正规军，非正规军也有七万多人；关内还有十三个旅，共计约十余万人左右。这样加起来，当时的东北军数量就有约三十多万人，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而这三十余万士兵也并非乌合之众，他们不止有陆海空的编制，还拥有数量可观的精锐的武器，可谓是当时国内最具现代化的军队了。这还要得益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经营。

众所周知，自古以来东北地区一直都是长于农业的，其军事工业可谓是比较薄弱的。而当张作霖成为东北地区的负责人后，作为一个从战争中摸爬打滚过来的人，他深知武器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当时那样一个时代。所以，他开始着手建设东北地区的军事生产基地，先后创办了奉天军械厂、东三省兵工厂等近代军事产业。

这些军事企业的涉猎范围非常广，不仅生产枪炮等常规武器，还生产军用飞机的零部件。其生产能力也十分可观，东三省兵工厂从最初的日产子弹一万发左右，变成了到1929年能稳定日产子弹三十万发，最鼎盛的时候，甚至能日产子弹四十万发。

数量庞大的同时，质量上也不是粗制滥造。就连一向自视甚高的日本人都称东三省兵工厂为“东方 第一的兵工厂”。相比于当时国内的各个军事集团，东北军的武器装备可谓是最精良的，光是军用飞机就有两百多架，还有各色坦克、枪支，军事实力远远高过其余地区。

不仅如此，除了注重军事武器的装备外，张氏父子还加强了物资、粮草等的装备。作为一个有明显农业优势的地区，奉天粮秣厂保证了东北军的粮食供应。同时，鉴于高纬度地区气温低的特点，张氏父子还设立了奉天被服厂，保证军队的物资供应。而除了粮食、服装以外，锅碗瓢盆等日用品也在其中。

这样一个人数众多、装备精良、物资充足的军队，如何能不成为一个实力强劲的军队呢？更何况，其领导人也不是什么酒囊饭袋，它能成为一支强大的军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张学良父子的军队主要是指他们领导的奉系军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东北空军和装备精良的东北军，他们拥有当时全国首屈一指的沈阳兵工厂，但最终在“不抵抗政策”下全部被日军缴获。

张氏父子在沈阳建立了全国规模最大的兵工厂，生产步枪、冲锋枪、机枪和火炮等多种武器，甚至还生产卡车和自动步枪，为东北军提供了强大的后勤支持。

东北空军的建立与发展：张氏父子从1920年开始创建了奉系军队的航空力量，并设立了航空学校培养人才，还派遣学员赴法国、日本留学，在飞机生产和仿制上也取得了显著成就。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时，由于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导致沈阳、锦州等地的260多架飞机及未启封的装备全部被日本侵略军缴获，东北的空军人员流散了。部分东北空军的人员在事变后加入了国民政府的中央航校。

三，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东北地区的抗日武装，前身是东北抗日义勇军余部、东北反日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 在1931年至1945年抗战部队。东北抗日联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英雄部队。“九一八”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以后，由部分原东北军、中共抗日游击队、农民暴动武装、义勇军等组成。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达十四年的艰苦斗争，牵制七十六万日军，消灭十七万余日军、五万余伪军，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英勇不屈的精神，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四，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人民组织游击队，联合东北抗日义勇军，对抗日军。 1932年春，满洲省委先后派共产党员杨君武与省委军委书记杨林，到吉林省磐石县发展武装力量，进行反日游击战争。在那里创建了磐石工农义勇军，后来又派杨靖宇去领导这支队伍，发展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在东满地区，省委派童长荣任特委书记，创建了延吉、和龙、珲春和汪清等反日游击队，后来发展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在北满和吉东地区，省委派赵尚志、冯仲云、周保中等，先后创建了巴彦、海伦、珠河、汤原、密山、宁安等许多游击队。

最后留在东北的只有以上《三》和《四》的抗日力量。而主力部队的《一》蒋介石作为中华民国军队的总司令没派一兵一辛外，还抽走了一直守卫在那里的张氏父子的东北军。

《国民党本来就是日本黑龙会整合起来的，你能指望国民党做什么？说实话，国民党开始就是日本的第五纵队。》的确无话可讲。

由于蒋介石国民党是日本的第五纵队，所以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可想而知了。结果是：

《松花江上》是张寒晖1936年创作的抗战歌曲。该曲表达了中国东北沦陷后大批军民被迫流亡关内，思念家乡渴望收复失地的悲愤感情，也表达了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情绪。该曲中充满血泪倾诉，对侵略者带来的深重灾难满怀激愤，由对东北家乡的怀念到痛苦哀伤的倾吐，再到痛心疾呼，感情层层深入，被誉为《流亡三部曲》之一。

彼时“九一八事变”已过去五年，东北三省沦陷，无数百姓被迫背井离乡。歌曲以凄婉深沉的旋律，唱出“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的故土眷恋，又以“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的悲泣，道尽山河破碎的痛楚与民众的流离之苦。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抗战初期民族的深重灾难，也成为唤醒国人抗日意识的“哀歌”，推动无数仁人志士投身救亡图存的洪流。

1936年秋，在西安任教的张寒晖耳闻目睹了几十万东北军和人民流亡悲痛的声音与惨景。他到西安北城门外东北难民集中的地区走访，与东北军的官兵和家属攀谈，听他们控诉“九一八”日本关东军的罪行，听他们对失去故乡、亲人的思恋。这时，他接触了东北军中的共产党员孙志远，听他讲述东北军将士思念丢掉的国土之情，讲述东北难民对丧失国土的悲愤，并得到一本东北军出版的《东望》杂志，杂志封面写到：“我们何时能返回那美丽的田园？我们何时能安慰我们的祖宗于地下？我们何时能救我们的父老兄弟于水火之中？”这些激发了张寒晖的创作灵感，他很快创作出《松花江上》的歌词，并以他的老家河北定县秧歌中凄惨的“大悲调”为素材写成《松花江上》的曲调 。

歌曲歌词：《松花江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 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九一八 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 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 流浪 流浪 哪年 哪月 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 哪月 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 爹娘啊 什么时候 才能欢聚在一堂

《十送红军》歌词：一送红军下南山，秋风细雨扑面寒，树树梧桐叶落完，红军几时再回山？二送红军大路旁，红漆桌子路边放，桌上摆着送行酒，祝愿红军打胜仗。三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双双拉着长茧手，心藏黄莲脸在笑。四送红军过高山，山山包谷金灿灿，包谷本是红军种，撒下种子红了天。五送红军澧水河，鸿雁阵阵空中过，鸿雁能捎书和信，捎信多把革命说。六送红军兔儿岩，两只兔儿哭哀哀，禽兽能知人心意，血肉深情分不开。七送红军七里湾，七里湾中一片田，凉风阵阵稻谷香，新米上市人走远。八送红军八角山，两只八哥吐人言，红军哥哥莫走远，财主回来要倒算。九送红军过大江，江水滔滔船儿忙，眼望江水肝肠断，穷苦百姓泪汪汪。十送红军转回来，武陵山巅搭高台，盼望红军打胜仗，盼望亲人早回来。

1928年1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占领遂川后，打掉了“遂川靖卫团在黄坳到草林70华里路上”的五道税卡，在圩上万寿宫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了共产党对待工商业者的政策，把草林圩改造为红色圩场。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草林圩场为井冈山军民提供了棉花、药材、食盐等物资和现金，为根据地做好经济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草林圩上逢圩，到圩2万人，为从来所未有。”后来，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这样描绘草林红圩的盛况。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这首饱含激情的《西江月·井冈山》，正是毛泽东在遂川写就的。

作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核心组成部分，遂川有着深厚的红色历史积淀，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实现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的突破地。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人们耳熟能详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雏形“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也是毛泽东在遂川提出的。

1927年10月23日，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在遂川大汾遭遇袭击。战后战士们疲惫饥渴，途经一块红薯地，大家一拥而上，挖出红薯就吃。为此，毛泽东批评了战士们。10月24日早晨，在遂川县荆竹山村前的“雷打石”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打土豪筹款要归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

第二年1月，在遂川县城李家坪，毛泽东又提出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要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后来，“三项纪律六项注意”拓展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调整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考虑到当时红军战士普遍文化程度不高，这些纪律被写在战士们的包袱布上，编进歌里，便于随时学习。

行走在遂川县红色街区，一栋清代庙宇式建筑最引人注目。高高红墙、片片青瓦，见证着“遂川建政”的伟大实践——这里是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旧址。

1928年1月24日，毛泽东在这里亲手创立了遂川县工农兵政府，领导遂川工农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创建地方武装，发展工农业生产等各项事业。

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后，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和现实需要，指导时任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在调查研究基础上起草、制定了《临时政纲》。这是井冈山斗争时期比较完整的人民政权建设纲领，为红色政权建设提供了蓝本，对后来中央苏区政府和革命根据地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红军长征从这里出发，抗战文化从这里可寻，红色政权建设从这里奠基。

三湾改编是红军建军以来最伟大的创举。把党组织建立在连上，并成立士兵委员会监督党组织和军事指挥员。仅是这一在今天看似很一般甚至很正常的举措，就具有了开天辟地的历史意义。因为它确立了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明确告诉世人，红军是共产党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因为共产党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其他什么人的利益。

中国既往历史上，从没有任何一支军队如此声言过，更没有任何一支军队如此践行过。红军的职责就是推翻一切反动阶级统治，为天下穷苦老百姓打天下。

因此，它的奋斗目标和性质完全有别于这块土地上有史以来的一切旧军队。官兵一致，彼此平等，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监督，共同进步，成了这支军队里里外外的一致作风。

后来，毛泽东又在古田会议上，进一步明确了红军的性质和作风纪律要求，彻底摒除了残留在红军队伍里的一切不良作风，逐步使这支军队成为有着明确革命目标和严格组织纪律的新型人民军队。

红军队伍里的任何一个官兵，没有谁是被人胁迫走进来的，大家都是自觉自愿加入其中的。它的人员成分大都是工农子弟，都来自普通老百姓之家，他们都心甘情愿地为老百姓谋取利益和幸福。

因此，老百姓形象地称他们为人民子弟兵。既然是老百姓的子弟兵，就要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拼上性命为老百姓打天下。他们深受老百姓的热烈欢迎与衷心拥护，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当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进行战略大撤退时，根据地民众与红军依依惜别。这里没有盛大的送别场面，只有妻子与丈夫，母亲与儿子，互相诉说惜别之情的个体场面。此时此情，都会情不自禁地于潸然泪下。父母妻儿是自己的家庭元素，革命事业是自己的理想追求。为了革命需要，服从革命指令，是每一个红军战士应有的素质和天职。老区民众是红军赖以生存的汪洋大海，红军是这海里快活跳跃的鱼儿。

这片养育自己的大海暂时要与之离别了，前面有更广阔的未知的海。需要鱼儿们尽快奔赴那里，和那一片海交融在一起。每个人心里都明白，没有了海的存在，再大再欢快的鱼儿也终将走向死亡。红军队伍里上至领导下至士兵，都深知这一点，也时刻践行着这一点。因此，无论红军走到哪里，哪里的大海都毫不犹豫地接纳他们，哺育他们，使他们养大身体，强壮体格，攒足力量，然后去搏击风浪。

苏区十万红军和苏区民众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红军战士是苏区人民的子弟，人民是红军战士的衣食父母。没有人民的支持，红军队伍将寸步难行，没有红军的浴血奋战，苏区人民就会继续受反动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人民与红军血浓于水，人民与红军心心相印。如果不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上的错误，红色星火就会从苏区蔓延开来，迅速席卷全国。当年的赤卫队，后来的民兵，都是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的坚强后盾和兵力预备队。这些组织直接来自人民，又服务人民，他们和正规部队一起，全力保卫人民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前进过程中，红军走到哪里，哪里就马上盛开红色之花。红军充分发挥了自己播种机宣传队的作用，把革命的道理传播给群众，把胜利的果实分配给群众，把革命的信念传递给群众。星星之火之所以燎原，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种子与土地温湿适宜，鱼儿和水自然交融。于是，红军就能依靠自己的信念意志和无所畏惧的精神，战胜一切围堵之敌，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投身革命即为家，几乎成了每一个红军战士坚定的选择。把革命队伍当家是大家共同的认识。钟石发父子五人临行前到老伴坟上的豪迈诀别，四个儿子集体为母亲伏地磕头，就表明了红军在他们心里就是自己的家的意识，就是他们理想信念的归宿。他们生是红军的人死是红军的鬼。就像高福星在参加红军长征最后一次战役前，说的那句豪迈话语，撼人心魄振聋发聩：我们生是红军的人，死了也要把好延安的门。这些普普通通的战士，都是人民的子弟，为了摆脱反动阶级的压迫与剥削，告别父母和家乡，走进实现理想的红色铁流中。他们弃小家为大家，尽大忠失小孝。一个个由极为普通的平民百姓，跃升为坚强的革命战士。他们是人民之海里养育出来的猛鲨巨鲸，他们是人民之土中生长出来的参天大树。人民把自己的儿女无私送给了红军队伍，使得这支队伍历尽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依然昂首挺立，百折不挠，最终铺就了通向共和国大厦的弯曲路面，把胜利的旗帜插向美好的理想之巅。

长征中的红军，物资是匮乏的，减员是严重的。每时每刻，都会有战士受伤或者牺牲。它不仅需要及时补充匮乏的战略物资，更需要补充日益短缺的兵员不足。其实红军走到哪里，哪里就有贫苦民众参加它的队伍。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剩下的几千红军战士，并不都是长征出发时的那些人，有不少就是在中途参加红军的沿路民众。众所周知，突破天险腊子口时那个没有留下姓名的红军战士“云贵川”，就是中途参加红军的代表。短时间认识红军、了解红军，自觉参加了红军，就是红军队伍的巨大魅力所在。魅力自何而来?来自它的严密纪律和明确宗旨，来自它的所作所为都真正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更来自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事实，如果红军每到一处，得不到当地民众的支持，它的前景是绝对不容乐观的。正是它始终如一地践行着自己的宗旨，才使它能够每到一处，时间虽短，都能够如鱼得水。史料记载，当初红军打下遵义后，苏区银行行长毛泽民，能够在短短十天之中，顺利完成苏区钞票在当地的流通使用，并在撤退前公平完成币物兑换，这实在是一般金融学家不敢想象的事情，而红军就是那样奇迹般地完成了。由此可见，红军公平为民作风之影响力是多么巨大!这样的军队，人民不由衷热爱与拥护，难以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