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联苏联共扶助工农均田地

孙中山联苏联共扶助工农均田地

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联苏、联共、扶助工农》以及《耕者有其田》和早期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等理念赞同。

孙中山会厚着脸面全世界去乞讨求援助。而得到的援助很少。苏联斯大林的共产党给他援助，而西方国家不给他援助。那时候孙中山为了打倒袁世凯，孙中山跟日本人签了比廿一条还廿一条的条约。袁世凯跟日本人签廿一条，孙中山也是跟日本人说，他可以提供更好的条件。幸好孙中山没能成事，如果他成事就是卖国贼了。

在感情上，他也是利用身边的女人，元配, 卢慕贞, 日本籍妻子, 大月薰, 日本情人, 浅田春, 妾, 陈粹芬, 末任妻, 宋庆龄等女人对他来说算是什么呢？是真正的爱情，还是事业的工具？他可是几次抛弃自己家的人丫。有人指责他是孙大炮。

有人说他是开皮包公司的天才，什么都不是的时候敢以大总统的身份跟人打欠条，承诺成功后连本还息。这个世界没有白吃的午餐，没有丰厚的条件，人家凭着什么要给钱帮你？皮包公司与真实的公司并不一样。有着理想，不代表懂得经营。连蒋介石都为了打共产党而要投靠美国，在1946年跟美国签了卖国商约─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结果美国人在中国无法无天，引起民情愤怨。

人无完人，孙中山作为当时的医生完全可以享受人生，却为中国低层老百姓代言并以此奋斗终生，如今走资派时代的砖家叫兽中有吗？

孙中山为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虽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精神可贵，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联苏、联共、扶助工农》以及《耕者有其田》和早期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等理念赞同。而国民党推孙中山为国父是为国民党创始人。

孙中山懂得武装的重要，所以在苏共帮助下建立军校。在推翻清皇帝上懂得統战，但为此让大总统位是犯了大错。所以进行北伐战争。在接班人上也不如意。汪精卫背叛了。蒋介石也背叛了。何奈？理念不同，孙中山为扶助工农及耕者有其田。而蒋介石代表地主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就如走资派邓小平们背叛了毛泽东一样，毛泽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而走资派是为地主资本家阶级服务的。毛泽东时代己经不存在地主资本家了，但走资派邓小平篡权一上台就制造出地主资本家来，“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如今的特色中国还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吗？所以走资派特色党和蒋介石国民党都是代表地主资本家阶级的利益的。而孙中山虽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家，就为《联苏、联共、扶助工农》以及《耕者有其田》和早期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值得称中华民族的英雄。而《反共华人》就因这一点而反对孙中山。

再回到中华民国初期，孙中山让位袁世凯，即时称帝，将孙中山排除在外，孙中山只能退回广洲。后袁世凯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后下台，引起军阀混战。此时有军阀请孙中山去北京共事。孙中山抱病入京。

一九二四年十月，正当直奉战争打得如火如荼之际，冯玉祥再次于北京发动了政变，华北平原的局势顿时风云变色，出现了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的临时联合政府。临时联合政府邀请孙中山到北京共商国事，孙中山在汪精卫等人的随行下前往北京。

就在1925年一月一日抵京后，孙中山腹部绞痛，呕吐大作，紧急送入协和医院治疗，初步诊断结果为恶性肿瘤。一月二十日以后，孙病势加剧，已不能进饮食，医生眼看不是办法，只好动手术摘除肿瘤。将孙中山的腹璧切开后，眼前的情况让所有在场的人吃了一惊，只见整个肝脏表面、大网膜和大小肠面上长满了大小不等的黄白色结节，结节发硬，整个腹腔内脏器粘连在一起，已经无法进行手术。

医生从肝上取出小块组织做活检标本后，就将伤口缝合了。术后，医师随即对孙中山的肝组织活检标本进行了化验，得出的结论是：肝癌末期。

协和医院为了抢救孙中山，引进了当时最先进的放射性镭锭照射治疗，对孙中山进行治疗，可惜不论如何，孙中山的病情还是持续成长，肋骨下方的肿瘤也随着时间持续扩大，此时孙中山已经下不了床了。

孙中山终其一生视西医为正(他就是从香港的西医大学毕业的)，始终讨厌中药，认为这东西简直跟偏方一样，不仅祸害百姓，还延误就医时间，不过讽刺的是，医生后来有试着用中药药材来做医治，初期还颇见成效。没想到孙中山得知自己服用的是中药后，竟然拒绝再服用！凡事不宜痴，如果见得成效，大可以改变观点，不必坚持己见呀....

一九二五年二月，孙中山病情加剧，吐出大量鲜血，染红了整片床单。眼见自己的身体已经撑不住了，孙速请汪精卫通电孙科、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北上赴京，商讨后事。

宋子文等人在北上探望时以为孙中山会提出立一个遗嘱，并且指定将来的接班人，可是北上前后，孙中山都没有立遗嘱的消息，于是汪精卫召集中央人物商定，先在探望孙中山前起草一个遗嘱，再根据孙中山的意思修改。汪精卫是众多北上官员当中文笔最佳的，被推举为撰写者。写好后便穿着一套黑西装前往医院。

《国父遗嘱》的首次发布：汪精卫走到了病房的门口前，尽量小声地稍稍开门，推至半处，看见了孙中山，此时他在病榻上闭着眼睛歇息，相比起昨日的探访，今日的孙中山脸型又显得更加凹陷不堪，体型也因癌细胞的扩散而显得更为臃肿。孙中山心中的接班人是汪精卫而非蒋介石。

1922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揭露英属报刊有意制造于孙不利的报道消息，他在《中国问题》中写道：“无疑，孙过去的经历表明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而广州政府是中国最好的政府，这也是无可怀疑的。但我们报端所载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却有意留给读者虚假的、不利于广州政府的印象。”并点名批评《泰晤士报》将孙的部队描绘成暴民，就起到了这样的效果。

1923年2月20日，孙赴香港大学发表演说，港大学生会主席何世俭致欢迎词云：“用任何言语介绍孙中山先生皆无必要，因孙中山先生的名字就是中国的同义字。孙中山先生的经历如用书本记载下来，无疑的将是最吸引人的事迹；如果爱好自由是伟大的考验，那么孙中山先生将与伟大共存。因此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么一位中国的伟人，一个真正的君子，和一个胸怀广阔的爱国者。”

1924年2月，苏联顾问鲍罗廷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孙反对剥夺地主，他打算在保持古老的土地关系的同时，借助于税收和赎买来消除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中的不公正现象。……国民党的民生主义被他们完全叫错了，它的实质就是通常的小资产阶级的改良。”又说：“到现在为止，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把民族主义革命者孙从小资产阶级的空谈家中拯救出来还很难说。有时我觉得，无论给这头老狼喂多少东西，他还是盯着‘自由民族’，他始终期待着以此来拯救中国。”

1925年4月12日，蔡元培在伦敦举行孙中山追悼会，致词说道：“我们信仰孙先生，敬爱孙先生，并不是因为孙先生的五官四肢有特别惊人的形式，无非因孙先生有卓越的识见、强毅的魄力、豁达的度量，可以使我们信仰与敬爱。”称赞孙为共和而革命，不再是帝王将相的重复。认为孙意志坚韧，抱定主义，奋斗不懈；待人宽容，即使从前反对他的人，一旦肯赞成他的主义，他就引为同志。并在会上比喻：“孙先生的体魄，我们就是有法保存，也无法候他活动了。然而，他的精神，还是活现在我们的精神上。”提醒大家应以其精神为标的，以实现其主义为最佳纪念。

1934年9月9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军人应确立革命的人生观》讲话，念及孙时说：“历史上凡是能够维持或发扬整个民族的人，他个人生命，也就格外放出光彩，照耀千秋永垂不朽。例如我们总理，是我们大家亲眼看到的。他自民国十三年去世到现在，已经十年，试问那一个人会忘记了他？到现在全国四万万同胞，还有那个人不尊信他的三民主义？这不就是他永久的生命的存在吗？而且在他死后的生命，反比生前生命更为伟大更光荣！当其在世时，不仅一般反对派敌人对他攻击毁谤，不遗馀力，就是全国民众，也有很多人不了解他。……现在他虽已去世十年，只是躯体不见了，而他的生命，却寄托在我们一般革命党员革命军人和一般的国民身上，一天比一天更能发扬光大！不但无人再敢轻蔑他，并且无不尊敬他信仰他，他的生命不但没有死亡，而他的生命的光辉，且永远照耀著整个民族生命的洪流，滚滚不停的日增其伟大。”

李大钊说：“中山先生的人格伟大，无论是他的朋友，他的信徒，他的仇敌，都没有不承认的。”

中共早期领导人赵世炎说：“孙先生是创造民国的元勋，这是三岁小孩和万恶军阀都是承认的。”

1945年3月31日，毛泽东〈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称：“对孙中山讲得是否太多了？不多。我们要善于引用他，这没有害处，只有好处。……他的遗嘱中‘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这两条是基本策略，他关于民主讲得最好，要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美国共产党现在把华盛顿、林肯都当作自己的旗帜，我们就有孙中山，而且有一段姻缘，曾经和他合作过。内战时期不讲他不能怪我们，因为那时我们被打倒在地上，不把孙中山丢开自己就站不起来，如同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一样。现在不同了。对党内一些人存在不尊重孙中山的情绪，应该说服。”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称：“在十年内战中不要孙中山，这也很难怪，因为我们的力量小得很。在抗战初期，我们的力量也还小，所以那时候我们要孙中山所发生的影响不大，因为人家还看不起我们。将来我们的力量越大，我们就越要孙中山，就越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来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

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的先进分子，其中杰出者有如领导辛亥革命的伟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政府的压迫，领导广大的人民，进行了不断的斗争，百折不挠，再接再厉”。

1952年8月4日，毛泽东《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讲话要点）：“孙中山先生是个好人，但他领导的辛亥革命为什么失败了？其原因：一、没有分土地；二、不晓得镇压反革命；三、反帝不尖锐。”

1956年11月12日，毛泽东为纪念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写《纪念孙中山先生》：“孙先生是一个谦虚的人。我听过他多次讲演，感到他有一种宏伟的气魄。从他注意研究中国历史情况和当前社会情况方面，又从他注意研究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情况方面，知道他是很虚心的。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应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

1926年3月10日，鲁迅在《国民新报》发表《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批评社会上“几个论客说些风凉话”，其中声称：“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临终之际，他说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凡是自承为民国的国民，有谁不记得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的？”

1927年3月，鲁迅发表《中山大学开学致语》，再一次强调：“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的结果，留下来的极大的纪念是中华民国。”

胡适称：“中山先生是一个实行家。凡是真实行家都有远见的计划，分开进行的程序，然后一步一步的做去。没有计划的政客，混了一天算一天；嘴里说：专尚实际，不务空谈，其实算不得实行家，只可说是胡混。中山先生一生所受的最大冤枉，就是人都说他是理想家，不是实行家。其实没有理想计划的人，决不能做真正实行家。我所以称中山先生做实行家，正因为他有胆子，敢定一种理想的建国方略。但是大多数的政客，都是胡混的，一听见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就蒙着耳朵逃走说，我们是不尚空谈的。中山先生一生就吃了这个亏，不是吃他的理想的亏，是吃大家把他的理想认作空谈的亏。他的革命方略，大半不曾实行，全是为了这个原故。”

[yongbing1993]

蒋介石答应条件放后又立即反目







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要力争说服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放蒋介石回南京去。张学良决定尽快把蒋介石放走。他在没有和周恩来商量的情况下，亲自陪送蒋介石回南京，最后反被蒋介石将张学良囚禁终身。这就是蒋介石的为人。

在《少帅活捉蒋介石逼蒋共同来抗日》之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了《西安事变》发生后的政治形势及我们应采取的方针。经过反复研究，中共中央以民族大义为重，从抗战全局出发，提出了解决事变的基本方针：

坚决反对新的内战，敦促南京和西安之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联合南京的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揭露并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口号，发动内战的阴谋。给张、杨以积极实际的援助，使之彻底实现西安事变后提出的抗日主张。作军事防御准备。防止亲日派的“讨伐”进攻。

为此，中共中央通电全国，表明中国共产党支持张、杨抗日主张及和平解决事变的立场，建议召开由各方面代表参加的和平会议，商讨解决事变问题和抗日救国大计。

为制止亲日派发动内战，红军主力集中到边关附近的三原、泾阳等县，准备配合东北军、西北军。同时，中共中央致电上海的潘汉年，告知我党和平解决事变、避免内战的方针。中央还致北方局刘少奇电，指示白区的党员应充分发动群众，拥护张、杨的革命行动。

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与张、杨共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大计。周恩来到达后随即分别和张学良、杨虎城进行了会谈。周恩来向张学良分析了对蒋两种不同的处置方法可能导致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

一是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

二是宣布其罪状，交付人民审判，最后杀掉，就会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争取更好的前途。就要力争说服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放他回去。

周恩来的一番话，更坚定了张学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周恩来在与杨虎城会谈时，杨担心轻易放蒋，一旦蒋翻脸，他的处境就与共产党有所不同了。周思来对杨的顾虑表示理解，并做了许多解释。杨听后感慨地说：共产党置党派历史深仇于不顾，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令人钦佩。“我是追随张副司令员的，现在更愿意倾听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同中共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周恩来等还在西安广泛接触了东北军、西北军的广大官兵以及社会各界人士，了解情况，宣传我党团结抗日的方针政策。党中央根据对形势的进一步分析和了解，提出“扶助左派，争取中间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的策略”和“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在对和平解决的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的行动方针。

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同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举行谈判。周恩来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边关以东；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吸收抗日分子；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国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实行合作。如蒋接受并保证实行上述六项，中共、红军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对外。经过以后的几次谈判，南京方面基本同意接受这些主张，于24日达成了以周恩来提出的六项主张为基础的协议。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再次向他阐明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真诚愿望，尖锐地指出，目前的形势是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必自速其亡；只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才是惟一的出路。蒋介石表示接受谈判达成的协议，同意“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在什么条件下可以释放蒋介石的问题，东北军高级将领中争论很激烈。张学良认为事态严重，惟恐夜长梦多，决定尽快把蒋介石放走。12月25日下午，他在没有和周恩来商量的情况下，亲自陪送蒋介石回南京。至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发动与和平解决，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胜利；使面临危亡的中华民族，终于实现了由内战到团结抗战的历史转变。

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作为西安事变发动者的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是功不可没的。

周恩来等还在西安广泛接触了东北军、西北军的广大官兵以及社会各界人士，了解情况，宣传党团结抗日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党中央根据对形势的进一步分析和了解，提出“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的策略和“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在对和平解决的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的行动方针。12月23日至24日，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的全权代表，参加张学良、杨虎城同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宋美龄所举行的谈判，并在会谈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经过两天谈判，迫使蒋介石作出了六项承诺：

（1）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

（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群众的自由民主权利；

（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

（4）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国方针；

（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6）实行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再次向他阐明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真诚愿望。蒋介石表示接受谈判达成的协议，但要不采取签字的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随后，张学良决定尽快把蒋介石放走。他在没有和周恩来商量的情况下，亲自陪送蒋介石回南京，最后反被蒋介石将张学良囚禁终身。这就是蒋介石的为人。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从此，基本结束了十年内战局面，国共两党关系开始改善。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第二次国共合作本应早日实现，但蒋介石不仅不履行承诺，而且在抗日问题上态度动摇。中国共产党继续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全民族共同抗战，同时推动与国民党的一系列谈判，直到七七事变爆发后的1937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才得以正式实现。

为促进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1936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指出：为达到抗日目的，必须“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他自己许诺的条件”，改革国内政治，扩大与巩固陕甘两省首先成为抗日根据地等。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即

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

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改善人民的生活。

电文指出，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意作出四项保证，即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的方针；

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

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

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五项要求是积极的、合理的，四项保证是中国共产党为结束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实现国共合作所作出的重大的、有原则的让步。这种原则的重要表现就是，

一是国民党必须抛弃内战独裁和对外不抵抗的政策；

二是在特区和红军保持共产党的领导，保持工农已取得的权利；

三是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必须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批评的自由。

共产党的主张得到广大爱国人士的赞同，也进一步推动了国民党内抗日派对亲日派的斗争。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人在2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与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呼吁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会上，国民党民主派同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进行了激烈斗争，最终通过了一个实际接受中国共产党提议的决议案，表明国民党的政策已经由内战转向抗日，由反共转向联共，正在接受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为敦促蒋介石履行其在西安事变中承诺的六项条件，促进国民党早日实行联共抗日的政策，中共中央派出代表直接同国民党代表谈判。从1937年2月开始到7月全国抗战爆发前，先后派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博古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及蒋介石、宋子文等人，在西安、杭州、庐山举行了多次谈判。

蒋介石在谈判中的基本企图是首先把共产党、红军和陕甘宁边区置于国民党控制之下，不许共产党有独立性，不许人民革命力量发展。其真实目的，就是用和平方法限制和削弱共产党的力量。党中央对蒋介石通过谈判来达到收编红军、取消陕甘宁边区政府、溶化共产党的企图进行了揭露和斗争。同时，从大局出发，在两党合作的组织形式以及边区政府的人事安排上作了重大让步。

在推进国共谈判、促进国民党早日实行联共抗日政策的同时，党中央采取一系列重大步骤，带领全党把工作重点由工农民主统一战线转向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7年5月2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了由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参加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代表会议)。会上，毛泽东先后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两个报告。

毛泽东的讲话和会议主要精神包括：

一是进一步阐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和任务，明确了党在当前阶段的任务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三位一体。

二是阐述了共产党的最高纲领与实行三民主义的关系。

毛泽东指出：在民族危机极端严重形势下，两党重新合作，并领导人民坚决地实行起来，是完全适合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要求，而应为每一个共产党员所明白认识的。同时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三是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坚持党的领导权的重要性。

毛泽东还提出了实现政治领导的方法：

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

按照这种具体目标在全国行动起来时，无产阶级，特别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应该提起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

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

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

毛泽东指出，在新形势下，过去在两个政权敌对路线下的斗争方式、组织方式和工作方式，应当有所改变，为此需要重新学习，既要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作斗争，又要向尾巴主义作斗争。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主要有北方局及其所属地区党组织负责人。刘少奇、张闻天作报告，毛泽东讲话。会议总结了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瓦窑堡会议以来华北地区白区工作的经验，比较系统地揭露和批评了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刘少奇在报告中阐述了党与群众的关系，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关系，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以及党的思想转变等问题。会议着重阐明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新形势下，党在白区工作的基本方针、策略和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些必须做的党的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要求党在白区的实际工作中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全国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统一了新形势下党的政策思想，增强了党内团结，批判了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倾向，进一步明确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和斗争策略，为即将到来的全国抗日战争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做了重要准备。

[yongbing1993]

少帅活捉蒋介石逼蒋共同来抗日







张学良、杨虎城“十二事变”后提出的“八项主张”是：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救国会领袖及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实行孙中山遗嘱，召集救国会议，以及停止“剿共”。这些主张旨在团结抗日，结束内战，实现民族的救亡图存。

“八项主张”的具体内容：

1，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

2，停止内战，集结力量反抗日本侵略。

3，释放所有被捕的爱国救亡运动领袖和政治犯。

4，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

5，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遗嘱。

6，召集救国会议，团结全国力量。

7，停止对红军的“围剿”。

8，与中共合作共同抗击日本侵略。

这些主张是在“十二事变”后，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提出的，目的是改变当时的内战局面，促成国共合作抗日。

事变之后，中共代表团与张、杨会谈，为和平解决事变奠定了基础，也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虽然这些主张得到了各方的初步认可，但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食言，导致了张学良的长期监禁和杨虎城的遇害。

西北联合抗日的局面形成后，张学良、杨虎城多次向蒋介石建议“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然而蒋介石不但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反而一意孤行，派遣大批嫡系部队入陕，并于1936年12月4日，亲自率领陈诚等十几名军政要员再赴西安，催逼张、杨加紧“剿共”，否则即将东北军调往福建，第十七路军调到安徽。

张学良对此设想了两个应对方案：继续劝说蒋介石改变打内战的政策，如果劝说无效，准备硬干。12月7日，他到临潼去见蒋介石，声泪俱下，慷慨陈词，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蒋介石不但毫无回心转意的迹象，反骂张学良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拍着桌子大声喊叫，“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决定对蒋实行“兵谏”。1936年12月12日，张、杨扣留了蒋介石以及正在西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卫立煌等10多人，并立即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八项主张：(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等一切政治自由；(7)确实遵行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随后，张、杨又采取了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由张、杨担任正副委员长的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解散国民党省党部，成立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等重大军政举措。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引起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应，形成了极其错综复杂的紧张局面。日本帝国主义力图借此挑起中国内战，以乘机大肆侵略中国，英美为使其在华利益不受损害，主张与张、杨妥协，继续保持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在国民党南京政府中，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立即调遣军队，进攻西安，扩大内战；亲英美派的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希望和平解决事变，并派出代表赴西安谈判。

爱国救亡团体和民主进步人士对事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和救亡团体发表通电，竭诚拥护张、杨的救国行动和八项主张，呼吁全国人民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以挽危亡，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宋庆龄提出建议：在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下，可以释放蒋介石，并表示愿前往西安斡旋此事。国民党内的冯玉祥、李济深分别致电张学良、杨虎城和国民党政府，支持张、杨主张，反对武力“讨伐”，力求和平解决。

[yongbing1993]

从《十送红军》到《松花江上》






【从《十送红军》到《松花江上》】这个题目说的是《结果》，是蒋介石五次剿杀《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井岗山地区低层老百姓送红军的《结果》，和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东北时，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的影响下未能阻止日本的占领后成立的《满洲国》中老百姓四处流浪的《结果》。

产生这两个《结果》之前，要知道的是：都与中华民国政府有关，具体地说都与蒋介石国民党民国政府有关。具体有什么关系？请先看一个在博文《满洲国是蒋介石政府不抵抗成果》后拍砖者的一个评论：

《当年的国势，谁也没辙！国民党本来就是日本黑龙会整合起来的，你能指望国民党做什么？说实话，国民党开始就是日本的第五纵队。孙大炮后来心有不甘，又成了苏俄的代理人。所谓的“北伐”，不过是勾结苏俄，推翻合法的民国政府！

国民党（蒋介石）后来的抗日只是被形势所逼。你看看当年孙大炮的临时政府，从政治到军事，都被日本顾问把持，不说孙大炮身边的保镖宫崎滔天就是日本外务省派出的！没有二次世界大战，没有天外飞仙美利坚，没有北伐崛起的毛熊，中国被灭（日本重演清兵入关）是板上钉钉的事！》

先说《当年的国势，谁也没辙！》？是真的吗？

《当年的国势》中的《当年》是指：日本在1931年9月18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时。

《国势》应该是指：1927年至1949年的中华民国政府是蒋介石国民党。1931年在其中。

《谁也没辙！》吗？

一，1927年蒋介石国民党的国军有170万左右。

《满洲国》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又在1932年被日本正式扶植为伪政权。?1932年的蒋介石国民党己有几百万国军。1927年蒋介石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正统的170万左右的国军。

1927年蒋介石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正统的170万左右的国军来说，是区别对待的。对于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东北《满洲国》采取不抵抗政策，任凭日军占领。

而对《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动了五次围剿战争。从1930年到1933年间派出了100多万的国军。具体如下：

1，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调集10万重兵，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直扑江西南部中央根据地。

2，从1931年2月起，蒋介石调集约20万重兵，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分四路向中央根据地的中共红一方面军大举进攻。

3，从1931年6月开始，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自任“围剿”总司令，依仗10倍于红军的兵力，企图把红军主力压迫到赣江东岸加以击破，然后分路“围剿”。

4，从1932年5月开始，蒋介石调整策略，先进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准备得手之后再全力进攻中央根据地。1932年底，蒋介石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军，开始对中央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发动进攻。

5，从1933年秋开始，蒋介石调集70万军队对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中国工农红军败退逃亡去长征。

而对《满洲国》，不但不派一兵一卒，而且还将调走驻守在东北的张学良氏父子的军队去西北剿共。

二，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东北军数量就有约三十多万人，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中华民国的建立，张作霖成了民国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这之后他又不断地发展经营自身势力，成功地实现了对东三省的全盘控制，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在他的带领下，1917年奉军吞并了冯德麟的第二十八师，1918年又增设了一个师和五个旅，到1920年，奉军的数量已经达到了二十余万人。要知道，当时处于军阀混战期间，一般军阀的兵力普遍在一万到十万不等，二十万绝对不是个小数目。

东北军的强大，最直观的就是它的兵力。1920年左右，它的兵力就已经达到二十余万左右了。等到后来九一八事变时，关外的东北军就有214 140人，而这还只是正规军，非正规军也有七万多人；关内还有十三个旅，共计约十余万人左右。这样加起来，当时的东北军数量就有约三十多万人，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而这三十余万士兵也并非乌合之众，他们不止有陆海空的编制，还拥有数量可观的精锐的武器，可谓是当时国内最具现代化的军队了。这还要得益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经营。

众所周知，自古以来东北地区一直都是长于农业的，其军事工业可谓是比较薄弱的。而当张作霖成为东北地区的负责人后，作为一个从战争中摸爬打滚过来的人，他深知武器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当时那样一个时代。所以，他开始着手建设东北地区的军事生产基地，先后创办了奉天军械厂、东三省兵工厂等近代军事产业。

这些军事企业的涉猎范围非常广，不仅生产枪炮等常规武器，还生产军用飞机的零部件。其生产能力也十分可观，东三省兵工厂从最初的日产子弹一万发左右，变成了到1929年能稳定日产子弹三十万发，最鼎盛的时候，甚至能日产子弹四十万发。

数量庞大的同时，质量上也不是粗制滥造。就连一向自视甚高的日本人都称东三省兵工厂为“东方 第一的兵工厂”。相比于当时国内的各个军事集团，东北军的武器装备可谓是最精良的，光是军用飞机就有两百多架，还有各色坦克、枪支，军事实力远远高过其余地区。

不仅如此，除了注重军事武器的装备外，张氏父子还加强了物资、粮草等的装备。作为一个有明显农业优势的地区，奉天粮秣厂保证了东北军的粮食供应。同时，鉴于高纬度地区气温低的特点，张氏父子还设立了奉天被服厂，保证军队的物资供应。而除了粮食、服装以外，锅碗瓢盆等日用品也在其中。

这样一个人数众多、装备精良、物资充足的军队，如何能不成为一个实力强劲的军队呢？更何况，其领导人也不是什么酒囊饭袋，它能成为一支强大的军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张学良父子的军队主要是指他们领导的奉系军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东北空军和装备精良的东北军，他们拥有当时全国首屈一指的沈阳兵工厂，但最终在“不抵抗政策”下全部被日军缴获。

张氏父子在沈阳建立了全国规模最大的兵工厂，生产步枪、冲锋枪、机枪和火炮等多种武器，甚至还生产卡车和自动步枪，为东北军提供了强大的后勤支持。

东北空军的建立与发展：张氏父子从1920年开始创建了奉系军队的航空力量，并设立了航空学校培养人才，还派遣学员赴法国、日本留学，在飞机生产和仿制上也取得了显著成就。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时，由于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导致沈阳、锦州等地的260多架飞机及未启封的装备全部被日本侵略军缴获，东北的空军人员流散了。部分东北空军的人员在事变后加入了国民政府的中央航校。

三，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东北地区的抗日武装，前身是东北抗日义勇军余部、东北反日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 在1931年至1945年抗战部队。东北抗日联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英雄部队。“九一八”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以后，由部分原东北军、中共抗日游击队、农民暴动武装、义勇军等组成。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达十四年的艰苦斗争，牵制七十六万日军，消灭十七万余日军、五万余伪军，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英勇不屈的精神，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四，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人民组织游击队，联合东北抗日义勇军，对抗日军。 1932年春，满洲省委先后派共产党员杨君武与省委军委书记杨林，到吉林省磐石县发展武装力量，进行反日游击战争。在那里创建了磐石工农义勇军，后来又派杨靖宇去领导这支队伍，发展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在东满地区，省委派童长荣任特委书记，创建了延吉、和龙、珲春和汪清等反日游击队，后来发展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在北满和吉东地区，省委派赵尚志、冯仲云、周保中等，先后创建了巴彦、海伦、珠河、汤原、密山、宁安等许多游击队。

最后留在东北的只有以上《三》和《四》的抗日力量。而主力部队的《一》蒋介石作为中华民国军队的总司令没派一兵一辛外，还抽走了一直守卫在那里的张氏父子的东北军。

《国民党本来就是日本黑龙会整合起来的，你能指望国民党做什么？说实话，国民党开始就是日本的第五纵队。》的确无话可讲。

由于蒋介石国民党是日本的第五纵队，所以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可想而知了。结果是：

《松花江上》是张寒晖1936年创作的抗战歌曲。该曲表达了中国东北沦陷后大批军民被迫流亡关内，思念家乡渴望收复失地的悲愤感情，也表达了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情绪。该曲中充满血泪倾诉，对侵略者带来的深重灾难满怀激愤，由对东北家乡的怀念到痛苦哀伤的倾吐，再到痛心疾呼，感情层层深入，被誉为《流亡三部曲》之一。

彼时“九一八事变”已过去五年，东北三省沦陷，无数百姓被迫背井离乡。歌曲以凄婉深沉的旋律，唱出“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的故土眷恋，又以“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的悲泣，道尽山河破碎的痛楚与民众的流离之苦。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抗战初期民族的深重灾难，也成为唤醒国人抗日意识的“哀歌”，推动无数仁人志士投身救亡图存的洪流。

1936年秋，在西安任教的张寒晖耳闻目睹了几十万东北军和人民流亡悲痛的声音与惨景。他到西安北城门外东北难民集中的地区走访，与东北军的官兵和家属攀谈，听他们控诉“九一八”日本关东军的罪行，听他们对失去故乡、亲人的思恋。这时，他接触了东北军中的共产党员孙志远，听他讲述东北军将士思念丢掉的国土之情，讲述东北难民对丧失国土的悲愤，并得到一本东北军出版的《东望》杂志，杂志封面写到：“我们何时能返回那美丽的田园？我们何时能安慰我们的祖宗于地下？我们何时能救我们的父老兄弟于水火之中？”这些激发了张寒晖的创作灵感，他很快创作出《松花江上》的歌词，并以他的老家河北定县秧歌中凄惨的“大悲调”为素材写成《松花江上》的曲调 。

歌曲歌词：《松花江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 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九一八 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 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 流浪 流浪 哪年 哪月 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 哪月 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 爹娘啊 什么时候 才能欢聚在一堂

《十送红军》歌词：一送红军下南山，秋风细雨扑面寒，树树梧桐叶落完，红军几时再回山？二送红军大路旁，红漆桌子路边放，桌上摆着送行酒，祝愿红军打胜仗。三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双双拉着长茧手，心藏黄莲脸在笑。四送红军过高山，山山包谷金灿灿，包谷本是红军种，撒下种子红了天。五送红军澧水河，鸿雁阵阵空中过，鸿雁能捎书和信，捎信多把革命说。六送红军兔儿岩，两只兔儿哭哀哀，禽兽能知人心意，血肉深情分不开。七送红军七里湾，七里湾中一片田，凉风阵阵稻谷香，新米上市人走远。八送红军八角山，两只八哥吐人言，红军哥哥莫走远，财主回来要倒算。九送红军过大江，江水滔滔船儿忙，眼望江水肝肠断，穷苦百姓泪汪汪。十送红军转回来，武陵山巅搭高台，盼望红军打胜仗，盼望亲人早回来。

1928年1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占领遂川后，打掉了“遂川靖卫团在黄坳到草林70华里路上”的五道税卡，在圩上万寿宫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了共产党对待工商业者的政策，把草林圩改造为红色圩场。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草林圩场为井冈山军民提供了棉花、药材、食盐等物资和现金，为根据地做好经济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草林圩上逢圩，到圩2万人，为从来所未有。”后来，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这样描绘草林红圩的盛况。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这首饱含激情的《西江月·井冈山》，正是毛泽东在遂川写就的。

作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核心组成部分，遂川有着深厚的红色历史积淀，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实现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的突破地。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人们耳熟能详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雏形“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也是毛泽东在遂川提出的。

1927年10月23日，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在遂川大汾遭遇袭击。战后战士们疲惫饥渴，途经一块红薯地，大家一拥而上，挖出红薯就吃。为此，毛泽东批评了战士们。10月24日早晨，在遂川县荆竹山村前的“雷打石”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打土豪筹款要归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

第二年1月，在遂川县城李家坪，毛泽东又提出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要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后来，“三项纪律六项注意”拓展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调整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考虑到当时红军战士普遍文化程度不高，这些纪律被写在战士们的包袱布上，编进歌里，便于随时学习。

行走在遂川县红色街区，一栋清代庙宇式建筑最引人注目。高高红墙、片片青瓦，见证着“遂川建政”的伟大实践——这里是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旧址。

1928年1月24日，毛泽东在这里亲手创立了遂川县工农兵政府，领导遂川工农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创建地方武装，发展工农业生产等各项事业。

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后，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和现实需要，指导时任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在调查研究基础上起草、制定了《临时政纲》。这是井冈山斗争时期比较完整的人民政权建设纲领，为红色政权建设提供了蓝本，对后来中央苏区政府和革命根据地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红军长征从这里出发，抗战文化从这里可寻，红色政权建设从这里奠基。

三湾改编是红军建军以来最伟大的创举。把党组织建立在连上，并成立士兵委员会监督党组织和军事指挥员。仅是这一在今天看似很一般甚至很正常的举措，就具有了开天辟地的历史意义。因为它确立了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明确告诉世人，红军是共产党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因为共产党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其他什么人的利益。

中国既往历史上，从没有任何一支军队如此声言过，更没有任何一支军队如此践行过。红军的职责就是推翻一切反动阶级统治，为天下穷苦老百姓打天下。

因此，它的奋斗目标和性质完全有别于这块土地上有史以来的一切旧军队。官兵一致，彼此平等，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监督，共同进步，成了这支军队里里外外的一致作风。

后来，毛泽东又在古田会议上，进一步明确了红军的性质和作风纪律要求，彻底摒除了残留在红军队伍里的一切不良作风，逐步使这支军队成为有着明确革命目标和严格组织纪律的新型人民军队。

红军队伍里的任何一个官兵，没有谁是被人胁迫走进来的，大家都是自觉自愿加入其中的。它的人员成分大都是工农子弟，都来自普通老百姓之家，他们都心甘情愿地为老百姓谋取利益和幸福。

因此，老百姓形象地称他们为人民子弟兵。既然是老百姓的子弟兵，就要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拼上性命为老百姓打天下。他们深受老百姓的热烈欢迎与衷心拥护，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当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进行战略大撤退时，根据地民众与红军依依惜别。这里没有盛大的送别场面，只有妻子与丈夫，母亲与儿子，互相诉说惜别之情的个体场面。此时此情，都会情不自禁地于潸然泪下。父母妻儿是自己的家庭元素，革命事业是自己的理想追求。为了革命需要，服从革命指令，是每一个红军战士应有的素质和天职。老区民众是红军赖以生存的汪洋大海，红军是这海里快活跳跃的鱼儿。

这片养育自己的大海暂时要与之离别了，前面有更广阔的未知的海。需要鱼儿们尽快奔赴那里，和那一片海交融在一起。每个人心里都明白，没有了海的存在，再大再欢快的鱼儿也终将走向死亡。红军队伍里上至领导下至士兵，都深知这一点，也时刻践行着这一点。因此，无论红军走到哪里，哪里的大海都毫不犹豫地接纳他们，哺育他们，使他们养大身体，强壮体格，攒足力量，然后去搏击风浪。

苏区十万红军和苏区民众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红军战士是苏区人民的子弟，人民是红军战士的衣食父母。没有人民的支持，红军队伍将寸步难行，没有红军的浴血奋战，苏区人民就会继续受反动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人民与红军血浓于水，人民与红军心心相印。如果不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上的错误，红色星火就会从苏区蔓延开来，迅速席卷全国。当年的赤卫队，后来的民兵，都是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的坚强后盾和兵力预备队。这些组织直接来自人民，又服务人民，他们和正规部队一起，全力保卫人民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前进过程中，红军走到哪里，哪里就马上盛开红色之花。红军充分发挥了自己播种机宣传队的作用，把革命的道理传播给群众，把胜利的果实分配给群众，把革命的信念传递给群众。星星之火之所以燎原，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种子与土地温湿适宜，鱼儿和水自然交融。于是，红军就能依靠自己的信念意志和无所畏惧的精神，战胜一切围堵之敌，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投身革命即为家，几乎成了每一个红军战士坚定的选择。把革命队伍当家是大家共同的认识。钟石发父子五人临行前到老伴坟上的豪迈诀别，四个儿子集体为母亲伏地磕头，就表明了红军在他们心里就是自己的家的意识，就是他们理想信念的归宿。他们生是红军的人死是红军的鬼。就像高福星在参加红军长征最后一次战役前，说的那句豪迈话语，撼人心魄振聋发聩：我们生是红军的人，死了也要把好延安的门。这些普普通通的战士，都是人民的子弟，为了摆脱反动阶级的压迫与剥削，告别父母和家乡，走进实现理想的红色铁流中。他们弃小家为大家，尽大忠失小孝。一个个由极为普通的平民百姓，跃升为坚强的革命战士。他们是人民之海里养育出来的猛鲨巨鲸，他们是人民之土中生长出来的参天大树。人民把自己的儿女无私送给了红军队伍，使得这支队伍历尽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依然昂首挺立，百折不挠，最终铺就了通向共和国大厦的弯曲路面，把胜利的旗帜插向美好的理想之巅。

长征中的红军，物资是匮乏的，减员是严重的。每时每刻，都会有战士受伤或者牺牲。它不仅需要及时补充匮乏的战略物资，更需要补充日益短缺的兵员不足。其实红军走到哪里，哪里就有贫苦民众参加它的队伍。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剩下的几千红军战士，并不都是长征出发时的那些人，有不少就是在中途参加红军的沿路民众。众所周知，突破天险腊子口时那个没有留下姓名的红军战士“云贵川”，就是中途参加红军的代表。短时间认识红军、了解红军，自觉参加了红军，就是红军队伍的巨大魅力所在。魅力自何而来?来自它的严密纪律和明确宗旨，来自它的所作所为都真正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更来自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事实，如果红军每到一处，得不到当地民众的支持，它的前景是绝对不容乐观的。正是它始终如一地践行着自己的宗旨，才使它能够每到一处，时间虽短，都能够如鱼得水。史料记载，当初红军打下遵义后，苏区银行行长毛泽民，能够在短短十天之中，顺利完成苏区钞票在当地的流通使用，并在撤退前公平完成币物兑换，这实在是一般金融学家不敢想象的事情，而红军就是那样奇迹般地完成了。由此可见，红军公平为民作风之影响力是多么巨大!这样的军队，人民不由衷热爱与拥护，难以想象!

[yongbing1993]

十四年彰显蒋介石没有积极抗日






《十四年抗战》，实际上那时候的蒋介石国民党拥有的百万国军并没有派去东北积极参加抗战。还要把张氏父子的东北军几十万人从东北调往西北去剿杀共产党。而留在东北积极参与抗日战争的那主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当地的东北抗日联军，还有当地的东北民间的抗日武装，它并不是全民抗战。所以《十四年彰显蒋介石没有积极抗日》。

因为1931年的时候，当时毛泽东受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命令带领一部分南昌起义失败后逃亡的残兵败将才刚上井冈山，带领井岗山附近的工人农民进行土地改革，打土豪分田地，组织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了的《井岗山》周围一大片地区的劳动人民，当时又成立了《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吋间从1931年11月7日－1937年9月22日为被蒋介石国民党派百万国军分五次进行剿条驱起后被迫去《长征》。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于中华民国大陆时期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国家政体。 先后辖有18省、4直辖县。 该政权主张推翻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的统治，在全世界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彻底的民族自决。

而蒋介石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正统的170万左右的国军，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调集10万重兵，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直扑江西南部中央根据地。

从1931年2月起，蒋介石调集约20万重兵，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分四路向中央根据地的中共红一方面军大举进攻。

从1931年6月开始，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自任“围剿”总司令，依仗10倍于红军的兵力，企图把红军主力压迫到赣江东岸加以击破，然后分路“围剿”。

从1932年5月开始，蒋介石调整策略，先进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准备得手之后再全力进攻中央根据地。1932年底，蒋介石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军，开始对中央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发动进攻。

从1933年秋开始，蒋介石调集70万军队对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中国工农红军败退逃亡去长征。

而毛泽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重点是在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围剿，反对国民党围剿、蒋介石在忙于剿杀中国人在国内一心一意在打内战。那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对蒋介石的国军共五次反围剿以后，被蒋介石国民党打败了。中国共产党就率领着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实际就是逃亡。也可称为战略转移打不过就跑，君子复仇十年不晚。最后中国共产党胜利了，战略转移也成立了。如果中国共产党胜利最后没有胜利就称逃亡了。

在1931年-1934年，这么长时间是一个国共之间的剿杀和反剿余的内战过程，根本没有形成抗战。首先作为当时中华民国政府的蒋介石国民党就根本没有过抗日的部署，一心只想消灭共产党。即便在外敌入侵时也没有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陈独秀和王明其中包括苏联给钱和武器，希望都寄托在蒋介石，相信他会抗日的。但最终是：让全世界所有人失望了，蒋介石就是不积极参加抗日。所以没有中国共产党在整个领导抗战，实际上是打内战的阶段。

到了1934年10月，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一年艰苦的长征，到1935年10月，长征胜利。1935年才在延安扎的根。那么，这个时候，1937年以后，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从1931年《九一八》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这整整六年中，蒋介石的国军根本就没有积极参与东北的抗日。蒋介石根本就没有积极参与东北的抗日，也就根本谈不上蒋介石来领导抗战了。

由于蒋介石不想来领导抗战，发生了张学良楊虎诚将军捉蒋，逼迫蒋介石参与抗战的事件。史称《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分水岭”，它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由此拉开了中国从长期内战到全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序幕。

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所率领的部队，在蒋介石的军事体系中属于所谓的杂牌，历年来受尽了蒋的压迫与歧视；在“剿共”战役中又不断遭到红军的严重打击，实力日益削弱。

1936年11月，蒋介石趁解决“两广事变”的余威，把他的嫡系部队约30个师，从两湖调到平汉线汉口—郑州段和陇海线郑州—灵宝段，准备入陕，达到一举消灭红军的目的。

12月4日，蒋介石携张学良由洛阳到西安，向张、杨摊牌，提出两个办法，要他们作最后的抉择：

一个是服从命令，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投入陕北前线，在其嫡系部队监视之下积极“进剿”红军。

一个是如果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调闽，十七路军调皖，把陕甘让给其嫡系部队。蒋介石所提出的这两个办法，都是张、杨所不能接受的，他们既不愿再替蒋介石打内战，也不愿让自己的部队离开西北这个根据地，为蒋介石所消灭。

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张学良将军为了最后争取蒋介石能同意联共抗日的要求，12月7日还向蒋介石进行了一次“哭谏”。不料蒋介石听了勃然大怒，骂张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张、杨忍无可忍，才下了“硬干”的决心。

当时西安各阶层的广大人民，都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团结抗日的主张，中国共产党通过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在知识青年中进行的抗日爱国教育，有力地激发了学生们的爱国觉悟和革命热情。12月9日，西安一万多学生为纪念“一二·九”一周年，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的特务警察竟开枪打伤了游行的小学生，激起广大群众的义愤。群众当即决定前往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

蒋闻讯后令张学良严行镇压，“格杀勿论”。张急忙赶往十里铺劝说学生回去，学生们群情激愤地向张请愿，张深为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所感动，更加坚定了逼蒋抗日的决心，他当场对游行的群众说：“我与你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你们的要求也就是我的要求，再往前走就要被机关枪扫射，我不忍看到你们遭受伤亡。你们现在回去吧，一星期以内我一定用事实答复你们。”言至此，声泪俱下。结果，不到3天，张、杨就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双十二”西安事变。

我在十七路军的时间比较久，知道杨虎城将军是一个有爱国心的人，他与共产党发生联系是很早的。他和蒋介石之间一向有矛盾，更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1936年10月，我外出考察学习一年后回到陕西，先后和杨谈过好几次，我着重向杨陈述了当前形势，说明日本帝国主义企图进一步灭亡全中国的各种事实，同时也谈到我在平、津和济南与宋哲元、韩复榘见过面，以及在南京、上海等地彻底看清了蒋介石政府祸国殃民，腐败透顶，人们怨声载道的情况。杨注意地听我说，还不时点头。我知道杨与中共早有联系，就直言不讳地谈到我们可否派得力的人员，与红军进一步加强联系，以便将来共同抗日。杨表示同意，但又提出我们要慎重考虑。

在最后一次和杨谈话中，我看情况甚紧，便提出：“是否可以考虑，蒋如果来西安，必要时我们把他扣起来，逼他联共抗日。”杨听了显得有些惊异，望着我说：“天大的事，我们敢干？”我说：“只要你把当年打李贞的精神拿出来(李贞是蒲城县的大恶霸，杨在青年时把李击毙)，就敢干！”杨看起来不反对我的意见，但他却以深沉而又带责备的态度对我说：“你这些话只能对我说，绝对不能对其他任何人讲。”

1936年12月8日，张、杨已商定准备扣蒋，并作了适当的分工，大体是：临潼归东北军负责，西安归十七路军负责。11日晚9时许，杨派车接我到他的住所，杨对我说：“今晚要行动。”命我任西安方面军事总指挥。

12月12日早晨，约5时许，听到临潼已有枪声，各部队就同时开始行动。约到7点半钟，已将大部分蒋军解除武装。到8时，西安的军事行动全部结束。张听我报告以前，曾接到刘多荃的电话报告说：“委员长跑掉了，尚未找到。”张即要临潼电话查问，接电话的是白凤翔。张问找到蒋没有，白说还没有，张即命令白：“如果9点找不到委员长，就把你们的头送来！”张打罢电话与杨出室外散步，他们走到假山上站住谈话，情绪紧张，心情都有些不安。张说：“虎城兄，如果委员长到西安后，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我便送他回南京。”杨低头沉思说：“委员长生死未知，是否能找到？”当他们回到室内时，即有电话来，报告蒋介石已经抓到。张、杨听了忧虑顿失。9时许，蒋被押送至西安，即住在绥署大楼。南京政府在西安的军政大员在蒋到西安前已全部被扣押起来。

张、杨在蒋被扣以后，立即向国内发出了抗日救国8项主张的通电，并打电报给陕北中共中央，请他们马上派代表前来共商抗日救国大计。12月17日，党中央派出的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代表团到西安，与张、杨协商并一起和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和端纳)进行了谈判。经过谈判，蒋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的要求。12月25日张、杨释放了蒋介石，张并亲自把蒋送到南京，西安事变遂告和平解决。

蒋介石回南京后背信弃义，扣留了张学良，并积极调派军队向陕西推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一部分人主和，一部分人主战，相持不下。这时汉奸、特务和别有用心的人在两军内部进行挑拨，破坏团结。1937年2月2日，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枪杀了元老派军长王以哲后，东北军内部发生分裂。十七路军方面，冯钦哉部和沈玺亭、唐得楹两团叛变投蒋。1937年5月5日，蒋介石批准杨虎城将军辞去本兼各职，杨被迫出国。十七路军其余部队被改编为38军，此后，蒋介石进一步采取“金钱收买”、“扩编利诱”以及“分割使用、战场消灭”等手段对付十七路军。

1936年“双十二”，在“双十二事变”(即西安事变)前一天晚上，即12日早晨，张学良走进了新城大楼，先是张学良叫了声委员长，接着是蒋介石说，既然这样子了，你不要叫我委员长，把我枪毙好了。张学良赶紧递上了一张纸，这是八项政治主张，只要委员长在上面签了字，就还是我的委员长。蒋拍起了桌子说，让我签字，除非把我枪毙了！接着张学良说到了东北失陷，热河弃守，就是蒋指示的结果。蒋介石还击说：我让你弃守你就弃守了？张学良闻言很恼怒地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当时弃守就是服从你的命令造成的。接着就是两人争吵，声音越吵越高。在新城大楼被扣押两天后，蒋介石就被转移到了高桂滋的公馆，当时张学良也住在高公馆内。

中国共产党面临重兵进剿的严重态势，毛泽东仍从抗日的全局出发，提出：“迫蒋抗日，造成各种条件使国民党及蒋军不能不与我们妥协，以达到两党两军联合反对日本的目的。”

“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要用各种办法逼蒋抗日。……我们改倒蒋为批蒋，改反蒋为联蒋。”

国共两党曾有过一段愉快的合作，就是因为蒋介石的反目，昔日的伙伴才成为仇敌。从1927年的“四一二”到1936年的“双十二”，不到十年的时间，蒋介石对共产党诋毁、通缉、追捕、杀戳，对红军一次一次的“围剿”，红军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即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历经千难万险，斩关夺隘，才来到陕北，蒋介石还是不放过，又亲自督战，非要在“最后五分钟”彻底剿灭共产党。

那些淌过龙潭虎穴、九死一生的共产党人，在得悉致他们于腥风血雨中疲于奔命的生死怨家，如今已成笼中鸟，怎能不高兴，可谓“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审蒋”乃至“杀蒋”，在人们的情感上都是最自然不过的了。　

毛泽东还电示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20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让派人去胡宗南等黄埔系将领处，表示“愿与谈判恢复蒋(介石)自由之条件”。蒋介石在与周恩来会谈时，态度明显改变，愿在“统一中国，受他指挥”的前提之下，“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在蒋介石回南京后，周恩来仍可与他直接谈判。从“抗日反蒋”到“联蒋抗日”，西安事变作为一个转折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显现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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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