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信赖国联实如同一张废纸

蒋介石信赖国联实如同一张废纸

 

 

 

提示：如同现如今中国大陆走资派特色党政府讲了四十多年的一句话：“台湾是属于中国“。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一直要求全世界各国承认“台湾是属于中国“的。而到今天为止，台湾是属于中国吗？

当年，在抗日战争之初，国民党的蒋介石发布“告全国军民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公理处断。”

《九一八》后的1931年9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市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发表讲演说：“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23日，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军民书》，声明要求：“现在政府既以此案诉之国联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希望全国军队避免冲突。”

尔后的事实证明，国联的决议如同一张废纸，日本根本不把它放在眼里，反而不断扩大侵略规模。《国联的决议如同一张废纸》

1931年10月上旬，关东军派飞机轰炸锦州。10月下旬，日军又向黑龙江省发起进攻，时任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黑龙江省军事总指挥马占山，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高潮的影响下，先后于11月上、中旬，在嫩江桥、昂昂溪及三间房等地，给进犯之日军予沉重打击。日军先后参战人数计5900余人，死伤1181人（其中战死将校军官5人、准士官以下53人，伤将校7人、准士官以下120人，冻伤996人），死伤人数占其参战人数的20%。黑龙江省中国军队参战人数约11800人，伤亡约1100人（其中战死约600人，伤500人）。马占山部抵抗关东军的进攻及取得的胜利，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对日“不抵抗”和完全依赖国联的另一突出表现，是它接受美国的授意，企图在锦州建立所谓“中立区”，来阻止日本的侵略步伐。从九一八事变到11月，日军因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已经相当顺利地侵占了东北三省的大部地区。因而，日军又随即向辽西锦州进犯。11月2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顾维钧电令驻日内瓦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希望日本军队不要继续进攻，并由美英法意等国派军队驻扎，而由中国军队退入山海关内为交换条件的建议。这个妥协投降的“建议”计划，无疑是变相、自动地出卖中国东北，承认日本军国主义占领东北的既成事实。因而，它一出笼立即遭到全国人民及海外华侨的一致强烈反对，最后在全国人民的愤怒指责下，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建立锦州“中立区”的计划被迫于12月4日取消。

然而，由于日本更加看清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屈辱无能，侵略野心也越来越大。12月22日，关东军发表了所谓“讨伐辽西一带土匪”的声明之后，便开始了向辽西的进攻。此时驻辽西锦州一带的东北军，按照蒋介石的电令，早已全部撤至山海关内，锦州一带只留下维持治安的三个地方公安骑兵总队，就这三个骑兵总队，也可以“如遭攻击不能抵御时，可退入关内。”因此，日军对辽西的进攻，又基本上没有遭到什么抵抗。日军于1932年1月2日轻而易举地占领了东北军在东北的最后据点锦州，国民党东北军则全部撤退到了关内。

历史证明，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只有用反侵略战争的军事手段予以反击，才是最有效的方法。用外交途径和运用舆论的方法，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争取世界舆论的同情和支持，这是应该的，也只是次要的一个方面，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把外交手段当作唯一手段，并且依赖国联组织机构来制止日本的侵略，这就本末倒置了。

国际联合会行政院常务理事会先后于9月19日、21日、22日、23日和25日，10月13日、16日、19日和24日等，连续开会讨论九一八事变案，国民政府代表施肇基报告日军在中国东北制造九一八事变、扩大侵略行径的情况，请国联“主持公道”。国联决议促日军撤军，并“劝告中日双方退兵”，但均被日本否认，称这只是“地方事件”，主张中日直接交涉，不容国联或第三国插手。后来，日本干脆以退出国联相威胁，根本不把西方各大国的批评和国联的决议放在眼里，国联也随之态度软化，转而赞成日本的主张。蒋介石国民政府依赖国联解决九一八事变的希望最终成为泡影。

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到1932年1月2日锦州失陷，前后仅仅105天，辽宁、吉林、黑龙江等东北三省就全部沦陷，这完全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对日绝对“不抵抗”政策的严重恶果，其主要责任无疑应该由蒋介石承担，因为他是“不抵抗”政策的最高决策者。但是，作为东北军的最高长官张学良不打半点折扣地完全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使东北军大部不战而退，或不战而降，无疑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一再告诫张学良对日要实行“不抵抗”政策，以便能集中精力“剿共”。1931年7月12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谓：“此非对日作战之时。”7月13日，于右任也致电张学良：“中央以平定内乱为第一，东北同志宜加体会。”7月23日，蒋介石向全国发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电》，正式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

在东北边防军司令部等首脑机关要人中，由于受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思想的严重影响，造成东北当局毫无戒备，以致事变后指挥失灵，被日军各个击破。张学良本人因军阀混战长期留驻北平。东北边防军代司令、参谋长荣臻在九一八事变前后正忙于为其父亲作寿。黑龙江省主席、东北边防军副司令万福麟及其儿子万国宾均在北平遥控，而且急于将其眷属家财由齐齐哈尔转向哈尔滨，再转运至天津。吉林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驻吉林副司令长官张作相，因其父亲去世回到锦州老家治丧，由军署参谋长、省政府委员熙洽代理。总之，在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军及政府各界在张学良多次“不抵抗”电令的影响下，思想上不但毫无对日抵抗的准备，而且早已作好了如何逃退的打算。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在北平的张学良一夜之间十几次致电南京国民党政府请示，而国民党政府根据蒋介石的旨意，一再复电：“对日采取绝对不抵抗，……缴械则任其缴械，入占营房即听其侵入。”请问，这跟投降有什么区别？9月19日午夜1时许，张学良在北平获悉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立即电令东北军政大员要“听命于中央，所候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问题，我们只应连报中央，听候指示……这次日本军队寻衅，我们避免冲突，不予抵抗，如此正证明我军对他们的进攻，都未予还击，更无由我方炸坏柳条沟（实为湖）路轨之理。总期这次的事件，勿使事态扩大，以免兵连祸结，波及全国。” “如我不服从中央命令，只逞一时之愤，因东北问题而祸及全国，余之罪过，当更为严重。”张学良自己也承认：“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余立时又下令收缴军械，不得作报复行动，故当日军开枪并用炮袭击北大营与其他各处时，中国军队并无有组织之报复行为。”张学良给东北军一道道的“不抵抗”电令，无疑如一根根粗黑麻绳捆绑住了东北军广大官兵，他们虽然作了某些抵抗，也只是零散的、无组织的，扭转不了整个战局。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导致了东北三省迅速沦陷为日本的殖民地，这一铁的事实连国民党政府自己也无法否认。1977年台湾出版的《抗日战争简史》，是一部竭力吹捧蒋介石国民党的著作，但在叙述九一八事变的历史时，也不得不承认蒋介石是主张绝对不抵抗政策的。它写道：“蒋主席至湖口，闻讯立即折回南京。21日，在陵园召集党政首长续商应付对策。决定设立特种外交委员会，以为对日本外交之决策机关。同时发表告全国军民书。沉着镇静，信任‘国联’之公理处断。希望全国军队避免对日冲突。”

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奉行“不抵抗政策”，不准东北军民抵抗日本的侵略，这一政策导致了东北的沦陷和伪满洲国的建立，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 面对美国提供物资支持下的日本侵略，当时的蒋介石和他的留美精英组成的政府，却迷信美国和西方承诺保护中国领土和主权，幻想美国和西方出面制止日本的侵略，长期实施不抵抗政策，致使日本多次不战而获，侵略野心膨胀，导致全面侵华，使我国军民伤亡高达3500万，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二战即将结束的时候，美国又背着中国制定《雅尔塔协定》，割走了中国外蒙领土，占领旅大等港口。二战后，更是提供了30亿美元军火等物资，远超抗战时期，帮助蒋介石镇压人民的反抗，屠杀中国人；还有表面上声称归还中国，实际将琉球群岛交给日本。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1931年9月18日，日本蓄意制造的侵华战争爆发，即“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对中国全面侵略的开端。

蒋介石的指令：面对日本的侵略，蒋介石在东北地区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不准东北军民进行抵抗。 不抵抗政策的后果是东北的沦陷：由于缺乏抵抗，日本很快占领了中国东北，并将该地区划为伪满洲国，开始对东北人民进行长期的殖民统治。

日本全面侵华的加剧：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主战的军部地位上升，日本走上了全面侵华的道路，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战场。

“不抵抗政策”的责任：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被认为是导致东北沦陷和抗日战争初期失利的根本原因之一。

对抗战力量的破坏：为了维护国民党的统治，蒋介石对擅自抵抗侵略的中国军民采取了打击、瓦解和迫害的手段，破坏了抗日革命力量的团结。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带有转折点性质的重要历史事件。毛泽东曾指出：“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现在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推行“大陆政策”的一个严重步骤，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而对日采取绝对“不抵抗”政策，依赖并乞求国际联盟的所谓“国际公理之判决”，从而招致东北三省的迅速沦陷。张学良完全彻底执行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方针，使东北军大部不战而退，或不战而降，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自卫战争，是中华民族奋起抵御外侮的民族解放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