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市民在乎谁当选纽约市长吗

纽约市民在乎谁当选纽约市长吗

 

 

 

《谁》当选纽约市长《不重要》。《重要》的是：

有评论认为，曼达尼的强势崛起与其主打民生议题的政纲有密切关係；他提倡冻结租金管制公寓的租金增长及降低生活成本，主张让纽约市的公共巴士免费及改善服务，又建议提供全民免费託儿服务等政策皆获得外界好评。曼达尼的团队同时擅于利用社交平台传播其政策和理念，都为这位数月前仍寂寂无名的纽约州议员迅速赢得大量支持者。

《主打民生议题的政纲》：

《冻结租金管制公寓的租金增长》

《降低生活成本》

《让纽约市的公共巴士免费及改善服务》

《提供全民免费託儿服务》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3日报道，川普当日社交媒体Truth Social发文，将自称为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曼达尼形容为“共产主义者”，并批评后者倘当选将使纽约市彻底陷入经济和社会灾难。“

而如今恰恰是川普在当美国总统：“使纽约市彻底陷入经济和社会灾难。“

那么纽约市民想请这位“共产主义者”来试试。但在资本主义大环境下的一些“免费“的小改良能否成功？还是一个未知数。不过，就是这样喊喊口号，也能争取选票，说明大多数普通劳动者是希望让资本主义的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野蛮制度让位于新的“共产主义者”来试试了。

”这次市长初选期间，曼达尼多次提到他参与发起的一项城市免费公共巴士计划。该先导计划维持了一年，其后并未获得延续。儘管如此，不少曼达尼在州议会的同事表示，他的想法让议会的意识形态中心转向左翼。"

“提倡加富人税 冻结租金增长和提供免费託儿服务

《纽约时报》的评论认为，曼达尼的成功，部份要归功于他能够将选民面对的複杂经济困境，转化成精闢的政策解决方案。曼达尼大胆地将自己定义为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

曼达尼在竞选期间，主张推动多项福利政策，包括冻结租金增长、免费向公众提供更快捷的公共巴士服务，并向纽约民众提供免费的托儿服务。他承诺，将向纽约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约785万港元）的市民加税，已负担他想推出的措施。上述政策都对近年饱受通胀之苦的年轻人大有吸引力。

《纽约时报》指，上述想法看似简单，却掩盖了实施起来的困难。儘管如此，它们依然引起不少纽约人的共鸣，他们渴望选出一位真正理解被迫住在狭窄公寓里，深明需搭地铁长途通勤是什么滋味的政客。“

“在很多选民对曼达尼仍相对陌生的时候，他已懂得善用社交平台，宣扬个人政纲。他曾跳入冰冷的大西洋，宣传他有关冻结（freezing，同时有被冻僵和冻结的意思）数百万纽约人房租的提议。

曼达尼还主动走入纽约的不同社区，与选民面对面互动，与他们亲切地握手、拥抱和对话，更与他们自拍。曼达尼“贴地”的形象绝对为其加分。

《纽约时报》认为，曼达尼的竞选团队巧妙地利用社交媒体，提升其知名度和筹款规模。他分享的影片简单易懂、内容真实，并与纽约及其他地区的数百万人产生联繫。这些贴文突显曼达尼与其主要对手、67岁的前州长科莫之间明显的代沟。科莫的竞选活动似乎缺乏与一般纽约民众互动的真诚时刻。“

“猛烈抨击以色列在加沙的屠杀 同时与另一犹太候选人结盟

在过去一段时间，曼达尼一直严厉批评以色列政府残酷对待在加沙的巴勒斯坦人。

儘管如此，曼达尼亦多次强调，纽约市不会容忍反犹太主义，并补充说，如果他当选，他将增加打击仇恨犯罪的补款。他坚持将反犹太复国主义（Anti-Zionism）与反犹太主义（Antisemitism）区分开。

信奉穆斯林的曼达尼与犹太裔候选人兰德结盟 展示团结的力量

曼达尼上周与另一名进步派候选人，属犹太人的纽约市审计长兰德（Brad Lander）结盟，兰德在初选中以11.4%的得票率位居第三。曼达尼与兰德在选前皆向支持者呼吁，投票时除投自己一票，亦应将第二选择投给对方，并确保不要投票给科莫。“

“2025年6月25日，美国纽约市，纽约州众议员曼达尼 (Zohran Mamdani，左) 与纽约市审计长兼市长候选人兰德 （Brad Lander，右）一起观看点票结果。曼达尼胜出初选，将代表民主党在11月角逐纽约市长。（Reuters）

上述背景都是曼达尼胜选的原因，他在演说中感谢兰德，并告诉支持者：“我们共同展现了未来的政治力量：建立伙伴关係与真诚的力量。

获亚裔及华人选民支持 势成纽约市首位穆斯林市长？

如果曼达尼在11月4日成功当选，他将成为纽约的首位穆斯林市长。他的竞选活动让全市约100万名穆斯林激动不已。曼达尼经常前往清真寺，并将自己的信仰作为竞选的核心。“

“此外，有报道指曼达尼获得不少东亚、南亚和穆斯林选民。有纽约市议员哈尼夫（Shahana Hanif）表示：“南亚社区肯定支持曼达尼。”她与曼达尼一起出现在社交平台的影片中，两人都讲孟加拉语。“

“2025年6月25日，美国纽约市，曼达尼（Zohran Mamdani）在民主党市长初选中胜出；他将代表民主党角逐今年11月举行的纽约市长选举。（Reuters）

哈尼夫表扬曼达尼：“他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运用了新的竞选策略，包括制作这些影片来接触新一代选民、更年轻的选民群体，以及那些可能对民主党感到失望的选民群体。”

据Politico6月25日的报道，曼达尼亦在法拉盛（Flushing）和布鲁克林（Brooklyn）赢得不少华裔选民的支持。“

[yongbing1993]

古今中外少有的读书奇人该是谁






纵观在古今中外历史上许多的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中，像毛泽东这样酷爱读书、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的人，非常罕见。读书是毛泽东精神存在和思想升华的必要方式，是一种基本的生活常态。据说，毛泽东早年有个外号叫毛奇。一说是因为毛泽东崇拜当时的德国元帅毛奇，一说是毛泽东常讲读书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奇男子。按后一种说法，毛泽东是把读奇书当作成为奇男子的第一个条件。

毛泽东习惯把不同甚至是相反观点的书以及不同版本的书对照起来读，他曾对领导干部讲，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

毛泽东既阅读传统的文史典籍，又阅读近代以来介绍西方的著作，阅读这些书使毛泽东能够跳出中国传统思维来看世界。

延安时期，毛泽东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和精力读书并提倡读书。一个重要原因是，总结历史、分析现实迫切需要理论，但党内理论素养准备不足。解决这个矛盾的最好办法，就是读书学习。正是在延安窑洞里，他完成了从军事领袖到政治领袖，从政治领袖到理论权威这两大跨越。

今天讲毛泽东作为“读书人”的形象，不是要淡化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的历史定位，而是说，在古今中外的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中，像毛泽东这样酷爱读书、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的人，确实非常罕见。

对毛泽东来说，读书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选择，不是简单靠兴趣支配的选择，甚至也不仅是为了工作需要，而是他的一种精神存在和思想升华的必要方式，是一种基本的生活常态，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

毛泽东治党、治国、治军的实践是那样精彩，在内政、外交、国防等各方面的活动是那样丰富，行动能力是那样突出，但他读的书，却并不一定比一些终生治学的人少，甚至比一些学问家还要多。对此，我接触到的不少朋友都很难理解，但这却是事实，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了解这个事实。

菊香书屋9万存书，见证一代伟人酷爱读书

毛泽东住在中南海颐年堂里面的一个院子，叫菊香书屋。他逝世后，保存在菊香书屋的书，有9万多册。不能说所有的藏书他都读过，但这些书是他进城后逐步积累起来的，用得上的，其中有不少书籍上留下他的批注和圈画。而毛泽东读而未藏的书籍，或读过藏过但后来丢失的书籍，就更不知几何了。总的来说，毛泽东的阅读范围，可以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科学、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学、书法、报纸杂志、丛书工具书，共11大类。

以上指的是毛泽东读书之广博。毛泽东读书还很偏深，除了常用的马列经典和文史哲方面有代表性的著述外，还有兴趣读一些在特定环境中流传不广的书，并注意其中一些细琐的观点。例如，长征刚到陕北，他就同斯诺谈到了英国科幻作家威尔斯(H.G.Wells)的作品，后者写有《星际大战》、《月球上的第一批人》。他曾经细读过苏联威廉斯的《土壤学》，多次在一些会议上谈论书中的一些观点。读《徐霞客游记》，他注意到书中提出长江的发源，是“金沙江导江”，而不是传统说的“岷山导江”。读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他细细圈画其中关于“胭脂米”的一段考证文字。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编辑和整理毛泽东的著作和谈话时，对一些引文做注释，需要查很多书，有的就很难查到出处。

例如，编《毛泽东文艺论集》时，对毛泽东提到徐志摩说“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这句话，就没有查到原始出处。毛泽东经常讲拿破仑说过一支笔可以抵得上三千毛瑟兵，还写进了给丁玲的诗：“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问了许多专家，都没有弄清楚出处。还有一个例子，1972年发生九一三事件，林彪乘飞机外逃，有关人员问毛泽东怎么办，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这句话肯定是一个俗语，但这个俗语出自哪里，一直找不到。近年才知道，出自清朝嘉庆年间一个叫张南庄的人写的一本讲鬼故事的滑稽章回小说，叫《何典》。

毛泽东最晚是在1941年就读了《何典》，那时他曾托人为远在莫斯科的两个儿子从中国带去一些书，其中就有《何典》。毛泽东晚年在一次会议上讲过:“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是说吃药只能医那些不会死的病，注定要死的病，药是治不了的。他用这句话比喻脑子像花岗岩一样的人，怎么做思想工作都是做不通的，这句话也是来自《何典》。

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如果再过10年我就死了，那么我就一定要学习9年零359天。”讲这个话是希望领导干部们抓紧时间读书学习，毛泽东自己确实做到了这一点。1975年他82岁了，眼睛不好，还专门请一位大学老师给他读书。我们知道，他是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逝世的，根据当时的记录，9月8日那天，他全身都插满了管子，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清醒过来就看书、看文件，共11次，2小时50分钟。这当中，他已说不出话来，敲了三下木制床头，工作人员开始不知道他要看什么，有人想到，当时日本正在大选，毛泽东或许是要看自民党总裁、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材料，就用手托着三木的材料给他看。最后一次看文件是下午4时37分，此后再也没有醒过来，7个多小时后便逝世了。这样的情况很感人，可以说已经不是活到老，读到老，而是读到死。

经典和重要书反复读，同题不同观点对照读

毛泽东读书，是发自内心的对知识、对真理的一种渴望。有这种渴望，才可能用心用脑去真读、真学、真思考。什么叫真读真学?具体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

经典和重要的书反复读。毛泽东曾对人说，他在写《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读了十几遍《共产党宣言》，为了学英文，他找来中文版和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对照起来读，在一本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里还留有他的批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是他经常阅读的。《资本论》很难读，但毛泽东读《资本论》留下的批画有四个时间，说明他起码在四个时间段里读过《资本论》，当然不一定是全读。在50年代初，毛泽东对人说，《红楼梦》他已经至少读了5遍，此后他也读过，还让人从北京图书馆手抄过一部胡适收藏的《石头记》。

相同的题材对照着读。毛泽东习惯把不同的甚至是观点相反的版本对照起来读。例如，他读美国历史，就让人到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去借，还专门写条子说，不光要马克思主义学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关于《拿破仑传》、《楚辞》，他都找来不同人写的和不同人注释的版本来读，《楚辞》曾经要了十几种版本对照起来读。1957年，他对领导干部讲：要读蒋介石书里的这些反面的东西，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

除了写读书批注外，毛泽东还注重讨论式地阅读。他不光是自己闷头读，读完以后常常和别人讨论，有时是边读边议。比如，延安时他专门组织了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读书小组，每天晚上读10多页，然后各自谈看法。1959年底还组织读书小组专门到杭州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了两个月，议出了许多好的思想。把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历史阶段，就是毛泽东在这次阅读中提出来的，这是我们上世纪80年代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的认识源头。参加这个读书小组的同志后来根据毛泽东的谈话记录，印了两卷本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从“储能”到寻“大本大源”到找“主义”

毛泽东早年有个外号叫毛奇。关于这个外号的来历，一说是因为他崇拜当时的德国元帅毛奇，一说是他常讲读书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奇男子。按后一种说法，毛泽东是把读奇书当作成为奇男子的第一个条件。

早年毛泽东读书的目的，先是说为了“修学储能”，然后说要寻求“大本大源”，最后是要找“主义”。概括起来，对他影响比较大的书有四类。

第一类是传统的文史典籍。他深厚的国学功底就是靠读这类书打下的。在传统的文史典籍中，他偏好以王夫之、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清实学和晚清湖湘学派的著述，诸如顾炎武的《日知录》、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以及他的老师杨昌济的《论语类钞》等等。这类书在立志、修身、处世方面很有用。第二类是近代以来介绍西方的著作，比如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社会学)肆言》以及卢梭、亚当?斯密等人的著作。阅读这些书使毛泽东能够跳出中国传统思维来看世界。第三类书是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国内学者传播新思潮方面的书，特别是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著述。第四类是《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

五四时期，一批知识分子首先传播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建党的人都是一色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代表的五四运动的精神产儿也是知识分子，换句话说都是读书人。他们对各种理论思潮做了认真的比较，最后选择和确立了自己的信仰，信仰一经确立，就为它献身，一直干到底。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思考，从中也可看出那一代人真读真学，追求真理的精神风尚。

确立“两个根本方法”和“一个根本主张”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作为宣传家和实践家，感到精神非常“饥渴”，其读书主要是为了实践的需要。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主要在偏远农村开辟根据地，领兵打仗，环境变了，常常是无书可读，很苦闷。这与青年时代“读书”，建党前后办文化书社“卖书”，大革命时期“编书”，形成强烈反差。于是，他给当时上海的党中央写信说，无论如何给他搞一些书，还开了一批书单，说“我知识饥荒到十分”，“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小事弃置。”可惜毛泽东开的书单没有保存下来，他当时想读哪些书不得而知。不过，在一封信中他曾经点名要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概论》和瞿秋白的《俄国革命运动史》。1932年，他带领红军打下福建漳州时搞了一批书，其中有列宁的《两种策略》和《“左派”幼稚病》。读完第一本推荐给彭德怀看，写信说此书要在大革命时候读着了，就不会犯错误。读完第二本毛泽东又推荐给彭德怀看，写信说，“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在艰苦的环境中，为了做到思想上的清醒，毛泽东是多么渴望读到有用的书，读书的用意非常明确。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读书的一个高峰期。他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和精力来读书并提倡读书。他以前没有时间写日记，到了延安以后才开始写日记，为什么写日记?日记的开头说：“20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起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他的日记事实上是读书日记，记录了哪天读了哪本书，读了多少页。从这个日记看，1938年2、3月间他读了李达的850多页的《社会学大纲》，还有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和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等等。梁漱溟访问延安时，毛泽东读了他的《乡村运动理论》，写了不少批注，还花好几个晚上同他讨论。

毛泽东当时为什么特别提倡在党内要形成读书学习的风气?一个重要原因是，总结历史、分析现实迫切需要理论，但党内理论素养准备不足，这是亟待克服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最好办法，就是读书学习。从思想方法角度讲，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阅读和理论创造，确立了毛泽东此后看待实践、分析问题的两个最根本的方法和一个根本主张。所谓“两个根本方法”，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对立统一;“一个根本主张”，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毛泽东一生从完成军事领袖到政治领袖、理论权威的跨越。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科学理论的指导。要被全党接受成为领袖，光会打仗不行，还要有理论创造。

土地革命时期，王明、博古这些人在党内占据领导位置，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理论方面说得一套一套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掌握得比较多，但他们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中国革命的实际迫切需要上升到理论上的创造，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丰富的实践基础上，通过真读真学，在哲学上写出《矛盾论》、《实践论》，军事上写出《论持久战》等，政治上写出《新民主主义论》，文化上还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些理论创造，全党上下都服气。正是在延安的窑洞里，他完成了从军事领袖到政治领袖，从政治领袖到理论权威这两大跨越。

陈云1941年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上说：“过去我认为毛泽东在军事上很行。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以后，我了解到毛泽东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任弼时1943年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上说，1931年他到中央苏区，认为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但“在思想上‘存在着狭隘经验论，没有马列主义理论’”，“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认识到他的一贯正确是由于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思想方法。”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读书更多更杂。这里只讲讲他晚年读文史古籍的情况。从1972年开始，他先后开列了86篇作品，让人印成大字本，供中央一些领导人读，他自己当然是细读圈画了。这些作品涉及史传、政论、诗词曲赋。按时间划分：从1972年到1973年7月，读的主要是历史传记;1973年8月到1974年7月，读的主要是历史上的法家著作，包括韩非子、柳宗元、王安石等人的著作;1974年8月到1975年6月，主要是读一些诗词曲赋。这些，都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与毛泽东晚年的复杂心态有关。读诗词曲赋的时候，政治、社会，理想、现实，壮志、暮年，往往能在他的感情世界掀起巨大的波澜，从中寻求心志的勉励和抚慰。他晚年反复读庾信的《枯树赋》，还考证一些词句的意思，比较各种注解，读到“树尤如此，人何以堪”这样一些句子时，年逾80岁的一代伟人禁不住泪水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