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放弃战争赔偿的《中日和约》

蒋放弃战争赔偿的《中日和约》







蒋介石集团与日本于1952年4月28日签订的《中日和约》: 所签文字中，最醒目的是《议定书》中如下文字：“为对日本人民表示宽大与友好之意起见，中华民国自动放弃根据金山和约第十四条甲项第一款日本国所应供应之服务之利益。”  这意思就是说，关于战败国赔偿问题，战胜国“中华民国”将《金山和约》第十四条所规定的“服务赔偿”予以自动放弃。  也就是什么赔偿都免啦!    整个的条约中没有提到赔偿条款，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

此中屈辱，请看叶公超对日本代表说的一段话：

金山和约对战败国之宽大已属史无前例，而我方约稿甚至放弃服务赔偿，是较之金山和约不及则有之，绝无过分之处，有何令贵国难于接受者?自贵我两国开始谈判以来，贵方所提异议者均属金山和约之条文，换言之：贵方所要求者无一而非更改金山条约之提议，是诚有令人难于索解者。

蒋介石在抗战胜利时不同任何中国人商量，单独决定“以德报怨”。在退守台湾后，又屈膝求全“放弃赔偿”。根据《中日和约》谈判时日本首席随员木村四郎七回忆，最初“中华民国”提出的条件，只要日本承认他们是“正统政府”等三项，根本就没提出赔偿问题。后来加入这一问题，乃是作为谈判筹码的换取条件，换到手后，赔偿都可以不要。

《蒋介石集团与侵华战犯关系暧昧》

一、放弃战争赔偿的《中日和约》

1987年11日30日，日本政府公布了《中日和约》的外交档案。日本报纸《朝日新闻》第二天(12月1日)还以头版头条的位置进行处理。《中日和约》的揭秘，让蒋介石集团的卖国嘴脸彻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蒋介石集团与日本于1952年4月28日签订的《中日和约》第十条明确规定：“中华民国国民应认为包括依照中华民国在台湾及澎湖所已施行或将来可能施行之法律规章而具有中国国籍之一切台湾及澎湖居民及前属台湾及澎湖之居民及其后裔;中华民国法人应认为包括依照中华民国在台湾及澎湖所已施行或将来可能施行之法律规章所登记之一切法人。”又在“照会第一号”中明定：“本约各条款关于中华民国之一方，应适用于现在中华民国政府控制下或将来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领土。”

其实，条文中的关键字就是那个“或”字。照蒋介石的原案，用“或”字则表示他没有控制中国大陆领土的含义，应该用“及”字。但是日本不肯。早在头一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就对董显光说过：“我国固极敬重贵国政府，所惜者目前领土仅台湾耳!”如今签约之际，蒋介石自己以“仅台湾耳”的台面，却要日本签下“含大陆也”的条款，日本人当然不肯。事实上，日本根本就不愿同“仅台湾耳”的蒋介石签约，日本的原意是附和英国的提议，“邀中共参加对日议和”。苏联也有这种想法。美国不在乎苏联，却在乎英国。因此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赶赴英国，于1951年6月15日，把结果告诉“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顾维钧说：“此次在英与英外相等商议对日和约，余对英主张邀中共参加坚决反对;而英对美主张中华民国政府参加签字，亦反对甚力。

最后，余提折中方案——即由若干国家与日签订多边条约;另由日本自主决定与何方国家商订大致相同之双边和约，英国已表同意。此虽未能满足贵国希望，然十之九成当如贵国之意。”杜勒斯并以严守秘密为嘱，对顾维钧保证：“余知日本政府对贵国态度甚好，必愿与贵国签约，而反对与中共成立关系。”就这样，1951年9月4日，对日媾和会议在旧金山歌剧院开幕了，“中华民国”根本不在邀请之列，签订的《金山和约》自然也和它完全无关。蒋介石脸上无光，只好等日本单独和他签约。所以第二年日本在美国压力下，跟“中华民国”做签约谈判时候，蒋介石就亟思不惜代价，挽回面子了。

日本派来的代表是曾任藏相(财政部长)的河田烈，这个鬼子是台湾通。他在二次大战时任“台湾拓植株式会社”董事长，是搞亚洲经济侵略的能手。他被派出来同蒋介石政府谈判，早把蒋介石的处境与心态摸得一清二楚。他在台北演的是白脸，黑脸留给东京那边演。谈判过程中，东京那边作弄蒋介石的小动作，一直此起彼落，一会儿说台湾是地方政府非中央政府，一会儿又说中共如肯他们就同中共签约，一会儿又推翻前议说有了新训令，一会儿又要把“中华民国”的秘密约本公布……反反复复，把蒋介石弄得团团转。前后闹了70天(日本在对美国等国签约时服服帖帖，只用四天时间)，最后战胜国的蒋介石对战败国的日本乖乖就范。

所签文字中，最醒目的是《议定书》中如下文字：“为对日本人民表示宽大与友好之意起见，中华民国自动放弃根据金山和约第十四条甲项第一款日本国所应供应之服务之利益。”这意思就是说，关于战败国赔偿问题，战胜国“中华民国”将《金山和约》第十四条所规定的“服务赔偿”予以自动放弃。也就是什么赔偿都免啦!整个的条约中没有提到赔偿条款，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

此中屈辱，请看叶公超对日本代表说的一段话：

金山和约对战败国之宽大已属史无前例，而我方约稿甚至放弃服务赔偿，是较之金山和约不及则有之，绝无过分之处，有何令贵国难于接受者?自贵我两国开始谈判以来，贵方所提异议者均属金山和约之条文，换言之：贵方所要求者无一而非更改金山条约之提议，是诚有令人难于索解者。

蒋介石在抗战胜利时不同任何中国人商量，单独决定“以德报怨”。在退守台湾后，又屈膝求全“放弃赔偿”。根据《中日和约》谈判时日本首席随员木村四郎七回忆，最初“中华民国”提出的条件，只要日本承认他们是“正统政府”等三项，根本就没提出赔偿问题。后来加入这一问题，乃是作为谈判筹码的换取条件，换到手后，赔偿都可以不要。

二、蒋介石力保侵华战犯冈村宁次

事实上，蒋介石在死要面子的同时，对日本总是奴颜婢膝。仅以他对日本头号战犯——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态度为例，就可看出蒋介石的媚骨和奴才相!冈村宁次以侵略中国总司令之尊，怎么可以被判无罪呢?可是蒋介石硬要判他无罪!不但要判他无罪，甚至在受降典礼前，把降书内容先给他过目，还“打招呼”叫他不必当场献出军刀。另外还特别召见他，问他“贵官健康如何?生活上如有不便之处，希勿客气的告诉我或何总司令”。最后，当蒋介石兵败下野，李宗仁接班，下令逮捕冈村宁次时，冈村宁次还得到蒋介石之荫命，快速潜归日本。

与蒋介石媚骨相伯仲的，是他的私心。……蒋廷黻后来论断说：“个人尽管爱国，但一旦加入政权的争夺，免不了只顾目的，不择手段……这样的争夺，久延下去，国家将卖尽了。”蒋介石从“以德报怨”到“放弃赔偿”，一再丧权辱国而不惜，除了对日本的媚骨外，保住他政权的私心也是主要原因。尽管蒋介石一身媚骨，却时常被日本人出卖。1972年9月，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承认中共时表示：“《中日和约》已失去了它的意义，业已终了。”消息传来，蒋介石感到灰头土脸，无地自容。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蒋介石死后，日本人又公布了《中日和约》的秘密文件，再次出了蒋介石的洋相。

《中日和约》签订之前，张群对日本代表谈话时说：“在中日战争之前，我们竭力消弭战祸，惜无所成。在日本投降、战争结束之后，我们但有悲哀警惕之怀，从未以战胜国自居。”这番话真把中国人的脸都丢尽了!抗战前“竭力消弭战祸”，战胜后却“从未以战胜国自居”，这还是人说的话吗?(台湾外交文档：《中日和约签订后各国之反应》，一九五二年五月十日)

三、日侵华战犯极力颂扬蒋介石集团

日本投降以后，冈村宁次的运气极好，因为他碰到蒋介石的“以德报怨”;运气更好的是蒋介石派何应钦去受降，何应钦一直是对日本军人矮半截的人物，从《何梅协定》时代到南京受降时代，腰弯得一直比日本人还多。冈村宁次后来回忆投降时情景说：

我面临这空前的投降，虽感不安，但极力保持沉着冷静，默诵白隐禅师夜船闲话语句，并以将上断头台的心愿处之。我仅凝视会场的一点，时常转视何应钦将军的动作，因向中国友人中最亲近的何应钦投降，颇有安全感。(转引自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页一一九二)

冈村宁次无罪回到日本后，何应钦在一九五六年去日本看他。同年四月号的《文艺春秋》上，登出这样的对话：

冈村：久违久违，您好么?

何：托福托福，我初次见到冈村先生，好像是一九三三年，在北平谈判塘沽停战协定的时候。

冈村：是的。在士官学校我比您高好几班，所以没见过您。在九一八事变时代，我们才首次见面。当时我是关东军副参谋长，您是中国军总司令官，不过，互相并没有敌对的感觉。那时候我时常到北平去见您，而到现在仍然未能忘怀当时您所讲的一句话：“日本应该就此罢手了，如果仍继续向中国本土挥兵侵略，则必使中国共产党回益坐大，结果，也必使日本吃个大苦头。”经过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在东京聚首，回忆起来，不幸得很，当年您所讲的这句话，到今天变成事实了。

何：是的么!当时我一直忧虑日本的一般军人想要侵略我国，可是，碰到冈村大将——

冈村：当时还是少将。

何：碰到少将，一谈起来，才认识您是一位值得敬佩的人，您认为中日两国非携手友好不可。总而言之，中国和日本是同文同种，从历史上、地理上或从文化方面来说，都必须携手合作。关于这一点，先生和我们看来很像是同志，这是我得到的第一个印象。

冈村：其后我们再度见面，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我在任职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的时候，适值排日运动最激烈之时，空气紧张，我在南京宿了一夜，当然无法访问中国官厅，只好到领事馆找现在国会议员的须磨弥吉郎君。可是，您来了电话，要我到您使馆去吃饭，并约定不做任何有关政治的谈话，这使我高兴极了。那时候我记得您是参谋总长。

何：不，是军政部长。

冈村：您在重庆的时候，常常受到很厉害的轰炸吧?

何：时常有轰炸，就是日本的疲劳轰炸较为讨厌，你们叫做什么?

冈村：日本叫做神经轰炸。

何：一连轰炸一整天，教人无法工作。

冈村：都是我的部属干的。

何：多谢多谢!(笑)

冈村：可是那里的气候很坏，真使飞机师吃不消。

何：冬天一直看不到太阳，有“蜀犬吠日”之说。

冈村：府上受过炸么?

何：我住的地方炸中了两三次。

冈村：不是有防空洞么?

何：但若中了一千磅重的炸弹，就是避在防空洞，人也会晃动。这种情形前后有过三次。

冈村：真抱歉，如果您先在公馆屋顶上做一个记号，我可以叫他们不来炸呢!(笑)

冈村：还有一件事，应该向您深深感谢：就是我们打了“败仗”，却没有一个人变成“俘虏”，这是您的鼎助所赐。照国际上的惯例，战败的军队应被缴械，分别拘集军官与士兵，并分开受战俘待遇，一般情形都是如此，苏俄、中共均是，但是我们却不同。我们所受的称呼，不是俘虏而是“徒手官兵”，就是说，没有武装的军人，在签字投降次日，九月十日清晨您召我去，当我去见您的时候，您一开口就说：“日本已经没有军队了，现在我们两国可以不受任何阻碍而真正携手合作。”您鼓励我：“我们一同努力做吧。”那时您并曾把中国政府的派令递交给我，把日本全军及侨民的遣回事务委任我来办理，那张派令是怎么写的?

何：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官。那个派令，曾使您正正堂堂地发布命令。我们为遣返贵国人民，曾调配船舶三十万吨，这占当时中国船运力的百分之八十。

冈村：中国也曾给我们增配火车。因而，自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起至一九四六年七月止，在短短十个月期内二百万人终获全部遣返完毕，然而，看到四五年前中共遣侨回国的情形，令我不胜其愤慨。中共在酷使日人后，感觉不需要时，便任意遣回。如果以他们遣侨的速度来计算，我们自中国大陆回来，必须要四十二三年的时间。

何：若按这种苏俄式的速度来说，是需要四十多年。

冈村：你们当时因把整个运输力量集中到扬子江沿岸，致未能接济东北的军队，从而影响到国军败于共产党，实使我们感觉抱歉!

何：不，事情已经过去了。

冈村：关于这一点，根据我所听到的，美国顾问团也不好，我相信是美国贻误了远东的局面。它妄图国军开往东北，但拥有美式装备的精锐部队，多为南方人，中国自黄河以北没有水田，北方人吃稀饭、吃馒头，而南部多是水田，南北情形完全不同，必须吃米的精锐部队开往东北，而为遣返日侨，大米不能运往接济，结果在内战上招致了不利的条件。也可以说，为了尽速遣返二百多万的日侨，结果受到很大的牺牲。

何：战争结束的时候，斯大林曾扬言以此报复了日俄战争的宿仇。但是当时蒋总统却声明“以德报怨”。

冈村：我最佩服的是您总不懊丧诉苦，您也许更谦虚地说你们本身有致败的原因。当时美国报刊等对于何应钦先生和接收上海的汤恩伯先生，颇有酷评，说你们过于“袒护日本”。

何：不，日本军队的复员，还是由于冈村先生的决心坚强，在战后混乱时代未得日本陆军部任何命令及日本复员局的援助，卒以自己力量完成了二百万军队的复员，这是世界上史无前例的。

冈村：我所以能摆脱战犯，亦多亏了您派来的律师帮助。这虽然是件私事，我是应该向您致谢的。现在我又想起来的一件事，就是您认为我过去打仗的对手是中国，所以您叫我批判中国军队。我答应，如果对外不发表，我可以做，因其内容一经发麦，我必被杀害。于是我以鏖战了八年的中国军为对象，以其缺点为主，写了一篇《从敌阵看到的中国军》。

[yongbing1993]

蒋介石就是中国人民的千古罪人





蒋介石到底是不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事实胜于雄辩，如果蒋粉们不实事求是，宁愿睁眼说瞎话舔蒋，那就是精神有问题，建议快去精神病院治疗。以下是蒋介石所犯的十宗罪：

一.1927年，蒋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背叛孙中山先生，背叛革命，破坏国共第一次合作，屠杀共产党员和爱国群众。从此，无数抗日救国的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被蒋残暴杀害，蒋罪孽深重，血债累累。

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不顾民族大义，不顾国家危亡，不顾国人被日军欺辱，任由东北被日军占领，不仅不去抗日，反而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投降政策，继续围剿主张抗日救国的红军，1934年，蒋介石在苏区屠杀人民，罪行累累。

三.1935年，蒋依旧不顾民族国家危亡，对日本帝国主义策动华北自治，妄图建立第二个伪满洲日伪政府，采取妥协政策。

四.1938年，蒋不顾百姓安危，为了抗击日军，下令炸开黄河大堤，淹死百姓89万人。

五.1941年，蒋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破坏国共合作抗日战线，再次背叛民族，背叛国家和人民。

六.因为蒋的消极抗日，以及昏庸无能的领导，导致国军伤亡惨重，国土不断沦陷。

七.1945年，日本投降后，蒋背弃双十协定，发动内战，致使共军国军官兵大量伤亡，国土生灵涂炭。

八.1945年8月14日，蒋分裂国土，国民政府和前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意并承认外蒙古独立，将外蒙古分裂出中国。

九，1959年3月，蒋介石支持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分裂西藏、维持西藏农奴制度。

十，蒋介石在到台湾省的二十六年里，推行反动统治，大搞个人崇拜，歧视台湾本地人民，残暴镇压台湾人民的爱国行动二二八起义。蒋家王朝时代的台湾省在应对民主运动时候，大搞绑架暗杀等激化社会矛盾的黑社会手段，以此方式来管理台湾，导致了台独势力的猖獗。

朗朗乾坤，无数事实已经证明，蒋介石就是一个觉悟低下，只顾一己私权，不知民族大义，不顾国家危亡，不关心人民疾苦的昏庸政客，且也是一个无德无能，虚伪无信，阴险狡诈，心狠手辣，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无耻之徒。无论那些精神不正常的果粉蒋粉怎么舔，也舔不白。蒋介石就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注定被钉历史耻辱柱，遗臭万年！蒋公仁，六度追扒毛氏坟；蒋公义，冯阎学良好兄弟；蒋公信，东北华北馈倭人；蒋公智，每摇羽扇必丧师；蒋公忠；可怜三民仅四姓；蒋公勇，笑扒黄河淹数省；蒋公豪，卖了外蒙铸屠刀：蒋公礼，张口就放娘稀屁！恃此八德，北向与中共争天下；于是败东北、弃华北、溃江南、蹿海岛……公，奇人也！

“九一八”发生的当天，蒋介石应该电令张学良抵抗，那么日寇就得不到东北军的大批飞机和大量武器装备，占不了整个东北的海量战略资源，鬼子就没能力发动“七七事变”，也就不会有南京大屠杀了、黄河大决堤等等惨剧了。

铁一般的历史表明，蒋介石不但不是中华民族抗日的功臣，而且，是抗日战争的破坏者，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首先，蒋介石不抵抗，导致了东北、华北等地的沦陷。早在1928年5月北伐战争期间，蒋介石在对日斗争方面就表现了其可耻的懦弱、投降的一面。1928年5月1日，北伐军占领济南。日军于5月3日主动侵入蒋派出政府的驻地，“俘虏”了前来交涉的外交部长，并将蔡公时等外交人员全部杀害(手段极其残忍)。日军进攻国民党军驻地、在济南城肆意烧杀，据资料，此次事件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杀害人数高达两万余，受伤者两千余，被俘军民七千余。日军在济南大量扣留车辆，截断交通线路，并强占胶济沿线的行政机关。蒋介石不敢抵抗，忍气吞声，最终绕道北伐。这次事件，蒋介石表现了对帝国主义不敢抵抗，让日本人看出了其懦弱，也为以后的“九一八”事变埋下了罪恶的种子。

1931年9月18日凌晨，日本军队炸毁沈阳近郊柳条湖附近的铁路路轨，诬称是中国军队为，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中国东北军军营，发动“九一八”事变，这也是对中国东北侵略的开始。蒋介石奉行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集中力量于“围剿”红军，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强令东北军不准抵抗，直接导致东北全境迅速沦陷。

蒋介石不但不准东北军民抵抗日本的侵略，而且，对于“擅自”抵抗侵略的中国军民，则采取打击、瓦解、迫害手段，加以破坏。这是蒋介石对抗日革命力量的一贯做法。

除了重点剿杀中国共产党、红军和革命群众之外，1936年，蒋介石还抓捕了坚决主张抗日的“七君子”，瓦解了两广地方实力派的“六·一”抗日运动;破坏了“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压制爱国舆论，严禁排日运动，各报纸、通讯社禁止刊登排日和抵制日货消息。极力宣扬恐日、媚日、崇日意识。高喊“奢言抗战者杀无赦”“如果在这个时候只是好高骛远，奢言抗日，而不实事求是，来除灭共产匪患，那就是投机取巧。”“中国之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够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

其二，试图用卖国的办法，获取日本帝国主义的高抬贵手。在对内残酷镇压抗日爱国力量的同时，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者，则步步退让，关怀备至，日本人要他开放哪里，他就开放哪里。在当时的蒋介石眼里，中日关系是维护其统治的前提，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他要拼命维护中日关系大局。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奋起反抗，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但，蒋介石却极力破坏，并派代表与日本侵略者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划上海为非武装区、自由贸易区，中国不得在上海到苏州、昆山一带驻军，而日本却可以在许多地方驻军，出卖了上海主权。1933年5月，蒋介石再次对日本侵略让步，签订了《塘沽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中国东北、热河省的占领，承认了长城是中国与日本一手扶持的伪满的边界，同时，蒋绥东、察北、冀东作为日军自由出入的地区，华北主权也相当程度上丧失，为日本侵略华北敞开了大门。1933年7月，蒋介石又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何梅协定》，主要内容是罢免日本指定的中国军政人员，和去年的按照美国人的意思改组中兴高管一样;取消或解散日本指定的国民党政府党政机构;撤退驻河北的中国军队;禁止抗日活动，如同今天的禁止反美活动一样。1935年5月，蒋介石与日本人签订《秦土协定》，向日本侵略者出卖了察哈尔主权。

然而，蒋介石对日本的投降让步、对内压制抗日力量，不但没有获得日本侵略者的友好对待、没有维护和平，而且让日本侵略者认为中国人民软弱可欺，于是得寸进尺，终于导致了“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事业一场极其惨重的灾难。蒋介石实际上长期做了日本侵略者的帮凶，是这场灾难制造者之一。

第三，全面抗战爆发后，极力利用日军消除异己。在全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极力劝说、声讨、逼迫、让步之下，尤其是“西安事变”的发生，蒋介石看到，如果不抗日，其“领袖”地位难以保证。于是，蒋介石终于抗日了。

全国人民对于蒋介石的抗日，是支持的，而且，也只是在蒋介石抗日的前提下，全国人民特别是各地方实力派才承认其领袖地位。蒋介石终于尝到了当国家领导人的味道。但是，其人私心自用，对中央军、杂牌军区别对待，尤其是，对于那些曾经反蒋的实力派，蒋却想着利用日军削弱其力量，而且，试图通过抗日战争，实现消除地方实力派的目标。于是，抗日战场上，各地方实力派惧于被蒋消灭，不敢拼尽全力。这就是蒋指责的各杂牌军“保存实力”。其实，消极抗战、保存实力最突出的不是地方实力派，而是蒋系中央军。蒋的做法，是杂牌军被日本消灭一个师，就撤销其一个师的编制，消灭一个军，则撤销其一个军的编制。东北军在抗日战争初期尚有七个军，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就余下一个53军，其他的军，要么被日本消灭，要么被蒋介石中央军吞并。有人说东北军、西北军等杂牌军投降叛变甚多，而中央军投降甚少，说明杂牌军抗日不力。其实，杂牌军投降叛变固然是对民族的犯罪，但是，蒋介石利用日军消除异己，打击抗日力量，更是犯罪，这是导致杂牌军投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发动三次反共高潮，极力破坏共产党人的抗日行动。在抗日战争防御阶段，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的确进行了相对比较积极的抵抗，缓解了日本侵略的步伐。即使在这一阶段，杂牌军同样显示了气壮山河的气概，而中央军不听指挥、消极避战、见死不救的事，屡屡发生，导致杂牌军伤亡惨重，而且丧失了对蒋的信任。

蒋介石打击的重点对象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敌后抗日军民。

1938年10月，以武汉、广州陷落为标志，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军鉴于其战线过长，开始调整侵略政策，对蒋介石由军事进攻为主，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蒋介石松了口气，于是，在暗地里与日本侵略者媾和的同时，开始想法消灭中国共产党和敌后抗日军民。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毛主席写了《论持久战》，指明胜利前途，指导斗争方法，领导全国人民抗战，他一心想的是如何进行全民族的动员，开展人民战争，以争取这场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而蒋介石呢?1939年1月21日至1月30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居然是抗战和反共。此次全会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实质上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把枪口指向共产党领导下的坚决抗日的中国军民。不久国民党顽固派就依此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山东的沈鸿烈、山西的阎锡山、陕西的胡宗南、河北的石友三朱怀冰，在日本配合下，纷纷向八路军发动摩擦，袭击杀害抗日军民，制造流血冲突，破坏抗日。

沈鸿烈为首的顽固派提出“宁伪化，不赤化”，“宁亡于日，不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等反动口号，很能体味蒋的苦心。

战略相持阶段是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蒋介石的抗战决心更加动摇。1940年8月，为打破日本的“囚笼”政策，并阻止蒋介石的动摇、投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华北军民发动了“百团大战”，达到了战略目标，显示了敌后抗战的伟大力量。但是，蒋介石看到抗日革命力量的壮大，不但不喜，反而非常担忧。于是，第二次反共高潮上演。这次反共高潮，重点是针对新四军。1940年底，蒋介石强令新四军军部北移，并设下口袋阵，次年1月6日，当新四军转移到皖南泾县云岭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军的预有准备的突然袭击，新四军军部九千余人，除少部分突围外，大部分被抓或牺牲。蒋介石趁势取消新四军番号，诬蔑新四军是“叛军”。是为“皖南事变”。

1943年，蒋介石看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胜利，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大造舆论，宣称“马列主义已经破产”“共产主义不适用于中国”，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军事上，蒋介石指使胡宗南，从对付日军的河防军中抽出6个师，向西调动，加上原本用来封锁陕甘宁边区的数十万军队，准备分九路“闪击”延安。看好了，蒋介石不把胡宗南这种所谓的精锐对付日本，而是用来对付共产党。

试想，蒋介石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先是坚决反对并破坏抗战、坚决镇压抗战力量、对日本却屡次做出丧权辱国的让步，怂恿了日本的侵略野心;当看到如果再顽固反对抗、不得不开始抗战时，却又试图利用抗战消灭异己，导致各杂牌军离心离德;当抗战遇到困难时，暗地与日本媾和，甚至不惜出卖东北换取日军的停战;当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革命军民力量壮大、取得胜利后，又极力制造摩擦，试图消灭抗日力量。蒋介石抗战无能，还制造了花园口决堤、长沙大火、重庆大火等悲惨事件，中国人民死亡无数;水旱黄汤，成为中原人民的四大灾难;抓壮丁，肆意敲诈百姓，对抓来的壮丁极其残忍，无数壮丁还没有走上战场，就被虐待死在走上战场的路上。

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为了反共，可以对日投降;为了投降，可以更加卖力地反共，可以出卖更多中国主权。蒋介石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罪人!他对日投降、阻止抗战、破坏抗战，居然还要抢夺抗战胜利成果。说蒋介石是什么抗战领袖，请问，他为抗战做过什么?说蒋介石是抗战功臣，他们为抗战立过什么功?

[yongbing1993]

蒋介石消极抗战是为了积极反共







如果“九一八”发生的当天，蒋介石电令张学良抵抗，那么日寇就得不到东北军的大批飞机和大量武器装备，占不了整个东北的海量战略资源，鬼子就没能力发动“七七事变”，也就不会有南京大屠杀了、黄河大决堤等等惨剧了。

铁一般的历史表明，蒋介石不但不是中华民族抗日的功臣，而且，是抗日战争的破坏者，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首先，蒋介石不抵抗，导致了东北、华北等地的沦陷。早在1928年5月北伐战争期间，蒋介石在对日斗争方面就表现了其可耻的懦弱、投降的一面。1928年5月1日，北伐军占领济南。日军于5月3日主动侵入蒋派出政府的驻地，“俘虏”了前来交涉的外交部长，并将蔡公时等外交人员全部杀害(手段极其残忍)。日军进攻国民党军驻地、在济南城肆意烧杀，据资料，此次事件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杀害人数高达两万余，受伤者两千余，被俘军民七千余。日军在济南大量扣留车辆，截断交通线路，并强占胶济沿线的行政机关。蒋介石不敢抵抗，忍气吞声，最终绕道北伐。这次事件，蒋介石表现了对帝国主义不敢抵抗，让日本人看出了其懦弱，也为以后的“九一八”事变埋下了罪恶的种子。

1931年9月18日凌晨，日本军队炸毁沈阳近郊柳条湖附近的铁路路轨，诬称是中国军队为，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中国东北军军营，发动“九一八”事变，这也是对中国东北侵略的开始。蒋介石奉行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集中力量于“围剿”红军，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强令东北军不准抵抗，直接导致东北全境迅速沦陷。

蒋介石不但不准东北军民抵抗日本的侵略，而且，对于“擅自”抵抗侵略的中国军民，则采取打击、瓦解、迫害手段，加以破坏。这是蒋介石对抗日革命力量的一贯做法。

除了重点剿杀中国共产党、红军和革命群众之外，1936年，蒋介石还抓捕了坚决主张抗日的“七君子”，瓦解了两广地方实力派的“六·一”抗日运动;破坏了“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压制爱国舆论，严禁排日运动，各报纸、通讯社禁止刊登排日和抵制日货消息。极力宣扬恐日、媚日、崇日意识。高喊“奢言抗战者杀无赦”“如果在这个时候只是好高骛远，奢言抗日，而不实事求是，来除灭共产匪患，那就是投机取巧。”“中国之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够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

其二，试图用卖国的办法，获取日本帝国主义的高抬贵手。在对内残酷镇压抗日爱国力量的同时，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者，则步步退让，关怀备至，日本人要他开放哪里，他就开放哪里。在当时的蒋介石眼里，中日关系是维护其统治的前提，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他要拼命维护中日关系大局。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奋起反抗，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但，蒋介石却极力破坏，并派代表与日本侵略者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划上海为非武装区、自由贸易区，中国不得在上海到苏州、昆山一带驻军，而日本却可以在许多地方驻军，出卖了上海主权。1933年5月，蒋介石再次对日本侵略让步，签订了《塘沽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中国东北、热河省的占领，承认了长城是中国与日本一手扶持的伪满的边界，同时，蒋绥东、察北、冀东作为日军自由出入的地区，华北主权也相当程度上丧失，为日本侵略华北敞开了大门。1933年7月，蒋介石又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何梅协定》，主要内容是罢免日本指定的中国军政人员，和去年的按照美国人的意思改组中兴高管一样;取消或解散日本指定的国民党政府党政机构;撤退驻河北的中国军队;禁止抗日活动，如同今天的禁止反美活动一样。1935年5月，蒋介石与日本人签订《秦土协定》，向日本侵略者出卖了察哈尔主权。

然而，蒋介石对日本的投降让步、对内压制抗日力量，不但没有获得日本侵略者的友好对待、没有维护和平，而且让日本侵略者认为中国人民软弱可欺，于是得寸进尺，终于导致了“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事业一场极其惨重的灾难。蒋介石实际上长期做了日本侵略者的帮凶，是这场灾难制造者之一。

第三，全面抗战爆发后，极力利用日军消除异己。在全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极力劝说、声讨、逼迫、让步之下，尤其是“西安事变”的发生，蒋介石看到，如果不抗日，其“领袖”地位难以保证。于是，蒋介石终于抗日了。

全国人民对于蒋介石的抗日，是支持的，而且，也只是在蒋介石抗日的前提下，全国人民特别是各地方实力派才承认其领袖地位。蒋介石终于尝到了当国家领导人的味道。但是，其人私心自用，对中央军、杂牌军区别对待，尤其是，对于那些曾经反蒋的实力派，蒋却想着利用日军削弱其力量，而且，试图通过抗日战争，实现消除地方实力派的目标。于是，抗日战场上，各地方实力派惧于被蒋消灭，不敢拼尽全力。这就是蒋指责的各杂牌军“保存实力”。其实，消极抗战、保存实力最突出的不是地方实力派，而是蒋系中央军。蒋的做法，是杂牌军被日本消灭一个师，就撤销其一个师的编制，消灭一个军，则撤销其一个军的编制。东北军在抗日战争初期尚有七个军，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就余下一个53军，其他的军，要么被日本消灭，要么被蒋介石中央军吞并。有人说东北军、西北军等杂牌军投降叛变甚多，而中央军投降甚少，说明杂牌军抗日不力。其实，杂牌军投降叛变固然是对民族的犯罪，但是，蒋介石利用日军消除异己，打击抗日力量，更是犯罪，这是导致杂牌军投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发动三次反共高潮，极力破坏共产党人的抗日行动。在抗日战争防御阶段，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的确进行了相对比较积极的抵抗，缓解了日本侵略的步伐。即使在这一阶段，杂牌军同样显示了气壮山河的气概，而中央军不听指挥、消极避战、见死不救的事，屡屡发生，导致杂牌军伤亡惨重，而且丧失了对蒋的信任。

蒋介石打击的重点对象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敌后抗日军民。

1938年10月，以武汉、广州陷落为标志，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军鉴于其战线过长，开始调整侵略政策，对蒋介石由军事进攻为主，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蒋介石松了口气，于是，在暗地里与日本侵略者媾和的同时，开始想法消灭中国共产党和敌后抗日军民。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毛主席写了《论持久战》，指明胜利前途，指导斗争方法，领导全国人民抗战，他一心想的是如何进行全民族的动员，开展人民战争，以争取这场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而蒋介石呢?1939年1月21日至1月30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居然是抗战和反共。此次全会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实质上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把枪口指向共产党领导下的坚决抗日的中国军民。不久国民党顽固派就依此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山东的沈鸿烈、山西的阎锡山、陕西的胡宗南、河北的石友三朱怀冰，在日本配合下，纷纷向八路军发动摩擦，袭击杀害抗日军民，制造流血冲突，破坏抗日。

沈鸿烈为首的顽固派提出“宁伪化，不赤化”，“宁亡于日，不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等反动口号，很能体味蒋的苦心。

战略相持阶段是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蒋介石的抗战决心更加动摇。1940年8月，为打破日本的“囚笼”政策，并阻止蒋介石的动摇、投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华北军民发动了“百团大战”，达到了战略目标，显示了敌后抗战的伟大力量。但是，蒋介石看到抗日革命力量的壮大，不但不喜，反而非常担忧。于是，第二次反共高潮上演。这次反共高潮，重点是针对新四军。1940年底，蒋介石强令新四军军部北移，并设下口袋阵，次年1月6日，当新四军转移到皖南泾县云岭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军的预有准备的突然袭击，新四军军部九千余人，除少部分突围外，大部分被抓或牺牲。蒋介石趁势取消新四军番号，诬蔑新四军是“叛军”。是为“皖南事变”。

1943年，蒋介石看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胜利，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大造舆论，宣称“马列主义已经破产”“共产主义不适用于中国”，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军事上，蒋介石指使胡宗南，从对付日军的河防军中抽出6个师，向西调动，加上原本用来封锁陕甘宁边区的数十万军队，准备分九路“闪击”延安。看好了，蒋介石不把胡宗南这种所谓的精锐对付日本，而是用来对付共产党。

试想，蒋介石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先是坚决反对并破坏抗战、坚决镇压抗战力量、对日本却屡次做出丧权辱国的让步，怂恿了日本的侵略野心;当看到如果再顽固反对抗、不得不开始抗战时，却又试图利用抗战消灭异己，导致各杂牌军离心离德;当抗战遇到困难时，暗地与日本媾和，甚至不惜出卖东北换取日军的停战;当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革命军民力量壮大、取得胜利后，又极力制造摩擦，试图消灭抗日力量。蒋介石抗战无能，还制造了花园口决堤、长沙大火、重庆大火等悲惨事件，中国人民死亡无数;水旱黄汤，成为中原人民的四大灾难;抓壮丁，肆意敲诈百姓，对抓来的壮丁极其残忍，无数壮丁还没有走上战场，就被虐待死在走上战场的路上。

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为了反共，可以对日投降;为了投降，可以更加卖力地反共，可以出卖更多中国主权。蒋介石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罪人!他对日投降、阻止抗战、破坏抗战，居然还要抢夺抗战胜利成果。说蒋介石是什么抗战领袖，请问，他为抗战做过什么?说蒋介石是抗战功臣，他们为抗战立过什么功?

[yongbing1993]

日本新闻中的重庆军和中共党军







当年的《朝日新闻》在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五日电：日本华北军发表昭和十八年(1943年)度综合战果，充分说明了过去以重庆军为对手的华北军，在今天已完全转变为以扫共战为中心的事实。敌大半为中共军，与之交战回数一万五千次，与中共党军的作战占七成五，交战的二百万敌兵力中，半数以上都是中共党军，我方收容的十万九千具敌遗尸中，中共党军约占半数。而七万四千的俘虏中，中共党军所占的比率，则只有三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党军交战意识的昂扬。

《朝日新闻》报道的这则消息，内容和数据均来自日本华北方面军的年度工作总结。被蒋介石以及它的徒子徒孙们污蔑的“游而不击”的军队，一年作战次数竟占一万五千次的七成五！而且与日寇交战的军队占半数以上，战死的遗体中，中共军队也占半数。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落入敌寇之手的俘虏人数，比蒋介石国民党军队交战次数多、参战人员多的八路军，落入日寇之手的俘虏却比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少了接近一半。连日本鬼子自己都承认：“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党军交战意识的昂扬”。在这里要问一句：一个“劣弱”的军队能称为抗战的主力吗?一个交战意识“昂扬”的军队能说他们是“游而不击”吗?

再看看叛国投敌的伪军自己是如何说的——

《新民报》(为北平伪政府办的报纸)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四日　载中华社(笔者注：北京伪新闻社)讯：中共军……潜行于地下，发动正规军二十万，配之以六十万之农民游击队，与组织突破二百万之农民自卫团。……吾人对解决大东亚战争之关键之中国事迹之终局，乃在解决中共军，此当再加确认者也。

在日伪军眼里，消灭八路军已经上升到结束“大东亚圣战”的战略高度。自诩“武运长久”的大日本“皇军”已经不把国民党军队看在眼里，而把“游而不击”的八路军作为主要的作战对象。那些对自己国家没有好感的“精英”们，不相信大陆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总得相信日本人自己说的话吧，总得相信日本人自己的年度总结报告吧!其实，当年投降日本皇军的“二鬼子”们对这场战争最有发言权。因为他们是日本人的炮灰，打仗冲在头里。他们是见过真枪实弹的，也多次领教过八路军的厉害，所以感受深，说话也比现在的“精英”们实在。

蒋介石的“抗日”语录

1.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1931年9月)

2.ZF现在既已此案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以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国民ZF《告全国民众书》(1931年9月)

3.如果日本能担保中国本土十八行省的完整，则国民ZF可同意与日本协商，或可在不损我国尊严之前提下让出东北。——国民ZF密使许世英赴日本谈判转述蒋的口信(1931年10月)

4.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GCD，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蒋介石在南昌的讲话(1931年8月22日)

5.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的讲话(1933年9月23日)

6.我们要以专心一致剿匪，要为国家长治久安之大计，为革命立根深蒂固之基础，皆不能不消灭这个心腹之患，如果在这个时候只是好高骛远，奢言抗日，而不实事求是，除灭匪患，那就是投机取巧……无论外面怎样批评谤毁，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本末倒置，先后倒置。——蒋介石对剿共高级将领训词(1933年4月7日)

7.外寇不足为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肃清内匪，则决不能御外侮。——蒋介石对围剿红军将领训话(1933年4月10日)

8.日本终究不能作我们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有须与日本携手之必要。——蒋介石文《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1934年12月)

9.奢言抗日者，杀无赦。——蒋介石在中日签定《何梅协定》后的讲话(1935年底)

蒋介石的抗战前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1933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并大举进攻长城各口，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因蒋介石国民党破坏而失败。5月31日国民党ZF派熊斌与日本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宝坻、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以上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武装区，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从而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

塘沽协定内容：

关东军司令官元帅武滕信义，于昭和8年5月25日，在密云接受国民ZF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所派军使、该分会参谋徐燕谋所提出的正式停战提议。依此，关东军司令官元帅武滕信义，关于停战协定，委任全权于该军代表关东军参谋副长少将冈村宁次，在塘沽与国民ZF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所委任的停战协定全权、华北中国军代表、北平分会总参议、陆军中将熊斌，签订停战协定于下：

一、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又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的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如证实中国军业已遵守第一项规定时，不再越过上述中国军的撤退线继续进行追击，并自动回到大致大城一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区内的治安维持，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

五、本协定盖印后，即发生效力。

作为以上证据，两代表于此签名盖樱

蒋介石“抗战到底”的“底”界

蒋中正在1937年8月7日国防联席会议上讲话：“许多人说冀察问题、华北问题，如果能予解决，中国能安全五十年”。“有人说将满洲、冀察明白的划个疆界，使(日本)不致再肆侵赂。划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之行为，这我敢做。可以以长城为疆界。”——国防联席会议记录(1937年8月7日)

1939年1月，蒋中正在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阐述“抗战到底”的“底”界说，正式提出“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的方针。他说：“抗战到底的‘底’在哪里?是否日本亡了或者中国亡了才算到底，必须有一个界说”。“在卢沟桥事变前现状未恢复，平津未恢复以前不能与日本开外交谈判。”“我们不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就是灭亡，恢复了就是胜利。”——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会议记录(1939年1月)

蒋中正就这样把“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说成是“抗战到底”的“底”界。他对内：试图以“恢复了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就是胜利”界说，来统一全国对抗战的认识;对外：“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作为对日议和的交涉条件。

1937年11月5日，蒋中正对德国大使陶德曼说：“假如日本不愿恢复战前状态，中国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至德国外交部(1937年11月5日)

日本ZF不理睬蒋中正的条件。他们用行动回答：攻占上海、南京;1938年1月11日御前会议决定：“对中国现中央ZF，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终止“陶德曼调停”;近卫首相于1月16日发表“今后不以国民ZF为对手”的声明。

1939年3月，蒋介石亲自指挥复兴社的杜石山、柳云龙与日本宣野长知、小川平吉在香港谈判。3月17日，柳云龙向宣野提出和平条件;必须“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关于满洲，另行协定”。“小川、宣野对蒋的条件根本不予置理。日本ZF于9月13日发表声明，决定扶植汪精卫成立中央ZF。香港日蒋谈判告吹。——《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东京1973年版，614页。

抗战期间卖国反共的《和平意见》

据日本档案《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1940年3月)、《今井武夫回忆录》收录的双方“对答记录”和中国方面3月10 日提出书面的《和平意见》记载，重庆代表在交涉中对日本方面作了大幅度的让步：

(一)“满洲国的独立是既成事实”，蒋委员长“对此表示承认毫无异议”。目前，中国方面主张中日“缔结特别协定，两国共同将其作为保护国”。(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4、136、341页。)

(二)原则上同意“缔结防共协定及使内蒙地区特殊化”;万一“在国防上有必要时，可推迟一部分撤兵”。(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7、340页。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的表述是：“中国方面提出，当撤兵之际，在具体方法上，日本军可在必要地点，相当长期地延缓撤兵。”)

(三)中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乃和平协定后中国所取之必然步骤”。(注：《和平意见》第二条;《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9页。)重庆代表、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强调：“自然停止抗日”;“中国正在努力剿共，所以防共问题可交给中国好了。”(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2—133页。)

(四)可以把华北、长江下游地区作为“经济合作”地带。(注：《今井武夫回忆》第133页。)“绝对同意”给日本臣民以在中国内地的居住、营业自由。(注：《和平意见》第五条;《今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五)中国招聘日本的军事、经济顾问。(注：《和平意见》第六条;《今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蒋介石投敌卖国“档案”揭秘

1938—1940年秋中日有过三次议和，档案材料显示，蒋中正的国民ZF一方，以苟安性质的“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作为“底线”，对日谋求妥协。而天皇制日本的权力机构则明确决定要设法使中国现中央ZF崩溃。1938年7月，五相会议决定的《适应时局的对中国的谋略》规定，日本ZF的方针是“推翻中国现中央ZF，使蒋中正垮台”，这就是明证。在双方“底线”有天壤之别的交涉中，日本方面的条件一步步升级，变本加厉，而且对重庆寸步不让。蒋中正及其代理人却一味地单方面让步，答应诸如对“满洲国加派公使或大使”;缔结特别协定，认可伪满作为日本、中国的“保护国”，同意“讨共”，“用密约办理”;重庆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划内蒙为“特殊地区”;可以华北和长江下游作为“经济合作”地带;承认共同开发中国资源、接受日本顾问“都是好事情”等等。——《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3期：《抗日战争前期蒋介石对日议和问题再探讨》

直到1940年秋，蒋中正才中止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为条件的对日言和，搁置他原来已经同意亲自与日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将举行的“长沙会谈”。蒋介石转而决定采纳“苦撑”的方针，寄希望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

这些事情发生在七七事变以后，但在蒋中正的心目中，东北是可以放弃的。虽然在七七事变以前,蒋中正没有明确表示，但一个人的指导思想总是会在其政策中透露出来的，比如1934年签订的《塘沽协定》，认可长城线是与伪满的政治分界线，默认了“满洲国”的存在。

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1935年10月对中国驻日大使提出的所谓“对华三原则”，其内容是：一、中国取缔一切抗日运动，放弃依赖英美的政策;二、中国承认伪“满洲国”，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11月至12月间，中日双方就“广田三原则”多次进行谈判。1936年1月，国民党ZF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国民ZF既非全部承认三原则，亦非全然不承认”。

1936年11月间，蒋中正的代表张群曾和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进行秘密谈判(高宗武参与其事)，谈判达成的条件之一就是承认“满洲国”。

—钱昌照：《纵横》民国八十八年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