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为啥被蒋介石以叛国坐牢

陈独秀为啥被蒋介石以叛国坐牢

 

 

 

陈独秀再度强调了自己的立场：“我要推翻的是国民党政府，不是民国，我不承认自己犯了危害民国罪！”

章士钊从三个方面反驳公诉书中有关陈独秀反三民主义的控诉：

第一，孙中山先生就曾经说过“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以陈独秀宣传共产主义为由就认为他反对三民主义，这样置国父的训诫于何地呢？

第二，陈独秀从早年开始一直与国民党多有合作，1918年曾任广东教育厅长，而且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第三，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托派的领导者，他的存在对国民党对付共产党主流斯大林派无疑是有利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双方之间甚至可以相互合作……

章士钊此言可谓是为陈独秀说尽了好话，孰料陈独秀当庭申明，说章律师之辩护，并未征求本人同意，且也无须征求本人同意,至于本人政治主张，不能以章律师之辩护为根据，应以本人之文件为根据，我与斯大林派是政见不同，与国民党势不两立。然后陈独秀依旧按照自己的想法继续抗辩。

转载：《陈独秀在庭审中：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

来源：法博天下 

陈独秀在庭审中：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

曾在旧书网上购得一本河南人民出版社在1982年6月出版的《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

陈独秀在庭审中：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

本书收入了1913年至1937年陈独秀五次被捕期间，各种报刊杂志对陈独秀被捕之报导、评论、营救函电，当局的审讯、判决，以及陈独秀本人的答辩和知情人的回忆等资料。

在1932年陈独秀因“危害民国”第五次被捕之前，曾四次被警探请去“喝茶”，也算有惊无险。四次被捕中，有两次是在上海，分别被罚款一百元、四百元后释放。但在四次被捕中，影响最大的是1919年被北洋政府拘捕，当时受到了全国舆论关注，关押90多天后获释出狱。

可是到了1932年10月15日的第五次逮捕则没前四次幸运了，因为陈独秀的反政府行为触碰到了当局的底线。1931年5月1日，中国托派组织联合在上海开会，陈独秀被推举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总书记，全面领导五人“常委会”。1932年1月，他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呼吁所有的共产主义者联合起来，集中力量于城市职工运动，推动工人群众参加反日反国民党的斗争。

对于陈独秀，国民党早想把他解决掉。1932年10月15日，上海租界总巡捕房密探先到东有恒路春阳里210号房屋拘捕谢德培、罗世凡、彭述之、濮一凡、宋逢春等5人，搜出各种文件106份、俄文共产主义书籍34种，然后直扑陈独秀所居住的地方。

陈独秀被租界总巡捕房抓走后，10月17日，租界总巡捕房将陈独秀以及搜获的各种书籍、文件送交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经推事赵钲镗简单讯问案情，捕房律师厉志山陈述破案经过，认为属于“危害民国”的案件，根据上海市政府的意见，于10月19日将陈独秀等人解送南京卫戍司令部。

陈独秀在庭审中：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

当时国民党内部对于如何处置陈独秀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从重处置陈独秀的声音占居主流，而29日蒋介石的电报也佐证了这一点，不过综合了两派的意见。电报中，蒋介石表示陈独秀等人确实犯了“危害民国”之罪，交予普通法院依法审判，“以重司法尊严”。

10月30日，国民党政府决定把陈独秀等案件交江苏高等法院审理，审判地点定在南京。11月1日，军法司奉命派官员将陈独秀、彭述之等先行押解江宁地方法院。

案件移送江宁地方法院后，当局没有给陈独秀等人强行指定辩护人，而是由他们自聘律师，陈独秀的律师是章士钊。

1933年4月14日上午，江苏省高等法院在江宁地方法院第二刑事审判庭第一次公开审理陈独秀等十人的案件。出庭审判长胡善称、推事张秉慈、林哲民、检察官朱隽、书记官沈有仁，旁听者约一百余人。

庭审中，审判长胡善称问陈独秀：“你是否要推翻国民政府？”

陈独秀的回答很干脆：“世界革命，在中国需要解放民众，提高劳动者生活水平，关于夺取政权，乃当然之目的。”

胡善称继续问道：“那你为什么要推翻国民政府呢？”

陈独秀坦然答道：“这是事实，我不否认。”然后他列出了三点理由：

第一，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国侵占东三省，采取不抵抗主义，甚至驯羊般跪倒日本国之前媚颜投降，宁至全国沦亡，亦不容人有异词，家有异说。‘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竟成国民党之金科玉律。儿皇帝将重现于今日”。这样的国家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

第二，“国民党吸尽人民脂膏以积极养兵，挟全国军队以搜刮人民，坚决屠杀异己。大小无冠之王到处擅作威福，法律制裁小民，文武高官俱在议亲议贵之列。其对共产党人杀之囚之，犹以为未足，更师袁世凯之故技，使之自首告密。此不足消灭真正共产党人，只以破灭廉耻导国人耳。周幽王有监谤之诬，汉国武帝有腹诽之罚，彼时固无所谓民主共和也。千年以后之中国，竟重兴此制，不啻证明日本国人斥中国非现代国家之非诬。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曾发出狂言‘朕即国家’，而今执此信条者实大有人在。国民党以刺刀削去人民的伟大权利，以监狱堵塞人民喉舌。”这样的国家政权难道不应当坚决颠覆和推翻?

第三，“连年混战，杀人盈野，饿殍载道，赤地千里。老弱转于沟壑，少壮铤而走险，死于水旱天灾者千万，死于暴政人祸者万千。工农劳苦大众不如牛马，爱国有志之士尽入囹圄。”这样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

“国家将亡,民不聊生,予不忍眼见中国人民辗转呼号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两重枪尖之下,而不为之挺身奋斗也。”

接着，审判长胡善称继续问陈独秀：“既然你承认你要推翻国民党，为何不承认自己犯了危害民国罪呢？”

陈独秀当庭抗辩：“检察官论告，谓我危害民国，因为我要推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但是我祗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

他的书面辩诉状说得很清楚，国家乃是土地、人民、主权的总和，所谓亡国是指外族入据其土地、人民和主权，本国某一党派推翻某一党派的政权而代之，不能说是“亡国”，所以“危害民国”不成立。民国之所以叫民国，就是民主共和国，以别于专制君主国。

他进一步反驳，如果说人民发言反对政府或政府中某个人，就是有罪，那么两千年前周厉王有监谤之巫，秦始皇有巷议之禁、偶语之刑，汉武帝更有腹诽之罚，那时当然没有言论自由。20世纪的民主共和国，似乎不应该有这样的怪现象。如果认为宣传共产主义就是“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就是“危害民国”，欧洲中世纪专横黑暗的宗教法庭迫害异教徒、科学家，以阻塞思想信仰自由的故事，岂不是重见于今日的民国，那不是正好证明日本人所谓的“中国非近代国家”之说不是污蔑吗？

在接下来的第二次庭审中，陈独秀再度强调了自己的立场：“我要推翻的是国民党政府，不是民国，我不承认自己犯了危害民国罪！”

陈独秀在庭审中：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

陈独秀在庭审中：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

陈独秀在庭审中：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

陈独秀在庭审中：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

陈独秀在庭审中：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

陈独秀在庭审中：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

在接下来的第二次庭审中，陈独秀再度强调了自己的立场：“我要推翻的是国民党政府，不是民国，我不承认自己犯了危害民国罪！”

4月20日第三次开庭，这次是最后法庭审讯，允许律师辩护及陈独秀等人自辩,因此旁听的人特别多，总计达二百多人。法院旁听席拥挤不堪，法庭外也挤满了人,其中以学生最多。审判长胡善称等人上堂后，律师章士钊、彭望邺、吴之屏入律师席。

开庭后，检察官朱隽对起诉书作补充说明：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只是被共产党内的另一派开除，并非完全脱离共产党，从法律角度说，他们都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和打倒国民政府，是一样的目的，都是共产党员。检察官要求法庭按危害民国的罪行对陈独秀等人判刑。

章士钊从三个方面反驳公诉书中有关陈独秀反三民主义的控诉：

第一，孙中山先生就曾经说过“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以陈独秀宣传共产主义为由就认为他反对三民主义，这样置国父的训诫于何地呢？

第二，陈独秀从早年开始一直与国民党多有合作，1918年曾任广东教育厅长，而且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第三，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托派的领导者，他的存在对国民党对付共产党主流斯大林派无疑是有利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双方之间甚至可以相互合作……

章士钊此言可谓是为陈独秀说尽了好话，孰料陈独秀当庭申明，说章律师之辩护，并未征求本人同意，且也无须征求本人同意,至于本人政治主张，不能以章律师之辩护为根据，应以本人之文件为根据，我与斯大林派是政见不同，与国民党势不两立。然后陈独秀依旧按照自己的想法继续抗辩。

陈独秀在庭审中：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

陈独秀在庭审中：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

陈独秀在庭审中：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

陈独秀在庭审中：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

陈独秀在庭审中：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

陈独秀在庭审中：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

经过三次庭审后，1933年4月26日，江苏省高等法院以陈独秀、彭述之“以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欲将建设中华民国之国民党国民政府推翻”之罪行，各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剥夺公权15年。

同案的其他6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至五年不等。

陈独秀等人当庭表示判决不公，陈独秀大声地咆哮“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我要上诉！”。

陈独秀随即自拟上诉状，与章士钊等律师斟酌字句后，递交最高法院。

一年后，最高法院刑庭改判陈独秀有期徒刑8年。

陈独秀进入监狱服刑后，生活上得到了一些优待，每餐两菜一汤，一个人住一间监房，其他罪犯则住普通监房。他房中有两个大书架，摆满了书箱。可读经、史、子、集等书籍，亦可作诗，他在监狱中研究文字学，写的文章发表在《东方杂志》上。

妻子潘兰珍来探监，他们还能在监房里行男女之事。典狱长发现后就找人去劝陈独秀，说陈独秀是在这里坐牢，而不是住旅馆，要注意一点影响。此人去劝陈独秀，但陈独秀神色自若，毫无赧颜。

1937年8月21日，国民党政府司法院发表呈文和训令，称陈独秀“入监以来，已逾三年，爱国情殷，深有感触自悔悟……将该犯陈独秀原处徒刑，改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

陈独秀在庭审中：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

1937年8月25日，陈独秀获释，结束了长达五年监禁生活。

但陈独秀对国民党政府司法院提前释放并不领情。他出来后，立即给《申报》写信声明：“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罪应属他人。”并说“以诬蔑手段，摧毁他人人格，与自身不顾人格，在客观上均足以培养汉奸”。

陈独秀第五次被捕时，国民党政府大力倡行司法党化已有九年了。

长期执掌国民党司法的居正说：“在‘以党治国’一个大原则统治着的国家，‘司法党化’应该视作‘家常便饭’。”

陈独秀在庭审中：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

江苏高等法院审理陈独秀等人的“危害民国罪”案，使用的正是司法党化审判方式。

但在司法党化的体制之下，国民党司法机关竟然没有给陈独秀等人强行指定辩护律师，没有逼迫他们当庭“认罪服法”，“永不上诉”、“绝不上诉”，且还允许社会各界人士旁听案件，媒体也可以大肆报道而不受限制。

掩卷沉想，让我想到了很多。

设想一下，这样的重大敏感政治案件，如是发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白色恐怖时期会是什么结果？

[yongbing1993]

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一个支部







陈独秀所犯严重右倾错误标志的是：陈独秀以中国共产党领袖的身分加入国民党之后，其对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问题上的让步，即谓‘三次大退让’。还有对蒋介石、汪精卫等的完全依赖，以及不重视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武装的思想等，而这些让步都是受共产国际的重大影响。

”为什么会都是受苏联共产党(当时称“联共〈布〉”)领导的共产国际的重大影响呢? “

由于那时的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即是上下级关系，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在组织上有服从的义务。似应是有服从的纪律。但同时又缺乏自我判断的能力。”

“因此，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中国大革命遭受的严重挫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陈独秀有没有责任呢? 有，虽“一些重要的决策尽管是人家提出的，但都是经过中共中央或党的主要领导人这个系统来贯彻执行的”，“因此，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是难以说得通。”

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原苏共中央档案解密，从1923年到1927年的5年中，苏共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开过122次会，作出过738个决议，平均下来一年是147.6个会议，也即平均两天半一个。

这么大量的决议、指示像雪片似的从莫斯科飞来，有的是直接给中共中央的，有的是通过共产国际的代表来指导中共中央的。

大事如孙中山在世时为实现国共合作，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小事如蒋介石执掌国民党大权以后，什么时候派什么人去找蒋介石谈话，谈话要注意什么等，都有指示。

一直到武汉的汪精卫也随着蒋介石反共以后，中共中央已派出周恩来去南昌领导武装起义了，莫斯科还发来由斯大林亲自决定，由布哈林签名的阻止武装起义的电报。

这就是当年张国焘奉命匆匆赶到南昌阻止起义，遭到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恽代英、谭平山、周逸群、叶挺等群起而攻之这件事的直相。恽代英当时气极，捎带把共产国际也骂了一顿，也骂了张国焘。

陈独秀是个很有个性的人，苏共中央用这么多决议把他捆住，还派了共产国际代表指导、督促他执行，他受不了，曾发过脾气，说：“摆什么资格，不要‘国际’帮助，我们也可以独立干革命。”

但是他是共产党员，有铁的纪律管着，下级要服从上级，没办法，有些大事有不同看法，也得服从莫斯科，只好当一个当家做不了主的人。

当时，陈独秀和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对成千上万共产党员被杀，其中也有陈独秀自己的儿子，都非常痛心，非常需要上级的关怀，希望莫斯科有革命同志的感情，共同来总结教训，想出新办法，以挽救革命。结果却是把一切责任推给中共中央和陈独秀。共产国际的代表召开“八七会议”，甚至不敢让陈独秀参加会议。陈要到会上来，把莫科斯来的决议指示都实事求是摊出来，会还收得了场吗?于是只能缺席审判，把陈独秀搞下去了事。

陈独秀的罪名是斯大林定的。陈独秀的罪名具体是谁定的呢? 有一本2001年5月团结出版社出版的《易礼容纪念集》。易礼容是毛泽东在长沙创建的新民学会里的小弟弟，1921年8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何叔衡一起创建了湖南第一个党小组，1927年4月出席中共“五大”，被选为中央委员。5月21日，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国民党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到处杀共产党员。

陈独秀5月23日在武汉对易说：“长沙‘马日事变’，已成白色恐怖，省委的人走了。昨天，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你回湖南负责。”他去当军委书记。6月中旬，毛泽东回到湖南，任省委书记，他协助毛泽东工作。仍当军委书记，但当时还一个兵都没有。8月1日，毛泽东化装成国民党军官，去武汉参加“八七会议”，易留下任省委代理书记。毛泽东刚走，8月4日，共产国际从武汉来了两个苏联人，住在长沙苏联领事馆，找易礼容、夏明翰等人开了一晚上会。中心议题是提出要湖南省委签字打倒陈独秀。这时“八七会议”还没有开，中共中央还没有说话，他们就风风火火地跑来指挥一个省委打倒自己的中央总书记，这是什么意思?陈独秀又没有叛变，没有退缩。易礼容等人想不通，问这两人：“为什么要打倒陈独秀?难道要由陈独秀一个人负责?当时‘国际’有指示指要求中共中央不能和蒋介石、汪精卫分裂的那些指示)。‘国际’代表就无责任”易等人拒绝了这一非分要求。会议不欢而散。苏联人回了武汉在“八七会议”上就说湖南省委是“代表地主阶级”的。

毛泽东在会上驳斥说：“临时省委是在血滴滴的前线和敌人斗争，你们在租界开会，说风凉话(当时武汉有外国租界，国民党不能管)。”毛泽东8月12日返湘，把“八七会议”情况告诉了易礼容，之后，就去搞秋收起义了。“八七会议”陈独秀下了台，易礼容也被撤了职。易礼容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全国政协副秘书长，1997年去世，这是他口述的情况。

为什么共产国际的人要亲自出马风风火火地去组织人打倒陈独秀呢?

2001年第8期《百年潮》杂志刊登了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回忆录中的文章：《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杨尚昆1926年到苏联共产党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办的中山大学学习。他在文章中说，1927年整个3月份，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一直在说“蒋介石不得不服从群众的革命意志”。就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一个星期，即4月5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说：“没有必要驱除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是服从纪律的。”话音刚落，4月12日，蒋介石就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大开杀戒。消息传来，中山大学像遭了一大场地震。5月13日，斯大林又到中山大学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宁(南京蒋介石控制的部分国民党、当时被称为国民党右派)、汉(武汉汪精卫控制的部分国民党，当时被称为国民党左派)分裂，“事实上使国民党洗去了污点，把国民党的核心向左推移。”斯大林要学员仍相信武汉的国民党“没有右派”，“是中国劳动群众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中心。”又是话音刚落，7月15日，宁汉合流，武汉的汪精卫也跟上蒋介石反共了。

这一下，斯大林怎么办呢?7月28日，他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时事问题简评》中说：“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他说导致中国大革命失效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不善于利用这一时期的一切可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一时期犯了一系列的极大的错误。”杨尚昆的文章中说：“斯大林没有作一点自我批评。”这就一下子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都推给了当时的中共中央和陈独秀。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当然要马上风风火火地行动起来制造一件中共省委反对中央总书记的事实，好审判陈独秀这个替罪羊了。

斯大林这样做，当然引起最了解情况的中山大学学员的不满，于是在以后的“反托派”斗争中他们倒了大霉。杨尚昆在文章中说，中山大学在后来苏共的清党、清团中给百分之五六十的学员扣上了“托派”、“托派嫌疑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右派”的帽子。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是“托派嫌疑分子”，被开除团籍，到工厂劳动。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等也去工厂劳动改造，还有三十多名“主要分子”被逮捕。

这就是铁的事实。事实是最有力量的。斯大林在位时说过：“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是独裁者的狂言。他当时掌握着苏联的党政军大权，但不是最后的胜利者，只是一个暂时的掌权人。历史是人民写的，人民只承认事实，事实才是最有力量的。他1953年去世，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上就揭了他的盖子，他掌权时组织人为他写得处处正确、事事正确的《联共(布)党史》很快被否定了，他的遗体从莫斯科红场的列宁墓里被撤了出来，从苏联到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都纷纷把他的塑像拆掉了。斯大林为自己写的光荣历史就此结束。

应该说，对陈独秀问题最自信的是陈独秀自己。1937年7月7日，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年末日军占领南京，陈独秀来到武汉，董必武去拜访他，对他说：“鄙人受中央之托，专程而来，欢迎你回党工作。”但要求他写一个书面检讨。陈独秀说：“回党工作是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确难从命。”为什么呢?陈说：“时至今日，谁有过，谁无过，在未定之数，有什么好写呢?”许多人都觉得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和导师定了的事，是铁板钉了钉的。他却认为还在未定之数，他不认为斯大林不实事求是的话最后会算得了数。他真是个有自信力有远见的大哲人。实际上，当时就是他写了检讨，他也去不了延安。想让他去延安是新的党中央的一片好心。那时斯大林还在台上，还是伟大领袖和导师，共产国际还没有解散，苏联还在反“托派”，陈独秀问题是一个大禁区。新的中共中央让陈到延安去，这么大的事靠一纸检讨怎么敷衍得过去?延安当时就有人提出了陈独秀不能去。

在这漫长的几十年里，陈独秀生活潦倒，但是绝不让自己染上污点。就在抗日战争前国民党还把他抓了起来，为他辩护的律师在法庭上讲，他已经不是共产党的人了，放他出去，有利于分共。陈独秀听了，拍案而起，大义凛然，不同意律师的说法，还大讲了一通共产党的主张，大骂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俨然是开除了共产党党籍的共产党人，结果被判重刑。后来，国共合作抗日，人们奔走营救，才提前释放。他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和成立以后，他就几次被捕，从不低头，早期孙中山还组织人营救过他。抗日战争时期，他生活潦倒，他在北京大学时的学生有的做了国民党大官，送钱来，他一分不收。他说收了就说不清了。周恩来让他有困难到重庆去找自己，他也不去。最后贫病而死，一身清白，受人敬仰。

陈独秀在当中共领袖前，是革命的播火者，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革命家。在担任中共领袖以后的六年里，他的实践也为中国革命留下了一笔极为宝贵的财富。正是他的惨痛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迅速地成熟起来，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要想领导好中国的革命，必须深入研究中国的社会实际，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来制定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走自己的路，对一切外来的意见，要认真听，但绝不能盲从，要独立判断，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当时斯大林和苏共需要的是一个驯服的中国共产党(他们对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也严加控制)，因而对中国共产党独立思考的态度是不喜欢的。但是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依靠自己的力量，胜利了，为中华民族洗净了邪片战争以后的百年耻辱，扫平了国内军阀，建立了真正独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斯大林也只能承认现实了。

[yongbing1993]

共产国际控制下中国共产党挫败








1919年3月成立的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是列宁亲自创建的高度集中的国际性共产党组织。从中国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到中共的正式成立及其初期活动，共产国际都进行了直接领导、组织和帮助。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规定：“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在必要时，应派一特命全权代表前往设在伊尔库茨克的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

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经历了一个从最初派驻共产国际代表到在莫斯科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再到建立驻华机构的过程。共产国际远东局就是共产国际设立的指导中共进行革命的领导机构。

但是，共产国际两度设立“远东局”事实上都是不成功的。这说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实行直接指导，如果说开始还能起到一定作用的话，那么在中共已经成长起来以后，共产国际就会压缩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自主领导革命的空间，使中国革命遭到严重挫折和失败。

共产国际对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是直接的，但通过什么方式比较合适，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最初，共产国际是以向中共中央派代表的方式，马林、维经斯基先后担任过此职；鲍罗廷到中国后，任国民党的首席政治顾问，同时指导中共广东党组织的工作，起着共产国际代表的部分职能。后来，共产国际决定成立驻华机构，共产国际远东局就是共产国际设立的指导中共进行革命的领导机构。

以维经斯基为首的远东局开始工作后，便和广东的鲍罗廷在一些重大策略问题产生了分歧。从1926年10月起，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对远东局的工作感到失望。由于北伐军的胜利进军，1926年10月中旬，革命已发展至长江流域。维经斯基认为，摆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面前一个尖锐的问题是“不能让资产阶级和豪绅一起利用南方军队的胜利果实”。他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建议：“现在在南方军队占领的地区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使革命民主群众联合起来反对地主和豪绅，反对上述资产阶级倾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认为维经斯基的建议“在现阶段是为时过早的和极其危险的。”11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听取了中国委员会提交的中国问题报告以后，认为远东局在一些问题上犯有错误，向远东局提出“警告”，并“责成远东局在就对华总的政策问题、国民党问题和军事政治工作问题作出任何决议和采取任何措施时都必须同鲍罗廷同志协商。”这个决议表明远东局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天平上的砝码已经变轻，鲍罗廷变得越来越重。

1926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进行第七次扩大全会。斯大林在会上作了《论中国革命前途》的报告。全会通过《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着重指出：目前，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重点是土地革命；中国革命的前途有可能向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等一系列激进方针。

斯大林的讲话和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决议传到中国后，以维经斯基为首的远东局一方面承认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又认为执行决定是困难的。这时蒋介石同武汉方面的矛盾更加激化，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策略方针也转为更加激进，维经斯基领导的远东局的状况当然不能令联共（布）、共产国际决策层满意。因此，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1927年3月3日的秘密会议上提出“以新的有威信的同志取代远东局现有成员的问题。”这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认为，远东局根本适应不了新形势，对其采取了“大换班”的方式，以推行新方针。

1927年3月1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远东局人员组成问题，决定由列普谢任远东局书记，委员由鲍罗廷、罗森贝格、罗易和中国、朝鲜及日本三国共产党各派一名代表组成。但新的远东局没有成立起来，4月9日，共产国际出席中共五大的代表团作出决定，解散远东局。这样，以维经斯基为首的远东局结束了在中国的使命。

罗易在1927年4月初到达武汉后不久，就发生了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时，中共是先进行土地革命还是继续北伐，罗易和鲍罗廷对此发生了意见分歧。

随着罗易的离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6月14日决定成立的由罗易、鲍罗廷、加伦三人组成的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机构未开始工作，便胎死腹中。罗易离开后，1927年7月1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决定，鲍罗廷立即动身回莫斯科。随着鲍罗廷的离去，联共（布）、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代表和机构，全部结束了使命。

1927年7月下旬，共产国际新任驻华代表罗米纳兹到达武汉。罗米纳兹到中国后，帮助中共召开“八七”会议，制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不久，罗米纳兹又向共产国际力主放弃国民党的旗号，开始建立苏维埃的斗争。

在1928年6至7月召开的中共六大期间，共产国际鉴于以往派驻中国的代表屡犯错误和中国白色恐怖严重的情况，决定不派代表到中国，而采取在莫斯科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协助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新措施。中共六大结束后，以瞿秋白为团长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开始工作。但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

1928年12月1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远东部给斯大林、莫洛托夫、布哈林和皮亚特尼茨基写信，认为中共中央“有很大的政治摇摆性”，“同时犯了许多右的、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由此建议“绝对有必要尽快派来一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威信的代表，长期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起工作。”

从1929年12月起，中共中央同远东局在如何看待中国的富农、改组派、游击战争、赤色工会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在1930年7月29日听取了周恩来和雷利斯基、别斯帕洛夫关于双方分歧的报告后，一方面作出决定肯定了远东局基本上是正确的，另一方面根据东方书记处的建议改组了远东局，任命米夫为远东局书记，成员有雷利斯基、埃斯勒、斯托利亚尔、别斯帕洛夫和米林（即盖利斯）。米林不仅仅是远东局的成员，而且是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组的负责人。

在远东局增加负责军事的成员，主要是这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已开始从城市转向农村，重视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建设。派盖利斯作为远东局成员，自然是为了加强对中共的军事指导。盖利斯在1930年9月底到达上海，同时和他一起到达的还有军事顾问组成员马雷舍夫、费尔德曼。盖利斯到后，即参与了中共中央军事部制定中国工农红军的编制和组织序列的工作。

1930年10月，米夫到上海任远东局书记。米夫在中国做的事情就是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使自己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任校长时的得意学生王明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从此开始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的统治。

1931年4月下旬，由于白色恐怖，米夫和盖利斯一起离华。12月，博古负责的中共临时中央请求共产国际再派一个代表来。但一直到1932年3月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才决定派东方书记处副主任埃韦特为驻华代表、远东局书记，但没有给远东局委派军事人员。

1932年6月，中共临时中央又致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要求派军事专家帮助中共中央。12月，李德由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派到远东局工作。但李德只是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组成员，共产国际军事总顾问另有其人，是远在美国的弗雷德，一时还没有到位。他是在1933年4月下旬或5月上旬到位的。

弗雷德到远东局任职后，和远东局书记埃韦特时有摩擦发生。两人都向共产国际写信或发电报，报告他们之间的争吵。埃韦特认为，弗雷德总是越权，在政治方面指手画脚，在他身边碍手碍脚，决定将弗雷德派到中央苏区去工作，建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另派军事代表参加远东局。弗雷德则指责埃韦特“对地下工作的起码要求漫不经心”，对待不同意见者“采用各种手段”，“很像小政客伎俩”。弗雷德提出到川陕根据地工作，但未得到埃韦特同意。埃韦特和弗雷德之间的矛盾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很头疼，多次回电要他们在中国党面前不要暴露分歧，但未见效。

1934年3月下旬，弗雷德被召回莫斯科。同年4月，中共中央通过中共上海中央局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建议，要弗雷德再次赴华，到川陕根据地任军事顾问，并再派一军事顾问到上海，但未见共产国际有下文。1934年7月上旬，埃韦特因在对待《中国论坛》杂志编辑艾萨克斯问题上受到远东局内部和中共上海中央局的指责。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8月初将埃韦特召回。

埃韦特走后，远东局成员只剩下赖安和赤色工会驻华代表贝克。这时，赖安实际上起着共产国际代表的作用，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驻上海代表格伯特则等参加了远东局的工作。同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被捕叛变。由于赖安和格伯特同盛忠亮接触颇多，在上海存不下身，先后撤回了莫斯科，远东局在无形中结束。贝克在1935年2月被共产国际召回。

共产国际于1926年和1929年两度设立“远东局”事实上都是不成功的。这说明，在中共已经成长起来以后，共产国际只有对中共实行间接指导，即用路线、方针指导，让中共自主地从实际出发工作，才能使中国革命事业顺利发展。自1935年遵义会议后，中国革命历史的发展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向忠发，（1880年-1931年6月24日），又名仲发，湖北汉川人，工人出身。1930年间，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附和李立三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931年6月22日，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随即叛变。24日被国民党当局枪杀于上海龙华。这是有共产国际提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实际中共中央有周恩来负责。

王明，1930年10月，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到上海任远东局书记。米夫在中国做的事情就是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就把自己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任校长时的得意学生王明塞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后因1931年4月下旬，由于白色恐怖，米夫和王明一起离华。12月，有王明的代表博古负责的中共临时中央请求共产国际再派一个代表来。共产国际派李德来华，有博古，李德，周恩来为三人小组为中国共产党领导。

王明（1904年5月23日—1974年3月27日），原名陈绍禹，字露清，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六区金家寨镇下码头。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长江局书记等职务。

1974年3月27日，王明因病在莫斯科去世，终年70岁。遗体埋葬于莫斯科近郊的新圣母公墓。

王明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冒险主义和抗日战争时期右倾投降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以他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曾经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危害。王明也曾为革命事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观其一生，可谓“过”远远大于“功”。

博古（秦邦宪），秦邦宪（1907年6月24日 [8]-1946年4月8日），又名博古，男，汉族，江苏无锡人。早年就读于苏州工业专门学校，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5年入上海大学学习，参加五卅运动。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

1931年4月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之后又任中共临时中央局成员、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和负责人。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被解除中共最高领导职务。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野战部队政治部主任。

1946年4月8日，博古由重庆返延安汇报工作，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遇难。

張闻天（洛甫），张闻天（1900年8月30日 -1976年7月1日），原名张应皋，化名洛甫，上海南汇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中成绩卓著的领导人之一。

张闻天，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并出席遵义会议，于1976年7月1日病逝。

[yongbing1993]

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







1932年10月的旧中国即中华民国同时发生了三件看似毫不相关的事：一是陈独秀被蒋介石国民党以叛国罪下狱。二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被剥夺军权。三是共产国际特派员李德出现并准备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的军事顾问。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被租界当局逮捕。与共产国际打交道后，陈独秀在关键时刻被上海租界当局逮捕了三次：

第一次是1921年10月4日，陈独秀坚决反对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在与马林会谈后突然被捕。“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马林，凭着自己在上海的一些熟人的关系”，“还从共产国际给他的活动经费中，拿出400美元用于拉关系，最后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关键人物。”陈独秀“大为感动”，“态度完全改变了”。【姚金果：《陈独秀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1页】（下简称《恩怨》）马林于1921年6月初次来沪，并受到当局的严密监视，他在租界现成的“一些熟人”理应是同道。而且，未经批准，马林也不可能擅自动用“活动经费”。

第二次是1922年8月9日，陈独秀坚决反对国共党内合作，在与8月初抵沪的马林会谈后也突然被捕。8月18日“罚洋400元，交保释放。”【《恩怨》，第583页】随即于20日举行西湖会议，最终满足了马林的要求。

陈独秀那两次看似完全偶然的“变故”都在马林抵沪后，都因违抗共产国际，都被法租界逮捕，都被短暂关押，都交“400元”保释，最后马林的要求都如愿以偿。

第三次就是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没有料到的是，这次被捕坐牢，国民党政府虽然没有要他的保金，却将他监禁了近5年的时间！”【《恩怨》，第583页】

陈独秀的突然被捕，就似当年反对王明上台时发生的“被捕潮”一样，原因始终不明，一说是叛徒的出卖，一说是“中共党内反对派把陈独秀抓起来，送到国民党政府治安机关去。”【《陈独秀全传》，第690页】但可以确定的事实是：陈独秀终于闭嘴了。

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任领导人，没有读懂越飞与孙中山的联合宣言，他的悲剧也许就此注定，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期“党的幼稚”显然也就有了切实的含义。反过来说，既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显然也理应承担缺乏政治经验，过于书生气的领导责任。但陈独秀不畏强权坚持自主权的不懈努力，也给中国共产党留下了难能可贵的宝贵经验。

让陈独秀入狱，既不要他的命，又使他闭嘴。主要是在《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

为了让陈独秀停止批评，莫斯科开始强制陈独秀赴俄。

1927年6月14日，斯大林“认为有必要召陈独秀到莫斯科来商议。” 6月15日又决定，“如果可以避开警察监视。建议陈独秀动身。”【《档案》第4卷，第317页】莫斯科急于召见陈独秀，因为批判陈独秀也即将开始。6月下旬，拒不遵命的陈独秀被实际停职。此后，催促陈独秀赴莫斯科的命令就日益频繁。

9月15日，联共政治局会议“同意中国委员会关于召中共代表来莫斯科的决定，认为最好让陈独秀同志来莫斯科。”【《档案》第7卷，第70页】

10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致在沪国际代表诺罗夫：“关于开除陈独秀的报告，是恶毒的谣言。我们再一次坚决邀请陈独秀来莫斯科。”【《档案》第7卷，第121页】陈独秀也曾说：“1927年，第三国际要他到莫斯科去，并给东方部长的职位。”【朱文华：《陈独秀评传—终身的反对派》，青岛出版社2005年版，第209页】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张国焘、陈独秀、蔡和森、罗章龙和邓中夏5人由共产国际直接邀请出席。”【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版，第366页】但陈独秀依然拒绝参加。

7月24日，米夫致电共产国际在沪代表阿尔布列赫特：“请再次邀请陈独秀来莫斯科。我们保证他能够从事理论工作和返回中国。”【《档案》第7卷，第513页】

8月15日，阿尔布列赫特回信：“他声称，‘现在没有这个必要’。”【《档案》第7卷，第537页】

有研究质疑：“应当请陈独秀去的时候不请，实际撤销陈独秀总书记职务后，几次三番邀请他，其用心何在令人怀疑。”【《陈独秀全传》，第547页】

11月初，斯大林在召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张国焘时问：“陈独秀是否能找到必需的钱和获得其他的条件来办一张报纸？”【《我的回忆》第2册，425页】斯大林显然在担心，不肯离开中国的陈独秀日益强烈的批判可能给“喘息”政策造成的后果。

1929年9月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米夫致信远东局：“陈独秀要么彻底承认错误，要么决定他的党籍问题。”【《档案》第8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62页】陈独秀认为“剥夺我的党籍”“真正的原因是在于我在党内发表各种意见，批评他们继续执行盲动主义和破产政策，成为他们眼中钉之故。”【《档案》第6卷，第360页】

12月30日，共产国际决定：“给陈独秀在两个月期限内向国际监委提出申诉的权利，让他自己来说清楚问题” 【《档案》第8卷，第319页】

1930年1月18日，莫斯科致电陈独秀：“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给您机会参加主席团审议是否批准中共中央关于将您开除出党的决定问题的会议。”“如您拒绝参加或两个月内未收到您的答复，这一问题将列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议程。”【《档案》第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1 -32页】

由于陈独秀既不愿赴俄，又不愿住嘴，还不怕开除，那么要封住陈独秀之口，也许就只有一条生路了。

大革命失败后的陈独秀对当时党内所谓的“左”倾展开了一系列持久而尖锐的批评。如陈独秀对当时盲动的抨击：“没有客观条件的随便暴动，只有更加削弱党的力量，更加使党离开群众。”【《档案》第6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63页】共产国际“这样的玩弄，这样的把戏”，“决不能增加党的力量，只有削弱党的力量，决不能取得群众，只有丧失群众;决不能促进革命，只有断送革命。”【《档案》第1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51页】“客观上帮助国民党把工农群众的组织力量打得骨断肢脱伤残委地，至今不能立起来从事战斗。”【《档案》第6卷，第372-373页】甚至认为：“现在我们的党已经不是助长工人革命斗争高潮的领导者，而成了铲除工人斗争萌芽的刽子手！”【《档案》第6卷，第362页】

在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的视角下，陈独秀最大的威胁就是始终坚持和维护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当时陈独秀无论社会影响、政治经验、理论功底、社会阅历和人生历练，中共党内还无人可以相提并论。因此，陈独秀的批评，尤其是已经明确提到“玩弄“和“把戏”，已经危及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的安全，甚至直接威胁到了王明的上台，及其上台后将要实施的政策。因此，如何迫使陈独秀闭嘴就成了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的当务之急。

为了承担国共分裂的责任，陈独秀必须“错误”。

要让陈独秀承担国共分裂的责任，四一二政变前夕的陈独秀就不准跨出国门前往莫斯科，否则一来二去耗时费日，陈独秀也许就无法“错误”。

从1926年秋开始，当时在党内被尊称为“老头子”的陈独秀屡次赴莫斯科的请求都被否决。

1926年10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会议“认为很有必要让老头子代表中央参加全会”。【《档案》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581页】

10月19日，远东局委员与中共中央联席会议在讨论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时决定：“老头子代表中央前往参加。” 【《档案》第3卷，第583页】

10月21日，联共政治局会议认为：“中国目前发生的事态要求他留在当地，因此认为最好推迟陈独秀同志来莫斯科的时间。”【《档案》第3卷，第587页】如果当年陈独秀得知“留在当地”会导致的后果，可能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离开“当地”。

1927年春，“又提出了陈独秀来莫斯科的问题，以便他能回国后参加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但“问题都被否决了，没有同意让陈独秀来莫斯科。”【《档案》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3页】

1927年3月21日，共产国际负责人皮亚特尼茨基致信斯大林：“维经斯基同志建议让陈独秀同志在党代表大会结束后来莫斯科。请讨论一下他前来是否合适的问题。”【《档案》第4卷，第153页】这一建议也没有获得同意。

显然，如果让陈独秀在四一二政变前最为关键的时刻离开“当地”，陈独秀也就可能无法“错误”了。

为了掩护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陈独秀必须“错误”。

陈独秀的“错误”由斯大林亲自一锤定音。1927年7月9日，斯大林表态：“我不想苛求中共中央。我知道，不能对中共中央要求过高。但是，有一个简单的要求，那就是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是否执行了这些指示呢？没有，没有，因为它不理解这些指示，或者是不想执行这些指示并欺骗共产国际执委会，或者是不善于执行这些指示。这是事实。”【《档案》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07页】

斯大林说的是大实话，尤其是批评陈独秀“不理解”、“不想”和“不善于”。同样，陈独秀也“不理解”斯大林对他的批评，尤其“不理解”该批评的真正含义。如果说白了，其实就是批评陈独秀既不能适应更不能满足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的需要。

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之所以迅速推出陈独秀的“错误”，既可以继续维持实质上的国苏合作，又可以掩盖国共分裂和蒋介石上台的真正原因，毕竟，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下一步还必须依靠蒋介石牵制日本。可见陈独秀迅速被批判的原因，与其提出过何种理论其实并无多大关系。再说到底，陈独秀的不幸，其实也是中共早年的不幸，由于没有实力，在“喘息”政策中没有地位无足轻重，因此无论提出的理论正确与否，其实都无济于事。

陈独秀经历的那段历史看似很复杂，其实也很简单，中国谁有决心，尤其是有力量牵制和削弱日本，抵抗日本既定的侵华政策，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就支持谁。反过来也一样，谁有害于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就是危及莫斯科的核心利益，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就此而言，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对陈独秀还算是手下留情，也许陈独秀坚决要求抗日的主张和呐喊，救了他自己的命。

陈独秀为什么下台，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陈独秀成了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的障碍。

1923年1月4日，斯大林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做出了一个绝密决定：“采纳外交人民委员部关于赞同越飞同志的政策的建议，该政策旨在全力支持国民党，并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和我们共产国际的代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87页】（下简称《档案》）不久，《孙文和越飞联合宣言》公开发表。这个“联合”，当然是莫斯科与国民党的联合。

奉命来华落实“联合”的鲍罗廷“在中国工作三年，不仅把‘国共合作’变成了‘国苏合作’，更热衷于把这种合作推向与孙中山、汪精卫、蒋介石个人之间的合作，中国共产党反而成为他与国民党要人讨价还价的筹码。”【金一南：《苦难辉煌》，华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94页】“表面上的‘国共合作’，掩盖着实质上的‘国苏合作’。”“苏联和共产国际一直以牺牲中共的利益来实现和维护‘国苏合作’。”“是在做一笔大买卖。在这笔买卖中，中共的利益完全被忽视了，在‘四一二’时就出卖了。”【唐宝林：《陈独秀全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27、528、518页】无论是“筹码”还是“买卖”，其实都是代价。

其实，当时的国苏合作和国共合作都是事实，主要区别也许是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先有国苏合作，后有国共合作，后者为前者服务。也就是说，中共也必须为国民党服务，这就形成了悖论，也埋下了陈独秀“错误”的祸根。

不管在信仰上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当时陈独秀作为总书记又岂能岂肯率领中国共产党为国民党服务，更别说为蒋介石服务。因此，陈独秀理所当然就成为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的障碍。

基于意识形态与上下级等关系，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理应支持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共产国际也作了很大的努力。但基于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和联合宣言等核心利益，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就不得不支持国民党，尤其支持蒋介石。如何尽可能维持理论上与实践上的一致性，就成了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最大的困扰，也成了中国共产党，尤其是陈独秀的困惑。（抗战时期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批判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就是要解决理论必须联系实际的重大问题。）

当国共两党的矛盾扩大，国共合作岌岌可危之际，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除了竭力压陈独秀让大步，劝蒋介石让小步，给陈独秀以指示，给蒋介石以利益，也已经别无良策。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显然不希望国共分裂，因为这种分裂无疑会削弱牵制日本的力量。但也不可能扶助支援当时弱小且手无寸铁的共产党，与国民党交恶，冒国家安全战略毁于一旦、多年努力和代价付诸东流的重大风险，更何况蒋介石已经成为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的同盟者。因此，也就不得不让中国共产党，尤其是陈独秀，付出重大的牺牲，来承担和化解这一重大风险。就此而言，当时作为维持与巩固国苏合作代价的中国共产党，尤其是陈独秀，也就厄运难逃。

传统研究认为陈独秀是共产国际错误的替罪羊，其实不然。因为蒋介石上台是“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既定目标和逻辑结果，是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的阶段性成功而非失败。就此而言，陈独秀的思想认识中最大的误区，应该是其主观主义的想当然，因为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与陈独秀，各自追求的目标以及判断成败的标准，根本就截然不同。或者说，陈独秀从来就没有从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的角度思考和评价当时的国苏合作和国共合作。因此，就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而言，陈独秀当然犯了重大“错误”；就陈独秀而言，当然也决不会承认。两者主要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心知肚明，后者却蒙在鼓里。

陈独秀一生的跌宕起伏，也许主要源自东方版的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因此，只有深入探讨两者的关系，才有可能形成客观评价陈独秀一生的历史逻辑与事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