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人们是如何看待人类战争的

历来人们是如何看待人类战争的

 

 

历来人们是如何看待人类战争的？这是一个复杂的伦理问题，人与人之间的看法也可能有差异。这个问题是各自所站的立场不同的问题，也涉及到利益土地恩怨历史等诸多方面。

尽管有人是反对所有的战争，而且也拒绝参与任何战争的，所谓的绝对的和平主义者。但有的人显然不是逢战必反的。比如很少有人会反对抵抗德国的希特列极右的法西斯主义大屠杀，又或者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的大屠杀，因为人们相信反法西斯主义和反军国主义的那些战争是正义的。

也就是说人类中的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人们应该反对非正义的战争，而不必反对正义的战争。

当人们对人类中发生的每一场战争（如美伊战争）的看法有分歧的时候，人们的分歧点并不在于战争是否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而在于人们对这场具体的战争是否是正义的战争的判断，都是以对谁受益的立场不同而来判断了。这样的判断是一种“价值判断”，当然会因人们自己的信仰与价值观而异，也跟人们的生活地理环境、人生阶级体验、个人信仰性格等等有关。

对人们来说，是否可能有“正义的战争”、以及什么样的战争才算得上是“正义的战争”，人们的看法跟人们的阶级立场有关。

如果从上帝圣经本身的教导来说，一方面，福音的精髓是爱与赦免，信徒们应该爱仇敌、为所有人祷告。另一方面，信徒们也应该维护公义、保护弱势群体，而且可以自我防卫。这两方面的教导表面上看似乎有些矛盾，但其实是可以得到统一的，正如上帝的慈爱与公义可以并存、信徒们可以同时《恨恶罪》，但又《爱罪人》一样。然而在具体的信仰实践上，那些掌权的满脑子私利者在发动战争时，只顾以牙还牙狂轰乱炸几倍十几倍地屠杀平民百姓。就如基督徒的蒋介石“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战争观是多么的邪恶。

从解经和神学来说，和平主义反战观的主要根据是主耶稣自己的教导是反对暴力的。无论是登山宝训，还是耶稣自己的身体力行，体现的都是和平主义的精神。耶稣本人遭受到最大最恶劣的社会不公，然而他为逼迫他的人祷告，求天父赦免他们。他教导门徒“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太26：52），“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太5：44），甚至“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太5：39）。

基督信仰的“爱”的特质要求信徒以一种极端的、无条件的、牺牲的爱来化解仇恨和暴力。基督徒面对社会不公，应该学习基督，存谦卑宽容忍耐的心，等候主自己伸冤，而不是靠自己的血气诉诸武力、以暴抗恶。尽管在旧约中确实有上帝带领以色列人（神的选民）征战攻击外帮仇敌的记载，但旧约记载的战争也只有一部分是如此，其它则是人的罪性所致。而且旧约里以色列人的正义争战都是用来预表公义对邪恶的战胜、最终预表上帝的救赎的。到了新约，上帝的救赎已经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的大爱完成，上帝的应许已经实现，基督徒不应该再用战争和武力“替天行道”。

历史上基督徒的十字军“圣战”和历次惨烈的“宗教战争”，都并非符合真正的基督信仰精神，而是人背离圣经自以为义的结果，是人罪性的表现。至于一场战争是否是“正义的战争”，以人的有限而要做这样的判断，很多时候都难免是不可靠和危险的。

在基督教历史上，除了初代信徒面对罗马帝国的迫害采取不抵抗主义以殉道见证自己的信仰外，还有其它一些和平主义的反战实践。包括在今天的现实当中，也有很多出于信仰反战的基督徒。在基督教的历史和众多的教派当中，“贵格会”（“教友会”，Quakers）和“门诺弟兄会”(Mennonites)这两个小教派是比较彻底的反战的。贵格会和门诺弟兄会都是十六世纪极端改革派“重洗派”(Anabaptist)的后裔和传承。重洗派的神学，不但被当时的罗马天主教，也被当时的宗教改革的新教（更正教、抗罗宗）的主流视为“异端”。

他们也因此不但受到国家的迫害，也受到天主教和新教的迫害。然而他们的信仰，有很多地方跟主流的改教信仰其实是一致的。他们特别的地方，是强调跟随耶稣、受苦、忍耐、与世俗分离等等。由此带来的信仰实践，是绝对的“不抵抗主义”和出世的生活。在战争观上，就是彻底的、绝对的、反对一切战争的和平主义。他们不但反对战争，也拒绝参军。

另一方面，他们对世俗的权力，也是完全的不抵抗。当宗教迫害临到他们自己的时候，他们仍然是很有一致性的不抵抗，“听凭主怒”。

所以历史上有大量的该派信徒被国王们和基督徒们轻而易举的消灭杀戮，彻底的不抵抗的代价是默默流淌的鲜血和默默牺牲的生命。

主流的新教教派，无论是路德宗、改革宗、清教徒，都不是彻底反战的，否则今天我们恐怕仍然只有天主教而新教早已在历次的宗教战争中被缴杀净尽了。

因此，他们是彻底的反战，但是他们反得有高度的一致性，他们的反战不因政治倾向而改变，纯粹是出于宗教信仰。

如果每个人都按照基督的教导爱人如己，世界上就不会有战争了。

战争本身都是残酷和伤害性的，但可悲的是战争也是无法避免的现实。

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完全没有战争的乌托邦存在。

生活本身是真实的，很多美好的理想，包括绝对的和平主义，常常都无法在现实当中实现，因为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美好纯净的童话世界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已经被罪污染了的世界里面。

世界上的宗教和基督教的教派多如牛毛，真正彻底反战的其实很少。

佛教按说应该是很非暴力和和平主义的，可也有信仰“我佛慈悲亦惩恶”的棍僧。

生命是宝贵的，保守派、福音派基督徒在堕胎等问题上也都是持“维护生命”(pro-life)的价值观和立场，但是面对战争，这些基督徒当中也有持选择性的“主战”立场的。他们也相信自己的立场并不违反圣经的教导。

圣经并没有禁止基督徒参与一切的战争。耶稣教导门徒应该自我防卫，奉差外出传福音的时候，可以带刀，而且“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路22：36）。

圣经也教导信徒“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诗82：3-4）

新旧约中都多有以征战预表和比喻属灵真理的经文。新旧约中也都有身为军官或士兵的的信徒，如新约中信主的百夫长、罗马官兵等，耶稣和彼得称赞他们的信心的时候并未责备他们没有退出军队（太8：5-13，徒10）。

更重要的是，圣经要求基督徒顺服政府的权柄，“因为他不是空空地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罗13：4）。

世界上的政府及其军队应该有责任扬善罚恶、维护和平与秩序。

有人问马丁路德一个人可不可以又参战当军人又做基督徒，路德说“当我想到一个士兵的尽职即意味着刑罚作恶的、杀死做恶的、并因此造成悲惨的结局的时候，似乎那是跟基督之爱背道而驰的非基督徒的做法。但是当我想到一个士兵所做的是怎样保护了善良的人、保全了妇女、儿童、住房、农场、财产、荣誉和和平的时候，我又看到这是何等可贵和敬虔的工作。”（英文路德文集46:96，）很多时候，战争成为维持和平的唯一选择，这当然是一个可悲的悖论，但在上帝的主权之下这也可能是一种上帝的护理。

今天的基督徒可能更多的是持有选择性的主战或反战的立场，就是说有条件地、谨慎地支持“正义的战争”。

而直到今天很多基督徒（尤其在西方）衡量一场战争是否正义仍然是依循一些传统的原则。

在基督教历史上，从奥古斯丁开始，就有从圣经思想推演出来的“正义的战争”理论(Just War Theory)，用以对一场战争是否是正义的提供具体的判定标准。按照奥氏的看法，正义的战争的目的是维护和平和公义，这样的战争必须在公义的原则下依循正当的手段进行。实际上，奥氏本人虽然不情愿地接受了战争的事实，但内心却敬佩彻底不抵抗的和平主义者。

因此“正义的战争”理论要求正义的战争必须有正当的理由和目的，必须是为了和平和自卫，任何主动的侵略、复仇、征服、经济掠夺和意识形态的灌输都不符合正义的标准。

只有一国之政府有权发动战争，其他任何个人和组织都没有这样的权利。

战争必须是最后不得已的手段，只有在用尽了外交、经济制裁等手段之后才能诉诸武力。

战前和战争进行中必须遵循一系列公义的准则，包括要向仇敌守信、正式公开宣战、不抢掠、不屠杀、不焚城、不伤害非军事人员和平民，等等。正义之战的理论并非是为把战争正当化合理化而制造的理论，而是为战争设限，尽量减少战争的伤害。

如果每个国家都遵循正义战争的原则，那么很多战争都是从一开始就根本不应该打的。

尽管“正义的战争”理论应该说是西方正统教会比较主流的战争观，在华人基督徒中这仍然是一个有很大争议的问题。

在廿一世纪的今天，基督教信仰早已呈现多元化的境况，“正统”与传统也许已经不再具有多少规范的作用。

对一些基督徒来说，“正义的战争”理论也许只不过是“人的东西”，并无权威可言。这本身也许是好事--如果真的是出于不迷信前人、“唯独圣经”的话。然而这也可能带来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一切的价值判断就只有都成为彻底主观和相对主义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果一切都只是观点与角度，一切都只是文化与背景，那么也就无所谓对错，没有真理可言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于1917年正式对德国宣战。当时美国在任的总统是威尔逊。威尔逊本人是个厌恶战争的基督徒，所以美国一直到了战争已成终止战争的唯一方法的最后关头才宣战。威尔逊在议会提出：美国只为和平而战，不为侵略、不为掠夺、不为复仇、不为毁灭而战，只要对方一放下武器，立刻停战。他说：“我深信和平是建立在人民的权力而非政府的权力上。世界上的人民都有相同的自由、安全与均等的机会时，就有和平”。

威尔逊的话在今天仍然让我们深思。和平，是人类崇高的理念和美好的向往。然而和平也是最不可求最难得到的。廿一世纪的今天，科技文明飞速发展，然而战争的阴影仍然笼罩着世界。实际上，圣经明确预言在基督再来之前，我们一直会“听到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太24：6）。

基督徒应该为世上的君王和掌权者祷告，为世界和平祷告，但是我们对世界和人的罪性不抱幻想。我们知道，真正的和平最终不能指望国家和掌权者，而在于人的内心。人心与上帝为仇，人与人之间也无法有真正的和平。基督是“和平之君”，基督信仰带给人的最大的福祉就是使人与上帝和好，也与人和好。基督徒最大的使命就是把这个和平的福音传给世人，做使人和睦的有福之人（太5：9）。

基督徒也有真实的盼望，那就是等候新天新地的日子，到那时列国“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赛2：4）上帝与人同在，人将享受真正的永远的和平。

[yongbing1993]

毛泽东《帝国主义是不可怕的》







1960年5月7日，毛泽东同非洲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活动家、和平人士和工会、青年、学生代表团的谈话：

欢迎朋友们。我们是朋友，我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大多数不承认我国。它们实际上统治了中国一百多年，使中国变得很贫穷，变成一穷二白。穷就是贫困，白就是文盲多。我们这种状况现在开始有了改变。中国过去名义上是独立国，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我们经过几十年的斗争才得到解放，光武装斗争就进行了二十二年。整个中国大陆在一九四九年基本上解放了，只剩下台湾还被帝国主义霸占着。现在，美帝国主义在东方，比如在日本、台湾、南朝鲜、菲律宾、南越、泰国、巴基斯坦，建立了很多军事基地，对我们的威胁很大。
　　
西方人说我们中国人不行，是有色人种。他们说有色人种就是不行的，是成不了事的，是不讲卫生和不高尚的。我们这个人种似乎和你们非洲人也差不多。西方人也说你们不行，但又不帮助你们发展工业，你们就是发展一点工业，也是属于帝国主义所有的。所以我们和你们的地位相同。
　　
你们非洲有两亿多人口，你们团结起来、觉悟起来、组织起来，帝国主义是怕你们的。帝国主义散布恐怖情绪，它们杀人，或者经过它们的走狗杀人。在中国是经过蒋介石杀我们。所以，你们可能团结的人，十个人中有九个，或者更多。实际上帝国主义是不可怕的。帝国主义每天都宣传它们的力量大，来恐吓我们。
　　
从前我们中国人也曾有一个时期怕美帝国主义，怕它的走狗蒋介石。因为他们杀人，或者用各种别的方法，比如把人抓起来，关在班房里头。总而言之，要使我们怕他们，消灭我们的斗志。我们中国人也是一步一步地觉悟起来的，后来就慢慢地不怕了，跟帝国主义的走狗对打了。我们开始是手无寸铁的，又不会打仗，我们从他们那里学会了这个办法。你可以压迫我们，我们可不可以压迫你呢?十个人中间有一个人压迫我们九个人，我们九个人可不可以团结起来把那一个人赶走呢?我们得出结论说，可以。一个人压迫我们九个人，我们九个人不团结起来把他赶走，这是没有道理的。结果我们闹了几十年革命，还不是得胜了?
　　
我们的敌人蒋介石有巨大的外国援助，是美帝国主义援助的。他的武装很强大，有兵工厂，有外国人送的武器，如有军舰，有重炮，有坦克，有飞机。这些我们都没有，也没有重炮，也没有飞机，也没有坦克，我们只有步枪和轻炮。我们那些东西是哪里来的?不是兵工厂造的，而是抢来的，是战争中得来的。美帝国主义经过蒋介石把枪炮送给我们，于是我们就有了枪炮。后来我们又有了坦克、重炮，我们就可以打大仗了。一九四九年，我们就基本上解放了大陆。那时他们的空军在我们头上轰炸，也没有把我们吓倒。后来变成他们怕我们，不是我们怕他们，不仅蒋介石怕我们，而且美国人也有点怕我们，因为我们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团结起来了。还是人要紧，是第一位的，武器是第二位的，是次要的。只要把人团结起来，手里掌握着武器，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就怕我们。当然不是只有打仗这一种方法，还有别的方法。
　　
你们在座朋友的国家有些不是用打仗夺取政权的，像几内亚。阿尔及利亚现在还在打仗，这个战争帮助了几内亚，几内亚的朋友们也是这样看的，因为法国有五十万军队被阿尔及利亚人吸引在他们的国家中，法国就没有好多兵了。帝国主义占的地方太多，管得太宽了。中国俗话说，十个指头按着十个跳蚤，一个跳蚤都捉不到。因为帝国主义管得太宽，它们也就控制不住。美国现在在世界上占的地方也太多了。你看，在亚洲，还有拉丁美洲、非洲，有好多国家都有美国的军事基地；它还要控制欧洲。这几天国际形势有一些变化。南朝鲜人民没有出路了，起来反对美国的走狗李承晚。南朝鲜人民一起来，一骂一轰，几十万人一示威，李承晚就垮台了。李承晚有七十五个师，而南朝鲜人民群众一枝枪也没有，可是他们一起来，李承晚就倒了。当然，现在问题还没有解决，美国人还在南朝鲜，又选择了新的走狗，南朝鲜人民的斗争还会发展下去。还有土耳其，人民群众也起来反对美国的走狗。所以我们这几天接连举行群众大会，支援南朝鲜人民，支援土耳其人民。还有日本人民也正在起来。再过两天，日本将有广大的群众运动，听说有几十万或几百万人起来反对岸信介政府同美国订立的军事同盟条约。我们也要举行群众大会支持日本人民群众。
　　
你们可能有人会说，南朝鲜、日本、土耳其离美国很远，因此这些国家的人民不怕美国，敢于起来反对它的走狗。但是，请你们看一看古巴。古巴在什么地方?离美国很近，飞机航行距离只要半小时。古巴人民原来是手无寸铁的，古巴的统治者巴蒂斯塔在几年中杀死古巴人两万之多。你们也可能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多。古巴可不是大国，只有六百多万人口，离美国那么近，巴蒂斯塔又杀死过两万人。但是，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古巴的民族英雄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八十二人，从墨西哥坐了一只船，到古巴登陆。同政府军作战打了败仗，八十二人只剩下十二个人，其中有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他们只好转入山区，开始游击战争，打了两年多，抢了许多枪炮，还抢了坦克，巴蒂斯塔只好跑了。你们看，古巴人民原来是手无寸铁，而巴蒂斯塔政权是武装到牙齿的，美国那么大的国家支持它，又离得那么近，但是人民团结起来就把巴蒂斯塔赶跑了。你们有没有人到古巴去过?如果没有人去过，我建议你们到古巴走一趟。这么个小国敢于在美国身旁搞革命，所以研究古巴的经验很有必要，古巴的革命有世界意义。拉丁美洲的人民都欢迎古巴的人民政权。
　　
非洲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更有世界意义。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很多国家都有革命；不只是在几百万人中间，而是在几千万或者更多的人口中进行了革命的民族解放斗争。我们完全同情你们，完全支持你们。同时我们认为，你们的斗争支持了我们，帮助了我们。我们还认为，古巴的斗争帮助了我们，整个拉丁美洲的斗争帮助了我们，南朝鲜、土耳其、南越、日本这些国家的斗争也帮助了我们，整个亚洲人民都帮助了我们。当然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帮助我们的，苏联是帮助我们的。在社会主义国家之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广大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也帮助了我们。这就分散了敌人的力量，使我们身上的压力减轻了。因为你们帮助了我们，所以我们有义务支持你们。我们是互相支持，互相帮助。
　　
按照我们中国的说法，这就叫两条腿走路。大国会议是跟它们在桌子上谈，这是一条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这又是一条腿。两条腿可以站起来，走路就好走。少了一条腿就不好，就不能走路了。我们相信你们也赞成不要打世界大战，世界大战我们是反对的。但是我们同时赞成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各国人民，有权利起来反对压迫者。要不打世界大战，就要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压迫者。我可以举一些具体例子:阿尔及利亚牵制了法国五十万军队，假如打世界大战，法国参加的力量就很少了，因为它只有这么多军队。南朝鲜人民起来，就牵制着美国驻南朝鲜的军队。土耳其人民起来，将牵制着美国驻土耳其的军队。日本人民如果也起来，又可以牵制美国一部分军队。有些人说，要世界和平，就不要反对帝国主义，免得帝国主义不高兴，因此各国都不要搞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我看还是两条腿走路。各国人民起来对压迫者进行反抗，这是一条腿，而且是一条重要的腿，也许是第一条腿；跟它们一起在桌面上开大国会议，讲什么裁军，解决德国问题等，这也是一条腿。两条腿走路，世界大战就难于打了。如果只有一条腿，要帝国主义不打世界大战，就没有保证。帝国主义是会搞欺骗的。帝国主义也有两条腿，有欺骗的一条腿，又有压迫的一条腿。对于帝国主义的欺骗，我们和你们一样是有怀疑的。但为什么我们又要支持大国会议呢?是借此看一看，就可以暴露它们那一条腿有病。

我们的军事力量在长征前曾经达到过三十万人，因为犯错误，后来剩下不到三万人，不到十分之一。重要的是在困难的时候不要动摇。三万人比三十万人哪个更强大?因为得到了教训，不到三万人的队伍，要比三十万人更强大。后来我们的军队得到机会，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的时候，已发展到一百万人。一九四六年，美国和蒋介石向我们进攻，美国不是亲自出马，而是用帮助蒋介石的办法，支援蒋介石打我们，曾经使我们丧失很多地方，丧失许多城市。蒋介石全面向我们进攻，我们采取后退的策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一年打十个战役，虽然我们的地方丧失很多，但是敌人的军力被我们消灭了一百多个师，这时我们开始反攻。到一九四九年，我们的军队变为优势，蒋介石的军队变成劣势，其中大部分被我们消灭，我们解放了沈阳、北平、天津、济南、郑州等许多大城市。他们的地方被我们控制，军队主力被我们消灭。这时他们要求讲和，派代表到北平。我们就用两条腿走路的办法。我们知道他们讲和是骗人的，但是我们如果不讲和，老百姓不相信，似乎是蒋介石爱好和平，而我们爱好战争了。好吧，就讲和吧，派代表来吧!这时他们派来了一个代表团，同我们谈了三个星期，我们说，你们要缴枪，把政权交给我们。他们的代表签了字，派人回到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去，请求批准。他们说不行，不能缴枪，不能移交政权，这就撕破了他们的“和平”面目。他们今天拒绝签字，明天我们就渡过了长江，这一条腿就伸出去了。敌人经常欺骗我们，我们要看得清楚。有时需要接受谈判，在谈判中揭露他们。两条腿就是这么走的。不是投降敌人，而是要敌人投降。比如现在世界人民要裁军，我们赞成，看你美国裁不裁，你裁，那很好，不裁就证明你是欺骗。要揭露敌人，用各种方法揭露敌人。和平谈判实际上也是一种揭露敌人的方法，我们是这样看的。我们不相信艾森豪威尔[10]很爱和平，帝国主义者哪里会爱和平?他们爱的是殖民主义。
　　
我们高兴地看到非洲朋友有这么多人破除了迷信。迷信的第一条就是怕帝国主义，你们破除了这一条，不怕帝国主义了。但是我相信，你们非洲两亿人口中还有一些人怕帝国主义，对帝国主义还是有迷信的，或者说是有幻想的。因此你们还要向他们做工作，经过十年八年，慢慢地人就多了，两亿人口中可以有一亿人或者一亿多的人站起来，完全破除迷信，不怕帝国主义，胜利就有把握了。人常常是有很多迷信的，迷信帝国主义是其中的一种；再有一种，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觉得自己力量很小；认为西方世界很行，我们黄种人、黑种人、棕种人都是不行的，这也是一种迷信。我们怎么不行呢?我相信，白种人可以干的事，我们都可以干，而且可以比他们干得好些。因为他们人数很少，只有几亿。并且对白种人要加以区分，他们并不都是坏人，只有十分之一的坏人，十分之九是好人，或者他们暂时受人欺骗，不觉悟，总有一天会觉悟起来的。这主要是指无产阶级，还有其他同情无产阶级的人，比如劳动者包括农民。真正怕核战争的，白种人也有，有些资本家就怕。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闹矛盾，所以我们有机可乘。它们并不那么团结，美国人和英国人并不那么团结，美国人和西德人也不是那么团结的，阿登纳同英国人也不对头。所以全世界劳动者，受帝国主义压迫的爱国人民，同盟军是很多的。
　　
我们得出一条经验，在战略上不怕敌人。比如，古巴就在美国旁边，把美国的走狗打跑了；阿尔及利亚有很大一块解放区；几内亚也独立了；非洲还有其他几个独立的国家。看来，很大的风暴正在非洲掀起来，同样的风暴也正在拉丁美洲酝酿。有人说，亚洲最近几年民族独立运动比较低落，可是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伊拉克发生了革命；一九五六年苏伊士运河战争，帝国主义没有胜利，埃及得到了胜利；最近几个星期又有南朝鲜、土耳其人民起来，看来日本人民也很有希望。所以现在帝国主义睡不着觉。朋友们讲到我们有些国家有困难，有忧愁。我认为我们有高兴的一面，又有忧愁的一面。我看帝国主义只有忧愁的一面，看不见高兴的一面。你说美国能睡得着觉?我不相信。帝国主义正像中国一句俗话所说的: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所以我们在战略上完全有理由轻视它们，坚信帝国主义制度是要灭亡的，全世界人民是要站起来的。我们在战术上要谨慎，每一个步骤都要好好地研究，要重视它们，要认真办事。合起来就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样才能敢想敢说敢做。

[yongbing1993]

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








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农兵，不是这些历史真正的创造者，不是这些国家真正的主人翁，那是不能设想的事。我们要创造保护自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文艺。

全国的剧团，根据不精确的统计，是三千个（不包括业余剧团，更不算黑剧团），其中有九十个左右是职业话剧团，八十多个是文工团，其余两千八百多个是戏曲剧团。在戏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那九十几个话剧团，也不一定都是表现工农兵的，也是“一大、二洋、三古”，可以说话剧舞台也被中外古人占据了。剧场本是教育人民的场所，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义的一套，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这种情况，不能保护我们的经济基础，而会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

我们全国工农兵有六亿几千万，另外一小撮人是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是为这一小撮人服务，还是为六亿几千万人服务呢？这问题不仅是共产党员要考虑，而且凡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文艺工作者都要考虑。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工人织造的衣服，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为我们警卫着国防前线，但是却不去表现他们，试问，艺术家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

最近研究了《南海长城》的创作经验，他们就是这样搞的，先由领导出个题目，剧作者三下生活，并且亲身参与了一次歼灭敌人特务的军事行动。剧本写好之后，广州部队的许多负责同志都亲自参加了剧本的讨论。排演以后，广泛征求意见，再改。这样，不断征求意见，不断修改，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搞出这样及时反映现实斗争的好戏来。

《转载》谈京剧革命《1964年7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的座谈会上的讲话》

作者：江青

来源：《人民日报》

本文发表于《人民日报》1967年5月10日第1版，作者是江青，同步发表于《红旗》杂志1967年第6期和《解放军报》5月10日。

我对这次演出表示祝贺。大家付出了很大的劳动，这是京剧革命的第一个战役，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收获，影响也将是比较深远的。

京剧革命现代戏是演起来了，可是，大家的认识是否都一样了呢？我看还不能这样说。

对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的信心要坚定。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农兵，不是这些历史真正的创造者，不是这些国家真正的主人翁，那是不能设想的事。我们要创造保护自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文艺。

在方向不清楚的时候，要好好辨清方向。我在这里提两个数字供大家参考。这两个数字对我来说是惊心动魄的。

第一个数字是：全国的剧团，根据不精确的统计，是三千个（不包括业余剧团，更不算黑剧团），其中有九十个左右是职业话剧团，八十多个是文工团，其余两千八百多个是戏曲剧团。在戏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那九十几个话剧团，也不一定都是表现工农兵的，也是“大、二洋、三古”，可以说话剧舞台也被中外古人占据了。剧场本是教育人民的场所，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义的一套，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这种情况，不能保护我们的经济基础，而会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

第二个数字是：我们全国工农兵有六亿几千万，另外一小撮人是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是为这一小撮人服务，还是为六亿几千万人服务呢？这问题不仅是共产党员要考虑，而且凡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文艺工作者都要考虑。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工人织造的衣服，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为我们警卫着国防前线，但是却不去表现他们，试问，艺术家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

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还会有反复，但要好好想想我在上面说的两个数字，就有可能不反复，或者少反复。即使反复也不要紧，历史总是曲曲折折前进的，但是，历史的车轮绝不能拉回来。

我们提倡革命的现代戏，要反映建国十五年来的现实生活，要在我们的戏曲舞台上塑造出当代的革命英雄形象来。这是首要的任务。我们也不是不要历史剧，在这次观摩演出中，革命历史剧占的比重就不小。

描写我们党成立以前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的历史剧也还是要的，而且也要树立标兵，要搞出真正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的、能够古为今用的历史剧来。

当然，要在不妨碍主要任务（表现现代生活、塑造工农兵形象）的前提下来搞历史剧。传统戏也不是都不要，除了鬼戏和歌颂投降变节的戏以外，好的传统戏都尽可上演。

但是，这些传统戏如果不认真整理加工，是没有什么人看的。我曾系统地下剧场两年多，观察了演员、观众，可以得出结论，传统戏如果不认真进行加工，是不会有人看的。今后传统戏的整理、加工工作还是要的，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代替第一个任务。

其次，说说从何着手的问题。

我认为，关键是剧本。没有剧本，光有导演、演员，是导不出什么，也演不出什么来的。有人说：“剧本，剧本，一剧之本。”这话是很对的。所以，一定要抓创作。

这些年，戏剧创作远远落后于现实，京剧的创作更谈不到。编剧的人少，又缺乏生活，当然创作不出好剧本来。抓创作的关键是把领导、专业人员、群众三者结合起来。

我最近研究了《南海长城》的创作经验，他们就是这样搞的，先由领导出个题目，剧作者三下生活，并且亲身参与了一次歼灭敌人特务的军事行动。剧本写好之后，广州部队的许多负责同志都亲自参加了剧本的讨论。排演以后，广泛征求意见，再改。这样，不断征求意见，不断修改，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搞出这样及时反映现实斗争的好戏来。

上海市委抓创作，柯庆施同志亲自抓。各地都要派强的干部抓创作。

短时间内，京剧要想直接创作出剧本来还很难，不过，现在就要抽出人来，先受些专门训练，然后放下去生活，可以先写小戏，再逐渐搞出大戏来。小戏搞得好也很好。

在创作上，要培养新生力量，放下去，三年五年就会开花结果。

另一方面是移植，这也好。

移植要慎重选择，第一看政治倾向好不好，第二要看与本剧团条件是否合适。移植时，要好好分析原作，对人家的长处要肯定下来，不能改变；对人家的弱点，要加以弥补。

改编的京剧，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要合乎京剧的特点，有歌唱，有武打，唱词要合乎京剧歌唱的韵律，要用京剧的语言。否则，演员就无法唱。另一方面，对演员也不要过分迁就，剧本还是要主题明确，结构严谨，人物突出，不要为了几个主要演员每人来一段戏而把整个戏搞得稀稀拉拉的。

京剧艺术是夸张的，同时，一向又是表现旧时代旧人物的，因此，表现反面人物比较容易，也有人对此很欣赏。要树立正面人物却是很不容易，但是，我们还是一定要树立起先进的革命英雄人物来。

上海的《智取威虎山》，原来剧中的反面人物很嚣张，正面人物则干瘪瘪。领导上亲自抓，这个戏肯定是改好了。现在把定河道人的戏砍掉了一场，座山雕的戏则基本没有动（演座山雕的演员是很会做戏的），但是，由于把杨子荣和少剑波突出起来了，反面人物相形失色了。

听说对这个戏有不同看法，这个问题可以争论一番。要考虑是坐在哪一边？是坐在正面人物一边，还是坐在反面人物一边？听说还有人反对写正面人物，这是不对的。

好人总是大多数，不仅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如此，即使在帝国主义国家里，大多数的还是劳动人民。在修正主义国家里，修正主义者也还是少数。

我们要着重塑造先进革命者的艺术形象，给大家以教育鼓舞，带动大家前进。我们搞革命现代戏，主要是歌颂正面人物。内蒙古艺术剧院京剧团的《草原英雄小姊妹》很好，剧作者的革命感情被这两个小英雄的先进事迹激动起来，写成这样一个戏，那中间的一段还是很动人的。

只是由于作者还缺乏生活，搞得又很急，还没有来得及精雕细刻，一头一尾搞得不大好，现在看来，好象是一幅好画嵌在粗劣的旧镜框里。这个戏，还有一点值得重视，那就是为我们的少年儿童写了京戏。

总之，这个戏是有基础的，是好的。希望剧作家再深入生活，好好加以修改。我觉得，我们应该重视自己的劳动，搞出来的东西不要轻易丢掉。有的同志对于搞出来的成品不愿意再改，这就很难取得较大的成就。在这方面，上海是好的典型，他们愿意一改再改，所以把《智取威虎山》搞成今天这个样子。这次观摩演出的剧目，回去都应该继续加工。立起来了的，不要轻易把它打倒。

最后，我希望这次大家能抽出些精力来互相学学戏，这样，可以使这次大会的收获在全国的舞台上与各地广大的观众见面。

[yongbing1993]

背后都是肮脏侵吞中国国有资产






走资派特色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99%的富豪都是侵吞国有资产发家，“李敖说的这句话对不对？

中国财富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积累过程，为什么说中国富豪大部分的都有掠夺国有资产的行为。这句话是台湾著名大家李敖深刻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史之后得出来的结论。他认为21世纪之中99%以上的富豪其实都不是履历之中写的白手起家那样光鲜，背后都是肮脏的侵吞中国国有资产，以此完成了自己的原始积累。

历史之中的惨例

这些人在早期的改开历史之中有着自己独到的人际关系，俗话说得好，背靠大树好乘凉，他们也是靠着朝廷的大树，能够在最快的时间之中得到最新的局势消息，所以能够比普通人更加洞若观火的看到一切风吹草动。而当年改开之后中国前三十年许多国有资产就是在这样的行为之中被一批批人侵吞。

他们到是完美的完成了自己的原始积累，可中国许多国有企业却开始破产，无数工人开始下岗，最后这人一个个身家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然后摇身一变成为了中国最富裕的顶尖阶层，但先富带后富在他们这里说了不算，他们只会提携自己的后辈和有关系的人，他们不会关心普通人和这个国家民族的生死。

他们使用大量的御用文人开始精心书写自己的创业历史，将自己塑造成为了白手起家的典范，让无数底层人开始崇拜。可一旦到了关键时刻，国家民族危机面临考验的时机，这些人就会从中国公民摇身一变成为外国公民，而且还提前的将自己的大量财富转移出去，这种行为在历史之中和八国联军侵华抢夺中国财富有什么区别呢？

你要知道这些人侵吞资产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人管一下呢？位高权重者应当肩负起来自己的责任，而不是将集体农民辛辛苦苦几十年积累起来的财富全部都变成了个人家族的，所以李敖先生对于中国大陆这些人的分析是相当准确的，也是得到了很多有识之士的认可，今天将这些事情说出来，就是要让大家看清楚，一味追求赚钱不可取，姓资姓社真的很重要。

共同富裕的思考

当年中国南方著名的南京钢铁厂一年可以产量达到800万吨，但是却被某些人用13亿就卖掉了。还有改开时代的企业改制之中，有些企业价值几千万，可却被关系户用仅仅几百万就买下来了，然后成为了自己人生之中赚取的第一桶金，还被塑造成为了“致富楷模”。但中国因此而失业的数百万下岗工人失业又怎么办呢？

改开数十年以来靠着劳动致富、合法经营成为富豪的又几个人？想当年西方崛起之后依托国家力量尚且需要掠夺殖民地数百年才能完成的资本原始积累。

而到了中国富豪这里，数十年时间就达到了，看起来的确好像是中国奇迹，值得我们去骄傲，可一切如果都是真实的，都是建立在以人民利益为基础之上，那为什么这些富豪都开始移民带着钱到国外了呢？

既然这些人有所害怕，那就证明事情有鬼，也就证明了他们的行为并没有那么干净。

现在为什么如此怀念前三十年的风清气正，就是因为当下过的不好，有着太多太多人侵吞全国劳动人民辛苦创造的财富了，而且底层民众还处于敢怒不敢言的状态。中国应该要保护好国有资产，不能使用关系就低价购买，保护好老百姓的利益可以吗？不要让洪秀全的悲剧重演了。

当年国有企业如何变卖，下岗职工是怎么失去自己的饭碗的，这些说起来都是血泪历史了。

走资派特色政府不过问不要紧，因为几十年都已经过来了，想要要回当年的损失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毕竟这些人都已经位高权重，可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计较，不是计较个人得失，而是考虑整个国家人民的财富，如果不计较，不去倒查改开以来40多年，那国家的人民辛苦创造的财富将会源源不断的流失。这样的国家还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