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佞小人国之蟊贼》什么意思

《奸佞小人国之蟊贼》什么意思

 

 

《奸佞小人》什么意思？在百度共产党员网上解释：《奸佞小人 国之蟊贼》。小人做官，人们称他们为“奸臣”。奸臣的危害，概括起来，可以说是一误君主，二害忠良，三祸国家，四殃百姓。

一误君主：奸臣往往伪装忠诚，曲意逢迎，博取信任后便蒙蔽君主，玩弄君主于股掌之中，引导君主在邪路上越滑越远，走上身败名裂的不归路。对于奸邪小人误导君主走上邪路的能力，绝对不可低估。元代贤臣许衡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除非人君没有喜怒，只要有高兴，奸邪小人就会极力称赞人君所高兴的东西（包括人、物、事），以求得到人君的好感；人君只要有生气，小人就会进一步鼓动人君生气，并借此扩大自己的权势。除非人君没有爱憎，只要有爱，小人就会利用他的爱来满足自己的私利；只要有憎，小人就会利用他的憎恨来为自己报仇。”无数历史事实证明许衡所言不虚。《误华国锋》

二害忠良历史上，奸臣残害忠良的事例不胜枚举，可以说历代皆有。在无数被打击迫害的贤臣忠良之中，于谦可算作一个冤死的典型（本是尽忠报国，而罪名却是叛逆）。《害四人帮》

三祸国家：奸邪小人的各种危害都是相互联系的，误君主、害忠良，自然也就给国家和百姓带来祸患。小人直接祸害国家的事例也比比皆是。小人一旦得势，便趾高气扬、盲目自大、目空一切，因而决策轻率，行事任意，往往给国家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复辟资本主义》

四殃百姓：小人得势，并不打算报效国家、造福百姓，他们热衷于两个目的：一是满足自己的权力欲和吃喝玩乐，并希望这种腐朽生活能够享之长久，延及子孙；二是引导君主腐化堕落，而这样做就是为了保住前一个目的。那么，怎样才能享尽荣华富贵呢？天上不会掉下金银财宝来，只能是千方百计地搜刮民脂民膏，横征暴敛，巧取豪夺。因此，奸臣当道，便会无一例外地殃及百姓。《工人下岗，农民流浪打工》

走资派邓小平的“三起三落“之《起》是怎么上来的？“落“不难懂，不是被打“落“就是自己不干。《起》就不一样了，三顾请出山也是《起》，三次被选上也是《起》，趋炎附势死皮懒脸自己要上台当官做老爷也是《起》。走资派邓小平的《起》显然是属第三种。

《三起三落》有很多同义词：如《奸佞小人》。《趋炎附势者》。《精致利己主义者》。《机会主义者》。《投机取巧者》。《墙头草随风倒》。《两面三刀者》。《说谎造假者》。《混水摸魚者》。《当面是人背后是鬼者》。《信仰不坚定者》。《说话不诚实者》。《缺乏诚信者》。《台上说好话台下捅刀者》。《见风使舵者》。。。。。

在政治上能《三起三落》者，这不仅是中国政治史上，而且更是世界政治史上不可思议的奇迹。为什么唯独走资派邓小平能行？因为走资派邓小平是个变脸的多面人，只要对自己有利就会不择手段。

走资派邓小平的第一次“落”与“起”。首先邓小平不在“皇位“上，只是一个中下层干部，在战时官职的上或下是随时变化的，一个师长一仗下来只剩一个团的人了，就是团长。一个干部犯了某种错误从一个高的职位上调到一个低的职位上，根本谈不上什么“落”与“起”。而且凭邓小平变脸要比翻书还快的本领，很快又窜到和刘佰承等平起平坐的官位了，刘邓大军的头了。

走资派邓小平的第二次“落”与“起”。是因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文革中的邓小平是和刘少奇，被定为刘是一号走资派，邓是二号走资派而“落”的。“落”后的邓小平又拿出看家本领把“走资的行为”都推给刘少奇，强调刘是主导的，彻底和刘少奇划清界线，也算惯用的方法先是出卖主子，活活将刘逼死。后又“深刻检查“，向毛泽东写信表忠心下保证《永不翻案》。说好话求情减罪给于“小小的工作“。在此努力下，走资派邓小平的第二次又“起”来了。一九七二年出来工作之后，立马为自己翻案，还是白猫黑描摸石头复辟资本主义那一套。应该说，毛泽东相信邓小平保证的《永不翻案》之后扶邓上来试用一下，谁知大失所望。毛泽东说，《永不翻案》靠不住啊。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此时的走资派邓小平己升为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己被邓气死，这是原因之一再加上生病。这个最大的走资派前面又加上《死不悔改》四个字，完整的称谓应该是：《邓小平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死不悔改》了还能再“起”吗？别说《三起三落》了，如无特别变化邓小平的政治命运就此打住。

然而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几年之后，毛泽东逝世。华国锋当上了领袖，党政军三大最高职位一肩挑，权力可大了。此时的邓小平还在“落”。“落”在江西一座将军豪宅里打桥牌喝茅胎养尊处优呢。看到华主席己掌权稳定，邓小平的心又开始活动了。老一套写信表忠心下保证。主人换了应该有用的。上面讲到《三起三落》有很多同义词，这里举一个如《趋炎附势》《奸佞小人》。趋炎附势的意思是奉承、依附有权有势的人。奉承和依附有权有势的人，任何时代都不鲜见。他们没有原则，对上级或者权势俯首帖耳，百依百顺。他们往往因为善于奉迎，如获得上级重用后，即刻反脸不认人就是“农夫与蛇“的重现。并借此官位狐假虎威地欺压百姓。古人将这样的人称为《奸佞小人》。这种人对国家的危害极大。因为这种人的出发点是一己私利，他们不过是利用权势，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就讲讲走资派邓小平的第三次“落”与“起”：“落”是华国锋仍然遵照毛泽东亲笔给他所写的“照过去方针办”的指示，要“深入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此时邓小平在江西一座国民党将军留下的将军楼里，名曰“落”难，实质喝喝茅胎打打桥牌，拿着高工资，亨受高福利待遇的生活满足不了啦。还想“东山再起。所以就向华主席表忠心，要求出来工作。这样就“起”来了。

邓小平的效忠信一开头就说：“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

邓小平又一封信先是效忠再是承认错误后是提要求：

效忠是：“我完全拥护华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

承认错误是：“我在七五年的工作虽然也作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工作中确有缺点和错误，我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的批评和教导再一次表示诚恳的接受。“。

要求是：“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

走资派邓小平，1979年1月29日，在卡特总统欢迎邓小平的国宴上，邓小平说：“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立奥林匹克奖的话，我有资格获得金牌。”这不仅是中国政治史上，而且更是世界政治史上不可思议的奇迹，尤其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时已届73岁高龄了。

邓小平第三次是怎么复出的？请看下面：

邓小平第三次上台前写给华国锋的两封信

邓小平写给华国锋的第一封信

1976年10月10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这篇社论因泄露了中共“最大机密”而引人注目，它公开出现了“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这样的提法，这表明，中共中央已经“群龙有首”。就在1976年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的时候，邓小平给华国锋主席写了一封亲笔信，表达了自己对于粉碎四人帮的欢悦之情。按照当时的惯例，信的开头是写“华国锋、党中央”。

邓小平第一封信原文：

东兴同志转呈国锋同志并中央：

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胜利。

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邓小平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

邓小平的信，没有提及他自己的问题。但是，他写这封信给华国锋，言外之意是很明白的：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也该结束了!

但是，华国锋看了邓小平的信，撂在一边。

10月24日，下午3时，百万群众云集天安门广场，“双庆”大会在这里举行。这是华国锋作为中共领导人，第一次在万众欢呼声中登上天安门城楼。

和华国锋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中共领导人之中，没有见到邓小平的身影。这个时候，华国锋仍然遵照毛泽东亲笔给他所写的“照过去方针办”的指示，要“深入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

邓小平给华国锋的又一封信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又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这一回，邓小平破例把叶剑英的名字也写上去，一开头写着“华主席、叶副主席并党中央”。邓小平这么写，另有用意：因为1976年10月10日他写的那封信，只写给华国锋，被华国锋撂在一边;  这一回写上叶剑英的名字，那么，华国锋看了之后，不能不转给叶剑英看，华国锋也就无法一手遮天。

邓小平第二封信原文：

华主席叶副主席并党中央：

我完全拥护华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

我在七五年的工作虽然也作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工作中确有缺点和错误，我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的批评和教导再一次表示诚恳的接受。

我感谢党中央弄清了我和四人帮没有关系这件事，我特别高兴在华主席的讲话中肯定了广大人民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

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曾向中央用书面表达我内心的悲痛和深切的悼念。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在党中央决定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会主席的时候，我知道了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确的方式战胜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的时候，我在七六年十月十日曾向国锋同志和中央用书面表达我的真诚拥护和欢欣鼓舞的感情。 .

如果中央认为恰当，我建议把我这封信连同去年十月十日的信印发党内，究应如何处理，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决定。

顺致诚挚的敬礼!

邓小平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

5月3日华国锋同意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了邓小平的两封信。中共中央转发邓小平的信，成了向全党发出了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讯号。

这是走资派邓小平在《落》的时候的嘴脸。一旦《起》后，走资派邓小平的嘴脸变成虎狼般的凶恶。

1979年1月29日，在卡特总统欢迎邓小平的国宴上，邓小平说：“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立奥林匹克奖的话，我有资格获得金牌。”吹捧走资派邓小平的吹鼓手们如是说，这不仅是中国政治史上，而且更是世界政治史上不可思议的奇迹，尤其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时已届73岁高龄了。通常认为，人生七十古来稀，一个70多岁的老人，他还有多少新思想呢? 还是老一套，不管黑道白道用脚摸着石头过河抢到财富就是好猫，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不准争论信资信社，全心全意复辟资本主义私有化，全民经商一切向钱看不看老百姓的脸色，大胆地去私吞公共财产。这就是第三次复出时已届73岁高龄的走资派邓小平对中国的贡献。这就是《三起三落之邓实为奸佞小人之徒》。在中国不肃清走资派邓小平的流毒，将会继续祸害几代中国人。一切向钱看，人人自私自利，造谣说谎满天飞。

[yongbing1993]

蒋介石国民党不去打日本侵略军







蒋介石国民党军七个师八万余人的军队不去打日本侵略军，而是剿杀 抗日新四军。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作者：毛泽东

1941年1月4日 抗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奉命北移。六日，行至泾县茂林地区，突遭蒋介石国民党军七个师八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抗日新四军被迫抗击，血战七昼夜，终因弹尽粮绝，除约两千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蒋介石国民党扣留，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被蒋介石国民党军枪杀遇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当场英勇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蒋介石国民党制造的屠杀抗日新四军的《皖南事变》。

蒋介石国民党军七个师八万余人的军队不去打日本侵略军，而是剿杀 抗日新四军。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国民党的这一反动暴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九四一年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发表谈话，揭露蒋介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战、实行反共的罪恶阴谋，提出取消一月十七日反动法令(指蒋介石一月十七日诬称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由军事法庭审判叶挺的反动法令)，惩办祸手等十二条解决办法。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新四军新的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并立即整编部队，将全军扩编为七个师，一个独立旅。第一师师长粟裕，政治委员刘炎；第二师师长张云逸(兼)，政治委员郑位三；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第四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彭雪枫；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李先念；第六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谭震林；第七师师长张鼎丞，政治委员曾希圣。全军约九万余人。积极参加抗日。

中国共产党抗日的《具体纲领》

毛泽东：我们的具体纲领

根据上述一般纲领，我们党在各个时期中还应当有具体的纲领。在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中，在几十年中，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是不变的。但是在这个大阶段的各个小的阶段中，情形是变化了和变化着的，我们的具体纲领便不能不有所改变，这是当然的事情。例如，在北伐战争时期，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并没有变化，但其具体纲领，三个时期中是有了变化的，这是因为我们的敌军和友军在三个时期中发生了变化的缘故。

目前中国人民是处在这样的情况中：（一）日本侵略者还未被打败；（二）中国人民迫切地需要团结起来，实现一个民主的改革，以便造成民族团结，迅速地动员和统一一切抗日力量，配合同盟国打败日本侵略者；（三）国民党政府分裂民族团结，阻碍这种民主的改革。在这些情况下，我们的具体纲领即中国人民的现时要求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要求是适当的，并且是最低限度的。

动员一切力量，配合同盟国，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并建立国际和平；要求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要求惩办那些分裂民族团结和反对人民的亲日分子、法西斯主义分子和失败主义分子，造成民族团结；要求惩办那些制造内战危机的反动分子，保障国内和平；要求惩办汉奸，讨伐降敌军官，惩办日本间谍；要求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反动的特务机关和特务活动，取消集中营；要求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的反动法令，使人民获得充分的自由权利；要求承认一切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要求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要求撤退一切包围和进攻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并将这些军队使用于抗日前线；要求承认中国解放区的一切抗日军队和民选政府；要求巩固和扩大解放区及其军队，收复一切失地；要求帮助沦陷区人民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要求允许中国人民自动武装起来，保乡卫国；要求从政治上军事上改造那些由国民党统帅部直接领导的经常打败仗、经常压迫人民和经常排斥异己的军队，惩办那些应对溃败负责的将领；要求改善兵役制度和改善官兵生活；要求优待抗日军人家属，使前线官兵安心作战；要求优待殉国战士的遗族，优待残废军人，帮助退伍军人解决生活和就业问题；要求发展军事工业，以利作战；要求将同盟国的武器和财政援助公平地分配给抗战各军；要求惩办贪官污吏，实现廉洁政治；要求改善中下级公务员的待遇；要求给予中国人民以民主的权利；要求取消压迫人民的保甲制度；要求救济难民和救济灾荒；要求设立大量的救济基金，在国土收复后，广泛地救济沦陷区的受难人民；要求取消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要求实行农村改革，减租减息，适当地保证佃权，对贫苦农民给予低利贷款，并使农民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农业生产；要求取缔官僚资本；要求废止现行的经济统制政策；要求制止无限制的通货膨胀和无限制的物价高涨；要求扶助民间工业，给予民间工业以借贷资本、购买原料和推销产品的便利；要求改善工人生活，救济失业工人，并使工人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工业生产；要求取消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要求保障教职员生活和学术自由；要求保护青年、妇女、儿童的利益，救济失学青年，并使青年、妇女组织起来，以平等地位参加有益于抗日战争和社会进步的各项工作，实现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使青年和儿童得到有益的学习；要求改善国内少数民族的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要求保护华侨利益，扶助回国的华侨；要求保护因被日本侵略者压迫而逃来中国的外国人民，并扶助其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要求改善中苏邦交，等等。而要做到这一切，最重要的是要求立即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一个包括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在内的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的临时的中央政府。没有这个前提条件，要想在全国范围内，就是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进行稍为认真的改革，是不可能的。

这些都是中国广大人民的呼声，也是各同盟国广大民主舆论界的呼声。

一个为各个抗日民主党派互相同意的最低限度的具体纲领，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准备以上述纲领为基础和他们进行协商。各党可以有不同的要求，但是各党之间应该协定一个共同的纲领。

这样的纲领，对于国民党统治区，暂时还是一个要求的纲领；对于沦陷区，除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一项外，是一个要等到收复后才能实施的纲领；对于解放区，则是一个早已实施并应当继续实施的纲领。

在上述中国人民的目前要求或具体纲领中，包含着许多战时和战后的重大问题，需要在下面加以说明。在说明这些问题时，我们将批评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的一些错误观点，同时也将回答其它人们的一些疑问。

第一　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不许中途妥协

开罗会议决定应使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这是正确的。但是，现在日本侵略者正在暗地里进行活动，企图获得妥协的和平；国民党政府中的亲日分子，经过南京傀儡政府，也正在和日本密使勾勾搭搭，并未遇到制止。因此，中途妥协的危险并未完全过去。开罗会议又决定将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这是很好的。但是根据国民党政府的现行政策，要想依靠它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人民应该怎么办呢？中国人民应该要求国民党政府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不许中途妥协。一切妥协的阴谋活动，必须立刻制止。中国人民应该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现在的消极的抗日政策，将其一切军事力量用于积极对日作战。中国人民应该扩大自己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它人民军队，并在一切敌人所到之处，广泛地自动地发展抗日武装，准备直接配合同盟国作战，收复一切失地，决不要单纯地依靠国民党。打败日本侵略者，是中国人民的神圣的权利。如果反动分子要想剥夺中国人民的这种神圣的权利，要想压制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要想破坏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那末，中国人民在向他们劝说无效之后，应该站在自卫立场上给以坚决的回击。因为中国反动分子的这种背叛民族利益的反动行为，完全是帮助日本侵略者的。

第二　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为着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主改革。而要这样做，不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是不可能的。

所谓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际上是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专政，它是中国民族团结的破坏者，是国民党战场抗日失败的负责者，是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碍物。从八年抗日战争的惨痛经验中，中国人民已经深刻地认识了它的罪恶，很自然地要求立即废止它。这个反人民的专政，又是内战的祸胎，如不立即废止，内战惨祸又将降临。

中国人民要求废止这个反人民专政的呼声是如此普遍而响亮了，使得国民党当局自己也不能不公开承认“提早结束训政”，可见这个所谓“训政”或“一党专政”的丧失人心，威信扫地，到了何种地步了。在中国，已经没有一个人还敢说“训政”或“一党专政”有什么好处，不应该废止或“结束”了，这是当前时局的一大变化。

应该“结束”是确定的了，毫无疑义的了。但是如何结束呢，可就意见分歧了。一个说：立即结束，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一个说：等一会再结束，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却不能还政于联合政府。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两种做法的表现：真做和假做。

第一种，真做。这就是立即宣布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16]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发布一个民主的施政纲领，如同我们在前面提出的那些中国人民的现时要求，以便恢复民族团结，打败日本侵略者。为着讨论这些事情，召集一个各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的圆桌会议，成立协议，动手去做。这是一个团结的方针，中国人民是坚决拥护这个方针的。

第二种，假做。不顾广大人民和一切民主党派的要求，一意孤行地召开一个由国民党反人民集团一手包办的所谓“国民大会”，在这个会上通过一个实际上维持独裁反对民主的所谓“宪法”，使那个仅仅由几十个国民党人私自委任的、完全没有民意基础的、强安在人民头上的、不合法的所谓国民政府，披上合法的外衣，装模作样地“还政于民”，实际上，依然是“还政”于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谁要不赞成，就说他是破坏“民主”，破坏“统一”，就有“理由”向他宣布讨伐令。这是一个分裂的方针，中国人民是坚决反对这个方针的。

我们的反人民的英雄们根据这种分裂方针所准备采取的步骤，有把他们自己推到绝路上去的危险。他们准备把一条绳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并且让它永远也解不开，这条绳索的名称就叫做“国民大会”。他们的原意是想把所谓“国民大会”当作法宝，祭起来，一则抵制联合政府，二则维持独裁统治，三则准备内战理由。可是，历史的逻辑将向他们所设想的反面走去，“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因为现在谁也明白，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人民没有自由，在日寇占领区域，人民不能参加选举，有了自由的中国解放区，国民党政府又不承认它，在这种情况下，哪里来的国民代表？哪里来的“国民大会”？现在叫着要开的，是那个还在内战时期，还在八年以前，由国民党独裁政府一手伪造的所谓国民大会。如果这个会开成了，势必闹到全国人民群起反对，请问我们的反人民的英雄们如何下台？归根结底，伪造国民大会如果开成了，不过将他们自己推到绝路上。

我们共产党人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个步骤，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总之，都是联合政府，团结一切愿意参加的阶级和政党的代表在一起，在一个民主的共同纲领之下，为现在的抗日和将来的建国而奋斗。

不管国民党人或任何其它党派、集团和个人如何设想，愿意或不愿意，自觉或不自觉，中国只能走这条路。这是一个历史法则，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趋势，任何力量，都是扭转不过来的。

在这个问题和其它任何有关民主改革的问题上，我们共产党人声明：不管国民党当局现在还是怎样坚持其错误政策和怎样借谈判为拖延时间、搪塞舆论的手段，只要他们一旦愿意放弃其错误的现行政策，同意民主改革，我们是愿意和他们恢复谈判的。但是谈判的基础必须放在抗日、团结和民主的总方针上，一切离开这个总方针的所谓办法、方案，或其它空话，不管它怎样说得好听，我们是不能赞成的。

[yongbing1993]

文革中邓小平是如何出卖刘少奇








邓小平：《为什么搞文化大革命，就是鉴于苏联变修的经验……当时党内就有刘少奇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毛主席纠正了多次，没有纠正过来。”》

邓小平：《一九五五年刘少奇砍掉二十几万个合作社，据揭发我也是参与者之一，我当时没有管农村工作。》

邓小平：《一九六二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这几年，还存在着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每年征购任务的确定，我都是参与了的。》

邓小平：《在书记处里，我过份地信任彭真，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对杨尚昆安窃听器，我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对此我应负严重的政治责任。》

邓小平：《文化大革命，我们是肯定的，我们在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重申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指出这样性质的大革命今后还要搞，当然怎么搞，采用什么方式，不是照抄过去的。毛主席生前就对文化大革命作了正确的评价。他说，文化大革命有缺点，但基本是正确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我们中国人民对七分成绩是感觉到的。》

邓小平在文革初期被批评，他立刻检讨，事实上是同刘少奇划清界限，这就是当时已流传在外的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检讨。之后，邓小平在下台后又于一九六八年写了《我的自述》，保证“永不翻案”，为以后的复出铺下后路。在林彪事件后，邓了解到毛泽东有意解放老干部，又写信给毛泽东，终于在一九七四年，由毛泽东推荐复出。毛泽东在后来批邓时说：“他说永不翻案，我看靠不住啊”。

文革中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出卖了第一号走资派刘少奇后，为了与第一号走资派刘少奇划清界线，不停地给毛泽东主席写信以示忠心。以下内容是走资派邓小平寄给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邓小平：我的自述》。分别检讨在北京工作时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

邓小平：在北京工作时期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被“八大”选为中央总书记的十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一。一九五五年刘少奇砍掉二十几万个合作社，据揭发我也是参与者之一，我当时没有管农村工作，在讨论时我讲了些什么记不起来了，但思想上对农业合作社发展过快，怕不巩固的想法是有的。

准备党的“八大”时，指定我主持修改党章。在修改的党章中，删去了“七大”党章中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内容，这个重大原则问题虽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赞成的。

我的这个罪过，对于党和人民，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

“八大”会上，我代表中央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错误地评价了苏共二十大的作用，错误地提到反对个人崇拜问题。

这个报告是几个人集体起草的，这一段也不是由我写的，似乎记得还是参照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写的，但作为主持起草的我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这是一个丧失原则立场的错误。

在考虑“八大”中央委员人选时，对过去曾有叛变行为，以后又在长期工作中有所表现的人，是否可以当中委的问题，我当时认为，对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况处理，提为中委候选人。随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是极端错误的，它给一些混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大开方便之门。我是筹备“八大”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我是赞成这个文件的，应负严重的责任。

回想日本投降后，我和薄一波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介绍叛徒刘岱峰入党，虽然此事在组织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回想起来，也是犯了与上述问题同一性质的政治错误。这直接违反了主席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在《论政策》这个指示中规定的“对于叛徒，……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这样明确的原则的。

我在担任总书记的十年中，最根本、最严重的罪行，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传播毛泽东思想，长期不认识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和国际革命中的伟大意义。没有认真学习，认真宣传，还讲过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不要简单化这类的话。

一九五八年实现人民公社化，我确实高兴，但在我的思想中，从此滋长了阶级斗争减弱的观点，所以在后来的长时期中，我在处理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总是比较右的，无论在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方面，或者在党内斗争（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方面，都是如此。

一九六一年我参与制定了工业企业管理条例（草案）七十条，这个文件不是强调政治挂帅、即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是包含许多严重错误的东西，我对此要负主要责任。

一九六二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

这几年，还存在着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每年征购任务的确定，我都是参与了的。

基本建设项目，有些不该退的也退了。

我作为总书记，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多的责任。

一九六三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了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明确地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规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和方法，完全没有必要再搞一个第二个十条。第二个十条是完全错误的。在杭州搞这个文件的时候，我是参加了的，我完全应该对这个文件的错误，负重大的责任。

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这在组织上也是绝不允许的，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

一九六五年初，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我当时还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这是极其错误的。

近来才认识到，独立王国不可能没有政治和思想内容的，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既是独立王国，就只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王国。书记处成员前后就有彭真、黄克诚、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多人出了问题，这是与我长期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密切关连的，结果我自己最后也堕落到这个修正主义份子的队伍中了。

在书记处里，我过份地信任彭真，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对杨尚昆安窃听器，我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对此我应负严重的政治责任。

在处理对罗瑞卿斗争的问题上，我同样犯了不能容忍的严重错误。

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

接着，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来。

我诚恳地、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指责。

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带来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

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

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

我入党四十多年，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

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正面貌。

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

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

我愿在我的馀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份。

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

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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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重申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还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因此，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叶剑英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也重申了毛泽东这个理论和路线。

邓小平在闭幕词中说：“我们这次代表大会，在英明领袖华国锋同志主持下，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大会主席团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圆满地完成了我们的庄重任务。

我们这次大会，是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大会，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团结、坚持光明正大的大会”。

1978年7月17日《邓小平同英国朋友詹金森的谈话》中说：“中国人民永远怀念毛主席。我们所取得的成功是与他的领导分不开的。文化大革命，我们是肯定的，我们在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重申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指出这样性质的大革命今后还要搞，当然怎么搞，采用什么方式，不是照抄过去的。毛主席生前就对文化大革命作了正确的评价。他说，文化大革命有缺点，但基本是正确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我们中国人民对七分成绩是感觉到的。为什么搞文化大革命，就是鉴于苏联变修的经验……当时党内就有刘少奇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毛主席纠正了多次，没有纠正过来。”

[yongbing1993]

中国的国家制度不应该是走资派








毛泽东：中国的国家制度不应该是一个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国家制度。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作者：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抗日的一般《纲领》

毛泽东：我们的一般纲领

为着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并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抗日的民主党派，迫切地需要一个互相同意的共同纲领。

这种共同纲领，可以分为一般性的和具体性的两部分。我们先来说一般性的纲领，然后再说到具体性的纲领。

在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的大前提之下，在中国的现阶段，我们共产党人在这样一个基本点上是和中国人口中的最大多数相一致的。这就是说：第一，中国的国家制度不应该是一个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国家制度，因为这种反人民的制度，已由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的十八年统治证明为完全破产了。第二，中国也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企图建立一个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因为在中国，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表现得很软弱；另一方面，中国早已产生了一个觉悟了的，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表现了强大能力的，领导了广大的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其它民主分子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领袖——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新条件。第三，在中国的现阶段，在中国人民的任务还是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时，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

那末，我们的主张是什么呢？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

这是一个真正适合中国人口中最大多数的要求的国家制度，因为，第一，它取得了和可能取得数百万产业工人，数千万手工业工人和雇佣农民的同意；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即在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占了三亿六千万的农民阶级的同意；又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及其它爱国分子的同意。

自然，这些阶级之间仍然是有矛盾的，例如劳资之间的矛盾，就是显着的一种；因此，这些阶级各有一些不同的要求。抹杀这种矛盾，抹杀这种不同要求，是虚伪的和错误的。但是，这种矛盾，这种不同的要求，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上，不会也不应该使之发展到超过共同要求之上。这种矛盾和这种不同的要求，可以获得调节。在这种调节下，这些阶级可以共同完成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项建设。

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推翻外来的民族压迫，废止国内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压迫，并且主张在推翻和废止这些之后不是建立一个旧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而是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我们的这种主张，是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完全一致的。孙先生在其所著《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这是孙先生的伟大的政治指示。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它一切民主分子，必须尊重这个指示而坚决地实行之，并同一切违背和反对这个指示的任何人们和任何集团作坚决的斗争，借以保护和发扬这个完全正确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原则。

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

军队和其它武装力量，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要部分，没有它们，就不能保卫国家。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一切武装力量，如同其它权力机关一样，是属于人民和保护人民的，它们和一切属于少数人、压迫人民的旧式军队、旧式警察等等，完全不同。

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也是符合于孙先生的原则的。在土地问题上，孙先生主张“耕者有其田”。在工商业问题上，孙先生在上述宣言里这样说：“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在现阶段上，对于经济问题，我们完全同意孙先生的这些主张。

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其实是不对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束缚着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破坏着广大人民的财产。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束缚和停止这种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

按照孙先生的原则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在现阶段上，中国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而这个国家经营的所谓国家，一定要不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国家，一定要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同样应该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决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

上述一切，就是我们共产党人在现阶段上，在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上所主张的一般纲领，或基本纲领。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说来，这是我们的最低纲领。实行这个纲领，可以把中国从现在的国家状况和社会状况向前推进一步，即是说，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国家和社会状况，推进到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

这个纲领所规定的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领导权，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因素。但是这个纲领的实行，还没有使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社会。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而不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的无知的和卑劣的敌视、污蔑、谩骂或讥笑；对于这些，我们必须给以坚决的排击。对于那些善意的怀疑者，则不是给以排击而是给以善意的和耐心的解释。所有这些，都是异常清楚、异常确定和毫不含糊的。

但是，一切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中国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必须为着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为着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使中国人民脱离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命运，和建立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农民解放为主要内容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亦即孙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义性质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中国而奋斗。我们果然是这样做了，我们共产党人，协同广大的中国人民，曾为此而英勇奋斗了二十四年。

对于任何一个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如果不为这个目标奋斗，如果看不起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对它稍许放松，稍许怠工，稍许表现不忠诚、不热情，不准备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说也奇怪，有些中国资产阶级代言人不敢正面地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而要转弯抹角地来说这个问题。另外有些人，则甚至一口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的发展，而说什么一下就可以到达社会主义社会，什么要将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毕其功于一役”。很明显地，这类现象，有些是反映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有些则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民众的欺骗手段。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任何的空谈和欺骗，是不会让它迷惑我们的清醒头脑的。

有些人怀疑共产党人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似乎不是忠诚的。这是由于不了解我们所承认的孙中山先生在一九二四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所解释的三民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我党在现阶段的纲领即最低纲领里的若干基本原则，是互相一致的。应当指出，孙先生的这种三民主义，和我党在现阶段上的纲领，只是在若干基本原则上是一致的东西，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东西。我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比之孙先生的，当然要完备得多；特别是孙先生死后这二十年中中国革命的发展，使我党新民主主义的理论、纲领及其实践，有了一个极大的发展，今后还将有更大的发展。但是，孙先生的这种三民主义，按其基本性质说来，是一个和在此以前的旧三民主义相区别的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当然这是“中国今日之必需”，当然“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为本党的最低纲领而奋斗和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而奋斗，在基本上（不是在一切方面）是一件事情，并不是两件事情。因此，不但在过去和现在已经证明，而且在将来还要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是革命三民主义的最忠诚最彻底的实现者。

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们的答复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毫无疑义，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它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俄国的历史形成了俄国的制度，在那里，废除了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实现了最新式的民主主义即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政党都被人民抛弃了，人民仅仅拥护布尔什维克党，因此形成了俄国的局面，这在他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的。但是在俄国的政权机关中，即使是处在除了布尔什维克党以外没有其它政党的条件下，实行的还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联盟，或党和非党联盟的制度，也不是只有工人阶级或只有布尔什维克党人才可以在政权机关中工作。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