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邓小平是谣言公司总经理

江青：邓小平是谣言公司总经理

 

 

 

江青在打招呼会议期间召集的十二省区会议上的讲话

1976年3月2日

 邓小平这种事，很多同志不知道内幕。邓小平是谣言公司总经理，他谣言散布的很多，去年查谣言，有的省查，有的省根本不查，还扩散，一查就查到北京，就查不 下去。人家揭发了，就是他那个政治研究室。这个政治研究室不仅凌驾在国务院之上，而且邓小平他们耍了一个花招，把原来的毛选委员会撤掉了。他把胡乔木这样 的人凌驾在政治局之上，毛主席不同意，不赞成的。这可是一个相当大的谣言店。

要跟同志们讲，我已经多次作自我批评，作记录的同志都可以证明。在天津，我跟我身边的同志都作自我批评，坚决改。重犯怎么办？我再改。一个共产党员在前进 的道路上难免不说错话，不做错事，我有片面性。我同在座的同志有共性。一个人不可能每时每刻都那么绝对百分之百正确，完全反映客观现实，这不可能。不可 能，就要出差错。我想，我们大多数同志都有这个问题。

打倒一切，怀疑一切，我有一个报告给毛主席，那是陶铸的，还有国务院也有一份文件，说要层层烧透。当时他们想拿出去，我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说这个不能拿 出去，要保护总理，副总理。全面内战我根本没份。在革命进行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有这样的缺点，那样的错误，要看主流。这是我过去的想法。毛主席这一总结，我 就想，虽然这两个错误不是我的，但是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间发生的，我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就要总结经验教训。

邓小平不仅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他是所有的都翻。他利用毛主席在抓落实各项政策之时进行挑拨，说什么历次运动都要伤害一批有经验的老工人，有经验的 老干部。他的话我也背不下来。这也是我后来知道的。毛主席不是批驳了嘛，陈独秀伤害了吗？一直数到刘、林。他挑拨离间，造谣诬蔑，完全是个反革命的两面 派。

 邓小平欺负毛主席，造谣诬蔑毛主席，残忍啊！去年毛主席害感冒，他传那些东西，有一份东西实在不成话，我不能在这儿扩散，那个东西是应该锁起来的。而且为 了这个，我去求过他，他不见，最后第三次我说，你一定要排出一些时间来见我，我说属于我的事，政治局判定我错了，我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如果属于你们不理 解，邓小平同志不理解，我可以谅解，可以解释，解释以后还不理解，我等待，再解释。我说你不要去干扰毛主席，要保护毛主席的健康。

我不相信同志们会跟他走。广大的干部，党员，广大的指战员，广大的人民群众，能够答应邓小平吗？同志们能够答应邓小平这样欺负毛主席吗？我请问！在座的同 志，都受毛主席保护！邓小平这样欺负毛主席，这样残忍，我不能说了。我们没有责任保护毛主席吗？我觉得应该想一想，还有什么错误不能丢下，不能想想自己的 错误缺点，向造反派赔礼道歉。青年同志也不要紧紧地揪住自己的书记不放。我上次讲了，要共同对敌，对着邓小平。

他（指邓小平）现在已经走得很远了。他要是上台，那是千百万人头落地。我公开在政治局讲，我已经有精神准备，杀头，坐牢，我不过只有一个头吧，从入党的时 候起，就作了精神准备。不过我这次也要保护自己一点，不能随便叫他们杀头。向来我身上没有一点儿钱，现在带那么几十块。弄不好，我就走。

对邓小平有个认识过程，原来不了解这个人，只知道毛主席批他搞独立王国，这我知道，别的我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正在作放射治疗，有两年完全不能工作。他欺 骗同志，蒙蔽同志，甚至于政治局同志都不例外，都被他欺骗，更何况同志们。据我知道，在很早毛主席就跟我讲过，不要喊打倒刘邓路线了，要有区别，要把邓小 平跟刘少奇区别开。我听招呼了，就不跟着喊了，因为大家都喊刘邓路线嘛。

我们都一直是在受伤不下火线。他保护得好好的，养的那么健健康康。我确实对他满腔希望，因为看到毛主席一番苦心，怎么样保护他，然后怎么调他回来，用什么 方法来恢复他的名誉，来提高他的威信，这我都知道，都看在眼里。那时总理病重，我原来比较忧虑总理这个位置，后来就不太忧虑了，甚至觉得他是一个团结安定 的因素。但现实是他不是安定团结的因素，是一个破坏、分裂的大阴谋家。“三要三不要”，他恰恰是要修正主义，要分裂，要阴谋诡计。

他七五年一月出来，刚刚只有一年多。我对他一直有警惕，有这么一个问号。这个人出来以后，从来不说一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什么伟大的成果，没说，对新生 事物憎恨得很。我在一次会议上对他说，你是一个不安定团结的因素。不是讲经验主义嘛，他说把“主义”去掉，有经验就行了。这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的。经验，据我现在粗浅的学习理解，有两种，一种是有实践的真正的科学的经验，那这是宝贵的，是唯物的。一种是唯心的。

毛主席说“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 高而来，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毛主席这个批示，他不学习。毛主席批示，经验主义还是放在前头。经验 主义，教条主义都是修正马列主义。

清华那个东西发了没有？我的警卫员都有一份，到会的同志要人手一本。就是邓小平言论摘录。这个人就连在死人身上都要做工作。周总理去世了，周总理的自传上 说他是巴黎支部，邓说是中国支部，欧洲，一定要这样。这不是歪曲党史吗！有很多这样的事。我想有的同志可能比我熟悉他，我对他不熟悉，在座的有没有他的部 下，大概也不熟悉，因为他这个人，不接触人，不接触群众。他到大寨去，连一个中午都不住，到老百姓家里都不去。

邓小平在外事问题上走得相当远。由于毛主席对外事抓得很紧，所以有一些抓回来了。比方，他投合三木，妥协，这个毛主席抓了，霸权问题不能妥协。这是个原则 问题，妥协了苏修会高兴。关于台湾问题，邓小平拍布什的马屁。我为什么敢在同志们面前讲他是个汉奸，代表买办资产阶级，有物为证。有一份是我给毛主席的， 这份是我最近打“土豪”得来的，因为他这种材料太多了。

邓小平完全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利益，出口原料和外国资本家订长期合同。他还说过，要把杭州、苏州、还有广州，还有许多地方开放给外国人游览，吃喝玩乐。在政 治局中，我们很多人抵制他。目前各大工矿企业，省、市，燃料吃紧，有的已经停产，包括北京，过去我以为只是卡上海，卡辽宁、北京也停产了，连我那儿也受影 响。我说给我换灯泡吧，灯泡坏啦，老以为灯泡不亮，现在才知道不是那个事，是电不够。有的地方已经停产，形成混乱。这是邓小平破坏的结果。

电气设备要下马百分之四十以上，那么下马是不需要了或者怎么样了，并不是！而是不要中国自己造的，去进口外国洋人的。我不反对进口一点东西，如果它有某些 先进之处，那你先仿制，最好是迎头赶上。我们现在是有一些，我推荐科教片给同志们看，有些我们都是先进水平啊。混到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 他不看。为了“风庆轮”，前年就跟他斗了一场。他骂我，政治局会不欢而散，一个多月开不起会来。后来他不得已到我那儿道歉，说两个钢铁公司碰到一块，我说 话走火了。我说没什么，邓小平同志。就这样，就算完了。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有关“风庆轮”的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 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却有少数人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象这样的人，不知道他是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从反映的材料来看，他连 爱国主义者都不是。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它斗争可以吗？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应该告诉同志们，我根本不知道有邓小平什么事，特别我还挺迷信他，他一直对我都比较讲理，通情达理的，我说他能团结人，他是骗了我。这个认识过程多长啊。 到了“四大”（指四届人大）以前，商量名单，毛主席告诉家里，要政治局讨论。毛主席非常尊重政治局。自从邓小平到了政治局，政治局就成了一个摆设，象个花 瓶。他不给思考时间，文件事前不发，发了也来不及看，到会上去一大堆，根本来不及看，他就说，政治局通过了，就送毛主席，强加给毛主席，然后就利用他陪外 宾能见毛主席，又说，这是毛主席的，来镇压政治局。

我这个认识过程很长，他作了不象样的自我批评，我就又觉得，还照样迷信他。他采取什么方法？他利用会见外宾的机会，主动找我谈话，其中最突出的两次。一 次，他说周总理的病怎么样，出了多少血，不得了啊，我当时以为他是关心周总理。另外一次，周总理比较危险，可能动手术，他就跑到我身边说，不得了了，怎么 样危险，最重要的问题要有一个第一副总理。我说，那还不是你嘛。同志们，当时毛主席传话回来了，邓小平当第一副总理，不仅这个，连总参谋长，党的副主席都 是毛主席提的。我觉得邓小平这个人连旧社会那种所谓起码的做人道德都没有，更何况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员。

 邓小平把咱们的原油，咱们的石油，连煤炭，棉布统统压价出售。如果给了第三世界缺油的国家，那还情有可原，他是卖给那些大资本主义国家。燃料我们自己缺 呀。所以我说他是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中国有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就是邓小平。叫他汉奸，正确不正确？我们的毛主席还在保着他啊，我说 话是我个人的意见。我们最近还发现了高产的油田，都拿走了，都拿给外国人去了。煤炭，棉布压价出售，我们八亿人口，这不是出卖，不是汉奸行为？所以我说他 连一个起码的爱国主义者都不是。

邓小平这种买办资产阶级破坏生产是历来的。他进口了好多外国设备。有的设备根本没有处理三废，现在毒害人民。就是这个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邓小平，他对第三 世界一点兴趣也没有，就是对美国，西德，第二世界有兴趣。简直是一副奴才相，在我们面前可凶了。我曾认为他是一个团结的因素。

在座的同志们，我也有点担忧，我担忧不是无缘无故的。青年同志，老年同志，只要能说话的，都要出来说话，先学下来再说，除非他死不悔改，要做邓小平的殉葬 品，那没有办法。群众不答应，我们也没办法。能说话的要说话，但不能镇压群众，要顾大局，先把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学好，要把斗争的锋芒集中在邓小平身上，不 然的话，就乱了，要总结经验。

邓小平对毛主席欺负，残忍。毛主席这样对待他，从头到尾保护他，又给他恢复名誉，提高威信。他觉得天下是他的了。现在是毛主席统帅咱们反击，还有什么错误 不能丢掉呢？顶多是受了邓小平的影响，执行了一些东西，中央也有文件。所以毛主席说中央负责。中央负责，主要是邓小平负责。

现在看来，全国的谣言都是邓小平弄的。说我一切职务撤销，下放劳动，说我已经自杀了。其他的，人家不给我看，怕我看了生气。我还活着，还活的好好的。他是 一朝权在手，就这样干。毛主席保护着你们，保护着咱们在座的，老中青都在内。我们没有职责保护毛主席吗？我这个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咱们都要总结经验教 训，毛主席已经给我们总结了。我们要好好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要结合自己的实际，自己作自我批评，当然青年同志有责任帮助。但另外一方面也要顾大局，我 总希望先学起来，先学毛主席这个指示。

经常说错话，做错事，因为在前进的道路上是难免的，问题是改不改。我是只要认识到了，就改。你们看看那些东西吧，看邓小平是什么人物。他要把我们国家变成 一个出卖原料的国家。另外，我希望跟着邓小平犯了错误的同志，没有什么舍不得丢掉，镇压了造反派的，应该赔礼道歉。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不是说不要弄清 是非。原则问题，路线问题应该弄清是非，可是揪起来怎么能解决问题呢？大家坐下来，学习毛主席的指示不可以吗？毛主席这个指示，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邓小平从来不提批孔，他破坏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三十三条”政治局没有学完。同志们，邓小平破坏了。我愤慨的是他反对毛主席，反对许多跟毛主席走 的，走毛主席这条革命路线的人，不管老中青，他都反对，反对广大群众。这个事情要认真对待。邓小平反对我，是有政治阴谋的，是对毛主席。别人造谣我是武则 天。我说，在阶级问题上，我比她先进，但在才干上，我不及她。所以我们的毛主席要我们学一点哲学，读四本书，就是要我们懂点中国历史。

[yongbing1993]

杀人不见血的武器那就是造谣言



一提起“造谣”，人们就油然想起“可耻”二字。然而，古往今来，造谣者并没有绝迹。谣言是一种什么东西呢？鲁迅在《谣言世家》一文中指出：“有杀人不见血的武器，那就是造谣言。”

谣言是一切没落腐朽的剥削阶级运用的一种武器。正因为他们没落了，腐朽了，虚弱得很，而又要挽救垂死的命运，要同革命的先进的兴旺的阶级斗，所以只好求救于谣言。

自从走资派邓小平在中央第一线担任领导工作之后, 在反右大跃进期间, 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制造的麻烦不断。到了正式政变篡权成功后的改革开放初期, 邓小平谣言公司的谣言达到顶峰, 尤其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抹黑和对四人帮的谣言满天飞。目的就是一个, 邓小平不是走资派, 接班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权是合理合法的。然而邓小平心中不安不敢担任正职, 躲在幕后操纵胡跃邦和赵紫阳继续散布谣言。

不可小看谣言的作用。谣言不是站在明处使出来的真刀真枪，而是躲在暗处放出来的毒蛇暗箭。明处的真刀真枪还好提防，背地的毒蛇暗箭却更容易使人受伤害。鲁迅分析过：“声罪致讨的明文，那力量往往远不如交头接耳的密语，因为一是分明，一是莫测的。”暗伤与明杀，这两手，反动阶级往往配合起来，交替运用。中国共产党内的走资派，对于此道也颇得心传。

中国共产党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又当上了谣言店大老板。自从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后，社会上不断地谣言四起，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党中央领导在文革中的四人帮和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

同时，走资派邓小平的谣言公司制造另一些谣言却给邓小平涂脂抹粉，把走资派邓小平打扮成“海青天”式的“救世主”。这样，反而暴露了这些谣言的来源就是走资派邓小平的谣言公司制造。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展开以后，党内资产阶级和一切阶级敌人感到危在旦夕，拚死对抗和破坏，还是乞灵于造谣。他们用谣言大造反革命舆论，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走资派邓小平的谣言公司在阴暗角落里流传的政治谣言，在全中国各地流窜，一下子变成了大小走资派们明目张胆的反动演说，反动传单。而这也只不过是把邓小平这个谣言公司大老板的身分更明显地暴露了出来。

谣言是反革命行动的先兆，反革命行动是谣言的归宿。在谣言的后面，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祸心——那就是扰乱视听，扭转斗争大方向，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篡党夺权，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可是，造谣者哪里懂得鲁迅说的“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的道理呢！他们违背了历史的发展规律，违背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心愿，代表的是反动没落阶级的利益，所以在文革中注定了必然会被人识破。

然而，文革中走资派邓小平的谣言公司对于失败，走资派邓小平们是不会甘心的。他们时刻窥视时机，准备东山再起，以求一逞。人们一定要认识到：“谣言家是极无耻而且巧妙的，一到事实证明了他的话是撒谎时，他就躲下，另外又来一批。”因为真理不在他们一边，群众不在他们一边，他们想要闹点什么“名堂”，只得使用造谣这个可耻的武器。

列宁说：“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它势必引向政治上的灭亡。”（《列宁全集》第九卷第二八一页）狐狸再狡猾也骗不过好猎手，谎言再“动听”毕竟是假的，终究要被揭穿。一切搞阴谋诡计，靠造谣过日子的人，都必然要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在走资派邓小平幕后操纵的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疯狂叫嚷：“秦皇的封建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历史上，诅咒秦始皇的种种恶毒语言，本是没落奴隶主阶级残余势力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的哀鸣。两千多年以后，反动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哀鸣又引起了反动没落的资产阶级的共鸣。这一点也不奇怪，而是合乎阶级斗争的规律的。

借咒骂秦始皇来反对革新、要求倒退，古已有之。因为秦始皇在历史上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实行了一条革新、前进的政治路线，坚决镇压了没落奴隶主阶级和反动儒生们的复辟倒退活动，所以他就成为一切主张复辟倒退的顽固派眼中的“千古罪人”。

当秦始皇在世的时候，没落奴隶主阶级残余势力就在陨石上刻字，制造谣言，咒骂秦始皇，说什么“始皇帝死而地分”，妄想复辟奴隶社会的分封制度。

辛亥革命以后，疯狂反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保皇党分子康有为咒骂秦始皇“焚书坑儒”，借此咒骂革命，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在他大骂秦始皇的同时，就提出了“非复辟不能救中国”的反动口号。

一九五七年，新中国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镇压反革命说成是“秦始皇式的独裁”，为的是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

走资派林彪的《“571工程”纪要》把无产阶级专政骂为“执秦始皇之法”，为的是篡党夺权，“克己复礼”。

走资派邓小平在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咒骂“秦皇”，也决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采用没落奴隶主的手法，攻击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李白诗）尽管当年没落奴隶主和他们的附庸反动儒生，咒骂秦始皇，妄图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还是强大起来了。

虽有赵高搞了一场复辟，也是短命的。汉承秦制，发扬光大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

没落奴隶主阶级残余势力一再挣扎，最后还是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林彪骂秦始皇，想借此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到头来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

如今，中国共产党内的一小撮阶级敌人走资派们又一次仿效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哀鸣，他们也只能象历史上一切没落阶级一样，落得同样的下场。只是时间长短而己。工农革命一定会再次暴发。

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中，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同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一齐跑出来，用他们的罪恶活动编成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给人们上课。这一课，使中国共产党更深地懂得许多十分要紧的道理。其中很重要的一条，便是：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资产阶级确实“就在共产党内”。

走资派邓小平重新工作不久，便拿出他那股“还乡团”的疯狂劲头，到处讲演，散布谬论，制造谣言，搅乱人心，纠集复辟势力，挥舞“整顿”大棒，推行修正主义纲领，大刮右倾翻案风。一时间，黑浪翻滚，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欢欣若狂，以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日子即将到来了。

但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打破了他们的迷梦。对他们来说，这真是大难临头。他们怀着刻骨的仇恨，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说成是“天骤变，乌云布，起阴风”·，迫不及待地跳出来进行绝望的挣扎。那些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和老牌的反革命，以及形形色色的亡命之徒、社会渣滓，都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来闹事。他们舞文弄墨，行凶放火，又是鬼哭狼嚎，又是抽刀拔剑。究竟要干什么呢?

就是妄图保护走资邓小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这只要看一看那些反革命分子提出的纲领、口号，就一清二楚了。原来他们的一套货色，并非自己的发明，而是从邓小平那儿搬来的，同邓小平相呼应的。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成了他们的旗帜，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成了他们的旗帜，“邓记谣言公司”出来的政治谣言，变成了他们公开的反动演说、反动诗词、反动传单。

邓小平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肆无忌惮地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居心险恶地攻击所谓“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他们亦步亦趋，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并狂叫什么要“真正的马列主义”，要打倒“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邓小平反对和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就咒骂社会主义中国是什么“秦皇的封建社会”；邓小平打着所谓“四个现代化”的幌子，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鼓吹“不管白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他们也鹦鹉学舌，叫嚷“抓不住老鼠的猫，能说是好猫吗？”

可见，到天安门广场闹事的那些牛鬼蛇神，群魔百丑，都是按照邓小平的笛音跳舞的。天安门广场事件，是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的恶性发展，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对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猖狂反扑，是党内资产阶级反动面目的大暴露。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证明，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和挂帅人物在党内。在这次事件中，一小撮反革命暴徒麇集一起，喧嚣鼓噪，要推邓小平当中国的纳吉。他们为什么要在共产党内找自己的首领呢?从阶级斗争的规律来看，并不奇怪。

列宁说： “什么叫做复辟?复辟就是国家政权落到旧制度的政治代表手里。” 反革命分子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就要找这样的政治代表。到哪里去找呢?党外的资产阶级名声很臭，手中无权，难以胜哪里去找呢?党外的赞严阶级名声碾晃，予甲无衩，雅以胜任。而党内的资产阶级，特别象邓小平这样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才最有条件充当这个角色。

因为走资派混在共产党内，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他们可以利用手中握有的权力，制定和推行修正主义的纲领、路线，可以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为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集中代表了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和要求。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把自已的复辟希望和整个的命运，都系在邓小平这样的党内走资派身

唾沫四溅，起劲地为邓小平歌功颂德，胡说什么“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大快人心”，才那祥捶胸顿足，如丧考妣，把邓小平的受批判说成是“最大的损失”，并狂呼要邓小平出来“当总理”，当中国的纳吉。这就清楚地说明了，邓小平这样的党内走资派，是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的挂帅人物。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活动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保护走资派，维护党内资产阶级的利益。

这伙反革命分子极力诽谤文化大革命，疯狂攻击广大群众揭露和批判走资派的革命行动，故意搅乱阶级阵线，说什么“老革命，老革命，……只落个走资派，牛鬼蛇神?’，明目张胆地为刘少奇、林彪以及邓小平这伙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呜冤叫属，扬幡招魂，妄图给他们翻案。这伙反革命分子还攻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叫嚷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行不通的真理”。资产阶级法权是党内走资派的命根子，任何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娲措施，都要遭到他们的反对。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攻击限制资产阶级法杈，恰恰说明他们是要极力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维护党内走资派的弱益。

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反革命分子是把保护走资派，保护党内资产阶级的利益放在首位。这是为什么?有个闹事的犯罪分子淡： “只要邓小平不倒，我就有出头之日。”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保护党内走资派的利益，也就是从根本上保护整个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如果党内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得逞，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也就可以夺同失去了的“天堂”。他们之间，可谓“一损皆损，一荣皆荣”。党内资产阶级在整个资产阶级中这种举足轻重的地位，反映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

当一小撮反革命暴徒在天安门广场闹事的时候，克里姆林宫的新沙皇们喜形于色，兴高采烈。他们匆匆忙忙开动宣传机器，为邓小平、为反革命分子涂脂抹粉，撑腰打气，说什么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受到“热情支持”就是受到中国新老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支持，受到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支持。苏修老爷们一看，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中国首都的天安门广场行凶作恶，就满以为这一回他们所谓的中国“健康力量”可要“说出自己决定性的话”来了。过去他们曾经寄希望于彭德怀、刘少奇、林彪，这次又寄希望于邓小平。

然而，他们高兴得太早了。新沙皇还没有来得及向当代的来寄希望于彭德怀、刘少奇、林彪，这次又寄希望于邓小平。然而，他们高兴得太早了。新沙皇还没有来得及向当代的宋江正式颁布招安的诏书，邓小平和支持他的反革命分子就宣告失败了。其兴也暴，其败也速。邓小平搞修正主义这么快就垮了台，使苏修大为丧气，情不自禁地叫喊感到“吃惊”。苏修这种喜而转悲、破笑为涕的丑恶表演告诉人们：他何同国内阶级敌人一样，把颠覆新中国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赌注，压在党内走资派身上，赌输了还要赌。这就又一次从反面证明，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大威胁，是来自党内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派。在毛泽东逝世后，走资派邓小平等篡权复辟资本主义私有制了。

[yongbing1993]

走资派发展经济透支了300年







转发《中国发展40年经济，透支了300年的资金》

文章来源: 看新闻 于 2023-04-06

据内部人士透露，中国40多年来的惊人发展速度，实际上是依靠巨额债务积累而实现的，相当于在这短短的40年时间里，提前消耗了300年的资金。曾担任全国人大财经委法案室主任长达18年的朱少平，在去年9月的一次公开演讲中表示，中国国内总债务高达650万亿人民币，其中政府债务达到319万亿人民币，企业债务193万亿，居民债务138万亿人民币。

观察美国的数据，该国历经200多年的发展，联邦政府加地方政府的总负债未超过34万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200万亿。然而，中国政府仅在改革开放的40年间，中央和地方政府负债已高达319万亿。看起来，中国40年的负债规模已超过美国200年负债的总和。

如今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城市中崭新的基础设施、宏伟的新机场、各大城市的摩天大楼和现代化基础设施，皆是通过中国各级政府的借债实现的。这些建设项目要么由地方政府借款实施，要么由当地企业承担债务进行建设。

根据全国人大的数据，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达到319万亿人民币。债务与GDP的比例高达1:2.798，远超美国的1.1875。

根据公布的数据，2022年，至少有70%的省级政府，最多可能达到90%以上的省级政府，在把当年所有可借款的额度，都借出来之后，还是无法支付已经负债的债务利息，更不用说本金了。面对这一局面，中国央行开始印钞，各金融机构则通过加杠杆向地方政府及其附属机构贷款。不过，这样的操作带来的后果，是相当的恐怖。

今天我们主要来看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这些政府有两大基本的财源，一个是当地的卖地收入，一个是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那么地方政府是怎么用这两大块来借钱的呢？

2016年中央政府规定，不允许地方政府用没有经过一级开发的土地，去银行进行抵押贷款了。但是之前，地方政府大量进行这种操作，中央政府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原因就是因为地方的税都上交了中央，为了让地方政府有资金进行投资建设，对这种踩红线的事情，就没有严加管理。根据知乎上的计算，这类贷款累积到现在，数量已经达到了100万亿元。

那么地方政府用土地抵押借来的贷款和利息，最后都是怎么还上的呢？这就要谈到依靠卖地的收入了。地方政府拥有土地，土地招拍挂转让，得来的收益，进了地方政府的账户，可以被用来还银行贷款的本金和利息。因此说，土地能不能卖出好价钱，是地方政府能不能还上银行贷款本息的关键。

问题是最近几年房地产市场需求下降，地方政府的土地招拍挂出现了底价成交和大量流拍的现象。按照中国土地招拍挂的规则，一旦出现流拍，就要降价拍卖。土地几次降价后，也会导致原来抵押土地的评估值跟着下降了。这就影响到了，地方政府当初和银行签的贷款合同。银行发现地方土地估值下降，就会要求地方政府提供更多的抵押物，如果地方政府不能满足到银行的要求，就会被要求提前归还本金和利息。这很让地方政府很头疼。

怎么办呢？市场上没有开发商愿意买地，那就让政府全资拥有的城投公司上阵吧，让城投公司或者当地的国有开发商，参与土地的竞拍，保住土地的价格。这样地方政府有了买地的收入，归还欠金融机构本金和利息就没问题。

但是城投公司也缺钱，为了能买地方政府的地，就发行了城投债借钱。地方政府发行的公债，也可以注入城投，来购买地皮，而且地方政府的债券息低到4%。

城投公司买了地之后，如果要开发新房，那么新房的价格就不能下跌，这样才能保证城投公司能收回建设成本，还能有余力去归还城投债，还能有余力购买政府的其余的土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各地政府纷纷出台了限制新房价格下跌的政策，此外中央财政也要求金融机构，向地方政府提供贷款，购买地方政府关联公司建设的新房，保证城投公司能还上城投债的利息，接下来还能购买地方政府的土地，地方政府也能还上欠金融机构的本金和利息，这个运转的链条就不会断了。

如果这些买下地方政府地皮的城投公司，不开发这块地，2年之后，地皮就会被政府收回。政府再推出新地皮，城投公司就继续买地，也是通过发城投债，获得买地的资金。这样下去，城投公司每次都少了一块地皮的钱，地方政府债和城投债越积越多。

在中国的知乎网站上，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城投公司的负债规模进行了估算，最低的数值是60万亿元。如果把城投公司发行的商票，把没有公示的担保和很多隐形的东西都计算上，仅仅中国各地区的城投公司，负债就可能超过100万亿。

地方政府另外一部分收入来源，是中央财政的转移收入，大部分也是中央政府通过赤字或发债获得的。赤字就是央行把钱印出来，借给中央政府的钱，理论上这笔钱中央政府是要还给央行的。发债就是中央政府发行国债，比如特殊国债，专项国债，目的是向社会上的金融机构和社会大众借款。中央政府拿到了借来的钱，转移支付给地方政府。因此地方政府的这部分收入也是借来的。

现在中央银行开动了印钞机，但是也不敢印太多，人民币别看不能自由兑换，它也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一员，印多少钱必须通告，哪能随便印钱？但是中国的金融机构，可以对负债施加杠杆。

中国负债的杠杆放大相当可怕，举个例子，某城投公司A，用自己下面的土地经过评估做了抵押，向B银行借了流动现金，这份抵押土地的已经出现的借条，可能又会在银行的主导下，由A城投公司和B金融机构共同，向C投资信托公司发行信托基金，然后C投资信托公司发行的信托基金，又会被当作发起人资金，再发行股权私募基金D。

城投公司仅仅是对这个土地进行了评估，然后进行抵押，但是却从这么多的来源，获得了资金，这个就叫杠杆。

通过杠杆放大借来的资金，投到社会上，可能会被用来购买产品，购买服务，雇佣人员，等于是活跃了社会的经济，产生了繁荣的景象。不过从另一方面说，如果城投公司A，不能从活跃社会经济的最终收益中，拿到本金和利息的收益，就会导致借给他钱的B银行存款人，C投资信托公司的投资人，D 股权私募基金的投资人，他们的资金就会遭受重大的损失。

前几年习近平还没有完全独裁的时候，中国高层也看到了主动借债的疯狂发展模式带来的恐怖结果，当时国务院最大限度的推行降低风险，降杠杆。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利用股市解决这个问题，把所有可能产生杠杆风险的公司，地方政府涉及到的企业，金融机构涉及到企业和个人，都通过股市解决。

中国股市当时有大量的IPO直接融资，帮助企业把把贷款还了，把发的债还了，负债的杠杆降了下来，很多没有暴露在公众视野中的隐形杠杆，都降了下来，这也是中国股市一直跌的这么厉害的原因，发展这么多年的股市，从最高的6000多点到现在的3000点，全世界都没有过的奇景，就是因为直接融资都去还债，降杠杆了。

但是相对于已经650多万亿的庞大的负债市场，这些降杠杆的方式和手段现在能实施的，算是杯水车薪。

面临需要还得债越来越多，中共就拼命的放贷，把全社会所有能够用的资源和信誉，都换成钱还债。而且很多城投公司借债的时候，让地方政府把能抵押的，能担保的东西都抵押出去了，地方政府不仅是地下管道，连大楼都已经全抵押贷款出去，很多中国的地方政府实际上就是个空架子。对此，银保监会去年年底发布了文件，防止地方政府把整个城市的水管电网等所有基础设施都抵押掉。只是已经迟了一步，从公开的资料查询，中国地方政府已经把所有能抵押的东西几乎全都抵押了。

中国以前特别害怕的内保外贷的借贷方式都开始用上了，内保外贷借贷方式就是允许房地产境内的担保在境外进行融资，这比银行贷款恐怖的多，内保外贷是曾经 让中国的金融体系吃过大亏，现在竟然能开放，就能想象到现在借贷的疯狂。

这样做的结果从短期看，会缓解一大部分经济发展的风险压力，部分紧急用钱的地方确实有资金来了，确实也能把杠杆降了。但是从长期看，中国改开40年，都看不到一个真正的任何的，具备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型，让这个社会的经济持续运转下去，除了外贸出口，任何能给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动能的，真正的有实力的支柱型产业，统统都没有。没有美国的高技术产业，没有英国欧洲的传统商业。

这个国家40年的发展都是在透支未来，各地方政府把所有能够卖的土地都卖掉了，不能卖的土地也抵押掉了，所有能够用来抵押担保借钱的，都抵押了，把所有借的钱也全借了，所有借钱的方式都用尽了。这些资金，流向了中国政府统治的社会，造成了虚假繁荣，中国政府给他起了个好名字，叫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发展。但是这里面实际上只有投资，没有拉动经济，拉动的是所谓的繁荣，并没有形成任何能保证14亿人口生存发展需要的相关产业。

把西方能够拉动经济发展的产业，拿过来对比对比，就会发现中国没有形成像样的产业。中国软件行业行吗？不行，汽车行业整体行吗？不行，民航产业整体行吗？不行，互联网产业整体行吗？不行。人工智能产业行吗？不行。精密机床产业行吗？不行，遍布全世界的金融领域，中国发展的行不行，也不行。

没有能还债的产业，中国各地方政府就必须想办法延期债务，因此银行系统的资深人士，已经上任了若干城市的副市长主管金融。这些新的副市长，在银行业有人脉关系，有资源关系，将会尽可能地，对地方政府持有的负债进行展期和重组。然而，这也只是把还钱的日期往后推了。

假设地方政府真的还不了债了，中国现在的金融机构也是没有任何办法的。持有地方政府债务，城投债和隐形债务的，往往是地方的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公司的小额贷款公司，面对这些债务在未来可能的违约，央企和国资背景的大量机构，基于风险评估，正在疯狂抛售这些金融机构的股权。这些地方的小型金融机构，未来的厄运几乎是没有挽回余地，如果倒闭和重组，最终会有大量的储户，和投资人的钱拿不回来。

说实在的，别说（走资派特色政府的)中国共产党这种超级无能的执政团队，就是整个地球上其他所有现存的统治团队，面对中国用40多年挖掘起来大坑，都不可能提出任何更好的解决方案。2023年习近平如果没有可能让中国进入战时经济，实施全面的军事管理，那他就只能通过疯狂的印钱，来做破产前的最后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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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ngbing1993]

蒋介石国民党出卖蒙古主权始末






《蒋介石国民党出卖蒙古主权始末》

作者：佚名

人尽深知，蒙古是在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亚洲战场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之际，于昏庸无能的蒋介石政府默许下由苏联策动独立——但实际上，苏联之所以敢于在1945年煽动蒙古独立出中国版图，其蒙古境内的“民意基础”，一定程度上来源于伪满洲国时期日本关东军的蒙独战略。

而不论是面对日本还是苏联，作为当时国际上名义认可的中国领导人，蒋介石国民党无力捍卫民族大义、拱手放弃领土主权的懦弱卑微均一览无余，永远不可洗白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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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十九世纪末，日本和沙俄为了侵占中国，都想要占领作为战略要冲的蒙古地带。

身为“缓冲区狂魔”，俄国人想把今外蒙古一带当作缓冲地带，日本则想把今内蒙古一带纳入伪满洲国范围，两股势力在此产生了矛盾和冲突。

侵占中国东北和蒙古的“满蒙计划”本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既定国策，关东军设计的伪满洲国版图一开始便把热河包括在内。

1932年3月，溥仪公开宣称热河是所谓“满洲国”的一部分，随后日本也露骨地承认热河属于所谓“满洲国”。

黄炎培曾这样形容热河的战略地位：

热河是高地，东边高过辽吉黑三省，南边高过河北省，我国保住热河，不惟华北一带得了天然屏障，即由热河向东出兵，依高屋建瓴的形势，虽欲收复东三省，也是不难。如果被日本占据了，不但东三省无收复的可能，而且势必从此不得安枕。

1933年1月1日晚，日军谎称一名日本士兵被打死，向中国军队提出抗议，但遭拒绝，随后日军又向日本宪兵和哨兵投掷炸弹，反污中国军队挑衅，制造了“山海关事件”。

2月21日凌晨，日军开始向热河东部中国军队发起进攻，日第8、第6师团和混成第14、第33旅团分三路向热河进犯。

1933年3月4日，日军占领整个热河省。

为以最小代价控制热河，日本关东军老调重弹，再启“代理人方案”，妄图在内蒙古培植代理人、建立亲日政权。

1935年7月，关东军参谋部制定《对内蒙措施要领》，提出：

为收揽内蒙人心起见，努力笼络王侯和人民，特别是力求通过有势力的喇嘛，贯彻日满两国政策的本意，进行各种工作，使他们自己意识到依靠日满的必要，从而进一步酿成与满洲国采取共同行动的趋势。

由此，成吉思汗的第三十世孙——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札萨克郡王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被日本人看中，成为了策动内蒙古独立的急先锋。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为了征服东北曾网罗了内蒙古东部各盟旗的一些封建上层人物，以草原土地主和各汗后裔为主，而在伪满洲国日趋稳定后，关东军又把注意力转向内蒙古西部盟旗的上层人物。

锡林郭勒随即走进了日本人的视线，此乃关东军西进的要冲，因此日本人就同德王勾结起来。

1930年冬，日本驻张家口特务盛岛角芳窜访苏尼特右旗德王府，加紧策反德王;1931年夏，德王同他的妹夫补英达赖因事到北平，盛岛角芳尾随德王来到北平，还在扶桑馆宴请德王一行。

席间，盛岛称赞成吉思汗是一位伟大的人物，希望德王应该像他的先辈那样“征服蒙古”，并暗示德王“关东军可以帮助他成就大业”。

1933年7月16日，关东军正式提出：

在内蒙古西部树立排斥苏、中两国势力的自治政权。

日本特务松石孝良也致信德王：

日本帝国愿意帮助你们收复长城以北的疆土，联合西部各盟旗，加入满洲国，或组织自治政府，与满洲国携手合作。

1934年盛夏季节，盛岛角芳来到百灵庙窜晤德王：

关东军准备无偿，送给你2000支步枪，现已运到林西，请你派人运回来。

一个月后，茫茫漠北草原上降落了一架飞机，不断转动的螺旋桨，将偌大的草原掀起了几级大风——大名鼎鼎的土肥原贤二抵达苏尼特右旗，进一步加速了扶植德王的步伐。

1935年冬，德王在关东军的引诱下，冒着严寒前往伪满洲国“首都”新京(长春)参观，面见了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和参谋长西尾寿造，进行了所谓“日蒙合作”的谈判。

关东军表示愿意帮助他首先在内蒙古西部搞一个“独立局面”，然后再建立独立的“蒙古国”，日本人还向德王许诺，将送钱、送枪给他，帮他扩编部队。

在日本人的怂恿下，1936年2月12日，德王府举行了“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这一年是成吉思汗诞辰731年，典礼大会决定改元易帜，用成吉思汗纪年，确定“蒙古旗”。

德王以成吉思汗第三十世孙自居，被推为所谓“蒙古军总司令”。

在典礼上，德王发表就职誓言：

我誓愿继承成吉思汗的伟大精神，恢复蒙古固有疆土，完成民族复兴大业。

日本关东军参谋长西尾造寿特地从长春赶来参加典礼，代表关东军致辞：

日蒙携手，亲密合作。

随后德王开始扩充军队，成立了两个军，辖八个师，一万多人，他本人当了第1军军长，李守信任第二军军长。

在田中的指使下，德王同李守信、吴鹤龄再次前往长春，会见了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满洲国”国务大臣张景惠、外交大臣张燕卿，同伪满洲国签订了共同防共、军事同盟、互派代表、经济提携的“满蒙协定”。

日本在蒙古建立伪政权，实际上在苏联控制的外蒙古同日本控制的伪满洲国之间建立了一个缓冲地带，并作为日后进攻苏联(即“北进战略”)的基地。

同时，内蒙古地带的所谓“独立”，也刺激了外蒙古地带的蒙古族人，这为战后的所谓“公投”埋下了隐患。

为防止日本以内蒙古作为向北进犯的跳板，苏联亟需在内蒙古与苏联之间建立一条深层次的缓冲地带。

1936年3月12日，即“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后一个月，苏联就同外蒙古签订了《苏蒙互助协定书》，规定：

一旦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受到第三国侵犯的威胁时，缔约国双方必须立即计议当前形势，采取一切足以保护安全的办法，并相互给予一切援助，包括军事援助在内。

毫无疑问，这个第三国就是指日本。

也因如此，外蒙古地区对苏联的依附进一步加深。

1937年1月，关东军参谋部制定的《蒙古工作的经过和将来关东军的方针》，对其在蒙古的策反目的说得很清楚：

关东军进行蒙古工作的目的，在于使……西部内蒙古民族，依靠日满方面，并阻止中国共产党军队和属于苏联势力圈的外蒙古联系起来，以确保满洲国的治安，同时羁縻外蒙，以有助于完成我方对苏作战的准备。

可以看到，至此时，日本人已然不把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和国府军队放在眼里，而是忌惮事实上早已身背民族大义、救亡图存使命的中国共产党对收复蒙古等陷落领土的决心。

自九一八以来，面对东北地区和内蒙古地区的相继沦陷、被日本人建立起伪政权的现实，蒋介石政府根本无心对抗，而是一门心思进行“剿共”，完全不顾国家民族生死存亡、领土主权的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