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兵大学生有待不断完善改进

工农兵大学生有待不断完善改进

 

 

 

《工农兵大学生》是新生事物。也是有待不断完善和改进的。而被走资派彻底全盘否定，再横加抹黑否定。

《工农兵大学生》是历史上存在过的。而重要的是《工农兵大学生》上大学读书学知识是免费的，包吃包住发零化钱。毕业即参加工作少数是分配的，是有序的，多数学成之后回到原有工作岗位上工作的。

《工农兵大学生》不存在毕业即失业。

《工农兵大学生》更不存在上大学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让学生脱离工厂，脱离农村，去城市生活，去升官发财，去移民国外，去定居国外的。

《工农兵大学生》是多数年轻人上大学，学知识是为了提高生产力，是工作需要。

《工农兵大学生》学习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的。

《工农兵大学生》不死读书。关心窗外事。身心健康，懂得生活。

而不是如今走资派复辟高考后，放任自流，无序盲目，教育产业化，又名私有化。将几代人培养成“絕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切向钱看的自私自利者，投机取巧的机会主义者。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指父辈、母辈历史有问题，或是犯罪犯错，属于“阶级敌人”，但其子女还是可以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在党的教育下与其父母划清界限，可以改变立场，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这次招生中，我们共录取了七名可教育好的子女。

转载《私人记录：文革中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回忆》(二)

作者：岁月的泡沫

工农兵学员的历史，目前还缺乏官方研究和记载，大多是私人记录。但记录者大多是工农兵学员，对于如何分配名额，如何招生，不甚了了。我父亲在朝阳师范当老师时，曾多次参与、负责招生，对朝阳地区招生的情况比较了解，他的这段回忆也因此较有价值，作为一个时代的私人记录，也值得参考。

工农兵学员上学时受到欢送的照片

文革中的94万工农兵学员

说起工农兵学员，很多人想到的是“白卷先生”张铁生，其实从1966年文革全国停课开始，到1977年恢复高考，全国一共有94万工农兵学员，其中也有很多成为学术和技术骨干。

大陆从1966年文革开始，取消高考，直到1968年7月22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一篇文章的编者按中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后来人们把毛泽东这段话称为“七二一指示”。

但直到1970年，北大、清华两所大学提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具体意见（修改稿）》，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指出招生办法为“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并确定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

工农兵学员上大学不再进行考试，直接从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中推荐，名额由中央给各部、各省和部队分配下去，再由它们逐级向下分配名额，网上资料称一直分配到县和师级。但实际上，名额分配在很多地方一直分配到工厂和生产队。由于名额很少，所以很多几千人的工厂也只能分配到一个名额，农村到大队一级也不一定会有一个名额。

这段历史，目前还缺乏官方研究和记载，大多是私人记录。但记录者大多是工农兵学员，对于如何分配名额，如何招生，不甚了了。

我父亲在朝阳师范当老师时，曾多次参与、负责招生，对朝阳地区招生的情况比较了解，他的这段回忆也因此较有价值，作为一个时代的私人记录，也值得参考。

1971年，我父亲就曾参与招生，由于招生的工作很累，没什么人愿意干，第二年学校领导和工宣队就让我父亲负责，与同事房老师一起去朝阳市北票县（现北票市）招生。当时的工宣队李队长安排我父亲要招“又红又专”的学苗，“入学后他们不仅要上大学，还要管大学”。而学校领导刘书记则仅仅表示，大事儿向学校汇报，小事儿自己作主。

03 class 招收“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虽然名为可以教育好，但实际上却是非常受歧视，招收他们入学，要承担一定的政治风险。

在录取过程中，有几件事，我费些脑筋，但处理的结果还很不错。

对可教育好的子女，上边有规定，根据本人表现，可录取一部分，但不能多。虽然没规定具体比例，但大都掌握在百分二三左右。房组长也讲了这个问题，他说：“各公社都报上来几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录不录取由你们自己定，县里没说法。”其实他的意思是说可以录取，但他不鼓励，怕担责任。

我听后对他说：“我们学生毕业要当教师，录取他们这类人问题不大吧？”他笑了笑说：“你是录取官，这事儿由你定，别考虑我的意见。”

房老师是政治教员，很重视政治问题，他问我：“录取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不要跟学校说一声？”我说：“只要不违反政策，咱们可以自己决定。工宣队长既不了解具体情况，也不听你解释，一问他，事儿就办不成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出了事我负责。回去如追究责任，由我担着。”

房老师听我这么一说，一开始没说什么，但过了一会儿，他说：“出事儿咱俩负责。”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指父辈、母辈历史有问题，或是犯罪犯错，属于“阶级敌人”，但其子女还是可以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在党的教育下与其父母划清界限，可以改变立场，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这次招生中，我们共录取了七名可教育好的子女。这些人主要受家庭成份和家长历史问题影响，有些人的父母问题写得很可笑。

比如，有一位高中毕业生王艳芬，各方面十分优秀，她父亲当县农业科科长时，有一次下去视察工作，喝了点酒，临走时，没经过女养鸭员同意就拉了她的手，因此受到处分，被撤了职。家庭主要问题栏内写的是她父亲“强行和女养鸭员握手”。

王艳芬父亲并没戴上坏份子、流氓帽子，只是在文革初期被批判过，但大队还是给王艳芬戴上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帽子，而且被树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标兵。我和房老师一商量，拿着材料找到房组长，当即便决定录取了她。

还有一个叫王兰君的被推荐人，她父亲远在日俄战争时，替俄国人做过饭，结果在“反苏反修”时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这个帽子实在是个笑话，所以我也录取了王兰君。录取的其他几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都是表现优秀的青年。

这次招生，我共录取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七名，占我们学校招生总数的八分之一，是来北票招生的院校中录取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比例最高的学校。

但也有一件憾事。

北票下乡青年蒋孔丽是高三毕业生，当代课教师多年，一直是县里优秀教师。她本人想到师范学校深造，几次找到我和房老师，主动介绍自己的情况和要求，房组长了解她的情况，也想让她上大学。但因她家庭背景复杂，县里怕录取她引起麻烦。

蒋孔丽家是蒋介石本家，与孔家也是亲属关系。她父亲在北票矿务局当工程师，是技术权威，因此蒋孔丽不能入团，代课教师的身份也转不了正。她父亲不是任何“分子”，她也没被定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但却一直被当成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对待。

我对她的遭遇很同情，为此找房组长协商几次，想录取她，但未能成功。对我来说，失去个好学苗，是件憾事，但对蒋孔丽来说，却未尝不是件好事。在打倒“四人帮”后，蒋孔丽考入北京一所大学，圆了读书梦。

回校后，我向刘书记和李队长详细介绍了我录取的这七名可教育好的子女的情况。刘书记说：“好，合乎政策就行，县里批了，我们就收。”李队长虽然有些不满，但也没说什么。

那年九月一日开学后，新生报到，见到这些生龙活虎的新学员，教师们都很高兴。那年“十一”国庆节时，新生们纷纷登台表演节目，那几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表现尤为突出。李队长看后，也张着大嘴笑呵呵地对我说：“这些新生都不错，你这活儿干得好。”

04 class 临时变通以免遗珠之憾 由于名额很少，一些好学苗面临无法入学的困境，我就得找上级部门协调，好在当时遇到的情况，大都顺利解决。

第二件颇为满意的就是对有争议的被推荐人员的处理。

有一个被推荐青年张永成，是北票下乡青年，下乡后一直吃苦耐劳，长年照顾五保老人王喜庆，帮老人挑水、扫院子和干农活，一直坚持了三年。社员们都说他比王喜庆的侄子对老人都好，所以这次招生，社员一致推荐他上学。

小队对他印象好，就把他推荐到大队。但大队会计崔玉刚的儿子崔凯也要上学，并且也是个不错的小伙子，虽没有张永成突出，各方面也都很优秀。

因为全大队只有一个上朝阳师范的名额，大队就把二人都推荐到公社。公社了解这个情况，不想得罪大队会计，就把两个人都推荐到县里。县里则把问题推给我们，让我们决定录取谁。

看完他们的材料，我和房老师拿不定主意录取谁，为了解真实情况，决定到他们公社跑一趟，了解一下实际情况，谁更优秀就录取谁。

我和房老师及县文教组一位干事先来到小队。见我们到来，全小队男女老少都来了，他们七言八语地向我们介绍张永成的事迹。

王喜庆老人更是流着泪向我们讲了张永成这几年对他照顾的情况，他说：“我舍不得张永成走，他走了，再没人那么细心照顾我了。可我也不想留住永成，他去上学会有个好前程，留在这儿照顾我能有啥出息？我也是快死的人了，我不能拖累他，不能害了他呀！”

全体社员都向我们表达了这个意见，希望能录取张永成，别耽误这个好苗子。

离开小队，我们来到大队部，大队长也向我们详细介绍了崔凯的情况。崔凯是北票高中高三毕业生，有文化，爱学习，非常希望继续读书。他回乡后的表现也好，是个好苗子。随后我们和崔凯面谈，发现小伙子长得帅，沉稳大度，有礼貌，确实是个好苗子。

回到大坂公社，我和房老师商量来商量去，也决定不了录取谁。于是我们连夜赶回朝阳师范，见到刘书记后，我们向他详细介绍了这两个人的情况，并提出能否将他们两人都录取。

刘书记说：“都录取是挺好，但没有名额这事儿没法办啊。”我说，能不能向教育组再要个名额，刘书记说第二天他试一试。

第二天，刘书记向地区教育组组长（局长）介绍了这个情况，并提出再申请一个名额的要求。后来在地区教育组的协调下，地区计委专门拨给我们学校一个招生名额，我们就把张永成和崔凯都录取了。

想起那段日子，我们过得很充实。

入学后，虽然他们的基础比较差，但大多数人都努力读书学习，弥补自己的不足。这些学生毕业后，许多人都有所成就，为自己争取到美好的未来。

但是，绝大多数青年还是没能获得读书的机会。但相信不断完善之下，随着各行各业生产实践的需要增多，上大学的年轻人会不断增加的。

而重要的是上大学是免费的，有序的，学成之后回到原有工作岗位上工作的。不存在毕业即失业。更不存在上大学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让学生脱离工厂，脱离农村，去城市生活，去升官发财，去移民国外，去定居国外的。多数年轻人上大学，学知识是为了提高生产力，是工作需要。学习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不死读书。关心窗外事。身心健康，懂得生活。而不是如今走资派复辟高考后，放任自流，无序盲目，教育产业化，又名私有化。将几代人培养成“絕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切向钱看的自私自利者，投机取巧的机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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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







毛泽东：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这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中间，顽固地要走后一条路线的人。这后一条路线，在实际上是不能实现的，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这种人在政治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科学技术界、宗教界里都有，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人民出版社版第三页

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每一个合作社，不经过这样的一场斗争，就不能创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合作社建立以后，还必须经过许多的斗争，才能使自己巩固起来。巩固了以后，只要一松劲，又可能垮台。《严重的教训》一文的按语（一九五五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一二三页

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人和农民的同盟能够继续巩固下去吗？显然是不能够的。这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才能获得巩固。《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人民出版社版第三一 —— 三二页

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三四页

“ 你们不是要消灭国家权力吗？ ” 我们要，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要，我们现在还不能要。为什么？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八零页

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并且将他们判罪，在一个时期内不给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以选举权，不给他们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都是属于专政的范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专政就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的任务。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人民出版社版第三 —— 第四页

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八三页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的引语，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报》

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说来是用专政的方法，就是说在必要的时期内，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对人民说来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三日），一九五零后六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

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人民出版社版第一——二页

肃清反革命分子的问题是敌我矛盾的斗争问题。在人民内部，有些人对于肃反问题的看法，也有一些不同。有两种人的意见，和我们的意见不相同。有右倾思想的人不分敌我，认敌为我。广大群众认为是敌人的人，他们却认为是朋友。有“左”倾思想的人则把敌我矛盾扩大化，以至把某些人民内部的矛盾也看做敌我矛盾，把某些本来不是反革命的人也看作反革命。这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都不能正确地处理肃反问题，也不能正确地估计我们的肃反工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人民出版社版第一三页

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持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共产党内部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社会和自然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去解决。……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九九页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当的批评。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服力。《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页

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动派同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结，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企图实现他们的阴谋。匈牙利事件的这种教训，值得大家注意。《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人民出版社版第八页

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六四页

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三二二页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三九页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政党。一切政党，都是具有阶级性的。党性，就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经验是：革命能不能得到发展和胜利， 取决于有没有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
　　
必须要有一个革命党。
　　
必须要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
　　
必须要有一个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革命党。
　　
必须要有一个善于把领导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联系起来的革命党。
　　
必须要有一个能够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善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革命党。
　　
只有这样的革命党，才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才能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如果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党而是资产阶级的改良党，
　　
如果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而是修正主义的党，
　　
如果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而是资产阶级尾巴的党，
　　
如果不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党而是代表工人贵族利益的党，
　　
如果不是国际主义的党而是民族主义的党，
　　
如果不是自己能够思索，能够自己动脑筋，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深知本国各阶级的准确动向，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又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只是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地照抄外国经验，跟着外国某些人的指挥棒团团打转，那就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样样都有，成为一个大杂烩，而单单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性的党，
　　
这样的党，就绝不可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绝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绝不可能完成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

[yongbing1993]

走资派卖身投美自愿被家暴霸凌







走资派与国际接轨只能是死路一条。

作者：佚名

走资派与国际接轨只能是死路一条。走资派持色中国从乞跪求拜加入世贸组识之后，就己卖国卖身上了美国贼船，走资派右派持色中国一路走来不断地卖国卖身，为救美国，当小三夫妻，互利共赢，等等。然而，等来的是被家暴霸凌，这是走资派右派持色中国自愿献身的。

不但如此，还被当作敌人对待。还要被敲咋勒索，不断被罚款交钱。

“......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就不安稳了。” 　　

“......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毛泽东早在1958年就预言过与美西方对内实行资本主义对外模行霸道帝国主义的国际接轨就是一条死路。毛泽东在第二次上井冈山时就对当时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如是说: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就不安稳了。” 　　

毛泽东又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毛泽东苦口婆心地劝告，走资派们就是不听。为了教育中国人民，毛泽东不惜自己粉身碎骨被走资派右派们咒骂抹黑，也要在晚年批判走资派右派，让走资派邓小平们翻案不得人心。走资派右派们一意孤行美国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走资派右派们卖国卖身投靠美国等西方帝国主义，又要卖中国救美国，献身当美国小三，又要自愿被家暴霸凌，还跪着高喊互利共赢。奴才相十足。

读完以上二段话，再对照今天的实际【边读边在头脑中对照者多吧】，相信任何有良知的爱国者都会肃然起敬，感叹穿越时空的战略家毛泽东的伟大和走资派右派们的渺小。　　

以上二段话证明：毛泽东卓越的大脑早就认真思考过与国际接轨，结论是：在敌强我弱且敌不许我强【亡我之心不死】的国际政治大环境下，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必然是死路一条。中国只有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社会主义之路，才能以弱胜强，实现中华民族的再次崛起。　　

然而直到现在，疯狂非毛泽东的崇美右翼精英集团都拒绝承认与国际接轨是一条死路！而是坚定地认为：改开所有乱象的总根源是政治体制没能与美国接轨。最高层不久前已经放言，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保卫经济改革的成果，暴风雨就要来了。【如果中国真的在国内政治上与美国接了轨，那么，分裂之期不远矣】　　

然而又然而，美国的政治哲学本质是民主（对内，少数统治者统治绝大多数人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民主），又以帝国主义恶霸在世界上横行霸道（对外）。由此衍生出中国在政治上与美国的二种接轨——真接轨+假接轨。真接轨即是亦步亦趋美国的对内资产阶级民主，对外实行帝国主义，假接轨是效仿美国的对内民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摒弃美国的对外帝国主义，走资派特色中国也不敢也没这个能力去侵略别国，因此只能到处【大搞和谐主义】。高喊什么“世界命运共同体“，“合作共赢“，“互利共赢“等。　　

这样，走资派特色中国将《漠视》毛泽东所说的《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真正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实质中国共产党【早已质变】。只从与美国真接轨+假接轨的宏观政治视角来简单证明：美式资本主义之路是死路一条。　

真接轨不存在。 假接轨是死路。　　

（1）真接轨不存在　　

尽管代价会很大，但对内的美式民主用强力可以实现。而对外奉行帝国主义，却断不可能！因为中华文明中【包括毛泽东思想】没有帝国主义的文化基因。故真接轨不存在。　　

（2）假接轨是死路　　

对内，在西方黑手的搅合下，搞美式民主会变成一盘散沙，结果必然是动荡不安乃至军阀混战而分裂。对外，搞和谐主义图谋和平崛起——超级白日梦啊。　　

——因为从长远讲，即使中国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当美国的孙子，美国都绝不会答应。人家的最高利（战略）是肢解庞大的中国，惟其如此，才可确保美国在世界资本主义金字塔顶的霸主地位不动摇。你越是搞和谐主义，人家越鄙视你 越想尽办法敲诈你。也许有人会说：对外不奉行帝国主义而搞和谐主义，用毛泽东‘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战略方针抵御西方的帝国主义呀。不可能！因为毛泽东的16字战略方针成立的前提是：一个拳头的中国【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又是其充要条件】，而不是一盘散沙的中国。　　

假接轨的最终结果是：必然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生你死我活的全面战争，结果是中国必败！假接轨是一条慢性自杀的死路！　　

——历史事实是：改开中国从一开始，就自觉选择了假接轨【也反证了真接轨的不可能】。至关重要的证据是：总设计师亲自制定了‘孙美战略’【见韩德强《李慎之现象》一文】+韬光养晦策略。【继任者最终补上了 和平崛起策略】　　

总结论：真接轨不存在，假接轨是一条死路——要么爆发内乱而‘主动’解体，帮助西方实现梦寐以求的最高战略，要么‘被动’等待由西方挑起的全面战争。　　

——以上结论的推理极其简单，然而，为什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的、有着5000年文明的中国却急不可耐地选择了与国际假接轨呢？其政治思想总根源在于：掌控了最高公权力的崇美右翼精英【自以为比超一流政治战略家毛泽东还高明】大胆行使了最高公权力。　　

——再往上推的根源是权力对人的异化效应【猫虎效应】——就是一个才能本来一般般的人（还不说其品德）【猫】，一旦掌控了与其才能远不匹配的巨大权力（广义的，不只是公权力），时间一久，在一大堆马屁精的吹捧下，必然会将其异化为不穿衣服的‘伟大皇帝’【（纸老）虎】。权力越大，对人的异化效应越大。对此，曹操早就用优美的诗句表达过了——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疆。　

改开中国与国际接轨的‘成就’　　

‘与国际接轨’这词组何时首见于媒体，似已无可考，但其‘正式出台’应该始于中国入世前夕。什么是与国际接轨呢？草民的理解是：手握各级公权力和话语权的崇美右翼扳道工集团，把‘中国列车’从毛式社会主义轨道扳到美式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亦即与国际接轨，就是全面走美式资本主义之路的含蓄说法。【以下，与国际接轨的含义均指此意】　　

估计‘上’认为，入世是中国走美式资本主义之路不可逆转的根本保证，又恐‘夜长梦多’，所以，急匆匆地与美国签订密约后，于2001.11.10日晚6时38分正式入世与国际接了轨——把庞大的中国推入了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殖民陷阱）。

于今为止，改开中国与国际接轨的‘成就’大约是这样的：　　

对外，几乎完全按照西方定的‘国际’标准、规则或惯例行事 并承担‘国际’义务，不断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输送核心利，终于把中国推入了想作美奴而不得的时代。形势和前途特别凶险【美国在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等各个领域殖民中国】。　　

对内，与国际接轨，已经质变为官产学媒铁四角对老百姓巧取豪夺的‘贞洁’牌坊。聊举数例：　　

——中国的银行实行跨行查询收费，接轨的国家居然是巴基斯坦。[1]　　

——交通运输部力推我国高速路全面更名与国际接轨，耗巨资把全国上下简明易懂的汉语标识给消灭掉 而代之以字母和数字标识。有网友对此评论说：打起仗来，美军最高兴，哈哈 本地人都迷路，老美不迷路，数字化嘛，他们是强项。看汉字不懂，看字母太熟悉了。 [2] 　　

——2010.8.23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初审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就是否修法‘取消贪官死罪’等热点问题进行辩论。曾任公安部高官的牟新生委员+在清华大学法学院　任　教授的周光权委员都明确主张：应该与国际接轨，逐步取消经济犯罪死刑。[3] 【有点政治嗅觉的人都应该知道：牟周的那二张嘴，只不过是政治大佬们的二个传声的筒筒而已】　　

与国际接轨，肥了西方和中国的极少数，瘦了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故从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角度讲，与国际接轨的美式资本主义之路已经被实证为一条死路。

[yongbing1993]

苏式教育刘少奇赞成毛泽东反对








与刘少奇不同的是，毛泽东非常反对苏式教育，而且从不掩饰自己对正规化、制度化的苏式教育的不满。1951 年5月1日，他在《人民教育》的创刊词上写到："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毛泽东讲的人民教育，是对工农群众及其子女的教育，是使大多数人接受的一种教育。

1953-1963年对高等教育的投资，约占国家教育投资总额的30%，而在大多数国家和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一比例应该不高于20%。

教育界的革命。学员来自工农兵。

1965年7月的一天，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的西赵村，突然传出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在人们的疑惑中，一个消息传来了--村东头李家的孩子李XX考上了高中。这则消息对两千多人的西赵村来说，实在不平常。这个位于河南省沙河边上的小村庄，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十几年的时间里，总共才出过两名高中生。

李XX（70级工农兵大学生）：我们村子包括我一共只有三个高中生，那段时间，好多人说这孩子肯定有出息，说了一些祝福的话。

高中生，在当时的中国人眼里，绝对属于知识分子一类的人。

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时，全国在校高中生仅7.1万人。1952年高中生人数才达到14.1万人。据统计，1952年，全国每万人中中学生人数仅为55人。这样低的比例，使大学招生计划都受到限制。政府不得不下达指标，禁止各单位自行到中学招工，扩大助学金发放。同时努力争取95%的高中生能升入大学。但是即使达到了上述要求，还需要从党、政、军中抽调两万名青年知识分子补足应届高中生的升学差额。

应当说中国在50年代，虽然当时都有高考。但是有一度是中国高中生比较少，大学生源不足。一度甚至要牺牲很多调干生来补充大学生源。

由于大学招生人数超过高中生的毕业人数。那个年代，高中生基本都能升入大学，而高中生的素质普遍也比较高。这时的教育界偏向苏联式的精英教育，它强调少数人享受教育，培养出类拔萃的专才。并从高等院校、专业学校入手，按层层选拔的方式为国家挑选有用的人才。高等院校和中小学形成了金字塔的形式。从某种程度来说，这种做法保证了生源的质量，使有限的教育资源得到了最大的开发和利用。

刘少奇是向苏联学习的主要倡导者和组织者。他组织筹建中国人民大学，并参照苏联工业大学的模式，改进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后来，人们把人大和哈工大看成学习苏联教育的样式和模板。

苏联教育家凯洛夫1948年主编的《教育学》，是这一时期中国教育界主要学习的对象，并逐渐形成了"凯洛夫教育理论体系"。1954年，全国高等院校将本科学制由四年延长为五年，取消以美国按系招生、选课制、学分制、淘汰制等教学机制。中国的教育逐渐步入苏联式的精英教育模式。

《教育学》(1948年)，凯洛夫主编，叶希波夫、凯洛夫、里魏斯等人著。中文版本根据1948年莫斯科出版的第二修订版译出，1953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它是当时师范教育丛书之一。该书1950年传入我国，多次出版发行，曾作为我国高等师范教育的教科书或必读参考书。总发行量超过百万册，对我国50-60年代教育的影响颇大。

《教育学》是在总结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30年来教育正反经验的基础上写出来的，也是凯洛夫教育思想的集中反映，曾在前苏联教育事业上起过积极作用。它立足于马列主义唯物史观，主要对赫尔巴特等实在论教育学进行了批判、继承、发展。

与刘少奇不同的是，毛泽东非常反对苏式教育，而且从不掩饰自己对正规化、制度化的苏式教育的不满。1951 年5月1日，他在《人民教育》的创刊词上写到："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毛泽东讲的人民教育，是对工农群众及其子女的教育，是使大多数人接受的一种教育。

早在延安时期，他就强调教育要面向大众，面向广大工农子弟。在毛泽东影响下，当时延安建立了大量的学校：如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各种学习班、业余学校、工农速成学校等都成为广大工农群众接受教育的场所。

然而，随着建国后教育界全面向苏联学习，这些来自解放区的非正规教育模式逐步失去价值，教育平等的政策也没能得到继承和延续。整个教育界由"大众教育"开始向"精英教育"转变。教育的正规化建设和对教育质量的重视，使在平等与效率的天平上，重心开始倾向于后者。

建国以后，基本上是参照苏联的模式来办中国的高等教育。它那套模式也是经过多少代人不断总结经验形成的。一方面它是正规化的，这个跟毛泽东他们在延安时期办的"抗大"绝对是两回事。

毛泽东比较重要的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关注教育公平。就是希望能够面向工农群众，面向多数人。那么他的教育革命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关注点呢，就是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毛泽东很早就强调学制要缩短。

1936年6月1日，创办于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改称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1937年1月，红大随中共中央机关迁至延安，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毛泽东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委员，亲自规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学员以从部队中抽调干部为主，并招收从全国各地来延安的爱国知识青年。每期学习期限为4-8个月。

1955年，全国87所工农速成中学全部停止招生。教育部在《关于工农速成中学停止招生的通知》中称："实践证明，对农工干部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不用循序渐进的方法，而用短期速成的方法，使之升入高等学校，从根本上说来，并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非常不满意。1957年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讲到："我们高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20%。全国恐怕也差不多。这种情况应当改变。"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教育方针已经明晰："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服务。"

1958年，那个时候高校学生当中工农兵、革命干部子弟的比例相当高了。1952年以前用我们现在话说，非劳动人民家庭可能占80%-90%。但到了1958年以后，工农兵这个比例已经占到50%-60%。

1958年5月，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总路线的指引下，"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展开。教育界也掀起了一场"教育革命"的浪潮，希望通过"大跃进"和群众运动的方式加快教育发展，打破常规，普及教育。

在举国赶英超美的"大跃进"声中，政府作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十五年左右普及高等教育。"随即中国高校迅速膨胀。1958年一年，全国新增普通高校两百多所，平均每三天就有两所高校成立。到1960年，全国高校的数量已经由1957年的229所增加到了1960年的1289所。

然而，进入1960年后。国民生产总值因为自然灾害而降低，教育政策也不得不开始调整。1961年教育界开始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高教六十条》。1962年小学在校生7157万人，入学率由1958年的80.3%降至56.1%；高中在校生43 万人，只占同龄人口的2%；高校学生也回落到1955年左右的水平。

1964年，度过了三年自然灾害后，国民经济开始复苏。

这年春节，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召开座谈会。邀请邓小平、彭真、黄炎培、章士钊等党内外16人参加。座谈会上，毛泽东抨击了当前的教育方法和考试制度。他认为："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时间"，"我们的教育方针是对的，但是办法不对。课程太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现在的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而不是对人民的办法"。此时，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已经很明确，抵制"精英教育"，强调"平等教育"。

经过60年代初那几年的大饥荒，整个国民经济造成重创，毛泽东那些社会变革、教育变革理想等等受到挫折。但是到60年代中期，毛泽东又开始酝酿教育领域的文化革命。在1964年发表的春节讲话中，他做过批示，就是希望教育部门能够缩短学制，课程内容砍掉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