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360)
2018 (398)
2019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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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360)
2023 (339)
毛泽东在苏维埃办全民免费教育
“一切工农劳苦群众及其子弟有享受国家免费教育之权，教育事业之权归苏维埃掌管，应取消一切麻痹人民的反动教育宣传。”
毛泽东关于共产党夺取教育权的思想，在他与朱德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开创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终于实现了。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十二条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国内革命战争所能做到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施行并保障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积极地引导他们参加政治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
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第八条规定：“一切工农劳苦群众及其子弟有享受国家免费教育之权，教育事业之权归苏维埃掌管，应取消一切麻痹人民的反动教育宣传。”
大会通过的《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的相关条款提出：“改造红军的质量（按照现代战术条件去组织战斗单位，创办红军学校，出版军事法令书籍等），以提高红军战斗力去战胜革命的敌人。”
并且，大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规定：“苏维埃共和国必须特别注意落后民族共和国与自治区域内生产力的发展与文化的提高，必须为国内少数民族设立完全应用民族语言文字的学校、编辑馆与印刷局，允许在一切政府的机关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尽量引进当地民族的工农干部担任国家的管理工作，并坚决的反对一切大汉族主义的倾向。”
这些法律、法规条文充分体现了担任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在夺取政权之后让广大人民获得教育权、享受教育机会的思想。
此外，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时设立了教育人民委员部，下设成人教育局、社会教育局、初等教育局以及高尔基戏剧学校、中央农业学校等机构。临时中央政府还制订、颁布了《教育行政纲要》等22个重要文件，使教育工作有章可循。
临时中央政府有关教育的法规和文件有战时特点，一切都是为夺取革命胜利服务。1933年4月，政府颁布的《省、县、区、市教育部及各级教育委员会的暂行组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第一条规定：省、县、区、市教育部及乡教育委员会的任务是在正确执行中央政府及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关于文化教育的政策等，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文化水平与政治水平，使能有力的动员起来加入战争，以争取苏维埃运动在全中国的胜利。《纲要》还规定了各级教育委员会的职责，如乡教育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扫除文盲，进行广泛的识字运动，建立识字班、夜学、列宁小学等。
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毛泽东阐明了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利用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来发展文化教育，发展各种形式的教育。毛泽东的教育措施包括：注重红军教育、干部教育，又关注职业技术教育、业余教育，普及儿童义务教育；注重教学管理和效率，注重编写新教材，改革教学方法。毛泽东先后创办了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沈泽民苏维埃大学、苏区中央局党校、列宁师范学校、红色通讯学校、红军卫生学校等，他还亲任红军学校政委、沈泽民苏维埃大学校长。
毛泽东倡导尊师重教，在保障前方作战的物质需要的前提下，尽量保障各类学校的经费供给，提高教师待遇。因此，中央苏区教育得到了空前发展。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不仅办起了不少大学和职业学校，又努力普及小学义务教育，成绩突出。从性质与功能看，中央苏区教育不仅同革命战争、同劳动相结合，更同未来共产主义目标相联系。
转载《被严重误解的“毛主席取消高考”》作者：佚名
走资派复辟高考后的有一年，推迟一个月的高考终于又来了。但这段时间里，高考改个名被“顶替”，又或是“替考“等造假的事件再次又成为舆论争议的焦点。当走资派特色政府出于担心“抹黑高考”的考虑，将舆论炮火引向“某某原考者说假话”的时候，真正该被关注的被“顶替”的作假问题本身被遮蔽了。
在关注“高考公平”的时候，走资派特色政府官方公共舆论反而忽略了一个更加本质的问题——《阶层固化》的今天，而高考能够带来的阶层流动已经很有限，从统计学意义来讲，这种流动更多局限在底层之间；而“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离开农村“的忽修伪命题，反而为《阶层固化》的现状提供了合法性背书。
我们不妨简单回顾一下《高考》的历史。1905年，科举制寿终正寝，高考制度逐渐登上历史舞台；解放以前，主要实行的是各个高校自主招生考试，权力和资本寻租的空间是非常大的；1950年，新中国开始继续延续解放前的高校自主招生方式；1952年，新中国建立起来了更加体现公平性的全国统一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制度；1966年6月1日，教育部决定招生工作推迟；1970年，高校开始以“工农兵推荐入学”的方式重新招生；1977年10月，国家决定恢复高考制度。
1966年-1977年的这近12年的历史时间段，被后来的精英人士称为“取消高考”的12年，而饱受争议和批评。通常的说法是“毛主席取消高考导致教育荒废、人才断档，平民子弟失去上升通道……”这个论述其实存在一个极大的误解或者说歪曲。
“取消高考”的真相
1953年，北京一位参加高考的考生8门成绩只考了178分，该生平时成绩还可以，于是坚持认为试卷评分出了问题；问题反映上去之后，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尽管复查的结果显示，这位考生的考试成绩确实很糟糕，但另一个问题却暴露出来，引发了当时社会的大讨论：高考的成绩并不能体现考生平时的成绩，更与个人能力没多少关涉，特别是中小学生的考学负担过重。
此后，还出现了考生高考成绩不理想，想要跳楼自杀的问题；四川一位家长更是在考前对学生说，“考取大学，你就穿新衣服上学去，考不取，你就拿着棍子和破锅讨饭去！”
1955年7月，教育部发出新中国第一份“减负”文件《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但是，在所谓的“现代考试制度”之下，考生的负担根本没办法减下去，城市学校比农村学校负担重，高年级比低年级负担重，一些高年级学校一周课时比规定超出5-10小时，多的高达24小时。
究其原因，虽然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前30年时间，一直致力于缩小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脑差别）。但新中国毕竟建立于一穷二白基础上的，为了快速发展起来，必须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然后再工业反哺农业。即便到毛泽东时代结束，城乡差别依然显著存在，虽然不像今天这么大；新中国农业人口占据了90%以上，很多农村家庭的子弟依然希望通过高考进入城市，改变个人命运；而城市工人家庭子弟也希望通过高考进一步实现阶层跃升。
毛泽东时代并不是后来所指责的“平均主义”，毛主席直到晚年仍然“耿耿于怀”的是“八级工资制”。他认为，共产党人仅仅是因为要迁就现实，才不得不做这样的让步，但让步的结果，却让出一个“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等级制”来，“就不对了”（毛主席1974年语）。新社会脱胎于旧社会，承接的是旧的法权，共产党人一开始也只能迁就现实，但未来的目标必然只能是缩小差别，而不是拉大差别。我们所熟知的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指示，就是针对城乡医疗资源分配严重不均的问题指出的。教育资源事实上也面临类似的问题。
因为客观存在的等级差别和城乡生活水平差距，知识分子不愿意到农村去，不愿意与工农结合，农村出来的学子也不愿回到农村，其结果就会造成农村教育资源与城市的不断拉大。这与社会主义公平的目标是严重背离的，旧的法权更是不断侵蚀着我们的党和新生人民政权。建国初，周总理就发现了“干部子弟学校”的问题，并向毛主席作出了汇报，毛主席愤怒地指出，“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
旧的考试制度、教育制度违背了社会公平，并威胁着政权性质，这在毛主席、周总理那一辈一心为人民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考里，是有共识的。
对于现存的考试制度能不能培养出社会主义需要的真正的人才，毛主席也是深表质疑的：“学制可以缩短。”“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见毛主席1964年2月13日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节录）
1966年4月，教育部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很多人对考试制度提出了质疑，毛主席讲道：“高考把学生当作敌人，公开袭击，定期袭击。高考助长学生死记硬背，不是引导学生活泼主动的发展。高考按平均分数录取，要学生门门功课都好。高考超出中学课程范围，高考出难题，学生家长抱怨。学生紧张，高考每年总有人晕倒，把学生考焦了。家长紧张。老师紧张，全国考生集中在三天考试，如临大敌，气氛紧张。高考三天决定命运，偶然因素大。考生填那么多志愿，只从高校出发，不考虑考生的实际情况！”这些论述即便放到今天，也完全是切中要害的。
1966年6月1日，中央批转了高等教育部党委《关于改进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文件，随后，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的学生给毛主席公开写了一封信，指出现存的升学制度的问题：使许多青年不是为革命而学，是为考大学而钻书堆，不问政治……、“成名”、“成家”、“个人奋斗”、“走白专道路”；使许多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而造成许多“特殊”、“重点学校”、专收高材生……把大批优秀的工农、革命干部子女排斥在外；对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
在汇集了种种意见之后，教育部宣布：从1966年起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对于现存升学制度的问题，当时党内大多数人只要是从社会主义角度出发、站在人民立场，经过深思熟虑后都是有着共识的，“取消高考”不是毛主席“独断”的结果；第二，“取消高考”是一次积极而大胆的改革与尝试，它并不是要简单地给旧的考试制度画上休止符，而是要接着探索新的教育升学模式。改革的效果究竟如何，我们接下来谈。
毛泽东时代的教育革命
1966年，由于运动形势的发展，教育部推迟招生工作的决定维持的不是半年，而是三年；随着大规模运动的退潮，恢复招生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刊载《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运动之后）这个厂的技术人员队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反动技术“权威”被赶下了台，实践证明，从工人中提拔的技术人员比来源于大专院校毕业生的技术人员要强。由此，调查报告提出了“教育革命的方向”问题，强调学校教育一定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毛主席为这篇报道的编者按亲笔加写了一段说：“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这段话加于刊文的前一天——7月21日。此后，各地相继仿效兴办这类学校，学制有全日制、半工半读、业余等，统称“七·二一大学”。
1970年，部分高校首先开始以“群众推荐、组织批准和学校复审”的方式，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下乡知青中招生。同时，大批知识分子、知识青年下到农村去，大大提升了广大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文化水平和科学技术基础。
高校招生基本的处理原则是“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儿来哪儿去”，杜绝将升学作为阶层上升、拉开阶层差距的渠道。断绝了阶层上升的渠道，并不是为了固化阶层；恰恰相反：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城市工厂实行“鞍钢宪法”，工人参与管理；农村兴办“社队企业”，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把农村建得跟城市一样好”——这样的做法，大大加速了三大差别的缩小，离真正的社会公平越来越近，不比治标不治本的“高考公平”强一千倍、一万倍？
这种全新的招生和教育模式，在1977年之后饱受诟病。那么，情况是不是真的那样糟糕呢？
电影《决裂》反映了当时两条教育路线的斗争，“马尾巴的功能”式的教育内容并不是工农群众生产斗争实践所亟需的。电影的内容放到今天，是要被知识精英嘲笑的。毛泽东时代结束以后，专业院校逐步被综合大学替代，简陋的土坯房被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所替代，专业课被大大压缩，“文化素质”课大行其道，生产实践被模拟实验所替代。这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林学专业的学生在黑板上“造林”、在纸上“育苗”……
不可否认，那么年代的教育主要强调的是偏技术、而非偏基础科学，强调的是实用性和可应用性，但这绝不意味着低水平！
1972年12月，美国物理学会的杂志《今日物理》(Physics Today)刊登了一篇美国科学家代表团到中国参观观感的报道，报道明确指出：“最近美国到中国的参观者发现中国集中于应用物理而不是基础研究，同时尝试使高等教育系统更加民主。”
报道对于当时中国在物理学方面的进步给出了高度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在应用物理的很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这是最近7个美国物理学家参观中国并且跟我们讨论他们的观察以后得出的结论。他们看到了集成电路生产，受控核聚变实验，超导重力仪，望远镜--各种各样的科学仪器——全部产自中国。”
美国科学家发现：“学生不是在大学接受训练。当学生被录取，他们只接受一年新生的学习。到目前这些学生是在他们的第三年（已经开始科研和生产实践）。学生不再从高中录取，而是必须在公社、工厂或者军队里工作至少两至三年。他们是从同龄人里，按照智力，政治意识和健康的身体挑选出来的，但最终决定权在大学。”“学生们非常关心他们自己对社会的贡献，和中国整体的进步。他们把他们自己的学习当作是他们可以为社会做贡献的方法。”“中国正在使科学训练，比之通常情况，比如美国，更加专业化……中国觉得这种方式可以快速的训练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
另外，参观的美国科学家还发现了一个全社会范围的试图使高等教育系统更加民主化的尝试。教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更加平等、更加友善，“已经没有考试了，而是代之以类似考试的课后作业”，“学生们现在有机会吐苦水，而不是像以前的教学体系那样。”
所以，那些对于毛泽东时代耽误了教育、耽误了科学技术发展的指责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没有强大的科研实力和人才培养通道，毛泽东时代又怎么让新中国从解放初落后的农业国，跻身到世界六大工业强国的？
重视应用型技术的教育与研究，根本原因是我们比发达资本主义晚发展两三百年，服务于现代化的技术短板亟需补缺。而是基于当时的财力和人力水平，不可能大范围地支持基础领域的研究。当然，基础研究并不是不重视。例如，对于当时西方也是刚刚起步，在世界还处在非常前端的激光研究，毛主席在1963年指出，“死光，要组织一批人专门去研究它。要有一小批人吃了饭不做别的事，专门研究它。没有成绩不要紧。”这为今天中国的激光技术发展完全不逊色美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个例子则是数学家陈景润，事实上，当时国家非常重视陈景润的研究，就连毛主席的夫人都曾亲自关心过问过陈景润的生活待遇问题。
在毛主席的战略视野里，务实性与长远性是兼而有之的！
完全可以预计的是，在四个现代化初步实现，物质条件、人才条件已经积累起来以后，基础领域的教学、科研必将迎来大发展、大繁荣，钱学森同志在晚年也不必发出“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大师级的人才”的天问了。
相信只要大家还能够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都能够对毛泽东时代的教育革命给出一个客观、准确的评价；进而，也应该能够更加客观地看待所谓的“毛主席取消高考”的历史了。
转载《一个工农兵大学生谈推荐上大学》
作者：篝火
1973年底，我是国家实行社社办初中、区区办高中的首届高中毕业生。
实话实说，如果不是毛主席办教育的方针向下、向低层延伸，如果高中只有县城才有，那我是上不到高中的，因为那至少要徒步翻越我镇巴县的名牌大山——星子山，一百二十里。
毛主席办教育是向下延伸，发散型延伸。
有一天放学后，我出去走走。
走啊走，不知不觉走到一里外的公社，只见靳老师正在公社墙上贴上大学的报名名单佈告。这山外之山想上大学的人还不少，我望着布告，心道。
“李老师，你咋不报名?”靳老师问。
我慢悠悠的，玩笑地说：“你那布告上名字就写满了，哪有我的位置?”
“添个不就得了。”靳老师说着就转身进屋，拿出毛笔，在缝隙中塞上了我的名字，原本整齐的版面顿时显得别扭，真个是“名不正”。
选拔结果，不料灵济公社布告名单中胜出的是仅有的所在两个高中生——我和同学，只要求上交一篇作文作为考试。
实话实说，要是硬考，我是考不上大学的，大学还为我们补习了半年的初等数学。当时我认为，我们这一代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所谓不幸，立于今天的高度看是微不足道的，是小见识，是浅见。因为我所指的不幸是指上初中数学课本就没有，只有老师手中有一本教材。记得那教材同类题很多，只要作会一道，其它的也照猫画虎会了。
又实话实说，对于废除高考，推荐上大学的政治性我还从未去思考过。直到近日看了扬一光同志的文章《毛泽东为什么要废除高考?》才一语惊醒梦中人，虽然我并不缺乏敏锐性和真知灼见。
我们进入大学校园，便有了一个响亮的绰号——工农兵学员，也是时代的政zhi标签。
人总是最熟悉身边的事物，向外延伸着交往触角。从我最了解的我们数学班看，有一个县革委会副主任的女子，且用今天的话说是班花，但美中不足的是，在我看来她上嘴皮黑乎乎地有胡茬。尽管当时与我要好而不是相好，我有自知之明;有两个同学是原大队党支部书记，其中一个是我同县的老乡，学习也好当的班长，后留了校。不过他的高等数学毕业考试成绩比我少七分，只有七十八分。除此外，全班其它同学大都是来自农民出身的农村子女。
我是一个工农兵大学生，来自老百姓!
那种认为“工农兵上大学，哪个不是走后门上的?大多数也是当时的权贵子弟，也有后门问题，绝不如高考公平。”是在用今天的腐败衡量那时代，一种先入为主的成见。正如我在其它文中所说的那样，这些人没有经历比较，以为中国社会从来就是这个样子。
就以我为例，是走后门上的吗? 大多数是权贵子弟吗?我最有发言权，我们是先报名经上级挑选。至于“绝不如高考公平”，形式上是，性质不是。
记得，我们数学班约有四个初中毕业上大学的，还有两个小学毕业生。我不知地方领导是怎么想的，太欠理智决择了。对于抽象的大学数学知识，这类同学的确是腾云驾雾，上中文系还可以将就。就我县这一届十几个工农兵大学生而言，毕业后的确有一个连小学讲台也站不稳的，并因此成了名人，其余皆一直稳在了初中讲台上，传承了一代教学历史任务，而仅有我与另三个化学系的同学在高中讲台直到将日落西山。
但，我想，小学讲台就站不稳的个别极端现象，这并非推荐上大学之过。
毛主席的创举，是一种创新，是一种向旧制度挑战的革命性尝试，难免有不成熟的粗犷性，毛主席难道会要下面推荐又傻又坏的人上大学吗?定是希望德智体全面兼顾，择优推荐，今天看来也可行。
从来，有哪个领袖如此心怀劳苦大众?
毛主席不伟大，谁伟大呢?
毛主席为的是改变少数富人垄断文化，以愚弄大众百姓的现象。
毛主席为的是工农大众，我们就叫工农兵学员!
从来，高分低能者普遍，“书读得越多越反动”并非打胡乱说。伟人更是看到了书呆子的迂气之弊，提倡学工学农学军、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些，正是伟人高屋建瓴处!也与当今成了人们口头禅的“素质”教育异工同曲。
越研究毛泽东，反刍越有味，越觉得毛泽东不是普通的人，是位大菩萨转世。
毛主席独具穿透力，看出了知识份子因有知识的弱点。更看出了传统教育的弊端。
毛主席是知识份子，却未染上书呆气，保持了果敢性。
毛主席没有今天的大学一本学历，却是人类光明的导师……
一九七九年秋，我们作为最后一拨工农兵牌大学生迈出了大学校门，哪来哪去，社来社去，一张张面孔由陌生到熟悉，又由熟悉到陌生，聚散离合皆是缘。我先回本公社当民办教师，两个月后调入楮河下游一个老牌中学，开始了正式粉笔生涯。
而我，当年在大学课堂上，学习至多中等偏上程度，反应灵敏度与尖子生们比较差远了去了。说实在的，当时我的特长在哲学。但聪明不等于智慧，学历不等于能力，这人潜能的伸缩性，又勤能补拙，毕业当中学教师的第二年，国家对我们这另类大学生重新考核认定，我竟然是汉中地区之冠，几乎应该是满分一百!虽然一直未得用武之地。
推荐上大学的人，其课本知识考分往往不及尖子生们，也就是说课本知识接受能力迟钝一些。但人类科学文化史上有一种“反常”现象，有创见、创造发明的大都不是考试分数最高的。例如爱迪生、牛顿、爱因斯坦小时候在学校都不是尖子生。这就说明一个道理，考分高的多是成为了知识的奴隶，而半拉子人往往思想活跃，有后劲、有潜力。名言“尽信书不如无书”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吧，人类既成理则并非绝对。
这并不等于说考高分不好，只能少说明比分数低者记得多一些，不能代表所有。
单凭考试上大学只看重了笔试理论考分，似乎这就足够体现一个人的能力了，却没看出高分低能现象很普遍，理论与实践还有一大段距离，或者只能掌握一门专业，用来工作生活，谈不上创造。我们从初中到大学的教育尤其中学严重脱离实践，塑造运用型人才而非创造性人才。
当年毛主席废除高考，推荐上大学的尝试可“德能”兼顾，并打破权贵垄断文化的现象，为了平衡工农大众与权贵掌握文化知识的比例、兼顾实用性教育，毛泽东毅然向传统科举宣战，废除高考，推荐上大学。
但，在今天我们要克服推荐与科考二者的弊端，将两者的优势都发挥出来，我粗浅地觉得，涉及方方面面的配套完善:
一、必须复兴社会主义公有化、集体化
二、平衡师资力量，应着力向下延深办教育而不是收缩，恢复毛时代偏远教学点、村村有小学、镇镇有初中、间办地域性高中
三、大学录取方式必须德、智、体三方面按比例录取，而不是走过场，实际上只看考分。高中学制应当有深入实践锻练的时间，德育评定由有德有阅历的教师组成，初、高中切实抓体育而不是放羊式、简单式。
如此，改革传统单一的答卷科举考试模式，践行以上三条，将更能显示出教育生气，一定是人类历史上又一次伟大的具有先进生产力的变革!
不妥处，请高手补充，大家集思广议，拳当闲聊天下事。
1925年10月，毛泽东在广州就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任职时提出围绕革命进行宣传计划，组织的教育工作主要是培训农民运动骨干。
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广州办了一至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农民运动讲习所实际上是由共产党人负责，如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一至六届主任或所长都由共产党人担任，教员也大多由共产党人担任，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主要由毛泽东主持工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一至六期和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1600多名学员，有力促进了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
毛泽东亲自担任农民运动讲习所负责人时，在教学中更是注重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1926年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决定把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扩大为培养全国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决定任命毛泽东为第六届农民运动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由前五届的主任制改为所长制）。
毛泽东担任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后，农讲所气象更新：第一，严格了招生条件。第二，培训内容更系统。第三，加强课外理论研究。第四，注重学员从事实际农民运动工作能力的培养，注重实习。第五，为了使学员更深刻地认识中国农村状况，注重培养学员调查研究的本领。第六，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
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培训内容更系统的表现是，总共开设25门课程：《三民主义》《中国国民党史》《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帝国主义》《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中国政治状况》《中国财政经济状况》《经济学常识》《苏俄状况》《中国史概要》《地理》《中国职工运动》《广东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决议案》《广宁高要曲江农运状况》《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法律常识》《统计学》《农业常识》《农村合作概要》《各国革命史》《革命画》《革命歌》等。同时，课程讲授质量大有提高。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和《地理》。他还聘请共产党人周恩来、萧楚女、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于树德、罗绮园等分别讲授有关课程。此外，毛泽东还邀请瞿秋白、陈延年、林伯渠、吴玉章、郭沫若、谭平山、何香凝等到农讲所讲演，扩大学员对革命知识和革命形势的了解。
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还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发展党员和团员，壮大共产主义力量。
在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期间，毛泽东同时在思考中国革命的重大理论问题，他着重研究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农村各阶级的状况及其对革命的态度。“毛泽东为《农民问题丛刊》所写的序言《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是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农民问题理论形成的标志。在这篇引起国内外政治家和学者注意与研究的论文中，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农民问题是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提出了发动农民夺取地主、军阀政权，建立农民革命政权的极端重要性，号召广大农民起来为推开地主政权、建立革命政权而斗争。”
1927年1月，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胜利，广州革命政府迁到武汉。在毛泽东倡议下，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扩大成立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1927年3月，毛泽东、邓演达等在武昌负责第七届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设置29门课程，目的是加强对学员进行国民革命知识、农民运动理论及策略和中国农民运动及趋势的教育，认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作用，懂得解决农民问题的理论、策略及方法，同时把军事教育放到相当重要的位置。课程增设了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重要内容。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毕业后，深入各地农村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民自卫军，对推动全国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对组织广大农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农村大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游击战争播下了革命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