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美国核物理学家共产主义革命者
一个《美国核物理学家共产主义革命者》自述：“回顾我所走过的路，从小学到研究所的生活，不能说不幸福。但相比站在人民之中，与大家一起改造整个社会，用双手建立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美好而富有的新国家，原来的那种幸福观是多么狭隘啊。有的人改造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但这种建筑在大多数人痛苦之上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它终究会被历史所消灭。”
对一个《美国核物理学家共产主义革命者》评价：“怀念阳早，怀念寒春，一对伟大而平凡的夫妇，一种理想主义的谢幕，他们为信仰而来，在平静中告别。“
“在我们告别寒春回家的路上，我脑子里仍旧不停地想起一些人和事，也想起许多像斯诺、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优秀人物，我认为只有他们才是美国人民真正的代表。我同时也想起在中国人民最困难的时候来帮助过我们的外国朋友，他们无疑都是各国人民优秀的代表，尽管他们在各自国家里是少数，但他们却代表着人类的良心，代表着世界发展的前进方向。他们才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中国人民是不会也不应该忘记他们的。同时我也相信，不管世界反动势力多么强大，多么凶恶，多么疯狂，人类的这种良知是不会泯灭的，世界还是要前进的！“===（当代散文作家、小说家魏巍如是评价）
一个《美国核物理学家共产主义革命者》个人简介：
寒春，1921年10月20日生于美国芝加哥，芝加哥大学核子物理研究所研究生，女核物理学家，是曼哈顿计划中少数的女科学家之一，在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武器试验室做费米的助手。二战美军为加快战争结束进程，拯救正处于被日本法西斯残酷血腥奴役的沦陷区和平居民，在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战后寒春思想产生巨大变化，她于1948年3月来到中国，投身中国革命。他们称自己是“解放全人类的世界公民”。
这个《美国核物理学家共产主义革命者》名字是：寒春（Joan Hinton，1921年10月20日—2010年6月8日），又名琼·辛顿，生于芝加哥，毕业于本宁顿学院、威斯康星大学、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美国核物理学家、共产主义革命者、国际主义战士，芝加哥大学核子物理研究所研究生，是曼哈顿计划中少数的女科学家之一，在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武器试验室做费米的助手。
这个《美国核物理学家共产主义革命者》名字叫：寒春在1948年来到中国延安，为中国农业机械化贡献力量，并与同为美国人的丈夫阳早在延安结婚。新中国成立后寒春并未参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计划。她长期居住在中国，是最早获得在华居住权（即中国绿卡）的外国人士。她和她的丈夫阳早、哥哥韩丁均被称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国际友人”。
这个《美国核物理学家共产主义革命者》生平：
早年经历：1921年10月20日，寒春出生于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她的父亲塞巴斯蒂安·欣顿（Sebastian Hinton）是律师（攀爬架（儿童游乐设施）的发明者）；她的母亲卡梅利塔·欣顿（Carmelita Hinton）是佛蒙特州一所独立的进步学校普特尼学校的教育家和创始人。 [1] [3]
教育经历：寒春毕业于帕特尼中学，她于本宁顿学院学习物理，获得自然科学学士学位，从本宁顿学院毕业。1944年获得了威斯康星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曾是芝加哥大学核子物理研究所研究生，是参与曼哈顿计划的少数女科学家之一。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做费米的助手。
投身中国革命：寒春的兄弟威廉·H·欣顿（William H. Hinton，1919—2004年）于1937年首次前往中国，战后返回中国。在经历了多年的障碍之后，他于1966年出版的《反身：中国乡村的革命纪录片》一书描述了他对西北占领区的土地改革的观察。
1948年3月，寒春前往上海，在宋庆龄的帮助下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
1949年，寒春搬到延安，在那里与自1946年以来一直在中国工作的阳早结婚，经宋庆龄安排到在延安从事农牧业技术工作，奶牛饲养和农具革新等。
1952年，世界和平会议在华召开，寒春在会议上慷慨陈词，她谴责核袭击，呼吁消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此时，她已与丈夫阳早找到了为之奋斗毕生的事业——发展奶牛培育研究。
1953年，阳早任西安市奶牛场副场长，寒春任技术员。
1955年，寒春任西安草滩农场畜牧场技术员。夫妇两人均从事奶牛品质改良及农机具革新工作。其中，阳早、寒春研发、改进的奶牛青饲料铡草机已销售近100万台，至今仍是草滩农场乳品机械厂的主导产品之一。
1966年4月，寒春、阳早调到北京工作。阳早任中国电影发行公司译校，寒春任对外文委图片特稿社译校。
1972年，寒春、阳早主动提出调到北京市红星公社，从事农业机械改良和奶牛饲养机械化工作。
1979年10月17日，农机部杨立功部长在中国农机院举行的阳早来华工作33周年、寒春来华工作31周年祝贺会上宣布：根据国务院领导的批示，农机部顾问阳早、寒春兼任中国农机院畜禽机械研究所副所长。
1982年3月，阳早、寒春负责的《牛奶管道的自动洗涤与消毒》项目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科学技术成果二等奖。
1982年10月12日，机械工业部周建南部长签发聘书，聘任阳早、寒春为机械部顾问。
1987年6月10日，阳早、寒春任主要负责人的《奶牛场成套设备研制、牛场设计和中间试验》项目，通过国家机械委鉴定。田纪云、黄华、邹家华、杨立功、项南、何光远等领导同志出席验收会。
1987年9月7日，万里副总理接见阳早、寒春，农牧渔业部部长何康代表农牧渔业部给阳早、寒春颁发“国际合作奖”。
1988年12月，阳早、寒春主持的《奶牛成套设备研究、牛场设计与中间试验》项目被机械电子工业部授予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此项成果已在深圳、上海、北京、天津、长春、内蒙古、西安、新疆等地推广近1000台（套）。在此期间，鉴于阳早、寒春在奶牛胚胎移植推广工作方面取得的显著成绩，他们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顾问。鉴于寒春负责的牛奶冷冻奶罐的研发项目，达到了美国同类产品先进水平，并在上海华冠机械厂等工厂生产，替代了进口产品，占领了中国市场70%以上的份额。
1993年1月18日，上海市市长黄菊授予寒春“白玉兰荣誉奖”。
1993年12月15日，机械部何光远部长签发聘书，聘任阳早、寒春为机械部顾问。
2003年1月，中国农机院授予阳早、寒春“个人贡献奖（金牛奖）”。
2004年8月，中国开始实施“绿卡”制度，寒春成为第一个获得中国“绿卡”的外国人。
2006年，在中国农机院成立50年之际，寒春同志荣获“特殊功勋奖”。
2003年12月，寒春的丈夫阳早在京病故，享年85岁。
2009年，阳早和寒春夫妇入选CCTV感动中国组委会推出的2009感动中国候选人物。
2010年6月7日凌晨3时，寒春因腹部疼痛在协和医院国际医疗部急诊室就诊。当天下午6时，寒春休克丧失意识。
2010年6月8日凌晨，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寒春同志因病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中国人民对寒春在奶牛业和农业机械化事业作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与此同时，寒春的老同学杨振宁也从香港来电致哀。
对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寒春（Joan Hinton）一口拒绝参加《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计划，因为她对其中一项的评选准则不以为然，即「她采取积极的、非暴力的方法，缓解冲突及建制上的不公义」。寒春在电邮反驳:「我不会接受提名。因为最鼓吹暴力的是美国和以色列，他们使用国家「恐怖主义」手段，打击那些只剩下以自己的生命杀出血路的人。所有解放战争一定要武力对付攻击他们的人。当年在陕西北部，那帮盗贼快要杀进来的时候，他们(共产党同志)也不给我一把手枪，因为他们说我连一只兔子都下不了手！其实，我随时都能够开枪打死扑进来的盗贼！」
寒春直截了当说「不」，并没有浇熄我们的热情，却勾起我们去采访她的兴趣。估计她既然赞成以暴易暴，性情可能挺刚烈、凶悍的，殊不知她是那么温和、风趣。笑谈之下，寒春打开那记忆的宝藏，娓娓道来研究科学、参加革命的经历。后来，她娇捷地领着我们参观她心爱的黑白花奶牛，还有细心讲解农场上她精心研制的设施配套。
寒春，1921年10月20日生于美国。从小热爱科学，立志长大当科学家。可是，迈进尖端科学的殿堂后，寒春却变得越来越苦恼。上初中，寒春斩钉截铁地跟老师说，坚决不念拉丁文，要念英国科学家法拉第（Michael Faraday,1791-1867）的《蜡烛的化学史》(The Chemical History of a Candle)。上高中，寒春迷上了化学，别的课都置诸不理。大学物理系二年级，寒春动手建造威尔逊云室（Wilson cloud chamber），整天观察带电粒子；还有，经常跑去康乃尔大学跟那群钻研回旋加速器（cyclotron）的师生讨教。大学毕业后，寒春在威尔康辛大学念了两年研究生，然后去芝加哥大学核物理研究所当研究员。
后来，寒春加入「曼哈顿工程」，从此改变了她的一生。「曼哈顿工程」不只是美国第一个大规模的科研工程，更是制造世界第一批核武器的「残暴的」计划。「曼哈顿工程」始于1942年6月，历时3年，参加的总人数达15万之多。「曼哈顿工程」下设16项分支工程，由顶尖的科学家带领。获得193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费米（Enrico Fermi，1901-1954）领导的小组，负责生产一个受控制的、自我持续的核链式反应（nuclear chain reaction）。费米的小组里有研究生，也有年青的物理学家，寒春是其中一个。寒春被安排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Los Alamos)实验室工作，负责研究沸水锅反应器(water boiler reactor)。
1945年7月16日，美国研制人类第一颗原子弹，绰号「大男孩」，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试验核爆炸。寒春和几个研究人员违规，偷偷去看。寒春描绘当时令人瞠目的「爆炸」情景：我们被四面八方的光浸泡着，就像在一片汪洋的光海底下。那颗原子弹好像在吸吮光一样，光急速进入。然后，那颗原子弹变成紫色、蓝色，往上高升，高升，再高升。我们悄悄说话的时候，那块大云团不断高升，直到被升起的阳光撞击，而天空中自然的云都消退了。我们看见的那块大云团，底层是黑红色的，而顶层全是日光。突然，一声巨响，刺耳非常，把山峰都震撼得隆隆作响。我们突然要大声说话，而且，感觉曝光于世界之中。
不久，寒春原来对壮观的核爆怀着的激动之心，很快就消失无踪了。1945年8月，美国装扮文明与正义的姿态，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两枚原子弹，造成15万人死亡。对寒春来说，「这是一个梦想的破灭和另一个信仰的开始。」寒春不但对核武器的破坏力感到极度震惊，而且深切体会到科学无法逃避伦理的问题。她甚至发现自己的奖学金是由美国军方赞助的。顿时，寒春陷入道德的困境，内心被磨噬着。
在现实中，纯科学不得不直面伦理的挑战，寒春痛心说：「他们给我们看了飞机上照的像，可是这个爆炸跟美国的试爆不一样，那可是日本人民的血肉，你怎么想，那都是人，跟你和我都一样。」寒春对纯科学的幻想彻底破灭了，并且不留余地批驳纯科学背后的伪善与暴力：「我把核物理当作一门纯科学来研究，一门非常有趣的纯科学。但是核爆炸成功以后，军队就完全控制了它，而我们科学家却对此束手无策，如果所有的物理学家都反对的话，军队当然不能得逞。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很难让所有的人都反对使用核武器。美国政府做了大量宣传，大肆宣扬使用原子弹可以挽救多少多少美国士兵的生命，这不是事实，他们撒了一个弥天大谎。」
寒春放弃高级科学人才所享有的名利，选择抗议政府挪用科学研究成果，甚至跑到华盛顿游说，推动和平运动。可是，寒春发觉美国上下自我沉溺于不被质疑的、自以为正义的道德感与军事优越感：「不管转到哪里去，到处都听见战争、秘密情报、海军、军队，还有，那些疯子把自己锁在实验室，冥顽苦思更新的、更好的、彻底毁灭的方法」，「我到一位参议员的办公室去找一些数据，那位秘书屈尊地打量着我，然后问：『这跟学校有关吗？』──我，身为原子科学家，老远跑到华盛顿争取科学自由与世界和平──她，紧张兮兮的。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当天我是多么的沮丧。」
寒春眼见美国政府挪用科学成果作为杀人武器，对垂败的日本「多此一举」地投下原子弹，而民间又无法掌控核能的应用，寒春感到非常失望，转而在1948年远赴中国，参加共产党革命。1953年7月，美国《真相》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把寒春描述为逃跑的原子间谍。但是，寒春坚决否认自己参与中国的核武器，相反，她帮助中国推动农业机械化。寒春说科学家应该有社会良心：「我不想花时间去杀人，相反，我想让人民过上不是更糟的，而是更好的日子。」
寒春在1951年写给原子科学家联会的回信，题为〈为甚么中国想要和平〉，一再提到广岛惨剧：「杜鲁门条约、马歇尔计划、联合国原子能机构都软弱无力──我们怎么能够干坐在实验室，沉思统计机器的深度？广岛的记忆──15万条人命。1、2、3、4、5、6……，15万人，每一个都是有生命、会思想的人，满怀希望与欲望，也承受起落成败，每个人都有属于他或她的生命意义，可是，15万人就这样全没了。」
最后，寒春呼吁科学要为和平工作：「发挥你的力量，想尽办法，积极推动和平，反对战争。凡是有战争，科学永不置于度外。我们是那些穷尽一生甘为企图毁灭世界的疯子所奴役的科学家吗？」；「我们能不想象明日之世界？它会否是毁灭与悲惨之世界，承受辐射带来的、痛苦的死亡，或者，它会否是一个山峰被原子弹摧毁，引致河流改道，沙漠上丰饶的田野都被炸毁的世界呢？我们的想象力跑到哪里去？」
1948年，寒春离开美国，也扬弃为军队所挪用的核子研究，远赴延安，参加中国革命，后来与阳早（Erwin Engst，1918-2003）共同从事农牧业技术工作。寒春对这段人生的转折，执意强调一点：「有人说我是追随未婚夫阳早来延安的，这不对。」寒春郑重地说：「我和阳早已经有了很好的感情，这不错；但他不是我的未婚夫。假如他不是在延安而是在别的国家，我是不会奔他去的。」深藏在寒春的心里，更重要的是国际共产主义的信仰，当时的延安正红红火火地开创有别于资本主义的新生活，而阳早和寒春的哥哥韩丁（William Hinton，1919-2004）早已被吸引过去了。对寒春来说，信念从来是坚定的，而人与地，只是碰巧而已。
1952年，亚洲及太平洋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寒春再次对广岛表达「深切之悔恨与羞耻」，同时斥责原子弹是「灭绝人性的罪行」，呼吁人们不要忘记广岛与长崎的悲剧，提倡科学要为和平服务。后来，寒春的第一个儿子取名为「和平」。1960年代，中国与印度发生边界的纠纷，寒春特别强调友善地谈判的重要性：「世界和平可能建基于不论是大国或者小国的尊严、平等以及权益……显而易见，中印边界问题可以友善地谈判来解决。」
融入人民生活的科学
1949年4月，寒春在延安和阳早结婚，自此以后，他们过着简朴、充实，又充满挑战的生活。早期，他们住在窑洞，在内蒙古和西北的西安农场工作，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没有工具、电力、邮政等，但是，他们克服困难，全心全意创造新中国。寒春回忆如何向老百姓学习把杀人的武器变成有用的生活工具，使日子过得更好：「我第一份工作是在陕西省深山里的钢铁厂。他们（共产党）在那里干甚么呢？他们把美国制的手榴弹、炮弹，或者从美国运给蒋介石的、已经被撞击的飞机机翼，或者美国人运过来的、用来杀他们的钢铁和铝合金武器，全部转化成煮食锅子、犂耙、锄头。他们把毁灭人类的东西转变为生活的工具，例如四轮运货车、抽水机与门闸都用来建设灌溉管道，从而建设全新的、繁盛的中国。」
寒春到中国以后，从不染指毁灭人类的核子研究，而是踏实地推动民众科学，使精英的科学知识溶入老百姓的生活。寒春曾经在陕北、内蒙古的农牧场工作几十年，负责养牛，利用当地有限的资源，研制农具，像风车、提水机、两轮驴车，还有设计挤奶系统、农用机械、灌溉系统。在这个改变自己、贴近平民的过程中，寒春幽自己一默，举了一个犯「小」错误的例子：「有一次，我亲自设计一个风车，当时全工厂除了大约有40名工人，其它甚么都没有。我设计和制造风车的每一部份，可是我设计的时候，忘了万一风大，要有一个闸，可我没有搞出来。当时三边牧场那里风也很大，3月份刮大风，好家伙，它（风车）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砰，就爆炸了，那是我头一个的教训。」
寒春希望靠着技术改良与机械化，减轻农民的劳役，寒春在1963年写的《寄自西安附近的农场》谈到如何投入时间和精力去研制自动牛奶低温杀菌系统：「现在我重新研制早在1958年就开始研究的自动牛奶低温杀菌系统，这个系统的主要目的是减轻奶牛场工人的负担，现在他们每天用人手抽取上千磅的牛奶，1958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停止用机器，因为那些配件实在太难买到，不过，现在的条件越来越好了。我可以进城去买各式各样的配件，以前根本买不到的。」
寒春1982年调入北京昌平区沙河镇小王庄的中国农机院农机试验站，专心从事养牛机械化和牛群改良工作，使小王庄成为中国早期机械化养牛的示范奶牛场，其出产的牛奶以质优、纯净而远近驰名。寒春精心设计鱼骨式挤奶台、奶牛青饲料铡草机，坚持用良种公牛精液和优质胚胎改良牛群。她记录了1963年至今各种挤奶器的功能，她设计的牛情表格让畜牧研究所专家汗颜。中国农机院为了表彰寒春为奶牛质量改良和养牛机械化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特授「中国农机院金牛奖」。
寒春与阳早以身作则，律己爱牛。1958年，渭河洪灾，洪水冲毁了送奶必经的桥，他们就把空汽油桶和床板绑在一起当桥。整个汛期，他们就这样准时无误地把牛奶送进城。寒春认为爱牛的人，做一切事都会以牛为先，这样的人不会在岗位上出纰漏，出纰漏的都是不爱牛的人，因此，寒春断言：「牛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细菌含量高的牛奶源自人的不敬业。」
寒春珍惜与农民、工人一起创建社会主义的世界，体认「人民的双手」的力量：「每个人都能够竭尽全力，每个人都能够发挥力量，每个人都很忙碌，每个人都有工作，人与人之间不会互相剥削。」作为人民科学家，寒春渴望这样的世界：「人人全力创造，为人民建造好房子，消除水灾，稳住粮食生产，使用机械，使一块充满绝望与贫困的土地，改变为繁华昌盛、启迪文明之地，一群科学家都为人类的福祉而辛勤工作。」
若要数对寒春影响至深的人，那非她母亲辛顿夫人（Carmelita Hinton）莫属。她母亲在美国维尔莽州（Vermont）创办一所进步学校，叫做普特尼学校（Putney School），着重劳动与教育的结合，并且强调集体精神与自力更生的意识。辛顿夫人认为：「一个人若不从事体力劳动，就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就是在剥削别人。农场成为学校的中心，我常感到人们与生产他们食物的地方脱节。」普特尼学校的上课时间是早晨8点到中午，然后午饭、休息或自修，下午是运动或者劳动，例如在农场干活、打扫校舍，晚上做作业、手工等等。寒春小学二年级，和老师、同学共同建造小城镇，里面有学校、邮局、商店等，他们不但学会造房子，做家具，也学会接驳电线。寒春回忆说：「有多少人还记得小学二年级学的东西？我却永远都不会忘记。」另外，辛顿夫人认为「行万里路」是让儿童从生活实践中学习的教育方法，例如寒春4岁的时候，母亲带着她、哥哥韩丁、姐姐韩青（Jean Hinton）徒步到墨西哥「探险」，中途他们为了逃避盗匪，骑着驴子穿越热烘烘的森林，最后，大家安然无恙，但却带了一身虱子回家。
寒春回顾一生，说自己经历过20世纪两个最重要的事件:原子弹爆炸与中国革命。从制造原子弹到饲养牲畜，寒春彰显有机的女性知识分子如何扭转科学知识，甘为和平及人民殷勤一生。
当年，中国共产党对着国民党几百万大军喊：《相向而行》《互利共赢》《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行吗？这是《历史》《昭示》《中国共产党》。
当年，毛泽东对着蒋介石喊：《相向而行》《互利共赢》《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行吗？这是《历史》《昭示》《中国共产党》。
当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对着十六国联军喊：《相向而行》《互利共赢》《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行吗？这是《历史》《昭示》《中国共产党》。
当前，泽连司机对着普金喊：《相向而行》《互利共赢》《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行吗？这是《现实》《昭示》《乌克兰》。
当前，中东对着以总理喊：《相向而行》《互利共赢》《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行吗？这是《现实》《昭示》《中东》。
现时，洋奴才走资派对着拜登不停地跪求式的高喊：《相向而行》《互利共赢》《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拜登同意了吗？相反更被憔不起。当面笑咪咪转身就骂《习是独裁者》。这就是《现时》《昭示》《中国走資派特色政府的洋奴才走资派们》。
将来，洋奴才走资派也可以继续对着特郎普喊：《相向而行》《互利共赢》《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不但不行，而且还会变本加利地《拿钱来》！当然，洋奴才走资派一定又会拿中国人民尤其是几亿农民工的血汗钱去《贡》。拿中國的利益去乞求美国的《伪君子》《真小人》们能与中国的《洋奴才》《走资派》们：《相向而行》《互利共赢》《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这就是《将来》的《昭示》《中国人民》。
《相向而行》《互利共赢》《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帶一路》等习近平思想万岁！
接下来的四年是：《川普时代》。也是《双普时代》。《双普时代》恐怕就沒有《怂》人什么事了。解放台湾也就更沒有戏了。拿着一手好牌，十几年毫无作为，空喊那些无用的口号。国内乱麻一团，國际无一哪怕是小弟一个。等着看《怂样》吧。
所期盼的：《相向而行》《互利共赢》《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的美国是怎么说：中美关系的。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在北京，代表拜登政府对中美关系定性。他在北大西洋理事会组织的一场视频会议上表示，虽然拜登政府用9到10个月的时间，成功稳定了与中国的双边关系，至少在十年内，中国和美国仍然是一对“系统性敌人”。
类似“中美敌对”这样的论调，在美国国会里天天都有，甚至措辞会更加激进。而伯恩斯作为走在中美外交第一线的驻华大使，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就显得意味深长了。
这就相当于公开表明，美国对中国的敌意，将至少维持十年，并且任何对华政策，都会优先建立在这种敌意上。相比起做好驻华大使的本职工作，伯恩斯更倾向于持续渲染中美之间的对立态势，为后续美国与中国的“战略竞争”铺路。
此外，在地缘政治的语境下，“系统性敌人”已经非常严重地表述，往往意味着双方在所有领域都是对立，再往前一步，就进入“全面冲突”的范畴。
美国需要制造中美对立，把中国塑造成一个强大的“假想敌”，从而巩固凝聚力，这里既指美国内部的凝聚力，也指的是美国遍及全球的战略同盟。
在这一点上，民主党追求的“全球战略同盟”，和特朗普提倡的“美国优先”，虽然侧重不尽相同，底层逻辑都是一致的。在对中“敌对“上是高度一致的。
所以每当有涉华议案提交国会，民主共和两党总是能用最短的时间达成一致。
应该说，如何与中国打交道，美国有自己的一套“生意经”，缓和双边关系只是权宜之计，主要还是为了能让美国至少与中国再斗上十年。如今美国无论谁上台执政，在制定对华政策时，最大的驱动力始终是对中国的“敌意”。
可以预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在制定对华政策时，都会有意无意地强化“系统性敌人”这个概念，甚至是作为根本的指导原则。
而且正如之前所说，中美至少“敌对十年”，已经算是一个相对保守的说法了。十年时间，满打满算也就是美国总统的两届任期还多，而美国的对华战略认知早已经根深蒂固，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何况也没有人会指望美国会主动作出改变。
《美国驻华大使称中国为敌，中美至少再斗十年，才能迎来转折点？》2024-09-29：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在北大西洋理事会组织的一场视频会议上表示，至少在未来十年内，中国和美国仍然是一对“系统性敌人”。伯恩斯作为美国政府的代表，其言论反映了美国政府对中美关系的基本立场和未来走向的预判。
在外交领域，大使的发言通常被视为政府立场的直接体现。伯恩斯的言论表明，美国政府在对华关系上持有一种长期的竞争和对立态度。这种态度的形成可能基于多重因素，包括经济、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考量。在经济领域，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其贸易和投资关系对全球经济有着深远的影响。在军事领域，两国的军事力量和战略布局也对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形势产生重要影响。
《皮尤研究中心：美国人不信任习近平 更多人视中国为敌人》：美国人越来越将中国视为敌人，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 调查显示，约42%的受访者将中国视为美国的敌人，这是该机构自2021年提出这一问题以来的最高比例，比去年增加了四个百分点。同一调查还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国际事务上做正确的事情没有信心。
《中美最新消息！调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敌人”》
调查显示，77%的美国人视中国为敌人，只有15%的人视中国为盟友。这一数字与2018年相比发生巨大变化，当时调查发现，38%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盟友，55%的人将中国视为敌人。
从10月27日到11月5日，共有2506名美国成年人参与了这项调查。
根据这项调查，大多数美国人(51%)还认为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该比例高于去年的43%和2018年的21%。
与此同时，认为俄罗斯是最大威胁的人数正在下降，只有24%的人认为俄罗斯是最大威胁，低于去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的31%。
里根国防调查还发现，绝大多数美国人(58%)支持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安全协定(AUKUS)，以对抗中国在全球日益增长的实力。只有22%的受访者说他们反对国防技术共享协议，20%的人说他们不知道。
当被问及他们对中国最关心的是什么时，20%的受访者回应称是中国的军事建设，另有20%的人说是中国侵犯人权。
另有17%的人表示，他们最担心中国的外交政策，15%的人最担心中国的经济做法，10%的人认为是对台湾的威胁。
至于台湾，72%的人表示，如果北京方面攻打台湾，他们将支持官方承认台湾。只有15%的人反对这样的行动。
福克斯新闻网称，美国政府在“一个中国”政策下不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4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支持派遣美国地面部队在台湾遭受攻击时保卫台湾，35%的受访者表示反对。
不过，为阻止北京对台动武，60%的人说他们支持增加美国在台湾附近的军事存在，只有25%的人反对。
此外，5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支持增加美国对台军售以威慑北京，28%的受访者表示反对。
65%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政府对俄乌战争的关注分散了政策制定者对中国构成的威胁的注意力。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于10月31日（当地时间）发射洲际弹道导弹。》
针对前一段时间走资派习近平特色政府时隔44年后又发射了一次洲际弹道导弹后，走资派习近平特色政府的砖家叫兽公猪们狂欢《中国強大》了的论调，所以说这次的：朝鲜《贫穷着》且又《强大着》。
之前己有博文讲过：《邓小平瞎折腾下马了多少项目呢》《邓小平瞎折腾下马了多少项目二 》《事实证明了改革就是一个瞎折腾》《走资派邓小平为什么如此恨文革 》《走资派邓小平两个新的《凡是》》等等许多博文。
走资派邓小平将《洲际弹道导弹》瞎折腾下马了44年。
近期走资派习近平特色政府在搞什么《东厂西移》。这不又是一件被走资派邓小平将《大三线小三线》瞎折腾下马了。这里讲《瞎折腾》是往轻的说。其实就是搞破坏，出卖中国，将公有制私有化，将公有财富让给他们自己的亲朋好友，名曰：让少数人先富。
更想说的是：走资派习近平的许多屁话是互相矛盾的、不成立的。比如《前后互不否定》，《邓思想为指导思想》。《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似乎是说走资派习近平时代《强起来》了。事实上《强》和《贫》或《富》不能划等号的。
朝鲜的领导人看似年轻，但用台湾新闻大白活中的一个评论员的话说：别再取笑这个“小胖子“了，人家可是受过西方正规教育过的。当然还讲了他这些年来以至今时今刻决策的几件大事，有谁不服气？有谁能做？有谁敢做？而且都和自己国家利益为重的。习近平行吗？
这句话的深层含义是什么？学历高。当然习近平学历不高。但又要说，中国走资派放出去留学的多少？千千万万个高学历的。有一个是为《中国国家利益》而学成归国效力的吗？
转载《媒体简报》
美国国务院
发言人办公室
2024年10月31日
以下联合声明由美利坚合众国、日本和大韩民国政府发布。
[全文开始]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日本外相岩屋毅和韩国外长赵兑烈今天通电话，强烈谴责《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于10月31日（当地时间）发射洲际弹道导弹。》朝鲜进行的这次发射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决议。我们强烈敦促朝鲜立即停止威胁朝鲜半岛及周边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一系列挑衅和破坏稳定的行动。
我们注意到，此次发射是在朝鲜宣布修改宪法并将韩国定义为敌对国家之后进行的。美国和日本重申支持一个自由与和平统一的朝鲜半岛。我们再次敦促朝鲜立即恢复对话。只有通过对话才能实现朝鲜半岛的持久和平。
韩国、美国和日本将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实现朝鲜半岛完全去核化的目标密切合作。我们还致力于与国际社会密切合作，加强共同努力，阻止朝鲜利用非法收入推进其非法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我们对朝鲜决定将本应用于朝鲜人民的稀缺资源转用于这些非法武器计划表示谴责。朝鲜利用非法活动获得的额外收入来推进其弹道导弹计划，并继续违反多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向俄罗斯转让弹道导弹和其他武器。
韩国、美国和日本最强烈地谴责朝鲜和俄罗斯深化军事合作，包括通过非法途径向俄罗斯转让武器以及最近向俄罗斯部署朝鲜军队。
美国重申，美国对韩国和日本国防的承诺坚如磐石，并以包括核能力在内的全方位能力为后盾。此外，三国将继续加强三边安全合作，以更有效地遏制及应对朝鲜不断推进的核威胁和弹道导弹威胁。
[全文完]
邓小平瞎折腾下马了多少项目呢
美国培训所有中国经济砖家叫授
邓小平瞎折腾下马了多少项目二
事实证明了改革就是一个瞎折腾
走资派邓小平为什么如此恨文革
走资派邓小平两个新的《凡是》
历史在不断地证明毛泽东的正确
中国经济腾飞基础是毛泽东打下
这里说的《共产党》是指：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工厂》是指：毛泽东时代的《国营工厂》即《文革时期在光华木材厂的工作经历》。阳和平是第一代美裔中国人寒春、阳早的儿子，又是长子。
阳和平教授1969-1974年在北京光华木材厂当了五年工人，1974年赴美之后先后在十余家工厂打工，又当了十余年工人。阳和平在国营工厂养成的工作习惯带到了美国，结果被他的美国同事们讥讽为“傻瓜型工人”：一不会偷懒，二不会应付工头，经过多次找工作和失业的经历，他才逐步学会如何系统地“偷懒”，成为一个精明的美国工人。
毛泽东时代文革中当工人：我们工厂是整个国家的一部分，自己干活也不是为了某个人，经济发展过程和结果不是哪个人自己的东西，而是与全国人民的利益紧密相关。
《一个美裔中国人在国营工厂经历》
阳和平《文革时期在光华木材厂的工作经历》（一）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主流舆论一直宣称毛时代的国企“大锅饭养懒汉”、工人“干多干少一个样”。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则大力鼓吹产权明晰、监督机制和物质激励，认为毛时代的国企就是因为缺少这三者，所以工人会偷懒、企业效率会低下。那实际是否如此呢?本文是一个具体的个案，帮助人们理解工人在什么情况下才会想到要偷懒，以及偷懒的目的和实际需要又是怎样形成的。
阳和平教授1969-1974年在北京光华木材厂当了五年工人，1974年赴美之后先后在十余家工厂打工，又当了十余年工人。阳和平在国营工厂养成的工作习惯带到了美国，结果被他的美国同事们讥讽为“傻瓜型工人”：一不会偷懒，二不会应付工头，经过多次找工作和失业的经历，他才逐步学会如何系统地“偷懒”，成为一个精明的美国工人。美国人权运动的沉寂和中国改革舆论的刺激，使得阳有了强烈的学习经济学的愿望，此后拿到博士学位在大学任教。本文由访谈者老田综合了阳在武汉的一次谈话，后来又到北京进行追加访问形成。
68年工宣队和军宣队进学校来了，有个老工人专门找我谈话，要我别参加那些派性斗争。年底就开始上山下乡了，少数人开后门参军走了，多数学生一批批动员下乡，我也算是68届初中毕业生，同学们多数报名去山西、内蒙，还有好多人去了陕西黄陵县，但校领导不让我下乡。那时也没有觉得乡下很苦什么的，草滩农场也是农村当然比一般农村好些，都还是能够适应，也没有想到前途怎么样，反正觉得同学们都去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也很想去就是了。
有些官员自己喜欢搞特殊，也以己度人，认为别人也要搞特殊，硬是不让我下乡。学校不让，我就去找区革委会，结果还是不批准下乡，一直找到市革委会外事组还是不批。看来这种“以己度人”是很普遍的，右派以己度人说周总理媚上，说毛主席权力欲，都是这么“度”出来的。后来我的弟妹都让下乡了，去了安徽的茶场，这跟我的长期抗争有一定关系，算是对他们政策开放一点。
最后把我分到光华木材厂，厂子在广渠门外，是五十年代初期建起来的中央级企业，有3000多人，68年春节过后去上班。这个厂里造反派头头刘锡昌是九大中央委员，其实真正起作用的造反派领导人，是几个知识分子，谢富治希望选拔出身好的老工人进去中委，这样就选中了他。我去厂里的时候，刘已经不在那里了，四人帮倒台之后他也跟着倒了，1983年整党，要求党员重新登记他没有去登记，听说他对人讲自己一生只入一次党，还是有点骨气的人。
那个时候有很多形式主义的东西，例如把街道的名字改成革命化的，例如反帝大道反修大道等，厂里搞了一段“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这大概是69年七八月份的样子，天气还不太冷。有些人就是喜欢用非常革命的口号和形式，把自己包装起来，显示自己如何革命，希图捞点政治资本。跳“忠字舞”的时候，大伙儿都应付，但是有些“假积极”非要搞，很多人都不满意，但是都不敢公开挑战。这样的人到处都有，我记得初中时有个广播员说错一句话，就被这种人抓住不放，做完自我批评还不行，还非要开大会批判，硬说她是故意那么讲的。而早请示晚汇报那些东西，因为表面上很忠、很革命，也没有人敢于正面对抗和反对，但私下里都觉得他们无聊，认为这些人是转移斗争大方向。还有段时间比像章大小，前门大栅栏一带甚至还有像章交易市场所，一些人把铝合金都拿去造像章，造飞机都没有原料了，毛主席只好自己出来讲话说“还我飞机”。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些“假积极”看到没有什么政治油水可捞，自己也不积极了，“早请示”搞了个把月的样子就停下来了。
斗争方法和内容本身就是阶级斗争规律的反映，那些人目的，一是用这个为自己捞政治资本，二是用这种方式去打击别人。工厂里那些真正有历史问题的人，反而是老老实实、好好干活，木材厂有个过去国民党的兵，每次运动中间都挨斗，干部特别喜欢打死老虎，其实就是转移运动大方向，当权派尽会干这个，是非常卑鄙的计谋，目的就是找替罪羊，把自己保护起来，这种搞阶级斗争的方法也反映阶级斗争的内在逻辑。
除了那些短时间的形式化的东西之外，当时工厂里头学习很多，学习社论、政策和文件，还有参加四届人大的宪法讨论，讨论四五计划等等，这些我都经历过。一般情况下，白班是下班后学习，晚班是班前学习，多由工段、班组组织进行。我在那里赶上讨论宪法和四五计划，讨论的时候，先是传达五年计划国家发展的大方向是什么样子，然后就集中讨论时候，大家想着怎么样发挥工厂的潜力，配合总的发展计划，讨论中时形成一个明确的感受：我们工厂是整个国家的一部分，自己干活也不是为了某个人，经济发展过程和结果不是哪个人自己的东西，而是与全国人民的利益紧密相关；在讨论了国家大的发展方向时，也联系自己的工厂，还有自己的努力方向，国家哪些方面需要发展，工厂生产上有哪些缺环，工人为此提出好多技术革新建议。那时没有多少贫富差距，国家发展了，理所当然会有你一份，讨论之后都觉得发展前景跟你有关系。
我最开始是在八车间，生产贴面板，有了贴面板，就可以把碎木头粘在一块，然后表面贴上整块的贴面板，看起来好看。贴面板是由好几层牛皮纸侵胶后垒成模板，送进热压机里头，控制压力，蒸汽控制温度，压多长时间，也得熟悉机器的特点，掌握机器的脾气，大概学几个月就可以了，不像车工始终有个熟练程度问题。压一次几十分钟，然后换一次，一个班要换个七八次的样子。换完板子之后，就到休息室里休息，有聊天的，也有扯开嗓子唱红灯记类的样板戏的，我挺怀念那个时候。
当时学习抓得很紧，每天都有，班前要学习一两个小时，家里有老婆孩子的工人就觉得是个负担，希望快点回家。八车间这时整改作玻璃钢，是一个军工产品，我和表姐两个外国人和另外一个华侨调出去了，1970年把我调去五车间。到了五车间之后，领导告诉我说：你可以不参加学习;我说我要参加，他很强硬地说：你可以不参加。这简直气死我了，实际上他们是不想让外国人参加学习中央文件。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毛主席说不要上陈伯达一类骗子的当，提倡读马列原著，指定了六本书，还是不让我参加，我就自己去买来自己啃，最近我还找到当年买的《反杜林论》，书页里的道道都还是那时划的。当然还买了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还有《资本论》，第一卷没怎么看完，这次的学习跟初中时学习“一分为二”和批判“合二为一”联系在一起了。因为干部硬是不让我参加学，我就非要跟他较劲，自己努力学。当时学的东西，印象真深，回到美国之后，这个“马列”的“流毒”硬是肃不清，资本主义的一套逻辑就是没有说服力。但人跟人不一样，我表姐卡玛也学了，她回美国后的思想变化就很彻底。
普通工人不仅学这些原著，还要学文件，下来的时候有时说今天学了什么什么文件，但是不能告诉你。许多工人学习实际上不积极，组织学习又必须参加，有点无奈，也有的有怨言，说“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很多人都是希望一下班就回家去，就是因为不愿意学习和参加会议，结果在不知不觉中间丧失了主人翁地位，变成了今天的雇佣工人。早先自己不学习提高，最后就不得不想着怎么再一次去求解放了。
工厂管理中间，鞍钢宪法当时讲的很多，我看还是有不完善之处，要不然就不需要文化大革命了。改变所有制内容还不够，还有人与人关系的内容，特别是干部和群众的关系，这光靠鞍钢宪法还不行，领导层是怎么来的，群众组织是个什么地位，大字报的作用和地位怎么样，这些在鞍钢宪法中间都没有得到解决。文革期间参加革委会“三结合”的干部，需要有群众推荐，经过群众审查同意，群众可以通过大字报或者辩论方式批评干部，这都是鞍钢宪法所没有的新内容。
我在中国当工人的五年里，认识的工人中间，痛恨文革的不多，而认为只有像文革那样的群众运动才能对付官僚腐败的却不少。文革期间，要是领导人不得人心，根本就管不住人，工厂里当干部的搞腐败可不容易，一旦被群众发现了，一张大字报贴出来，这官就不好做了。中国历史上也有数不清的“下”犯“上”的农民暴动，但是只有文革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基本上是以非暴力的形式进行的大规模的“下”犯“上”的(也实质上是民主的)搏斗，就其本质来讲是一场提倡同以往统治阶级以武治人的做法相反的一场以理服人的“文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文革的特点，这样才能更好地落实工人民主参加管理和监督企业领导的权利。当时我们工人都有铁饭碗，不怕干部，所以敢提意见、写大字报，虽然当时干部缺少挟制工人的手段，但工人干起活来很少有偷懒的，生产年年超额完成计划。
苏联的“一长制”还是列宁提出来的，当时因为要从无政府主义状态中间奋斗出来，而鞍钢宪法与“一长制”和马钢宪法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拉近了干部与群众的距离。在光华木材厂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按照鞍钢宪法办的，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在美国工厂里，工人看到老板来了精神很紧张，但光华不一样，干部来了工人该干吗还干吗，聊天的继续聊天，看报的继续看报，甚至还反过来说干部：哎呀，好久都没有看见你了，言下之意是你有点脱离群众，干部反而要反过来作解释，说是什么原因才这些时没有下车间来，就跟作检讨似的。工人那时候不怕干部，倒是干部有点怕工人，怕工人贴大字报。工人不怕干部，这才是真正的民主。美国当工人就完全不一样了，工头来了你必须表现积极干活的，你不干活就要走人，管理人员完全掌握着你的工作机会，那是非常大的权力。
当时工厂里头的问题，往往还等不到大字报出来，平时在会上就提出来了，迅速就解决了。提什么意见的都有，但人身攻击的少，大多数人还是通情达理的。有个特别能说会道的同事，俏皮话特别多，一串一串的顺口溜，跟他聊天，一天的工作都很愉快。还有一个同事外号“大石头”，他是一个对什么都要发表意见的人，脑子里尽是点子，厂里和车间的领导特别烦他，领导安排生产他老是有不同意见;工作之余还组织球队比赛，真是个不折不扣的活动家。他有次提出在热压机那里搞个升降机，以减轻体力劳动强度，过去车间主任也干过这活儿的，认为没有什么大不了，不太热心，因为大石头老是提，后来职工开会时讨论通过了他的建议，这样就得按照他的意愿搞。当时工人地位高，有发言权，干部姿态低，脱离群众、没有与群众打成一片就算是犯错误了，工厂内部干部与工人距离很近，虽然不是刻意要求按照什么规定执行，但实行的就是鞍钢宪法规定的那些东西。有了工人合理化建议，生产环节整改之后就更合理了，工人确实感到是企业的主人，不需要另外制订一套制度，自上而下去把工人都捆死。
那时也有工人抱怨说，工资老是不涨，再就是对干部作风有些意见，偶尔对某个领导说点牢骚和怨言，虽然有这些意见，但都没有对工作态度造成太大影响，你观察他干活都还是很负责的。毕竟在工厂工作，投机偷懒的机会太多了，但没有多少人用这些机会，跟后来美国的工人一对比，就觉得光华那些工人都属于“傻瓜”型的，很少利用机会偷懒。当时我感到最不合理的是倒班，白班晚班每个星期换一次，好不容易适应过来，就又换过去了。不过，要是一个月倒一次的话，习惯就更巩固了，更难倒过来，只有一个车间组织了一帮人专门上夜班，是固定的。大的制度变革，那时候要经过大辩论，很多工人也是习惯成自然，我发出倡议希望改革这个倒班制度，但没有多少人响应。除了旧的习惯势力确实比较厉害之外，从上往下看，确实需要一个按时的规定，判断哪些合理、哪些不合理可能有些不同，这体现了个人与全局的差别。
邓小平上台要搞资本主义，寒春非常不爽，基本就回美国了。
阳和平：长在红旗下的美国人
作者：驻京记者 彭丹
眼前这位外国人说着一口标准的京腔，偶尔讲至兴起，会朝你一笑，眼镜滑落到鼻尖上，露出那双深色的眼睛。
现年66岁的阳和平是国际友人阳早、寒春的长子，生在北京，长在西安。上世纪40年代，阳早、寒春先后从美国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两人在中国牵手生活、工作60余年，一心钻研农牧技术改良、农业机具革新等，为中国的农业机械改良和奶牛饲养机械化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受到了包括周恩来总理在内的多位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被称为“白求恩式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父母的红色经历既建构了阳和平的独特身份，也影响了他的精神信仰，父母的人生观甚至潜移默化在了阳和平乃至其后辈的脑海里。作为“长在红旗下的美国人”，阳和平对新中国的历史如数家珍。20岁出头时，“回”到“祖国”美国，在文化和思想的冲撞中徘徊，逐步坚定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多次在太平洋两岸来回折返，最终决定定居在中国。
“没有中国革命就没有我”
在沙河的小王庄农场，望着父母留下的堆积如山的笔记与图纸，阳和平觉得有点力不从心：“我想把它们一一归类扫描，但实在太多了，有点无从下手。”
阳早和寒春自从上世纪40年代来到中国，便为中国养了一辈子牛——近200本笔记记录了他们的工作和心路历程，有的记载牛场中每头牛的模样、胎次、谱系等；有的记录他们使用过的每一批次用的橡胶乳杯配方、工艺和使用寿命，尤其是科学家出身的寒春，总是笑称自己记性不好，到哪儿都揣着笔记本，最后留下了好几大箱子密密麻麻的笔记。
对阳和平来说，这些笔记和图纸很宝贵，有好多他后悔没问清父母的问题或许就藏在里面——“尤其是我没有我爸的好记性，又不像我妈那样爱记笔记，他们俩的好多故事我都记不住咯。有好多东西都是失去了才知道宝贵。”
阳和平说他的记忆都是农场串联起来的，因为父母一直在农场里工作。“他俩都不过是朴朴素素的普通人，谈不上多伟大。”
或许是从没觉得父母特殊，直到上世纪70年代跟着父亲到美国各地演讲，听父亲讲在中国养牛的经历，阳和平才大致了解了他们的经历，但还有许多细节像散佚的文章，他再也打捞不起来了。
上世纪40年代，受《红星照耀中国》等红色书籍的影响，满怀着好奇心的阳早、寒春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并在延安的窑洞里结了婚，边区领导人林伯渠为两人写了一幅“万里良缘、圣地花烛”的题字。
婚后两人先是被派到瓦窑堡试制农机具，之后在陕西与内蒙古交界处的三边牧场，西安的草滩牧场，北京的红星公社、小王庄农场等地工作了大半辈子，见证并参与了新中国的独立与腾飞。
来中国前，寒春本是芝加哥物理大学的研究生，师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 i），与杨振宁等人是同窗，参与了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美国向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后，又得知自己的奖学金来自美国军方，寒春觉得自己献身纯科学的愿望彻底破碎，这才奔赴中国寻找新的人生道路。
1952年，还在三边牧场工作的寒春辗转来到北京待产，被宋庆龄邀请参加正在召开的亚太和平会议，得知寒春肚子里的孩子还没名字，宋庆龄便给孩子取名叫“和平”。
出生40天左右，寒春带着阳和平暂时到了西安，后来又到了草滩农场工作，那也是阳和平开始记事的地方。他记得在农场的广阔天地里，自己跟小伙伴们养兔子、养鸽子、“抓特务”，学电影《地道战》在家里的自留地里打洞，虽然皮过分了会挨父亲的揍，但“打过还是照样皮”。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后期，一个劲儿要去东北建设兵团的弟弟阳建平被分配到安徽宣城，阳和平则被分配到北京光华木材厂的第八区间操作制造塑料贴面板的热压机，因为动手能力强，几个月后就能独立操作了。
这一家子外国人以亲历者的身份融入到了新中国的历史中。有一回，有人问阳和平：“您的母亲放弃在美国做科学家，来到中国养牛，会不会感觉有些可惜？”
“可惜什么？！”阳和平带点“狡黠”地笑道，“没有中国革命就没我了。”
在中美之间折返
阳和平小时候，来陕西的外国人少，“自己照镜子从不感到奇怪”的他也会对外国人好奇。
虽然肤色不同，阳和平跟农场里的孩子极为要好，从没感到隔阂，但中美关系的曲折也给阳和平的身份认同涂抹了一丝尴尬。
后来，阳和平成为北京光华木材厂的一名工人。在工厂，阳和平也曾有过他最害怕的隔阂感，“好在工人们无所顾忌，我跟他们在一起特别舒服、自在，不用提心吊胆，也不用虚头巴脑。”阳和平说道。
在家里，阳早、寒春一直有收听国外广播的习惯，没事就会讨论一些国际时事，他们在小王庄农场的家里也一直挂着一幅英文的世界地图。1956年埃及宣布从英法两国手中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激动的阳早、寒春便给当年出生的女儿取名叫“及平”；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寒春直言佩服能顶住美方压力的卡斯特罗。
那会儿阳和平已读初中，也渐渐有了自己的想法。除了听父母谈论政治，急切想要表达的他会在家庭会议上跟父母辩论各种问题，吵得“面红耳赤”。
1968年，美国黑人运动（后来也称人权运动）如火如荼，阳和平急着问收听国外广播的父母：“他们在讲什么呀，讲什么呀？”父母笑着说：“那你自己去学英语呀。”
其实英语他也学过。1962年寒春的母亲来西安看望寒春一家，作为一个资深的教育家，阳和平的姥姥想尽各种办法，教了阳和平近一年的英语，但压根没心思学的阳和平几乎一个单词也没记住——姥姥只得摇头：“从没见过你这么顽固的孩子。”
到自己下决心学英语的时候，阳和平先是听“英语900句”、慢速的英语广播，在工厂看简单的英语文学作品，就连回家蹬自行车的时候也在用英语数数。
那个时候，阳和平的表姐卡玛经常给阳和平写信，正如阳早之前给寒春描述1940年代的中国一样，卡玛笔下的美国也让阳和平好奇不已。
1974年，在香港办好了护照的阳和平去了美国。此后的30年间，他在美国当过工人、读了博士、还娶妻生女，但一直在中美之间来回折返，一如他摇摆不定的归属感。
刚到美国的时候，阳和平很想快点融入美国社会，看到人家的穿着打扮，他也买来那种“花花裤子”穿，但这种过犹不及的模仿反而“让人觉得有点怪”。
他也分享不了周围人的文化记忆。阳和平听不懂美国人说的笑话，不懂他们口中的米老鼠唐老鸭，美国人也听不懂他口中的孙悟空；在猫王和鲍勃·迪伦流行的年代里，他却觉得那种吱哇作响的摇滚乐像“拿指甲刮黑板的声音，是一种折磨”。
在美国，阳和平不仅思念着父母，也思念在光华木材厂一起工作的工人。他先后在农场、修理厂、汽车厂工作，从来只知道“铁饭碗”的他第一次被人解雇时，觉得“天都塌了”，后来失业多了就“变油了”：“失业嘛就是逼你放假罢了。”
工作得多了，阳和平发现美国的劳资关系是“相互敌对”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就跟“猫和老鼠”一样：一个挥着胡萝卜和大棒刺激人劳动，一个想方设法偷懒作秀——“你有政策，我有对策”。此时的他分外怀念在中国当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和集体荣誉感：“真正的工人，他们对自己的劳动是有成就感的，有一种对自己创造出来东西的感情。”
为寄托对中国“故乡”的思念，阳和平特地买了一台收音机，就为了在晚上最安静时，隐隐约约听一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播报时间”。
1977年，阳和平回了趟中国，还特意到光华木材厂给工友们讲自己的经历，既讲了美国发达的农业机械、高速公路等等，也讲了工人如何得看老板脸色、劳动时装模作样、磨洋工等等，全然没有社会主义体制下工人的勤劳。
遗憾的是，他的工友们完全体会不到阳和平对失业的担忧、焦虑，也无法想象90%以上的劳动力都不从事农业的社会是个什么样子。
对于美国发达的农业、各种新兴科技和包容多元的社会，阳和平也很欣赏。但几乎每次在中国呆的时间一长，再回到美国的时候，一种“局外人”的感觉仍油然而生。看着美国街头熙熙攘攘的行人，“那感觉就像看电影一样，我不过是个荧幕外的观众而已”。
中国人常说“落叶归根”，这“根”或许不取决于种族肤色，而取决于润物无声的文化和从小生长的土地。
走出信仰的危机
1978年，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阳早和寒春也早已调到北京工作。虽然年华渐暮，他们仍坚持在劳动一线工作，一心一意琢磨怎么养好奶牛。
在小王庄农场工作时，阳早和寒春每天早上都要去牛场巡视。就连在病重卧床的前一年，阳早每天早上还要到牛场转悠一圈，看看牛的情况和牛奶产量，一个多小时后才回到家里吃早饭。
小王庄牛场的兽医金庆怀则记得，寒春80多岁了还常常下地干活。 “老寒早上起来就去地里拔草——有一种麻，掺在饲料里牛就不爱吃，她就去拔草，经常一上午累得脸都通红。”
在大洋的另一端，阳和平经历了一场思想上的挣扎。他从小在马克思主义的熏陶下长大，也读了好几本马列主义的原著，20岁出头的时候，自信满满的他跑到美国，却一下子被“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冲击得晕头转向”，阳和平一度“陷入信仰危机的深渊，处于极度痛苦之中”。
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和西方主流价值观在他的脑子里打架，回到中国后他跟父母争论各种问题，被阳早调侃为“小资产阶级革命者”。
阳和平记得，父母从来都不会把道理强加给自己，而是任由自己往真理深处挖掘。跟自己的科学家母亲一样，阳和平身上有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倔劲儿。
1981年阳和平开始勤工俭学，到美国大学里念起了经济学。在申请理由一栏上，他填的是“懂得计划经济是怎么一回事”。1987年毕业后他在中国呆了一段时间，觉得还是有很多东西不能解释，于是又回到美国，一边攻读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博士，一边观察和思考社会的现实。
1997年，阳和平的博士毕业论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研究》通过了答辩，或许是借助资本主义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的反观，阳和平最终回归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真正透过现象看到了本质”，在观念上他也跟父母靠得更近了。
2007年，阳和平越来越感到在美国不过是“混日子”，没有能沟通思想的人，再加之父亲阳早2003年过世后，母亲寒春的身体也每况愈下，他便回到了中国定居。
“我花了十多年的时间要搞清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经济谜题，研究这一问题的最好地点还是在这儿。”阳和平用拳头敲了下桌子，“所以我去上大学就为搞懂这个，回来还为这个！”
来中国这么多年，很多人都问他为什么不买辆车，可他觉得那没有必要，因为在北京地铁、出租车都很方便。“有些人看到别人有车也要跑去买，纯粹为了攀比的人真没意思。”
2003年和2010年，阳早和寒春先后因病在北京去世。他们的子女把两人的骨灰撒在了陕北和内蒙古交界处鄂托克前旗的广袤草原上——那里的三边牧场曾是两人为中国农牧事业奋斗的第一片热土。
阳早、寒春虽然逝去，但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已渗入到后辈们的脑海里，孕育着他们的精神河床。阳和平记得，自己在美国的信用卡公司工作期间十分无聊，因为感觉不到任何社会价值，只是为了牟利“制造一大堆卡片垃圾”。因为两位老人，他的外甥女甚至也懂得了要去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事业，而不是光为了钱奋斗。
“真正想获得解放，就要懂得自己想干什么。现在很多人都被世俗的成功标准所裹挟，加入到炫耀、攀比的行列中，甚至都不懂得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这样的人其实内心是不自由的、空虚的。”阳和平说道。
他认为自己的父母从不追求当“人上人”，也不活在别人的目光里。或许在有些人看来他们的行为难以理解，但他们却能借养牛这一兴趣践行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把自己的爱好和人民的需要融为一体，因而是最幸福的人。我敬佩他们的一生”。
寒春：「我随时都能够开枪打死扑进来的盗贼！」
《哈里斯：我有枪，擅闯我家者小心挨枪子儿》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告诉美国知名电视制作人奥普拉·温弗瑞，擅自闯入她屋子里的人「会被枪击」。两人在谈到枪支法时，本身拥有枪的哈里斯在现场观众面前不经意地说：「如果有人闯进我的家中，他们会被开枪。」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拥有枪。
诺贝尔和平奖其中有一条：即「她采取积极的、非暴力的方法，缓和冲突及建制上的不公义」。
寒春在电子邮件反驳:「我不会接受提名。因为最鼓吹暴力的是美国和以色列，他们使用国家「恐怖主义」手段，打击那些只剩下以自己的生命杀出血路的人。所有解放战争都一定要武力对付攻击他们的人。当年在陕西北部，那帮盗贼快要杀进来的时候，他们(共产党同志)也不给我一把手枪，因为他们说我连一只兔子都下不了手！其实，我随时都能够开枪打死扑进来的盗贼！ 」
寒春：「因为最鼓吹暴力的是美国和以色列，他们使用国家「恐怖主义」手段，打击那些只剩下以自己的生命杀出血路的人。 “
寒春：「所有解放战争一定要武力对付攻击他们的人。」
寒春：「当年在陕西北部，那帮盗贼快要杀进来的时候，他们(共产党同志)也不给我一把手枪，因为他们说我连一只兔子都下不了手！其实，我随时都能够开枪打死扑进来的盗贼！
对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寒春（Joan Hinton）一口拒绝参加《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计划，因为她对其中一项的评选准则不以为然，即“她采取积极的、非暴力的方法，缓和冲突及建制上的不公义」。寒春在电子邮件反驳:「我不会接受提名。因为最鼓吹暴力的是美国和以色列，他们使用国家「恐怖主义」手段，打击那些只剩下以自己的生命杀出血路的人。所有解放战争都一定要武力对付攻击他们的人。当年在陕西北部，那帮盗贼快要杀进来的时候，他们(共产党同志)也不给我一把手枪，因为他们说我连一只兔子都下不了手！其实，我随时都能够开枪打死扑进来的盗贼！ 」
寒春直截了当说「不」，并没有浇熄我们的热情，却勾起我们去采访她的兴趣。估计她既然赞成以暴易暴，性情可能挺刚烈、凶悍的，殊不知她是那么温和、风趣。笑谈之下，寒春打开那记忆的宝藏，哗啦道来研究科学、参与革命的经验。后来，她娇捷地带领我们参观她心爱的黑白花奶牛，还有细心讲解农场上她精心研制的设施配套。
一个《沉戈的诗》：《起来》
《起来》
作者：沉戈
不要躲进自我
关门反省
我们是无罪的
也不要隐居深山
与古寺为伴
人心不是石头
我们要到广场上去
去流一些血
让被压迫者
发出愤怒的吼声
让我们像人一样
活着
或死去
让我们滚烫的血
染红黎明的朝霞
而不是染红权势者
贪婪的嘴
我们
牛马般被奴役
猴子般被戏弄
我们
被迫着
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
我们要到战场上去
去流一些血
让我们鲜红的血
染红硝烟卷裹的
旗帜
《改革党》走资派为什么不让提《阶级》和《阶级斗争》？就是因为《改革党》走资派是统治阶级，是剥削阶级，是压迫阶级。 `
有个《黄右》也叫《反共的华人》。之所以称《黄右》，因为这个《黄右》在一篇博文《美国核物理学家共产主义革命者》的评论中说文中的几个美国人如寒春、斯诺、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优秀人物为《白左》。以示对等，简言之为《黄右》。那些网名不是真实姓名，一般都是不提的。算是开场言。
《白左》。《黄右》。不作比较。只陈迷事实。
《黄右》。一群《反共的华人》。尤其是台湾的，和大陆来的。台湾的一群《反共的华人》。大陆来的这群《反共的华人》，中间不少是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在大陆免费读完小学中学大学之后，有的是读完博士后，国家分配工作几年之后，借着公费公派出国留学，公派自费等出来后又移民定居国外，过上幸福的小家庭生活的。有些还得到外国反共基金会的资助的。这群人的信念就是读书也好工作也好都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让自己过上好日子。这并没有什么错。人各有志。然而，《反共的华人》要反共。反共也可以，也可以理解。但能否拿点事实来反共。说这几个美国人是《白左》？是“这两位是真正的白左，陷于荒谬而不自知。“？这两位是真正的白左，陷于荒谬而不自知吗？
一个《美国核物理学家共产主义革命者》自述：“回顾我所走过的路，从小学到研究所的生活，不能说不幸福。但相比站在人民之中，与大家一起改造整个社会，用双手建立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美好而富有的新国家，原来的那种幸福观是多么狭隘啊。有的人改造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但这种建筑在大多数人痛苦之上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它终究会被历史所消灭。”
对一个《美国核物理学家共产主义革命者》评价：“怀念阳早，怀念寒春，一对伟大而平凡的夫妇，一种理想主义的谢幕，他们为信仰而来，在平静中告别。“
“在我们告别寒春回家的路上，我脑子里仍旧不停地想起一些人和事，也想起许多像斯诺、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优秀人物，我认为只有他们才是美国人民真正的代表。我同时也想起在中国人民最困难的时候来帮助过我们的外国朋友，他们无疑都是各国人民优秀的代表，尽管他们在各自国家里是少数，但他们却代表着人类的良心，代表着世界发展的前进方向。他们才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中国人民是不会也不应该忘记他们的。同时我也相信，不管世界反动势力多么强大，多么凶恶，多么疯狂，人类的这种良知是不会泯灭的，世界还是要前进的！“===（当代散文作家、小说家魏巍如是评价）
一个《美国核物理学家共产主义革命者》个人简介：
寒春，1921年10月20日生于美国芝加哥，芝加哥大学核子物理研究所研究生，女核物理学家，是曼哈顿计划中少数的女科学家之一，在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武器试验室做费米的助手。二战美军为加快战争结束进程，拯救正处于被日本法西斯残酷血腥奴役的沦陷区和平居民，在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战后寒春思想产生巨大变化，她于1948年3月来到中国，投身中国革命。他们称自己是“解放全人类的世界公民”。
这个《美国核物理学家共产主义革命者》名字是：寒春（Joan Hinton，1921年10月20日—2010年6月8日），又名琼·辛顿，生于芝加哥，毕业于本宁顿学院、威斯康星大学、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美国核物理学家、共产主义革命者、国际主义战士，芝加哥大学核子物理研究所研究生，是曼哈顿计划中少数的女科学家之一，在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武器试验室做费米的助手。
这个《美国核物理学家共产主义革命者》名字叫：寒春在1948年来到中国延安，为中国农业机械化贡献力量，并与同为美国人的丈夫阳早在延安结婚。新中国成立后寒春并未参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计划。她长期居住在中国，是最早获得在华居住权（即中国绿卡）的外国人士。她和她的丈夫阳早、哥哥韩丁均被称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国际友人”。
这个《美国核物理学家共产主义革命者》生平：
早年经历：1921年10月20日，寒春出生于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她的父亲塞巴斯蒂安·欣顿（Sebastian Hinton）是律师（攀爬架（儿童游乐设施）的发明者）；她的母亲卡梅利塔·欣顿（Carmelita Hinton）是佛蒙特州一所独立的进步学校普特尼学校的教育家和创始人。 [1] [3]
教育经历：寒春毕业于帕特尼中学，她于本宁顿学院学习物理，获得自然科学学士学位，从本宁顿学院毕业。1944年获得了威斯康星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曾是芝加哥大学核子物理研究所研究生，是参与曼哈顿计划的少数女科学家之一。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做费米的助手。
投身中国革命：寒春的兄弟威廉·H·欣顿（William H. Hinton，1919—2004年）于1937年首次前往中国，战后返回中国。在经历了多年的障碍之后，他于1966年出版的《反身：中国乡村的革命纪录片》一书描述了他对西北占领区的土地改革的观察。
1948年3月，寒春前往上海，在宋庆龄的帮助下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
1949年，寒春搬到延安，在那里与自1946年以来一直在中国工作的阳早结婚，经宋庆龄安排到在延安从事农牧业技术工作，奶牛饲养和农具革新等。
今夭，再讲讲《一个加拿大共产党员参加八路军》的故事。
白求恩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列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世界革命才能胜利。白求恩同志是实践了这一条列宁主义路线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员也要实践这一条路线。
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凡亲身受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毛泽东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白求恩给毛泽东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白求恩一封信，还不知他收到没有。对于白求恩的死，毛泽东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白求恩，可见白求恩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白求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
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1890年3月4日，亨利·诺尔曼·白求恩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北部的格雷文赫斯特小城一个牧师家庭。1916年，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获学士学位。1922年，被录取为英国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1923年，白求恩通过了非常严格的考试，成为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的临床研究生。1928年初，病愈后的白求恩回到加拿大蒙特利尔，成为麦吉尔大学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加拿大胸外科开拓者爱德华-阿奇博尔德医生的第一助手 ，期间他发明和改进了12种医疗手术器械，还发表了14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1933年，被聘为加拿大联邦和地方政府卫生部门的顾问。1935年，被选为美国胸外科学会会员、理事。
1935年11月，加入加拿大共产党。1936年冬，志愿去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斗争。1937年12月，前往纽约向国际援华委员会报名，并主动请求组建一个医疗队到中国北部和游击队一同工作。1938年1月2日，他带着足够装备几个医疗队的药品和器材，从温哥华乘海轮前往香港。
1938年3月31日，率领一个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来到中国延安。毛泽东亲切接见了白求恩一行。7月初，回到冀西山地参加军区卫生机关的组织领导工作。创办卫生学校，培养了大批医务干部；编写了多种战地医疗教材。
1938年8月，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 。
1938年11月至1939年2月，率医疗队到山西雁北和冀中前线进行战地救治，4个月里，行程750千米，做手术300余次，建立手术室和包扎所13处，救治大批伤员。
1938年6月，白求恩在山西五台县松岩口军区后方医院讲授输血技术。“输血”在当时是一个比较新鲜的技术，中国在大城市只有少数几家医院才能开展。在野战医疗条件下输血，是人们连想也不敢想的事情。白求恩首先详细讲述了采血操作、标准血型制作、血型鉴定、配血试验、储存、运输、保管等基本知识，接着推来一名胸部外伤的患者，34岁的卫生部部长叶青山第一个献了血。
1939年夏，白求恩在晋察冀卫生学校学习，讲授《野战外科示范课》。刚一上课，白求恩先对护士赵冲说，把“卢沟桥”打开。“卢沟桥”是白求恩为野战手术而设计的一种桥型木架，搭在马背上，一头装药品，一头装器械。护士把“卢沟桥”搬下来，拿出东西，不一会，手术台、换药台、器械筒、药瓶车、洗手盆等一一就绪，医生、护士、司药、担架员、记录员各就各位，简易手术室就布置好了。下一步是示范伤员进入手术的过程，伤员从门外抬入、搬动、解绷带、检查伤情、换药、包扎或手术都井然有序。第三步是手术室的撤收，全部用品有条不紊地归位，最后把“卢沟桥”驮到马背上。 白求恩大夫说，当一名好医生不仅要技术好，还要时刻准备上前线。
1939年7月间，连续十几天的特大暴雨使唐河水位猛增，泛滥成灾的洪水威胁着河北完县神北村。
1924年，白求恩身患肺结核，仍然顽强拼搏，发明了“人工气胸疗法”，并在自己的身上实验大获成功。其独创的胸外科医术在医学界享有盛名。
1931年夏，白求恩和美国费城皮林父子公司签署了特许专利协议，后者负责全权制造和销售由白求恩发明、并以“白求恩器械”命名的外科手术器械——这类器械共有22种之多，这些器械在当时处于极为领先的地位。
1936年至1937年，白求恩到西班牙作为支持国际反法西斯志愿者投身西班牙内战。在此期间他创办了一个移动的伤员急救系统，成了日后被广泛采用的移动军事外科医院的雏形。为了输血以抢救失血过多的伤员，他发明了世界上第一种运输血液的方法，在医学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1937年，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白求恩率领一个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来到中国解放区，1938年4月经延安转赴晋察冀边区，在那里工作了近两年，他的牺牲精神、工作热忱、责任心均称模范，直至以身殉职。他的事迹受到中国人民的广泛赞扬。
1998年，白求恩被正式接纳入“加拿大医学名人纪念堂”；2004年，加拿大广播公司评选“最伟大的加拿大人”，白求恩被评选为第26位伟人。
据纪念馆的讲解员介绍，白求恩之所以赢得加拿大人的崇敬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钦佩他在征服“死亡”威胁过程中的坚强毅力；二是钦佩他处处为他人服务，为医疗社会化而不懈奋争的崇高精神。
2012年4月，加拿大驻华大使马大维高度评价白求恩：白求恩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是一位对中国人民和加拿大人民具有历史意义的人物。
寒春直截了当说「不」，并没有浇熄我们的热情，却勾起我们去采访她的兴趣。估计她既然赞成以暴易暴，性情可能挺刚烈、凶悍的，殊不知她是那么温和、风趣。笑谈之下，寒春打开那记忆的宝藏，娓娓道来研究科学、参加革命的经历。后来，她娇捷地领着我们参观她心爱的黑白花奶牛，还有细心讲解农场上她精心研制的设施配套。
寒春，1921年10月20日生于美国芝加哥，芝加哥大学核子物理研究所研究生，女核物理学家，是曼哈顿计划中少数的女科学家之一，在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武器试验室做费米的助手。二战美军为加快战争结束进程，拯救正处于被日本法西斯残酷血腥奴役的沦陷区和平居民，在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战后寒春思想产生巨大变化，她于1948年3月来到中国，投身中国革命。他们称自己是“解放全人类的世界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