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消灭日侵略者不许中途妥协

彻底消灭日侵略者不许中途妥协

 

 

 

1941年1月4日 抗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奉命北移。六日，行至泾县茂林地区，突遭蒋介石国民党军七个师八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抗日新四军被迫抗击，血战七昼夜，终因弹尽粮绝，除约两千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蒋介石国民党扣留，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被蒋介石国民党军枪杀遇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当场英勇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蒋介石国民党制造的屠杀抗日新四军的《皖南事变》。

蒋介石国民党军七个师八万余人的军队不去打日本侵略军，而是剿杀 抗日新四军。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国民党的这一反动暴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九四一年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发表谈话，揭露蒋介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战、实行反共的罪恶阴谋，提出取消一月十七日反动法令(指蒋介石一月十七日诬称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由军事法庭审判叶挺的反动法令)，惩办祸手等十二条解决办法。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新四军新的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并立即整编部队，将全军扩编为七个师，一个独立旅。第一师师长粟裕，政治委员刘炎；第二师师长张云逸(兼)，政治委员郑位三；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第四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彭雪枫；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李先念；第六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谭震林；第七师师长张鼎丞，政治委员曾希圣。全军约九万余人。积极参加抗日。

中国共产党抗日的《具体纲领》

毛泽东：我们的具体纲领

根据上述一般纲领，我们党在各个时期中还应当有具体的纲领。在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中，在几十年中，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是不变的。但是在这个大阶段的各个小的阶段中，情形是变化了和变化着的，我们的具体纲领便不能不有所改变，这是当然的事情。例如，在北伐战争时期，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并没有变化，但其具体纲领，三个时期中是有了变化的，这是因为我们的敌军和友军在三个时期中发生了变化的缘故。

目前中国人民是处在这样的情况中：（一）日本侵略者还未被打败；（二）中国人民迫切地需要团结起来，实现一个民主的改革，以便造成民族团结，迅速地动员和统一一切抗日力量，配合同盟国打败日本侵略者；（三）国民党政府分裂民族团结，阻碍这种民主的改革。在这些情况下，我们的具体纲领即中国人民的现时要求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要求是适当的，并且是最低限度的。

动员一切力量，配合同盟国，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并建立国际和平；要求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要求惩办那些分裂民族团结和反对人民的亲日分子、法西斯主义分子和失败主义分子，造成民族团结；要求惩办那些制造内战危机的反动分子，保障国内和平；要求惩办汉奸，讨伐降敌军官，惩办日本间谍；要求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反动的特务机关和特务活动，取消集中营；要求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的反动法令，使人民获得充分的自由权利；要求承认一切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要求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要求撤退一切包围和进攻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并将这些军队使用于抗日前线；要求承认中国解放区的一切抗日军队和民选政府；要求巩固和扩大解放区及其军队，收复一切失地；要求帮助沦陷区人民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要求允许中国人民自动武装起来，保乡卫国；要求从政治上军事上改造那些由国民党统帅部直接领导的经常打败仗、经常压迫人民和经常排斥异己的军队，惩办那些应对溃败负责的将领；要求改善兵役制度和改善官兵生活；要求优待抗日军人家属，使前线官兵安心作战；要求优待殉国战士的遗族，优待残废军人，帮助退伍军人解决生活和就业问题；要求发展军事工业，以利作战；要求将同盟国的武器和财政援助公平地分配给抗战各军；要求惩办贪官污吏，实现廉洁政治；要求改善中下级公务员的待遇；要求给予中国人民以民主的权利；要求取消压迫人民的保甲制度；要求救济难民和救济灾荒；要求设立大量的救济基金，在国土收复后，广泛地救济沦陷区的受难人民；要求取消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要求实行农村改革，减租减息，适当地保证佃权，对贫苦农民给予低利贷款，并使农民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农业生产；要求取缔官僚资本；要求废止现行的经济统制政策；要求制止无限制的通货膨胀和无限制的物价高涨；要求扶助民间工业，给予民间工业以借贷资本、购买原料和推销产品的便利；要求改善工人生活，救济失业工人，并使工人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工业生产；要求取消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要求保障教职员生活和学术自由；要求保护青年、妇女、儿童的利益，救济失学青年，并使青年、妇女组织起来，以平等地位参加有益于抗日战争和社会进步的各项工作，实现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使青年和儿童得到有益的学习；要求改善国内少数民族的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要求保护华侨利益，扶助回国的华侨；要求保护因被日本侵略者压迫而逃来中国的外国人民，并扶助其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要求改善中苏邦交，等等。而要做到这一切，最重要的是要求立即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一个包括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在内的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的临时的中央政府。没有这个前提条件，要想在全国范围内，就是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进行稍为认真的改革，是不可能的。

这些都是中国广大人民的呼声，也是各同盟国广大民主舆论界的呼声。

一个为各个抗日民主党派互相同意的最低限度的具体纲领，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准备以上述纲领为基础和他们进行协商。各党可以有不同的要求，但是各党之间应该协定一个共同的纲领。

这样的纲领，对于国民党统治区，暂时还是一个要求的纲领；对于沦陷区，除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一项外，是一个要等到收复后才能实施的纲领；对于解放区，则是一个早已实施并应当继续实施的纲领。

在上述中国人民的目前要求或具体纲领中，包含着许多战时和战后的重大问题，需要在下面加以说明。在说明这些问题时，我们将批评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的一些错误观点，同时也将回答其它人们的一些疑问。

第一 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不许中途妥协

开罗会议决定应使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这是正确的。但是，现在日本侵略者正在暗地里进行活动，企图获得妥协的和平；国民党政府中的亲日分子，经过南京傀儡政府，也正在和日本密使勾勾搭搭，并未遇到制止。因此，中途妥协的危险并未完全过去。开罗会议又决定将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这是很好的。但是根据国民党政府的现行政策，要想依靠它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人民应该怎么办呢？中国人民应该要求国民党政府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不许中途妥协。一切妥协的阴谋活动，必须立刻制止。中国人民应该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现在的消极的抗日政策，将其一切军事力量用于积极对日作战。中国人民应该扩大自己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它人民军队，并在一切敌人所到之处，广泛地自动地发展抗日武装，准备直接配合同盟国作战，收复一切失地，决不要单纯地依靠国民党。打败日本侵略者，是中国人民的神圣的权利。如果反动分子要想剥夺中国人民的这种神圣的权利，要想压制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要想破坏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那末，中国人民在向他们劝说无效之后，应该站在自卫立场上给以坚决的回击。因为中国反动分子的这种背叛民族利益的反动行为，完全是帮助日本侵略者的。

第二 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为着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主改革。而要这样做，不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是不可能的。

所谓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际上是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专政，它是中国民族团结的破坏者，是国民党战场抗日失败的负责者，是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碍物。从八年抗日战争的惨痛经验中，中国人民已经深刻地认识了它的罪恶，很自然地要求立即废止它。这个反人民的专政，又是内战的祸胎，如不立即废止，内战惨祸又将降临。

中国人民要求废止这个反人民专政的呼声是如此普遍而响亮了，使得国民党当局自己也不能不公开承认“提早结束训政”，可见这个所谓“训政”或“一党专政”的丧失人心，威信扫地，到了何种地步了。在中国，已经没有一个人还敢说“训政”或“一党专政”有什么好处，不应该废止或“结束”了，这是当前时局的一大变化。

应该“结束”是确定的了，毫无疑义的了。但是如何结束呢，可就意见分歧了。一个说：立即结束，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一个说：等一会再结束，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却不能还政于联合政府。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两种做法的表现：真做和假做。

第一种，真做。这就是立即宣布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16]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发布一个民主的施政纲领，如同我们在前面提出的那些中国人民的现时要求，以便恢复民族团结，打败日本侵略者。为着讨论这些事情，召集一个各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的圆桌会议，成立协议，动手去做。这是一个团结的方针，中国人民是坚决拥护这个方针的。

第二种，假做。不顾广大人民和一切民主党派的要求，一意孤行地召开一个由国民党反人民集团一手包办的所谓“国民大会”，在这个会上通过一个实际上维持独裁反对民主的所谓“宪法”，使那个仅仅由几十个国民党人私自委任的、完全没有民意基础的、强安在人民头上的、不合法的所谓国民政府，披上合法的外衣，装模作样地“还政于民”，实际上，依然是“还政”于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谁要不赞成，就说他是破坏“民主”，破坏“统一”，就有“理由”向他宣布讨伐令。这是一个分裂的方针，中国人民是坚决反对这个方针的。

我们的反人民的英雄们根据这种分裂方针所准备采取的步骤，有把他们自己推到绝路上去的危险。他们准备把一条绳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并且让它永远也解不开，这条绳索的名称就叫做“国民大会”。他们的原意是想把所谓“国民大会”当作法宝，祭起来，一则抵制联合政府，二则维持独裁统治，三则准备内战理由。可是，历史的逻辑将向他们所设想的反面走去，“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因为现在谁也明白，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人民没有自由，在日寇占领区域，人民不能参加选举，有了自由的中国解放区，国民党政府又不承认它，在这种情况下，哪里来的国民代表？哪里来的“国民大会”？现在叫着要开的，是那个还在内战时期，还在八年以前，由国民党独裁政府一手伪造的所谓国民大会。如果这个会开成了，势必闹到全国人民群起反对，请问我们的反人民的英雄们如何下台？归根结底，伪造国民大会如果开成了，不过将他们自己推到绝路上。

我们共产党人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个步骤，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总之，都是联合政府，团结一切愿意参加的阶级和政党的代表在一起，在一个民主的共同纲领之下，为现在的抗日和将来的建国而奋斗。

不管国民党人或任何其它党派、集团和个人如何设想，愿意或不愿意，自觉或不自觉，中国只能走这条路。这是一个历史法则，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趋势，任何力量，都是扭转不过来的。

在这个问题和其它任何有关民主改革的问题上，我们共产党人声明：不管国民党当局现在还是怎样坚持其错误政策和怎样借谈判为拖延时间、搪塞舆论的手段，只要他们一旦愿意放弃其错误的现行政策，同意民主改革，我们是愿意和他们恢复谈判的。但是谈判的基础必须放在抗日、团结和民主的总方针上，一切离开这个总方针的所谓办法、方案，或其它空话，不管它怎样说得好听，我们是不能赞成的。

[yongbing1993]

走资派禁忌词：阶级和阶级斗争






中国共产党是要消灭《资产阶级即贪得无厌的资本家和腐败贪污的官员》，沒有了《资产阶级》，也就没有了《阶级斗争》。人类没有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自然就没有了《阶级斗争》。但人类之间还会有矛盾，有矛盾就有斗争。这是个人之间的斗争，可以和平解决的小范围之间的争吵。

中国走资派是在制造《资产阶级即贪得无厌的资本家和腐败贪污的官员》。这一点四十多年来的社会实践被证明了的，人人皆知无可否认的。《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是中国走资派有意为之的。而且这《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这部分人，他们都是走资派右派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们，及其他们的亲朋好友们，以及他们的看家护卫吹鼓手们。《资产阶级即贪得无厌的资本家和腐败贪污的官员》产生的同时，应运而生的是中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这里的无产阶级与马克思时代有不同，如今的无产阶级就是底层的劳工阶级。这些底层的劳工阶级通过拼命的打工996来赚点基本生活费。随着世界共运的缺失，打工人的忍耐和不抵抗，贪得无厌的资本家们越来越严重地在经济上的剥削，而腐败贪污的官员们为了保护资本家利益，不断制订压迫打工人的政策，随着时间的延长，打工人们现己开始躺平，不生孩子，可以啃老又或是打一天工，化完再打零工。直到无法忍下去了，就会想去改变了。这就是社会前进的动力。

看看如今中国走资派的特色社会中的新气象。也就知道了中国走资派们为何如此害怕《文革》，不准提《走资派》。而《走资派禁忌词：阶级和阶级斗争》。因为《文革》是批《走资派》。《文革》是《阶级斗争》，《走资派禁忌词：阶级和阶级斗争》。

如今中国走资派的特色社会中在制造《阶级和阶级斗争》：

而在政府堡垒内部，裙带关系盛行。

“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机构内部仍然存在相当多的‘近亲繁殖’”。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这种世袭制度的结果是一个封闭的权力圈，彻底断绝了底层人民上升的机会！”

“统治阶级正在固化。”

“精英的孩子出人头地，穷人的孩子依然贫穷。”

“社会固化”。（中国几千年来不都是：“统治阶级正在固化。”）

共产党声称已经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是中国宪法的规定。

然，走资派还是共产党吗？走资派禁忌词：阶级和阶级斗争。

转载《阶级之间的怨恨，正在中国涌现》

在中国，“三代烟草人”已成为一个常用的代名词。在社交媒体上，它意味着特权精英，其成员将梦寐以求的工作（如国家烟草专卖局的管理职位）分给自己的同类，将普通人拒之门外。

今年早些时候，一位拥有超过85万粉丝的微博博主引用了这一流行语。他写道：“这种世袭制度的结果是一个封闭的权力圈，彻底断绝了底层人民上升的机会！”数百人对此表示赞同。

其中一个人回复说：“统治阶级正在固化。”另一位网友怒不可遏：“精英的孩子出人头地，穷人的孩子依然贫穷。”

1990年代，随着人们可以自由地从农村进入城市并选择从事何种工作，社会流动性急剧上升。只要勤劳肯干、天资聪颖，从农民到工厂主的转变可以在几年内完成。

但是，正如该网络流行语所暗示的那样，乐观情绪开始消退。经济正在衰退。好工作的机会越来越少。许多中国人现在都在谈论“社会固化”（shehui guhua）。在不太富裕的人群中，对被视为自我复制的精英阶层的不满与日俱增。阶级敌意正在上升。

由两位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斯科特·罗泽尔（Scott Rozelle）和马丁·怀特（Martin Whyte）领导的研究发现，中国人曾经接受过明显的不平等，仍然乐观地认为，只要努力工作和有能力，他们仍然能够取得成功。但学者们发现，现在他们更倾向于认为人脉和在富裕家庭长大是成功的关键。这让共产党很恼火，因为共产党声称已经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是中国宪法的规定。近年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呼吁加大力度促进社会流动，同时强调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性。

然而，除了让商人和较富裕的中国人感到恐慌之外，这样的言论对公众情绪几乎没有产生明显影响。8 月，微博平台的一名用户用他的账号（拥有 10 多万粉丝）抨击精英阶层享受的高额养老金。他写道：“老百姓，现在明白了吗？”“既得利益是不可触碰的，你甚至不能谈论它们，”他说。“他们都是寄生虫，”一个人回应道。“吸血鬼，”另一个人说。“社会停滞越来越严重，”第三个人附和道。有人甚至大胆说道：“没有另一场革命，就不可能解决这些荒唐的不公正现象。”但中国的互联网受到严格审查。没过几天，这个帖子就消失了。

中国社会真的越来越固化了吗？专家们对此证据争论不休。衡量流动性的一种常用方法是观察经济学家所说的代际收入弹性，即 IGE。它将人们的收入与其父母的收入进行比较。两者越接近，两代人社会地位之间的差异就可能越小。IGE 用0到1来表示这一比率，数字越大，流动性越小。

波恩的一个智库“劳动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of Labour Economics）2019 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1970 年至 1980 年出生的人——即 1990 年代的年轻工人——的 IGE 为 0.39。而1981年至1988年间出生的人的IGE则上升到0.44。作者说，与富裕国家一样，社会流动性的降低与不平等的加剧是同步的。随着经济改革的启动，中国的贫富差距在1990 年代急剧扩大。在另一篇同样发表于2019年的论文中，南京财经大学的金孟杰（Mengjie Jin）和其他作者说，中国的社会流动性高于美国，但低于英国、加拿大和德国。

习近平先生不承认社会停滞正在发生，但他呼吁努力防止这种现象。他在 2021 年说：“在一些国家，贫富差距扩大和中产阶级瓦解导致社会分裂、政治两极分化和民粹主义猖獗。”“这些教训意义深远！” 7 月，南开大学的韩林秀（Han Linxiu）在官方刊物上撰文称，他不认为存在停滞，但“这种负面情绪的普遍存在”是“潜在的政治风险”。

阶级和阶级斗争成为禁忌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共在 2019 年发布了第一份关于社会流动问题的政策文件。与往常一样，在讨论中国时，它没有提到“阶级”一词。新阶级可能正在形成的想法仍然让中共的理论家们难以接受。但它表示，消除流动障碍将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有力支撑”。它正确地指出了一些主要障碍。

最明显的问题就是户籍制度，它限制了农村移民获得城市医疗、教育和住房补贴的机会。过去30年，近3亿人迁入城市，他们的社会地位得到了一次性提升。但在城市里，他们却被视为二等公民，往往无法获得地位较高的工作，因为城市规定申请人必须有当地户口。

中共的文件要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论户口状况如何”。改革步伐正在加快。一些改革为有固定工作的流动人口提供与本地居民享受同等福利的机会，甚至无需改变户口。但仍存在隐性障碍：许多流动人口没有合同来证明他们的就业或居住状况。在集中了最好工作机会的大城市，中共不愿允许有太大的改变。它主要担心的是，如果大量流动人口失业且不愿离开，将对社会稳定产生影响。

在农村，获得优质教育的机会不平等是阻碍进步的一大障碍。与城市学校相比，农村学校在资金和师资方面相形见绌。农村户口的孩子完成高中学业的机会要小得多。中国高校的招生数量大幅增加——截至 2008 年的十年间增长了六倍——为学生打开了更多的大门。但是，农村学生在名牌大学中的比例严重偏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宝忠（Liu Baozhong）估计，在这类学校里，近40%的学生是管理人员的子女，只有不到10% 的学生是农民的后代——尽管超过35%的中国人生活在农村。

中国的中产阶级迅速壮大，从 1990 年代几乎不存在的中产阶级，到如今官方统计的约 4 亿人。但在这个新阶层中，不满也在涌动。晋升竞争非常激烈。家长们倾注大量金钱帮助孩子获得尽可能好的教育。2021 年，政府试图通过禁止大多数为在校学生提供的营利性辅导服务，来促进公平竞争。但这却让最富有的人获得了更大的优势：他们可以负担得起辅导老师为其非法工作开始收取的高昂费用。

许多中国学者建议改善公共服务，以减少穷人因医疗费用高昂、养老金不足、失业救济金微薄以及优质教育的隐性成本而世世代代贫困的风险。但政府却不愿乱花钱。习近平在 2021 年警告说：“促进共同富裕，不能走福利主义道路。”他说，这种做法支持“懒人”。 “超出能力范围实施‘福利国家’政策是不可持续的，必然导致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

中共自身的精英主义也于事无补。入党需要经过漫长的程序，包括频繁参加会议学习党的文献。但对于公务员和国企白领——这是人们趋之若鹜的工作类型——党员身份是晋升的必要条件。在中国，公务员考试因其公平性而备受推崇，但谁能入党则取决于党内人士。而在政府堡垒内部，裙带关系盛行。

甚至连国家电视台4 月份在其网站上的一篇报道也对此表示赞同。它说，公众在社交媒体上对“三代烟草人”以及类似话题的担忧表明，“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机构内部仍然存在相当多的‘近亲繁殖’”。它表示，这种祸害正在“隐蔽的角落里蔓延”。网民们对这一罕见的承认大加赞赏。尽管审查人员一直在努力审查他们的评论，但有些评论还是幸存下来。“这些人是在弘扬传统文化，”一位网民调侃道，他指的是习近平所热衷的一个项目。“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翻译：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