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天辟地头一回文革学生批老师

开天辟地头一回文革学生批老师

 

 

 

《老师》：师道尊严，严师出高徒，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然而，在《老师》队伍中，应该说，绝大多数是好的。少数的《老师》有没有不自重。恐怕没有人敢保证：没有！偶见于媒体的学生枪杀《老师》，学生割喉《老师》，学生毒杀《老师》，最最被炒作控诉几十年不放过的是文革中几个高干子女学生打死一个校长。显然这些都是犯罪，应该严惩凶手。

今天这里不讲这些的个案犯罪。讲讲《文革学生批老师》。这不是个案，几乎每个学校在一九六六年下一学期开始的文革，是从《文革学生批老师》开始的。这些《文革学生》的年龄从十六岁到二十二岁左右。这是一个普通的现象。也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因为中国几千年来学生读书要用《钱》。有《钱》才能去上学，有《老师》教。而学生和《老师》之间，如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关系，不可以让学生批《老师》的。所以说，《开天辟地头一回文革学生批老师》。

为什么《文革学生批老师》？

这要从中国共产党说起，这帮由工人农民及穷人们在一批读书人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胜利了，成立了新中国。新中国要扫除文盲办各类学校，需要大量的《老师》。

这些中国共产党和工人农民及穷人们就延用了旧中国留在大陆的所有读书人来当《老师》。

这些《老师》几乎都是有钱人家出身的。受的教育均是私校私教及家教，而且在共产党土改时及公私合营时都被分了财产土地。

虽然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下，这些《老师》中絕大多数都是全心全意为穷人及穷人家的孩子教书的。

但这些《老师》的教育方法是《旧式的私教式严厉的》，当然不排除个别《老师》对这些穷人家的学生进行阶级报复的行为。

在一九六六年上学期之前的新中国的学校中存在着这几种行为：

一，罚站。学生在听《老师》上课时，稍有分心如开小差同桌小声说话被《老师》发现时，立即被《老师》大声呵质，并开始罚站一节课时间。

二，关门外。学生迟到那怕在关门后一分钟也不行。只能在门外等一节课，被关在门外。

三，打手心。《老师》提问时，回答错了要打手心。有吋狠的《老师》耍学生的手放在台角上被打。

四，占便宜。收学生礼物，当然学生家长知道的。耍学生为《老师》做私活。

五，厚此薄彼。《老师》有喜欢的学生，和不喜欢的学生。

六，男老师对漂亮女学生的特殊待遇。

七，教育内容：理论脱离实践。教育方法：死记硬背。有的学生背不出来就被罚抄罚写等。

八，考试时把学生当敌人。

而学生们都是在反叛的年龄段。所以在《文革》的开始时，学生首先批判的是《老师》。

对这些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针要不要改变一下？这正是《文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教育革命。

毛主席说：“现在的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而不是对人民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出偏题，出古怪题，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彻底改革。我主张公开出考题，向同学公布，让同学自己看书，自己研究，看书去作。例如对《红楼梦》出二十道题，有的学生作出一半，但其中有几个题目答得很出色，有创造性，可以给一百分。 另外有些学生二十道题都答了，是照书本上背下来的，按老师讲的答对了，但没有创造性的，只能给五十分或六十分。“

毛主席说：“历代状元都没有很出色的。李白、杜甫不是进士，也不是翰林，韩愈、柳宗元只是二等进士，王实甫、关汉卿、罗贯中、蒲松龄、曹雪芹也不都是进士和翰林。蒲松龄是一个提升的秀才，要高一等，还不是举人。就是当了进士、翰林都是不成功的。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则识字不多。以后到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了，国家就管不好。李后主文化多了亡了国。书读多了，就做不好皇帝刘秀是大学士，而刘邦是个大草包。”（1964年2月13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我早就说过，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

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劳动。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

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试试点。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架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作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

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美国的佛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买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

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课程讲的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

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就有那么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地去学。把那一套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

据说某大学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时得三分半到四分，可是毕业论文在班里水平最高。在学校是全优，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优。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

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讲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才让学生抄，把学生束缚死了。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点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

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如何请酌。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20多年看不见稻、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么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几十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其实，入学前的小孩。1岁到7岁，接触事物很多。2岁学说话，3岁哇啦哇啦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小工具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

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舍掉了男人、女人的区别，大人、小孩的区别，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区别，……只剩下了区别于其它动物的特点。谁见过“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谁也看不见，只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房，北京的四合院。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

[yongbing1993]

美军并没有外界中想象那么强大








著名记者王玉章1951年2月走进朝鲜战场，在当地进行了两年的采访报道活动。先后到过志愿军的10个军，足迹遍布大半个朝鲜，用大量的新闻报道忠实地记录了他所目睹的朝鲜战争。

在入朝初期的第四次战役中，他采访了美军25师被俘士兵贝士莱，通过这位美军下士之口，知晓了许多发生在美国军队中的事情。原来美军并没有外界中想象的那么强大，军队中为厌战情绪所笼罩。有的士兵为了能不上战场，不惜采取自残的极端方式。当时美军队伍中有一条规定，凡是骨头受到损失的士兵都可以回国休养。

抗美援朝时美国大兵为不上战场，用尽各种自残手段，也是拼了！

来源: 文史大观园

60多年前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国志愿军凭借着落后的武器，打败了以美国为首的15个国家的联合军队。这场战争，既是钢铁枪炮的碰撞，又是精神的较量。志愿军战士发扬不怕流血、不怕牺牲的精神，在战场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为什么，志愿军能够战战胜武器装备远胜自己的对手，当年去过朝鲜战场采访的军事记者们，以自己的亲身体验与感悟，从战场上的另一个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

著名记者王玉章1951年2月走进朝鲜战场，在当地进行了两年的采访报道活动。先后到过志愿军的10个军，足迹遍布大半个朝鲜，用大量的新闻报道忠实地记录了他所目睹的朝鲜战争。

在入朝初期的第四次战役中，他采访了美军25师被俘士兵贝士莱，通过这位美军下士之口，知晓了许多发生在美国军队中的事情。原来美军并没有外界中想象的那么强大，军队中为厌战情绪所笼罩。有的士兵为了能不上战场，不惜采取自残的极端方式。当时美军队伍中有一条规定，凡是骨头受到损失的士兵都可以回国休养。

一位站岗的士兵，为了能够回国，钻起了制度的漏子。为了保险起见，他把下手的目标对准了自己的脚背上骨头。他摘下钢盔，戴在脚上，然后用枪对准钢盔射击，不但钢盔被打碎，连脚背也打穿了。于是这位士兵自然而然地被送回了美国。

像这样的自残方法比较危险，有胆小的士兵还想出了其他的招数。比如朝鲜的冬季，在夜里零下二三十度。有的士兵在晚上睡觉时故意把脱掉鞋袜的脚伸出睡袋外面，这样用不了一夜，就可以成为一个冻伤的伤号回后方疗养去了。也有士兵在行军的时候故意跌落到山沟里，听天由命，任凭身体某一处摔伤，以此达到回后方的目的。

再后来，还有人发明了更绝的办法。吸烟的时候，把碘酒涂抹在香烟上，吸烟的人肺上会呈现出一个黑点。当用X光做检查，很容易被误诊为是肺部。肺部患者是不允许留在军中的，于是得以安然回国。

另一位军事记者李耐在采访中记载，在长津湖战役期间，我军攻占1419高地后，副班长王金斗发现有两具美军“尸体”上没有雪花，也不见伤迹，他踢了两脚，硬挺挺地不动。他大喊一声，一拉枪栓，这“尸体”却跳起来，举手投降了；在当时的战场环境下，即便是手中没有武器的担架员，手拿一根木棍也能威慑住美国大兵。

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无论是在多么艰苦的条件下，志愿军官兵不喊苦，不叫累，始终保持昂扬的斗志，这一切极为清楚地向世界说明了，这就为什么装备低劣的志愿军士兵，能够打败武装到牙齿的美军原因！

[yongbing1993]

中国《独裁者》是走资派邓江习







中国《独裁者》是走资派邓小平，江泽民，习近平。

何为《独裁者》？

《独裁者》是指某一个人，在一个社团，党派，地区，国家中担任最高领导者，在其对所属国家团队内的管理期间，对于一些重大事件自己独裁决策行事者，谓之《独裁者》。

《独裁者》走资派邓小平，独自让两位主官（儿皇帝）上台下台。独自让工人下岗。独自解散农村人民公社。独自否定抹黑文革。独自将集体化计划经济改为私有化市场经济。独自在地图某一处划一个圈造一座城。等等。曾几乎是在一段时间内都是他说了算。

毛泽东逝世后，华接班。邓小平的投机分子机会主义者的机会来了。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成功。开始了走资派邓小平的独裁之路。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成功后的《独裁决策》的例子很多：

台上改革开放，台下复辟资本主义。是走资派邓小平的独裁之作。

文革中，邓小平投机分子机会主义者使然，《永不翻案》。改革后，邓小平独裁，立即翻案。

文革中，邓小平说，文革好。邓小平独裁后说，文革是动乱。

走资派邓小平独裁决定：四人帮十大罪，判死缓。

走资派邓小平不在位上，可独裁让华国锋下台。让胡跃邦上台又下台。让赵紫阳上台又下台。让江泽民上台。江不听话，独裁式南下带着家属游玩时就可以发号施令作为国策来下文件，让上至总书记下至村官都得听邓的话。够刺激吧！古今中外的独裁者中也是少见的。

走资派邓小平不在位上，可独裁地隔代指定接班人。胡锦涛，习近平是例子。又隔代又隔代的习近平更是放心，红二代，自己家里的孩子，更放心接班了。这种做法己不是资产阶级的时代了，而是封建社会里的帝皇做法了。资本主义社会里还有资产阶级的民主，让几个资本家之间竞争选举一下。而走资派邓小平直接独裁指定上位亲自开除前后共有六位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而走资派邓小平从来没有当过一天的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这不叫独裁叫什么？

独裁者有个共性就是对反对独裁者的人开枪镇压。蒋介石如此。走资派邓小平也如此。这就不多讲了。因为讲的很多了。

走资派邓小平在治国外交经济军事等多方面都有很多独裁的决策。就不一一例举了。以上足以证明走资派邓小平是一个独裁者。而走资派邓小平这个独裁者连资产阶级的民主都算不上。

《独裁者》走资派江泽民，《独裁者》走资派邓小平的接班人，几乎照抄《独裁者》走资派邓小平的。

《独裁者》走资派习近平也是《独裁者》走资派邓小平的第三代接班人。照抄《独裁者》走资派邓小平的。看习近平身边有谁能不听他话的人。

称毛泽东独裁专制、独裁专横、独裁暴政者给毛泽东戴上了独裁者的帽子。那么，毛泽东是否是真正的独裁者？回到历史的现场，还原历史的真相，答案自然是清楚的。

独裁者以专制政体为支撑，毛泽东致力于民主政体建设。独裁与专制相伴随，与民主相背离。在专制政体之下，个人拥有绝对权力而又缺乏有效制约，容易走向独裁。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存在所谓分权、制衡与监督机制，似乎难以形成个人独裁局面，但却是大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左右政局。美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左右着选举，以及执政者。虽说执政者听命于资本财团作出各种决策，而在野党只能同意而无制止否决之权力。川普和拜登之执政时代就己证明是个独裁政权。只不过四年或八年两党轮换独裁而己。除了资本外，“民“作什么“主“？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致力于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建立，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国家的一切重大事项均由全国人大决定，使毛泽东在重大事项上独裁已无可能。

就具体领导体制而言，毛泽东推崇集体领导，要求实行民主集中制。

“高饶事件”之后，毛泽东明确表示“反对个人独裁”，要求中央和各级党委必须坚持集体领导原则。

1958年1月，毛泽东提出的所谓“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如果仅从字面上来看，容易产生误解。其实，“大权独揽”是指主要权力集中于中央和地方的党委集体，而不是集中于毛泽东个人。纵观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各个時段何时能“独裁“？何时敢“独裁“？在毛泽东身边能人无数如朱德周恩来及十大元帅无数将军，在早期毛泽东还排不上号，新中国建立后哪一个决策独裁过？出兵朝鲜反复开会争论了多长时间？文革是毛泽东提案集体开会决定的。毛泽东如邓小平那样独裁一夜之间一句话就开了胡跃邦和赵紫阳，而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还用文革十年吗？还有许多大事都是如此的。

1959年4月，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仍强调：权力集中于常委和书记处，表明党的核心权力掌握在集体手中。集体领导制度的推行，也就排除了在政策制定、权力配置、资源分配过程中毛泽东个人独裁的可能。应当指出，民主集中制所强调的集中是建立在多数人的想法或主流民意基础之上的集中，并不等同于独裁。毛泽东曾有过集权的倾向，但集权并不意味着独裁。事实上，对于后发外生型国家来说，现代化起步阶段的集权是必要的，既有利于建构稳定的社会秩序，也有利于集中国家资源以求短期内赢得较高的发展速度。

独裁者信奉权力至上，毛泽东并不留恋权力。独裁者之所以能独裁，就在于掌握了权力，失去权力也就再无独裁的可能，权力对于独裁者而言是命根子，紧握权力不放是独裁者的生存之道。毛泽东十分珍惜权力，但该放下的时候能放下，该移交的时候能移交。第二届全国人大召开前，毛泽东多次向中央提出，希望不再继续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务。中央全会经过充分考虑，决定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在第二届全国人大上不再提他作为国家主席的候选人。此后，刘少奇接任国家主席，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刘少奇去世后，1970年4月，林彪提出设国家主席，并建议毛泽东再担任国家主席。当中央政治局将林彪的意见向毛泽东报告时，毛泽东写下了“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的批语。这说明，毛泽东并不迷恋权力，在权力的让渡问题上是理智的。历史的事实是，直至逝世，毛泽东仍担任中共中央主席，未能实现党的权力的正常移交，但这并非毛泽东握住权力不放，而是没有找到在毛泽东看来可以托付权力的合适人选。

独裁者通过继承制实现权力更替，毛泽东能从全局出发考虑接班人的选拔培养。独裁者不愿放弃权力，也不信任他人，往往从家族内部来选拔培养权力的接任者，通过继承的方式实现权力交替，使权力在家族内部循环。毛泽东晚年十分关注接班人的选拔培养，并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局出发来考虑接班人的标准和人选，超越了家族观念、宗族观念的局限。1969年1月，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收到河南省五三农场某人给周恩来的一封信，信中要求“提江青同志为‘九大’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并应成为常委”，同时希望“江青同志兼任中央组织部长”。对此，毛泽东做出批示：“徒有虚名，都不适当”，并认为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中共九大代表。1971年7—8月，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与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时明确表示：“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应当说，毛泽东在选拔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上，没有囿于家族内部成员，突破了独裁者的思维惯性与权力交接方式。

独裁者需要借助个人崇拜树立自己的权威，毛泽东对个人崇拜保持了冷静与理性的态度。独裁者往往难以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为树立权威、强化统治的合法性，需要通过个人崇拜制造对独裁者的迷信。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崇高威信，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无须借助个人崇拜来维护自己的威信、实现对党和国家的治理。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时期，毛泽东为防止个人崇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也收到了理想的效果。“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之所以在个人崇拜的问题上态度发生变化，有其客观原因。1970年12月，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坦承：“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因此，“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但毛泽东并非个人崇拜的狂热追求者，当个人崇拜形成之后，毛泽东又深感不安，并力图加以制止。1967年12月，毛泽东对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提法表示不满，认为“绝对权威”、“大树特树”的提法不妥，并重申祝寿的禁令。1968年底，毛泽东在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时，删去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等用来形容毛泽东的副词。1969年6月，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其中规定：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各种物品及包装等，一律不要印毛主席像，引用毛主席语录也要得当，禁止在瓷器上印制毛主席像；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活动。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表示：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了，要降温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这说明，毛泽东在个人崇拜的问题上，头脑是冷静、理性的，他本人并非个人崇拜的制造者和一贯支持者。

独裁者刚愎自用，毛泽东能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独裁者喜欢独断专行、我行我素，听不进他人的意见，决策与执行都具有强烈的个人意志与个人色彩。毛泽东尊重民意，在决策过程中善于吸收群众的智慧，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就是他的发明。1956年春，毛泽东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门的汇报，在此基础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1959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提倡多谋善断；批评有些干部不多谋，也不善断，是少谋武断。1961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反省自己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做得很少了，并表示会后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为了推动全党开展调查研究，毛泽东同意印发中央博物馆重新发现、写于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并将标题改为《关于调查工作》。他在介绍这篇文章时说：“文章的主题是，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 1964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讲话时也告诫诸位：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听各种意见，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因此，毛泽东重视调查研究，善于听取群众意见，这种个性与处事风格，与独裁者截然不同。

独裁者漠视民生问题，毛泽东时刻把群众的冷暖安危放在心上。独裁者只关注自身利益的满足，置老百姓的生死于不顾，甚至以牺牲老百姓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自身的私欲。与此相反，为人民谋利益、为人民谋幸福，是毛泽东的最大愿望和追求。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秉持既要保证重点建设，又要照顾人民生活的发展理念，在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发展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体育事业、建立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制度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善于根据群众诉求调整民生政策，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1956年4月，毛泽东在听取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强调，农民的收入每年必须有所增加，现在的危险是基建投资太多、非生产性的建设也多，忽视个人利益；如果不注意个人收入问题，就可能犯大错误。1959年3月，毛泽东在写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党内通信》中说：“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毛泽东对人民利益、人民生活的关心，由此可见一斑。

不可否认，作为一个“打江山”的革命者，在长期血与火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逐渐成为具有超强个人魅力的领袖，说话一言九鼎，也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了独断作风。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但实现民主的具体机制不完善、不健全，法治建设一度被忽视，对毛泽东这样的领袖人物缺乏有力的监督。特别是毛泽东晚年，独断作风明显，远离了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要求。不过，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独裁丧失了制度基础；独断终归是领导作风问题，与独裁有本质区别。当然，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仍然是当前需要着力解决的一项历史任务。

[yongbing1993]

毛泽东时代结束千年不绝的匪患





中国自1840年起一直战乱不断——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捻军、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收复新疆之战、甲午战争、义和团、八国联军、辛亥革命、护法战争、军阀混战、北伐、沙基惨案、万县惨案、南京惨案、济南惨案、九一八、一二八、七七事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所有战乱苦难伤害的是老百姓。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决无去侵略别国的战争, 也无被入侵的战乱。中国大陆的和平仍在继续，这个记录在逐年被刷新——中国如今已有力量保护自己的和平。

鲁迅曾如此描述国民党的民国：“中华民国十九年(1930年)十月三日到十日的上海各种大报小报的拔萃”——“津浦路暂仍分段通车”、“中央军克陈留”、“辽宁方面筹组副司令部”、“礼县土匪屠城”、“六岁女孩受孕”、“空军将再炸邕”、“剿匪声中一趣史”、“鄂省党部祝贺克复许汴”、“法轮殴毙栈伙交涉”、“冯阎部下全解体”、“八路军封锁柳州交通”、“追记郑州飞机劫”、“京卫戍部枪决人犯”、“首都枪决共犯九名”、“林埭被匪洗劫”、“老陈圩匪祸惨酷”、“海盗骚扰丰利”……“礼县土匪屠城”、“林埭被匪洗劫”、“老陈圩匪祸惨酷”、“海盗骚扰丰利”……等等说明了什么?中国不光有军阀割据，更有大大小小的匪盗割据——东北胡子、湘西土匪、广西土匪、江西土匪、豫西土匪、贵州土匪、四川袍哥、青红帮、大刀会、红枪会、哥老会、一贯道、座山雕、南霸天、形形色色土匪流氓地痞无赖混混会道门……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土匪恶霸黑势力从来不绝，即使“太平盛世”也不例外。这些黑势力靠什么生存?——抢劫老百姓。对老百姓来说，只要这些黑势力存在，就无所谓“太平盛世”，无所谓“和平”。

中国社会千年不绝的匪患、无数大大小小割据分裂的黑恶势力，毛泽东只用了短短几年就摧枯拉朽一扫而光——全国剿匪、严厉打击一切黑恶势力反动会道门;不光打军事战，更打政治战：“充分发动群众，彻底孤立敌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反戈一击有功”，通过根本的社会变革彻底消除贫富不均、生计无着、被迫铤而走险等一切产生土匪黑社会的土壤，使中国社会从此彻底免除了匪患和各种黑社会——历史上官府剿匪，屡灭屡生，官兵一走土匪很快死灰复燃，黑社会更是从来没断过线。而中国如今还有座山雕之类吗?还有青红帮、一贯道、大刀会、哥老会、袍哥之类吗? 难怪《雪白血红》说：“小鬼子那么凶，也拿‘胡子’没法，共产党三下五除二就划拉光了。就凭这一点，共产党不坐天下就怪了。”

已经习惯了今日中国生活的年轻人恐怕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毛泽东，如果自己到了毛泽东之前的中国怎么活——乘高铁? 处处割据、津浦路都要分段通车、各地铁路宽窄都不一样，怎么修高铁? 自驾游? 遍地土匪、杀人越货、到处绑票，你游一个试试? 创业做买卖? 首先，得精通跟各种不同的货币、各种不同货币时时不同的币值打交道：金条、银元、外币、中央政府发行的各种货币、各地政府甚至各路军阀发行的各种货币。小说《多收了三五斗》里，农民一次卖粮就涉及三种货币：现洋、中国银行发行的钞票、中央银行发行的钞票……要精通到什么程度? 得如鲁迅所说，一看就知道“什么是通行的，什么是该打折扣的，什么是废票，简直要不得。”其次，得准备应付各种苛捐杂税，包括预征到六十年以后的捐税。如果涉及餐饮，就不但得打点管理、税收、卫生诸衙门，更得应付各路大爷——军、警、宪、特、达官贵人、行会、帮会、街头混混流氓黑社会……不管是官府还是地头蛇，有点势力就能白吃白拿再加上收“保护费”，胆敢怠慢轻则赶你的客户掀你的摊子砸你的店，重则能把人打得皮开肉绽头破血流。如果碰上军阀混战或者帮会抢地盘大打出手就更倒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命都难保，更不用说做生意了。如果涉及物流，就得准备应付关卡林立——有关有路(包括水路)必有卡，有卡必有税，税率还没准：按量收的、按件收的、按估值收的、按人头收的、随心所欲一口价蛮横乱收的、要纸币的、要现洋的、要实物的……“这里到范墓要过两个局子，知道他们捐我们多少钱!就说依他们捐，哪里来的现洋钱?”(《多收了三五斗》);“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定规……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故乡》)

别的且不论，光想想上述这些就够令人头大了。就凭这就可以知道，毛泽东给中国老百姓带来的和平与统一多么彻底，多么货真价实高质量，多么史无前例，多么宝贵。(人大“公知”张鸣说乱世有自由，不仅“让文化人得意”，而且让“军阀、流氓、土匪、商人、掮客、买办”都“活得人模人样的”;《南方周末》说，“无政府包含着相当的经济自由”、“可以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他们绝口不提如此美好的“乱世自由”、“无政府自由”对普通老百姓的真正含义：军阀土匪的“拉杆子自由”、“征税自由”、“印钞自由”、“设卡自由”、“收保护费自由”、“绑票自由”、“打骂自由”、“抢劫自由”、“杀人自由”……)

有人说：“安全感所带来的自由选择的权利，是一个国家赋予年轻人最好的礼物。”然而安全感的基础和前提是和平和统一。没有彻底持久、货真价实的和平与统一，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安全感。从这个角度可以说，彻底持久、货真价实的和平与统一是毛泽东赋予所有中国人的最大最好的礼物。几十年来，每个中国人每年每月每日每时每分每秒都在享用毛泽东的这份大礼; 所以中国才有了“无战乱，无匪患，人口翻番，寿命翻番”，才有了如今的“你不必一定要在别人的国土上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个体，才可以被尊重。你就踏踏实实的做一个哪怕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也会被善待。因为你的背后是一个稳定的国家，而世界对你的国家充满敬畏。”“你不需要向外界去解释你国家存在的正当性，你不需要时刻去提防国土安全，你更不需要因为担心国破家亡而流落他乡。”“强大的国家会赋予一个少年强大的安全感，基于安全感，他可以自由的选择他想生活的地点、职业、状态，乃至是心情。他是轻装上阵去看这个世界，又理直气壮的回到自己的家园”、“如果你觉得你活得很舒服，那是因为有很多人在默默的为你付出。如果你觉得很安全，那是有很多人在为你承担风险。他们是边疆官兵、维和部队、外交官、公共服务的各行各业为了你和我更强的安全感在不懈努力”。

许多人往往“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不知道自己所拥有的是何等珍贵，直到失去”——病得爬不起来了，才突然知道健康有多珍贵;天下大乱血流成河了，才突然知道和平与统一有多珍贵;跟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的难民同病相怜了，才突然知道“先有国才有家，没有国哪有家”有多正确，从而才知道陈有西之流的“先有家才有国，没有家哪有国”之类论调有多混账。

毛泽东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这也是使中国实现从野蛮到文明、从原始到现代这根本转折的基本保证——在中国实现彻底持久、货真价实的和平与统一本身，就是一项从野蛮到文明、从原始到现代的根本转折。

尽管中国两千多年前就有了“民贵君轻”、“以民为本”、“爱民恤民”之类，但那不过是装模作样，真正实行的一直是“英雄精英创造历史”、“惟上智下愚不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压迫有理”。两千多年来中国老百姓的实际地位一直最低最贱：“草民”、“蚁民”、“贱民”、“莠民”、“刁民”、“暴民”、“屁民”、“堕民”、“民粹”、“群氓”、“穷鬼”、“懒汉”、“人渣”、“痞子”、“脑残”、“智障”、“愚昧”、“无知”、“弱智”、“低能”、“素质低”、“智商低下”、“你穷是命中注定”、“你穷是因为你懒”、“你穷是因为你笨”……

有史以来第一次，毛泽东石破天惊振聋发聩地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万岁”、“为人民服务”。以前从来没有人把人民群众的地位提得这样高——“‘农民协会万岁’，‘农民万岁’等等，明明都写在‘红绿告示’(标语)上面。‘农民万岁，这些人也算作万岁吗?’富农表示很大的惶惑。”(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毛泽东此举彻底粉碎了中国沿袭了几千年的尊卑体系，为中国实现从野蛮到文明、从原始到现代这一根本转折奠定了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基础，也从思想政治上划清了野蛮与文明、原始与现代的界线——认同“人民万岁”、“为人民服务”就是认同文明拒绝野蛮、认同现代拒绝原始;否认“人民万岁”、“为人民服务”就是拒绝文明坚持野蛮、拒绝现代坚持原始。

中国实现从野蛮到文明、从原始到现代的根本转折的全部举措都围绕着“人民万岁”、“为人民服务”这一核心展开。没有毛泽东的“人民万岁”、“为人民服务”，就没有中国老百姓的主人公意识，就没有中国从野蛮到文明、从原始到现代的根本转折——提出“人民万岁”、“为人民服务”本身就标志着中国在思想理论、伦理道德价值观等核心领域实现了从野蛮到文明、从原始到现代的根本转折。

现代文明社会不可或缺的体制，是中国过去从来没有、毛泽东时代才全面地系统地建立起来的涵盖整个中国大陆的体制：防灾救灾体制——中国历史上只有“赈灾”，没有“救灾”。卫生保健体制——毛泽东时代之前，中国从来没有全国性卫生保健体制，绝大多数人生了病只能求神拜佛听天由命，或任巫医神汉江湖郎中摆布。社会安全养老保障体制——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社会性养老保障体制，就连皇帝的大臣退休后也没人管，顶多告老时能一次性拿到点犒赏，之后就全靠自己了。义务教育体制——从此读书识字不再是可有可无、少数家境优裕的人才享受得起的奢侈，而成了全民的义务，即使穷乡僻壤的农民的孩子也能获得教育。义务兵役动员体制——彻底结束了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原始野蛮的兵役制——抓壮丁、私人招募、世袭垄断、招降纳叛、雇佣收买、胁持哄骗……。

下述野蛮是毛泽东时代才正式彻底全面禁绝的。在那之前在中国从来没断过。株连家属、满门抄斩。枭首示众、闹市处决。监狱虐囚。草菅人命滥杀无辜。官商一体肆意抓人。虐俘杀降。强征民夫、抓壮丁。

下述文明举措是毛泽东的独创：优待俘虏：对俘虏不但不杀，而且优待：不侮辱，不虐待，不没收私人财物，想回家者发路费遣送回家——“日内瓦公约”都无如此要求。化敌为我：“解放战争时共产党这么多兵是从哪儿来的？大部分都是俘虏兵。国民党的俘虏兵凭什么就转过头为共产党卖命？共产党有本事。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组织群众，充分发动群众，调动群众积极性，群策群力解决各种靠少数人解决不了的问题，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

长期的封建专制和愚民统治把中国老百姓变成了一盘散沙，变成了麻木不仁愚昧冷漠的阿Q。毛泽东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把中国老百姓组织了起来，把一盘散沙变成了一个拳头。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它使中国人从“劣等民族”变成了“优等民族”。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人口80%是文盲。然而仅仅几年，绝大多数人就摘掉了文盲帽子，不再是“睁眼瞎”。毛泽东的大扫盲运动、文化大普及和相应的汉字简化拼音化不仅使几亿中国人一下子就摘掉了文盲帽子，更给中国社会带来一系列极其深远的影响。中国上千年的“男尊女卑”——“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女子无才便是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烈女殉夫”、溺杀女婴、妇女束胸、裹小脚、童养媳、买卖婚烟……妇女在社会中毫无地位——“牝鸡不司晨，女人不是人”、“人生莫做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指出，中国妇女被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大绳索绑在社会最底层。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带动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能顶半边天”、“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开天辟地第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毛泽东缔造的新型军队在中国历史上创造出了全新的军民关系——不再是“猫鼠关系”，而是“鱼水关系”。大规模破除迷信、提倡科学、移风易俗、改造民族。提倡科学、破除迷信、提倡文明、反对恶习、科学接生，严禁黄、毒、赌、消灭性病，严禁拐卖妇女儿童，严厉打击人贩子，取缔娼妓、媒婆、跳大神、巫医、神汉等;反对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禁止童养媳、禁止纳妾、反裹小脚、妇女结婚不改姓。全面奠定工业化基础。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