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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毛泽东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口号
来源：人民政协报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口号的由来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是1969年5月毛主席在湖北武汉搞调研时提出来的。当时毛主席住在东湖客舍，跟随负责警卫工作的是中央警卫团一中队外出分队。为了活跃工作人员及警卫战士的文体生活，东湖客舍经常安排一些篮球赛。毛主席有时也来观看，借以休息大脑。
一天，天气晴朗，暖风吹拂着绿树成荫的树林。一中队战士们与附近的空降兵第45师有名的钢8连的一场龙争虎斗即将开始。这时毛主席从梅岭一号向球场走来了。大家看见毛主席来了，都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球场上一片寂静。毛主席笑了:“怎么啦，大家打球，开始比赛。”裁判员吹哨开赛后，双方争抢起来。
这场比赛观众很多，但真正看球的人少，相反，看毛主席的人却很多。毛主席风趣地说:“篮球比赛要看篮球，不要看观众。”这话把大家全逗乐了。毛主席的警卫部队终究是中国最强悍的王牌卫队，各方面都优秀，样样不落。
经过几十分钟的拼杀，比赛结束，英勇的钢8连还是输在一中队手下。毛主席为两队的表演热烈鼓掌，并对一中队的战士们说:“你们打球赢了人家是好的，但光想赢人家也不好。双方打球是友好比赛，活跃文体生活。强队不要怕，弱队要鼓励。要尊重人家，要帮助人家，要帮助人家把你们赢了才好。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
毛主席没有把篮球比赛当成战场的“打仗”，而是看成是“友好比赛”。但是，大家领会他的意思，只抓住了“强队不要怕，弱队要鼓励”的意思，而对他“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没有深刻的领会。
几个月后，因为战备，一中队又随毛主席来到武汉，住在东湖宾馆l号楼。一天，一中队和湖北地方警卫部队又进行篮球比赛，比赛结果，自然又是一中队赢了。但事后战士回到住地，却总感觉到这场比赛赢得有些蹊跷，大家一合计，恍然大悟:不是自己技术高，而是地方上的同志在让着自己。于是，大家商量过几天再进行一场球赛，真正决个高低。双方决定地点在东湖梅岭旁边的球场上进行。
谁知毛主席的勤务员周福明上次却领会了毛主席“友好比赛”的深刻含义，于是把这件事情向毛主席报告了。毛主席点了点头，没有说什么。
这一天双方队员正在球场上练球。毛主席兴致勃勃地来到球场，双方队员看到毛主席来看打球，非常兴奋。球场上哨音刚响，争球开始了，球一出手，整个球场上激烈地角逐起来了，特别是在抢篮板球时，双方各不相让。毛主席站在那里看到都笑了。这时工作人员搬来一把椅子，请毛主席坐下。他坐下来后掏出一支烟，点燃后吸了一口。这时一中队进球了，尔后，地方警卫部队也进球了。他轻轻地鼓了掌。
毛主席来了，一中队更是希望赢，争球十分激烈，当球在对方手里，有的战士非要把球夺回来。毛主席看到了，不高兴了。因为他希望一中队打得谦让一些，打出风格来。赛球结束了，毛主席看了记分牌，还是一中队赢了，站起来，没有鼓掌，也没有吭声，离开球场沿着湖边走。战士们跟在其后，转了半个圈子，他也没有说话，仿佛有不少心事。
毛主席回到一号楼后，坐在沙发上，点上一支烟，然后对警卫团团长张耀祠说:“从北京来的同志要谦虚，你们到哪里去人家都尊重你们，人家把你们当成客人尊重，你们不要骄傲。打球，不要老想赢人家嘛！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要讲友谊、讲团结啊！要有风格，要谦让。”接着，他又严肃地对张耀祠说:“你们这些人到地方上，人家总是热情接待你们。今后不管到了什么地方，都要尊重人家，要尊重他们的领导，尊重大师傅、服务员、炊事员、烧锅炉的工人和水电工人，说话要和蔼。”
这时张耀祠才明白毛主席今日不高兴的原因。随后，他向一中队传达了毛主席的话，并且教育大家说:“大家认为只为赢球的思想，出发点就是错误的，毛主席通过打球这件事教育我们要谦虚谨慎，尊重地方的同志，赛球不是为了赢几分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赛球活动，同兄弟部队联络感情，增加友谊，加强团结合作。”
然后，他组织大家讨论了两个小时。以后，中央警卫团再也没出现过上述问题。每到一地和地方的同志关系都很融洽，并且打球很注意发扬风格，一到快要赢时就会“输”球。
毛主席严格要求自己，时时处处尊重人民，尊重群众。他可能会发脾气，但只会批评高级干部，而对基层干部、对人民群众，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从来都是十分尊重、谦让的。对于自己身边的人乃至警卫部队，他都是这样严格要求。就是一场比赛，他都要求自己的这一边“输”，更别说去对身边的人“护犊子”了。毛主席的伟大，何人能及呢？
就这样，毛主席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句口号就传出去了，而其产生的深刻意思是“要讲友谊、讲团结，要尊重地方上的同志”。殊不知它还真的成为了比赛场上的一句名言。
1971年，第31届世界乒乓球比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赛前，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乒乓球队员时正式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指导方针。在这个著名方针的指导下，中国乒乓球队在世乒赛上为中美关系的解冻作出了突出贡献，小小银球竟然“转动了地球”——世乒赛结束后，中美两国乒乓球队实现互访，打破了两国二十多年来人员交往隔绝的局面，中美关系随即取得历史性突破。
从此以后，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的比赛场上，只要有中国运动员参赛，就一定会响起“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嘹亮口号。
作者：陈冠任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一切都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治理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对着干，就在体育领域内毛泽东周恩来提出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也要求全中国人《不再多提》也就是不准再提了，更不准再做了。
关于《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历史演变过程研究。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作为新中国上世纪毛泽东时代《文革期间》的七十年代体育工作的一项方针(见《王猛同志在一九八零年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的工作报告》），大致经历了提出、宣传贯彻、讨论质疑和逐渐淡出被走资派强制要求：《不再多提》等几个历史阶段。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是在《文革》期间的1969年5月毛主席在湖北武汉搞调研时提出来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正式提出时间是在《文革》期间的1971年1月，提出者是总理周恩来。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淡出时间是在1982年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的早期。(见《王猛同志在一九八零年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的工作报告》）。
1971年1月25日至2月3日，日本乒协会长后藤钾二先生率代表团访问中国，并遨请中国派团参加在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当时，党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作了“我队应去“的批示，还根据国际社会的复杂形势，特意指示“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又在中国代表团出征前夕的3月10日和16日，两次接见代表团全体成员，并作了重要指示。其中，“根据毛主席的思想，明确地给我们提出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 这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体育方针产生的大致过程。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产生之后,立即得到了广泛地宣传和贯彻。
1973年《新体育》杂志用近一年的时间，在第3期、第5期、第8期和第12期，开辟了“认真贯彻执行‘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的专栏，发表了各类文章近二十余篇。
在以后历年的《新体育》中，仍随处可见有关《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宣传和评述。
直至1978年第9期，还发表了中国乒乓球队的“正确处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关系”的文章。
与此同时，高等院校体育系科在自编的《体育理论》讲义中，也大都把《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放在一起，作为中国体育的三大方针加以论述和讲授，并持续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也就是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开始出现对《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质疑和讨论。
在1979年上半年国家体委于北京体院举办的全国青年体育理论教师进修班上，走资派们就指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在理论上讲不通,在实践中有弊病。在后来正式出版的《体育理论》教材中,删掉了“体育方针”一节。
1980年8月20日,《体育报》就上海队与乌拉圭大学足球队的比赛中，上海队队员报复性地踢打客队队员，而有的读者却认为是“奋勇还击打得好”一事，展开了“是打得好吗?”的讨论。讨论中自然而然地涉及到了如何理解和贯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问题。
鉴于此，8月29日《体育报》编者按进一步指出:“究竟《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还要不要坚持，如何坚持，希望大家深入讨论。”讨论中，在走资派们的诱导下，有相当一部分读者对“友、比方针”提出了尖锐的意见和看法。走资派的吹鼓手们就指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极为荒谬，形而上学的很。……不分场合统统讲‘《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妨碍了中国运动水平的提高”(见8月25日《体育报》)。
不过，在长达月余的讨论中，编辑部共收到稿件1800余件，大多数同志认为还是应当正确理解和坚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次讨论之后，尽管出现了对《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不同看法，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仍在提倡和宣扬，只是不象以前那样普遍而常见了。
1982年2月1日,国家体委召开了扩大的委务会，李梦华主任在这个会上做了总结发言,在谈到做好国际体育工作时,指出:“运动队在各种比赛中一定要努力争取创造优异成绩,扩大我国影响,……一切国际体育活动都要做好友谊工作,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可《不再多提》”(《体育工作情况反映》1982年第4期)。后来有的同志曾建议修改、更换《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大概从此以后，《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从走资派特色政府官方的报刊杂志等正式宣传中，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不再多提》，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就其强调“友谊”重于“比赛”的思想观念而言，至今并未过时，在体育运动实践（特别是群众性体育活动）中，仍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1971年3月28日，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拉开帷幕。
1959年至1965年享誉乒坛的中国队由于“文革”已经6年，而没参加第29、30届世乒赛。所以此次参赛引起国际社会的特别关注。
赴日本比赛前，总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乒乓球队员时正式提出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指导方针。
【为毛泽东说句话① ：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 的来由】
近40多年来，走资派们对毛泽东的 《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被传的变味了。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全民搞体育运动，搞些比赛是本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精神的。和资本主义的《比赛第一友谊第二》的精神是完全不一样的
有必要正本清源。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为毛泽东说这句话：《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 的来由。
是1969年5月毛主席在湖北武汉时提出来的。
当时毛主席住在东湖梅岭一号，跟随负责警卫工作的是中央警卫团一中队。为了活跃工作人员及警卫战士的文体生活，东湖宾馆常有一些打篮球比赛。毛主席有时也来观看，休息轻松一下。
一天，驻武汉的空降师钢8连应邀来东湖宾馆与警卫团的一中队打篮球。一中队赢了。毛主席为两队的表演热烈鼓掌，并对一中队的战士们说:
“你们打球赢了人家是好的，但光想赢人家也不好。双方打球是友好比赛，活跃文体生活。强队不要怕，弱队要鼓励。要尊重人家，要帮助人家，要帮助人家把你们赢了才好。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
几个月后，另一场一中队与武汉地方警卫队的一场篮球赛之后，一中队又赢了，但是毛主席不高兴。毛主席对随来的中央警卫团长张耀祠说:
“从北京来的同志要谦虚，你们到哪里去人家都尊重你们，人家把你们当成客人尊重，你们不要骄傲。打球，不要老想赢人家嘛！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要讲友谊、讲团结啊！要有风格，要谦让。”
接着，他又严肃地对张耀祠说:
“你们这些人到地方上，人家总是热情接待你们。今后不管到了什么地方，都要尊重人家，要尊重他们的领导，尊重大师傅、服务员、炊事员、烧锅炉的工人和水电工人，说话要和蔼。”
这就是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的来由和出处。
1971年3月28日，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拉开帷幕。
1959年至1965年享誉乒坛的中国队由于“文革”已经有6年，而没参加第29、30届世乒赛。新中国毛泽东时的全民体育运动是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而非为个人争名寺利发财先富改变个人命运的。如果为个人争名寺利发财先富改变个人命运，《为国争光》岂非一句谎言。如果《为国争光》的话，将运动员当训动物一样进行魔鬼式残酷训练成一个末成年人，成为除了某项运动机器式人又如何《为国争光》？去参与资本主义这种比赛有何意义？不去也罢。
所以《文革》中此次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参赛引起国际社会的特别关注。赴日本参赛前，总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乒乓球全体队员时正式提出并要求做到《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指导方针。因为参加比赛只是少数人的运动。全民参与体育运动才能强大民族。
毛泽东手书：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毛泽东在年轻时发表的《体育之研究》。
毛泽东发表《体育之研究》是在1917年。本文摘自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的情趣》（何以 编）一书部分章节，讲述毛泽东发表《体育之研究》的故事。
1915年春，毛泽东的好友易昌陶因病去世。其时正值袁世凯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面对民族危机的步步加重，又有感于学友的英年早逝，毛泽东赋诗抒情,既伤国难，又痛亡友，更感生者责任之重大，同时也愈加认识到锻炼强健的体魄，绝不只是个人的问题，这关系到民族国家的兴亡。
毛泽东为悼念易昌陶写了一幅挽联：
胡虏多反复，千里度龙山，腥秽待湔，独令我来何济世？
生死安足论，百年会有役，奇花初茁，特因君去尚非时。
1917年，由于第一师范学校校方不重视体育活动，加之功课繁忙和传染病发生，以致八班傅传甲等7名同学，不幸染病身亡。这更刺激了毛泽东。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学友会主持的追悼会上，写了这样一副挽联：
为何死了七个同学?
只因不习十分间操!
有感于同学们的体质虚弱，又对体育锻炼的重要性没有足够的认识，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毛泽东”的繁体字加起来是二十八画)在1917年4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3卷第2号上，发表了题为《体育之研究》的著名论文。
文章开篇第一句话就是： “国力恭(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而要想增强整个民族的体质，就必须使全国每一个人都自觉地来锻炼身体。
所以“坚实在于锻炼，锻炼在于自觉。……欲图体育之有效，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于体育之自觉不可。苟自觉矣，则体育之条目可不言而自知，命中致远之效亦当不求而自至矣。”促使全中国每个人都自觉地来锻炼身体，增强整个中华民族的体质，以达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目的，这就是《体育之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全文包括一个短序和八个部分，共六七千字。
短序简要的开章明义地阐明了写此文的目的。
第一部分“释体育”，旨在说明什么是体育，即“体育者，人类自养其生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者也。”
第二部分“体育在吾人之位置”，阐述了体育的重要性。毛泽东精辟地阐明了德、智、体三者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予体，无体是无德智也。”“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毛泽东在尖锐批评了当时教育界普遍存在的重视德育、智育，而轻视体育的错误认识之后，特别强调了体育的重要性：“人独患无身耳，他复何患？求所以善其身着，他率亦随之类。善其身无过于体育。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
第三部分“前此体育之弊及吾人自处之道”，指出以前体育的弊病和今后应该注意的问题。在这里，毛泽东列举了中国古代许多事例，来说明不重视体育运动的害处及坚持体育运动的好处，并极力主张“三育并重”。
第四部分“体育之效”，充分阐明了体育运动的益处。毛泽东认为坚持体育运动有四大功效：
其一，强筋骨。他从理沦和实践这两个角度，举出古今中外许多事例，说明只要“勤体育则强筋骨，强筋骨则体质可变，弱可转强，身心可以并完”。
其二，增知识。“近人有言日：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此言是也。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
其三，调感情。“身体健全，感情斯正，可谓不易之理”。
其四，强意志。
最后，毛泽东总结体育的功效说：“体育之效，在于强筋骨，因而增知识，因而调感情，因而强意志。筋骨者，吾人之身，知识、感情、意志者，吾人之心。身心皆适，是谓俱泰。故夫体育非他，养乎吾生、乐乎吾而已。”
第五部分“不好运动之原因”，指出当时的学生大多不喜爱运动的原因有四：一，无自觉心；二，积习难返；三，提倡不力；四，以运动为可羞。
第六部分“运动之方法贵少”。
第七部分“运动应注意之项”。“运动所宜注意者三：有恒，一也；注全力，二也；蛮拙，三也。”所谓“有恒”，即每天坚持不断。所谓“注全力”，就是“运动之时，心在运动，闲思杂虑，一切屏去。”所谓“蛮拙”，“运动之进取宜蛮，蛮则气力雄，筋骨劲；运动之方法宜拙，拙则资守实，练习易”。
第八部分“运动一得之商榷”，毛泽东介绍了自己创造的一种体操“六段运动”。
《体育之研究》切中当时一般学生之时弊。那时正处于封建私塾教育和西式的学堂教育过渡时期。在“读书唯上”的传统思想束缚下，体育锻炼不被一般学子所重视。
毛泽东从担负国家兴亡责任这一历史高度，提出“欲文明其精神，必先野蛮其体魄”的重大命题，是极具现实意义的。毛泽东关于这一问题的具体阐述，对当时的青年们摈弃“读书至上”的“清高”观念，做“身心并完”的时代新人，具有重要作用。这里许多观点，后来毛泽东自己又不断予以发展。
毛泽东手书：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例如在1942年，毛泽东曾提出“锻炼体魄，好打日本”的口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经济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和当时青年学生健康不佳的状况，毛泽东于1950年6月1日写信给教育部长马叙伦，提出了“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
1953年，毛泽东再次向全国青年发出了“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号召；后来又制定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和“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重要方针。
在不同的场合，毛泽东还经常谈到要重视青年学生身体健康的问题。
1951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在会见几位湖南教育界的人士时，回顾了自己当年在第一师范锻炼身体的情况，并指出：你们办学校应该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要重视青年学生的体育锻炼。有志参加革命工作的人必须锻炼身体，使身体强健，精力充沛，才能担负艰巨复杂的工作。
大家不是读过《红楼梦》吗?《红楼梦》里有两位主角，一位是贾宝玉，一位是林黛玉。依我看来，这两位都不大高明。贾宝玉不能料理自己的生活，连吃饭、穿衣都要丫头服侍，这种不会劳动的公子哥儿，无论如何是不会革命的！林黛玉多愁善感，常常哭脸。她脆弱，她多病，只好住在潇湘馆，吐血、闹肺病，又怎么能够革命呢？我们不需要这样的青年!我们今天需要的是有活力，有热情，有干劲的革命青年。
总之，毛泽东在青少年时期，一方面忧国忧民，为民族的解放事业发奋忘我的学习；另一方面，为了能够完成历史赋予自己的伟大使命，迎接将来可能出现的任何艰难险阻的挑战，毛泽东以一种顽强的精神，锻炼身体，砥砺意志。
同时，毛泽东设法把自己的同学组织起来，并号召全国的青年，锻炼强健的体魄，磨砺顽强的意志，迎接未来的挑战。这反映了毛泽东远大的眼光和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
毛泽东本人后来也经常回忆起自己那一段不平凡的经历，每当谈起当年的情形，言辞间总有不能自已的自豪感：“我们也成了热心的体育锻炼者。寒假里，我们徒步穿过田野，上山下山，绕行城墙，渡过江河。碰到下雨，我们就脱掉衬衫让雨淋，说这是雨浴。烈日当空，我们脱掉衬衫，说是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大声叫嚷，说这是一种叫做‘风浴’的新体育项目。在已经下霜的日子里，我们露天睡觉，甚至于到十一月份，我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这一切都是在锻炼身体的名义下进行的；这对于增强我们的体质也许很有帮助，我后来在中国南方的多次往返行军，以及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路上，特别需要这样的体质”。(《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