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棱镜》后美国网络监控停了吗
“棱镜”后持续曝出美国网络监控活动和事件。
“棱镜”被曝光之后的十年间,仍不断有令人震惊的美国监听、监控项目被曝出,进一步揭露了美国情报机构无孔不入,将黑手伸向行业标准、软硬件供应链上游、大型平台服务器、移动设备等目标通过植入木马、预置漏洞、入侵通信链路、使用间谍软件等手段,不断强化情报获取能力。“棱镜”之后被曝出的影响较大的美国监控活动和事件梳理如下。
(一)“奔牛”计划:破解互联网密码污染加密标准
2013 年 9 月,英国《卫报》和美国《纽约时报》报道斯诺登披露的 NSA “奔牛”计划(BULLRUN),曝光 NSA 能够破解广泛使用的在线协议,包括HTTPS、VoIP 和安全套接层(SSL)等。NSA 的备忘录显示,NSA 每年花费 2.5 亿美元在软件和硬件中插入后门,且其破解特定网络通信技术加密的能力涉及多个非常敏感的来源。NSA 将该破解加密项目描述为“美国保持不受限制地访问和使用网络空间的入场券”。
“奔牛”计划是美国情报界“信号情报赋能计划”(SIGINT Enabling Project)的重要组成部分。被曝光的该项目绝密预算文件显示,与科技公司“合作”是该计划的重要手段,通过“积极与国内和国外 IT 企业合作,暗中影响和/或公开利用其商业产品的设计”“将漏洞插入商业加密系统”。参与此类合作的公司均未具名,这些细节具有更高级别密级。
2013 年 12 月,路透社刊文《连接 NSA 与安全产业先锋的秘密合同》称,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2006 年正式发布的 SP 800-90 标准中推荐的确定性随机位发生器(Dual_EC_DRBG),确实存在 NSA 的后门。在 NIST 将 Dual_EC_DRBG 加密算法纳入标准之前的 2004 年,NSA 支付 1000 万美元与加密技术公司 RSA 达成秘密协议,使具有 NSA 漏洞的 Dual_EC_DRBG 作为 BSafe 加密库中首选的默认随机数据生成算法,助其开展大规模监控。美国研究人员证实,因为该算法漏洞的存在,“利用单个 CPU 或计算集群只需花费数秒或数十秒,就可以获得通信密钥”。英国《卫报》2013年评论称,“NSA 的做法已经动摇了整个互联网的信任基础”。
(二)“风挡”计划:入侵雅虎和谷歌数据中心
2013 年 10 月 31 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同步曝光英国政府通信总部(GCHQ)和 NSA 联合实施的监控项目“强健”计划(MUSCULAR)。通过斯诺登披露的文件和知情人士提供的信息,媒体揭露了 GCHQ 和 NSA 通过美国电信运营商 Level 3,秘密侵入连接雅虎和谷歌数据中心处于英国的主要通信链路 DS-200B。在 2012 年 12 月至 2013 年 1 月的 30 天内,“强健”计划收集了 1.81 亿份记录,远远超过“棱镜”计划每天收集的上百万数据。但是,这一数据较之“香炉”计划(INCENSER)还是相形见绌,该计划同期 30 天内收集了超过 140 亿份记录。
“强健”与“香炉”均为“风挡”计划(WINDSTOP)的子项目,是 NSA 与所谓“可信第二方”(Trusted Second Party)“五眼联盟”(FVEY)情报机构合作的监控项目,旨在监控欧洲和中东地区的通信。
“香炉”计划的监控目标为连接北美东海岸至英国、法国以及连接亚欧的两条海底光缆,在英国大东电报局(Cable & Wireless)的支持下,在英国康沃尔监控接入点进行数据拦截。海底光缆数据流通过海量压缩(MVR)进行过滤后提取,除通话外,所有类型的 IP 流量,如 VoIP、电子邮件、web 邮件和即时消息等都被重构,存储在 NSA 的服务器上供情报人员进行搜索、分析。据《卫报》报道,2011 年,GCHQ 处理了 4 万个目标,NSA 处理了 3.1 万个目标。另据被泄露的 GCHQ 文件,由于涉及的光缆运营商印度信实通信公司并非“五眼联盟”合作伙伴,无法直接暗箱操作,所以为获取情报,从 2009 年开始,进行代号为 PFENNING ALPHA 的网络黑客攻击以便获取情报。
(三)“怒角”计划:劫持谷歌和三星应用商店感染智能手机
2015 年 5 月 21 日,加拿大广播公司与英国《卫报》同时刊文,揭露 NSA 与“五眼联盟”实施的“怒角”计划(IRRITANTHORN)。此前,斯诺登披露的文件已显示,“五眼联盟”成员国有关机构为苹果和安卓智能手机设计了间谍软件。这些间谍软件在感染目标手机后可获取电子邮件、文本、网络历史记录、通话记录、视频、照片以及所存储的其他文件。“怒角”计划则揭示了这些机构如何“利用”应用程序商店服务器发起“中间人攻击”。
2011 年 11 月 至 2012 年 2 月,“五眼联盟”情报机构多次开会研讨、确立行动方案,通过使用 NSA 的 XKEYSCORE 分析识别流经互联网光缆的智能手机流量,破解和劫持手机用户与谷歌和三星应用程序商店的连接,向目标手机发送间谍软件,收集数据。
XKEYSCORE 是斯诺登曝光的一项 NSA 绝密项目。2013 年 7 月,《卫报》曾对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报道。该计划最初是采集和分析邮件和浏览器活动,并建立庞大的“指纹”系统,后来发展为几乎覆盖 VoIP、社交聊天等所有网上活动的监视和分析系统。XKEYSCORE 被称为 NSA 的“谷歌系统”。NSA 在全球 150 个地点设置超过 700 个服务器支持该项目运作。大数据公司 Palantir 的海量数据分析和可视化分类服务,对该系统给予了有力支持。
(四)“拱形”计划:监控网络安全厂商
2015 年 6 月 22 日,美国多家媒体网站“拦截者”“连线”“福布斯”等同步报道“自由斯诺登”网站当天曝光的 NSA 绝密文档《轻松获胜:利用信号情报了解新病毒》,披露美国情报机构对全球网络安全厂商实施的“拱形”(CAMBERDADA)计划。
通过对俄罗斯卡巴斯基等反病毒厂商和用户间通信的监控,美国情报机构获取新病毒样本及其他相关信息,并据此开发网络攻击武器。该计划可能始于 2007 年,由 NSA 下设机构信息保障局(IAD)和威胁行动中心(NTOC)执行。除卡巴斯基外,该计划后续目标涉及欧洲和亚洲 16 个国家的 23 家全球重点网络安全厂商。美国迈克菲(McAfee)、赛门铁克(Symantec)和英国守护士(Sophos)均不在目标名单之上。分析认为,该计划服务于美国主导的“五眼联盟”国家情报机构,所列目标为其他国家有能力发现和遏制美国情报活动的安全厂商“黑名单”。
“连线”刊发的文章称,“拱形”计划是一个系统性的恶意软件检测“逆向工程”。NSA 每天从发送至卡巴斯基的数十万个恶意样本中筛选出 10 个进行分析,检查卡巴斯基杀毒软件对这些恶意样本的响应,在确认尚未被纳入检测的样本后,NSA黑客会“改造恶意软件”供自己使用,并定期检查卡巴斯基是否将其纳入病毒库。
(五)“宝库”/“界限”计划:操控瑞士加密机公司 Crypto AG
2020 年 2 月 11 日,美国《华盛顿邮报》、瑞士德语广播电视(SRF)和德国电视二台(ZDF)联合发布调查报告,曝光 CIA 与德国联邦情报局(BND)在二战以来数十年间,通过控制全球最大加密设备制造商瑞士 Crypto AG 公司,窃取全球多达 120 个国家的最高机密。
媒体通过采访多名匿名情报部门官员及 Crypto AG 公司员工,揭露了这一长达数十年窃密行动的真相。1951 年,Crypto AG 公司与美情报部门达成秘密协议,即最先进型号加密设备只对美国批准的国家出售,以此得到高达 70 万美元的损失补偿;1967 年,Crypto AG 公司推出取代机械加密的新一代电子加密机,但其内部工作原理完全由 NSA 密码学家设计;1970 年,美德情报机构联手收购了Crypto AG 的股份,完全控制了该公司的业务运营、员工雇佣、技术设计及销售对象。该行动最初代号为“宝库”(THESAURUS),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被改为“界限”(RUBICON)。
各国本欲使用密码机保护的通信情报在美德面前成了高价定制的“皇帝新衣”。《华盛顿邮报》报道称,20 世纪 80 年代,NSA 破解的外交通信情报中,大约 40% 来自 Crypto AG 加密设备。可以说,Crypto AG 加密机决定了二战后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走向。CIA 文件显示,在伊朗与伊拉克长达十年的战争期间,美国情报机构截获了伊朗发送的超过 1.9 万份加密通信,这些情报对美国而言“可读性为 80%到 90%”。
(六)“邓哈默行动”:接入丹麦海底光缆监听欧洲国家
2021 年 5 月 31 日,丹麦广播公司(DR)率先报道,德国《明镜周刊》、英国路透社、阿拉伯半岛电视台、今日俄罗斯等媒体转载,披露 NSA 在 2012 年至 2014 年间与丹麦国防情报局(FE)合作的情况,他们通过接入海底互联网光缆,对法国、德国、挪威和瑞典的高级官员的移动电话、电子邮件、聊天信息等进行监听、监视,目标包括德国时任总理默克尔以及外长、财政部长等。此项行动代号为“邓哈默行动”(Operation DUNHAMMER)。
丹麦因其地理位置而拥有数座连接德国、瑞典、荷兰、挪威和英国的海底光缆关键着陆站点。NSA正是利用其优势资源,通过监听海底光缆针对性检索,使用 XKEYSCORE 分析系统,截获了欧洲多国官员的通话、短信和网络信息。
除丹麦外,2020 年 11 月 和 2021 年 5 月,欧洲媒体也连续披露 NSA 通过网络监控海底光缆对法、德等欧洲盟友进行窃密的丑闻,包括监控意大利的三条海底光缆、日均监控 200 万个法国通信活动和 1 亿多个德国通信活动等。
(七)社交媒体监控软件 Babel X 采购事件
2022 年 4 月 5 日,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FBI 与 Babel Street 公司签订了高达 2700 万美元的创纪录软件服务合同,购买 5000 份 Babel X 软件的使用许可,强化 FBI 对社交媒体内容的搜索与追踪能力,扩大开源情报来源。该合同于 2022 年 3月 1 日生效,持续 5 年。
FBI 表示,此份采购为了能够从“推特、脸书、Instagram、YouTube、LinkedIn、Deep/Dark Web、VK 及 Telegram”等社交媒体软件或网站获取信息。事实上,FBI 监控清单上还包括 8Kun、Discord、Gab、Parler、Reddit、抖音及微博等。5000 份许可证可以使 FBI 每月搜索大约 2 万个关键词。
虽然合同具体细节不为外界所知,但是根据 FBI 招标要求,Babel X 软件应该具备对“至少七种外语”的搜索及翻译能力,同时,还应具备对某一设定地理区域的搜索,对发帖人的关联分析、情绪分析、表情分析、预测分析、机器探测等备选功能。
(八)以色列 NSO 公司间谍软件采购事件
2022 年 5 月 12 日,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2018 年,FBI 购买以色列网络安全企业 NSO 间谍软件“飞马”。据报道,当时代表美方签约的是一家名为“埃及艳后控股”的美国公司,其背后的实际所有者是政府承包商“黎瓦网络”。
飞马”是一款具有跟踪、监听和间谍渗透的间谍软件。它无需来自目标的任何交互就可以发起所谓的“零点击”攻击,秘密地从远程目标的移动设备中提取情报,还能远控打开摄像头和麦克风,实时监控机主的一切活动。获取的数据以隐藏、压缩和加密的方式发送回“飞马”服务器。防病毒和反间谍软件难以追踪其行为。该软件还可以在面临暴露风险时启动自毁机制。2021 年 7 月 18 日,《华盛顿邮报》《卫报》等媒体发布调查报告,揭露 NSO 销售的“飞马”间谍软件在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对 14 位国家元首以及众多政要进行监控。2021 年 11 月 3 日,拜登政府将 NSO 列入美商务部黑名单,禁止该公司在美进行商业运营。
据《纽约时报》2023 年 4 月 2 日爆料,就在美国发布 NSO 在美禁令 5 天后,即 2021 年 11 月 8 日,美国政府机构通过第三方公司与 NSO 签约购买另一款名为“地标”(Landmark)的地理定位黑客工具。该工具能够在目标用户不知情或未同意的情况下精确定位手机位置。据透露,美国政府根据这份合同对墨西哥目标进行了数千次查询。
除了不顾禁令地采购 NSO 产品外,专门向美国防部门和情报部门出售电子战和监控技术的美军工巨头 L3 哈里斯科技公司,还进行过收购 NSO 活动,并为将其从美商务部黑名单中移出进行游说。
人是否本性自私和贪婪? 人究竟是什么?人性、人的本性、人的本质是怎样的?古今中外的思想家都对这个问题有过思考。只是,中西方文化有不同的理解角度。
中国文化偏向于从道德层面上来说明,古人可以说,人之初,性本善;也可以说,人之初,性本恶;还可以说,人之初,无善恶。
言外之意,人是有生命的,这一点跟动物一样,但人是讲道德,这一就与动物区分了出来。只有讲道德,才可以称为“人”。所以,当一个人道德败坏到一定程度,就会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禽兽不如”。
西方文化往往从满是欲望的角度来说明人,认为人就是“自由隔足个人的欲望”,以自由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构成人全部社会活动的准则。言外之意,人都是有欲望的,都是自私的。
只要人是活的,他的欲望有多大,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种理想的欲望,这种自私无关乎道德。
当前一种西方的观点流行开来,那就是人都是自私的,都是有欲望的,都是贪婪的,这是人的本性,你改变不了,必须得顺应它,所有的制度设计都要围绕着克制人的这种本性展开。
西方:如果你把人想象成先人后己、舍己为人、大公无私的,你所有的制度设计都注定是乌托邦的想象,注定是表面上一套冠冕堂皇、道貌岸然的口号,背后却干着权钱交易、男盗女娼的肮脏事。
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离开这种“人”去思考问题,而这恰恰是西方文化人性观的逻辑演绎,对受传统文化道德生命体认识影响的国人来说,难免会感叹人心不古,人性缺失,人格不保等等。但很多人是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对此深信不疑,并把这种人性观作为自己思考社会、政治的前提。
我们要问的是,人注定是本性自私的吗?注定是贪婪无度的人吗?这种人注定没有办法改变吗?
人是现实的人,是社会中的人,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人不是生来如此的超验的存在,没有抽象的恒定的人的本质,但我们在思考中往往把人抽象化、一般化,把一定社会关系下的人当成永恒的人。
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是市场经济不够完善、资本逻辑运行的社会。市场经济运行的前提是有着独特的利益,并能运用理性去实现他的利益的自利主体。一些西方道德哲学家普遍认为,自利是人的本性,“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市场经济是最符合人的自利本性的,因此是最值得称颂的经济形态。
其中的逻辑是有问题的,似乎利己是本性,是天生如此,先有了自利本性,后来的市场经济符合了这种本性。这其实是一种颠倒,不是人的自利的本性推动着市场经济的建立,相反人的自利本性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必然结果,自利的经济人正是市场经济塑造出来的历史的产物。
如果说市场经济培育出来的是着眼于个人私利的经济人,那么资本逻辑支配之下的市场经济培育出来的则是永不满足的贪婪之人。
资本在满足人的需求的同时刺激出来的是人的无止境的欲求,这种欲求驱使人们不惜一切代价去追逐利润。它的优点在于刺激人们不断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缺点是增加了人的贪婪以及对自然外界的无所限制的占有欲,使人的欲望成为了“没有限制的欲望”。
人创造资本,资本改造人。我们可以用“资本人”来形容受资本逻辑支配的社会主体,这种人看待社会现实、社会问题,往往都是从有没有利润、有没有利益、有没有好处、有没有金钱的标准来思考,忙碌于占有更多的钱,用更多的钱再生更多的钱。永远没有钱多的时候,成为人的日常生活生活方式。
“资本人”居住在资本所创造的海市蜃楼中,自愿加入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这些“邪教”,并甘心情愿成为听任其摆布的“教徒”,其他一切都毫不关己。这正是现代人生存的真实境遇。
但我们不能因为看到资本逻辑支配下的人是自私自利的,是贪婪的,就相信人永远都是自私自利的,就相信这种人就是全部,会贯穿于人类社会的所有阶段。
我们必须要相信,人性是可以改造的,不然的话,我们就注定生活在所有人以所有人为敌的状态,人人互为手段,人与人之间注定是各种利益的敌对性的对立、斗争、战争,我们的生活将变成一种博弈,一场厮杀,我们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就注定永远不可能实现,因为这样的“人”,自私自利、贪婪无度、穷奢极欲,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再好的制度、再好的社会也会被糟蹋。
人是可以改造的,可以通过社会制度的完善,通过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改变加以改造。随着物质财富的丰富,政治制度、法律规范的完善,社会公平正义的渐趋实现,将使人摆脱自私、贪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富有的人。
共产主义涉及到人性的改造,如果你已经认定人性已经沉沦且不可能改变,你是注定不可能理解它的。只有你理解了随着社会条件的改变,人真得能够成为不自私自利的人,你才会对未来有美好的想象。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全球化的推进和市场经济的确立,使中国进入一个眼花缭乱的商业时代、消费时代。西方消费社会的文化理念进入中国,最显著的标志是消费主义文化—生活方式的出现和扩散是以思想观念为主导的,发生在日常生活层面和价值领域里的一场深刻变革。
最早的物欲消费主义伴随着思想的解放、人性的复苏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它对于长期遭受政治重压和禁欲主义束缚下的人们提供了一种对抗与解脱的巨大力量。随后物欲呈井喷或波涛汹涌之状,消费观念渐渐向物欲症演变,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倒性优势价值观主宰了中国人的生活。
消费主义挟科学技术、大众文化、电子媒介文化和视像文化之便利,既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欢歌劲舞、欣欣向荣的一派新景象,助长了商品拜物教和享乐主义的风行,也猛烈地冲击着原有的文化秩序、传统伦理道德和价值标准,带来了现代性的断裂和后现代主义的莅临,促使文化发生了根本性转型。
消费主义作为一种享乐主义文化形态,是一种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体现,它煽动人们的消费激情,刺激人们的购买欲望,其追求的价值目标不再限定于需求的满足上,而是以欲望的培植和满足,以消费和享受为鹄的。
它注重的是感性娱乐、身体享受、欲望消费,追求无限体验的贪欲。波德里亚认为:“消费者把自己看作处于娱乐之前的人,看作一种享受和满足的事业。他认为自己处于幸福、爱情、赞颂/被赞颂、诱惑/被诱惑、参与、欣快及活力之前。其原则便是通过联络、关系的增加,通过对符号、物品的着重使用,通过对一切潜在的享受进行系统开发来实现存在之最大化。”
当消费取代生产成为社会发展的核心主题,成为时代的标志,这便促使社会以最大限度攫取财富为目的,不断为大众制造新的欲望需要,亦唤起人们追逐快乐的消费,投身非理性的狂欢。
消费成为幸福生活的现实写照,每个人都感到幸福就是拥有更多的金钱和财富,就是更多地购物和消费、娱乐和享受。消费主义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道德/伦理的看法。现代人已不大问什么是道德上应该的,而是问什么是技术上可行的,道德沦为科学技术的副产品。
消费主义修改了人们的幸福观和价值观,节约不再是美德,勤俭不再受人尊崇反遭人嘲讽,举债式的超前消费,“借明天的钱今天花”成为时尚新潮,一掷万金式的豪奢消费成为炫耀的最大资本,人们迷恋于“当下”与“片刻”之欢,成为“时尚”、“流行”、“幸福生活”的追逐者。跨国公司和媒体鼓吹的消费至上观念,让贪婪感染了每一个人,人们一面在追逐“豪宅、名车、高收入”,一面又害怕落伍,害怕赶不上邻居,竞相投入拼命购买的队伍,以为如果不消费,就会被社会抛弃。
只有用大量的商品来填满家庭和内心的空间,才能感觉充实与安宁。苏珊·桑塔格在一篇对话中说:“从文化角度讲,资本主义消费社会比专制主义统治更具有毁灭性……它带有深刻的虚无主义价值观念。和走向繁荣之机会一同到来的还有对文化的最激烈的改变。人们愿意把自己的生活和价值体系彻底摧毁。”
物质繁盛,心灵溃败,在这个欲望病态膨胀的年代,社会缺乏明确而又坚定的信仰,缺少崇高的精神信念,许多人否弃责任,拒绝思想,于是冷漠的个人主义、放纵的享乐主义、庸俗的拜金主义风行,精神在浊化,人格在矮化,世界在世俗化、功利化,社会生活呈现相当混乱无序的状态:如出现欺上瞒下的“假华南虎”、“三鹿奶粉”事件,出现“老鼠过街,无人喊打”的荒谬现象,出现见义勇为者倒霉,袖手旁观者风行的怪异。
私欲横流,腐败成风,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空气中弥漫着贪婪之气、虚荣之气、炫耀之气和一股戾气,一言不合就可能引发大打出手,微小矛盾会迅速演变成仇恨恶斗,人与人之间变得冷漠而互不信任。“我是流氓我怕谁”、“笑贫不笑娼”之类的犬儒观念畅通无阻,很多人生活没有目标和计划,缺乏责任感,不以无知和缺德为耻,随波逐流,社会正在失去节制和方向。让人想起“酱缸文化”,想起“丑陋的中国人”一类说法。
消费主义在推动中国由政治、意识形态社会向商业、消费社会转变的过程中,用后现代主义的世俗化、多元化、浅表化、碎片化、文艺消费化、日常生活审美化等话语取代了现代性文化价值的启蒙理性、艺术自律、人文神话、审美超越、历史总体性等话语,促使当代文学从传统的经典文学向时尚文学、从审美精神文学向娱乐性的消费文学转型。
文艺在消费主义的侵蚀下,其所负载的传统人文精神和审美韵味逐渐变得不再“合法”,其所看重的主体自由、宏大叙事、深度模式、精英立场、审美超越和艺术自律等一贯追求,被反历史、反体系、反意义、多元化、怀疑论、相对主义、语言游戏、世俗消遣、欲望狂欢等置换颠覆。文学在摆脱了政治意识形态的纠缠后,又受制于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掌控,屈从于资本意志和经济利益,臣服于商业和欲望的法则,迎合与讨好大众阅读趣味,蜕变为交易的商品,道德伦理异化为淡如轻烟可有可无的模糊存在,人们价值观念的扭曲、价值天平的失衡简直就变成司空见惯的现象。
在商业消费社会里,消费被美化、琢磨和打造得至为精微,又运用得无比广泛,它制约着一切愿望和能力,善于为一切事物定价,并规定事物的价值,控制着人们的整个生活。包括文学艺术、审美等原本属于表达思想情感、关注生命、抚慰心灵的东西被淡化、消解为一种工具、一种技术对象。在一个丧失原则、标准追求轻松的时代,一切都可以戏说,一切都可以恶搞,一切都可以用来消费。
那些“高尚的价值”、优雅的情调、美好的情怀却变得无足轻重,失去了力量。像鲁迅那样勇于批判世态的浊风恶浪,为救治民众的精神疾患而写作的人越来越少,像巴金那样一心为读者写作的人越来越少,像路遥那样对普通人生存的艰难抱有深切同情的文学家越来越少,贴近生活、关怀民生、呼吁良知的作品越来越少。
文坛喧嚣杂乱,热闹纷呈,潮水般涌来的文学作品中,充斥了太多作家诗人自恋自赏的话语,太多的“小资”、“小我”和“中产阶级”趣味,太多出轨、偷窥、乱伦、阴谋、仇杀等极端叙事,太多自娱自乐的炫技与游戏之作。评判标准模糊近乎于无,价值尺度暧昧或缺失,恪守道义、追求高雅境界和真善美的作品越来越稀少。作品不再讲求品质、境界,不再具有人文意义,却追求抢夺眼球,制造话题,不再为正义呐喊,却会为利益吆喝,不再为社会文化的提升、人文精神的净化、灵魂的安抚效力,却在为消遣娱乐或者恶搞起劲鼓噪。红尘滚滚,竖子成名,假冒伪劣横行,“大师”“巨匠”满天飞,文学曾经是思想解放、真理寻求、社会情绪的表达,是民心观察、启蒙力量和政治理想的寄托,现在则变成了资本意志、商业促销和娱乐消费的助手。
在“一切都是消费品”的口号下,思维的力度被削弱了,人的精神追求臣服于物质欲望。当“文化丧失了提升人、陶冶人、影响人的功能,赚钱成为文化产品最直接和最重要的目的。在创作者和受众都失去对文化产品的质量要求之后,粗制滥造者四处通吃的时代便到来了。”
时代变了,文化场域变了,语境变了,追求变了,一切都变了!就像舞台演出一样,过去的演出依靠一个搭起来的高台就能吸引四面八方涌来的观众,现今的剧场、舞台装修豪华,布景绚丽多变,声、光、电用尽一切科技手段,比过去阔气多了。演员变了,走马灯似的换了一茬又一茬的人;内容变了,老戏本被遗忘,新戏本层出不穷;观众变了,口味变得刁钻古怪,俗不可耐;然而任你怎么敲锣打鼓使尽浑身解数,观众却寥落冷清,没有多少回应。
有人说:人的本性《贪婪》。而科技的进步《加持了贪婪》。《人》是怎么来的?大概有二种传说,一说是神造了《人》。另一种说法是《人》从猴子演变而来。《人》之本性是什么?自古先人就有种种说法:《人》之初,性本善。《人》之初,性本恶。《人》之初,性本善恶都有。但《人》之善恶,或是自私自利和《贪婪》是有区别的。人的《贪婪》似乎从小就己有之。而随着人的长大,《贪婪》就会越来越大。而整个人类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不断加持了《贪婪》。
这从人类社会的进化中可以被征实,神造人类中女子只为贪吃一个苹果而己。在原始社会中的人类只为多吃一点为目的去享受收获的食物。而奴隶社会中奴隶主,只是为了掌控自己买的奴隶来干活。到了封建社会封建主们《贪婪》财富女人了,这时候《贪婪》的财富和享受富贵生活不及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资本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科技的进步《加持了贪婪》,例如工厂自动化后产生的剩余价值多了,资本家们《贪婪》的财富,远远多于封建社会中的小作坊里的小老板所得到的利润。这就是科技的进步《加持了贪婪》。
在资本主义的早期开始,随着科技的进步,资本家们可以到全世界每一个地方去《割韭菜》漲财富,不就是《加持了贪婪》。通过各种手段满世界去《割韭菜》漲财富,不让割就用战争的形式去抢,甚至以加关税,罚款,制裁,冻结银行存款,没收财产等为己有。
人性最大的弱点是自私,更是《贪婪》。《贪婪》是知足的对立面,指的是《欲望》得不到满足而不断追求,很多童话故事和名人作品都曾指出贪婪会给人带来非常不好的后果,即过犹不及。而《欲望》是永无止镜的。
正是因为无数历史人物奋不顾身、前仆后继地去追求真理,永不停歇,人类才能掌握改造世界的方法和途径。但从其另一面来讲,贪婪也是人类的一大弱点。
首先,贪婪让人变得面目全非。贪婪是一种近乎狂热的追求,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的注意力几乎完全放在其目标之上,而忽略了其他的东西。
例如,人到中年,就会一心想要赚钱,很多人的脑子里除了赚钱基本上不存在其他东西,他们过分重视家庭的物质条件,而忽略了家人的心情和彼此之间的情感联系。
他们或许答应周末陪孩子去玩,可一通电话就能让他们食言,对于中年人来说这种承诺算不了什么,可对于孩子来说却是他们的整个世界,食言伤害了他们的心,也打破了互相信任的纽带。
他们也可能会忽视妻子的心情,沉重的压力让他们整日眉头紧皱,他们把消极的情绪带回家里,对妻子的容忍度也直线下降,夫妻之间的争吵也愈发激烈。
其实几年之后当他们回头一看,或许当年对钱的过分执着并没有什么好处,家庭的状况并不会因此而好上一分,家庭关系恶劣的原因无非是对于金钱的贪婪。
其次,贪婪可能会让人得不偿失。
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人们自我实现的需要促使人不知满足,不断进步,但谁能知道下一步会是什么呢?
很多时候,人们的欲望就像一条“倒U型曲线”,随着努力水平的提高,人们所获得的利益也不断增长,但它存在一个最高点,超过了最高点,人们的利益就会逐渐下降,甚至断崖式下滑。
例如买彩票,喜欢买彩票的人长年累月坚持购买,对彩票中奖的规律也烂熟于心,偶然一次中了大奖,他们喜形于色,得意洋洋,觉得自己不趁着现在大量购入简直是浪费了运气。
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想象之中的二次中奖并未到来,先前所得却大幅缩水。
心理学家称这种现象为赌徒心理,一方面,他们总是认为否极泰来,一旦多次错失机会,下一次就一定会中奖;另一方面,他们认为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当运气到来时,他们就要紧紧抓住它。
与其说他们相信的是运气,倒不如说是“玄学”,即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
心理学家分析后得出结论,赌徒的心理其实是发生了非关联性强化,即在模糊情境中,偶然的一次行为导致了预期的结果,那么今后他们的这种行为就会多次出现。
实际上中奖和他们的某种祷告或是猜测毫无关系,一切都是概率问题。
贪婪让人得不偿失,面对自己的贪婪,人们应该见好就收,这跟炒股其实是一个道理。
贪婪还让人变得麻木,例如对于快乐的贪婪。有些人过分追求快乐,认为只要自己不快乐就是不正常,但实际上快乐和痛苦总是交替存在的。
有些人表面上看起来很快乐,但他们下一刻就可能遭遇挫折,有些人现在很痛苦,但下一秒就可能峰回路转。
对快乐的贪婪心理让人变得无所事事,由于在工作中或者生活中他们遭遇了太多的挫折,于是他们就想要改变现状,思考着如何才能一劳永逸。
其实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是不快乐的,只要人的能力有限,人们就可能会不快乐。
因此盲目地追求快乐是没有必要的,聪明人会自娱自乐,苦中作乐,在痛苦中追求快乐才是人们生活的主旋律。
“棱镜”计划曝光十年来,在庞大的网空情报获取工程体系支撑下,美国不遗余力地拓展其网空情报获取能力,并综合运用法律、机制、联盟、资金等策略,予以全面支持与保障。所以说,美国的网空情报获取能力为最强。而且又以“狼外婆“的身分出现的,还举个“合法“的牌。
(一)法律授权,披上合法外衣
通过法律给情报行动赋权是美国一贯的做法。2015 年,美国参议院通过《网络安全信息共享法案》,允许私营企业将其用户信息与国土安全部(DHS)共享,要求 DHS 有义务将得到的数据分享给包括 FBI 和 NSA 在内的所有相关政府机构。尽管苹果、谷歌、推特等企业公开表明反对该法案,但是后来不断被曝光的事实显示,这些互联网巨头向美国政府提供了用户数据。
1978 年,美国颁布《涉外情报监控法》,引入司法审查机制,防止政府部门滥用情报监控权。但是,2001 年“9·11”事件后,美国会先后颁布《爱国者法案》《保护美国法》《涉外情报监控法修正案》,于 2008 年增加第 702 条为正式条款,对《涉外情报监控法》进行修订,允许美情报机构在不经法庭授权的情况下,在美本土监控境外外籍人士的电话和电子邮件。该条款有效期需经过美国国会定期授权,2018 年授权的期限将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到期。
702 条款是美情报机构滥用监控特权的“尚方宝剑”。据《纽约时报》报道,2021 年,法院只签发了 300 份秘密搜集美国境内美国人或外国人数据的授权。同年,在 702 条款的框架下,NSA 对境外超过 23 万名外国人进行了电子监控。拜登政府 2023 年 4 月表示,702 条款是美国的“宝贵工具”,帮助美军方、情报机构和执法机关“应对外国威胁”,延长 702 条款有效期是该政府的“关键优先事项”。
自 1978 年起,美国国会一般每个财年都要通过一部情报授权法,授权该年度情报界计划实施的各类国家情报项目,审批、指导一些重大事项。2016 年 9 月,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向国会提交“针对斯诺登未经授权披露信息的审查报告”,评估斯诺登事件损失、影响及处置效果,指出“NSA尚未有效实施斯诺登事件后的安全改进”,而委员会已在 2014、2015、2016 和 2017 财年《情报授权法案》中采取措施改善情报界信息安全性。
(二)公私合作,强占情报资源
私营企业优势一直是美情报机构获取情报的重要依托。“棱镜”事件涉及 9 家美国 IT 巨头公司。在近年来曝出的监听监控事件中,也不乏美国高科技公司的身影。
2023 年 4 月,推特 CEO 马斯克在接受美国媒体《国会山报》采访时曝光美国政府部门不顾隐私,未经公司和用户同意私自在推特后台中植入各种监听代码,直接可以“完全访问”推特后台所有的数据。《纽约时报》曾报道,在 2018 年 2 月收到美国司法部传票后,苹果公司便按其要求提供了 109 份用户姓名和电话记录信息,当时苹果公司平均每周收到美政府执法部门 250 多份数据信息请求。
美国 IT 企业对其国家战略威慑力的推动可以划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技术和产品优势为主导时代,其主角是 IBM、苹果(PC 时代)、微软、英特尔、思科、甲骨文等高科技软硬件产品企业;第二阶段是以模式和资源为主导的时代,以谷歌、亚马逊、脸书、推特等为代表的美国互联网企业,也包括转型后的苹果和微软,开始引领全球生活方式的变革。如今,美国网络技术优势服务于国家战略的趋势特征依然明显,有过之而无不及。“9·11”事件之后,美国通过修订法律,确立了对 IT 巨头企业进行管理的法律依据,同时,致力于构建信息共享机制。自 2003 年起,美国推动建立行业信息共享与分析中心(ISAC),在私营和公共部门之间提供双向信息共享。2021 年 8 月 5 日,美国土安全部下设的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CISA)推动成立“联合网络防御协作”机构(JCDC),实现网络信息情报共享,统筹网络防御行动。亚马逊、谷歌、微软、火眼、AT&T 等 20 余家美高科技公司均加入该项目。这些情报共享机制为美高科技公司与政府间的信息流通提供了顺畅渠道。
高科技公司对美情报获取的支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直接提供信息数据,例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和威瑞森通信公司(Verizon)等电信业公司与美情报机构的合作;二是提供“预警”情报,例如微软公开承认在其发现产品存在漏洞或隐患后,会在公开发布补丁之前先向美情报部门提供信息,帮助美国政府评估风险和处置威胁。事实上,这使美方可借此提前利用漏洞;三是提供数据分析平台及技术,例如苹果、微软、脸书、谷歌等,尤其是 Palantir 公司,多年来与美国情报机构合作,提供对海量信息进行梳理、分析和破解的技术;四是预置“后门”,例如思科公司近年来多次被曝出产品存在安全漏洞,而这些漏洞可能被美国情报机构所利用。无论是通过强制性法律的被迫行动,还是商业利益驱使下的自愿行动,部分美国高科技企业成为美政府的优势情报资源。
(三)利用盟友,相互情报赋能
“斯诺登事件”爆料显示,美国情报机构多项秘密监控计划与“五眼联盟”共同实施。2014 年,NSA 高级网络技术分部(ANT)开发针对开源网络软硬件产品的监控工具。公开资料显示,大多数新开发的此类监控工具(网络攻击武器)均已交由“五眼联盟”国家使用。GCHQ 曾利用 NSA 提供的网络攻击武器,对比利时电信公司 Belgacom 实施长期的网络攻击窃密行动,并将其窃取到的大量欧盟重要信息和数据共享给 NSA。
美国利用盟友的地理位置、资源优势等大幅扩展网空情报获取途径。“五眼联盟”是美国与西方盟友分享情报的重要联盟机制。近年来,美国推动形成的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和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中,情报共享也是其中重要一项。美国在 2023 年 3 月出台的新版《国家网络安全战略》,明确把为盟友赋能作为重要战略支柱之一,强调向“志同道合”国家进行网络能力输出,共享网络威胁信息,并再次强调“前出防御”(Defend Forward)战略。作为该战略具体实施举措,美国通过向伙伴和盟友国派遣网络行动人员执行“前出狩猎”(Hunt Forward Operation)行动,美国将其网络能力抵近部署到对手周边,大幅扩展美方网络情报、侦察和监视范围,压缩压制对手网络活动空间,以便获取更大优势。据《华盛顿邮报》2022年12月报道,美网络司令部官员透露,自 2018 年以来,美国已向 21 个国家开展了 38 次“前出狩猎”行动。借着向盟友赋能的旗号,美国将其网络空间行动“触角”延伸到盟友国家,抵近实施情报收集和行动。
(四)资金保障,确保绝对优势
美情报机构为了保障情报获取能力不惜重金。“斯诺登事件”曝光的“棱镜”计划每年运营成本为 2000 万美元,相对其后曝出的行动预算“相形见绌”:“奔牛”计划 2013 年运作成本为 2.549 亿美元;2013 年,NSA 向所有合作的电信公司支付了 2.78 亿美元。
除了直接的行动经费预算外,具有 CIA 背景的风投公司 In-Q-TeL 是体现美国国家战略意志的资本之手,为维护其全球霸权孵化未来技术。2005 年,CIA 向 In-Q-Tel 注资约 3700 万美元,到 2014 年,In-Q-Tel 一年募资已达近 9400 万美元,共计完成了 325 个项目的投资,帮助 240 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崛起。据《华尔街日报》2016 年报道,In-Q-Tel该年度预算不低于 1.2 亿美元。
In-Q-Tel 因其特殊背景不以短期经济利益为出发点,而是基于对技术与市场的前瞻性,通过不断提供资金支持,逐渐在硅谷建立起具有监视、情报收集、数据分析和网络战技术能力的新兴科技公司。例如,谷歌地球的前身地图数据服务商 Keyhole、大数据分析与情报平台 Palantir、全球知名网络安全公司火眼、ArcSight 都是 In-Q-Tel 的投资成功案例。通过 In-Q-Tel 风投注资,CIA 能够扶植高新技术企业,保证美国的科技优势,并笼络网络领域人才为其服务。
四、结 语
从“棱镜”事件至今已有十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就在 2023 年 4 月 13 日,五角大楼“泄密门”事件再次曝光美国窃听重要盟友政府信息、窃听联合国秘书长通信、监视评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等。事实证明,美国奉行双重标准,秉持霸权逻辑,不遗余力地开展网空情报获取活动,在信号情报获取和投入方面都具备无与伦比的隐蔽性和反溯源性优势。通过监听海底光缆、污染标准、污染供应链上游、劫持数据中心、破解智能手机等活动,实现电子邮件、文件传输、语音通话、网络访问、短信、传真、电报等各类网空信号情报全覆盖,支撑其强大的情报获取能力,服务于维护全球霸权地位的国家战略。美国是名副其实的“黑客帝国”,正如曾任 CIA 局长的美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在 2019 年所说的那样,“我们撒谎、我们欺骗、我们偷窃。我们还有一门课程专门来教这些。这才是美国不断探索进取的荣耀。”
这才是美国霸权帝国主义老大哥当世界警察的强大资本,借着科技不断的发展变得越来越霸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