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从几万人到几百万

中国工农红军从几万人到几百万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具体时间是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一开始从红色苏区出发时，有战士共30多万人，到达陕北时只剩下了两万余人。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充分地体现了中国工农红军指战员在长征途中表现出对革命理想和事业无比的忠诚、坚定的信念。进一步表明了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最高表现，是保证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

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创造的革命精神。1934年至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经历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红军指战员在长征途中表现出对革命理想和事业无比的忠诚、坚定的信念，表现出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表现出顾全大局、严守纪律、亲密团结的高尚品德，创造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进行了伟大的长征。长征途中，英雄的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二万五千里，创造了不朽的功勋。

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始终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朝着这个伟大理想前行。在红一方面军二万五千里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长征这条红飘带，是无数红军的鲜血染成的。艰难可以摧残人的肉体，死亡可以夺走人的生命，但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动摇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

毛泽东确实是一位博览群书的伟人，他有雄才大略，能统兵百万。

《长征精神万岁》摘录部分内容如下：

作者：蔡 玲

1933年9月,国民党以100万军队对苏区发动了第5次“围剿”。当时,“左”倾路线已在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中占据统治地位,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迫使红军与强大的敌人开展阵地战,短促突击,短兵交接,以堡垒对堡垒,用鸡蛋碰石头,同敌人拼人力、拼物力、拼消耗,仗打了整整一年,红军伤亡很大,损失惨重。部队后勤无力取之于敌来补充自己,根据地也日渐缩小,又使红军失去了就地取给的条件和来源,虽然根据地人民全力支援,也不能保证及时供应。红军的后勤供给遭受严重挫折,致使红军生存难以为继。这也是导致第5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之一。

为保存革命武装的有生力量,红军不得不离开江西中央苏区,被迫踏上艰苦卓绝、举世震惊的二万五千里漫漫长征路。

1934年10月8日至18日,中央红军8.6万余人从江西瑞金和各战场陆续撤退转移,全部集结在今江西省于都县境内休整,进行兵员、粮服、武器、弹药的补充,在贡水(又名贡江,今于都河)搭建浮桥。在于都人民的全力支援下,中央红军分别从贡水的8个渡口过江,从此踏上迢迢远征路。

长征始发时,我的父亲蔡长风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一师三团(简称红三团)供给处粮服股股长,负责全团21个伙食被服单位2700多人的吃穿。

1934年10月16日,父亲随所在部队在贡水河畔的梓山集结渡河。乡亲们扶老携幼赶到集合点,为红军送行。很多人含泪拉着战士的手问:“什么时候回来?”谁也没想到,这一走,竟是中国工农红军战斗行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步。在当时,即使这支红色队伍的最高领导人,也不知道何时回来,更不知道此行将去往何方,部队上下都以为这是一次大的战略转移。若干年后,这次长达一年的转移才有了一个正规名字——长征。

长征,随时从头顶落下的炸弹,10倍于己的敌人的围追堵截,难以忍受的饥寒交迫和随时袭来的疾病伤痛,一路上种种吞噬生命的恶劣环境……据相关资料显示,红军参加长征的人数为18.7万余人,算上途中补充的兵力,共约20万人,而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仅有5万余人,牺牲约15万人。其中中央红军在长征出发时约有8.6万人,到达陕北仅7000余人;红四方面军长征开始时约8万人,到会宁会师时,约有3万人;红二、六军团长征出发时约1.7万人,将台堡会师时,尚有兵力1.3万余人,减员约4000人,算是三大主力红军中牺牲人数最少的。

由此算来,长征平均每走一公里,就有3、4名红军将士牺牲;平均每走一天,就有约200人献出生命;平均每4人只有1人到达陕甘根据地。而在条件最为恶劣的草地行军中,平均每公里牺牲的红军将士达近100人;在最为惨烈的湘江战役的5个昼夜,平均每天有近1万红军牺牲;在损失最为严重的中央红军,平均每12人中只有1人到达陕北。江西省兴国县有名有姓的红军烈士23179人,其中牺牲在长征路上12038人,几乎每走1公里就有一名兴国籍忠魂(以上数字来源:2016年9月7日《解放军报》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特刊)。

最先报道长征的外国人,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称长征“震动世界”。他说,与红军长征相比,西方战略之父汉尼拔率领远征军越过阿尔卑斯山向罗马进军,不过是一次假日远征。

长征保存下来的5万革命火种,终成燎原大火,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长征的胜利是人类不屈意志的丰碑,是中华民族坚定无畏、自强不息的象征,是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是世界人类史空前绝后之壮举!

从建党到建国28年,从建军到建国22年,我党我军历经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长征,是我党我军在革命战争年代最为艰苦卓绝、死里逃生的一段历史!父亲1927年参加革命,参加了这三大战争,荣获国家颁发的唯一标志这中国近代革命三大历史阶段的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这是父亲的无上荣光,这是父亲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

1934年,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们穿着几件破烂单衣、忍着饥饿病痛连续攀登了5座这样海拔5000多米的雪山!”这些来自非、亚、欧、大洋洲和南北美洲的外国人一听,立即把我围住,连声赞叹,说:“我们知道中国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为之震惊!”“史无前例,空前绝后!”“了不起,伟大!”“我们穿这么多还这么冷,中国红军就穿几件破烂单衣连带饥饿病痛就翻过了5座5000米的大雪山,不可思议!”“他们靠的是什么?难道红军真是铁打的?!”“这样的军队不可战胜!”“我们为能来到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国家——中国接受培训感到自豪!”“我们也为你有这样了不起的父亲感到骄傲!”……

耳闻目睹这些来自六大洲的外国人的惊异与赞叹,我的心中涌动着一股暖流。长征,威震全球!已得到世界多国人民的赞扬与肯定,成为世界人类史共同的丰碑!

是的,外国人问得好;“红军靠的是什么?”

长征,这场史无前例的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壮举,其历史意义早已为中国和世界多国公认。但是,它所包含的深远意义和思想价值,已跨越国界,已然还处在不断的开发、探索和认知之中。

长征为什么能在世界多国得到认可,除了它的革命精神外,长征还具有着人类崇高的普遍共性精神。长征是全人类的财富。高尚而坚定的信念,乐观而勇敢的精神,吃苦耐劳,坚忍不拔,团队精神,勇往直前,等等,都是长征留给我们弥足珍贵的财富。今天,我们纪念和追思长征,更要重新认识和宣传长征,这不光是一种体现红军战士生命顽强的张扬,更是证明了信念的力量。信仰,或者信念的力量,战无不胜。一位国际著名心理学家说:“长征不仅标志着中国人民在军事上的胜利,同时也创造了人类心理学领域的奇迹。”长征精神的内涵并非仅仅是吃苦耐劳。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有完成心理上的长征,才能创造出奇迹。

是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事业,一个人,每天都走在自己长长的征程上。在漫长的征途中,只有具备了当年红军的长征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他才能最终抵达光辉的顶点。今天,中国人民正行走在新的长征路上。长征给了我们全人类精神与思想宝库中最为光辉灿烂的精神财富与思想资源,唯有把握了它,中国人民才能在新的长征中取得胜利!

长征精神的深远意义与思想价值,无论怎样评述都不为过!

长征线路与长征精神,应该申报成为世界遗产!

我军从建军起就一直奉行司、政、后三大建制。司令部保障军事胜利,政治部保障官兵素质,后勤部则保障经济来源和物资、武器、装备及生存的供给,提供吃穿住,直接关系全军生命。红军时代的后勤供给工作是我党早期在军队中的经济贸易工作。战争年代的后勤、经贸工作,是要付出血与生命的代价,其艰难、困苦、危险、残酷,是我们现代人特别是年轻人难以想象的。

父亲1927年参加革命,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自1931年任红军12军36师供给处粮服股股长以来,从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建国后至去世,历时75余年,一直在我军后勤部门,一生从事我军的后勤供给(包括经济贸易)工作。从1940年任八路军115师教导5旅供给部部长至去世,当了61年的后勤部长,父亲是我军后勤工作的优秀领导者之一。

父亲在生命的最后时光,竭尽余力,向我们回忆并讲述了战争年代我军艰难困苦的后勤供给工作,对长征专门作了叙述。我自以为对长征并不陌生,知道长征苦,但真没想到苦到那种程度。若不是父亲亲口讲述,即便父亲的语气极其平淡,我也真难相信。真的,长征实况要比影视剧和文学作品上表现的苦得多。那已不叫苦了,是生命极限的抗争!

和许多老红军一样,长征,成为父亲一生中最艰苦卓绝的人生经历和最珍贵的人生记忆。在父亲75载的革命生涯中,也是最璀璨的一页。今天,我们追忆长征,是从这些耄耋老人尘封已久的忆海深处抢救历史,拯救人生资源和挖掘精神财富!这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对于预防腐败和贯彻“两个务必”,对于青年一代的人生、信念、理想教育,都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岁月悠悠,往事如烟,当年战斗的硝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飘逝。面对时下的金钱、权贵与浮华,信念的力量恒久而神奇。如今,我们回顾历史,讴歌先烈,悼念亡者,是要在新的征程上继续弘扬长征精神。

[yongbing1993]

《内卷》《躺平》为何屡刹不止







《内卷》与《躺平》是当下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治理下年轻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词。一个指向“过度竞争”，一个代表“退出竞争”，这两个截然相反的词语折射出年青一代对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社会，又或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中《竞争》白热化的挫折感。2021年《躺平》被评为年度十大流行语，2022年初《摆烂》又冲上热搜。如今中国的年轻人《躺平》《内卷》《摆烂》有多少？为什么？有谁思考过？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不断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走资派忽悠说：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多么好。以致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全民经商》，人人参与《投机倒把》官商勾结官倒成风，的确，成就了一小部分贪官污史及他们的亲朋好友先富起来成为资本家了。而大多数人沦为资本家们的《打工仔》。之后，走资派和资本家及右派们忽悠人人尤其是年轻人大学生们都去《创业》致富争取先富。然而，成功者屈指可数。几次忽悠后人人失去信任了就都去《考公务员》找国企外企互联网大厂的工作。得到的结果是几百人上千人争一个职位，就开始《内卷》了。随之又《躺平》了。

改革开放之后的二三十年间，对于享受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各种免费及资本的累积，以及“改革开放”实然归私有化《红利》的几代“少数人先富“的中国人来说，早有房有车、极少数己成富可敌国的大资本家，而“少数人先富“中的又一部分人及头脑灵光投机取巧的人也己成为中产阶级，这已经形成一条既定的中国人在社会地位或富有阶级上升通道，甚至不少是白手起家、成为千万富翁的“励志”故事也比比皆是。

但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年轻人们很快便意识到，市场的饱和与竞争的激烈超出年轻人的预期，想要赚钱已经不像祖父母或父母那一辈人那么容易了。大品牌和外卖平台几乎掌握了行业规则，年轻人即使开个小店进入市场也已经太晚。

一些小吃店为了竞争在外卖平台的排名，提高曝光度，他们只能尽量压低商品价格。标价50元人民币的一单订单，减去各种活动折扣后，顾客可能只需要付25元，而商家要支付活动折扣价格、外卖配送价格以及平台服务费。

“所有新商家为了活下来都在倒贴钱做生意，一个新店要做成功真的就像登天一样难。”哪怕每天早上六七点起床，凌晨三四点回家，他们的小生意仍然没有起色。

2020年，有一家小店面对亏损100多万的现实，他们最终选择关掉这间店。在他们看来，自己的经历与许多同龄人在不同领域面临的困境一样，是“社会内卷化”的一种表现。“大家考虑的不是怎么真正去提高质量，而是相互消耗，真的像噩梦一样”，他们说。“结果就是大家都是输家”。同时，降价可以拿到台面上说，降低质量数量就不能说。

在一些年轻的公务员口中也能听到：“干得好不如躺得好”，“路见不平，绕道而行”，“毁灭吧，累了”……久而久之，消极情绪不断蔓延，人生轨迹也发生偏离。有的年轻干部刚迈进“机关门”就开始混日子，见到工作两手一摊，碰到问题两眼一黑。有的刚被提拔就打起“小算盘”，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还有的深陷腐败漩涡，甘心被“围猎”腐蚀，破罐破摔变本加厉，靠赃款奢侈消费来自我麻痹。玩女人赌博参与黑社会出卖情报当间谍等都有。

如今国内外形势复杂，又因缺乏信仰，不知如何要干，各行各业“内卷”日益加重，巨大的生活成本让年轻人感到“压力山大”。但更为关键的是，一些年轻干部在努力之后又无目的，因而产生了懒惰思想，遇到挫折产生了畏难情绪，在面对得失时怨天尤人、自暴自弃。

“内卷化”的背后，是已来自中产阶级的年轻人面对错过机会窗口期的一种挫折感。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眼见父辈分享中国从公有制转为私有制之间的红利，畅想自己也会面临这样的机遇，但现实已非如此。

现在的人们之所以担心是因为他们发现有太多竞争，不再像是90年代或者21世纪最早几年那样，只要有一个想法就有机会去创业迅速致富，那个发展的阶段已经过去了。

在数十年吃完“红利“后，中国已经实现几代领导人希望的“与世界接轨”，走资派特色中国己出现典型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状态。然而，与西方工业革命相比，中国实现这一阶段的过程十分短暂。这短暂到它仍停留在人们鲜活的记忆里。这些年轻人的父母，甚至只比他们大10岁的邻居可以在这个年纪获取那么多利益，但如今这个窗口对他们却关上了。某种程度上，这是中国几千年中历史性的一刻。

对于“被卷” 感到不满的年轻人发现，他们的沮丧无法被已经获得成功的上一代资本家们理解。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打工仔与他们的雇主也是资本家之间的对立日益明显。

在最受中国年轻人青睐的互联网行业，一群程序员因为不满行业常见的高强度加班“996”工作模式（每天早9点一直工作到晚9点，每周工作6天），他们在网络上发起一场抗议运动。他们提议所有人准时下班回家，还建立了一份“996”黑名单。中国年轻人与资本对立的情绪也日渐高涨。资本家将“内卷”解读为“欲望与惰性的差距”。而许多的年轻人认为，这代表了“资本家”的典型观点。

一个更加典型的例子是曾经创造中国式成功神话的马云。他曾支持“996”，称这种工作模式一种“福报”。而这几年间，他已跌下神坛，不仅阿里巴巴收到中国政府开出的182亿元反垄断罚单，他本人的形象也从“马爸爸”变为“吸血鬼”与“资本家”。

在中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同时，这种“仇富”心理存在范围的扩大似乎不出意外。根据《福布斯》发布的2021年全球富豪榜，包括香港与澳门在内，中国有698位亿万富翁，数量居全球第二，今年新增210名亿万富翁，比全球其他任何国家都多。与此同时，中国前总理曾在去年公开表示，中国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仅1000元左右。

《内卷》在流行半年多以后，一个与“内卷”截然相反的新词——“躺平”横空出现。《躺平即是正义》的帖子吸引了许多目光。“两年多没有工作了，都在玩，没觉得哪里不对，压力主要来自身边人互相对比后寻找的定位和长辈的传统观念……人大可不必如此，”文中写道。

“躺平就是我的智者运动，只有躺平，人才是万物的尺度。”，“只要我躺得够快，资本就剥削不到我”，“社会险恶，先躺为敬”，许多人纷纷这样附和。躺平是年轻人对“内卷”的一种反抗，是以放弃他们认为无意义的努力来退出竞争。“只要我还在工作，内卷就会一直存在于我的生活，“虽然这个概念并没有提供不同的行动方案，但总体来说“这是一个好事，说明大家开始反思过去的发展模式。

为什么一个可以在清理街上小贩问题上那么严格的政府，对私人企业的劳工条例不认真看一眼？最重要的不是哪里出了问题，而是怎么才能形成一种社会合力。现在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找不到可以突破的地方，因为其中有很多利益，都是靠不合理来吃饭的。就如《劳动法》白纸黑字明文规定就是明目张胆地违抗。当然要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些问题，还得走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

在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中，除了没有私有，没有资本家外，还有为年轻人量身定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涉及千家万户的一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更是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

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939年5月4日，毛主席在延安举行的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青年运动的方向》讲话，讲话指出：“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就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为此，毛泽东认为“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就是革命的道路，就是改造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必由之路”。《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124页，详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 530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毛主席身体力行，让自己的儿子成为走这一道路的带头践行者。1946年，为了让从苏联回来的爱子毛岸英适应中国革命的环境，了解中国的真正国情，毛主席把刚从苏联回国的毛岸英送到农村，拜当时最有名的延安劳动模范吴满有为老师，去当农民。主席对毛岸英说：“虽然你在苏联的大学毕业了，但是你学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你还没有上过中国的‘劳动大学’，因此我希望你能够去农村拜农民为老师，在这所农村大学里，你能学到之前课本之中学不到的很多知识，你看好不好？” 毛岸英深知父亲的良苦用心，服从了父亲的安排，直到手上磨出了老茧，才从“农业大学”毕业。

新中国成立后，鉴于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形势，毛主席一直关注着中国青年的发展方向。1955年，毛泽东在看到许昌地委报送的《大李庄乡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材料中，谈到郏县大李庄、邱庄、吴堂、杨庄四个村的7名初中毕业生和25名高小毕业生（这在当时也算是知识分子了）回到村里参加农业合作社，有效地解决了合作社缺乏会计和记工员的问题时，敏锐地捕捉到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一条极佳途径，于是批示道：“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哪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495页。 此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成为影响整整一代人的口号。

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指导思想，1955年，中共中央在《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又提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在农村，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

此后，从50年代底开始，就有一大批城市青年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志愿报名到农村去插队落户。2009年9月被评为新中国成立以来100位感动中国人物之一以及2019年9月再次被授予“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的邢燕子，就是1958年插的队；同样于2019年9月被授予“最美奋斗者”称号的天津宝坻县知青侯隽，是1962年插的队。在这些先进典型的带动下，全国各地的广大城市青年纷纷报名到农村、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据不完全统计，毛主席的批示和党中央的《纲要》下达后，山西省就有51个县的8万多青年自愿响应号召积极报名参与，团省委在其中挑选了1038名优秀青年组成志愿者垦荒队，由各地团干带队，到内蒙古的河套地区支援边疆建设。乔晋湘《对山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考察》， 知青问题研究 2017.9.2

196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进一步明确提出：“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使他们通过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的锻炼，健康地成长起来，成为可靠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这是首次以中央的名义专门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发出的文件，也是首次在正式文件中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培养“可靠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联系起来。

此后，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全国如火如荼，从60年代初开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全国达到一个新高潮。所以成为上山下乡的高潮期，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客观情况所决定的。一是建国以后，由于国内环境稳定、医疗条件和生活条件相对改善等原因，使中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口出生出现井喷式增长。而在此同时，教育越来越普及，受教育人数急剧增长。到六十年代底至七十年代初，这部分人大多步入成人。在当时情况下，中国国内经济基础还相当薄弱，客观上难以安排这么多的青年在城市就业。因此，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到农村去插队落户就成为必然选择。二是在“文革”开始后，1966至1967两年，国家没有安排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使中央《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中提出的每年安排100多万知青的任务，集中到1968年后安排。

[yongbing1993]

《建设新中国》《发展新农村》





建设新中国，发展新农村，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有幸参与、认识、体味、弄明白这个过程，是我作为曾经知青一员无怨无悔的不竭动力。

转载《我是知青，无怨无悔》

作者: 范洪利
　　
儿童时代，长辈就对我们进行热爱祖国的教育。踏入校门，印象最深的是《少年报》上的“小灵通”和“知心姐姐”，觉得他们就是生活中的好伙伴，为我们介绍爱国主义英烈志士的事迹易懂易记。长大中，影响最大的是方志敏烈士和他《可爱的中国》这部遗作，还有魏巍老师《谁是最可爱的人》那篇报告文学，恨不得掐死那个为虎作伥的“肥大头”，杀尽那些穷凶极恶的美国狗强盗。

回乡务农后，学习了毛主席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按语》等著作，“热爱祖国”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遍地英雄下夕烟”所构成的一幅幅壮丽图景，慨然觉得：祖国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值得珍爱，祖国的父老乡亲男女老少都值得敬重，志愿为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写出最新最美的文字”而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的红色种子。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所以，回乡务农，支边赴疆，“献身革命即为家”，我毫不畏惧，从无悔意，改变“一穷二白”，想想我们的前辈为之付出了多少，做成了多少，就会觉得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躺在他们的基业上坐享其成，碌碌不为。支农援边，在广阔天地里学习、体验和锻炼，经风雨，见世面，接地气，增知识，长才干，坚意志，热爱祖国从自己做起，从点滴做起，怎么可能浪费青春呢？把自己看成一朵花，置身于时代之上，游离于群众之外，像个蹩脚的体育节目讲解员那样，“看人挑担不吃力”，指手画脚自以为是，夸夸其谈不着边际，甭说在农村在边疆，就是在城市在机关在条件最优越的环境里，充其量也只能是个“大事做不来、小时做不好”的“南郭先生”，用农民伯伯的话说，叫“造粪机”，那才是把自己的一辈子都糟践了。

为了新中国的创建，革命先辈南征北战戎马倥偬，浴血奋战在所不辞；新中国诞生后百业待兴，改天换地中，他们有的在边疆屯垦，有的成为铁道兵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有位叫甘祖昌的将军，还回乡当了农民。因为他们的流血流汗无私奉献，祖国才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现在的年轻人是红旗下长大的一代新人，沿着先辈的道路，赓续先辈的事业，承传先辈的精神，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是不负韶华，不辱使命，承先启后，意义深远。

建设新中国，发展新农村，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有幸参与、认识、体味、弄明白这个过程，是我作为曾经知青一员无怨无悔的不竭动力。从记事起，进入黄昏，我们点过灯草，点过羊油灯、煤油灯和蜡烛。六六年，电杆竖入我们村，家家户户都点上了电灯，再也不必担心微弱的灯火被钻入屋内多少风儿熄灭了。通了电，农机械化作业就成为现实。稻麦脱粒，祖祖辈辈凭力气靠手工，搁上门板，一把一把使劲甩，全队劳动力一道出动，扑下身子干得热气腾腾，那年都得忙个十天半月才能完。这个活我曾经干过，火辣辣太阳的热，麦芒飞入背脊后的痒，还有膀子的酸胀，滋味很不好尝。

一九六七年，队里买来了脱粒机，按上马达，接上电线，脱粒机瞬间转了起来，九名女青年、两名男中年一字儿排开，斗志高昂、神采飞扬，那快速，那效率，社员个个拍手称快。后来，又买来“大喉咙”，大把大把麦子塞进去，轰隆隆一声，吐出的是麦子，飞扬的是柴草。王队长与“小会记”估算了一下，这两个大件搭档着干一个小时，能抵得上全队劳动力半天的工作量，脱粒不再是重活难活了。第二年，队里买来了手扶拖拉机替代老牛，解放了好几个男劳力。社员们叹为观止，兴高采烈地说“点灯不用油，种地不用牛”，如今不都到来了吗。

农民煮饭烧水，历来“就地取材”，从河里拎上来，倒入缸里，一用数天。六五年起，建卫生队卫生村，七户人家打一口井，改善水源防止病从口入，卫生员和赤脚医生用小瓶子装上漂白粉，放入井里消毒。为遏制蚊蝇孽生，经常出动团员青年铲除杂草，填平坑坑洼洼，为粪缸加盖，不久又实施粪便集中管理，一系列生活方式除旧布新，加上一年数度为男女老少注射预防针，什么麻疹、天花、霍乱、疟疾、血吸虫等骇人的流行病都相继绝迹了。我们老家海风大，沙质地多，只能种植山芋和元麦。人民公社统一规划部署，发动社员热火朝天大干六五、六六年“腊底春头”，修成了贯南北的八条主渠和连东西的四十多条分渠，清流引来，沿海八个大队的沙泥地全部改造成为水灌地，能轮番间种水稻和棉花，结束了我们每年至少有两个月以山芋为主粮的食料历史。

面对“稻菽千重浪，棉田白茫茫，五谷堆满仓，社员心欢畅”的蒸蒸日上，与社员们分享“渐变”带来的成果和喜悦，我想：如果全国农村，都能像上海郊区那样发展，“誓把祖国变成天堂”还会在话下吗！读书学习，俯身田头，感受发展，引发、催生了我“当好新农民的决心和热情，拓宽了“胸怀祖国”的视野和境界，更要感谢的，是许多长辈、领导的指引和点拨，为我的健康不断注入高于生活的元素。一次，挑着棉花上供销社，看到江镇去新生大队的岔路口有块语录牌，写的是“世界上的事有大道理有小道理，小道理必须服从大道理”。什么是大道理，什么是小道理，小道理为什么要服从大道理？什么情况下小道理必须服从大道理？回家后我琢磨了许久。

教我逐渐明白这个道理的，首先是我的外婆。回乡不久，跟着年过半百的老年组学割水稻。望着黄灿灿一片，开镰一会儿，我们几个才走出校园的小年轻就累得热汗满身，直不起腰来，皱起眉头发起了牢骚：这么热，这么多，老年人干活慢吞吞的，割到日头歪西也完成不了。可是，别看大娘婆婆们动起来不紧不慢，但一刀接着一刀不停歇，一把接着一把还互相帮助，不到十一点，两亩多稻子全割完了。回家的路上，外婆对我说，干什么活，做什么事，不论是多是少，是大是小，是重是轻，是难是易，你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去完成，去干好，去做得比别人出色，如果明明是拈轻怕重而讨价还价，这也有难度，那也做不到，老是强调客观，让别人去做了，那就只是“不起路”的一堆废话。别人为什么能、为什么行、为什么做得好，你可是没少指头没缺心眼。一事当先，推三阻四的后果，是丢失颜面，得不到信任，让人家瞧不起。有了任务，与其绕着弯子推却，不如爽爽快快承担，开动脑筋做好。外婆目不识丁，话语却富有哲理，让我又想起了一条导师语录：“困难总是与解决困难的条件一起产生的”，而今聆听外婆这么一说，联系起来参悟思想，顿似云开日出，豁然明朗。这不是外婆把“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这条毛主席教导“活学活用”了吗？！再想想，讲爱国主义是大道理，到田里割稻是小道理，因为热，因为腰腿酸痛，就宁肯在田埂上歇息与小伙伴一道怨天尤人，而不情愿帮老人们多割下一株多割下一把，私下里还附和着责备他们动作缓慢，我这不是犯下了“小道理”不能服从“大道理”、言行不一致的过错吗？

指点过我的第二人，是在建设兵团里，我们七连的事务长老陈。老陈读书不多，很有智慧，为人诚恳，做事踏实，吃苦耐劳身体力行。为了我们摆脱“菜荒”困境，他经常只身翻山越岭，到勐捧镇挑回乳腐酸菜，平时晚饭后，组织大家尽点义务浇水施肥拔草，为蔬菜助长。加入团组织的前一天，他约我谈话。当时我想，这又不是入党，你老陈是党支部的组织委员，要与我谈什么呢？黄昏时，我们面对而坐，我有点不以为然，他却很认真地说：“你是响鼓，我是重锤，直话直说吧”，就开门见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多二话”的“毛病”，告诫我不予改进，就不利于个人进步，不利于团结同志。所谓的“二话”，是指包括牢骚怪话在内的不该说、不当说的“废话”。老陈这么说，令我一怔：觉得确实存在，平时虽不犯人，但冲动起来，就免不了不看场合顶上，不顾影响抗命，不留面子斥下，闹得对方尴尬难堪下不来台。老陈轻声细语，由浅入深，逐字逐句，令我背脊发凉，难以自己。回到宿舍梳理细想，觉得根子还是在于自己的幼稚肤浅，虽无目空一切但有傲骨骄气，是必须改、坚决改、非克服不可的小资产阶级“狂热通病”。

指点过我的第三人，是我们五营的高营长。之前，是我们连的麻指导员（满脸麻花）自讨没趣，以批评“无政府主义”为由，公然以“在民族地区工作的人有没有违反纪律”的诽谤性言论，在大会上旁敲侧击，指桑骂槐，惹得我怒火中烧，奋起反击。因为，我们连在民族地区坚持着工作的就我一人，另外一人因为比“同吃同住同劳动”多了个“同睡”而早被遣走了。而今我这才回来两天，你就阴阳怪气，凭什么“寻”我的“吼厮”？也怪自己血气方刚，还没学会“包容”，就毫不客气地与他针锋相对论了起来：老百姓给的是什么样的评价，咱心里可透明着哩。为人不做亏心事，夜半不怕鬼上门，你说话别没脑心没肺没舌，请你收起“刁得一”阴阳怪气那一套，赶明天去扎苏板挨家挨户搜肠刮肚，请教和你一样担任着支书的老三同志、大队长安赳同志和全寨子男男女女老少爷们，逐个逐个刨根究底问个明白，扯长了两只耳朵别遗漏一个字，也别忘了带着文书帮你做笔录。一阵子连珠炮，职工们哄堂大笑，麻指导威风扫地，咆哮了两声“你等着”，就溜暗处去了。

赢了“口水仗”，痛快是痛快了，回宿舍坐定，觉得有点不对味，想了许久。这麻指导毕竟是组织任命的，毫不留情连讽带嘲，弄得他灰头灰脸，全然没有了“落场势”，他本来就水平不高能力不强，出了这么大的洋相，让他今后还有什么颜面对待职工安排工作？自己的做法，也很不妥当呀。于是，我托人给高营长捎去了一封检讨信。也巧，因为勐腊县要我去麻木树公社再度参加复查，领导正好要召我谈话，就来到了高营长家里。高营长和颜悦色，先是拿出勐腊县委的通知说：听说这次要安排你到澜沧江畔的寨子里工作，很远，条件也差，希望你能增强信心，克服困难，保证任务完成。我连忙接着说：请高营长和组织上放心，我会加倍努力，保证完成任务。高营长只字未提检讨书，我就忑忒不安地试探着问他，是否收到了我的认错信。他说：收到了，看过了。年轻人成长，犯错难免，可你这是犯了不该犯的错，是不可原谅的。但你能知错，还能挖出犯错的思想根子，这是进步。事情发生了，知错改错就好。要提醒你的有两点，一定不能犯过失性错误，一定不能犯重复性错误。事情过去了，你就别产生心理负担，背上思想包袱。你们年轻人朝气蓬勃，干干工作应该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但要学会自我控制，自我否定，善于吸取教训，善于把坏事转化为好事，善于在遇有复杂情况时多问几个为什么，善于把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于自我改造、自我提高的实践中去，才能沉稳、老练起来，团结同志，凝聚力量，下去后大胆工作吧。

两个“提醒”，“四个善于”，是批评更是鼓励，是启发更是期待，是匡正更是指引，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听到，让我又惭愧，又感激，振聋发聩，心潮起伏，与他告别后，一直在耳际回响着。埋头走了大半小时，才长长地舒了口气，心中所有的不爽、不快、不适、不乐，风吹云散，消失殆尽。

外婆教我对待工作要乐观要自信；老陈教我为人处世要谦虚要谨慎；高营长教我“莫叫巴掌把眼挡”，实际上，都是在给我讲述一个基本道理，那就是要学会用大道理管住小道理，小道理必须服从大道理，令我刻骨铭心，没齿难忘，在我的成长路上具有着“加油站”、“里程碑”意义。随之以后，我经常思考如何用“大道理”管住自己的“小道理”。尤其是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阅读《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著作中，进一步体悟到了大道理是客观规律的揭示，是指导小道理的“正确思想”，应用“正确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问题，说明问题，解决问题，就是在用大道理指导小道理，说明小道理，征服小道理，就能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净化自己的主观世界。“喝过了知青这杯酒，什么样的酒都能对付”，在以后的工作中，虽不是一帆风顺，但到那里都能受欢迎，得好评。

“良药苦口利于病”。在农村，在兵团，让我接受过多次“非正式再教育”、为我“治过病”、“疗过伤”的，还有许多长辈、领导和同事，他们一个个语重心长，鞭策我“有则改之”；一次次坦诚相告，督促我“惩前毖后”。这种“不是亲人胜亲人”的关心和热诚，爱护和温暖，我想，当年能有幸感受和体味过的，决不会仅仅只是一个“我”，而应该是兵团（农场）中的“一大批”“我们”！

[yongbing1993]

知青奉献青春无怨无悔无憾无愧







我是知青，上山下乡，奉献青春，无怨无悔，无憾无愧，是从离开家乡告别亲人那一天就开始的。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阙”，纵观中华文明五千年悠悠历史长河中，为报效国家守卫疆土而慷慨离家园、别亲人的豪杰英雄，一代接着一代有过多少人？！

从《觉醒年代》到《十送红军》，从《壮士出川》到《东渡黄河》，从《千里跃进大别山》到《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多少英雄的革命前辈《出生入死闹革命，知心话儿说不尽》，《心似黄连脸在笑，骨肉之情怎能忘》，《革命生涯常分手，隔山隔水永相望》，风雨如磐中前赴后继亲人离别，哪一节不撼人心灵，哪一段不为后代子孙们所颂扬和敬仰？！

怎么唯独《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农村、去边疆、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就会若得那些无良文人砖家叫兽右派走资派们舞秃笔挥砍刀，极尽诽谤之能泼墨渲染，把正常的别离壮行，污蔑为如同被押去赴“鬼门关”、上“黄泉路”似地凄凄戚戚惨不忍睹？这些牛鬼蛇神妖魔鬼怪马户又鸟地富反坏右们所包藏着的，难道不是力图证明上山下乡是一场灾难一场浩劫、迎合大走资派邓小平们纂权复辟资本主义忽悠称改革开放，而为“彻底否定文革”，“全面虚无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前三十年”的一片祸心吗？

转载《我是知青，无怨无悔》

作者：范洪利

上山下乡，奉献青春，我们无怨无悔，无憾无愧，是从离开家乡告别亲人那一天就开始的。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阙”，纵观中华文明五千年悠悠历史长河中，为报效国家守卫疆土而慷慨离家园、别亲人的豪杰英雄，一代接着一代有过多少人？！

从“觉醒年代”到“十送红军”，从“壮士出川”到“东渡黄河”，从“千里跃进大别山”到“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革命前辈“出生入死闹革命，知心话儿说不尽”，“心似黄连脸在笑，骨肉之情怎能忘”，“革命生涯常分手，隔山隔水永相望”，风雨如磐中前赴后继亲人离别，哪一节不撼人心灵，哪一段不为后人所颂扬和敬仰？！

怎么唯独我们知青上山下乡去农村、去边疆、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会若得那些无良文人舞秃笔挥砍刀，极尽诽谤之能泼墨渲染，把正常的别离壮行，污蔑为如同被押去赴“鬼门关”、上“黄泉路”似地凄凄戚戚惨不忍睹？他们所包藏着的，难道不是力图证明上山下乡是一场灾难一场浩劫、迎合某些人“彻底否定”“全面虚无”的一片祸心吗？

事实上，大多数知青的父母都是旧社会的过来之人，是新旧社会两重天的亲历和感受，是当时“自力更生，发奋图强”和“穷则思变，告别一穷二白”的主旋律，激励着他们对子女支内支农支边的慷慨、明朗和豁达。“游子三思春晖梦，雁行七顾慈母心”，子女临行出发，谁家父母、谁家亲人不是舔犊情深，依依不舍？面对公社护送的带队干部，面对远道而来迎接的兵团官兵，“把孩子交给党，我们放心”，是家长们的共同寄托；恋恋道别，千叮万嘱，“听党话，跟党走，别学坏”，是家长们的共同期待。

就我自己而言，始出远门，就是“彩云之南”的“半片天外”，心向往神之外，对于往后事自己做、路自己走、做得像不像好不好、走得稳不稳正不正，有忒忑无恐惧，有思考无迷茫，脑子里装的是毛主席“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的教导，深知云南的山山水水同样有毛泽东思想照耀，那里的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样是“真正的英雄”，蕴藏着无穷的力量、不尽的智慧和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只要自己始终怀着做一颗永不生锈螺丝钉的斗志和韧劲，一样可以在与他们打成一片中闪光发热。对于我的远行，父亲是赞同的，兄长是支持的，母亲有点想法，我告诉她去边疆是支援开发建设去劳动去接受锻炼，更能经风雨见世面，于成长更有意义。她虽然闷闷不乐了几天，但还是纳鞋底帮我做了几双新鞋，三弟去江镇跑川沙帮着置办齐全了生活必需品。

出发这一天，是一九七一年的二月二十七日，没出太阳，没有下雨，春寒料峭中，大娘舅挑着行李，大哥一路相送。九点钟，我们二十一个大队的一百五十五名男女青年精神抖擞，准时汇集，乘坐公交特约车直接抵达上海火车站，分乘于643次知青专列的八、九号车厢里。对号入座完毕，与家人互道珍重。一声“吱”响，车轮转动，大家探出窗户，向家人频频招手，如同赴外地旅游般地说笑着，直到过了杭州，看到山岭中起伏闪烁的片片灯光，听到8号车厢里传出女生们的哗然哭声，我们才恍然意识到：真的出发了，真的与上海告别了，两年后，才能再见。

这一天，忘不了，但不后悔。支援边疆建设是自己的选择，心甘情愿迈开了脚步，踏上了征途，就没有什么可悔的。何须无良之辈猫哭老鼠假仁假义，把我们的离别写得如同被流放、被充军似地凄苦不堪，可怜巴巴？

坐了76个小时火车，一路还算顺利，只是在一个叫吴官屯的小站因让车而耽搁了近三个小时，晚点到的昆明。休了一天，第二天换乘解放大卡车，一路风尘，翻山越岭，走了四天，于三月九日下午，到了在西双版纳勐腊县勐捧人民公社勐润大队依山傍坝的新“家”——一个新组建的连队，几栋竹木茅草盖的新房，进入了新的宿舍，担任了三班的班长，开始了新的生活。虽说是从零开始，从头学起，但因为有了农村劳动的体验，上山清除烈火烧剩下的枯树残竹，挖梯地，打穴，栽橡胶树苗，都拿得起放得下。

两个月后，应召参加勐腊县阶级复查工作队，七二年六月下旬回连队，担任过二排的副排长、排长和连队的事务长，七三年调营部，担任报道员和青年干事、共青团工委副书记。在“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晴朗天空下，我在与兄弟民族、兵团战士、农场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中，见贤思齐，坚定信念，祛除“幼稚可笑”，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作所为谈不上都优秀，但从未落于人后，无可憾之事，无可怨之人。

营部大小也算是个机关，每个月，党支部赵家才书记至少要组织工作人员拾两次柴火送入食堂，文弱多，女子多，一般是两人抬。我年轻力壮，当然得拣大的抗，来回跑得快，一躺能顶三、五人，大嫂子们夸我干活“像老水牛”，每次都帮我碗里添饭。一次去勐腊购化肥，一包五十斤，同去的姑娘们被碳氨味呛得睁不开眼，我在农村经常接触这玩意儿，适应了，不怕。仓库到拖拉机后斗不足五十米，我左肩抗一包，右臂挟一包，差不多一个小时，五十包化肥就都装上了车，姑娘们说我“真是老水牛”。那时，小学的孩子们老远相见就喊我“老水牛”，好多“咪涛”（傣语，大娘之意）也跟着相称。做人民大众的“孺子牛”，有什么不好，得到群众这样的认可，我有什么可埋怨可愧疚的？！

我们营部党政（后为分场）班子成员，正职的两名是现役军人，除了温文尔雅的教导员只有一面之缘外，我与其他成员都熟悉，常交流，觉得他们都是可亲可敬的老大哥。郜营长到我们连队讲过课，参加过他主持的批林整风学习班，因为发表关于“猴气虎气”的意见而得到过他的称赞，还有一次是向他汇报工作，他告诫我要学会工作的方法和艺术，才能事半功倍地达到动机与效果的一致。地方干部中，杞副教导员性格温和，待人诚恳，谈吐淳朴，对我们“知青干部”从来是多鼓励多表扬。

张副营长作风泼辣，心地善良，一诺千金，富有责任感，工作敢担当，帮人帮到底。胡副营长俭朴勤奋，为人爽快，做事踏实，一竿子插到底不会拖泥带水。还有一位沙参谋，思维活跃，说话幽默，遇事点子多办法多，做什么都干净利索，而且令人感觉轻松愉悦。五营领导班子内，穿不穿军装都勤勤恳恳，以身作则，求同存异，心齐气正，互补性和战斗力很强。恢复农场建制，班子有所调整，曾经的解放军老战士当家，脚踏实地规划发展，担当责任心口一致，与知青感情诚挚，呵护关爱，用心用情。

一九七四年七月，有几位老乡偷了勐润大队傣族寨的一头肥猪，扛到山上杀吃了。偷猪是犯法行为，要是送公安，判上两年还算是轻的。得知有人闯祸，党委杞书记、张、胡两位副场长分别亲自去勐润大队赔礼，交上赔偿款。平息民愤后，保卫干事把三位老乡传唤到营部关“紧闭”（实际上是保护起来以防止发生冲突），既没骂，更没打，让他们白天劈柴，晚上思过，在承认错误后，也就一个星期，就解除禁闭送他们回了连队，这几位老乡从此循规蹈矩，安分守己。

在农村，在边疆，在战天斗地同创共建中，我看到的是官兵一致，干群一心，体验到的是“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干部带了头，社员有劲头”，“人们在明媚的阳光下劳动，生活在人们的劳动中变样”。

别人不说，就看看我们五营的干部家属，有割胶的，有垦荒的，有种菜的，有喂猪的，都做啥像啥挺称职，爱岗敬业干得欢。烈日下，风雨中，她们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迎难而上无所畏惧，汗流浃背头淋水滴，吃苦耐劳与众一样。上山下山，进进出出，我与她们相逢相处同劳动，从没“领教”到“当官老婆”的盛气凌人或撒娇撒泼，也没见过闹什么“夫人情绪”的、要什么“太太”特殊的。营（分场）部走马灯似地上下的上海籍知青，哪个没吃过他们腌制的酸菜？对“五口之家”适度开放养鸡和养猪后，我们营部机关的青年人，又有谁没吃过他们家的炒鸡蛋和红烧肉？

那几年，我们五营知青中，有数百名加入了共青团，有三十多名加入了党组织，有二十多名提拔成干部，有四十多名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有二十多名参军入伍成为名实一致的解放军战士，还有在团（农场）内、营（分场）内被选调成为教师、卫生员、驾驶员、汽车机械维修员等转岗的，远超百人。

记得我们乘坐的那趟专列上，有一千六百人，是清一色的川沙老乡。据说，能戴上“知青帽”，傍上“知青款”，是当时的市革委为号称上海有“百万知青上山下乡”的壮举凑数，而把郊区青年农民也拉入了“浩浩荡荡”的。也有传言说，我们是因为兑现“上海一个人与云南交换一方木材”的什么“沪滇协议”，才被召去云南的。不说这些信息孰真孰伪可信不可信，历经之人稍为回顾一下，就会觉得是无稽之谈。那时的上海人口千万，安排市区和各县城镇出动区区两万知青，举手投足小菜一碟，需要兴师动众让郊区农民冒名顶替吗？

再说，凭当时上海“支援边疆，支援三线，支援全国”的龙头地位和全国支援上海”的“一盘棋”计划体制，为了两万方木材，上海能冒“牵一发动全身”的大不韪，竟然还要用人去交换，有这个可能吗？此类谬传，在西双版纳时就听说过，与人聊天有提及时，我都未予置信不屑一谈。因为不论背景如何，上海要发展，内地要发展，边疆也是要发展的。发展得靠人干，都扎堆在繁华城市，相对遥远偏僻人烟稀少的边疆地区难道要永远闭塞落后不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好儿女志在四方”，不做“蓬间小雀”，不做“池底浅蛙”，支边参建是我和我们众多老乡的选择，迎着风雨去战斗，开弓没有回头箭，离开家门就准备吃点苦，出点力，根本就没有坐享其成的奢望，岂会在乎怎么称呼、在乎因称呼而招致的什么光环？

回城返乡后，我们情同兄弟姐妹，联系频频，交往密切，一人遇难处，大家伸手帮，一家办喜事，大家一起乐，逢五（年）逢十（年）时，有更大规模的相聚和更含深意的交流。回忆当年我们与农场（兵团）老职工、与上海、重庆、昆明等地的知青们在日积月累的相识、体谅、理解、互溶中凝成的深情厚谊，回忆大家负重致远、心手相连、风雨同舟、攻坚克难的历历往事，总会说不完，道不尽，都是那么兴奋，那么激情。大家最为感慨的，是当年不懂事而未能做到一心一意尽心尽力，假如时光能倒流，青春能复回，一定还会去西双版纳，继续做屯垦战线的志愿者。

不管怎么说，我和我的老乡们在西双版纳的耕耘奋斗，劲没白使，汗没白流，为奠基边疆繁荣是有所贡献的，如今的勐润、勐捧、勐腊等地，四通八达，楼宇矗立，车水马龙，人群熙攘，各族人民和谐共处，和衷共济，编织着灿烂。我们亲手种植的胶林连绵起伏，郁郁葱葱，乳汁源源流向内地，服务民用强固国防。

上山下乡，远离家门，把青春献给这壮丽的事业，我们值得，我们自豪，我们无尚荣光，有什么可怨可悔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