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业就不成

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业就不成

 

 

 

毛泽东说：“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要好好地团结他们。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知识分子又是教育者。因为他们是教育者，是当先生的，他们就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的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我们的任务是，在知识分子自愿学习的基础上，好心地帮助他们学习，通过适当的方式来帮助他们学习，而不要用强制的方法勉强他们学习。“

毛主席对待知识分子是究竟怎样？前三十年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时代？

经历过两个时代的对比之后的两弹一星元勋们的评价最有说服力。

周光召说：“文革时期是尊重人才，科技气氛也很民主。”

钱三强说：“曾经以为是艰难困苦的关头，却成了中国人干得最欢、最带劲、最舒坦的黄金时代。”

钱钟书：《围城》的作者钱钟书是唯一一个婉言拒绝毛主席宴请的著名作家，他一生远离政治而学贯中西。但他却早在30多年前就对反毛思潮做出过如下评价: “反对毛泽东，中华民族的灾难就生了根，总有一天这个民族是要集体为它付出代价的。”一个旁观的智者做如此语，想想都可怕！

香港企业家林敏捷：毛泽东思想才是当前中国的出路。林敏捷，香港企业家，管理3,000多人的董事长。现年74岁的林敏捷是福建泉州人。1970年代中从福建老家往菲律宾为父亲送殡，不料滞留香港。在香港从每日十块钱的制衣工人，到与老乡合伙在深圳建厂生产CK底裤等欧美名牌服装，成为管理3,000多人的董事，林说：“我都这个年纪了，这样做（自费印书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是为钱，更不是为了当官，就是因我经历过国民党、毛泽东和改革开放的现代，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才是当前中国的出路”。

林敏捷坦承，在港认同他这种观点的知音多是自内地来的同龄人，不像在内地：“行街路人见到我戴毛主席襟章，都会上来同我讲“毛泽东时代真的很好”。“我做过资本家，也被邓小平的先富论迷惑过。邓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结果呢？制造了两极分化。哪有人富起来以后会赞成均富，只会富的更富、穷的越穷。你看码头工人同李嘉诚！”

毛主席讲话有个风格，那就是基本从不玩什么玄虚，更不玩什么文字游戏，都是大多数人一听就能懂的事。因此，我在重读的过程中，一方面侧重于澄清围绕毛主席的各种谣言，同时也侧重于将毛主席的话与实际联系起来，进行比较阅读。不过，我再重申一遍，我的兴趣只在“重读”，没有任何影射的动机，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理解。

1957年3月12日下午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

《知识分子改造问题 》毛泽东说：【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要好好地团结他们。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知识分子又是教育者。因为他们是教育者，是当先生的，他们就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的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我们的任务是，在知识分子自愿学习的基础上，好心地帮助他们学习，通过适当的方式来帮助他们学习，而不要用强制的方法勉强他们学习。】

《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的问题》 毛泽东说：【知识分子既然要为工农群众服务，那就首先必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书当然不可不读，但是光读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

《关于整风》，毛泽东说：【在整风中间，一方面要严肃认真，对于错误和缺点，一定要进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一定要纠正。另一方面又要和风细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采取“一棍子把人打死”的办法。】

《片面性问题 》毛泽东说：【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的看问题。对于我们的工作的看法，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所谓片面性，就是违反辩证法。……写文章要有说服力，不要靠装腔作势来吓人。】

毛泽东说《我们离不开知识分子》！毛泽东说：【为工农服务，与群众打成一片，不是两片，考验知识分子的主要标准，一条心、半条心(党内党外)。争取百分之七十下厂下乡，我们干部要经常下厂下乡。】

毛泽东有过一段非常著名的话，知识分子就是毛，总要附着在皮上的，不是附着在无产阶级的皮上，就是附着在资产阶级的皮上，因此，毛泽东评价知识分子的标准，就是是否完全附着在无产阶级的皮上(一条心)，还是一半附着在无产阶级皮上一半附着在资产阶级皮上(半条心)。这段话非常重要，因为在这里，毛泽东已经开始对知识分子进行了区分。这是1957年3月20日上午 到南京市人民大礼堂，在江苏、安徽两省及南京军区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

毛泽东说：【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的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现在，社会主义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立好，至于用主要力量搞生产，我们才刚刚开始。没有生产就没有生活，没有多的生产就没有好的生活。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要多少年呢?  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要分几步来走：大概有十几年会稍微好一点。有个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五十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就和现在大不同了。要向广大人民，特别向青年进行教育，进行艰苦奋斗，白手起家的教育。我们现在是白手起家，祖宗给我们的很少，让我们跟全国人民一道，跟国家一道，跟青年们一道，干他个几十年。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毛泽东明确1957年是个“变革的时期”，由革命到建设的时期，但是这并不是说就不要革命了，只不过革命的形式变了而已，变成了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

为什么要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呢?  毛泽东说：“我们国家要建设，就要有技术，就要懂得科学，这是一个很大的革命。没有这样一个革命，单是政治改变了，社会制度改变了，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为了这个，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文化革命。现在，似乎还有一些人不认识这么一种变化。说的够明白了吧?简单来说就是，技术革命是为了提高生产力水平，文化革命是为了提高政治觉悟，而政治是人的灵魂。“(《毛泽东年谱》下册第三卷118页)。

毛泽东说：【中国这个国家，知识分子太少。对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我们如果看不起他们，如果以为可以不要他们，这种观点是不妥当的。我们离不开他们。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是有用之人，是国家的财产，是人民的教员。对这些人不能搞唯成分论，对他们的进步应该肯定。】

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是批评不倒的，不管刮多大的台风，我看人民政府、共产党、老干部、新干部，只要是真心真意为人民服务的，吹不倒;半心半意为人民服务的，那就要倒一半;一点心思都没有，跟人民敌对的，那末就该吹倒。批评是可以的，但是批评的结果，批评的目的，就是要巩固民主集中制，巩固党的领导，绝对不能像敌人所希望的那样，造成无产阶级队伍的涣散和混乱。这是原则性，必须如此。】

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指出：【全国有几百万资产阶级和曾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需要这些人为我们工作，我们必须进一步改善和他们的关系，以便使他们更有效率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以便进一步改造他们，使他们逐步地工人阶级化，走向现状的反面。大多数人一定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改造就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这些人的批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关系，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们怀着敌对情绪。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在《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毛泽东批示：【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对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反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

1957年7月8日晚上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对上海各界人士发表讲话。毛泽东说：【社会主义改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

毛泽东说：【我希望造成这么一个局面，就是又集中统一，又生动活泼，就是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又有纪律。两方面都有，不是只有纪律，只有集中。】

毛泽东说：【知识分子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没有别的出路。……我们所劝的，就是这些处在中间状态的人。他们应该觉悟，尾巴不要翘得太高，你那个知识是有限的。决定大局，决定大方向，要请无产阶级。】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指出：【共产党员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一定要有不怕困难和用百折不挠的意志去克服任何困难的精神，一定要克服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否则就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毛泽东指出：【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毛泽东在这里明确的指出了《反右》的意义，并将之称为“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这段话也呼应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改造包括制度改造和人的改造两方面”的论断，在毛泽东看来，“反右”的真正目的是对人进行改造，并且这个改造的意义不亚于经济制度的改造。

[yongbing1993]

让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加整洁美丽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是指每年春季在俄罗斯开展星期六义务劳动。1919年4月12日星期六，莫斯科-喀山铁路分局的15名工人在下班后“义务加班”，抢修了3台损坏的机车。随后，该铁路局职工响应苏联共产党号召，为支援前线、保卫苏维埃政权，在星期六从事义务劳动。这一活动很快得到全国工人响应。1920年5月1日星期六，举行了全俄星期六义务劳动，时任领导人列宁参加了克里姆林宫区域内的清扫工作。之后，这一活动在全国各地展开，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前。

指苏俄的工人阶级为反对外国武装干涉，保证国内战争的胜利，积极响应俄共(布)的号召，在每周末进行的自觉的义务劳动。这一群众性运动从1919年5月起在全国展开。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共和国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白匪军联合起来，向年轻的苏维埃国家发动猖狂的进攻，妄图把它“扼杀在摇篮里”。1919年春天，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集中全力对付苏维埃共和国，他们掩护高尔察克、尤登尼奇、邓尼金等白匪军进攻苏维埃共和国。就在这危急存亡的关头，列宁提出：“必须竭尽一切力量来击溃高尔察克”。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提出“一切为东线！”的口号。为响应党和列宁的号召，莫斯科和彼得格勒派了五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和十分之一的职工会会员到前线去。共青团派了几千名最优秀的青年到东线去。不能到前线去的工人在后方劳动战线上表现了忘我劳动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

起初，有些人认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意义不大，但是，列宁热烈赞扬这一举动。列宁曾在好些讲演和文章中，提到它的重大意义。列宁说：“普通工人起来克服极大的困难，奋不顾身地设法提高劳动生产率，设法保护每一普特粮食、煤、铁及其他产品，这些产品不归劳动者本人及其‘近亲’所有，而归他们的‘远亲’即归全社会所有，归起初联合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后联合为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千百万人所有，——这也就是共产主义的开始。” 　

1919年11月，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在给各级党组织的指示信中强调说：“应当更经常地、更积极地、更有系统地、更有组织地进行星期六义务劳动，首先是利用这种劳动来解决燃料问题。” 　1920年5月1日（星期六），举行了全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列宁在克里姆林宫参加了这一运动。从此以后，这个运动在苏联各地蓬勃地开展着，成为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开端。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也参加了此次活动。他表示：“今天有150多万人参加义务劳动，以让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加整洁、美丽和舒适。我非常感谢所有参加活动的劳动者。”俄人民演员诺日金称：“我们这些老年人也来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这是民族团结互助的象征，有助于提高民族凝聚力。”

除了莫斯科外，在圣彼得堡，20日也开展了义务劳动，约有25万人参加。在普斯科夫市，数十名俄共党员携家带口来到当地的列宁纪念馆，清扫纪念馆及周边卫生。

在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上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报告[20]
（1919年12月20日）同志们，代表会议的组织者通知我说，你们要我作一个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问题的报告，并且为了能够充分讨论这个问题的最主要方面，要我把报告分两部分来谈：第一，莫斯科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情况和效果；第二，关于如何进一步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的一些具体结论。我只想谈谈一般原则，谈谈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我们党的建设和苏维埃建设中的新事物——使我产生的一些看法。因此，关于具体问题，我只非常简略地谈一下。
　　
刚开始组织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时候，还很难判断这样的事能受到人们多大的注意，它能否变成一件大事。我记得，报道这件事的消息第一次在党的报刊上发表时，那些同工会建设工作和劳动人民委员部关系比较密切的同志的最初反应，如果不说是悲观的，至少也是格外审慎的。在他们看来，没有任何根据把星期六义务劳动看成了不起的大事。从那以后，星期六义务劳动有了非常广泛的发展，现在谁也不能否认它在我国建设中的重要性了。
　　
的确，我们经常使用“共产主义”这个词，甚至把它用于我们党的名称。但是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你就会想到，这里除产生了好的一面外，可能还给我们造成了某种危险。我们不得不更改党的名称的主要原因，是希望尽可能明确地同占统治地位的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划清界限。自从社会主义运动中绝大多数正式的党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通过自己的领袖倒向本国资产阶级方面或本国政府方面以后，我们已经很清楚，旧的社会主义已遭到极其严重的危机和破产。为了最明确表示我们不能把那些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跟着本国政府走的人看作社会主义者，为了指明旧的社会主义已经腐朽、已经死亡，为了这一点，主要是为了这一点，当时才产生了更改我们党的名称的想法。况且，从纯粹理论的观点来看，“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早已不正确了。早在40年代，当这个名称在法国刚开始在政治上广泛使用的时候，它就是小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政党的名称，而不是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名称。由此可见，更改我们党的名称（它已成了新国际的名称）的主要动机和原因，是要同旧的社会主义坚决划清界限。
　　
如果我们问一下自己，共产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区别是什么，那么我们应当说，社会主义是直接从资本主义生长出来的社会，是新社会的初级形式。共产主义则是更高的社会形式，只有在社会主义完全巩固的时候才能得到发展。社会主义的前提是在没有资本家帮助的情况下进行工作，是在劳动者的有组织的先锋队即先进部分施行最严格的计算、监督和监察下进行社会劳动；同时还应该规定劳动量和劳动报酬。这种规定所以必要，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给我们留下了诸如分散的劳动、对公共经济的不信任、小业主的各种旧习惯这样一些遗迹和习惯，这些在所有农民国家中都是最常见的。这一切都是同真正共产主义经济背道而驰的。所谓共产主义，是指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们习惯于履行社会义务而不需要特殊的强制机构，不拿报酬地为公共利益工作成为普遍现象。自然，在那些为彻底战胜资本主义正在采取最初步骤的人看来，“共产主义”的概念是很遥远的。因此，尽管我们改变党的名称的做法非常正确，尽管这样做好处很大，尽管我们已经完成的事业规模巨大，十分宏伟（现在共产党遍于全世界，共产国际[21]成立虽然还不到一年，但从工人运动的角度来看，它比垂死的老朽的第二国际要强大得多），但如果把“共产党”这个名称解释为似乎现在就实现共产主义制度，那就是极大的歪曲，那就是胡乱吹嘘，会带来实际的害处。
　　
正因为这样，对待“共产主义”这个词要十分审慎。也正因为这样，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见之于实践后就有了特殊的价值，因为就在这种极小的事情中开始出现了某种共产主义的东西。我们在剥夺了地主和资本家以后，只获得了建立社会主义那些最初级形式的可能，但是这里还丝毫没有共产主义的东西。拿我国目前的经济来看，我们就能看出，这里社会主义的幼芽还很嫩弱，旧的经济形式还占很大的支配地位，这表现在小规模经营占优势，还表现在最厉害最猖獗的投机倒把活动上。可是，当我们的敌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反驳我们时说：你们粉碎了大资本主义，而从你们所有的毛孔中冒出来的却是最恶劣的投机性的高利贷性的资本主义，那我们就回答他们：如果你们以为我们能从大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那你们就不是革命者，而是改良主义者或空想主义者。
　　
大资本主义在各个地方，甚至在那些还没有采取任何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的国家中，都遭到了根本的破坏。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敌人对我们提出的所有这些批评和反驳都是无足轻重的。大资本主义被粉碎以后，当然会开始出现新的、投机性的小资本主义的萌芽来取代它。我们现在正同大资本主义的残余作激烈的斗争，它转入了各种小投机倒把活动，那就更难抓住它，并且它采取的是最恶劣的最没有组织的商业形式。
　　
在战争环境中变得激烈得多的斗争，引起了最疯狂的投机倒把活动，在资本主义规模较大的地方尤其如此。所以把革命过渡设想成另一个样子是完全不正确的。从现时的经济来看，情况就是这样。如果要问苏维埃俄国现时的经济制度是什么，那就应当说，它是在大生产中为社会主义奠定基础，是在资本主义以千百万种形式进行最顽强的反抗的情况下改造资本主义旧经济。和我们遭到同样战争灾害的西欧国家，例如奥地利，与我们的唯一区别就是那里资本主义瓦解得更厉害，投机倒把活动更猖獗，却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萌芽，没有反击资本主义的东西。但是，在我们经济制度中暂时还没有什么共产主义的东西。“共产主义的东西”只是在出现星期六义务劳动时，即出现个人为社会进行的大规模的、无报酬的、没有任何权力机关和任何国家规定定额的劳动时，才开始产生。这不是农村中历来就有的邻舍间的帮忙，而是为了全国需要进行的、大规模组织起来的、无报酬的劳动。因此，把“共产主义”这个词不仅用于党的名称，而且用来专指我们生活中真正实现着共产主义的那些经济现象，这样做就更正确。如果说在俄国现在的制度中也有某种共产主义的东西，那就是星期六义务劳动，其他都不过是为巩固社会主义而对资本主义进行的斗争。在社会主义完全取得胜利以后，从社会主义中必然会生长出共产主义来，生长出我们从星期六义务劳动中看到的那种不是书本上的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当中的共产主义来。
　
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原则意义就是如此，它表明这里正在形成和开始产生一种崭新的、与一切旧有的资本主义准则相反的东西，一种比战胜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更高的东西，即大规模组织起来以满足全国需要的无报酬的劳动。因此，当今年党中央委员会发出支援国家的号召[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263—266页。——编者注］，忍受着极度饥饿极度困苦的莫斯科—喀山铁路员工首先起来响应的时候，当某些迹象表明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已不是个别现象，已经开始推广并得到群众支持的时候，那就可以说，这里已经发生了一件极其重要的有原则意义的事情，我们确实应该在各方面支持这件事，如果我们不愿意做一个仅仅从反对资本主义这个原则意义说够格的共产党员。从实际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角度来看，这还是不够的。应当说，这种运动其实是可以大规模开展的。我们是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这个问题我现在不准备回答，因为关于我们称之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那一运动有多大规模，还没有总的综合材料。我只知道一些零碎的情况，在党的报刊上看到星期六义务劳动在许多城市正获得愈来愈广泛的发展。彼得格勒的同志说，星期六义务劳动在彼得格勒开展得比莫斯科广泛得多。至于说到外省，许多实际了解这个运动的同志对我说，他们正在收集有关这种新的社会劳动形式的大量材料。但是，只有在各种报刊和各城市党代表会议反复讨论这个问题以后，我们才能得到综合的材料来说明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否已真正成为普遍现象，说明我们在这方面是否已真正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不管我们是否能很快得到这种完整而又经过核实的材料，但是毫无疑问，从原则上来看，除星期六义务劳动以外，我们再没有其他的事可以表明，我们不仅称作共产党员，不仅想做共产党员，而且真正在实现某种共产主义的东西，不只是社会主义的东西。因此，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愿意忠实于共产主义原则的人，都应该拿出全部精力来帮助解释这件事并实际地加以运用。这就是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原则意义。因此，每一个党代表会议都必须经常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并且既从理论方面也从实践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不应该只从理论方面、原则方面来看这件事。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对我们具有巨大价值，不仅是因为它在实践中实现共产主义。除此以外，星期六义务劳动对我们还有双重意义：从国家的角度看，它是对国家真正实际的支援；从党的角度看（我们这些做党员的不应该忽视这一点），它对清除混到党内来的分子和抵制腐朽资本主义环境对党的影响是有意义的。从经济方面来说，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必要的，它能使苏维埃共和国摆脱经济破坏并开始实现社会主义。

[yongbing1993]

中国人在异国他乡斗得你死我活







当这些反中反华反共轮子们反共产党时，《我》不是共产党。随他们反。

当这些反中反华反共轮子们反毛泽东时，《我》不信毛泽东。随他们反。

当这些反中反华反共轮子们反新中国时，《我》己经离开了。随他们反。

如今这些反中反华反共轮子们反对《个别议员》时，《我》不是其中之一。

如今这些反中反华反共轮子们反对《某些海外华人》时，《我》不是其中之一。

如今这些反中反华反共轮子们反对《他们看不顺眼的华人》时，还是以《我》不是其中之一。

如今这些反中反华反共轮子们反对《我们来自中国的人》时，《我》是其中之一了。

这些反中反华反共轮子们是专业的游说外国的反中反华反共的议员高官们，他们联合起来，挑起海外华人之间的内斗。中国人的内斗习俗遗传到国外来了。

原来他们可以不讲事实信口开河道听途说甚至制造谎言传信谣言来污篾《我》！攻击《我》！只要是这些反中反华反共轮子们看不惯就开始反。

更可恶地是还可以向所在国情报部门写不切实际的举报信，还不具真名实姓，误导情报部门和政府官员，断章取义还将不实信息密透给媒体，而媒体也不加查实就报导，如有查实，就强调这是绝密，不便告之。

多么一个完美的谎言链。

而加国总理向世人宣告，不管举报是真是假，即便是假举报“涉及议员与议员家人“，就必须当“真“视之。

如此这般之下，《中国干扰加国选举》事件完美完成。而反对党为选举使力炒作，执政党政治正确强硬处之。越烧越旺。

第一次由加国前联邦总督的调查报告结果是，指控联邦议员的媒体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然而引来反对党及来自中港台的反中反华反共轮子们的反对，重新换个人，这就要这个人必须查出点事来。果然，莫须有的“干扰“结论出来了。证据是机密。马上立法通过。轰轰烈烈的一场运动还在进行中。

化了多少钱不必担心，这是国家选举大事。防止加国选举干扰。假如下次大选，这几个保守党议员还是没有被选上，还拿被中国干扰了选举来说事吗？

而炒作《新疆灭极人类》有事实吗？

又炒作《中国干扰加国选举》有证据吗？

而加沙人真正被种族灭绝时，这些所谓的“民主人士“，“民权人士“不知还在吗？

这些反中反华反共轮子们说共产党、新中国、毛泽东的坏话有几句是实事求是的？

连加国前联邦总督的调查报告都不信？难道只听信华人中几个反中反华反共的小丑吗？

真有点看不懂。

还是为选举而炒作。

[yongbing1993]

快马加鞭未下鞍倒海翻江卷巨澜






毛泽东诗词欣赏

十六字令　三首　(1934-35)

作者：毛泽东

山，

快马加鞭未下鞍。

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山，

倒海翻江卷巨澜。

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

刺破青天鲷未残。

天欲堕，赖以拄着。

【原注】

民谣：“上有骷髅山，下有八宝山，离天三尺三。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

【注释】

锷（e4）：剑刃。

天欲堕，赖以拄其间：《淮南子·天文训》，「昔者共工与飧颛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神话中有以山为撑天之柱的讲法。

【题解】

作于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湘贵一带山间。

白话译文：

【其一】

山，高耸入云端。给快跑的马儿再加几鞭，翻越山巅未下鞍。惊诧高又险，回头瞥一眼，离天只有三尺三！

【其二】

山，起伏如波涛，浩瀚似江海，倒海翻江卷巨澜。山势奔腾迅猛如奔马，好似万马厮杀正酣战。

【其三】

山，傲立苍穹如长剑，刺破青天剑锋没伤残。天像快要塌下来，全靠着山的支撑，天才得以铺展于宇宙间。

创作背景：

这三首小令作于1934年到1935年间。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各军团分别从闽西的长汀、宁化和赣南的瑞金、雩都地区出发，开始了远离中央根据地井冈山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一路上，遭遇到数不尽的艰难困苦，除先后以鲜血和生命突破蒋介石设置的四道严密封锁线外，还越过了千山万水，不仅以举世罕见的牺牲精神，战胜了强敌，而且以同样罕见的吃苦精神，战胜了种种困难和天险。

蒋介石曾屡次妄图凭借水的天险阻挡和消灭红军，例如湘江、金沙江、大渡河等；而相对来说，红军则对山更有感情，尤其是毛泽东，对山的感情更深。可以说，毛泽东开辟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割据道路，始终是以山岭为依托的，在战略退却时，则更是以山岭为掩护。山岭是毛泽东和红军的好朋友，毛泽东和红军喜欢山，而蒋介石则在特定历史时期里，相当畏惧红军喜欢的山。

在实行战略大转移的长征途中，红军不仅大多数时候都在高山峻岭中行军，而且也常在万山丛中冲破蒋介石的围追堵截，既历尽艰辛，又充满胜利的喜悦。毛泽东这三首小令，就是怀着喜悦的心情，在翻山越岭的长征行军途中写下的。

文学赏析：

这三首小令都专门以山为题材，它们虽然没有像其他词那样标明词题，但每首的头一个字“山”，可以说即分别代表着各自的题目。

这三首小令所写重点不同，合起来却是完整的组诗。它们共同的显著特点在于运用了整体象征的创作方法。象征是人们常用的艺术方法，如有人用狮子象征力量，有人用鸽子象征和平，有人用香草象征美人，有人用同海的搏斗象征人生拼搏等。

毛泽东在此则用山的形象来象征红军形象，通过他的精巧艺术构思，让象征者与被象征者在气势、气概、精神、气质诸方面，获得了内在联系。它们既都是写山，同时又都是写红军，既是咏山曲，又是歌颂英雄红军的乐章。三首各写出一个侧面、一个特点，表面上处处写山，写山峦姿态，山野情趣，翻山滋味，实际上是处处借山象征红军，通过咏山来歌颂红军。

它们虽是小令，但格调却是雄浑豪放的。意境磅礴、壮观、豪迈；夸张、比喻、象征、衬托、赞叹、抒情、寄意并举；同调重奏复沓、往复旋还，节奏紧凑，回肠荡气，非同凡响。

【其一】

第一首表面上是极写山之高，实质上是写红军越过高山时，所表现出的藐视困难、一往无前、不可屈服的精神气概。毛泽东引了一首民谣作为原注，那民谣正是极力形容山之高的，高到仅仅“离天三尺三”，因此“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一般的人和马都得向它屈服。然而，红军在这样的高山面前，却“快马加鞭未下鞍”。这里的“快”字是状写马的行进速度的，马在如此高山面前毫无畏色，没有止步。依旧快速前进；而骑在马背上的人则更神气了，居然还要加劲扬鞭催快马，因而人、马都飞驰而过。未下鞍，一是说红军的马过时没有卸鞍，一反民谣所说的“马过要下鞍”的习惯；二是说红军过时没有下马，当然也不会低头，一反民谣所说的“人过要低头”的习惯；那么，无疑是高山低头了。同样险峻的高山，在不同的人和马面前，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情况，这便富于神奇性地反衬了红军足以征服一切艰难险阻而不为任何艰难险阻所屈服的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

“惊回首，离天三尺三。”毛泽东写得很幽默，待到纵马扬鞭飞奔过去以后，再回头仰望，不觉猛然大吃一惊。惊，既是对极高极险的山望而吃惊，同时也传达出一种翻越高耸云天的大山后的惊喜、自豪的神情。“离天三尺三”并非实数，而是夸张，用夸张笔法极写山之高峻，从而反衬、烘托红军飞驰过山的英雄形象，突出红军一往无前的精神气概和实现战略转移的急迫心情。

【其二】

第二首表面上是极写山之大，写群山之磅礴、险峻，实质上是写红军在万山丛中英勇战斗的雄伟、豪迈的气概。毛泽东首先用大海来比喻、描写山：“山，倒海翻江卷巨澜。”毛泽东从高处放眼望去，千山万岭逶迤起伏，因而他感觉势如江海倒翻，怒潮猛卷，连天排空，汹涌澎湃。接着，又用驰骋中的万马来比喻、描写山：“奔腾急，万马战犹酣。”诗圣杜甫在《病橘》中用过“奔腾”一词： “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即飞奔急驰之意。毛泽东再加一“急”字，则其快如飞之速度已达极点。毛泽东久望险峻的群山，联系自己指挥千军万马南征北战的深切体验，因此又觉得它们恰如鏖战中的千军万马在奔腾。这样，毛泽东连用两个比喻，就形象生动地写出了千山万岭的磅礴、雄伟的气势。

但是，在毛泽东的艺术构思中，山的雄姿与红军的雄姿是相对应的，写山就是为着写红军。群山万岭的雄伟气魄，正可见红军的伟大气魄。群山万岭正是红军历经之地，因此人们既可想见红军在那里急速进军的英雄姿态，也可想见红军在那里的战斗姿态和激战场面，从而使雄姿英发、骁勇善战的红军形象，巍然屹立起来了。

【其三】

第三首表面上是极写山之坚，写众山之坚固、坚强，实质上是写红军崇高、坚韧的意志和中流砥柱的作用。首先通过比喻写众山之高峻峭直：“山，刺破青天锷未残。”毛泽东把林立的山峰比作宝剑，说高峻峭直的山峰，像一把把锋利无比的长剑刺向天空，而且竟把青天刺破了锋芒尚无分毫残损，这是何等坚利。天欲堕，赖以拄其间。”这当然是一种假设，意谓即使天塌下来也不要紧，有挺拔的高山像擎天柱一样把它顶住，这又是何等坚固、何等坚强啊!这实质上是写红军的坚韧不拔和锐不可当，写红军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写红军的崇高地位和伟大作用。毛泽东以词句的形式告诫世人：有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在，中华民族的江山无论如何塌不下来，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是中华民族的中坚、栋梁、柱石。

名家点评：

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常务理事季世昌《毛泽东诗词书法诗意画鉴赏》：山是这三首小令共同的主题意象，既是作者对山的外在形体本质特征的高度概括，又是作者寄托一定情志的审美创造。它是山的艺术典型，是作者创造的第二自然。

当代湘潭大学老教授刘业超： “诗与史的结合，是毛泽东诗词基本的艺术特色。这一特色在《十六字令三首》中体现得特别明显，特别完整。这一整体的美学魅力具有远远超出形象内涵的启示力。无疑，这首词来自历史，也必然走向历史。千秋万代的人，都会从中获得无穷无尽的美学熏陶与理性教益。”

[yongbing1993]

《专政集权》只会存在资本主义






《专政集权》只会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 所谓选举产生的总统议员都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只是为资本服务的。只是为了《钱》而提供服务的。离开了资本家的《钱》，离开了执政党作为一国的最大的资本家财团给议员们发工资，每年涨工资之外，这些议员愿意会免费为《谁》服务？被选上作为面试成功获得一份工作而己。各个议员都得听令于该党的党领之《专政集权》举手表示同意而己。

共产党是为大多数人服务的, 所以不可能也不允许也不可能更是不存在"专政集权"的。（请注意：如今的俄罗斯和中国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不同的是前者也同西方一样“民选“。而中国走资派是隔几代指定的。他们都不是共产党。）

真正的共产党执政的各行各业上上下下各级领导部门中都有工农兵参加。军队中有士兵委员会 , 干部没有特殊待遇，没有将军和士兵的不同伙食标准，官兵同吃同住。工厂中工人参与工厂管理和决策。农民为人民公社社员, 管理者产生于社员中间。

共产党人的目的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

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共产党宣言中说，有人责备我们共产党人，说我们要消灭个人挣得的、自己劳动得来的财产，要消灭构成个人的一切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的财产。
　　
好一个劳动得来的、自己挣得的、自己赚来的财产！你们说的是资产阶级所有制以前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小农的财产吗？那种财产用不着我们去消灭，工业的发展已经把它消灭了，而且每天都在消灭它。
　　
或者，你们说的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吧？
　　
但是，难道雇佣劳动，无产者的劳动，会给无产者创造出财产来吗？没有的事。这种劳动所创造的是资本，即剥削雇佣劳动的财产，只有在不断产生出新的雇佣劳动来重新加以剥削的条件下才能增加起来的财产。现今的这种财产是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中运动的。让我们来看看这种对立的两个方面吧。
　　
做一个资本家，这就是说，他在生产中不仅占有一种纯粹个人的地位，而且占有一种社会的地位。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
　　
因此，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
　　
因此，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时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

《专政集权》只会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 所谓选举产生的总统议员都是为少数人服务的。

共产党是为大多数人服务的, 所以不可能也不允许不存在"专政集权"的。各级领导中都有工农兵参加。军队中有士兵委员会 , 干部没有特殊待遇, 同吃同住。工厂中工人参与工厂管理和决策。农民为人民公社社员, 管理者产生于社员中间。

共产党人的目的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

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一位拥有很高成就的理论工作者这样写道——

“在人民看来，毛泽东是他们永远的骄傲，毛泽东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灿烂升华。其品格，虽珠峰不足以夺其高；其思想，虽大海不足以夺其深；其功勋，虽日月不足以夺其光。”

一位曾经为保家卫国出生入死的老军人用诗一样的语言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中外历史上流星般闪过的众多风云人物，大多数只创造过局部的业绩，留下过瞬间的灿烂。而毛泽东作为太阳式的历史巨人，却代表和塑造了整整一个时代的辉煌。毛泽东创造的宏业伟绩将永载史册，永久闪烁在时空画卷和人民的记忆中。”

更多的人是普通人，虽然他们不能把自己的所思所想用如此的情真意切的语言表达出来，但会用更加深情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怀念——

默默地在胸前别上一枚像章；轻轻地唱起“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在毛主席的塑像前虔敬地献上一束鲜花……

人们为什么怀念毛泽东？

怀念毛泽东，是在怀念一个时代，同时也是在表达一种对未来的向往。

也许，我们可以把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的历史，简单地划分为两类。

第一类，少数人统治、剥削、压迫多数人；

第二类，多数人统治少数人。

人类几千年的历史，绝大多数时间处于第一种状况，只有极少数的时间，如毛泽东时代，属于第二种状况。

从这个角度来看，毛泽东时代是相当“反常”的，和历史上的一切时代，都有本质的区别。

说毛泽东时代是多数人统治少数人，这不是一句空话或溢美之词，而是指当年的一切制度安排，一切政策的制定，首先考虑、服务的是劳动群众阶级，是大多数人。

这样的制度和政策，我们可以罗列出很多——

包括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劳动者参加企业管理开辟道路的鞍钢宪法、农村的赤脚医生制度、七十年代的工农兵上大学制度、着眼于提高整个工人阶级政治水平的“七二一工人大学”制度、“五七道路”……，等等。

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时代，是一个高度民主的时代，这种民主不仅是形式上的，更是实质上的。

由于大多数人被压迫、被剥夺几千年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文化水平还不够高，政治经验也不丰富，所以这样一个“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的实践，必然充满了挫折、乃至痛苦。

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的崭新世界，是一个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高度一致的世界，因此，也是一个代表了人类社会未来的世界。

有人说，怀念毛泽东就是“怀旧”，就是想“回到过去”。

这种说法，如果不是无知，就是蓄意污蔑。

只有对这个世界仍然充满希望，对未来美好的理想社会仍然充满信心的人，才会怀念毛泽东！

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的世界。

这样的世界，一定要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定要“斗私批修”，抑制少数精英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冲动，防止他们重新爬到多数人头上，重建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

所以，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包括缺乏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劳动群众阶级缺乏足够的政治成熟、中国革命的胜利过于辉煌以至于很多人笃信一种红色版本的“历史终结论”等……，很多时候，毛主席不得不靠自己的一人之力平衡整个精英集团===文革。

毛主席意识到了这种状况的危险性。他说，“我是准备跌的粉碎的”，同时，他也是达观和坦然的，“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

毛主席在长征途中，有词咏山“天欲坠，赖以拄其间”。

事实上，他又何尝不是阻止天塌地陷的擎天一柱呢？

毛主席身后，他的担忧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现实。

新自由主义肆虐的世界，变得极度腐朽、极度不合理——极少数人迅速暴富，攫取了大多数人创造的财富，反过来还要污蔑大多数人是“垃圾人口”，必欲除之而后快！

由于毛主席的去世，全世界的精英都变得更加肆无忌惮、甚至无恶不作。

但毛主席已经证明了，把“颠倒世界重新颠倒过来”是完全可能的，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的世界，不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是可以做到的。

怀念毛主席，不仅是一种情感，首先是一种政治。

怀念毛主席，就是要从毛主席领导亿万中国人民改天换地的伟大革命实践中汲取信心、勇气和力量，学到理论、经验和方法，然后身体力行，去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新世界！

“这是最后的斗争，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

[yongbing1993]

经济已日趋衰落各种矛盾更尖锐







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以来，包括剩余价值规律在内的各种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在它的国民经济中重新发生作用。尽管他们继续制订计划，规定发展比例，但结果是，计划落空，比例失调，经济陷入严重的困境。

在本国劳动人民的头上打主意。走资派他们巧立名目，增加赋税，榨取人民更多的血汗。

农业情况更是一团糟。农业政策屡遭失败，粮食短缺，畜牧业的情况也很不景气。

毛主席：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

毛主席：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一九七五年的苏修的经济已日趋衰落，各种矛盾更加尖锐。十五年后苏联解体为十几个小国。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后的十几年里吃红利，当红利用完之后的经济还能好吗？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顽疾。

《转载》苏修经济困难重重

作者：秉军

(载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七日《人民日报》)

当前，苏修的经济已日趋衰落，各种矛盾更加尖锐。

计划落空经济混乱

苏联复辟资本主义以来，包括剩余价值规律在内的各种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在它的国民经济中重新发生作用。尽管他们继续制订计划，规定发展比例，但结果是，计划落空，比例失调，经济陷入严重的困境。

目前正在执行第九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五年)，它的一些重要计划指标显然已无法完成。比如，五年计划规定国民收入每年应平均增长百分之六点八，但是头三年平均增长百分之五点三，去年更低，增长了百分之五，今年的计划也只规定增长百分之六点五。轻工业、食品工业的增长指标，连苏修计划机构的头目也承认“不可能达到”。另一些指标，年年调整，年年压缩，以便制造完成甚至超额完成计划的假象。以工业劳动生产率为例，五年计划前四年规定应增长百分之二十九，而实际上只增长了百分之二十六点四，显然没有完成计划指标。可是，苏修把这四年中的一九七四年的计划压低到百分之六，最近据宣布达到百分之六点五，于是就作为“超额完成”而大吹大擂。苏修就是采用这种欺骗手法来掩盖他们计划破产的丑态。

为了适应苏修对外侵略扩张的需要，它的重工业，主要是军火工业不断膨胀，而民用工业发展速度极其缓慢。从一九五三到一九七三年，消费品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由百分之三十点八降到百分之二十五点五。苏修领导集团为缓和人民群众的不满，曾一再许愿要使消费品生产的增长超过生产资料的增长，可是第九个五年计划的前四年并没有改变过去的情况，今年干脆规定生产资料的增长为百分之七，而消费品的增长为百分之六。问题的本质是：大炮挤掉了牛油。勃列日涅夫关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许诺也成了泡影。

苏修头目最近不得不供认，在完成计划当中，还存在“困难和缺点”。苏修报刊接着透露：在五年计划已经过去的时期里，“并非所有部门都能保持计划规定的速度”，部分企业没有完成“计划”。比如，钢铁企业连年完不成主要钢材的生产计划，一九七三年，低合金轧钢材的生产任务只完成了百分之八十六。钢铁、机械、化工、轻工等部门的许多企业由于追求利润、奖金，经常不顾协作单位的订货而破坏供货合同，造成工业生产中的极大混乱。多年来，苏修主要靠增加投资来维持工业的增长率。投资虽多，但效率很低。苏联自己的调查材料表明，有半数新企业没能在规定期限内达到设计能力。乌伐洛夫化工厂是苏联最大的几家化工厂之一，它一九六八年投产的设备，到一九七四年底发挥效能的还不到三分之一。苏联工业企业经常开工不足，劳动生产率很低，浪费大得惊人。据报道，苏联在开采石油时，每年大约要损失二百亿立方米共生石油瓦斯。消费品质量的低劣也是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苏修承认，大约有半数消费品达不到质量标准。

农业歉收粮食进口

苏联的农业情况更是一团糟。农业政策屡遭失败，曾使赫鲁晓夫时期的六个农业部长先后被撤职，它最后成了赫鲁晓夫本人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勃列日涅夫一上台，曾拍着胸脯担保要把农业“引上不断高涨的道路”。可是，曾几何时，勃列日涅夫也只得无可奈何地哀叹，农业这个部门，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苏联经济中一个最复杂而又最困难的部门。在他执政的十年期间就有六年粮食减产。据苏修公布，去年粮食生产比前年减产百分之十二，比计划少收一千万吨。

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粮食每年都有出口。而自从复辟资本主义以来，苏联的农业生产每况愈下，以致常常要在国外市场上大量抢购粮食才能弥补国内的粮食短缺。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材料，仅一九七二——一九七三两年共进口粮食三千九百四十万吨，除去出口的数额，净进口二千九百九十万吨。去年又继续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进口粮食数百万吨。今天，苏联竟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之一。

由于粮食短缺，畜牧业的情况也很不景气。生猪的存栏头数一九六三年以来大幅度下降，直到一九七四年还未达到一九六三年的水平。绵羊和山羊每年的存栏总头数也比一九六三年为低。由于畜牧业落后，造成肉类、奶类供应紧张。最近几年苏联一直从国外进口肉类、奶类、鸡蛋、蔬菜、食糖等。

资金匮乏大借外债

由于经济困难，再加上疯狂扩军备战，使苏修的财政状况极为紧张。苏修自称其国民收入为美国的三分之二，而军费开支却同美国不相上下。他们把大量资金投入军火工业，造成资金严重不足，不得不向西方国家乞求贷款。近年来苏修经常吹嘘的几项较大的工程，如生产小轿车的伏尔加汽车制造厂、生产卡车的卡马汽车制造厂、开发西伯利亚自然资源的一些工程等，无一不是靠西方的贷款搞起来的。苏修御用文人恬不知耻地说，苏联今天如果要“办一件重要事情”，特别是要实现一项“大规模计划”，“没有贷款是办不到的”。据不完全统计，苏修近十年来向西方国家借贷款项总额已达八十五亿美元，一九七○年以后借的占百分之八十。事实证明，苏修已经到了没有西方贷款就过不了日子的地步。

为了弥补资金的不足，苏修还在“经济一体化”的幌子下，迫使“经互会”成员国向它提供资金、设备。据报道，单是捷克斯洛伐克从一九六○至一九七○年就向苏联提供了约二十亿卢布的贷款和投资。在“协调”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五年计划时，苏修又向东德等五国索取长期“专用贷款”十多亿卢布。由此可见，苏修对它那个“大家庭”成员的盘剥也愈来愈厉害了。

苏修还在本国劳动人民的头上打主意。他们巧立名目，增加赋税，榨取人民更多的血汗。仅居民税一项，就从一九六○年的五十六亿卢布增加到一九七四年的一百六十七亿卢布，十四年内增加了两倍。国内发行的公债，到期的已达二百五十八亿卢布，苏修宣布去年年底前偿还十亿卢布，其余的则采取变相赖账的办法，推迟到一九九○年还清。

苏修目前面临的严重经济困境，是国内复辟资本主义，对外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