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要杀开一条血路为投降叛国

改革要杀开一条血路为投降叛国

 

 

看任何事物要看本质，不要看名字。人也换了，本质也变了，还用原来的名也是假的。假共产党，真走资派。买卖将军部长，用手中掌握的机密出卖给外国赚钱事小，投降叛国是大。

毛泽东当年评水浒，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走资派投降，搞修正主义，把社会主义公有制改成私有制，让资本主义招安了。走资派和民运的斗争，是剥削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走资派投降了，就去欺压百姓。

毛泽东评水浒就是想说明白如果让走资派夺取了领导权就会投降被资本主义招安。

资改派利用改革搞投降主义，向资本主义投降。

社会主义改革的两个基本原则就是，一，坚持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民主，二，坚持公有制。否则就是假社会主义改革。

原来资改派的改革支持力是那些91%的高干亿万富翁，中国亿万富翁中竟有91%是高干子女，这些高干大富翁就是改革的支持力量。当然也离不开那些攀附权势的学者流氓政客们。那些当初高喊小平你好的人就是这些91%和搞政治投机的学者。资改派就是要让他们先富起来，资改派就是在设计如何让他们那些高干功臣成为中国新贵族。这也是当初走资派的主要目的。怪不得毛泽东要发动群众搞文化大革命，就是因为在那些功臣高干中有大多数都是想成为新贵族官老爷的走资派。毛泽东就是在用发动群众搞群众路线民主打击那些新贵族特权阶级的专制。

那些攻击毛泽东专制的右派就是说毛泽东发动群众搞人民民主阻止了功臣高干新贵族官老爷们的发财门路。他们搞的民主就是新贵族官老爷做主自己发财的民主。还不许人民知道，不许人民民主监督就是害怕他们功臣新贵族官老爷在偷摸自富先富。剥夺四大自由就是他们新贵族掠夺国家财富掠夺人民的财富还不许人民反对。

看看他们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新贵族官僚老爷91%高干亿万富翁服务的？

老百姓看不起病他们看不到？老百姓上不起学他们看不到？老百姓养不起老他们看不到？老百姓住不起房他们看不到？老百姓的孩子因为缺少10元钱看感冒病上吊自杀他们就瞪眼装瞎看不到？老百姓因为生不起孩子跳楼自杀他们就瞪眼装瞎看不到？老百姓死都死不起他们看不到？中国每年自杀28.7万人。每2分钟自杀9人，其中8人未遂，自杀率是国际平均水平的2.3倍他们就瞪眼装瞎看不到？一个教师在20多年前就开始资助贫困农民的孩子上小学，资助了20多年还是有很多农民的孩子上不起学，这位老师瞒着家人用休息时间下煤矿背煤赚钱资助贫困孩子上小学。你们还歌颂什么盛世？这就是你们改革30年的成绩？

说文革造反派迫害了很多老干部，那么91%的亿万富翁高干是不是老干部？是这些91%的亿万富翁高干迫害老百姓还是造反派迫害他们了？他们老干部新贵族官僚也被罢官就是被迫害，有功就应该当贵族官僚老爷吗？不能被罢官？被老百姓罢官就是官僚的耻辱？你们砸工人饭碗就是对工人的浩劫，你们掠夺国家财富自己成为91%的亿万富翁就是对国家的浩劫，你们用低工资掠夺老百姓的财富就是对老百姓的浩劫。这些对老百姓的浩劫那些垃圾文人怎么不写伤痕文学了？因为那些垃圾文人用编造伤痕文学造谣发财了。

怪不得他们那么仇恨对改革反思的人，原来是为了91%的高干亿万富翁继续发财啊！怪不得他们急于制定物权法，原来就是为了保护91%的高干亿万富翁的不法财富啊！为什么中国的91%的亿万富翁都是高干子弟呢？他们不是用权力搞腐败获得的违法财富吗？

怪不得他们要全面否定文革，全面否定文革就是为了自己发财先富成为亿万富翁。怪不得他们那么害怕人们自由的研究文革，原来文革就是为了阻止防止他们腐败成为亿万富翁。

怪不得他们极力的造谣诬陷攻击毛泽东毛泽东时代，原来就是因为毛泽东压制了他们当新贵族官老爷发财暴富的贪欲。

怪不得他们那么害怕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民主，他们在建国初期就以为是自己得到了天下，他们要当新贵族官僚老爷了，所以他们极力的破坏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民主，他们为了自己搞私有化发财就说剥削有功，他们搞包产到户分散农民的团结力量人民公社就是为了土地私有化，由高干新贵族官僚老爷私有化。他们在建国后想尽一切办法破坏毛泽东搞建设，他们故意制造问题否定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路线，就是为了搞官僚私有制自己成为亿万富翁官僚老爷新贵族。

他们用浮夸风破坏了大跃进，他们用浮夸风否定毛泽东时代的成果，他们用浮夸风歌颂改革30年的功劳，原来就是为了高干官僚们自己暴富成为亿万富翁。他们给公务员涨工资就是为了保护亿万富翁官僚的权利，他们给军队警察涨工资就是为了把军队警察变成亿万富翁官僚老爷的保护工具。

高喊着为人民服务，事实是在为亿万富翁官僚老爷新贵族服务。还能继续欺骗下去吗？只有用强权和厚脸皮了吧？

怪不得改革要杀开一条血路，原来是有91%的高干亿万富翁要喝血。他们喝谁的血？当然是国家的血，当然是老百姓的血，每年自杀28万人就是被吸血鬼吸干了血逼死的。

  怪不得那些精英知识分子高喊着民主也不敢接受人民民主监督，那些精英知识分子现在对网络文革大字报恨之入骨啊！他们想尽一切卑鄙手段阻止人民群众在网络上民主监督他们。精英们也在利用网络放毒毒害国民。

我坚决反对任何否定公有制的改革，因为公有制才能保障所有国民的生存权和生存自由。我坚决反对任何不接受人民民主监督的改革，因为没有人民民主监督的公有制就是官僚私有制。事实证明91%的高干亿万富翁就是官僚私有制的腐败剥削掠夺结果。

   官僚私有化跟资本家私有化都是剥削的手段。只有用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民主才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公有制才能保障所有人的生存权和生存自由。就是说真正的民主是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才会保障所有人的生存权和生存自由，生存权才是最基本的人权，生存的自由才是最重要的自由。

[yongbing1993]

对民主人士，要让他们唱对台戏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有点象国民党了。国民党很怕批评，每次开参政会就诚惶诚恐。》

《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

《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对坏人坏事的斗争，是长期的，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将在斗争中取得经验，受到锻炼，这是很有益处的。》

《对闹事又怕，又简单处理，根本的原因，就是思想上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是对立统一的，是存在着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

《坏事有两重性，一重是坏，一重是好。这一点，现在很多同志还不清楚。坏事里头包含着好的因素。把坏人坏事只看成坏，是片面地形而上学地观察问题，不是辩证地观察问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坏人坏事一方面是坏，另一方面有好的作用。》

《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要学会这么一种领导艺术，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人家一发怪议论，一罢工，一请愿，你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总觉得这是世界上不应有之事。》

《再有一种是闹得有对有不对的，对的部分我们接受，不对的部分加以批评，不能步步后退，毫无原则，什么要求都答应。》

《除了大规模的真正的反革命暴乱必须武装镇压以外，不要轻易使用武力，不要开枪。》

《对于闹事，要分几种情况处理。一种是闹得对的，我们应当承认错误，并且改正。一种是闹得不对的，要驳回去。闹得有道理，是应当闹的；闹得无道理，是闹不出什么名堂的。》

《对闹事的人，要做好工作，加以分化，把多数人、少数人区别开来。》

《对带头闹事的人，要有分析。有些人敢于带头闹，经过教育，可能成为有用之材。》

《对少数坏人，除了最严重犯罪的以外，也不要捉，不要关，不要开除。要留在原单位，剥夺他的一切政治资本，使他孤立起来，利用他当反面教员。》

《清华大学那个要杀几千几万人的大学生，我们邓小平同志去讲话，就请他当教员。这样的人，又没有武装，又没有手枪，你怕他干什么？你一下把他开除，你那里很干净了。但是不得人心。你这个地方开除了，他就要在别的地方就业。所以，急于开除这些人不是好办法。这种人代表反动的阶级，不是个别人的问题，简单处理，爽快是爽快，但是反面教员的作用没有尽量利用。苏联大学生闹事，他们就开除几个领袖人物，他们不懂得坏事可以当作教材，为我们所用。当然，对于搞匈牙利事件那样反革命暴乱的极少数人，就必须实行专政。》

第354页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章节名：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页码：第354页

要学会这么一种领导艺术，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人家一发怪议论，一罢工，一请愿，你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总觉得这是世界上不应有之事。不应有之事为什么又有了呢？可见得是应有之事。你不许罢工，不许请愿，不许讲坏话，横直是压，压到一个时候就要变拉科西。党内、党外都是这样。各种怪议论，怪事，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
　　
对于闹事，要分几种情况处理。一种是闹得对的，我们应当承认错误，并且改正。一种是闹得不对的，要驳回去。闹得有道理，是应当闹的；闹得无道理，是闹不出什么名堂的。再有一种是闹得有对有不对的，对的部分我们接受，不对的部分加以批评，不能步步后退，毫无原则，什么要求都答应。除了大规模的真正的反革命暴乱必须武装镇压以外，不要轻易使用武力，不要开枪。段祺瑞搞的“三一八”惨案，就是用开枪的办法，结果把自己打倒了。我们不能学段祺瑞的办法。
　　
对闹事的人，要做好工作，加以分化，把多数人、少数人区别开来。对多数人，要好好引导、教育，使他们逐步转变，不要挫伤他们。我看什么地方都是两头小中间大。要把中间派一步一步地争取过来，这样，我们就占优势了。对带头闹事的人，要有分析。有些人敢于带头闹，经过教育，可能成为有用之材。对少数坏人，除了最严重犯罪的以外，也不要捉，不要关，不要开除。要留在原单位，剥夺他的一切政治资本，使他孤立起来，利用他当反面教员。清华大学那个要杀几千几万人的大学生，我们邓小平同志去讲话，就请他当教员。这样的人，又没有武装，又没有手枪，你怕他干什么？你一下把他开除，你那里很干净了。但是不得人心。你这个地方开除了，他就要在别的地方就业。所以，急于开除这些人不是好办法。这种人代表反动的阶级，不是个别人的问题，简单处理，爽快是爽快，但是反面教员的作用没有尽量利用。苏联大学生闹事，他们就开除几个领袖人物，他们不懂得坏事可以当作教材，为我们所用。当然，对于搞匈牙利事件那样反革命暴乱的极少数人，就必须实行专政。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有点象国民党了。国民党很怕批评，每次开参政会就诚惶诚恐。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对坏人坏事的斗争，是长期的，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将在斗争中取得经验，受到锻炼，这是很有益处的。
　　
坏事有两重性，一重是坏，一重是好。这一点，现在很多同志还不清楚。坏事里头包含着好的因素。把坏人坏事只看成坏，是片面地形而上学地观察问题，不是辩证地观察问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坏人坏事一方面是坏，另一方面有好的作用。比如，象王明这样的坏人，就起着反面教员的好作用。同样，好事里头也包含着坏的因素。比如，解放以后七年来的大胜利，特别是去年这一年的大胜利，使有些同志脑筋膨胀，骄傲起来了，突然来了个少数人闹事，就感到出乎意料之外。
　　
对闹事又怕，又简单处理，根本的原因，就是思想上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是对立统一的，是存在着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

引自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yongbing1993]

卖国投降走资派邓小平徒子徒孙







卖国投降走资派邓小平的徒子徒孙何其多。出了一批又一批，可以说是永无缺失过。四十多年来前前后后被抓了多少？还存在多少？自从卖国投降的走资派邓小平上台就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利用全球化把新自由主义输入中国。新自由主义乘中国“改革开放”之机大举“进攻”。

走资派邓小平不懂资本市场就是买方市场，盲目、大胆、一味地引进外资，他在利用外资之时，反被外资利用，使中国陷入到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资本垄断网中。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值美、英积极推行新自由主义之时，于是新自由主义这条“毒蛇”，打扮成改革开放的“美女”，“救世良方”、最佳的“经济理论”，乘机混入中国大门，被一些辨不清是非的走资派改革家、大冤头奉若神明，一是派出去大批学者、干部学习、取经，回来成为推行新自由主义骨干，在他们掌控的部门和地区积极推广，二是请进新自由主义者来讲学于中央党校、各主要的学府、论坛等多种场合进行演讲、作报告，使许多听者中毒很深，还号称大开眼界、所谓的解放了思想、就跟着大干起来。

就是走资派邓小平的 “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千方百计弄“钱”，钱就是效益，有了钱什么都好办，一时间全国工农商学兵，一齐来经商，共产党员要带头富起来，“万元户”是当然的党员，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被许多人淡忘、抛弃，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成为许多人的奋斗目标，极端个人主义成为不少人的世界观；“市场经济成为改革的最终目标”；私有化在不声不响中已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被它们改变，一句话：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已逐步实现。

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歪风，这股逆流像洪水猛兽那样和个人的私利结合起来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听了，成为短期内难以治癒的顽症。这股逆流，自然受到了党内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同志们的坚决抵制和批判、斗争，但它在走资派的支持下已根深蒂固 。不过广大党员和人民是不会听任新自由主义摆布的，当他们认识到这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撒向中国和全世界人民重新压迫、剥削人民的罗网、广大人民成为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的时候，必然奋起反抗，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一定会到来。

现只举一个新自由主义推销者--张五常在中国如何叫卖美国新自由主义的真实例子。下边是吴易风教授写的《张五常热解析》摘录。

张五常，1935年生，1948年在香港上学，1957年出国，先后在加拿大和美国攻读经济学，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的题目是《佃农理论》。张五常从美国回到香港（受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头目科斯、 弗里德曼的指派，于70年代末回到香港，任务是就近指导中国的改革，不能排除另一个经济杀手之嫌—引者注）后，任教于香港大学经济系，自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张五常把研究方向转到经济制度变迁问题上，主要是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解释中国的制度变迁。

张五常受影响最大的是两类经济学家，一个是美国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科斯（诺贝尔奖获得者—引者注）阿尔契安等，一是美国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曼等。

张五常说的制度变迁有特定含议，是指中国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到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变迁。张用科斯的理论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说“在马克思与科斯的一场智力决赛中，无论是逻辑或实证，科斯均全面胜出。科斯从逻辑推理及证实两方面，都否定了以摧灭私有产权来提高生产力的可能性。中国也绝不能例外。”

张五常在《马克思奄奄一息》一文中说，中国人相信马克思主义，相信毛泽东思想，“这是崇拜是知识落后民族的特征”。“我一向以为在对中国民生有影响的理论中，马克思的力祸最深…他的分析及推理能力可算是低手，但他却把理论写得似懂非懂，似通非通。”张断言：“马克思由头错到尾”，“严格地说，马克思的理论不是过了时，而是从未对过”。

张五常攻击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他说：“关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的概念，我曾经用三招两式，使它‘片甲不留’。”他说，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劳动价值论是“基础”，其它理论是“上盖”。“这基础若是清楚地错了，整个马克思理论的‘上盖’就会塌下来”。因此，他着重攻击劳动价值论，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技的进展一日千里”，劳动价值论“被公认为谬论”。他宣称：“在中国，马克思的理论是奄奄一息了”。

张五常在一些大学作报告时不止一次地说：“世界上，马克思最蠢。马克思的理论早已盖棺定论，我张五常不过是在马克思的棺材上再打上钉子而已。”丶“他不是我杀的，而是你们杀的，我只不过是打上钉子”。

张五常说：举世闻名的“科斯定理”其实就是一句话，“清楚的权利界定（即‘产权清晰’—引者注）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什么是“清楚的权利界定”即“产权清晰”呢？张五常解释说：“清楚的权利界定是私有产权”。他又说：“科斯定理的主旨，就是不管权利谁属，只要是清楚地界定是私有，市场的运作能力便会---使资源的使用达到最高的生产总净值。”，正是科斯定理的私有产权清晰论“使举世开始明白私有产权的重要，间接或直接地使共产奄奄一息”。他还说：“私产制是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私产制度是唯一的选择”。

我国出现“张五常热”，实际上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热”，“新自由主义热”。张五常反复宣传的科斯定理、产权清晰、交易成本、产权私有、制度变迁等等，都不是张五常的创造，而是源于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如果张五常的说法有新意的话，那就在于他把美国新制度经济学通俗化、本土化了。

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说：“我们这些积极参与改革的经济学家”（指少数成为中央改革智囊团的经济学家——引者注）......后来找到了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掌握了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成果，这才“推动了九十年代中国经济改革在制度层面的进展。从那以后，各方面经济制度创新，就成为改革设计和改革实践的中心课题”。他说，是“现代经济学”推进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

正在这个时候，张五常从香港来到内地（有时是陪同弗里德曼来的），主动“送来”了美国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主动“送来”了经过他通俗化、本土化了的新制度经济学。他的经济散文集一版再版。例如，那本献给他们的老师科斯的《卖橘者言》（香港版），在1984年11月至1994年3月间，就发行了20版，内地的还没有计算在内。这些书的大部分读者并不在香港，而在内地。只是后来，翻译的新制度经济学著作多了，人们才越来越多地从新制度经济学原著的中译本中了解新制度经济学。

推动并掀起“张五常热”的少数经济学家，他们很了解张五常，他们赞同张五常的基本观点和基本主张，张五常宣传的新制度经济学是他们的智慧之源。他们需要张五常，需要他来完成他们自己不能完成或较难完成的任务。

这些经济学家对张五常的什么理论和主张感兴趣？据研究，他们对张五常说的劳动价值论“一无是处”、劳动价值论“被公认为谬论”、剩余价值论已被打得“片甲不留”、“马克思由头错到尾”、“马克思的理论......从未对过”感兴趣；他们对张五常说的“人性是生而自私”、“每个人的行为以自私为出发点”、“共产主义错估了人类本性”感兴趣；他们对张五常说的“一日不实行私有财产制度，就没有可能用市场价值作为衡量标准”、“市场经济是基于私有产权的…这是科斯定律”、“唯有私有产权制度才可以…节省交易费用”、“私有制是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私产制度是唯一的选择”感兴趣；他们对张五常说的“不管社会主义为何物，以大手笔出售‘国产’的办法来推行私产制”、“取之民为国有，还之民为私有”、“将某些资产干脆交给有较大特权的作为私产，让他们先富起来”感兴趣；他们对张五常说的“以共产党推行私有制，听来有点矛盾，但权力所在…是可行之道”感兴趣。

明白了这些，自然就明白“张五常热”，从而就明白了“新制度经济学热”和“新自由主义热”的深层原因。（《当代思潮》2003年第5期）。

从上述情况可以明显看出，张五常和新自由主义的首领弗里德曼多次来华，先后到北大、中央党校及有关部门作报告、讲学，培植了中国一批崇拜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的精英，他们中的重要骨干分子成为中国改革政策的制定者或实践者，一些重要政策、主张已体现在90年代党的重要决策中，成为推动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成为新自由主义的实践者。如《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规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其基本特征是“产权关系明晰”，规定“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主要是制订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等。”在短短的十多年中，私有经济已超过公有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由市场决定企业的生产、销售、科研和价格，完全否定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溶入了世界垄断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大循环；资本主义的一切弊端都呈现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培植了一个庞大的新资产阶级阵容，广大工人、农民工以及农民又成为被压迫、被剥削者。这便是美国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泛滥所造成的深重灾难。还推动产生了崇美、媚美、恐美的意识形态，从上到下形成了一股邪恶意念，一媚、二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