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上还暗藏着许多反革命分子

大陆上还暗藏着许多反革命分子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领导了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使新中国人民政权得以巩固。历史证明，毛泽东当年作出的决策是正确的。

 

新中国人民政权受到严重威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陆上还暗藏着许多反革命分子。新中国刚刚成立时，他们还处于潜伏状态。因此，当时，中国共产党虽然也认识到存在一些反革命分子，但没有引起特别的重视。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并且加强了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军事活动。社会上风传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潜伏在大陆上的反革命分子，以为颠覆人民政权的时机已经到了，便纷纷活动起来，进行各种反革命破坏活动。他们有的破坏工厂的生产设备，阻断生产流程，有的炸铁路、桥梁，倾覆运送军事物资的火车和汽车，有的烧仓库，有的杀人放火，制造社会动乱，有的抢粮食，抢仓库，造成社会混乱。有的撒传单，贴标语，散布谣言，搞乱人心。有的刺杀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一时间，社会上出现了反革命分子猖狂活动，而民众则十分恐慌的状况。仅1950年一年内，光是新解放区，就有上万名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被反革命分子杀害。

 

在中国大陆上的反革命猖狂活动的时候，我们的许多领导干部却思想麻痹，抓到反革命分子也一味讲宽大，该杀的不杀，该关的不关，有的还把抓到的反革命分子轻易地放走了。当时群众中流传一句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

 

毛泽东批评一些领导干部对反革命“宽大无边”

 

反映各地反革命分子猖狂破坏活动的材料，纷纷报到中央，送到了毛泽东的案边，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注意。他在这一时期所写的不少批示中强调，对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打击。只有杀一批反革命分子，“才能使敌焰下降，民气大伸。”因此，“应当放手杀几批”。对反革命分子，“应杀者均杀之，应判徒刑者均判徒刑，应管制者均给以管制，务使反动势力彻底肃清，民气伸张，政权巩固。”不杀恶霸，则农会不能组成，群众不敢分田，不杀重要的特务，则破坏、暗杀层出不穷。“总之，对匪首、恶霸、特务（重要的）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群众才能翻身，人民政权才能巩固。”

 

毛泽东着重批评一些领导干部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1951年1月，当他读到广西关于镇压反革命的一份报告中谈到有的领导干部对反革命“宽大无边”时，就把这份报告批转给华东军区、中南军区、西南军区、西北军区、华北军区并请转发所属各军区、兵团及军党委，要他们注意克服右倾错误。他还在一份电报中批评说：如果我们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对反革命分子不能“宽大无边”。如果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必将使匪祸猖獗，达于极点，土匪越剿越多，人民受害极大。同年3月，他在一则批语中要求：对那些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优柔寡断的市委地委县委要给以检查和督促，“使他们坚决行动起来，严厉镇压反革命。”毛泽东对一些大城市行动迟缓，很不满意，他认为，大城市是反革命分子潜伏的主要巢穴，必须用很大力量去对付，认真研究，周密布置，大杀几批。“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

 

“除恶就是行善”

 

毛泽东过去在读《西游记》时，就写下了这样一句批语：“除恶就是行善。”当反革命猖狂之时，毛泽东在同公安部长罗瑞卿的一次谈话中，又说了这句话。他说：“除恶就是行善。”不镇压反革命分子，人民政权就不能巩固，我们必须下决心，搞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以伸张民气。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意见，中共中央于1950年10月10日向全国各级党委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这个指示发出之后，公安部于10月16日召开了全国公安高级干部会议，具体部署贯彻执行中央镇压反革命的指示，随后，一场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就在全国展开了。

 

1950年底，全国公安部门、人民警察部队，都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上。一年内，各地出动大批警力，动用警察部队，抓特务，抓反革命分子，侦破了一大批反革命破坏案件，同时，南方各军区的部队开始了以剿匪为重点的军事行动，抓匪首，清理枪支。

 

镇反开始后，毛泽东对这件事抓得很紧。1951年1月17日，他看了中共中央中南局转报的湘西第四十七军关于镇压一批匪首、恶霸、特务的报告，立即转发各中央局、分局负责人，充分肯定四十七军的做法，指出：“只有如此，才能使敌焰下降，脱离群众。”1月23日，毛泽东转发广西镇反报告时又指出：广西军区在剿匪工作中，曾经犯过右倾错误，宽大无边，“以至匪祸猖獗，达于极点，土匪越剿越多，人民受害极大”。后来他们纠正了这种错误，“情况就完全改变过来，匪焰大降，民气大伸”。

 

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展后，毛泽东发现，各地在运动中都偏重于公安部门的单独行动，忽视了发动群众这一重要问题。他认为这是一种不好的倾向。镇压反革命运动，也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1951年2月25日，毛泽东在一则批语中指示：镇压反革命应“先召集区以上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和各大工厂大学校，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次会，报告反革命情况及各种罪行和犯罪证据，提高大家对反革命的仇恨，然后再分批执行，这是完全必要的，各地都应这样做。”他认为，镇压反革命，必须造成声势，在群众的支持下，才能最后夺取镇压反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还认为，镇压反革命要团结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一起干。他自己率先垂范，把镇压反革命的情况主动通报给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1951年1月28日，毛泽东主动给张澜写信，向他通报西南剿匪情况，信中写道：“西南去年剿匪工作，颇有成绩，消灭匪众八十余万，残余匪众已不足四万，两三个月即可完全剿灭。送上西南军区最近由地面送来之总结报告一件，假如你有精神的话，可以一阅。可以慢慢看，一星期内还我即可。”1951年2月，毛泽东在他亲笔写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中还写道：在镇压反革命中，“判处死刑一般须经过群众，并使民主人士与闻。”毛泽东1951年1月28日亲自主持起草了一个中央电报，要求各地党委要“向知识分子、工商界、宗教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广泛地解释镇压反革命的完全必要，使他们赞同我们的方针。”

 

毛泽东提出“稳、准、狠”方针

 

毛泽东1950年12月19日致黄克诚、邓子恢的一份电报中写道：“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狠，使社会各界没有话说。”当时毛泽东只提出“稳”与“狠”两个字，不久他又增加了“准”字。1951年1月17日毛泽东起草了一个长篇电报稿，提到了“稳、准、狠”三个字，并且解释道：“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不应杀者，当然不杀）。”

 

在贯彻“稳、准、狠”三字方针时，最核心的环节是把握宽大和镇压的界限，为此，毛泽东提出了镇压和宽大都应当有“边”的意见。他说：宽大是有边的。这个边，就是按照反革命分子的罪行，该杀的就杀，该关的就关，不能姑息。同时，“如同宽大应有边，镇压也应有边，无边是不对的。”“对可杀可不杀的那一部分人，应当判处徒刑，或交群众监视，用劳动去改造之，不要杀。”不能对反革命分子一概杀掉了事，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必须杀；不该杀的，就不能杀。为了掌握好这两个“边”，必须克服两种偏向，一种是劲头不足的偏向，存在这种偏向，就容易宽大无“边”。一种是草率从事的偏向，错捕错杀，就容易镇压无“边”。毛泽东考虑，仅仅解释还不够，中共中央还要有具体规定。1951年2月1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有各中央局负责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泽东起草的会议决议要点中，对镇反运动作了五项规定：“一、判处死刑一般须经过群众，并使民主人士与闻。二、严密控制，不要乱，不要错。三、注意‘中层’，谨慎地清理旧人员及新知识分子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四、注意‘内层’，谨慎地清理侵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十分加强保密工作。五、还要向干部做教育，并给干部撑腰。”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外层”是指社会，“中层”是指军队和政府机关内部，“内层”是指党内。这个文件下发后，全国镇压反革命运动就分为外、中、内三层，有区别地进行。

 

镇压反革命要运用法律武器

 

毛泽东十分重视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运用法律武器的问题。他讲过，镇压反革命分子，要好好清理审讯，斟酌情形，妥善处理。对有关的匪首恶霸大特务，要由军分区的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对与剿匪无关的反革命重要分子，则由地方法院及军管会的军法处判处死刑，对乡村普通恶霸及不法地主，则由农民斗争、监视及由人民法庭判刑。总之，他认为，镇压反革命，也同战争年代打仗一样，要“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针对一些地方存在草率从事的问题，毛泽东于1951年初，决定起草惩治反革命条例。在起草这个条例的过程中的1951年1月28日，毛泽东在一则批示中强调要重视运用法律武器、按法律办事。他写道：“此件关涉军事法院权限，应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开一次会通过，并用主席名义公布。事前召集政协常委及政府委员，法院，司法部，检察署，公安部人员开一次座谈会取得同意；在此次会上，应有人报告最近时期镇压反革命的情况。”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经毛泽东审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修正草案）》，从此，镇压反革命运动有了一部可以依据的法律文件和统一的量刑标准。

 

法律文件公布之后，毛泽东特别注意各地镇压反革命运动是不是真正遵循了法律。1951年2月25日，他作出指示：“各中央局及各省对自己所属地区的镇反工作，亦须派得力领导同志出去巡视。”巡视的重要内容，就是检查各地党委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是不是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北京市创造了这样的一个经验，先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通过一个一般拥护中央镇压反革命条例的决议，然后进行大逮捕。毛泽东认为这个经验很好，值得向全党推广。当有的地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的一些条文理解不透，提出问题时，毛泽东亲自回复、解释。1951年2月28日，毛泽东在一则批语中就对“胁从不问”“助恶有据”及量刑问题作出了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发布之后，一些在制定此条例时未能注意到的问题，毛泽东也专门写了批语，予以解释、补充。当毛泽东发现各地存在乱捕人的现象时，在1951年3月30日写的一则批语中强调：“镇压反革命无论何时都应当是准确的精细的有计划的有步骤的，并且完全应由上面控制。捕人要仿照天津专区发拘捕证，照证捕人的办法，不能乱捕。”对那种“逮捕范围扩大、处理方式简单”的情况，“应立即加以收缩，进行检讨，并作出结论。”

 

提出了清理内部反革命分子的办法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一开始，毛泽东就提醒各级党委领导同志，一定要注意清理在我们内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2月18日，毛泽东提出划分外、中、内三层，并且提醒全党特别注意清理中层和内层后，许多地方党委并未对内部的反革命予以高度重视。毛泽东发现这一现象后，于3月11日，在一个批语中指出：“我们认为在一切军事机关学校部队中引起注意镇压反革命分子问题，并作出正确的处理，是目前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凡对此任务忽视者，应当受到批评。”

 

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仍然没有引起一些地方的高度重视。结果，1951年3月13日发生了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黄祖炎被反革命分子王聚民枪杀事件。

 

王聚民出身于恶霸地主家庭，对共产党和新中国十分仇恨。但他隐藏很深，一直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还当上了山东惠民军分区政治部宣教科副科长。3月13日他在一次会议上当场开枪打死了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黄祖炎，然后开枪自杀。毛泽东3月18日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震惊，当天就代中央写了一份通报稿。毛泽东在这份通报稿中写道：“必须认识党与政府内和军队内已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混进来，决不可认为太平无事。现在就应开始注意这个问题，考查可疑的分子，聚集材料。在地委及专署一级以上机关内，军分区及师一级以上的机关内，城市则为市区两级机关内，特别注意考查这类可疑的分子，一有材料，就应做适宜的处置，保障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的纯洁和安全，决不可优柔寡断，姑息养奸，是为至要。”1951年3月20日，毛泽东在转发一份报告时写道： “请你们根据此项经验，着手布置清理自己所属的军政机关，财政机关，政法机关和文教机关，先作重点布置，取得经验，再行推广，尽今年一年初步地普遍地清理一次。”3月24日，毛泽东在他亲自写的一份电报稿中特别强调，镇压反革命要重视对内部的反革命的清理和打击。毛泽东发出这些指示后，全国各地普遍注意了清理内部反革命的工作。经过清理内部的反革命工作，在全国各地党政军机关内挖出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纯洁了内部，巩固了人民政权。

 

毛泽东创立了“死缓”刑名

 

随着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开展，一些地方出现了扩大死刑范围的偏向。毛泽东发现后，及时指出，一定不可捕错杀错。而在错捕错杀中，他又更重视错杀的问题。他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杀人不像割韭菜，韭菜割了，还可以再长出来，而人被杀了头，就再也长不出来了。1951年3月30日，他指出，“务必谨慎从事，务必纠正一切草率从事的偏向。我们一定要镇压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错杀错。”4月3日，他在一则批语中写道：“判死刑者，必须是罪重者，重罪轻判是错误的，轻罪重判也是错误的。”

 

毛泽东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最主要的是把捕人杀人的批准权控制在一定级别领导机关的手中。在当时，毛泽东认为，控制在地委市委一级比较合适。1951年4月2日，他在一则批语中写道：“判死刑者，必须是罪重者，重罪轻判是错误的，轻罪重判也是错误的。最重要的是捕人杀人名单的批准权必须控制在地委市委一级手里。”隔了一段时间，毛泽东发现，杀人权掌握在地委市委一级仍然不太合适。1951年5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一个批语：“兹定于六月一日起全国除现行犯外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专一级，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级，离省远者由省级派代表前往办理。各地一律照此执行。”同时规定，清理积案时间，亦即停止捕人时间，有少数要犯须逮捕者须报请中央局批准。

 

在捕人杀人中，毛泽东特别对杀人持慎重态度，他考虑到：光是把杀人权限提到由省一级掌握还不够，还必须明确杀人不能太多的原则，提出杀人要控制数字、掌握界限的问题。他于1951年4月30日在一则批语中明确写道：“杀人不能太多，太多则丧失社会同情，也损失劳动力。”

 

毛泽东还考虑到，在杀人问题上，必须提出具体的政策界限。他准确地抓到了一个关键点是：怎样从有可杀之罪的人中分离出一部分不杀之人的问题。为此，他在前述同一批示中首次提出了可以有“死缓”刑名的设想。他写道：“凡无血债或其他引起民愤的重大罪行，但有应杀之罪者，例如有些特务或间谍分子，有些教育界及经济界的反革命等，可判死刑，但缓期一年或二年执行，强迫他们劳动，以观后效，如他们在劳动中能改造，则第二步可改判无期徒刑，第三步可改判有期徒刑……这样，主动权抓在我们手里，尔后要怎样办都可以。”毛泽东感到，提出这一设想，事关重大，因此他提出：这个问题可以在5月10日召开的公安会议上讨论，并作出决定。他还向下边提出：对这个设想，“你们有何意见，可告你们那里来京开会的公安人员带来，或打电报来。”

 

在全国公安会议召开前，毛泽东把他关于设立“死缓”刑名的设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了出来。中央政治局讨论时，大家都同意毛泽东的这一设想。这样，在中央内部，就很快形成了设立“死缓”刑名的统一意见，并于1951年5月上旬作出决定。1951年5月8日，毛泽东代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这个决定中写道：“清出的反革命分子，除罪不至死应判有期或无期徒刑、或予管制监视者外，凡应杀分子，只杀有血债者，有引起群众愤恨的其他重大罪行例如强奸许多妇女掠夺许多财产者，以及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缓刑期内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这个政策是一个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错误。这个政策可以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这个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势力，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这个政策又保存了大批的劳动力，利于国家的建设事业。因此，这是一个正确的政策。”毛泽东估计，这个政策的实行，可以保全十分之八九的死罪分子不杀。而对其中应执行死刑的极少数人，采取更加谨慎的政策，“一律要报请大行政区或大军区批准。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分子，须报请中央批准”。按照当时的情况，这个决定又具体规定了判处“死缓”的比例。这个比例，在应杀的反革命分子中，只把十分之一二列为可判死刑者，而把十分之八九列为可判“死缓”的比例。为什么要这样规定？毛泽东在这个决定中这样写道：上层的反革命分子，“和农村中的匪首、惯匪、恶霸不同，也和城市的恶霸、匪首、惯匪、大流氓头及会道门大首领不同，也和某些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的特务不同，即没有引起群众痛恨和血债或其他重大罪行。他们损害国家利益的程度是严重的，但还不是最严重的。他们犯有死罪，但群众未直接受害。如果我们把这些人杀了，群众是不容易了解的，社会人士是不会十分同情的，又损失了大批的劳动力，又不能起分化敌人的作用，而且我们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

 

“死缓”刑名，是毛泽东的一个创造。此前，在古今中外的法典里，找不到这个刑名。这个刑名既属于死刑范围，又与死刑有重要区别。主要体现了一个少杀的方针，既是对人的生命的尊重，也是对劳动力的保存，实际上是在特定领域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方针。

 

毛泽东提出镇压反革命也要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镇压反革命，是一场严峻的阶级斗争，对于反革命，必须镇压，丝毫不能手软。在执行这一原则的过程中，毛泽东又考虑到了另一方面的问题，即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问题。

 

毛泽东考虑到，要改善监狱情况，“克服监狱拥挤、营养不良，医药不足，发生疾病死亡等不良情况，应当仿照北京的办法，立即使他们离开监狱，参加劳动，在劳动过程中听候判决。对于判刑在一年以下的犯人，在多数群众同意的条件下，可以采取缓刑或假释的办法，交群众负责管制。”毛泽东的这条意见也写进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之中，实际上，这个意见，是后来我国实行缓刑、保外就医等政策的思想基础。

 

毛泽东提出了做反革命分子家属工作的意见。他提出：对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必须进行适当的工作，以减轻或消除他们和人民的对立情绪，并争取其拥护政府的措施，应当向他们说明，政府的政策是只惩办反革命罪犯本人，并不株连其未积极参预反革命活动的家属，使其了解政府的宽大处置，并各安生业。在没收反革命分子的财产时，必须留给其家属以足够维持生活的财产。其财产较少者，一般可免予没收，以示宽大。毛泽东的这一意见，也写进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中。这一政策的实行，对于争取反革命家属，团结更多的人，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经过镇压反革命运动，国民党留在大陆上的潜伏特务基本被清理出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消灭了200万土匪的同时，把有着久远历史和社会根源的匪患从根本上消除了。城乡里的黑社会、恶霸势力被摧毁，一批仇恨共产党，反对人民政权，罪大恶极的反革命被法办。外国特务，特别是美国特务基本被挖了出来。在毛泽东领导下，经过镇压反革命运动，新中国出现了社会安定、政权巩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有效保护的好局面。人民群众交口称赞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称赞毛泽东功德无量。

[yongbing1993]

毛泽东对中国平民教育重大贡献






毛泽东率先开办农民夜校。扫盲。工农兵大学生。

从《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自修大学作为一种平民的大学。

自修大学学生研究学问的主脑，是‘自己看书，自己思索’。

自修大学学生，于自己看书自己思索之外，又有‘共同讨论共同研究’。

自修大学虽然不要灌注食物式的教员，但也要有随时指导的人做学生自修的补助。

自修大学以学科为单位，学生研究一科也可，研究数科也可，每科研究的时间和范围，都听学生依自己的志愿和程度去定。

自修大学学生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湔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


转《毛泽东对中国教育的重大贡献》

教育兴则国家兴。在毛泽东那里，教育极为重要。毛泽东首先是革命导师，也是出色的教育家，他教会了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者成功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也为加快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兴办教育。离开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我们很难解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何会较快胜利，也难以理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制度、教育方针和方法。

毛泽东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湖南一师”），这种教育经历为他成为教育家奠定了良好基础。在校期间他对教育有深入的思考，还主持办过工人夜学。毛泽东对教育的思考范围广博，包括学校类型、办学宗旨、学校与社会的关系、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教学方针与教学管理、课程设置与学科分类、教学方法、教师责任与师生关系、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等等。

时代使毛泽东成为大革命家，也让他成为大教育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革命到哪里就把学校办到哪里。如果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创办各类学校，就不能提高革命干部与战士的文化水平与思想水平，就不能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就不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全国政权后也不能有大量优秀、称职的人才管理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是教育方针和教育路线的总体设计者，他始终密切关注整个教育工作，并在很大程度上指导与实施一些重大教育政策。

直至今天，我们对作为大教育家的毛泽东的贡献研究还远远不够。全面研究毛泽东的教育思想、重视毛泽东对中国教育的重大贡献极为重要。本文认为，作为大教育家的毛泽东，对中国教育作出的非常重要的贡献至少有十一方面，并且在作出这些重要贡献时，毛泽东往往是领人之先的。对此，本文将逐一加以概述。

01、办工人夜学培养工人的文化与政治觉悟为民主革命做准备

早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毛泽东在担任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时就主办过工人夜学。他认为工人、农民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但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没有文化知识，要唤醒他们的觉悟，就应帮助他们学习文化知识。湖南一师附近有铜元局、黑铅炼厂、电灯公司等工厂，也是铁路工人、人力车夫、蔬菜小贩和其他苦力聚居的地方。住在这些地方的人多半过着穷苦生活，是文盲和半文盲。毛泽东非常同情他们的处境，满腔热忱地主办工人夜学、免收学费。由于毛泽东的努力，以前湖南一师未办好的工人夜学正式办起来了，且相当成功。

为招收工人入学，毛泽东也颇费心思。他用白话写的《夜学招生广告》通俗易懂：“列位最不便益的是甚么，大家晓得吗？就是俗语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所以大家要求点知识，写得几个字，认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方才是便益的。虽然如此，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能到这样，真是不易得的事。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教的是写信、算帐，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经过悉心宣传，3天后有120多个工人报名参加学习。夜学设在就一师附属初级小学内，开设国文、算术、常识3种课。毛泽东自己担任历史教师，“教以历史之大势及近年关系最巨之事迹，所以粗养其历史的观念及爱国心”。

1917年冬，毛泽东在《夜学日志首卷》记载：一师夜学创设的目的，就是让“社会之中坚实为大多数失学之国民”有机会受到教育，“社会与学校团结一气”，“久之，社会之人皆学校毕业之人，学校之局部为一时之小学校，社会之全体实为永久之大学校”。

1920年9月，毛泽东受聘担任一师附小主事后，又在附小的初小部创办了平民夜校，后还在高小部办了一个补习班，招收18岁以上的失学青年，以补习国文、算术为主。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1921年冬，毛泽东与李立三等来安源开展工人运动，他们同时办起平民小学，免费招收工人子弟入学。1922年，安源的第一所路矿工人补习学校（夜校）创办起来。夜校教科书介绍自然科学、生活常识、阶级斗争等各方面知识，通俗易懂，使工人大受教育和启发。同年9月，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胜利后，工人夜校已发展到七所，学员一千余人，同时还设立了补习部、子弟部、妇女职业部及阅报室、图书馆，各工作处还设立了读书处，备有《工人周刊》《劳动周刊》《大公报》等报刊，供工人业余时间自由阅览。

由此可见，毛泽东是利用办工人夜学培养工人的文化与政治觉悟、以为民主革命做准备的革命教育开拓者。

02、最早提出共产党夺取教育权的主张

共产党夺取教育权的主张，是毛泽东关于武装夺取全国政权思想的前导。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教育权的主张，受到了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影响。1920年冬，罗素在长沙讲演《布尔札维克与世界政治》时，毛泽东不仅到现场听，还参与对讲演稿记录版本的选择和修订工作。

罗素在《布尔札维克与世界政治》讲演中赞赏“布尔什维克主义”。他说：“布尔札维克是应世界的潮流而生的”，“布尔札维克想把世界变成共产主义的世界，我觉得资本主义已到了末路，世界的将来，布尔札维克正好发展，推倒资本主义。”“共产党既想鼓吹人民，于是不得不藉报纸及各机关传布他们的思想，但他们无此种机关，所以想用强硬手段来夺取，他们的手段就是用革命。”“马氏想用多数工人推倒资本家，布党则以利用少数有知识的工人行此事。这些少数人拿重要的政治机关，把布尔札维克主义输入于青年的脑袋中，到了几十年后，布尔札维克自然就能实行了。”罗素还联系中国和俄国说明科学的共产主义之成功。

毛泽东从罗素那里得到的最大启发是：走布尔什维克的共产主义革命道路，夺取政权后掌握教育权，把共产主义理想灌输给青少年。但毛泽东不同意罗素中国先发展实业、教育资本家的主张。1920年12月，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等的信中说：“罗素在长沙演说，意与子升及和笙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资本家久握教育权，大鼓吹其资本主义，使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宣传，信者日见其微。所以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故此，毛泽东对蔡和森主张成立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总之，罗素的讲学激发毛泽东悟出了在中国先通过革命夺取政权以掌握教育权的道理。而在同蔡和森的通信中，毛泽东明确地表达了组织共产党、实行劳农专政、掌握教育权的主张。

03、最早创办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专门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大学

1921年，毛泽东作为湖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回到长沙后，他旋即于8月在长沙正式创办湖南自修大学。这所大学主要立足中国社会现实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培养人才。这也是毛泽东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一次巨大飞跃，也让他成为一名出色的教育家。

毛泽东与何叔衡等拟定《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最早发表于1921年湖南《大公报》），清楚说明了创办大学的指导思想。《大纲》共13章31条，相当完备。其第一章“宗旨及定名”的第一条是，“本大学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点，釆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材，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因流于社会”。《大纲》表明，毛泽东创办的是一所有“自治规约”的新型大学，并且还想在世界范围内发展，它是一所有着自己办学理念和风格的大学——学习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现实并革新是其重要任务。

从《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办学宗旨进一步的学理解释。毛泽东用较大篇幅对比分析了书院与学校的各自利弊，说明湖南自修大学完全是一所新时代的学校，进而说明：自修大学作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其内容“大略于下”：“第一，自修大学学生研究学问的主脑，是‘自己看书，自己思索’。自修大学里面的‘图书馆’，就是专为这一项用的。第二，自修大学学生，于自己看书自己思索之外，又有‘共同讨论共同研究’。各种研究会的组织，就是专为这一项而设的。第三，自修大学虽然不要灌注食物式的教员，但也要有随时指导的人做学生自修的补助。第四，自修大学以学科为单位，学生研究一科也可，研究数科也可，每科研究的时间和范围，都听学生依自己的志愿和程度去定。第五，自修大学学生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湔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

湖南自修大学的创办，在当时颇有影响，更起到了示范作用。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在《湖南自修大学的介绍与说明》中指出：“湖南学者乃有自修大学之创设。购置书器，延聘导师，因缘机会，积渐扩张。要以学者自力研究为本旨，学术以外无他鹄的。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吾实在觉得他们自修大学的组织，可以为各省的模范。”另一位著名教育家李石曾在《祝湖南自修大学之成功》中说：“自修大学果能得适宜之发展，诚足为一新教育制度之纪元，而成学术之普及。”从二人的赞誉与希望可以看出，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顺应了社会发展潮流，也遵循了教育的一般规律，所制订的自修大学办学方针是切合实际的，对教育发展具有引导作用。

湖南自修大学的特殊使命，是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培养人才——总共培养了200余名学生。湖南自修大学图书馆新置的书刊中，“马克思主义著作译本有：《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等；介绍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著作有：李汉俊《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邵飘萍《新俄国之研究》、恽代英《阶级争斗》、李达《唯物史观解说》、李季《社会主义史》等”。期刊“有《共产党》、《新青年》”等。还有贺民范私人寄存书籍“其中有马克思主义著作译本和进步书刊多种”。并且，从湖南自修大学所购置的书刊和《新时代》发刊词等文章可见，它的使命是要对中国社会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式的改造而培养人才。

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在毛泽东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发展历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成型。毛泽东在民主革命和战争年代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红军学校，办党校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办教育事业，都是基于湖南自修大学这种极其重要的经验。

04、率先开办农民夜校并结合 开展农民运动

1925年1月，毛泽东因病从上海回韶山后不久，即组织秘密农协，经常召集农协骨干开会，讲述土豪劣绅如何压迫、剥削农民，农民应当怎样向土豪劣绅开展斗争等。同年４月，毛泽东通过李耿侯与妻子杨开慧等人发动进步教师，利用原来的公立学校、族校、祠堂等，在韶山一带创办农民夜校。夜校除教农民识字、学珠算，还讲三民主义、国内外大事等。毛泽东常去夜校察看，提出夜校讲课要通俗易懂，如讲“打倒帝国主义”，就说“打倒洋财东”，这样农民才容易明白。夜校学员大都成为秘密农协的骨干分子，夜校场所一般即是秘密农协会址。到7月间，夜校发展到二十多所。同年７月30日，毛泽东参加在郭氏祠堂召开的西二区公私学校教育会会员大会，改组教委会（掌管行政）、学委会（掌管经济），共产党员庞叔侃、李耿侯等被选为两会执行委员，10多个公立和私立学校校长也都由进步教师担任。

毛泽东不仅把农民夜校教育与农民运动紧紧结合在一起，还领导农民开展平粜、阻禁谷米出境，开展夺取乡村教育权等斗争，使韶山成为全省农民运动开展得最好的地区之一。在韶山办农民夜校、开展农民运动，为湘区委领导农民运动积累了经验，也为毛泽东此后培养全国农运干部积累了宝贵经验。

[yongbing1993]

体会《走资派》反面教员的教育







新闻：《韩国锂电池厂火灾：为何死者多为中国劳工》？！为何死者多为《中国劳工》？？？

对于《中国劳工》来说，韩国梦在以恐怖的方式结束了，一场释放出毒气的大火吞噬了《中国劳工》工作的一家锂电池工厂。工人中有女性和男性来自中国，年龄从23岁到48岁不等。这些《中国劳工》居于劳动力市场的最底层，从事的是韩国人不愿做的所谓“3D”工作，即肮脏(dirty)、艰苦(difficult)和危险(dangerous)的工作。

在韩国，这种工作尤其致命，它是发达国家中工作场所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外劳死于工伤事故的可能性几乎是韩国普通工人的三倍。专家表示，这些《中国劳工》签订的是短期临时合同，很少接受足够的安全培训，也很少在一家工厂工作足够长的时间，从而熟悉工厂的建筑结构，比如紧急出口的位置。

“他们在韩国被视为二等和三等公民，”基督教牧师朴春雄（音）说。对电池厂外国工人的数量超过韩国工人感到惊讶。“大家都想知道，为什么都是外国人，”。“为什么韩国人不在那里工作？”韩国政府的政策使外劳在选择或更换雇主方面几乎没有发言权，这使他们容易受到贪婪的老板、歧视和虐待的伤害。通常需要雇主的许可才能换工作。“在这样的制度下，他们几乎不能抱怨不安全的工作条件，”。“这一制度助长了工作场所的事故。”

新闻：《铁饭碗没了! 中国多地老师领不到薪水集体罢课》学校数月发不出工资，欠缴养老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北京师范大学汉中实验学校的教师集体罢工。中国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等等。

沒有《走资派》反面教员的“教育“，人们是体会不到毛泽东时代的好来的。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 义“三座大山”，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正是从这一刻起，受压迫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 翻身成了国家的主人，建立起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了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过去的统治集 团、地主恶霸和土豪劣绅成为专政对象，而工农大众成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导者和领导者。

在农村，农民分得了田地，耕者有其田，贫下中农占主导地位；

在城 市，人人有工作，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这与历史上的政权更替形成鲜明对照，即一个剥削阶级推翻了，又出现了新的剥削阶级，劳动人民永远受压迫受剥削。是毛泽 东主席颠覆了这个千百年来不合理的“轮回”，毛泽东时代让中国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

历史上只有二十七年(1949----1978)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只有毛泽东时代做到了。

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刻苦勤奋，善于学习，聪明好学，博学强记，通古博今，理论联系实际，体察民情，洞悉国情，勤于思考的结晶，是古今中外思想之大家。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中国人民获得了翻身解放，中国以巨人的姿态，屹立在了世界的东方，从此走上了一条正常的健康的科学的快速的发展大道，中国工业农业国防科技教育文化医卫等各方面，无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用短短的不到三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才能走完的历程。

共和国前三十年能够在各个方面取得无与伦比的巨大成就，重要的或者说根本的原因，在于共和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制度，也就是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制度。公有制制度的建立，使得全国人民能够迅速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同心同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办工业，办集体农业，办社会主义商业，使得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成为了可能;公有制制度的建立，也使得中国社会和谐友好，充满了生机充满了朝气充满了活力，公有制制度的建立，还极大地激发了劳动人民的劳动热情，主观能动性，工作积极性自觉性和创造性。这些，是中国能够在短短不到三十年时间里，在各方面能够取得那么巨大的辉煌成就的根本原因所在。可是，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还有希望吗?

在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哪一个国家，能够像毛泽东时代那样，迅速改变旧中国惨遭西方国家欺侮的“东亚病夫”形象，迅速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使国家能够快速发展进步强大，迅速步入世界强国之列，成为深受全世界(也包括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尊敬的大国?曾经有过哪一个国家，能够像毛泽东时代那样，能够迅速一扫几千年来的各种社会陋习恶习，使社会风气迅速空前向好，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人学雷锋，做好事，使人民的精神面貌迅速焕然一新?但是，毛主席做到了，毛泽东时代做到了，毛泽东思想做到了——这是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带来的。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代表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代表了人类历史前进的方向，是能够赋予人类社会最好的发展力量和最好的发展前景的伟大事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代表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大众的意愿，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大众自己的事业，是能够带给绝大多数人民幸福美满的事业，也是能够带给社会和谐稳定的事业。不管颠覆破坏势力如何作恶多端，如何倒行逆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最终是一定要在全世界实现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是任何人任何势力所能够阻挡的。

[yongbing1993]

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






毛泽东诗词欣赏

《临江仙　　赠丁玲 》(1936.12)

作者：毛泽东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注释】

临江仙：词牌名，原为唐朝教坊曲名，曲子多用以咏水仙。此词牌有两种形式，这里用的是每阙首句为七个字的一种。另一种为六个字。
保全：当时是陕北苏区首府，在陕西省西北部，现名志丹县。

出牢人：指丁玲。丁玲于一九三三年五月进狱，后来被软禁在南京。三、六年九月，共产党帮助下，她化装逃离南京，于十一月十二日抵达保全。

毛瑟：德国毛瑟（Mauser）兄弟设计制造的枪，当时中国军队用得很多。

【题解】

这首字是毛泽东写给丁玲的。丁玲，原名蒋伟，字冰之，一九四年生于湖南常德，自二七年起开始发表作品，是三十年代著名左翼作家，三二年三月在上海加入中共。她到保全后只有几天，即发起组织中国文艺协会，并担任主席之职。毛泽东在成立大会上讲了话，称赞"这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黄土沟来了位大作家，真是"人物一时新"了。

丁玲主动要求到前线去看看。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底，毛泽东透过军用电报把这首词拍给在前线的丁玲。来年二月，毛泽东亲自下令任命丁玲为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

[yongbing1993]

下一个瑟瑟发抖的会是《谁？》







“如果有20%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

“如果有20%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

如果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

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

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

《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 (2023)》透露了这样一组数据：2023年全国查处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27件，罚没金额21.63亿元。其中，涉及医药领域案件7件，所涉罚没金额约17.72亿元，占比超过8成。

流转过票、层层加价……见不得光的操作，被掀开一角。

垄断原料药，虚增成本数百倍

此次公布的一众案件，涉及东北制药、天津金耀、远大医药、武汉汇海、江西祥宇、上药生化等多家企业。其中，仅上药生化等四家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就罚没超12亿元，这一案例也堪称“经典”——一家企业以原料药垄断为起点，最终撬动整个药品生产、购销链条的巨额利润。

罚近18亿!一份报告，揭开医药领域垄断黑幕

敲警钟！医药反腐风暴仍在持续

2023年的医药反腐风暴让整个医药产业经历了一次“刮骨疗伤”。进入2024年，官方的一系列动作都在提醒，这场风暴仍在持续。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公安局透露，该局成功破获一起医药领域特大虚开发票案，抓获犯罪嫌疑人32名，该案价税合计高达50亿元。

另外，据中新健康不完全统计，截至6月18日，今年至少已有超150名医药卫生系统“关键少数”被查，范围涵盖地方卫健、医保、药监领域“一把手”以及医院、药企、高校管理层。

官方组合拳围剿，《下一个瑟瑟发抖的会是谁？》

下一个瑟瑟发抖的会是《谁？》？下一个瑟瑟发抖的会是《谁？》？下一个瑟瑟发抖的会是《谁？》？

会是《谁？》？又会是《谁？》？靠走资派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反腐？能反得了吗？

“如果有20%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

转载《罚近18亿!一份报告，揭开医药领域垄断黑幕》

文章来源: 新闻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反垄断局）发布的《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 (2023)》透露了这样一组数据：2023年全国查处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27件，罚没金额21.63亿元。其中，涉及医药领域案件7件，所涉罚没金额约17.72亿元，占比超过8成。

流转过票、层层加价……见不得光的操作，被掀开一角。

01

一桩典型大案背后：

垄断原料药，虚增成本数百倍

此次公布的一众案件，涉及东北制药、天津金耀、远大医药、武汉汇海、江西祥宇、上药生化等多家企业。其中，仅上药生化等四家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就罚没超12亿元，这一案例也堪称“经典”——一家企业以原料药垄断为起点，最终撬动整个药品生产、购销链条的巨额利润。

罚近18亿!一份报告，揭开医药领域垄断黑幕

截图自《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 (2023)》

案件中涉及的硫酸多黏菌素B原料药是生产注射用硫酸多黏菌素B的必需原材料，中国没有企业生产该原料药，只能从境外进口。看到“商机”的武汉汇海方开始入局注射用硫酸多黏菌素B。

2010年4月，武汉汇海与丹麦雅赛利签订了《原料药供货协议》，成为丹麦雅赛利中国市场代理商。2013年11月，丹麦雅赛利获得原料药《进口药品注册证》。2016年开始，汇海方给予丹麦雅赛利中国区销售负责人好处费，要求其利用职权不向其他企业销售硫酸多黏菌素B原料药。

根据官方公布的调查，2015年以来，丹麦雅赛利将向中国出口的硫酸多黏菌素B原料药总量的98%销售给了汇海方或者汇海方指定的企业；其余2%销售给了医疗器械研发公司，未用于生产注射用硫酸多黏菌素B。也就是说，汇海方控制了中国硫酸多黏菌素B原料药供应。

为达到以高价销售注射用硫酸多黏菌素B获取垄断利润的目的，汇海方在上药生化配合下，在原料药销售环节安排38家医药经销公司流转过票、层层加价，将从丹麦雅赛利处73-94元/克采购的原料药，逐步推高至1.8万-3.5万元/克销售给上药生化用以生产制剂。

根据第三方统计数据，2017年以来，在与中国市场销售量接近的美国、印度、俄罗斯市场，同规格或者相近规格的制剂销售价格折合人民币为47-183元/支，中国市场2303-2918元/支的价格是该价格的12-62倍。

2023年7月31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上药生化立案调查，而在此之前不久，注射用硫酸多黏菌素B的挂网价从2303元/支骤降为270元/支。

此后，国家医保局再次约谈上药生化，上药生化承诺将注射用硫酸多黏菌素B挂网价格从270元/支进一步降低至123元/支，并保证稳定供应。

02

敲警钟！医药反腐风暴仍在持续

2023年的医药反腐风暴让整个医药产业经历了一次“刮骨疗伤”。进入2024年，官方的一系列动作都在提醒，这场风暴仍在持续。

5月27日，国家卫健委等14部门发布《2024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该文件从持续规范医药生产流通秩序、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决纠治行业乱象、切实维护医保基金安全、深化巩固集中整治工作成效5个方面提出15条具体要求，其中就明确提到重点关注推高药品价格、扰乱药品流通秩序的不法行为。

医药领域特大虚开发票案部分涉案物品。乌兰浩特市公安局供图

就在几天前，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公安局透露，该局成功破获一起医药领域特大虚开发票案，抓获犯罪嫌疑人32名，该案价税合计高达50亿元。

另外，据中新健康不完全统计，截至6月18日，今年至少已有超150名医药卫生系统“关键少数”被查，范围涵盖地方卫健、医保、药监领域“一把手”以及医院、药企、高校管理层。

官方组合拳围剿，下一个瑟瑟发抖的会是谁？

[yongbing1993]

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精华






中医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它溶化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基因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精华。

“针灸是中医里面的精华之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的前途很广。有些同志坚持努力，是有成绩的，也证实了中医政策的提出是正确的。中国医学的经验是很丰富的，它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要有同志去整理它。这项工作是难做的，首先是卫生部行政领导上不支持，去年七月以后可能好一些，但还没有具体行动。我是支持的，我可以当卫生部长，也可以把这项工作做起来。不要以为我不懂医就不能做，这不是懂不懂医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

毛泽东提出要建立中医研究机构，并说：“这项工作，卫生部没有人干，我来干。”

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曾说过“我可以当卫生部长”。国家部委有几十个，除卫生部之外，毛泽东从没有提出过可以当别的什么部的部长。他为何单单提出“我可以当卫生部长”呢？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1955年4月15日，毛泽东针对中医讲了这样一段话：“针灸是中医里面的精华之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的前途很广。有些同志坚持努力，是有成绩的，也证实了中医政策的提出是正确的。中国医学的经验是很丰富的，它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要有同志去整理它。这项工作是难做的，首先是卫生部行政领导上不支持，去年七月以后可能好一些，但还没有具体行动。我是支持的，我可以当卫生部长，也可以把这项工作做起来。不要以为我不懂医就不能做，这不是懂不懂医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

关注中医、重视中医

早在江西革命根据地斗争时，毛泽东就将“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看成巩固根据地的三个方法之一。这个红军医院是包括中医的，“用中西两法治疗”。这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重视西医、轻视中医，甚至要废止中医是截然不同的。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重视边区的军事工作、经济工作的同时，也重视文化卫生工作，高度关注中医。他提出边区“每个乡要有一个小医务所”。

针对当时疫病流行，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在这里管事，就应当看得见，想办法加以解决。”怎样解决？要发挥西医的作用，更要发挥中医的作用。

毛泽东说：“我们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李鼎铭同志是中医，还有些人学的是西医，这两种医生历来就不大讲统一战线。我们大家来研究一下，到底要不要统一战线？我不懂中医，也不懂西医，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

毛泽东：“能把娃娃养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

当时边区成立了中西医药研究会，为帮助研究改造中医中药，还通过了好几个发展中医的提案。当时延安生动活泼、红红火火的局面，与重视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重视发挥中医和西医两个方面的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西医的发展，很多人认为中医药不科学，轻视甚至排挤中医的现象有所抬头。

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提出重视中医、发展中医。

1953年12月，毛泽东对卫生部的领导说：对中西医的团结要加强，对中西医要有正确的认识。

1954年6月，毛泽东又对北京医院的院长周泽昭说：对外来的东西重视了，对自己本国的东西倒轻视了。看不起本国的东西，看不起中医，这种思想作风是很坏的，很恶劣的。

毛泽东提出要建立中医研究机构，并说：“这项工作，卫生部没有人干，我来干。”

7月，毛泽东明确指出：“中西医团结问题没有做好，原因是西医存在很大问题，主要是西医有宗派作风。西医传到中国来以后，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把中医忽视了。必须把中医重视起来。”

这之后，全国加强了对中医的重视和研究。

1955年12月，成立了中医研究院，后来又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成立了多所中医学院。

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毛泽东为什么能够那样深切地关注中医、重视中医呢？

第一个原因是毛泽东提出要建立中医研究机构，并说：“这项工作，卫生部没有人干，我来干。”深刻地认识到中医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它溶化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基因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精华。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

在毛泽东眼中，中医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中的一个突出的珍贵品，是可以让全世界享用的一大笔重要遗产。

1953年12月，毛泽东说：“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

1954年6月，毛泽东指出：“对中医问题，不只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问题。”

7月，毛泽东又指出：发展中国医药科学，“这不仅是为了中国的问题，同时是为了世界。”中医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

据毛泽东身边医生徐涛回忆，毛泽东说：“我看中国有两样东西对世界是有贡献的，一个是中医中药，一个是中国菜饭，饮食也是文化”。

毛泽东认为中国饮食文化中也包含着饮食治疗的中医内容。“我们祖先在寻找食物过程中也发现了药物，药食同源，许多食物中医都可入药，像百合、山药、山楂、大枣，连葱姜蒜都可以治病”。

中医传递着什么样的传统文化呢？从毛泽东的谈话和讲述中可以看到“中”“本”“预”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个“中”字。这个“中”不是从表面上讲的中国的“中”，而是从实质上讲的中庸的“中”、中道的“中”、阴阳平衡的“中”。

毛泽东指出：“中国古书上这样说：‘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这意思就是强调人的整体性，和巴甫洛夫学说是一致的。中医在几千年前就用了新技术，如‘体育’、‘按摩’等，里面虽有些唯心的东西，但我们可以将其中好的提炼出来。”这就是说，中医是医人之医；是不走极端，重视阴阳平衡，从整体上为人服务之医。

第二是个“本”字。这个本是本来、本源、根本的“本”。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本，生命以气为本，气绝身亡。《黄帝内经》分《素问》《灵枢》两部分，素问就是本问。

毛泽东终生都重视这个本字，重视医人医病要把本来的情况搞清楚。毛泽东说：“医生看病是先诊断，中医叫望、闻、问、切，就是先搞清病情，然后处方。”每一个人都是有特殊性的，“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医人医病，要遵循和而不同之道，做好每一个特殊的“望、闻、问、切”。

第三是个“预”字。这个“预”就是预防，医国医人都是“预则立，不预则废”。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会议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就提出“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

1954年4月21日，毛泽东在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医工作的指示（草案）时，在“治疗疾病”之前加上“预防疾病”。毛泽东深知中医文化中预防疾病是第一位的，治疗疾病是第二位的；预防做不好，等到疾病临头再去治，那是见事迟。

中医对人民防治疾病有重要作用

世界上最古老、最伟大的医生在中国，那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中医，如：神农氏、张仲景、华佗、孙思邈、李时珍。5000多年前的炎帝、黄帝被称为中华民族的始祖，而炎帝、黄帝又是传说中最早的中医。那本称为黄帝医经的《黄帝内经》，虽不是黄帝所作，但与黄帝的传说多少有点联系。炎帝因农业上的贡献被称为神农氏，传说他善于用草药为人民治病，最后因尝断肠草丢了性命。他可以说是中医最早的发明者、实践者。毛泽东曾为此称赞他。

毛泽东著名诗篇《送瘟神》，神医华佗的名字进入其中：“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毛泽东关注危害人民健康的血吸虫病，关注历史上的中医重视解决瘟疫问题。毛泽东称赞历史上的中医，不仅因为他们为中华民族、为人类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为人民防病、治病崇高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能够发挥为人民防病治病的作用，这是毛泽东关注中医、重视中医的第二个原因。

毛泽东是揣着为民之心的领袖，“人民”二字在他心中有比天大、比地重的分量。在延安时，毛泽东关注中医、重视中医已产生了重大影响。原因就是毛泽东认为中医对人民健康、对为人民治病能发挥大作用。周恩来说：“在陕北时，西医只有百把人，其中许多都是小医生，但广大群众需要医生。

毛主席就号召中西医团结，给人民治病。”

新中国成立后成立了卫生部。毛泽东认为卫生部管的是全国人民的生老病死，任务很大。“我们的西医少，广大人民迫切需要，在目前是依靠中医。”，“中医问题，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

在毛泽东眼里，中华民族人口的繁衍和历史的连续性，与中医大有关系。他说：“中国人口能达到六亿，这里面中医就有一部分功劳嘛。”

为人民服务，不是为少数人服务，而是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同身边医务人员谈话，对医疗卫生资源集中在城市，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医生放到农村去，要像华佗、李时珍那样在实践中提高医疗本领。

毛泽东说：“中国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不为农村服务，还叫什么为人民服务。工作中，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所谓尖端，高、难、深的疾病研究上，对一些多发病、常见病、普遍存在的病，如何预防，如何改进，不管，没人注意，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农村，重点在农村。”

毛泽东要求“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在毛泽东关心下，城市到农村去的医疗队多起来了，中西医结合特别注重于用针灸、中草药为农民防病治病的“赤脚医生”在农村大地大批地成长起来了。

中西医结合创造中国新医学

毛泽东提出“我可以当卫生部长”，与他关注中医、重视中医，重视保护和传承中医传统文化，重视医疗卫生为人民服务密切相关，也与他重视中西医结合创造中国新医学密切相关。

中西医结合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

在井冈山时期，他就提出“用中西两法治疗”。

延安时期，他号召中西医团结。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正是这次会议经毛泽东同意确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和中西医结合的三大卫生工作方针。

为什么要中西医结合？毛泽东认为中医、西医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将其结合起来取长补短，创造中国的新医学，不仅为了中国，同时是为了世界。中医“强调人的整体性”，“历史是最久的，有丰富的内容”。

中医是在农业与手工业的基础上产生的，“中医的金、木、水、火、土是不合理的，西医说大脑、小脑、细胞、细菌是科学的。”“西医也有不合理的部分，不合理的要批判。”毛泽东认为中医和西医可以相互促进，如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针灸将来世界各国都要用它。有中医的基础，经过中西医的结合，“我们是有条件创造自己的新医学的”。

怎样实现中西医的结合？毛泽东认为中西医之间互相看不起是不好的，一定要打破宗派主义。如果西医没有宗派作风的话，对中医能治好病的效能，可以用科学方法把它整理起来。

毛泽东说：“掌握中医中药，必须要有西医参加，也要吸收有经验的中医，靠单方面是不够的，单有西医没有中医不行，有中医没有西医也不行。”

毛泽东倡导中医要进大医院，要进医科大学，还要出国。

毛泽东既肯定中医学习一点西医是好的，又提出西医要跟中医学习，具备两套本领，以便中西医结合，有统一的中国新医学、新药学。

毛泽东“可以当卫生部长”的这些重要思想，对创造中国新医学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重大影响。

屠呦呦团队研究中医药学，发现青蒿素，在中国和世界上救了许多患者的命，得了诺贝尔奖，是一个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