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走后门》在现代社会没谁反对
《走后门》在现代社会, 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大听到有人议论了。更加没有人耿耿于怀又或是咬牙切齿的恨了。为啥? 我有钱! 有钱能使鬼推磨。走个后门算啥? 我用钱买来的, 你有本事也拿钱也去开后门去买啊! 多么地理直气壮。
那么总有些人耿耿于怀又或是咬牙切齿的恨《走后门》为啥? 主要原因是因在《工农兵大学生》招生过程中有一些《走后门》的现象出现, 就说推荐选拔招生制不公平, 而恢复高考后以分数录取较公平。
先说一下恢复高考后以分数录取是否公平问题。这要理清社会大环境才能说清楚这个问题。新中国成立后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 贫富差距不大。在此基础上人人平等, 过来人都知道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前的考生, 在工厂做工的带着工资复习功课, 工厂里的干部以及老工人们都积极支持年青人复习功课, 希望他们学成之后回到工厂作出更大贡献。在农村人民公社的社员们也都支持年青人们专心复习功课去参加考试, 上完大学后回来更好地为农村建设作出贡献的。在街道农场少数军队的考生也都得到一切免费的社会福利。在1977年的冬天，有五百七十万的考生走进了高考考场。当年全国大专院校录取新生二十七点三万人。以及以后的几年参加高考生几乎相同。应该说以分数录取二十七点三万学员是"公平"的。而且这二十七点三万大学生上大学全是免费的, 学校安排住房不用交一分钱, 吃饭不用钱, 还发一些生活费, 更不交一分钱学费。还没毕业学校就开始统一安排工作。在安排工作中就有一些《走后门》的, 这些《走后门》己不被关注了。重要的是这二十七点三万大学毕业生几乎都没有回到工厂农村了。工作了几年结累了工作经验后,又忙着进修出国留学考硕士博士文凭, 再拿专家教授移民定居国外, 买房写文章成名发财, 来回国内外游说, 忙得不亦乐呼! 当然说是"公平公正"的。时不时地在国外帮腔骂一下共产党后又回到国内当"高级外国专家"使用两边赚钱。然而几年之后走资派特色政府改了, 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一套高考招大学生了。再后来贪富拉大了, 资本家产生了, 低收入人群有了。在这大环境下高考可以请"替考"、文凭可以用钱买等等。这时的高考从教育资源城市农村有钱和没钱下还能说公平吗?
回到《走后门》题目上。“走后门”是用托人情、找关系、行贿等不正当的手段，去办有明文规定不能办的事。走后门是歪风邪气，是不正之风，老百姓深恶痛绝，应该坚决抵制。一提到“走后门”，可能很多人都会“皱眉头”，就会联系到、联想到“找关系”、“求门路”、“托人情”，就意味着以权谋私等。当然，有人走后门为亲属谋利，或利用职务之便、权力影响破坏公平正义，是必须坚决反对的，但传说包公上任开封府尹后，很久没有百姓来告状。后来，他偶然发现其原因：官府大门守卫森严，守门官吏还要索要贿赂才让人进门，这就是所谓“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包公处罚了守门官吏，并决定打开后门，让百姓随意出入告状。当年新中国共产党的海军司令刘华清“走后门”，却是为百姓谋福，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众所周知，为公还是为私，为民还是为己，是区分一名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忠诚干净担当与否的重要标准。刘华清为家乡父老“走后门”，见证了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心系群众、忠诚无私、担当作为的高贵品质，恪守了为人为官之正道。
再说在1961年10月22日刘少奇说：商品“走后门”是两条道路的斗争。现在我们队伍里有一部分人，受到了自由市场的影响。自由市场是资本主义的，现在问题不在有无自由市场，而是你们能不能坚持社会主义阵地。（当汇报到商业部门“走后门”的情况很普遍，大概占职工的百分之×，其中特别严重的有百分之×时），刘少奇说：这些人是新的资产阶级。你们不反掉这些人，百分之×的人抬不起头来，百分之×不“走后门”的人，也不高兴。对特别严重的，一定要惩办一批。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说，惩办多少人，你们可以分个指标，比如说，象北京五百万人口，惩办十个，天津三百万人口，惩办六个，石家庄市惩办一、二个，小县城惩办一个，全国惩办几百个。惩办时要开公审大会，群众大会，彻底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拿国家的商品作武器，去谋求个人的方便，是不允许的，更不能拿个人“走后门”来的东西，去随便换东西。现在，是国家有困难的时期，也是考验每个工作人员的时候。要向所有的工作人员讲清楚，不“走后门”的人，好的将来可以入党，党员“走后门”严重的要开除党籍。“走后门”的人是和资产阶级站在一起，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当然更关心的是在《工农兵大学生》招生过程中有一些《走后门》的现象。先看一份文件《中共中央关于“走后门”问题的通知》1974年2月20日。文件内容: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不少单位提出了领导干部“走后门”送子女参军、入学等问题。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认真讨论了这个问题。中央认为，对来自群众的批评，领导干部首先应当表示欢迎。但是，这个问题牵涉到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需要具体分析，慎重对待。当前，批林批孔刚刚展开，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因此，中央认为，这个问题应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在运动后期妥善解决。
当前批林批孔运动已经展开，主流是好的。各级党委，首先是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党组织，应当继续努力，放手发动群众，加强学习，联系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认真地抓紧批林批孔。要注意不断总结经验，使批林批孔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深入开展起来。（这一文件发到县、团级、可向基层群众传达）
请注意, 这份文件是文革小组"四人帮"主持下发的。当时最反《走后门》的也是最高层的领导是"四人帮"。他们没有《走后门》。而且向毛泽东反映要求批《走后门》。1973年1月18日，中共中央以当年一号文件转发了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批孔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同一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一份退学申请报告》为题，刊出南京大学工农兵大学生钟志民的退学报告全文。姚文元亲自写了编者按，大赞其“向地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展开了新的进攻”。4天后，《人民日报》再以头版头条刊出相关报道。一时间，退兵退学的风潮席卷而来。矛头对准许多老革命老干部们《走后门》。老革命老干部们害怕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再次到来。纷纷反击。
2月15日，毛泽东做出批示：“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中共中央下发了八号文件。由此，反“走后门”运动草草收场。
1972年，在文革后的大学招生工作在全国恢复。根据之前试点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经验，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学制两到三年。
陆军第26军76师的步兵班长、20岁的钟志民，请求其父、分管干部工作的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钟学林，帮他上大学。一开始，钟学林不想搞特殊化，没有同意，但经不住儿子的多次央求，还是给军区政治部干部科打了电话。钟志民得到了所在师的两个推荐名额之一—这原本是需要基层推荐、师里审批的，被南京大学录取了。
因强调“文科要以社会为工厂”，政治系的社会实践很多。1973年5、6月，他们去南京凤凰山铁矿搞“开门办学”。期间，传达了《毛主席给李庆霖同志的信》。福建莆田的农村小学教员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说，“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自己的儿子插队后最起码的温饱都无法解决，反之，一些干部子弟下乡没几天就被招工、招生、招干回去了。毛泽东回信说：“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传达时，群情激奋，让钟志民颇感抬不起头。
他的父亲、时任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钟学林是行政九级干部（十三级以上为高干），每个月工资250多元，母亲是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的正处级干部，工资150元，家庭月收入是普通家庭的近10倍。在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凭票供应的时候，他生活的军队大院却有特供的物资，如肉、牛奶、巧克力等，敞开供应。军队高干家庭住着独栋的房子，配有专车。他曾有一块400多元的手表，不小心弄丢了，他毫不在意，母亲又给他买了一块180元的。不但上大学，钟志民当兵，也是走后门的结果。
1968年10月，他从南昌第二中学毕业，上山下乡去了江西瑞金县沙洲坝公社。没多久，全国征兵。他找了县人民武装部的一名政委，对方为他从另一个公社调来了一个名额（本来该社一社员已体检合格，即将入伍），结果下乡不到3个月，他就入伍了。其实不仅仅是特权阶级，当时走后门已经是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大家都在说，对走后门一事的厌恶。他们并不知道，钟志民也是走后门来的。但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刚到大学时，他曾想给部队写信，说“决不辜负党组织的信任”，想到自己不是组织推荐来的，一直没有勇气写。现在又听到这么多的议论，血气方刚的他，第一次冒出了退学的念头。“我觉得我还年轻，退学有什么大不了的？既然人家都看不起这个事情，我就要站出来说，老子就是干了这个事，但我承担了，我改。”
对于退学之后去哪里，钟志民却有些茫然。他当兵也走了后门，要退就该退回到农村，但扎根农村之后，生活怎么办？而且，还有“个人问题”没有解决。此时恰逢大一结束，钟志民特意买了一条烟和几斤糖果，想去插队的村子看一看，站在村口，却无颜迈步。放假回家时，钟志民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母，震动了全家上下。母亲告诉他，这个认识是对的，但不同意他退学，认为影响不好，别的领导家的孩子怎么办？父亲工作忙，只跟他谈过一次，认为“不一定退”。他则提出，干部子弟不去农村，说明马列主义都是说给别人听的。父亲无言以对，最后表示：“家里出个把农民也好。”
大学二年级开学回校，钟志民变得沉默寡言，像总在思考些什么。他终于想清楚了。1973年9月29日，是一个周六。他记得自己那天穿的是褪了色的军装，怀揣着写在3张稿纸上的退学申请报告。这是头一天晚上，他在宿舍昏暗的灯光下花了数小时写出的。他感觉，自己心里的想法“如同破壳的小鸡”，跃然纸上。他在校园里找到时任南京大学校革命委员会主任、党委书记王勇，将报告交给了他。
很快，王勇找他谈话，表示了三点意见：第一，他的问题发生在1972年5月中央19号文件（即《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下达以前，不在退学范围内，可以不退；第二，同学、教师对他反映比较好，没有必要退学；第三，已学了一年半，再退回去对国家也是个损失。
最后钟志民选择退学回到农村去。一年多之后，他学会了犁地，能挑重担，一个月能挣几百个工分。眼前的钟志民，晒得很黑，剃了平头，非常瘦。穿着一件破军装，一只裤腿挽到小腿上，脚下都是泥。“他已经一口土话，和当地人交流顺畅。
1976年，文革结束。在清算四人帮时，有人提出反“走后门”是针对老干部的，钟志民差点被打成“三种人”。好在，公社里从农民到书记都为他说好话。他庆幸，自己每天低头劳作，很少外出开会，没有成为风头人物，才能安全过关。
1977年，钟志民成了生产队长，次年又当上支部书记。他过年常常陪着农民从初一喝到十五，喝到吐，仍然豪气不减，在农民中很有威慑力。他带着村民兴修水利，一家一家地讲愿景。最后，两千亩地实现灌溉，不再“靠天吃饭”。
“我看着老百姓能吃饱、有钱花，他们的命运开始得到了改变，这种感觉很好。”他告诉记者。也告诉子孙后代们。
一步步地，他成为共青团瑞金县委副书记、书记，共青团赣州地委副书记、书记，中共南康县委副书记。
如今的教育能出这样的人才吗? 和交白卷生一样, 在资本主义的染缸里也是成一个为自己家庭发财成资本家的。而如今的大学生们如何?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领导了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使新中国人民政权得以巩固。历史证明，毛泽东当年作出的决策是正确的。
新中国人民政权受到严重威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陆上还暗藏着许多反革命分子。新中国刚刚成立时，他们还处于潜伏状态。因此，当时，中国共产党虽然也认识到存在一些反革命分子，但没有引起特别的重视。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并且加强了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军事活动。社会上风传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潜伏在大陆上的反革命分子，以为颠覆人民政权的时机已经到了，便纷纷活动起来，进行各种反革命破坏活动。他们有的破坏工厂的生产设备，阻断生产流程，有的炸铁路、桥梁，倾覆运送军事物资的火车和汽车，有的烧仓库，有的杀人放火，制造社会动乱，有的抢粮食，抢仓库，造成社会混乱。有的撒传单，贴标语，散布谣言，搞乱人心。有的刺杀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一时间，社会上出现了反革命分子猖狂活动，而民众则十分恐慌的状况。仅1950年一年内，光是新解放区，就有上万名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被反革命分子杀害。
在中国大陆上的反革命猖狂活动的时候，我们的许多领导干部却思想麻痹，抓到反革命分子也一味讲宽大，该杀的不杀，该关的不关，有的还把抓到的反革命分子轻易地放走了。当时群众中流传一句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
毛泽东批评一些领导干部对反革命“宽大无边”
反映各地反革命分子猖狂破坏活动的材料，纷纷报到中央，送到了毛泽东的案边，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注意。他在这一时期所写的不少批示中强调，对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打击。只有杀一批反革命分子，“才能使敌焰下降，民气大伸。”因此，“应当放手杀几批”。对反革命分子，“应杀者均杀之，应判徒刑者均判徒刑，应管制者均给以管制，务使反动势力彻底肃清，民气伸张，政权巩固。”不杀恶霸，则农会不能组成，群众不敢分田，不杀重要的特务，则破坏、暗杀层出不穷。“总之，对匪首、恶霸、特务（重要的）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群众才能翻身，人民政权才能巩固。”
毛泽东着重批评一些领导干部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1951年1月，当他读到广西关于镇压反革命的一份报告中谈到有的领导干部对反革命“宽大无边”时，就把这份报告批转给华东军区、中南军区、西南军区、西北军区、华北军区并请转发所属各军区、兵团及军党委，要他们注意克服右倾错误。他还在一份电报中批评说：如果我们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对反革命分子不能“宽大无边”。如果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必将使匪祸猖獗，达于极点，土匪越剿越多，人民受害极大。同年3月，他在一则批语中要求：对那些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优柔寡断的市委地委县委要给以检查和督促，“使他们坚决行动起来，严厉镇压反革命。”毛泽东对一些大城市行动迟缓，很不满意，他认为，大城市是反革命分子潜伏的主要巢穴，必须用很大力量去对付，认真研究，周密布置，大杀几批。“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
“除恶就是行善”
毛泽东过去在读《西游记》时，就写下了这样一句批语：“除恶就是行善。”当反革命猖狂之时，毛泽东在同公安部长罗瑞卿的一次谈话中，又说了这句话。他说：“除恶就是行善。”不镇压反革命分子，人民政权就不能巩固，我们必须下决心，搞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以伸张民气。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意见，中共中央于1950年10月10日向全国各级党委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这个指示发出之后，公安部于10月16日召开了全国公安高级干部会议，具体部署贯彻执行中央镇压反革命的指示，随后，一场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就在全国展开了。
1950年底，全国公安部门、人民警察部队，都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上。一年内，各地出动大批警力，动用警察部队，抓特务，抓反革命分子，侦破了一大批反革命破坏案件，同时，南方各军区的部队开始了以剿匪为重点的军事行动，抓匪首，清理枪支。
镇反开始后，毛泽东对这件事抓得很紧。1951年1月17日，他看了中共中央中南局转报的湘西第四十七军关于镇压一批匪首、恶霸、特务的报告，立即转发各中央局、分局负责人，充分肯定四十七军的做法，指出：“只有如此，才能使敌焰下降，脱离群众。”1月23日，毛泽东转发广西镇反报告时又指出：广西军区在剿匪工作中，曾经犯过右倾错误，宽大无边，“以至匪祸猖獗，达于极点，土匪越剿越多，人民受害极大”。后来他们纠正了这种错误，“情况就完全改变过来，匪焰大降，民气大伸”。
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展后，毛泽东发现，各地在运动中都偏重于公安部门的单独行动，忽视了发动群众这一重要问题。他认为这是一种不好的倾向。镇压反革命运动，也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1951年2月25日，毛泽东在一则批语中指示：镇压反革命应“先召集区以上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和各大工厂大学校，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次会，报告反革命情况及各种罪行和犯罪证据，提高大家对反革命的仇恨，然后再分批执行，这是完全必要的，各地都应这样做。”他认为，镇压反革命，必须造成声势，在群众的支持下，才能最后夺取镇压反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还认为，镇压反革命要团结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一起干。他自己率先垂范，把镇压反革命的情况主动通报给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1951年1月28日，毛泽东主动给张澜写信，向他通报西南剿匪情况，信中写道：“西南去年剿匪工作，颇有成绩，消灭匪众八十余万，残余匪众已不足四万，两三个月即可完全剿灭。送上西南军区最近由地面送来之总结报告一件，假如你有精神的话，可以一阅。可以慢慢看，一星期内还我即可。”1951年2月，毛泽东在他亲笔写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中还写道：在镇压反革命中，“判处死刑一般须经过群众，并使民主人士与闻。”毛泽东1951年1月28日亲自主持起草了一个中央电报，要求各地党委要“向知识分子、工商界、宗教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广泛地解释镇压反革命的完全必要，使他们赞同我们的方针。”
毛泽东提出“稳、准、狠”方针
毛泽东1950年12月19日致黄克诚、邓子恢的一份电报中写道：“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狠，使社会各界没有话说。”当时毛泽东只提出“稳”与“狠”两个字，不久他又增加了“准”字。1951年1月17日毛泽东起草了一个长篇电报稿，提到了“稳、准、狠”三个字，并且解释道：“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不应杀者，当然不杀）。”
在贯彻“稳、准、狠”三字方针时，最核心的环节是把握宽大和镇压的界限，为此，毛泽东提出了镇压和宽大都应当有“边”的意见。他说：宽大是有边的。这个边，就是按照反革命分子的罪行，该杀的就杀，该关的就关，不能姑息。同时，“如同宽大应有边，镇压也应有边，无边是不对的。”“对可杀可不杀的那一部分人，应当判处徒刑，或交群众监视，用劳动去改造之，不要杀。”不能对反革命分子一概杀掉了事，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必须杀；不该杀的，就不能杀。为了掌握好这两个“边”，必须克服两种偏向，一种是劲头不足的偏向，存在这种偏向，就容易宽大无“边”。一种是草率从事的偏向，错捕错杀，就容易镇压无“边”。毛泽东考虑，仅仅解释还不够，中共中央还要有具体规定。1951年2月1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有各中央局负责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泽东起草的会议决议要点中，对镇反运动作了五项规定：“一、判处死刑一般须经过群众，并使民主人士与闻。二、严密控制，不要乱，不要错。三、注意‘中层’，谨慎地清理旧人员及新知识分子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四、注意‘内层’，谨慎地清理侵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十分加强保密工作。五、还要向干部做教育，并给干部撑腰。”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外层”是指社会，“中层”是指军队和政府机关内部，“内层”是指党内。这个文件下发后，全国镇压反革命运动就分为外、中、内三层，有区别地进行。
镇压反革命要运用法律武器
毛泽东十分重视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运用法律武器的问题。他讲过，镇压反革命分子，要好好清理审讯，斟酌情形，妥善处理。对有关的匪首恶霸大特务，要由军分区的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对与剿匪无关的反革命重要分子，则由地方法院及军管会的军法处判处死刑，对乡村普通恶霸及不法地主，则由农民斗争、监视及由人民法庭判刑。总之，他认为，镇压反革命，也同战争年代打仗一样，要“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针对一些地方存在草率从事的问题，毛泽东于1951年初，决定起草惩治反革命条例。在起草这个条例的过程中的1951年1月28日，毛泽东在一则批示中强调要重视运用法律武器、按法律办事。他写道：“此件关涉军事法院权限，应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开一次会通过，并用主席名义公布。事前召集政协常委及政府委员，法院，司法部，检察署，公安部人员开一次座谈会取得同意；在此次会上，应有人报告最近时期镇压反革命的情况。”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经毛泽东审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修正草案）》，从此，镇压反革命运动有了一部可以依据的法律文件和统一的量刑标准。
法律文件公布之后，毛泽东特别注意各地镇压反革命运动是不是真正遵循了法律。1951年2月25日，他作出指示：“各中央局及各省对自己所属地区的镇反工作，亦须派得力领导同志出去巡视。”巡视的重要内容，就是检查各地党委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是不是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北京市创造了这样的一个经验，先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通过一个一般拥护中央镇压反革命条例的决议，然后进行大逮捕。毛泽东认为这个经验很好，值得向全党推广。当有的地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的一些条文理解不透，提出问题时，毛泽东亲自回复、解释。1951年2月28日，毛泽东在一则批语中就对“胁从不问”“助恶有据”及量刑问题作出了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发布之后，一些在制定此条例时未能注意到的问题，毛泽东也专门写了批语，予以解释、补充。当毛泽东发现各地存在乱捕人的现象时，在1951年3月30日写的一则批语中强调：“镇压反革命无论何时都应当是准确的精细的有计划的有步骤的，并且完全应由上面控制。捕人要仿照天津专区发拘捕证，照证捕人的办法，不能乱捕。”对那种“逮捕范围扩大、处理方式简单”的情况，“应立即加以收缩，进行检讨，并作出结论。”
提出了清理内部反革命分子的办法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一开始，毛泽东就提醒各级党委领导同志，一定要注意清理在我们内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2月18日，毛泽东提出划分外、中、内三层，并且提醒全党特别注意清理中层和内层后，许多地方党委并未对内部的反革命予以高度重视。毛泽东发现这一现象后，于3月11日，在一个批语中指出：“我们认为在一切军事机关学校部队中引起注意镇压反革命分子问题，并作出正确的处理，是目前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凡对此任务忽视者，应当受到批评。”
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仍然没有引起一些地方的高度重视。结果，1951年3月13日发生了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黄祖炎被反革命分子王聚民枪杀事件。
王聚民出身于恶霸地主家庭，对共产党和新中国十分仇恨。但他隐藏很深，一直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还当上了山东惠民军分区政治部宣教科副科长。3月13日他在一次会议上当场开枪打死了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黄祖炎，然后开枪自杀。毛泽东3月18日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震惊，当天就代中央写了一份通报稿。毛泽东在这份通报稿中写道：“必须认识党与政府内和军队内已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混进来，决不可认为太平无事。现在就应开始注意这个问题，考查可疑的分子，聚集材料。在地委及专署一级以上机关内，军分区及师一级以上的机关内，城市则为市区两级机关内，特别注意考查这类可疑的分子，一有材料，就应做适宜的处置，保障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的纯洁和安全，决不可优柔寡断，姑息养奸，是为至要。”1951年3月20日，毛泽东在转发一份报告时写道： “请你们根据此项经验，着手布置清理自己所属的军政机关，财政机关，政法机关和文教机关，先作重点布置，取得经验，再行推广，尽今年一年初步地普遍地清理一次。”3月24日，毛泽东在他亲自写的一份电报稿中特别强调，镇压反革命要重视对内部的反革命的清理和打击。毛泽东发出这些指示后，全国各地普遍注意了清理内部反革命的工作。经过清理内部的反革命工作，在全国各地党政军机关内挖出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纯洁了内部，巩固了人民政权。
毛泽东创立了“死缓”刑名
随着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开展，一些地方出现了扩大死刑范围的偏向。毛泽东发现后，及时指出，一定不可捕错杀错。而在错捕错杀中，他又更重视错杀的问题。他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杀人不像割韭菜，韭菜割了，还可以再长出来，而人被杀了头，就再也长不出来了。1951年3月30日，他指出，“务必谨慎从事，务必纠正一切草率从事的偏向。我们一定要镇压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错杀错。”4月3日，他在一则批语中写道：“判死刑者，必须是罪重者，重罪轻判是错误的，轻罪重判也是错误的。”
毛泽东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最主要的是把捕人杀人的批准权控制在一定级别领导机关的手中。在当时，毛泽东认为，控制在地委市委一级比较合适。1951年4月2日，他在一则批语中写道：“判死刑者，必须是罪重者，重罪轻判是错误的，轻罪重判也是错误的。最重要的是捕人杀人名单的批准权必须控制在地委市委一级手里。”隔了一段时间，毛泽东发现，杀人权掌握在地委市委一级仍然不太合适。1951年5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一个批语：“兹定于六月一日起全国除现行犯外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专一级，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级，离省远者由省级派代表前往办理。各地一律照此执行。”同时规定，清理积案时间，亦即停止捕人时间，有少数要犯须逮捕者须报请中央局批准。
在捕人杀人中，毛泽东特别对杀人持慎重态度，他考虑到：光是把杀人权限提到由省一级掌握还不够，还必须明确杀人不能太多的原则，提出杀人要控制数字、掌握界限的问题。他于1951年4月30日在一则批语中明确写道：“杀人不能太多，太多则丧失社会同情，也损失劳动力。”
毛泽东还考虑到，在杀人问题上，必须提出具体的政策界限。他准确地抓到了一个关键点是：怎样从有可杀之罪的人中分离出一部分不杀之人的问题。为此，他在前述同一批示中首次提出了可以有“死缓”刑名的设想。他写道：“凡无血债或其他引起民愤的重大罪行，但有应杀之罪者，例如有些特务或间谍分子，有些教育界及经济界的反革命等，可判死刑，但缓期一年或二年执行，强迫他们劳动，以观后效，如他们在劳动中能改造，则第二步可改判无期徒刑，第三步可改判有期徒刑……这样，主动权抓在我们手里，尔后要怎样办都可以。”毛泽东感到，提出这一设想，事关重大，因此他提出：这个问题可以在5月10日召开的公安会议上讨论，并作出决定。他还向下边提出：对这个设想，“你们有何意见，可告你们那里来京开会的公安人员带来，或打电报来。”
在全国公安会议召开前，毛泽东把他关于设立“死缓”刑名的设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了出来。中央政治局讨论时，大家都同意毛泽东的这一设想。这样，在中央内部，就很快形成了设立“死缓”刑名的统一意见，并于1951年5月上旬作出决定。1951年5月8日，毛泽东代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这个决定中写道：“清出的反革命分子，除罪不至死应判有期或无期徒刑、或予管制监视者外，凡应杀分子，只杀有血债者，有引起群众愤恨的其他重大罪行例如强奸许多妇女掠夺许多财产者，以及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缓刑期内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这个政策是一个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错误。这个政策可以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这个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势力，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这个政策又保存了大批的劳动力，利于国家的建设事业。因此，这是一个正确的政策。”毛泽东估计，这个政策的实行，可以保全十分之八九的死罪分子不杀。而对其中应执行死刑的极少数人，采取更加谨慎的政策，“一律要报请大行政区或大军区批准。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分子，须报请中央批准”。按照当时的情况，这个决定又具体规定了判处“死缓”的比例。这个比例，在应杀的反革命分子中，只把十分之一二列为可判死刑者，而把十分之八九列为可判“死缓”的比例。为什么要这样规定？毛泽东在这个决定中这样写道：上层的反革命分子，“和农村中的匪首、惯匪、恶霸不同，也和城市的恶霸、匪首、惯匪、大流氓头及会道门大首领不同，也和某些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的特务不同，即没有引起群众痛恨和血债或其他重大罪行。他们损害国家利益的程度是严重的，但还不是最严重的。他们犯有死罪，但群众未直接受害。如果我们把这些人杀了，群众是不容易了解的，社会人士是不会十分同情的，又损失了大批的劳动力，又不能起分化敌人的作用，而且我们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
“死缓”刑名，是毛泽东的一个创造。此前，在古今中外的法典里，找不到这个刑名。这个刑名既属于死刑范围，又与死刑有重要区别。主要体现了一个少杀的方针，既是对人的生命的尊重，也是对劳动力的保存，实际上是在特定领域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方针。
毛泽东提出镇压反革命也要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镇压反革命，是一场严峻的阶级斗争，对于反革命，必须镇压，丝毫不能手软。在执行这一原则的过程中，毛泽东又考虑到了另一方面的问题，即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问题。
毛泽东考虑到，要改善监狱情况，“克服监狱拥挤、营养不良，医药不足，发生疾病死亡等不良情况，应当仿照北京的办法，立即使他们离开监狱，参加劳动，在劳动过程中听候判决。对于判刑在一年以下的犯人，在多数群众同意的条件下，可以采取缓刑或假释的办法，交群众负责管制。”毛泽东的这条意见也写进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之中，实际上，这个意见，是后来我国实行缓刑、保外就医等政策的思想基础。
毛泽东提出了做反革命分子家属工作的意见。他提出：对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必须进行适当的工作，以减轻或消除他们和人民的对立情绪，并争取其拥护政府的措施，应当向他们说明，政府的政策是只惩办反革命罪犯本人，并不株连其未积极参预反革命活动的家属，使其了解政府的宽大处置，并各安生业。在没收反革命分子的财产时，必须留给其家属以足够维持生活的财产。其财产较少者，一般可免予没收，以示宽大。毛泽东的这一意见，也写进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中。这一政策的实行，对于争取反革命家属，团结更多的人，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经过镇压反革命运动，国民党留在大陆上的潜伏特务基本被清理出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消灭了200万土匪的同时，把有着久远历史和社会根源的匪患从根本上消除了。城乡里的黑社会、恶霸势力被摧毁，一批仇恨共产党，反对人民政权，罪大恶极的反革命被法办。外国特务，特别是美国特务基本被挖了出来。在毛泽东领导下，经过镇压反革命运动，新中国出现了社会安定、政权巩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有效保护的好局面。人民群众交口称赞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称赞毛泽东功德无量。
各级政权更替，那个没有运动？非正常死亡，哪来统计依据？
1. 「土地改革」运动(1947至1952) 。孙中山：“我们解决农民的痛苦，归结是要《耕者有其田》。“谁支持？谁反对？蒋到台湾还搞。在大陆不搞因自己是地主。
2.「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10至1951.10）。新中国成立初期，蒋介石国民党留下几百万特务搞破坏暗杀投毒。要不要反？
3.「抗美援朝」运动(1950.10至1953.07)。是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的群众性运动。1950年7月10日，“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成立，抗美援朝运动自此开始。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得到了解放军全军和中国全国人民的全力支持，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配合。1953年7月，双方签订《朝鲜停战协定》，从此抗美援朝结束。
4.「第一次整风」运动(1950.05至1951)。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和任务，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结合总结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党内领导干部中居功自傲情绪、命令主义作风，以及极少数人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等错误，密切党和人民联系。运动于同年冬结束。
5.「连队民主」运动（1950.09至1951）在有领导有秩序的条件下，全军开展一次连队的民主运动，提高连队官兵觉悟程度，改善连队官兵关系，达到连队爱兵尊干加强战斗力之目的。
6.「忠诚老实政治自觉」运动（1951.05至1952）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学校教职员和高中以上学生中普遍进行思想改造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在大中小学教职员专科以上学生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按照“运动”的规定，每人都必须将自己的隐私全部讲出来，包括政治问题，也包括感情问题和家庭生活。
7.「清理中层」运动（1951.08至1952.10）1951年《中央关于清理“中层”“内层”问题的指示》。指示要求，在1951年夏秋两季，有计划、有步骤地对机关工作人员普遍地、初步地加以清理。清理范围包括各民主党派和政府、军队、民众团体及财经文教等机关的一切工作人员和干部学校的学生。
8.「批判《武训传》」运动（1951.05至1952）
9.「三自革新学习与教会民主改革」运动（1951.04至1954）“从其内部展开民族民主觉醒运动”，使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真正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国内反动势力割断联系，成为“自治、自给、自传”的宗教团体。
10.「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1951.09至1956）
11.「民主改革」运动（1951.09至1953）以上海为例：在1952年上海私营工厂的民主改革运动中，新政权如何通过诉苦、交待、典型示范等动员技术,对旧工人进行思想和组织上的改造,从而为自上而下地重塑一支新的"工人阶级"队伍奠定基础。对旧工人的改造,不仅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要,也构成了新国家对城市基层社会进行整合的一个方面。
12.「文化教育战线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1.09至1952.10）建立初期大约有200多万知识分子。广大知识分子爱国热情很高，大多数学有所成的知识分子留在大陆迎接解放，参加祖国建设。为帮助他们摆脱剥削阶级世界观的束缚，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共产党在知识分子中广泛组织了马列主义基础知识的学习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学习，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理论的学习，采取各种方式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教育。
13.「爱国增产节约」运动（1951.10至1952）
14.「三反运动」（1951.12至1952.10）1951年12月1日，毛泽东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紧接着又在8日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
15.「文学艺术界整风学习」运动（1951.12至1952）
16.「五反」运动（1952.01至1952.10）五反运动是指建国初期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
17.「反对违法乱纪」运动（1953.01至1954）1952年全国性的“三反”运动刚一结束，中共中央在1953年紧接着发动了以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为主要内容的“新三反”运动。
18.「改造私人企业公私合营」运动（1954.09至1955）改造私营企业公私合营运动，进一步消灭私营企业和企业主。
19.「胡适思想批判」运动（1954.10至1955）
20.「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1955.01至1956）
21.「增产节约」运动（1957.02至1957）为了和缓物资供应和财政支出的紧张局面，使经济战线在1956年巨大的进军以后，转向稳步前进，并且作必要的休整，必须在1957年对建设的规模和速度作适当的调整，必须用更大的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
22.「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1955.07至1957）“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进展，阶级斗争必然日益尖锐化和复杂化”的反映。根据这个判断，中央发出指示，决定在全国范围开展一场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这次肃反运动，从1955年下半年起分批进行，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到1957年底基本结束。
23.「整风」运动（1957.04至1957.06）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文章，进行“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和反主观主义”整风运动。1958年8月底，整风运动结束。
24.「反右」运动（1957.06至1958.05） 1957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整风运动。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要求各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认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
25.「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活动（1957.08至1958）1957年,农村出现了部分群众反对合作化,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满,甚至出现闹退社的现象。针对这些问题,在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的推动下,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并且在农村开展了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教育运动是在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党在农村进行的又一次政治运动,它对随后批判"反冒进"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为之后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做了政治上的动员和实践上的预演。
26.「批判马寅初人口论」运动（1958.04至1960）马寅初提出的“平衡论的新人口论”，尖锐地指出了“大跃进”运动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由此引发了马寅初与毛泽东关于人口问题的学术论争。
27.「大跃进」运动（1958.05至1960）大跃进运动是指1958年至1960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不断地错误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是“左”倾冒进的产物。
28.「放卫星」运动（1958）放卫星，指的是从1958年开始的、在大跃进中的一场急于求成的社会主义建设悲情运动。在“大跃进”中各地浮夸风盛行，虚报夸大宣传粮食产量，这些上报虚假“小麦卫星”、“水稻卫星”、“包谷卫星”、“烤烟卫星”等在各行各业中发生的类似行为被统一称为“放卫星”。
29.「除四害」运动（1958）“除四害”运动是大跃进时期的第一场运动，在运动最开始四害的定义为：老鼠、麻雀、苍蝇以及蚊子，此后遭到动物学家一致反对后，1960年四害被重新定义为：老鼠、蟑螂、苍蝇以及蚊子。
30.「拔白旗」运动（1958）在1958年的大跃进过程中，曾把一些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的人，以及一些所谓具有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人都作为"资产阶级白旗"加以批判、斗争甚至处分，当时把这种作法叫做"拔白旗、插红旗"。
31.「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07至1958.10）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五十年代后期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中，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作的一项重大决策。
32.「全民大炼钢铁」运动（1958.08至1960）1957年11月，毛曾提出要在15年左右时间在钢铁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在“ 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口号下，钢铁生产指标越提越高。北戴河会议正式决定并公开宣布1958年钢产量为1070万吨 ，比1957年翻一番，号召全党全民为此奋斗，开展空前规模的大炼钢铁运动。
33.「反对右倾思想」运动（1959.07至1960）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定》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
34.「反瞒产私分」运动（1960）瞒产私分，是指农民及所在的生产组织，在国家收购粮食过程中，故意隐瞒真实产量，以获得更多粮食或其他农产品自由支配。
35.「整风整社」运动（又称农村三反」运动）（1960.05至1961）“反右倾”斗争的开展，使“左”的思想重新抬头，“五风” 又盛行起来。这引起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注意。为了解决好这一问题，1960年10月，党中央作出决定：在农村开展整风整社工作，以肃清“五风”。
36.军队「两忆三查」运动（1960.10至1961） 两忆就是所谓的忆阶级苦、忆民族苦，三查是查立场、查斗志、查工作。
37.「四清」运动（在农村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02至1966）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内容，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
38.「学习雷锋」运动（1963.03.05始）
39.「忆苦思甜」（写三史运动）（1963至1964）为了使知识青年能够扎根农村，顺利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针对知识青年的忆苦思甜运动，召集大会，由贫下中农现身说法，痛诉旧社会的苦，描述新社会的甜，使知青“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促进他们的思想认识。
40.「工业学大庆」运动（1964.01.25始）“工业学大庆”是1964年党中央对全国工业战线提出的号召。中央号召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主要是要求学习大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以推动全国工矿企业和社会主义建设向前发展。
41.「农业学大寨」运动（1964.02至1976）农业学大寨是继学雷锋运动和工业学大庆之后，中共宣传部门树立的又一典型，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雷锋是只知奉献，不求回报，一心一意忠于毛主席的形象代言;而在后来的宣传语境中，大寨的事迹同样也能切合各种需要。
42.「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05.16至1976）以下都是《文革》中的事。走资派反对，老百姓支持。
43.「红卫兵」运动（1966）
44.夺权风暴（1967）
45.「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运动（1967）
46.「三忠于、四无限」运动（1968）
47.「上山下乡」运动（1968.12至1978.10）
48.「学『红宝书』」运动（1969）
49.「全民挖防空洞」运动（1969.08至1970）
50.「一打三反」运动（1970.01至1971）
51.「清查『五一六』」运动（1970.03至1971）
52.「批陈整风」运动（1970.11至1971）
53.「批林整风」运动（1971.12至1972）
54.「批林批孔」运动（1974.01至1975）
55.「开展对《水浒》评论」运动（1975.08至1976）
56.「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5.11至1977）
在毛主席纪念堂南大厅北侧，汉白玉墙面上用银胎镏金镶嵌着毛主席手书的诗词——《满江红·和郭沫若》。
这首《满江红》可以说是毛主席诗词之中非常知名，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很高的影响力，尼克松访华时，都引用过其中的名句。
《满江红·和郭沫若》
作者：毛泽东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用典，是一种修辞手法。引用古籍中的故事，或词句，为用典。善于用典，是毛泽东诗词的一大特点。
蚍蜉（pífú），白蚁的别称。“蚍蜉撼大树， 可笑不自量”的典故，来源于《调张籍》【唐】韩愈 ：
“李杜文章在， 光焰万丈长。 不知群儿愚， 那用故谤伤。
蚍蜉撼大树， 可笑不自量！ 伊我生其后， 举颈遥相望”。
毛泽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词中的名句，“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是一副工整的对联。“大国”与“何易”，虽然词性不对；但是“夸大国”，与“谈何易”，意义相对，亦属工对。
中国人民始终把毛泽东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决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永远要保留下去”。（ 1980年8月21、23日，邓小平同志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
毛泽东文武双全，文治武功盖世。有谁能收拾中国清末以后的乱局？有谁真正统一过中国（大陆）？只有毛泽东！一贯反对毛泽东的著名学者余英时，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他是一个政治强人，这一点他比斯大林还厉害，所以他是最强的强人”。（Dec 17, 2013 - 在毛泽东120诞生周年到来之际，余英时接受了BBC中文网专访）。
毛泽东，一个农民的儿子，没有进过一天军校，无师自通。在延安的窑洞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指挥十大元帅，十大将军，抗击日寇。
1947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1947年3月至1948年3月，毛泽东同周恩来、任弼时转战陕北，指挥西北战场和全国的解放战争。1948年9月中旬到1949年1月初，大概100天之内，毛泽东部署了3大战役，消灭了国民党几百万军队。 1949年4月渡过长江天险，推翻了国民党政府。
《毛泽东诗词鉴赏》，由臧克家1990年出版， 收有毛泽东诗词57首。 分为毛泽东诗词讲稿、毛泽东诗词补编、毛泽东诗词六首和学诗启示录四大部分。 在每首诗或词后面都加有“题解”、“笺注”、“赏析”三部分。作者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渊博的学识，历三十余年艰辛和心血撰写而成。
本书出版后， 一版再版。它既得到了一般读者的喜爱，称之为优秀畅销书；又得到了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称之为20世纪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的优秀代表作之一。
1962年末，《光明日报·东风》副刊邀请郭沫若为新年元旦撰写庆祝辞，郭沫若一向支持《光明日报》，甚至还是该报撰稿最多的名家之一。
郭沫若答应为新年元旦的《东风》创作一首词。
1963年的元旦前夕，郭沫若填写了《满江红——一九六三年元旦抒怀》一词，并发表于元旦的《光明日报》上：
《满江红·领袖颂》——1963年元旦抒怀
作者：郭沫若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
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
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
太阳出，冰山滴；
真金在，岂销铄？
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
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
迎东风革命展红旗，乾坤赤。
1963年1月1日，《光明日报·东风》刊登了郭沫若这首著名的《满江红》。
郭沫若《满江红》一词， 表达了中国人民面对反华势力，团结一致，坚持斗争的必胜信念。同时也歌颂了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坚强的中国人民。
毛泽东从《光明日报》上读到这首词后，于元月9日和词一首，并书赠周恩来。它不仅是一首政治抒情诗；也是一首抒发个人“只争朝夕”的人生理想的言志诗。
《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毛泽东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首次公开发表于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2月版的《毛主席诗词》，纪念毛泽东七十诞辰。
注释：
蚂蚁缘槐：见唐李公佐《南柯太守传》。
蚍蜉撼树：唐韩愈《调张藉》，“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西风落叶下长安：唐贾岛《忆上吴处士》，“秋风生渭水，落叶下长安。”
鸣镝：响箭，汉时匈奴冒顿单于用来发号司令。
毛泽东的和词，以气吞山河的氣魄，对几伙苍蝇、蚂蚁、蚍蜉等害人虫，投以蔑视的目光，给以憎恶的申斥。 意气风发，大义凛然。发出了战斗的号召，显示了胜利的信心。小小的地球上，有那么几只碰壁的苍蝇， 嗡嗡叫唤，貌似声色俱厉，又像哭泣一样。 这些大槐树下的蚂蚁， 吹嘘自己有多强大，却不知道他们的所做所为，就像蚍蜉撼大树一样可笑！ 吹响冲锋的号角（飞鸣镝），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席卷他们。
郭沫若这首《满江红》非常霸气，第一句就是气势惊人，后来也成为脍炙人口的名句——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这首词中，更是赞誉中国六亿人民，和领袖团结一心，哪怕你敌人再嚣张，也只不过是“桀犬吠尧，泥牛入海！”
敌人的言论看似嚣张，其实太阳出来就自然消融，哪怕天塌下来，中国人民也“擎得起”！
郭沫若在写完这首《满江红》后，还把手稿寄给在杭州的毛主席审阅。
毛主席的诗意也为“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的大气所激发。
1月9日晚间，据工作人员回忆：毛主席在居所踱来踱去，口中不时低声吟哦，时而又伏案写上几句，又摇摇头，把纸揉成一团扔向纸篓……
到次日清晨，纸篓已经装满大半了，但这样主席仍然不满意，又做了反复地修改，终于写成这首《满江红·和郭沫若》：
满江红·和郭沫若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千万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毛主席这首满江红同样脍炙人口，“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更是家喻户晓的名句。
但是毛主席诗词中的“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到底指的是谁呢？
有人说是苏联，有人说是美国，其实这都对，但也不全对，要搞清楚谁是“苍蝇”就要从当时的局势说起！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中苏关系就发生了裂痕。
当时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国家利益上，中苏都发生了矛盾，这一矛盾在1959年赫鲁晓夫访华后进一步扩大。
赫鲁晓夫因为没有达成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图谋，在他回国时就直接批评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像一只公鸡准备打架”；
等他回到国内后，赫鲁晓夫更在苏维埃会议上批评中国是“不战不和的托洛斯基主义”，并指使华约各国纷纷批评我们，对中国的内政外交进行无端干涉和指责。
在1962年底，欧洲保加利亚、匈牙利、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东德五国相继召开代表大会，并在会上攻击中国。
比如意大利批评中国“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论断是错的；捷克直接给中国扣了“冒险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民族主义、教条主义”五顶大帽子……
对此，1962年12月15日的《人民日报》发布主席亲自撰写的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一文，掀起反对“修正主义”的论战。
而此时美国因为艾森豪威尔在位时坚持对华强硬政策，引发两次台海危机，此时虽然因为古巴导弹危机的缓解，美国也在外交上发生变化，开始大谈世界和平、要拉拢苏联缓和世界局势。
但是美国在通过U2间谍机知晓中国研制核武器后，一度打算给中国扔核弹来阻止中国的研制。肯尼迪也曾放出狠话：只要我活着中国就造不出核武器！
此时中国可以说承受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施加的压力。
但是世界局势在危机之中也蕴含着机会。
在六十年代，亚非拉各国高举民族解放的大旗，掀起了气势磅礴的革命浪潮；仅仅在1960年一年，非洲就有17个国家独立。
1960年5月3日，毛主席接见了拉丁美洲、非洲十四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会、妇女代表团及代表时说“我们大家都是站在一条战线上”；
1961年4月27日，毛主席又在接见非洲外宾时提出“非洲是斗争前线”重要论断。此时毛主席认为，苏联已经化为苏修，不但不支持亚非拉的民族解放斗争，而且“同帝国主义站在一起，采取种种手段扑灭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的星星之火。”
这正是毛主席诗词中说的：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所以中国开始大力援助亚非拉国家，向他们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培训游击战战略战术……
这些援助不仅突破了美苏对于中国的包围和孤立，而且为中国重返国际舞台打下来坚实的基础；
要知道上世纪60年代和中国建交的17个国家中，有14个就是非洲国家；到了1971年，正是这些非洲朋友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
读懂了这个背景，就了解了为什么在1963年的元旦，郭沫若和毛主席先后使用《满江红》这一词牌，创作了这两首经典的诗词。
所以说，毛主席这首《满江红·和郭沫若》中，提到的“小小寰球，几个苍蝇碰壁。”指的不仅仅是美苏两国对于中国的干涉和指责，还有保加利亚、匈牙利、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东德等几个在苏联的指使下攻击我们的国家。
这些“害人虫”在面对历史的大潮时，只会是“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最后下场肯定是被扫除。
郭沫若后来解说时也说：不管是虎豹也好，熊罴也好，苍蝇也好，跳蚤也好，白蚂蚁也好，黑蚂蚁也好，凡是害人的东西都要一概扫除！
毛主席在词中认为郭沫若对敌人高估了，天根本塌不下来，敌人充其量就是“苍蝇”，是“害人虫”。
臧克家认为这首词：“敌情”观念强，蔑视情绪重，将词当成了一篇战争檄文整首词洋溢着快人快语的激愤，在委婉含蓄风上稍逊色于《沁园春·雪》。
1972年2月21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宴招待远道而来的美国总统尼克松。
尼克松在说祝酒辞时说道：毛主席写过“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现在就是只争朝夕的时候了。
时至今日，毛主席的这首诗词依然具有极强的斗争性和适用性。
2019年，西班牙媒又炒作涉疆新闻，我驻西大使馆直接回敬对方道：
中文是很优美的，但这篇文章中文水平之差，真的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你们要知道，美国朋友提供的翻译软件，有时挺不靠谱的。
无论如何，对你们开始学习中文、使用中文的努力，使馆是支持的，毕竟“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为了更好地帮助你们提高中文水平，特赠词一首，拿走不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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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对你们开始学习中文、使用中文的努力，使馆是支持的，毕竟“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为了更好地帮助你们提高中文水平，特赠词一首，拿走不谢：
大使馆回敬对方的诗词便是这首《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列宁诞生的第二年，一八七一年爆发巴黎公社起义，这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第一次尝试。列宁开始革命活动的时候，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在同帝国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特别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列宁主义的阶段。正如斯大林说的：“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列宁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矛盾，揭露了帝国主义的规律，解决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决了社会主义“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问题。他阐明了无产阶级要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掌握领导权的思想，并且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在一九○五年的革命中举行了一次总演习。他所领导的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了从资本主义旧世界到社会主义新世界的根本转变，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早在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面目开始暴露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尖锐地指出：“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彻底揭露苏修叛徒们对列宁主义的背叛，揭露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阶级本质，指出社会帝国主义同资本帝国主义一样必然覆灭的历史规律，进一步推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这就是我们当前的战斗任务。这也就是我们纪念伟大列宁诞生一百周年的重大意义。
《转裁》纪念伟大列宁诞生一百周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
《红旗》1970年第五期
一、列宁主义的旗帜是不可战胜的
今年四月二十二日，是伟大列宁诞生的一百周年。
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怀着对伟大列宁的最崇高的敬意，来纪念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
列宁是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领袖，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
列宁诞生的第二年，一八七一年爆发巴黎公社起义，这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第一次尝试。列宁开始革命活动的时候，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在同帝国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特别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列宁主义的阶段。正如斯大林说的：“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列宁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矛盾，揭露了帝国主义的规律，解决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决了社会主义“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问题。他阐明了无产阶级要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掌握领导权的思想，并且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在一九○五年的革命中举行了一次总演习。他所领导的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了从资本主义旧世界到社会主义新世界的根本转变，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列宁在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给予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贡献，是非常之伟大的。
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在同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在同党内的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中，继承和捍卫了列宁主义的事业。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的统率下，成为打败法西斯侵略的主力，在人类历史上树了永不磨灭的丰功伟绩。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正是从列宁主义那里找到解放的道路。毛泽东同志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人民一贯把中国革命看作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
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上最长期、最激烈、最艰苦、最复杂的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在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中取得人民革命的胜利。这是十月革命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次最伟大的胜利。
目前，我们正处于世界革命的一个新的伟大的时代。同列宁在世的时候相比，国际形势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证明了列宁的革命学说的正确，证明了列宁主义的旗帜是不可战胜的。
但是历史是有曲折的。正如恩格斯逝世以后产生了伯恩施坦—考茨基的修正主义一样，在斯大林逝世以后又产生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修正主义。
在赫鲁晓夫掌权十一年之后，修正主义内部发生分裂，勃列日涅夫取代了赫鲁晓夫，他又经历了五年多的时间，现在在苏联正是由这样一个人主持“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
列宁曾经说过：“历史上常有这种情形，当那些在被压迫阶级中素享盛名的革命领袖一旦逝世以后，他们的敌人便企图窃取他们的名字来欺骗被压迫阶级。”
勃列日涅夫叛徒们对待伟大的列宁就是这样干的。他们在所谓《纪念列宁诞生一百周年提纲》中，竟然明目张胆地歪曲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伟大形象，用他们的修正主义私货来冒充列宁主义。他们伪装“纪念”列宁，实际上是盗用列宁的名义来加紧推行他们的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和社会军国主义。这是对列宁的极大侮辱！
彻底揭露苏修叛徒们对列宁主义的背叛，揭露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阶级本质，指出社会帝国主义同资本帝国主义一样必然覆灭的历史规律，进一步推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这就是我们当前的战斗任务。这也就是我们纪念伟大列宁诞生一百周年的重大意义。
二、无产阶级专政是列宁主义的根本问题
列宁在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反复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用暴力夺取政权，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说：“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
列宁还说：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同他关于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的全部学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作用的最高表现是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胜利。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争得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
十月革命前后，列宁总结了新的革命实践，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他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是充满了剧烈的阶级冲突的整个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因此，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
今天，在纪念列宁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重新温习列宁的这些光辉思想，有着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人们知道，苏修叛徒集团恰恰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问题上背叛了列宁主义，背叛了十月革命。
早在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面目开始暴露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尖锐地指出：“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
只要剥掉人性论的抽象外衣，就可以看出它的现实性，即资产阶级性。所谓抽象的人性，实际上就是现实的资产阶级的人性。所谓抽象的人道主义，实际上就是现实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
《“我们都是人》。《人对人是朋友、同志和兄弟》。这是贩卖资产阶级一百多年来一直忽悠工人阶级的破烂。资产阶级在剥削压迫无产阶级的时候，资本家从来没有把工人们当作一个《人》。只是当一个被出卖给资本家的《劳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就给了它一个颇有风趣的讽刺：“为什么要分什么人、兽、植物、石头呢？我们都是物体！”
在阶级社会中“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
只要剥掉人性论的抽象外衣，就可以看出它的现实性，即资产阶级性。所谓抽象的人性，实际上就是现实的资产阶级的人性。所谓抽象的人道主义，实际上就是现实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
“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资产阶级爱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爱无产阶级。因为它们的利益是一致的。资产阶级恨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恨资产阶级。因为它们的利益是相反的。资产阶级爱资本主义，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爱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恨资本主义。这是由它们的阶级地位决定的。
无产阶级要由社会主义进到共产主义，就必须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决不能对资产阶级讲博爱，施仁政。
如果无产阶级上了人道主义的当，把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当作朋友、同志，和他们称兄道弟，那就只会“加速”资本主义复辟，绝不会“加速”共产主义的到来。
《转载》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 第6版
专栏文章：《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
鲁红宣
最近，苏修叛徒集团在大谈其“建设共产主义”的时候，没有再说共产主义是“土豆烧牛肉”，而是说：“共产主义是现实人道主义的化身”。
“现实人道主义的化身”，比起“土豆烧牛肉”来，似乎文雅一些，不那么馋。但是，“现实人道主义的化身”，并不是无产阶级的科学共产主义。它和“土豆烧牛肉”一样，都是资产阶级的冒牌货，因而都掩盖不了苏修背叛共产主义、背叛十月革命道路的丑恶面目。
毛主席说：“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
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高峰，是最彻底、最完备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
苏修叛徒集团一贯企图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融合”起来，用人道主义来代替共产主义。他们说：“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是最人道的思想体系”，“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最人道的意识形态”。用“最人道”三个字来恭维共产主义思想体系，这是对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最大诬蔑。苏修老爷们，你们应当说“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是最不人道的思想体系”才对。因为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最”不合乎地主资产阶级的“人道”，首先是“最”不合乎你们的“人道”。否则，你们为什么要从根本上加以“修正”呢？
苏修叛徒集团的“共产主义是现实人道主义的化身”的谬论，把人道主义观念当作第一性的东西，把共产主义制度当作第二性的东西，当作由人道主义观念派生出来的“化身”，这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
毛主席教导我们：“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所以，只要剥掉人性论的抽象外衣，就可以看出它的现实性，即资产阶级性。所谓抽象的人性，实际上就是现实的资产阶级的人性。所谓抽象的人道主义，实际上就是现实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苏修叛徒集团特意在人道主义之前冠上“现实”二字，完全是枉费心机。改变了事物的名称，并不等于改变了事物的本质。叫“抽象”的也好，叫“现实”的也好，名称虽然不同，本质完全一样，都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资产阶级爱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爱无产阶级。因为它们的利益是一致的。资产阶级恨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恨资产阶级。因为它们的利益是相反的。资产阶级爱资本主义，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爱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恨资本主义。这是由它们的阶级地位决定的。
“我们都是人”。“人对人是朋友、同志和兄弟”。这是贩卖资产阶级一百多年以前的破烂。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就给了它一个颇有风趣的讽刺：“为什么要分什么人、兽、植物、石头呢？我们都是物体！”现在，苏修叛徒集团竟把这个破烂说成是“伟大的共产主义原则”，是“推动苏联社会走向共产主义的一个最大的加速器”。好一个“最大的加速器”！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资产阶级总是企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恢复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
因此，无产阶级要由社会主义进到共产主义，就必须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决不能对资产阶级讲博爱，施仁政。如果无产阶级上了人道主义的当，把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当作朋友、同志，和他们称兄道弟，那就只会“加速”资本主义复辟，绝不会“加速”共产主义的到来。十几年来，苏修叛徒集团关于人道主义的聒噪，塞满了人们的耳朵，结果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社会“加速”为资本主义社会，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全面复辟。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惨痛的教训。
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一个“公”字。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共产主义就是为公主义。我们说的为公，是为无产阶级的公，为革命人民的公，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公，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公。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就是共产主义精神的最高的最科学的概括。与此相反，人道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体系一样，它的核心是一个“私”字。它把追求个性解放、个人尊严、个人幸福，当作人生的最高目的。人道主义就是“私”道主义，就是利己主义。
苏修集团大肆鼓吹“人道主义”，不仅是为了掩盖他们对共产主义的背叛，而且是正象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按照人道主义精神”，对苏联人民的意识“进行改造”。换句话说，他们利用人们头脑里的“私”字，实行卢布挂帅，物质刺激，用名利主义、福利主义、个人主义，腐蚀群众，使苏联人民不去为公，不干革命，只顾追求几个卢布的“个人幸福”，以达到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
苏修叛徒集团说，“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是他们的“座右铭”，是他们的“纲领性原则”。这完全是一个骗局。你们究竟为了什么人？为了谁的幸福？你们是为了苏修叛徒集团，是为了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幸福。至于苏联劳动人民，被你们折磨得已经够苦的了！可是，在今年九月底，苏修叛徒集团却装模作样地通过了一个所谓增加人民“福利”的决议。看了这个决议，真叫人好笑！你们一方面残酷地压榨苏联劳动人民，另一方面却又摆出一副关心人民“福利”的样子。凭这一点小恩小惠，就能掩盖住你们的剥削罪行，就能收买苏联人民的心吗？
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权，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幸福。因此，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来说，只有树立起一心为公的共产主义思想，终生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才是最大的幸福。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要斗私，批修。这是指导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纲领，是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战略方针。只有把斗私、批修搞好了，才能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改造人的世界观，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培养出一代共产主义新人，才能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社会主义胜利地过渡到共产主义。
不破不立。不大破人道主义，就不能大立共产主义。事实上，科学共产主义正是在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斗争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人道主义这个口号，是在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提出来的。它在摆脱经院哲学和教会思想的束缚中，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曾经起过积极的启蒙作用。但是，这个口号从一开始就是虚伪的。在它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则变成了反动的伪善，变成了资产阶级宣扬阶级调和，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和恩格斯自从创立了科学共产主义之后，直到晚年，一直没有放松过对人道主义思潮的批判。苏修叛徒集团对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人道主义的言论只字不提，却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中被马克思删去了的一段间接引述资产阶级学者的话中，掐头去尾，找了“‘现实的人道主义’即共产主义”这几个字，当作他们自己的“共产主义是现实人道主义的化身”的谬论的根据。从这里可以看出，苏修叛徒集团为了贩卖他们的修正主义黑货，采取的手法是何等的卑劣！
恩格斯在晚年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曾明确指出，他早期的著作和他后来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他说：“正如人的胚胎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还要再现出我们的祖先鱼类的鳃弧一样，在本书中到处都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国古典哲学起源的痕迹。”接着，他忿怒地说：“现在也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从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苏修叛徒集团，你们不是什么“新手”，你们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老手，是地地道道的“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和“披着羊皮的豺狼”！
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正如毛主席所说：“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一定能继承伟大的十月革命的传统，战胜现代修正主义，战胜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战胜一切剥削阶级思想，夺取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