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360)
2018 (398)
2019 (358)
2020 (353)
2021 (347)
2022 (360)
2023 (339)
毛泽东：旧学校教育有三大坏处
青年学生这段时期，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教学实践。
毛泽东曾担任学校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长，并主持创办《农民夜学》（1917年）。创办《农民夜学》的目的，
一是“造成新国民及有开拓者能力之材”。
二是提供“实习之场”，更重要的是克服学校与社会“相隔相疑”的弊端，实现“疏通隔阂，社会与学校团结一气”。
在湖南一师毕业前夕（1917年9月），毛泽东曾在一师附小教育实习，现在还可查到当时毛泽东的一篇国文教学教案，其中将这节课分为环环相扣的5个环节，
一是读(字)，
二是讲文法，
三是做选例，
四是补助教授未及之知识，
五是练习。
教案通篇体现了举一反三、触类旁通，适应个别差异，扩充内容，与社会相联系，将知识教育、道德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融为一体的教学思想。
毕业后（1920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附小当主事(相当于校长)，毛泽东发动学生组织自治会，提出学生自治会的代表参加教务会议，对教师、教学管理、生活管理提意见。提出发扬学生自治精神，发展学生个性，不开除一个学生等建议，均被采纳，对湖南一师营造民主自由的校风起了很大的作用。
毛泽东成为共产党员后，毛泽东仍然倾力于《教育》。
毛泽东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任教务主任（1921年8月）。
在其《入学须知》中明确宣布“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
学员应“养成健全的人格，煎涤不良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
招生只凭学力，不限资格。
学习方法以自由研究，共同讨论为主，强调脑力与体力之平均发展。
《自修大学》还附设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室，收集当时国内可能收集到的进步书刊报纸，供学生自学用。
《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公开招生，招收进步知识青年和工农青年。
《自修大学》的学生来自13个县，最多时达200多人。
这所大学社会反响很大，连著名教育家、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也予以积极支持，赞扬《自修大学》的“主义实在是颠扑不破的”，并任该校名誉校董。
1923年11月，该《自修大学》被军阀赵恒惕封禁，毛泽东又办了一所正规中学——《湘江中学》，原来在《自修大学》的二百多学生，大部分转到了这所学校。
这样的履历难道还不能说明毛泽东是一个当之无愧的教育家吗？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以他犀利而深刻的洞察力剖析了《旧中国教育制度》的种种弊端，提出了极富创新价值和远见卓识的改进方向。这使他远远高于一般的职业教育家。
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总结旧学校教育有三大坏处:
“学校的第一坏处，是师生间没有感情。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什么施教受教，一种商业行为罢了！
学校的第二坏处，是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栽贼人性。人的资性各不相同，高才低能，悟解迥别，学校则全不管这些，只晓得用一种同样的东西去灌给你吃。人类为尊重`人格'，不应该说谁`管理'谁，学校乃袭专制皇帝的余威，蔑视学生的人格，公然将学生`管理'起来。只有划一的教授，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性。只有机械的管理，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格。这是学校最大的缺点，有心教育的人所万不能忽视的。
学校的第三坏处，是钟点过多，课程过繁，终日埋头于上课，几不知上课之外还有天地，学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坏的总根在使学生的之于被动，消磨个性，灭掉性灵，庸儒的堕落浮尘，高材的相与裹足。”
今天四十多年来走资派特色政府的无数学生们，经历过学校教育的人们，当你们读到这些评论的时候做何感想？难道没有一种历史的穿透力震撼了你的心灵？难道没有感觉到，尽管时代已经不同，可旧教育的流毒依然像幽灵一样在你们身边游荡？
《周家庄农民为保人民公社摁下红手印》。成立于1958年的周家庄人民公社，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光辉历程，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的顽强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其健康发展、共同富裕、社会和谐的成功实践，充分显示了 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昭示着中国三农问题的光明前景。
今年，也是周家庄人民用勇敢和智慧在解散人民公社风潮中，摁下红手印明志保留人民公社30周年。 1982年，在全国政策性、强迫性解散人民公社的压力之下，周家庄人民公社党委实事求是，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排除种种师义无返顾地选择继续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共同富裕道路。
当时，担任周家庄人民公社党委书记的雷金河怎能也想不通，新中国开创的农业集体化道路有什么错？ 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有什么错？ 况且，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与建设，人民公社已经具备了十分雄厚的物质基础，十分适合社会化的大生产，如果分田单干必然是对先进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严重破坏。 许多的公社顶不住压力纷纷解散，周家庄人民公社面临生死考验。
当时，河北省调整县级领导班子给县委书记的一大任务就是把周家庄公社解散，把土地分掉。 雷金河这位老共产党员陷入深深的思考：我们党一贯讲实事求是，为什么在解散人民公社问题上就不能实事求是呢？ 就不能尊重群众的愿望非要搞「一刀切呢」？ 「大家都知道集体经济基础比较好，开会讨论是否要分地的时候，除了一两户之外，其他的社员都不愿分地到户。」 如今年逾古稀的刘建中亲自参加了当年征求群众 意见的讨论会，至今记忆尤新。
人民公社带头人、「老坚决」雷金河，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开始了他的顽强的力争。 先是拖，拖不过。 雷金河心急如焚四处奔波向上反映情况。 解放后雷金河是晋州农民走合作化、集体化道路的带头人，领导了第一个人民公社的成立并任党委书记。 他也是河北省和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人大代表，由于周家庄人民公社早就是河北的先进典型，也认识了不少上级领导。 据传雷金河在抗战时期就是威震敌胆的游击队长，作战英勇，与当时驻扎冀中的彭真、吕正操等八路军高级将领亦有生死之交，这也成了他能顶住巨大压力 的资本。 他多次京，向当年的老首长陈述乡亲们的愿望，但中央领导并没有给予明确答复，只是让他“再观察一下。”
鲜为人知的是，为了表示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决心，周家庄农民采取了十分特别的办法明志，以示保卫人民公社的坚定决心。 讨论会后，每位派代表在保留人民公社的「生死状」上签上名字，摁上了鲜红的手印。 此外，雷金河也向当时的河北省领导写下保证书：「不分包到户,社员的收入可以高于分包到户的农民。如果干一年，我们没有其他公社好，我们就将 地分了。 但省里提出的条件是必须把公社的名称改成乡。
30年来，周家庄农工贸齐头并进，已有9家大型集体工业企业，并有许多形成规模的农贸加工、养殖基地和文化服务业等。 从1981年开始，周家庄的家家户户已免费使用上了自来水。 隔年开始对年满65岁的老人实行养老津贴、对孤寡老人实行五保等福利政策。 所有乡民享有免费医疗、教育、住宅等10多项福利或补贴，而且福利范围和水准在不断扩展和提高。 当初，从公社出走搞单干的几户人家又纷纷回到了公社的大家庭。
「公社是颗常青藤，社员就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牵着瓜，藤儿越肥瓜越甜，藤儿越壮瓜越大」。 周家庄实践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她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冀中大地，成为中国农民坚持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范。 尽管由于种种政治上的原因，多年来周家庄很少被主流媒体宣传报道，但是这里依然吸引了广大农民的目光，并得到许多国际友人的赞誉。 实践证明，周家庄道路是社会主义的阳关大道，是中国亿万农民的梦想与期望。
历史将毛泽东越拉越近。
今年是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一百二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发生在1893年到2013年这一百二十年间的事情却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 历史的一切发展，都有其本身的内在原因，但每一个尊重历史的人又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一翻天覆地的历史变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 .
毛泽东并没有一直生活在这一百二十年里，他早在37年前就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的影响却没有随着他的离去而稍加减弱；在他一百二十 周年诞辰日的时候，人们可以十分强烈地感觉到他的现实存在。 毛泽东这个名字连同它代表的某种含义，无时无刻不在地触动着中国社会敏感的神经，而每到某些特殊的日子，比如他的忌日或诞辰日，这种触动都会呈现出爆发或集中的形式 。 尽管执政者总是有意无意地试图淡化毛泽东的影响，但在民间，他的影响似乎正在表现出一种逆时间增强的趋势：一百一十周年时强过一百周年，一百二十周年时 强过一百一十周年。 历史好像在开个玩笑：时间的流逝不是在将毛泽东送远，而是在将他拉近。
这是为什么？
首先，是因为毛泽东他本人具有穿越历史的洞察力。 据说，毛泽东昔日的一位战友在他逝世多年后说了这样一句话：毛主席比我们这些人早看了五十年。 后来的历史见证了这句话，毛泽东当年的许多担忧和警告今天都已经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有这样的远见卓识？ 因为毛泽东是天才，比别人聪明？ 因为毛泽东熟读史书，深谙历史大势？ 都可能。 但是，这些也许都不是根本的原因。
根本的原因是爱，是毛泽东对创造人类社会、推动历史前进的普普通通的劳动人民的深深的爱。是毛泽东见不得劳动者受苦受难的悲悯之心。因为爱，毛泽东为他们操着很长远、很长远的心。
今天，等到我们这些后来人也终于看清毛泽东从前看到的东西时，我们会有一种时空的错觉，以为毛泽东本人就在眼前；我们中的一些能感受到毛泽东的爱心的人，会觉得毛泽东离自己很近。
其次，是因为三十多年中国社会不是在前进而是在倒退。
现在有一种说法：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也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 其实，人类历史没有任何一个阶段是完美的，但在任何一个阶段，人们的追求都是社会的进步。
刚刚过去的三十几年，中国社会进步了吗？ 没有。
如果硬说有了一点进步的话，那就是它产生了一小批过去没有的《富人》资本家。 而这点“进步“的代价是什么呢？ 是财富的大量外流，是资源的巨大浪费，是环境的极大破坏，是道德的迅速堕落。
当所谓的总「设计」这场改革的「顶层」走资派们在煞有介事的「自信」着的时候，那个越来越大的「弱势群体」却越来越有一种「辛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的被抛弃的感觉。 .
历史倒退了，以往历史中的镜头自然是近了而不是远了，毛泽东这个曾经的历史人物也就越来越自然地走进了现实。
再次，是因为仇恨毛泽东的人对他无止尽的「纪念」。 两年前，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八周年的时候，一位叫做暂时无派网友在他的《他被逼成了神》文章中说了这样一段话「他死了以后，好像也 真的具备了神才具备的某些特点：他背着沉重的十字架，为那些当年与他同行的人的过错赎罪，为今天享受着他奋斗成果的人的罪恶赎罪。 似乎都和他无关； 现代中国的一切罪恶似乎都要由他一个人负责。 被推卸的理由。 越来越多的人心中复活，成为越来越多的人心目中的真正的守护劳动人民穷人们的神灵。
毛泽东生前曾对一位友人说：四个「伟大」很讨嫌，以后统统不要，只保留一个teacher（教师）。
是的，毛泽东一生都是一位教师，一生都在试图教导他所热爱的人民学会摆脱剥削和压迫、掌握自己的命运。
但很可惜，尽管毛泽东穷其一生的努力，甚至不惜将自己打得粉粹，毛泽东也没有在生前成功地担当好教师这个角色。毛泽东最终没能使人民理解他。
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太鼠目寸光了，当有人拿「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小恩小惠来诱惑我们的时候，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向毛泽东轻率地挥了挥手，然后跟着这个人走了。
直到许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中的许多人才开始理解毛泽东。
看来，再伟大的教师也不如让人经历苦难和有反面教育更能让人民理解生活中的真理。
今天，劳动人民的苦难正在教育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特别是年轻的一代。
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走近毛泽东。
他们开始不屑执政者的“引导”，他们开始质疑“公知”的“教诲”，他们开始用自己年轻的心去读毛泽东的这本大书。
在他们的身上，寄托中国未来的希望，寄托社会主义的明天。
最近，网上出了纪念毛泽东的动画片《爷爷去哪儿》。
那里面有一句台词，听了热泪盈眶：“也许现在他正在回家的路上“。
我流泪，是因为我相信，毛泽东真的正在回家的路上。这个家，就是千千万万颗正在醒悟的劳动人民的人心中。
《教师要向人民群众学习》
《文科要以社会为工厂》〔１〕
毛译东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一，力量的来源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想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没有一个教师不是先当学生的。而且当教师之后，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了解自己学生的情况。
二，清华大学有工厂。它是一所理工科学校，学生如果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
但是，大学文科不好设工厂，不好设什么文学工厂、历史学工厂、经济学工厂，或者小说工厂。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
师生应该接触农民和城市工人，接触工业和农业。不然学生毕业，用处不大。
如学法律的，如果不到社会中去了解犯罪情况，法律是学不好的。不可能有什么法律工厂，要以社会为工厂。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版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刊印。
注释
〔１〕这是毛泽东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的谈话节录。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人和社会发展的统一。
其中，人的发展推动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通过人的发展来获得体现。
但是，人的发展并非社会发展自然而然的结果。
无论是人的素质还是能力的提升，都离不开教育。
为了让更多的人适应社会发展的各种新情况新要求，教育的作用就显得尤为突出。
教育，必定有教育者与受教育者。
由此带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教育者是否需要先接受教育？
对此，毛泽东在1957年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紧密结合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明确提出，“要做好先生，首先要做好学生”。
知识分子首先是教育者，而“因为他们是教育者，是当先生的，他们就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还对知识分子为什么要再学习、学什么、如何学以及社会应该如何帮助他们学等问题作了阐述。
这些重要思想，对于引领新时代广大教育工作者主动改造自我、全面提升能力素质、积极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需要，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针对法国唯物主义学说割裂“环境创造人”和“人创造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的错误观点，明确提出“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从而得出“教育者先受教育”的科学结论。
毛泽东提出“要做好先生，首先要做好学生”，可谓与此观点一脉相承。
教育者肩负传道、授业、解惑的光荣使命和崇高职责，但要能传道、授业、解惑，首先得明道、信道，先行增强本领，不断提升破解难题的能力。
当今时代，信息网络高度发展，知识更新日益加速，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层出不穷，对教育者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教育者要在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真正成为“好先生”，就必须不断加强学习，提升理论水平和实践本领，这样才能真正担负起教育别人的职责和使命。
俗话说得好，“一盏昏暗的灯照不亮周围的环境”。教育者如果不首先自己明道、信道，只能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改造学校教育让学生接触社会实际〔１〕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
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十几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
其实，入学前的小孩，一岁到七岁，接触事物很多。
二岁学说话，三岁哇啦哇啦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小工具挖土，模仿大人劳动。
这就是观察世界。
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舍掉了男人、女人的区别，大人、小孩的区别，中国人、外国人的区别，……只剩下了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点。
谁见过“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谁也看不见，只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楼，北京的四合院。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
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
现在的哲学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
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
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
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
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版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刊印。
注释
〔１〕 这是毛泽东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一部分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变下的免费全民《扫盲》，这是几千年来的独一无二举世无双的《工农教育》。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把《工农教育》提到国家议事日程上来。现在的中国年轻人，可以问问你们的工人农民的爷爷奶奶辈是何时识字的？
毛泽东逝世后，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之后的几代年轻人，在享受着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变下的免费全民《工农教育》红利，经几十年后的今天，再来看看贫富差距不断加大，阶级固化越来越严重之后，那些固化后的低层的工农子弟还能上学读书吗？还能参与高考上大学吗？即便大学毕业能找个好工作吗？走资派们用“改变命运“来忽悠低层的工农子弟还能还信吗？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之初就迅速开展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设立了大量的夜校、冬学和识字组，孩子教妈妈识字、夫妻互教互学的动人场面随处可见。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夫妻识字》就来源于著名作曲家马可在延安时期创作的秧歌剧。
歌曲《夫妻识字》：识字牌牌儿好比明灯一盏，牌牌儿上的字儿我记心间。什么字你记心间？这两个字儿叫“生产”，你把那生产讲一讲，边区的人民怎么生产……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5.5亿人口中，文盲率高达80%以上，成为制约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1950年9月，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在北京召开后，一场大规模的识字扫盲运动在全国各地迅速展开，其中，西南军区文化干事祁建华发明的“速成识字法”在全国范围广泛推行。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1952年《新闻简报》：使文盲在150小时里，会认1500到2000个字。“速成识字法”的推广使很多战士、工人，在短时期内脱盲。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先后四次开展扫盲运动，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不仅有效地降低了文盲率，也改变了一代人的生活和命运，为新中国建设以及各项事业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国约有人口5.5亿，那时的文盲率高达80%。文盲成为新中国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扫盲成为摆在新政权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场轰轰烈烈的扫除文盲运动便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扫盲班遍布工厂、农村、部队、街道。人们以高涨的热情投入到学习文化的浪潮中。1952年中国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扫盲运动；1956年，周恩来总理号召全国人民向现代科学文化进军，于是，第二次扫盲运动又掀起高潮；两年后，陈毅元帅在有关会议上说：扫盲是使6万万人民睁开眼睛的工作，非干好不可，第三次扫盲运动吹响了号角。从1949年到1960年约有1.5亿人参加了扫盲和各级业余学校的学习。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5.5亿人口中80%是文盲，农村的文盲率更高达95%以上。从1949年到1969年，新中国通过4次大规模的扫盲运动，先后有1亿多中国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如此大规模并卓有成效的扫盲运动，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第一次扫盲高潮：“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
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明确地指出，在80%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那时，他已清醒地看到，文盲充斥的现状将会给建设一个新中国造成多大阻碍。
1950年9月，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第一次工农教育会议。会议明确指出：“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为了鼓励和推动学习，毛泽东接见了与会的全体代表，并与学习劳模亲切握手、合影。于是，一场“政府领导、依靠群众组织”的识字扫盲运动从政府机关开始，向全国各地迅速展开。全国各地开始办起“扫盲班”。城市、工厂的扫盲班多办于夜间，农村的扫盲班则多开办在冬季农闲时节，也被称为“冬学”。
为了尽快地提高识字水平，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文化教员祁建华利用注音识字创造了《速成识字法》。同年，西南军区在1.26万名干部、战士中试行《速成识字法》，一般只要15天时间，能识字1500个以上，能读部队小学课本3册，能写短稿。某野战军采用这一方法，于1952年3月底彻底扫除了文盲。
1952年4月23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举行颁奖典礼，奖励发明者祁建华的杰出贡献。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各地“普遍推行速成识字法”。扫盲运动的第一次高潮迅速形成。
1952年5月15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各地开展“速成识字法”的教学实验工作的通知》。经过短短几个月的推广，速成识字法教学在工厂、农村的扫盲中取得了很大成效。据东北、上海、北京等地的不完全统计，参加速成识字法学习的工人达到25.8万人。1952年11月15日，中央决定成立全国扫盲工作委员会，任命祁建华为副主任委员。
由此，速成识字法逐渐从“军用”推广至“民用”，一时间在全国工厂、农村掀起了运用速成识字法扫盲的高潮。多种多样的学习方式被创造出来：工厂的“车间学校”、农村的“地头学习小组”、妇女的“炕头学习小组”等。
在扫盲教师队伍建设上，则提出：“以民教民，能者为师”“教师条件很平常，识字就能教文盲”。提倡“十字先生”“百字先生”“亲教亲，邻教邻，夫妻识字，爱人教爱人，儿子教父亲”。到1953年止，全国扫除职工文盲近100万人，扫除农民文盲308万人。
第二次扫盲高潮：“把扫盲作为国家大计”
山东省莒南县高家柳沟村，是山东东南部一个仅有30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解放初期全村只有9个人识字。村里安排记公分的记工员，碰上人名、地名、工具名，经常就写不出来了，有的做记号，有的干脆就直接用脑子记，到了结账时候往往就成了糊涂账。
面对现实迫切的问题，村青年团支部研究出了对策：先让村里的年轻人识字学文化，储备记工员的后备资源。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划分学习小组，并聘请高小毕业生(注：“高小”一般指五六年级，即高年级的小学)担任教员。学习班的教学内容与“培养记工员”紧密地结合起来，教授姓名、地名、农活、农具、牲畜等有关的字词。经过两个半月的学习，村里115名青年，19人当上了记工员，92人能够记自己的工账。
高家柳沟村的成功经验被登在了《互助合作通讯》杂志上。1955年9月，毛泽东在读过这篇文章后，当即在文上做了批示，他认为，在当时我国学龄儿童入学率低、成人多数文盲的情况下，“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做了一个创造性的工作”，指出：“这个经验应该普遍推行”。
在中国共产党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谈到了扫盲运动：“扫盲运动，我看要扫起来才好。有些地方把扫盲运动扫掉了，这不好。要在合作化中间把文盲扫掉，不是把扫盲运动扫掉，不是扫扫盲，而是扫盲。”之后，毛泽东还亲自制定了“每人必须认识1500到2000个字”的扫盲标准。
由此，全国范围内再次掀起了扫盲运动的高潮。为了推动扫盲运动的深入，1956年3月15日，全国扫除文盲协会成立。3月29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扫除文盲的决定》，将扫盲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第一次把扫盲作为国家发展大计。
在扫盲运动高潮中，人民群众创造出很多很好的教学形式。当时，工矿企业采取了“长班短班结合、集中分散结合、脱产业余结合、自学辅导结合”等形式，农村采取了“农闲多学、农忙少学、大忙放学、忙后复学”等形式。到1957年上半年，全国原有文盲中已有2200万人脱盲，并已有160万人达到高小和初中毕业文化程度。
第三次扫盲高潮：毛主席批评扫盲浮夸
1958年2月，在“大跃进”的背景下，扫盲工作也出现了“大跃进”。3月，全国召开了扫盲先进单位代表会，会议向全国发出5年内基本上扫除全国青壮年文盲的倡议。但当时全国14岁到40岁的青壮年文盲，仅在农村中就还有1.5亿，要在5年内完成扫除文盲，是不可能的。在大跃进形势下，一个群众性的扫盲高潮很快形成。
一些扫盲口号应运而生：“工业化、农业化，没有文化不能化”“技术是个宝，没有文化学不了”“一切识字的人都要动员起来教人识字，一切不识字的青壮年都要组织起来努力学习”。
1958年1月，黑龙江省宁安县率先宣布成了基本无文盲县。随后，黑龙江省提出了“乘卫星，坐火箭，赶上宁安县”的口号，经过3个月的大干，成为全国第一个无文盲省。
为了完成指标，各地出现了浮夸、虚报的现象。据当时报道，仅1958年1至9月，全国共扫除青壮年文盲1亿人。
对于这一时期扫盲运动中出现的浮夸现象，毛泽东作出过批评。在1958年11月的武昌会议上谈到“作假问题”时，他说：“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
第四次扫盲高潮：加快扫盲速度、巩固扫盲成果
扫盲运动经过三次高潮后，新中国的文盲已经大大减少。但是，怎样加快扫盲速度、巩固扫盲成果和提高广大劳动人民文化水平，仍然是今后要突破的难题。
1960年4月，一份来自山西省委的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报告说，山西省万荣县过去10年来一贯重视扫盲工作，但复盲现象严重。1958年10月，他们决定在全县推行汉语拼音方案，高速度地开展扫除文盲和业余教育运动。1959年10月，县委进一步总结了注音扫盲的经验，在作了充分准备之后，一鼓作气，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万民教、万民学的注音扫盲高潮，取得了预想不到的成效，仅2个月即实现了青壮年无文盲县的目标。他们所采取的注音识字的步骤是：一是学习掌握汉语拼音方案，二是借助注音字母认识汉字，三是大量阅读注音书报，不断扩大识字量。
毛泽东看后，十分高兴，亲自为这一报告拟题：《山西省委关于在全省推广万荣县注音扫盲经验，争取在1960年使山西成为无盲省向中央的报告》。他指示将这一报告印发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并在党报发表。他还满怀信心地希望经过1961年的努力，争取全国比山西迟一年完成扫盲任务。4月22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一指示。
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一个“学万荣、赶万荣”的注音识字运动高潮。大规模的注音扫盲运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次扫盲高潮的时间并不长，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扫盲运动也进入了调整。但扫盲工作仍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1964年，我国开始第二次人口普查，同时也对国民的文化素质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查。结果显示：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1亿多人摘除了文盲的帽子。
《教育》是为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服务的。
毛泽东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六日)
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
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没有这一条，不能当支部书记，更不能当中央委员。赫鲁晓夫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我们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
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所谓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的经验证明，如果不是“七大”的正确的团结方针，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胜利。对于搞阴谋诡计的人要注意，如中央就出了高、饶、彭、黄〔２〕等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的人就是要搞阴谋，他要搞，有什么办法，现在还有要搞的嘛!搞阴谋的人，是客观存在，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的问题。
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五个指头，四个指头向一边，大拇指向另一边，这才捏得拢。
完全的纯是没有的，这个道理许多人没有想通。不纯才成其为自然界，成其为社会。完全的纯就不成其为自然界，不成其为社会，不合乎辩证规律。不纯是绝对的，纯是相对的，这就是对立的统一。扫地，一天到晚扫二十四个钟头，还是有尘土。你们看，我们党的历史上哪年纯过吗?但是却没有把我们搞垮。帝国主义也好，我们党里冒出来的修正主义也好，都没有把我们搞垮。解放以后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搞垮了我们没有?没有。搞垮我们是不容易的，这是历史经验。
人是可以改变的。有少数人变不了，吃了饭就骂人，各省都有一点，是极少数，不变也可以，让他们去骂。对那些犯错误的人，要劝他们改好。要帮助人家改正。只要他认真改正了，就不要老是批评没完。
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百分之九十五。
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一开会就自己讲几个钟头，不让人家讲话。不要开会时赞成，会后又翻案，又说不赞成。共产党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
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一个指挥员指挥打仗，三个仗，胜二个，败一个，就可以当下去。打主意，对的多，错的少一点，就行了。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前进的。无产阶级的大人物，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是都逝世了吗?世界革命还是在前进。
但是，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要准备好接班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刊印
注 释
〔１〕 这是毛泽东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七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出版前曾经毛泽东审定。
〔２〕 高，指高岗。饶，指饶漱石。彭，指彭德怀。黄，指黄克诚。一九五九年八月，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黄克诚与张闻天、周小舟被错误地定为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批判旧教育制度，是为了树立新的教育制度。毛泽东为此做了大量探索。
1921年，毛泽东起草《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开篇阐明宗旨：“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点，釆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材，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周流于社会”，除强调自主学习之外，《大纲》还特别提出“本大学学友为破除文弱之习惯，图脑力与体力之平均发展，并求知识与劳力两阶级之接近，应注意劳动。”
1926年，毛泽东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重视培养学生独立阅读和钻研能力。他让学生阅读28种书籍，由教师先列出书中主要问题，让学生自己阅读，追根求源，自己作出答案。
1929年，毛泽东起草《士兵政治训练问题》，提出了著名的《十大教授法》。即：
（1）启发式（废止注入式）；
（2）由近及远；
（3）由浅入深；
（4）说话通俗化（新名词要释俗）；
（5）说话要明白；
（6）说话要有趣味；
（7）以姿势助说话；
（8）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
（9）要提纲；
（10）干部班要用讨论式。
这《十大教授法》对后来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干部教育与民众教育，包括《抗日军政大学》等，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41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重申：“在教学方法中，应坚决采取启发式的、研究的、经验的方式，以发展学生在学习中的自动性和创造性，而坚决废止注入的、强迫的、空洞的方式。”
新中国成立后，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以一种职业教师的本能，仍然始终高度关注着教育。
1953年6月30日毛泽东在接见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强调：“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如果对青年长身体不重视，那很危险。”
毛泽东：“现在初中学生上课的时间也多了一些，可以考虑适当减少。”
毛泽东提议：“学生的睡眠时间再增加一小时，一定要规定九小时睡眠时间。要下一道命令，不要讨论，强迫执行。”
毛泽东那种迫切的语气饱含着对青少年的呵护之情。
从此，新中国的青少年都记得了毛泽东他老人家要大家《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殷切期望。
1957年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8年9月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教育比较带原则性，牵涉广大的知识界。几千年来，都是教育脱离劳动，现在要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是一个革命。”
然而，教育界的实际情况并没有使毛泽东感到满意。
虽然教育事业的规模，包括学校与学生人数都有了很大的增长，全国人民的文化程度有了明显提高，但是学校的教育方法却与毛泽东所期望的相去甚远。
毛泽东这种不满在“二月来信”的批示中集中于：未能让学生“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这会使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落空。在毛泽东随后的一系列讲话中又进一步指出，教育现状的突出问题是脱离实际，脱离社会，脱离劳动群众；尤以文科大学最为严重。
与毛泽东青年时代对旧教育制度的批判比较一下，就会看到，64年前后毛泽东对教育现状大声疾呼的批评绝不是心血来潮，小题大做，标新立异，而是毛泽东教育思想一脉相承的反映。
在毛泽东看来，“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批判的旧教育方法，在已经建立了十多年的新中国还在大行其道，“摧残人材，摧残青年”，这是不能容忍的。
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应该如何评价？社会实践是检验教育成效的标准。
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走出了郭亮、夏曦、夏明翰、李维汉、易礼容、罗学瓒、毛泽民等一大批著名的革命家。
毛泽东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大革命时期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
延安时期毛泽东亲任教育委员会主席的《抗日军政大学》培养了十多万抗日干部，为后来的解放战争提供了强大的干部力量。
但是，当毛泽东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年代准备把中国的未来交付给新中国的青年一代，期望着如同当年他们那一代革命者一样，在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中涌现出新一批栋梁之材时，毛泽东却深深地失望了。
正如毛泽东在《文革》中批判的旧教育制度时所担心的，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在学校的象牙塔里呆了十多年，“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青年学子们，一旦走上社会，就表现得极不成熟。《现在的大学生为何幼稚得像孩子》。
尽管走资派右派们他们满口“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甚至可以背诵毛泽东的语录，却犯下毛泽东历来批评最多的错误，如毛泽东召见学生领袖时所说的：“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
走资派右派们他们没有想着为人民做什么好事，却热衷于 “以我为核心”，那“怎么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呀？”
结果就成了“群众不信任走资派右派们，工人、农民、士兵不信任走资派右派们，学生不信任走资派右派们，走资派右派们的大部分也不信任走资派邓小平的孤家寡人。
客观地说，相对于文科大学，理工科大学的情况要好得多。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理工科大学生，为新中国的科技发展和建设事业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的功绩是不可抹杀的。这点在毛泽东的谈话中也有所反映。
但是这些理工科学生一旦进入社会活动领域，也表现出因脱离社会而导致的同样弱点。
好在那些后来按照毛泽东的号召下到农村，与农民同甘共苦的一批有志青年，在那种艰苦的经历中，了解了社会实际，了解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诉求，磨炼了艰苦奋斗的意志，终于在今天能够担当起推动新时代的中国继续前进的重任。
真正的人民教育家，是他——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