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
1917年毛主席还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学生时，就写下《体育之研究》，对当时学校中课程过于繁重的现象提出批判：“吾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虽成年之人，顽强之身，犹莫能举，况未成年者乎？况弱者乎？观其意，教者若特设此繁重之课以困学生，蹂躏其身而残贼其生。”
毛主席认为，“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顾知之者或寡矣，或以为重在智识，或曰道德也，夫知识则诚可贵矣，人之所以异于动物者此耳，顾徒知识之何载乎，道德亦诚可贵矣，所以立群道平人己者此耳，顾徒道德之何寓乎，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儿童及年入小学，小学之时，宜专注重于身体之发育，而知识之增进道德之养成次之，宜以养护为主，而以教授训练为辅，今盖多不知之，故儿童缘读书而得疾病或至天殇者有之矣，中学及中学以上，宜三育并重，今人则多偏于智，中学之年，身体之发育尚未完成，乃今培之者少而倾之者多，发育不将有中止之势乎？”
毛主席强调要加强体育锻炼，“人独患无身耳，他复何患，求所以善其身者，他事亦随之矣，善其身无过于体育，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于吾人研究之中，宜视为重要之部，学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毛主席并提出了著名的体育思想：“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此言是也，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
毛主席着重指出，“体育之效，至于强筋骨，因而增知识，因而调感情，因而强意志，筋骨者吾人之身，知识感情意志者吾人之心，身心皆适，是谓俱泰，故夫体育非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体育之研究》<1917年4月1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66-72页）
1921年8月毛主席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又历数课程过繁的坏处：“钟点过多，课程过繁，终日埋头课堂，几不知上课以外还有天地，学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它的坏根，在使学生立于被动，消磨个性，灭掉性灵。”在此，毛主席深刻指出，课程过繁的两大害处是影响身体健康和个性发展。
毛主席非常重视学校教育中德智体三方面的全面发展。
1950年6月19日，毛主席看到反映学生健康水平下降的材料后，毛主席专门写信给教育部长马叙伦：“此事宜速解决，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营养不足，宜酌增经费。学习和开会的时间宜大减。病人应有特殊待遇。全国一切学校都应如此。”充分反映了毛主席对青少年学生学业负担和身体健康的深切关注，
“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这一富有远见的方针，对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长和提高我们民族的身体素质，具有深远的意义。（《给马叙伦的信》<一九五○年六月十九日,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83页）
1951年1月15日，毛主席就学生健康问题再次致信给教育部部长马叙伦，信中说：“此问题深值注意。提议采取行政步骤，具体地解决此问题。”.“中共华东局一月十一日电报一件付上请察阅，其中第三项即谈到此问题，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我以为是正确的。”
此后，教育部采取调整学生人民助学金，增设照顾患病学生营养的特种人民助学金，精简课程、教材和学生的课外活动，整顿学校教学秩序等一系列措施，贯彻毛主席关于学生健康问题的指示。（《给马叙伦的信》<一九五○年六月十九日,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83页）
中共北京市委1952年6月11日关于中小学生费用负担及生活情况给中央和华北局的报告中说，目前中小学生所负担的费用，对于劳动人民的家庭和低薪制工作人员来说，是相当重的。目前中学的人民助学金标准低，名额少，对学生有所帮助，但还不能解决问题。小学根本无助学金，只有减费免费名额，在公、私立小学分别约占全校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和二十。中学生的伙食，一般仍很差，营养不够，医疗卫生设备少，而功课和课外活动又较繁重，学生健康状况虽较过去好得多，但仍然是差的。为了改善这种状况，计划接管全部私立中小学，公私立中小学一律免收学杂费。
报告还说，目前干部子弟学校中，学生所得待遇虽较一般中小学学生为优，但也极不一致，一是学校之间伙食费和津贴费的标准高低不同，二是同一学校之内又有大灶和中灶之分。干部子弟入普通学校的，设有公费生，其公费补助按家长革命历史和职位分为三等。上述差别对干部子弟和一般学生都影响极坏，应该改变。
1952年6月14日，毛主席对北京市委关于中小学生费用负担情况的报告的批语中说，周总理：（一）如有可能，应全部接管私立中小学。（二）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干部子弟学校应逐步废除》<一九五二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32页）
1953年5月21日晚上(根据《毛泽东年谱》分析，可能是这次会议上的指示，但也有可能是5月18日晚上那次，那次也是毛主席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文化教育工作。
毛主席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教育工作，毛主席对青少年健康，非常注意，指示增加大、中学生助学金。学生健康不好的原因，是伙食不好，卫生不好，功课重，课外负担过重，太忙。
毛主席认为要增进学生健康，要增加营养，搞好卫生，减少负担，少紧张些。毛主席说，要吃得饱，学得太多，可少学点，要克服忙的现象。要一方面增加收入，一面减少消耗。因此，要增加助学金，改善伙食。另一方面克服忙乱现象。因此，会议决定大学生增加到十七万元，高中生除少数有钱子女外，一律发给助学金。初中生也增加助学金。
1953年6月30日，毛主席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的谈话中又对“减负”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十四岁到二十五岁的青年们，要学习，要工作，但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如果对青年长身体不重视，那很危险。青年比成年人更需要学习，要学会成年人已经学会了的许多东西。
毛主席：但是，他们的学习和工作的负担都不能过重。尤其是十四岁到十八岁的青年，劳动强度不能同成年人一样。青年人就是要多玩一点，要多娱乐一点，要跳跳蹦蹦，不然他们就不高兴。以后还要恋爱、结婚。这些都和成年人不同。
毛主席：我给青年们讲几句话：一、祝贺他们身体好；二、祝贺他们学习好；三、祝贺他们工作好。我提议，学生的睡眠时间再增加一小时。现在是八小时，实际上只有六七小时，普遍感到睡不够。因为知识青年容易神经衰弱，他们往往睡不着，醒不来。一定要规定九小时睡眠时间。要下一道命令，不要讨论，强迫执行。青年们要睡好，教师也要睡足。革命带来很多好处，但也带来一个坏处，就是大家太积极太热心了，以致过于疲劳。现在要保证大家身体好，保证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干部都要身体好。
毛主席：当然，身体好并不一定学习好，学习要有一些办法。现在初中学生上课的时间也多了一些，可以考虑适当减少。积极分子开会太多，也应当减少。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娱乐、休息、睡眠，这两方面要充分兼顾。工农兵青年们，是在工作中学习，工作学习和娱乐休息睡眠两方面也要充分兼顾。
毛主席：两头都要抓紧，学习工作要抓紧，睡眠休息娱乐也要抓紧。过去只抓紧了一头，另一头抓不紧或者没有抓。现在要搞些娱乐，要有时间，有设备，这一头也要来个抓紧。党中央已经决定减少会议次数和学习时间，你们要监督执行。有什么人不执行，就要质问他们。
毛主席：总之，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有些领导同志只要青年工作，不照顾青年的身体，你们就用这句话顶他们一下。理由很充分，就是为了保护青年一代更好地成长。
毛主席：我们这一代吃了亏，大人不照顾孩子。大人吃饭有桌子，小人没有。娃娃在家里没有发言权，哭了就是一巴掌。现在新中国要把方针改一改，要为青少年设想。”他批评当时有些领导同志“不照顾青年的身体”。他认为，是否“为青年着想”，是否“保护青年一代更好地成长”，是一个方针问题，是新旧社会的一大不同之处，“新中国要把方针改一改，要为青少年设想”。
在此，毛主席正式提出“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三好”思想。（《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77-278页）
1953年，毛主席在一次座谈中论及“青少年的教育”时指出：鲁迅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从孩子的照相说起”，鲁迅很懂得这个事情，他提倡孩子要活泼，要顽皮。他说“驯良之类并不是恶德，但发展开去，对一切事无不驯良，却决不是美德，也许简直倒是没出息。”（《鲁迅全集》第六卷第84页）
毛主席：在有些地方要让我们的后一代学我们；但有些地方就决不要后代再学我们，再学我们就糟糕。我们总是中孔夫子的毒太深了。不仅学校如此，就是托儿所也要很好注意。现在不把孩子送到托儿所还好，一送到托儿所就“机械化”了。在这些方面，我们要下很大的功夫，用很多方法，把我们的青年、儿童变成朝气蓬勃，生龙活虎一样。
毛主席：有这样的人民，建立这样一个国家，那我们中国就了不起。要懂得人在幼年、青年的时候，正是性格、品质慢慢形成的时候，如果在这方面不会教育他们，将来的损失就很大。
毛主席寄希望于青年一代，曾说过：“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毛主席希望“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要摒弃“娘炮”之风，争做有朝气、有追求、负责任、敢担当的时代新人。
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毛泽东在讲话中从教育的方向性、根本性方面明确提出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公布的教育方针。这一方针为“减负”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原则要求，使教育工作沿着正确的道路健康发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26页）
走资派拿“高考上大学改变命运”来忽悠年轻人四十多年了，假如在一个机会平等的社会里，任何人都可以凭借自己的奋斗，抓住向上流动的机会去做人上人。但常常忘记了：这其实是某种特殊社会结构的产物。
具体来讲，就是在新中国前三十年《消灭私有制》后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基本上创造了一个机会平等的新社会。
然而在被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私有化的过程中，这段温水煮青蛙过渡的特殊社会时期，这段时期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是仅有的独一无二的时期。
自走资派们让少数人先富形成资本象后，工人下岗后，农村私有化包产解散农村人民公社后，贪富阶级形成，有了阶级固化之后，就不能再来拿“高考上大学改变命运”来忽悠年轻人了。
就像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人人生而平等”那样，只能是一个理想状态而不是对现实的描述。
在现实生活中，教育并不总能改变命运，即使能改变，改变的程度也因人而异，并且未必仅仅取决于个人的奋斗。
在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后，贫富差距拉大，阶层的再生产，阶级的再固化之后怎样呢？
在“高考改变命运”、“读书改变命运”的神话中，最打动人心的无疑是阶层的流动性，它许诺一个人可以凭借自己的个人才能，超越自己的阶层出身，获得破格提升的机会，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但现代学者通过更细致深入的分析早已发现，科举制度发展到后来，后天能力的竞争已越来越不如先天性的积累，明清时代的一些缺乏经济和文化资本的寒门子弟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竞争行列之外。
在1905年科举废除之后，新式教育更加剧了这种不平等，因为学堂和大学都集中在城市，接受教育的费用远非一般家庭所能承受，其结果是民国时代的知识精英出身于富裕家庭的比例大大提高，这导致乡村社会失去稳定性，整个社会的整合程度也遭到了破坏。
在美国，也有很多人关注这个问题。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是实现社会公平性的最重要机制。正如加拿大政治家兼学者叶礼庭曾说的，根据自由主义政治的理念，“‘一个好的国家’这个概念本身便意味着，所有好的事物对于任何人而言，只要肯努力就有机会能得到。”
这些年来，美国社会顶层依靠自身长期积累的资本和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相对稳定地保持着他们的优势。美国社会底层则很难爬出贫困陷阱，只有社会中层的人或许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还稍微多点。这使很多政治人物和学者们开始警觉起来，担心这最终会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最终无法把一个更好的美国带给下一代。
这种状况发现21世纪初的美国阶级差异比五六十年前还要严重，由于贫富阶层之间在家庭结构、邻里社区关系、学校教育、父母文化程度和教育方式等各方面都拉开了差距，仅仅“机会平等”已经变得没有意义。中上阶层的父母有更多时间、精力和资源投入在对孩子的培育上，而挣扎在贫穷社会和家庭的孩子却得不到，在此情况下，受教育过程与其说是他们改变命运的机会，倒不如说是服务于阶层固化。
实际上，这是不必奇怪的。稍稍想下就能明白，如果在一个社会里，教育成了每个人实现自我成就的唯一渠道，那么在眼光、才智等条件相等的情况下，白领的儿女肯定比清洁工的孩子有更多资源去抓住这个机会。中产阶层尤其有内在动力去这么做，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相信自己的一切都是靠自己的本事“挣来”的，而贵族和贫民则常常都觉得教育对自己身份地位的影响微乎其微。
正因此，几乎不论在哪个国家，最热衷于对子女接受良好教育进行投资的，往往就是现代城市中产阶层。如美国在教育领域也大大市场化了。其结果，虽然美国北方各州在19世纪末就建立起了占绝对支配地位的公立教育体系，但长久以来国家在教育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十分消极。
美国历史的发展结果是：接受国家资助和管理的公立教育体系运转不良，只为那些别无去处的寒门子弟提供最基本的教育，而中上阶层的家长们则想尽办法让孩子去上教育质量更好的私立学校。这看上去是自由、多样的，但从整体上看则缺乏系统性，教育仿佛成了一个“为不同消费群体提供差异化服务”的消费品。
其结果，正如历史学家托尼·朱特所说的，到1970年代中期，“任何有能力的父母都想花钱让孩子脱离这一体系”。在这种社会选择之下，富人们都想着去买到一种穷人无法买到的教育，好的私立学校和教育消费蓬勃发展，而穷人们则被这一市场机制挡在门外。
这还不仅仅是谁能“花钱买到更好教育”的问题，真正的差异在于教育方式上。这就是美国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在《不平等的童年》一书中的核心观点：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对孩子投入的时间精力不同、日常对待孩子的言传身教不同，最终将影响到孩子未来能否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这意味着，那些孩子的成功，不仅取决于父母给他们的先天积累、他们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还包括父母对他们施加的后天影响。《不平等的童年 : 阶级、种族与家庭生活》[美]安妮特·拉鲁 著，宋爽、张旭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2018年第二版
走资派中国特色教育模式的美国化。
这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令人不安地造成了阶级的代际继承固化后，通俗地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不仅如此，这还通过教育把不平等的再生产给合理化、合法化了。
在彼此都用同样的方式育儿的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革》中批臭了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之后，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不分高贵低贱人人平等之下，这原本不是个“要改变命运“的问题。传统上新中国的父母几乎全都是让自己的孩子“成就自然成长”模式的。
现在回想起来，新中国前三十年的那个年代的父母真是非常轻松。他们基本上只管孩子穿衣吃饭，也不用每天接送，儿女们四五岁就自己走路去幼儿园。至于学业，虽然父母都是老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已经算得重视教育了，但除了学龄前教孩子们认字算术，父母们忙于工作劳动几乎从未辅导过孩子们的功课，高中后更明确说：“你的书我和你爸都已经看不懂了，以后都靠你自觉了”。
这不是个别现象，那个时代全中国的同学的家长甚至连孩子是否有期中考试都不知道，对学业的关注也就可想而知了。与现在走资派特色政府的教育截然不同的是：学生们在毛泽东时代那时的课余时间都是学生们自己自由支配的，家长也并不知道安排孩子做什么。毛泽东时代也没现在这样名目繁多的课程或活动，学生们从没参加过一天补习班或任何这类兴趣课程，最多是同学间自发组织的互助式兴趣小组。
毛泽东时代的家长自然也望子成龙，但他们好像仅限于抱有这种期望，并没有明确周密的规划每天去做什么来让孩子成凤成龙。有时和朋友聊起，都有人开玩笑说：“真想穿越回那个年代去做父母。”
回去自然是不可能的。如今时代早已不同，当年的做法也不见得适用于现在——恐怕绝大多数家长的第一反应都会觉得，这样的“放养”绝对是对孩子的不负责任。看看如今公共讨论中在孩子教育问题上所弥漫的焦虑情绪，不难想见，如今城市中产阶层的年轻父母，几乎一边倒地倾向于“协作培养”模式。
甚至不论他们喜欢与否，因为学校老师也会要求家长必须花精力去指导孩子的学习，注意按规划好的方案系统性地共同深入参与其中，以至于出现“爸妈重新和孩子学奥数”的情景。周围不少朋友因为工作繁忙，被老师认为不够积极配合而受到申斥。
很多家长其实和孩子一样苦不堪言，因为协作培养很花时间——特别多的时间。社会学家西奥多·卡普罗发现，在1924年，只有60%的美国父亲每天花超过1小时的时间陪伴孩子，而如今，这一比例已高达83%。
在中国，这一比例或许更高得多——绝大部分家长恐怕每天比自己父母当年多花数倍的时间来辅导孩子的学业。前些年《中国青年报社》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37.1%的受访家长每天都会陪孩子写作业，44.2%的受访家长平均一次陪伴时间在30分钟～1小时。84.0%的受访家长会因陪孩子写作业而头疼，63.0%的受访家长认为陪孩子写作业应以监督为主，必要时进行辅导。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现在国内城市的幼小教育模式已在不知不觉中追随了美国中产阶级的模式，但中国式的“协作培养”和美国毕竟还不大一样。
同样是家长系统深入参与到孩子教育中，同样是“发展”孩子的能力，但美国中产家长对能力的培养并不单单偏重智力层面，也没有受到学校方面那么强大的压力，他们更多是以自己的言传身教，有规律有系统地塑造着孩子的生活体验，例如带他们到处去参加各种有组织的活动，或指导他们进行条理分明的活动，过一种严格时间控制的生活。
此外，这种美式协作培养还非常注重孩子的社交能力，家长在教育中更多使用讲道理的方式，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和成年人对话，甚至被鼓励对成年人提出质疑，用拉鲁的话说，“他们常常用提问的方式来回答问题，并且只要有可能，就会领着孩子一步一步地解决问题，而不是直接给出指令”。由此也使得他们的孩子更具自信，两代人之间的关系往往也更融洽而矛盾对抗更少。
最后，无论他们为孩子付出多少，也不至于像中国家长那样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更不会去否定孩子的能力，跟人吐槽说孩子“怎么那么笨，都怀疑是不是我们亲生的”这种话。
没有玩伴的童年。在中国更常见的景象是：父母深度卷入到孩子的教育中，但这里的“教育”往往仅指智力教育，而且阶层性也不像美国那么明显，因为无论私立还是公立学校的老师对家长几乎提出同样的要求——全部检查孩子的作业，辅导孩子纠错，有时夫妻俩不得不分工负责孩子各科目的功课。
为了应对这些任务，一位朋友甚至下载了一堆APP，自己不会就上网查，然后再讲给孩子听，有时自己都一知半解也不懂装懂了。最糟的结果是：由于父母辅导、检查了孩子所有作业，老师往往无法掌握学生的真实情况，因为家长都事先批改过了，交上去的通常都是对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父母的“协作培养”往往由不得自己选择，培养重点仅偏重功课，而教育方式也未必有耐心去引导孩子自行解决问题，更别提鼓励他们质问成年人，开展平等对话了。
但至少在一个地方是毫无疑问相同的：孩子的日程密集地安排了各种课内外活动，以至于连和家人的互动机会都减少了，更不用说和其他亲戚们之间的交往了。用社会学的语言来说，孩子的日常生活和闲暇时光都被制度化了。
由于城市孩子普遍过着这样的生活，以至于他们中的很多人过的是“没有玩伴的童年”：我们那时还有很多放学后的闲暇时光，可以和小伙伴们无拘无束地游戏，但现在的孩子“档期”都太满，就算要凑在一起玩都需要家长们帮忙约定好时段之后才能进行。家长们都过深地卷入了孩子的活动，那不再被认为是“孩子们之间玩的事，家长不用管”，而是牵扯了父母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因此，和更早的一辈人相比，如今为人父母更感心力交瘁：没有多少传统的教育方法可以依凭，年轻的家长们既不想让孩子像自己当年那样经受痛苦的旧式教育方式，与此同时在望子成龙、主动介入孩子的教育方面却又比上一辈做得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是一直在孩子头顶上盘旋的“直升飞机父母”。有些父母的焦虑感已到了失控的地步，甚至竟有小学生家长在辅导孩子作业时焦躁得心梗住院。
更让人心里不堪重负的是，人们既感到在精力有巨大投入，同时又怀有对孩子矛盾的双重愧疚——既愧疚于自己可能不够关切，又愧疚于这样的关切使孩子丧失了一个能尽兴去玩的快乐童年。
就像我一个朋友说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成为明理而宽容的家长，但“实在是太难了”，每次控制不住自己对孩子发飙，而这“其实首先就否定了自己是好妈妈，这个打击简直是巨大的”。这到最后造成了一种困境：孩子不自由，家长也没了自由。
在把中国社会的状况与美国进行对比时，可以看出许多明显的差异。中国城市中产夫妇虽然也深深参与孩子的教育，但却并不完全符合美国式“协作培养”模式；至于那种“成就自然成长”模式，在中国更多地被视为一种过去的传统教育方法，又或者体现为地理空间上的城乡差异，这恐怕得归结为中国城市各阶层之间比美国更平等，而社会差异更多体现在城乡差别或沿海/内地差异这样的空间结构上。
确切地说，我所接触的中国父母们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自己自由支配的时光，让他们“快乐成长”，但即便如此，他们很少会真的放任孩子们去玩，也并不觉得孩子们的业余活动是无足轻重的。
对此的一个明证是：现在的城市学龄儿童在寒暑假和周末假日里几乎没有不上课的。不久前有新闻报道，浙江海宁一所小学三年级某班想在星期天组织一次秋游，让孩子们放松下，结果，全班40多个孩子只有4个能参加，剩下的都说要上兴趣班。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平等的童年》一书中所描述的美国社会现象中，不同家庭的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基本是重合的——直白地说，就是有钱人家的家长刚好也更有文化。
但在中国却未必如此，有时候，家境不错的孩子，但父母却文化程度不高或忙于工作，结果对孩子的教育完全放任不管；而一些寒门子弟，父母倒很有心力去深入培养他们成才。如果这样说来，她所说的那种典型美国中产家庭的“协作培养”模式，在中国还只是一种被逐渐接受的新理念，不过已经在教育观念的市场上取得了越来越明显的优势。
当然，一个社会上的教育模式不会只有两种，拉鲁在《不平等的童年》中只是归纳成了两种最具代表性的典型。她在书中并没有去评价哪一种模式更好，虽然她讲到家长协作培养的孩子更有自信、受到父母更多的关注、也被培养得更有条理，但也指出他们无法像穷人家的孩子那样自主掌控自己的时光，时常空下来就感到“无聊”。
这其实是生活过度制度化才会造成的结果，就像加班太久了，空下来却又不知道干什么，但一个习惯了自由支配自己时光的农民或游牧人，却不会有这种“无聊”感。也就是说，父母的关注，对孩子而言可能既是好事也是坏事，有时过多的关照与约束，甚至比放任和漠视更糟。
她的重点也不是去判定哪一种教育方式更好，而是把这种教育方式看作是家长的社会地位和文化资本的综合体现，并忧虑这会以一种无形的、但又是强有力的方式冲击着孩子的人生经历，过早地限定了他们未来的成败。
这一点也还是有进一步讨论余地的。因为她这其实是假定了孩子从小的家庭环境对他的成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们显然可以举出无数反例来——比如乔布斯的养父母就都文化程度不高，对他差不多是放养的，但这并未阻止他成才。“协作培养模式”虽然也强调了父母先天的社会资本积累对孩子的影响，但无疑更偏重后天，这潜在地也贬低了天赋在一个人成才过程中的重要性。
她在这里只讨论了家庭教育方式的不同，但显然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学校教育至少是同样重要的，有时甚至一个好老师就能影响学生一生。因此，只要教育体系在招生时没有按阶层分配，那么仍然能在相当程度上保障公平性。此外，对一个人的成功来说，少年时养成的品质也可能比智力层面的更为重要，而某些品质在自由放任之下恐怕可以发展得更好。
乍看上去，“协作培养模式”下成长的孩子能具备更强的竞争力，但至少在中国，这一模式过强的关注也可能对孩子带来相当严重的负面影响——过早榨干潜力、缺乏自由发展自学能力和孩子对学习的焦虑感乃至厌学情绪。但不可否认，从整体相关性来说，她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洞察，认为不同的家教可以让人走上不同人生道路，只不过不一定每个个体都是如此。
回到中国的语境下，对我们来说，最具启发意义的一点恐怕在于：在一个价值日渐多元化、因而阶层和群体不断分化的社会中，教育体系如何确保基本的公平性，从而为每个人提供开放而均等的机会。
美国的状况也表明，教育过度市场化会有损于这种公平性，法国、德国等欧洲公立教育体系更能提供基本的良好公立教育。但最重要的还在于，如果能消除职业歧视，既不让赢家通吃，也不让输家落下，不同群体都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那么家长们也就无须那么恐惧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了吧。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改革开放后的教育完全恢复了旧式教育的模式，共产党的那种延安“抗大”式的试验性的办学思路完全被抛弃了，原本是旨在抗议旧式教育中只为培养尖端人才的现象的“交白卷”行为成了笑柄。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后的教育政策是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新式教育尝试的“反动”。如果说，电影《决裂》是新式的“抗大”式教育对由“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掌控的旧式教育话语权的决裂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以后的复辟了旧式教育政策就是后者对前者的彻底决裂。也就是说，电影中所全盘批判的，正是改革开放以后所全盘肯定的。这就是文革中两种教育理念的较量!
四十多年过去了，忽然间，人们发现，改革开放之后的复辟旧式教育虽然给了文革中少数被专政的人通过上大学而获得个人成功的机遇，但随着这一政策的持续，唯升学率、唯分数主义的旧教育观却为现实社会制造了一大批对追逐名利的兴趣远远高于求知的兴趣的人；将自我实现看的远远高于社会责任的人, 即有人概括为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当然，这样被制造出来的人一定是当不了“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的。他们倒是为自己谋得了许多加官进爵和出国、发财的机会，至于他们对“共产主义事业”有没有哪怕一丝的承担的意识就很难说了。不过毕竟，他们是改革开放后教育转型的受益者。
既然有了二种社会制度转型时期即既享受了社会主义一切免费的社会福利, 又搭上了私有化少数人先富的大蓬车以及那些依靠转型期一批推行的旧式教育制度初期的受益者做榜样，则人们难免不会激发起一种巨大的社会人士去追求的"中国梦"，也就是说全社会所有的想改变命运的人都把自己的前途寄托在进大学的身上。由于这种巨大的社会需求，所谓“教育产业化”以及伴随之而来的“扩招”则成了大势所趋，再也阻挡不了了。
然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推行旧式教育就合乎逻辑地演变成了低端人口头上的新三座大山之一，而给极力为孩子谋出路的低端人口中的家长们带来无尽之负担与痛苦焉。
如果，忍受痛苦换来的是甜美的报偿的话，家长们还是想得通的。可随着经济危机的逼近，社会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与每年成倍增长的毕业生数量、社会所能提供的职业与应届毕业生择业的心理预期之间的剪刀差将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变成了一个“定时炸弹”，极大的威胁着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
就如电影《决裂》所隐喻的一样，对于今天中国的社会而言，改革开放后不断形成的旧式教育体制让大量的应届的毕业生成了只能应付考试的“马尾巴的功能”———他们的所学既与社会的需要脱节，他们的心态又与社会的环境脱节。除了愤怒，他们和他们将要面临的社会之间，还剩下了什么呢？
为什么中国的教育会搞成今天这个样子？如果想要挖掘其深层次上的原因，还在于“决裂”这两个字。曾经有一位中国的老板说，其实，就业的机会很多，有的行业就需要用人，可就是用不到专业对口的人，而许多职业是现在大学生不愿意屈就的。为什么许多的工作机会很多的大学生不愿意干呢？这和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是分不开的。
四十多年前，被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所肯定的是“做对社会主义建设有贡献的共产主义接班人”。而改革开放后的现在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是为追求个人成功而付出最少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收益的资本家、官员、技术专家。显然，社会对后者的吸纳程度毕竟是有限的。
本来，一个健康的教育制度应该可以向社会提供各种类型的人才，而受教育者也会有着多元化的自我期许。但由于中国的社会各种的价值取向在不同历史时期经历了一个相互决裂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过程，于是乎，教育在新中国建国后的历史中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的角色———要么为工农大众的实际需要服务、走降低入学门槛、实践与理论相结合、教学大纲与当地实际需要相结合的道路。要么为培养尖端人才制造一大批对追逐名利的兴趣远远高于求知的兴趣的人；将自我实现看的远远高于社会责任的人, 即有人概括为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的今天，该是需要更多地反思、更多地思考教育是培养学生们结合实际社会需要的新式教育, 还是盲目地培养些学非所用如学马尾巴的功能式的旧式教育的时候了。
电影《决裂》于1975年上映，是反映文革后期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重要代表作。电影的主要内容是1958年抗大出身的垦殖场场长龙国正，到松山办抗大式半工半读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期间，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办学方针与严重脱离生产实践的学究式资产阶级办学理念做坚决斗争的故事。
不但大学这样，小学也如此，又红又专的办学理念贯彻中国教育的各个环节。小学一二年级，上半天文化课，另外半天是到农村去参加生产劳动。文革时期，综合大学也有办，主要培养以理论学习为研究课题的专业人才。
文革中大部分是专业院校，如农学院、林学院、医学院、畜牧学院、工学院。按照教育要为生产实践服务的方针，农学院下放到了农村，林学院被赶到了林区，工学院则办到了工厂。大学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取消，改由工厂、农村、部队基层单位推荐，大学的课程设置也要紧密结合地方的生产实践。
如农业大学在南方山区道路崎岖，主要牲畜是牛、猪，那么主要专业课程应该是如何养牛、养猪，而不是讲授马尾巴的功能。在办学理念上，反对高楼大厦，强调勤俭持家。
然而,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的教育理念发生了华丽的大转身。小学、中学自不待言，大学的变化更大。专业院校被综合大学替代，简陋的土坯房被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所替代，专业课被大大压缩，文化素质课大兴其径，生产实践被模拟实验所替代。 如林学院林学专业的学生，在黑板上“造林”，在纸上“育苗”，天晓得这样的学生跑到生产单位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局。至于“红”的培养方向，更是被金钱、权力所异化，“宁在宝马中哭泣、不在自行车上笑”，就是当代年轻人价值观的真实写照。
如今的大学生没有信仰，也就没有做人的道德价值底线，也谈不上为什么理想而坚守；长期在生存压力下，极易为物质利益所诱惑而随波逐流。为名为利不管黑道白道先富为道。例如在当官发财的当下，区区一个政府机关的处长职位，可以引来50多个教授激烈竞争。今天的高校， 论文压倒一切，一个学美术的艺术类教师为职称可以去炮制在化学期刊上发表论文。假文凭假论文等等什么都有。只要有名称都可以造出假来, 还可以以假乱真。
文革有很多令人不爽的人和事，也给少数人带来痛苦。然而，文革中有许多好的人和事, 有许多的精华。尤其在教育理念上有很多方面是很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比如旧式教育下的许多学生连韭菜与麦苗都分不清的城市孩子，在文革当时的新式教育体制下，学会了割麦、插秧、打谷、车水。因为中小学又红又专教育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学生参加工作后，很多学生经常多次地深入山区、林区的林场、农户、林业站调查。
有的学生因为对基层情况比较了解的缘故，多次被有关部门领导邀请作为专家参加一些林业方针政策制定前的研讨。不止一次在参加国家部委召开的专家研讨会时，仍有一位林业专家悲哀地说：不超过10年，等新中国培养的老一代林业专家都退休时，这样的会议就无法举行了。因为，目前高校新进的师资基本全是从学校到学校、缺乏林业调查规划实践经验、对林区基本情况不了解的学术研究型教师。
今天我们怎样来看泛教育质量，怎样来衡量泛学生的好坏?翻遍古今中外各种教育史，哪里有什么超阶级的“统一的标准”。有人说什么“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是多么虚伪。因抢救遭到严重虫害的稻田，考试交了“白卷”的李金凤，和那个“门门五分”，却以自己刚学到手的一点技术向贫下中农“敲竹杠”的余发根，这两个学生，谁个好? 谁个不好?两个对立阶级所持的标准，又怎么能一致起来呢?有人所要求的统一标准，无非是资产阶级的标准。你不同意他这个标准吗? 那就是不讲质量，那就是把他认定的坏学生当成了好学生。
当前教育界的那些奇谈怪论，就要说你“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这种是非颠倒的逻辑，无非是要把教育革命纳入资产阶级的轨道，使之变成他们可以接受的东西，以便让资产阶级在教育领域重新称王称霸。
但是，不管资产阶级在教育质量问题上怎样危言耸听，终究是唬不倒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多少象李金凤那样优秀的工农兵学员，他们为革命勤奋学习，以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善于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向党和人民交了红卷。他们的质量，无产阶级满意，贫下中农赞扬，就是不要资产阶级宣扬的那种“质量”!
遵循毛主席的教育方针，龙国正说得很明确：“咱们共大培养的人材，既要有共产主义觉悟，又要有学问，还会生产劳动，要成为又红又专的大学生。”这体现了无产阶级在教育质量问题上的观点。
李金凤在农村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不但能够识破而且敢于顶住刘少奇“三自一包”的修正主义路线，指出“赵副专员的报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毒草”，这说明她有很高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在阶级斗争这门主课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她能够培育出优良的稻种，能够发现生产队稻田的虫害，并组织同学和社员一起把它及时扑灭，这难道不算学问，不算文化?
有人诬蔑我们批判了“智育第一”，就是提倡“不读书”、“不讲学文化”，这真是奇谈怪论。无产阶级的教育方针，历来主张德、智、体全面发展，要求把这三者辩证地统一起来，做到又红又专。其实，任何阶级看待教育质量的好坏，都是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的。我们说李金凤是好学生，首先是因为她在校内校外，都敢于堵资本主义的路，迈社会主义的步。而曹仲和他们把李金凤当坏学生，甚至开大会批她，首先也是因为她触犯了“师道尊严”之“礼”，越出了“智育第一”之轨，为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敢于和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斗。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认为是好学生必须具备的条件，正好就是资产阶级定之为“坏学生”的那些“罪状”。一切文化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和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在无产阶级政治的统帅下，我们历来重视掌握文化科学知识的重要性。而那些极力维护“智育第一”的人，又何尝是热心智育，他们的真心本意，不过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第一而已。
当然，还有这样的一些人，由于受旧传统观念禁锢，对于教育革命这一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专爱挑剔，这正象鲁迅说过的那样：尽管现代的玻璃镜要比古代的铜镜好，但他们总是顽固地认为：“照起面貌来，玻璃镜不如铜镜之准确。”这样的人，只有从资产阶级的偏见中解放出来，才能在教育革命的问题上和工农群众有一种共同的语言。
四十多年前的电影《决裂》，总是使人思考着当前中国教育产业化资本化后的种种丑陋。电影文艺创作和现实斗争的结合是紧密的。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斗争是息息相关的。反映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文艺作品，有一个究竟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的问题。
改革开放后电影"决裂"中《马尾巴的功能》不是堂堂正正地进入了校内的课堂上! 教授们又开始大声地讲着《马尾巴的功能》, 学生们也认真地又或是装着认真地听着非洲斑马的马尾到底有什么功能呢! 而类似于《马尾巴的功能》一样的东东在各式各样的学校里还多着呢。怪不得学生走上工作岗位时很多都是学非所用专业不对口的。同时为了抢钱大量地盲目地招生后造成学生毕业后即失业之外, 还出现了许多买卖文凭造假学历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一所由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即专门为农民子弟建起来的农业大学里，学生的管理是采取“社来社去”的培养方式即从当地的农民中招生，毕业后再返回到农村去。电影"决裂"中马尾巴的功能的一个老师是由葛存壮饰演的教授。 某一天的某一教室里教授正一本正经地在对农村招来的大学生们讲“马尾巴的功能”。这时，一个老农民来请这位教授给牛治急性病，却被轰走了。教授认为他的“教学大纲”要比农民的实际困难重要得多。
建国后，围绕着教育方针问题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争论的一方以刘邓为主的认为教育规范化、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尖端人才是当务之急，而另一方以毛泽东为主的则坚持教育的目的是为工农大众的实际需要服务、是培养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因而主张在教育的问题上应当继承延安“抗大”的办学精神，走降低入学门槛、实践与理论相结合、教学大纲与当地实际需要相结合的道路。争论背后自然各有其在中央高层的支持者，因而教育方针之争不免演变成了政治路线之争。
昨天是《五二O》，对于情人们来讲：大声高呼：《我爱你》。而对于走资派习近平，王沪宁们来讲，喊了多年的“两岸同胞一家亲“、“两岸都是中国人“等的《梦话大话》，是一个极大的《爱疯痴》。
“台独“们，大胆地往前走。先灭国民党。再灭走资派。
“台独“们，要有更大的梦想，实现大陆台湾统一，成为《中国统一独立的大国》。这才可永存史册。台岛太小了。
走资派习近平，王沪宁们不会武统台湾。也不敢武统台湾的。
《将军》篇：
走资派特色中国政府四十多年提拔了多少《将军》？少将，中将不说。只说《上将》。这样多《将军》，有几个能“打仗“？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列表是自1955年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中，获得上将军衔、警衔的人员名单，共274位上将（275人次）。
1955年9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授予55位上將軍銜，之後於1956、1958年再授予兩位，總共57位，又稱開國上將。
1965年6月，軍銜制被取消。
1988年9月，走资派篡权上台，解放军又实行军衔制。9月14日，授予17名上将军衔（其中建国初期的上将1名、中将2名、少将9名、校官5名），此后的上将均由中将晋升。
1989年1月，武警部队实行警衔制，等级设置与军衔类似，以武警中将为最高警衔。1995年12月，武警部队总部升格为正大军区级，相应增设武警上将。
1994年5月，修正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取消设而未授的一级上将，上将遂成为解放军最高军衔。大军区级正职改称正大军区职。
2000年后，在任上将数量都未超过正大军区职以上将领总数的2/3，即23－24名，后续每次正大军区职中将晋升上将军衔的名额基本以此为限。
2016年9月，正大军区职改称正战区职。
2021年1月，新的军官制度作出重大改革，军官军衔按照军种划分种类，在军衔前冠以军种名称。
1988年以来，中央军委共38次授予和晋升218位上将。
如1994年（19人），其中有王瑞林，长期担任邓小平的政治秘书。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长期担任邓小平的政治秘书。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第十四、十五届中共中央军委委员。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共中央军委纪检委书记。
王瑞林在軍隊長期負責組織人事工作，不少高級將領都出自其門下。據悉，上世紀九十年代擔任軍委副主席的遲浩田、張萬年，都是王的山東同鄉，由其舉薦。王瑞林與鄧小平情同父子。“在40多年的岁月中，他以耿耿忠心，赢得了邓小平的高度信任。”文革期間鄧小平落難江西，在1973年1月即将回京时，專門到进贤县看望下放中的王瑞林。鄧小平之女鄧榕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說，父親一向寡言，但內心的感情卻是極其豐富的。「特別是對王瑞林這樣跟隨他多年的秘書，更是感情很深。這種感情，不同於對自己子女的骨肉親情，但卻又極其相似。」2013年，鄧小平誕辰一百一十周年前夕，王瑞林還專門到其故鄉四川廣安，向鄧小平銅像敬獻花籃。
1988年以来，中央军委共38次授予和晋升218位上将。
被剥夺上将军衔：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被取消、剥夺上将军衔者7人，均为中共十八大以后落马，理由都是“违反纪律，情节严重，影响恶劣，已丧失军人的基本条件”：
徐才厚，2014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徐才厚开除党籍，7月30日，中央军委决定给予徐才厚开除军籍、取消其上将军衔的处分。
郭伯雄，2015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郭伯雄开除党籍，2016年7月25日，军事法院一审宣判，认定郭伯雄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追缴的赃款赃物上缴国库，剥夺上将军衔。
田修思，2016年7月9日立案侦查，201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确认对田修思开除党籍。
王建平，2016年12月29日立案侦查，201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确认对王建平开除党籍。
王喜斌，2017年2月24日涉嫌职务犯罪被调查。
张阳，2018年，中央军委决定对张阳开除军籍，取消其上将军衔，10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对张阳开除党籍，追缴涉案财物。
房峰辉，2018年，中央军委决定对房峰辉开除军籍，取消其上将军衔，10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对房峰辉开除党籍，移送审查起诉，2019年2月20日，军事法院宣判，认定房峰辉犯受贿罪、行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追缴的赃款赃物上缴国库。
《航母》篇：
读《中国航母必须主动出击 否则重蹈甲午海战覆辙》
文章来源: 联合报 于 2024-05-20
中国有军事专家称，中国航母在未来战争中不能采守势而须主动攻击。 图为5月初完成首次海试的中国第三艘航母福建舰正进行高速大转弯的动力测试。 （新华社）
中国第三艘航母“福建舰”顺利完成第一次海试，部分军事专家称中国航母未来将肩负“区域拒止”（阻绝美军驰援台海）任务，但也有专家称，航母作为最昂贵的攻击性武器，不能被动防守必须主动出击，否则将重蹈甲午海战战败覆辙。
有专家谈未来战争中中国海军航母编队只是在第一、第二岛链间的“海上拒止作战”中“配合”支持其他军兵种作战，所以中国海军搞航母不必对标美国海军云云。
但有人认为，航母做为海军乃至全军最昂贵、攻防能力最全最强的单一兵器，如果航母编队只在拒止作战，在海上用于防御和拒止，把攻击的主动权交给敌人，那等于将航母这样体积巨大的主战兵器给强大且作战经验丰富的美国海军当靶子打。 以美国海军的攻击力强大和多样，航母这样的大型目标几乎不可能生存的。 战争中有几枚己方导弹被敌拦截、甚至损失几架轰炸机或几艘一般舰艇都不算什么，但如果一两艘航母被击沉那是什么政治影响？
走资派特色中国作为传统国家，许多人包括相当一部分将军根植于黄土的中国军事意识深入骨髓，他们仍然是用黄土农民出身的陆军军人的眼光和思维来理解海洋、理解海军、海军兵器和海战，而这正是中国海军建设与发展的最大短板和危险！
当年无论是从数量和质量比较，北洋水师的舰艇都不比当时日本海军的舰艇差，但双方较量的结果却是一面倒！ 如果用黄土农民的眼光和思维与海洋海盗意识渗入血液的美国海军作战，那中国海军恐怕比甲午战争中的北洋海军败得更惨！
当年北洋水师，坐拥亚洲最大最先进的军舰，却只用于在家门口沿海为运兵船护航，结果被人家在鸭绿江口堵个正着; 鸭绿江口战败后，军舰甚至不敢出港了，把那么多那么好的军舰当移动炮台守港口，你不被全歼谁被全歼呢？
把昂贵的航母编队定位为防守、拒止和配合兵力兵器，这就是典型的黄土地上刨食的小农意识的写照！
中国要想在海上军事斗争立于不败之地，光有先进兵器还远远不够，必须更新军事思维和军事文化。 今后要想在海上跟人斗争，中国人必须吃透海洋，树立海洋军事思维和文化，摆脱根深蒂固的陆地黄土意识、摆脱画地为牢重防守轻进攻的小农陆防思维。 海洋那么辽阔，而且全球大洋是连通的，攻击一方可以非常方便快捷地集结海空兵力和改变攻击方向，防守一方怎么防怎么拒止呢？ 怎么建立稳固的防线呢？
还说，航母做为海军所有兵器中最昂贵攻击力最强最全面的兵器，它在军事上的真正作用在于，一个“海上攻击机机场”，除了可保护己方海上兵力兵器免受敌人攻击，更可跨过重洋到对手家院子边上快速建起移动攻击机机场的能力，可以让对方知道，我随时可以闯进你家炸你！
航母天生就是用于制海和对陆攻击的海上主战兵器，天生就是远洋进攻作战的核心，它生来就是用来进攻的！
还说，“拒止”之战真打起来，防不胜防，“不仅你的贸易通道会被立即卡断，人家从西太的基地出发就能对你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港各大城市各类经济中心和重要军事目标进行持续的常规打击，而你的常规力量却打不着人家的本土目标，持续打下来，你的损失会越来越大、力量会越打越弱，而人家本土生产不受影响，除非最后用核武器制止战争， 否则人家攻我们守这样打下来我们胜算很小“。
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毛泽东在讲话中从教育的方向性、根本性方面明确提出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公布的教育方针。这一方针为“减负”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原则要求，使教育工作沿着正确的道路健康发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26页）
1957年3月7日晚上，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主席在颐仁堂和天津、山东、江苏、河南、湖南、四川、陕西七个省市教育厅局长座谈当前普通教育问题，他在讲话中提出“课程要减少，分量要减轻，减少门类，为的是全面发展。”。（《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48页）
1958年8月毛主席对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作的修改中指出:“儿童时期需要发展身体，这种发展要是健全的。儿童时期需要发展共产主义的情操、风格和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就是我们时代的德育。这二者同智育是连结一道的。二者都同从事劳动有关，所以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总结以上所说，我们所主张的“全面发展”，是要使学生得到比较完全的和比较广博的知识，发展健全的身体，发展共产主义的道德。”（对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的批语、按语和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341页）
1964年2月13日（春节）下午，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开座谈会，就教育问题发表讲话。他说：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学制可以缩短。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的时间。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课程讲得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他还列举了孔夫子、李时珍、富兰克林、瓦特、高尔基自学的事例。（《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22-23页或《毛泽东年谱》第5卷第314-315页）
1964年3月10日，毛主席阅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三月六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十六期摘登的北京铁路二中校长魏莲一关于减轻中学生负担问题的来信后批示：“刘、邓、彭阅后，请尚昆办。此件应发给中央宣传部各正副部长，中央教育部各正副部长、司局长每人一份，北京市委、市人委负责人及管教育的同志每人一份，团中央三份。并请他们加以调查研究。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三月十四日，中共中央下发了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一期《群众反映》。（《改革学校课程设置和讲授方法》,《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76页或《毛泽东年谱》第5卷第322页）
1964年7月5日, 毛主席在北戴河一号楼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学习的侄子毛远新谈话时指出:“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讲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上才让学生抄，把学生束缚死了。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教育制度要改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96页）
1964年8月29日，毛主席在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指出：“以教育制度来说，我们正在进行改革。现行的学制年限太长，课程太多，教学方法有很多是不好的，考试方法也有很多是不好的。学生读了课本还是课本，学了概念还是概念，别的什么也不知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许多学生不知道什么是马、牛、羊、鸡、犬、豕，也分不出什么是稻、粱、菽、麦、黍、稷。学生要读到二十几岁才能读完大学，学年太长了，课程太多。采取的方法是注入式而不是启发式。考试的方法是把学生当敌人看待，举行突然袭击。”
1965年7月3日，毛主席看了共青团中央办公厅1965年6月25日编印的《团的情况》(增刊) 第十八期登载的《北师一个班学生生活过度紧张， 健康状况下降》一文后批示：“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中央文教小组组长、 国务院副总理)同志: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如何请酌。” （《关于学校要减轻学生负担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391页）
1965年8月8日, 毛主席接见以教育部长贡特·塞拉为首的几内亚教育代表团和几内亚总检察长法迪亚拉及夫人时谈话中强调指出:“学校的校长、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不是学生为校长、教员服务的。” （《关于办好学校问题的意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432页）
1965年12月21日，毛主席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在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怎样交换，身体搞坏了，真是害死人。” （《改造学校教育让学生接触社会实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492页）
从以上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毛主席对学生“减负”工作的高度重视，要求通过缩短学制、改革课程设置与教材和教学方法，促进学生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
青年一代是祖国的希望与未来。毛泽东一贯重视青年的体育锻炼，关心青年的健康成长。对重智轻体的旧教育制度，毛泽东深恶痛绝，倡导德智体三育并重，精辟透彻地剖析了三育的辨证关系。毛泽东指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早在湖南一师时期，毛泽东曾担任学生自治机构学友会负责人。他与周世钊等其他骨干一道，以体育锻炼为中心，掀起了全校课外活动热潮。一时间，乒乓球台摆满了一师，足球队、篮球队、游泳队、剑术队，到处是学生锻炼的身影。战争年代，面对艰苦的环境，戎马倥偬中的毛泽东还是抽出时间关心学生们的身体健康问题。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给当时所在地的延安保育院小学题词“又学习，又玩耍”，表达了对儿童少年健康成长的一片爱心。
毛泽东很早就提出，“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位置”，首次提出体育第一观。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将青年的健康与身体置于教育的首位。1950年，毛泽东给教育部长马叙伦写信。针对刚起步的教育事业，毛泽东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要求。马叙伦看信后怕是笔误，赶忙写信询问。毛泽东在复信中明确指出：“关于学生健康问题。前与先生谈过，此问题深值注意，提议采取行政步骤，具体地解决此问题。”“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我以为是正确的。”这是毛泽东正式提出“健康第一”的体育教育观。
1951年秋，毛泽东接见湖南教育界人士时又谈到了自己当年在湖南一师读书时锻炼身体的好处。他说：“你们办学校应该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要重视青年学生的体育锻炼。我认为有志参加革命的青年，必须锻炼身体。不能锻炼身体的人，就不配谈革命。大家不是读过《红楼梦》吗？《红楼梦》中两个主角，我看都不太高明。贾宝玉是阔家公子，饮食起居都要丫头照料，自己不肯动手。林黛玉多愁善感，最爱哭泣，只能住在大观园的潇湘馆中，吐血、闹肺病。这样的人，怎么能革命呢？你们办学校，不要把我们的青年培养成为林黛玉、贾宝玉式的人。我们不需要这样的青年。我们需要坚强的青年，身体和意志都坚强的青年。”1952年，毛泽东再次指出：“应该把青少年的体育运动看得比什么都重要。”1953年，他在给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发出指示时说：“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将“身体好”列为“三好”之最，以后成为我国学生评优的重要条件和标准。
1965年7月3日，毛泽东给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信中指示：“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中砍掉三分之一。”他还在不同场合指出：“应该把青少年的体育运动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如果对青少年身体不重视，那很危险。”毛泽东将体育置于三育之首，将青年身体健康置于对青年的首要要求，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青年一代健康成长的关心与爱护，也体现了毛泽东对青年一代体质健康的战略意义的把握。
为了革命和建设事业，毛泽东坚持体育运动，以求强身健体，多做工作。同时，也为了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和全国人民身体素质的提高，他多次发出指示号召，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其独特的体育观教育和激励了一代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