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知识有文化的人都是善人吗？

有知识有文化的人都是善人吗？

 

 

不要总认为历史上有知识、有文化的人都是高人、善人、贤人，其中一些思想道德已经跌入深渊者，其丑恶与罪恶几乎同那些腐败的统治者及社会蟊贼们一样可恨。

尤其经过四十多年走资派邓小平们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大潮裹挟而来的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价值观念的剧烈冲击，更使不少知识分子把个人的一切看待高于国家民族。《高考》《上大学》都是为了《改变个人命运》离开低层去做权贵人上人升官发财。那些越是占据着权力舆论高地的知识分子，越是把整个社会看成一个全是利益竞争而不讲任何道德伦理的决斗场。

看看今天的许多知识分子，在大学里所学的知识有多少在实际工作中能学有所用？一些人只是拿到了一张走向当今社会的通行证和资格证而已。他们从幼儿园算起，到取得终极学历后的半生所学，细细算来许多在后来的实际工作中几乎一无所用。

在这样的大气候中，连许多刚刚蹒跚起步、咿呀学语的懵懂顽童都感觉到如今的社会是：只要谁能挣来钱，谁就是英雄。而整个社会的舆论也全都是一边倒地认为：只要能创造个人不菲的财富，一概采取英雄不问出处的原则；只要谁能逮住大小老鼠，不管是家猫野猫什么猫，更不管采取什么的方式与手段，就一概定性为好猫。

于是，一些人藉此成了时代的所谓“弄潮儿”，他们一个个阴森着狰狞的面孔，裸露着尖利的牙齿，不择手段，一夜暴富，次第进入了被人艳羡的“先富者”行列，成了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试验品和范例品。在为这些人鼓掌叫好的啦啦队中，连一些出身贫寒的平民知识分子也摇身一变成了富人阶层的维护者、敲鼓者、礼赞者。

毛泽东改造知识分子是史无前例的一大创举！

毛泽东生前对知识分子的关心和教育和改造是持之以恒的，也是一如既往的。因为历来统治一个国家的官僚队伍和意识形态队伍中，知识分子总是占据大多数和重要位置的。

因为他们掌管着国家的统治权力和舆论宣传机器，所以，他们的思想观点和行事作风对整个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对后世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在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中明确告诉所有知识分子，判定你是革命的、不革命的或者反革命的，唯一标准就是看你是否愿意同工农群众相结合。

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一个人学得的知识再多，究其一点就是看是否对国家民族社会有无作用和能否发挥作用，能否做到为大多数人服务。一个知识分子如果思想观点出了偏差，他的知识越多不仅对社会起不到积极作用，反而会对社会和民众产生巨大的危害。

为了教育改造知识分子走出传统思想道德的牢笼，毛泽东一生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都是坚定而明确、复杂而矛盾的，甚至说是既爱又忧，甚至不缺少一定的“恨”的。

毛泽东殷切期望知识分子能够脱离不健康思想的束缚，回归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正确道路上来，成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心甘情愿地、和谐友好地和人民群众生活战斗工作在一起，同心同德地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实现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社会远大理想。

可事实终不及他美好的愿望，尽管他坚持不懈、煞费苦心，也终难心想事成。和历史上所有试图打破传统思想藩篱、励精图治的封建政治家一样，他们善良的愿望不仅没有赢得更多知识分子的理解、支持与赞同，反而在他们身后招致了不少当时以及后代知识分子的误解、谩骂、诋毁与诽谤。只要看看这些年某些所谓的知识精英们是如何不择手段、不遗余力地谩骂毛泽东、诋毁毛泽东、丑化毛泽东的，就可以略见一斑。

毛泽东在一生军政事务缠身之余，在知识界交往的朋友很多，这些人中既有他事业的同道者，也有来自他事业的旁观者和对立面者；既有他年轻时的同学、老乡、亲戚和朋友，也有在后来整个革命生涯中结识的来自不同阶级、党派、学科的知识分子。

只要稍一扳指，就可列举出许多来：章士钊、柳亚子、张澜、李济深、齐白石、张大千、郭沫若，艾青、臧克家、钱学森、李四光，还有虽未谋面却神交极深的鲁迅……当然还有许多，这些人大多数和毛泽东完全如一般朋友那样自由往来，谈笑风声，诗词酬答，燕宴交乐。

毛泽东既尊敬他们，又对他们寄予厚望，生怕他们哪一个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新时代，思想意识上一不小心就滑向几千年旧制度、旧传统的深渊，由具有一般平民情怀的善良知识分子或者出身平民社会阶层的平民知识分子，一跃而成为平民阶层的精神压迫者乃至剥削者。

纵观自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以至后来发动的历次改造知识分子运动，毛泽东的初衷和终极目标都是很明确的。绝不存在某些酸腐之人、恶毒之人狂吠的那样，什么仇视知识分子啦，什么压制知识分子啦，什么迫害知识分子啦，等等以小度大之说。

由于传统道德思想的深刻影响，由于几千年读书做官论的隐隐导向，“学而优则仕”成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心向往之并为之终生奋斗的唯一目标。为啥读书？就为了有朝一日一举成名天下知，就是为了书中蕴藏的名和利，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成为人上人。封建知识分子如此，“五四”以后中华民国的许多知识分子也是如此，就连建国以后历经改造后的许多新中国知识分子又何尝不是如此。

尤其经过四十多年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大潮裹挟而来的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价值观念的剧烈冲击，更使不少知识分子把个人的一切看待高于国家民族。那些越是占据着权力舆论高地的知识分子，越是把整个社会看成一个全是利益竞争而不讲任何道德伦理的决斗场。

在这样的大气候中，连许多刚刚蹒跚起步、咿呀学语的懵懂顽童都感觉到如今的社会是：只要谁能挣来钱，谁就是英雄。而整个社会的舆论也全都是一边倒地认为：只要能创造个人不菲的财富，一概采取英雄不问出处的原则；只要谁能逮住大小老鼠，不管是家猫野猫什么猫，更不管采取什么的方式与手段，就一概定性为好猫。

于是，一些人藉此成了时代的所谓“弄潮儿”，他们一个个阴森着狰狞的面孔，裸露着尖利的牙齿，不择手段，一夜暴富，次第进入了被人艳羡的“先富者”行列，成了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试验品和范例品。在为这些人鼓掌叫好的啦啦队中，连一些出身贫寒的平民知识分子也摇身一变成了富人阶层的维护者、敲鼓者、礼赞者。

他们哪还有心思虑及几千万工人下岗后是如何艰难度日的，他们哪里还顾忌到农民失去土地资源后是如何维持生计的，他们哪里还管得上环境资源是如何被严重毁坏的，他们哪里还管你穷苦百姓年收入够不够富人官员宴席上半瓶酒、一道菜的。

在权贵富人的意识里，甭管我如何如何，反正有人为我叫好，反正有人为我吹号，反正有人为我歌功，反正有人为我效劳和撑腰，你大多数处于贫困之中的民众算得了什么？谁让你没有日天告府、搅海翻江的本领捞取钱财呢？看看如今电视上的经济栏目和娱乐栏目里，有几个工人农民士兵在谈自己的低待遇、高劳作、薄收入？能招摇于荧屏的大多都是那些财大气粗的先富者和那些学有所成精英们。

这些人相互依存、琴瑟和鸣，有钱的为有知识、有话语权的分享残羹；有话语权的为有钱的呼吁政策庇护，吹响企业家美名。到头来苦了的还是普通老百姓，既然生活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就如生活在非洲原始从林中的动物世界，弱肉强食，优胜劣汰。该吃草的偷偷吃草，该吃肉的大胆吃肉；该被吃的惊恐被吃，该吃弱的肆意吃弱。这就是丛林法则，这就是公平竞争，这就是有唱戏的、有喝彩的、有敲边鼓的、有呐喊鼓掌的社会现实。你若为此不纳，那就也变出一个强者看看？

说来说去，还是一句话，有了道德伦理思想文化的人类，从来就没有脱离开过洪荒时代的兽性法则。所不同的是，如今的人类有了太多的被称为知识精英的人，他们把自己所依附的强势阶层的种种掠夺行为美其名曰：市场经济、自由竞争、民主人权。用这些美丽的谎言扰乱平民百姓的视听，其目的无怪乎就是把你卖了或者吃了，还要吧咂着满是油腻的嘴巴、鼓囊着满是钞票的口袋哄骗你说：这是帮你消灾，这是带你去看外面的世界，这是引领你步入天堂。

中国有一句贯穿古今的名言：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此话绝非茫无所指。看看助推人类历史前进的历次农民大起义，有几个是读书人发起的，有几个是由读书人领导的？有几个草莽英雄身后不是跟着一大群生活落魄顺风而倒的知识分子？再看看历朝历代那些大奸佞、大恶人周围，有几个没有几个穷酸秀才在为他们出谋划策鼓掌叫好？这些知识分子唯独忘了自己作害的人中大多就是原本和自己一样的底层受压迫者，或者能真正为国为民有所担负的国之栋梁。

当然不是一味说所有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全都是这般可恶可悲模样，必定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传承与进步离不开大量优秀知识分子。这里只是说部分知识分子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和反派作用，藉此揭批这些人为虎作伥的卑劣、助纣为虐的可恶。也可能是鉴于这些原因，还有其他种种原因，身为复合型大知识分子的毛泽东，才高度重视知识分子的改造，才衷心热切地期望知识分子能够洗心革面返璞归真，成为真正的人民知识分子。

建国以后，毛泽东利用国企管理中“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经验，使知识分子与工人、企业领导与知识分子和工人结成一个紧密团结的劳动整体，同心同德，共同作战，形成人类历史上一个崭新的人类群体结构。

他利用“五七干校”，给坐在办公室里只听汇报的领导干部和整天坐在书斋里几乎和基层隔离的知识分子，搭建一个参加劳动实践、接触工农群众的广阔平台。他利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机会，让自小生在城市里、长在城市里的年轻知识人，深入到祖国的四面八方，投身到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洪流中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让他们切身感受、领悟、实践中国的农村与乡村的实际生活，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与信心。

也正是这一史无前例的举措，才使得如今中国的政界、商界、金融界、知识界和军界，形成了由当年下乡知青一统天下的崭新组合。他利用自己独到的教育思想，让学制缩短，教育革命，使得学生不但以学为主，还能兼学别样，成为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型劳动者。

其实看看今天的许多知识分子，在大学里所学的知识有多少在实际工作中能学有所用？一些人只是拿到了一张走向当今社会的通行证和资格证而已。他们从幼儿园算起，到取得终极学历后的半生所学，细细算来许多在后来的实际工作中几乎一无所用。

这不仅是极大的知识的浪费，更是长期学习时间占用后的严重的人才资源浪费。如果一个人把自己参加工作后的实际的知识用途，集中在有限的时间里获取，就可以节约大量不必要的时间和财富浪费，为自己和社会创造更多更大的财富。毛泽东别具一格的教育思想和知识分子改造思想，不啻是人类思想文化史上一笔极其宝贵而且享之久远的精神财富。

留存在知识分子身上的劣根性大多很顽固，诸如：贪生怕死，安于享受，自命清高，孤僻偏执。有的又善于卖弄、激烈盲从，也有的报复嫉恨、使奸用谗。平时虽嫉恨权贵不仁，而一朝得势，竟自变本加厉，有过之而无不及……等等，这些岂不都是某些知识分子致命的软肋吗？

那些在文革中极端左倾的人，今天不是又极端右倾了吗？许多朝为布衣的平民知识分子，一旦依傍于权力与财富后，不是变得更其可恶与丑陋吗？那些曾在过往的运动中因自己或家人受到某些触及者，为报私仇不是罔顾事实地在肆意丑化诽谤歪曲历史及有关人物吗？那些为了点滴荣华富贵而丧失了人格的所谓知识精英们，不是一个个都成了富人权贵乃至外国反动势力的奴才与帮凶了吗？

不要总认为历史上有知识、有文化的人都是高人、善人、贤人，其中一些思想道德已经跌入深渊者，其丑恶与罪恶几乎同那些腐败的统治者及社会蟊贼们一样可恨。

作为洞悉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毛泽东，他敏锐的目光往往透过时代烟云，比任何人都看得高远深邃。因此，他才在自己建国后短短二十七年的执政生涯中，带着政治战略家的恢弘气派和旷远目光，把改造知识分子作为稳固共和国基石的一项大事、要事来抓。

虽然因此招来了部分目光短浅之人的抵触、别有用心人的诽谤、自私狭隘人的谩骂、人民敌人的仇恨，可他的美好愿望因为立足在坚实的土地上，不连带任何个人私利与图谋，不隐藏任何狭隘与祸心，因此将永远成为未来社会中一切知识分子正确前进的方向。

终有一天，后世的人们、后世的社会，会在自己历史文化的丰碑上镌刻上毛泽东无数巨大贡献中的又一大亮点：改造知识分子，使其真正同劳动群众相结合。

[yongbing1993]

散发着铜臭味《教育》泛滥成灾





走资派邓小平朱榕基们把毛泽东时代的教育复辟巅倒成产业化市场化商品化，大中小各学校和各种私校及各种名目的补习班都己成为“大卖场”。师生成了买卖关系。重点大学的走资派及砖家叫兽便萌生了“学生毕业到40岁如果没有赚到4000万，这学生就不要回来见老师”。而马户又鸟们又鼓吹“上大学懂知识只为改变个人命运“成人上人先富。

走资派邓小平朱榕基们把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复辟巅倒改制为分数压倒一切，考试决定成败。导致学生成为分数的奴隶。

走资派邓小平朱榕基们以开放为名，妄自菲薄数典忘祖去中国化崇洋媚外，从教材到教学全面西化，中伤了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传承。

走资派邓小平朱榕基们的教育全面沦为“逐利”机器、赚钱工具。为了赚钱不择一切手段产生的五花八门的自费补课、学历造假产业、冒名顶替入学，通过提供虚假材料、隐瞒事实真相等欺骗手段，冒用他人姓名和入学资格顶替入学。散发着铜臭味《教育》泛滥成灾

走资派邓小平朱榕基们釜底抽薪的复辟颠倒社会主义的教育危害最深远。十年成林，百年树人。教育，历来是一个民族的百年战略大计。看看走资派邓小平朱裕基们改革开放40多年的资本主义“教育”，无不让中国人民寝食难安、触目惊心。走资派邓小平朱裕基们高举“考分”大棒，釜底抽薪，将教书育人引向歧途。中华民族怎能实现民族振兴?!

考分压倒一切。走资派邓小平朱榕基们改革开放多年来，以戒备森严的“高考”引领大中小学教育统统“考分第一，一张试卷定终身”。特别是高考，如临大敌、戒备森严，警察、武警，甚至防爆警统统出动，制造一道道“封锁线”。甚至穷尽一切抓“作弊”高科技手段。对付“考试”。

特别是什么考试，都是“唯一答案的”标准命题。把孩子“创新”、思维、想象一网打尽。甚至统一“电脑”阅卷确定“对错”的打分。——电脑控制了人脑。将学生统统变成了考试的“机器”。这样的教书育人，究竟能育出什么“人”?——不言自明。

走资派邓小平朱榕基们打着“与世界接轨”的幌子，以外语打压中华民族国学。自中国走资派邓小平朱裕基们特色政府改革开放以来，外语4、6级考试、举国上下铺天盖地。甚至从一年级开始天天上外语课。中国的中文却却被边缘化了。并且把“外语”作为进入(除工农之外)各部门单位的“门槛线”。升学、职称、评级、等等，甚至不论中文论外语。大中小学生的中文书写能力像‘狗爬’。闹的中国人民哭笑不得。

教科书是教育的精神实质，走资派邓小平朱榕基们的中国特色教改却釜底抽薪全面“去中国化”精神。中华五千年灿烂文化中的《经典》篇章被不断的“删除”。譬如：唐宋诗词，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等题材的优秀范文多一 一被删除了。《毛主席诗词》、《长征》、《多收了三五斗》、《我要读书》、《谁是最可爱的人》、鲁迅文章、四大名著等等等等，统统渐行渐少了。相反，花花草草、宠物狗猫、吃喝玩乐、五毒俱全、奢靡“时尚”的越来越多了。走资派邓小平朱裕基们教改釜底抽薪的实质不是明明白白了吗?

学生们要分不要命的中国特色教育，摧垮了中华民族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特别是高中阶段三年的“封闭式”教育，所谓“最后冲刺”，把学生们的身体多搞垮了。甚至连家长们的自由也被搭上了——什么“学区房”服务陪读，应运而生、雨后春笋。特色小中大教育，将孩子们的眼睛多弄的“一片白茫茫”。大学生新生军训，不时都有“晕倒、休克”，甚至没命的。可见“中国特色”学生的实际健康状况，是多么的令人担忧啊!

青少年理应是“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可是走资派邓小平朱裕基们的中国特色政府的青少年，究竟成了什么样?! 只比考分不育德。全“为他人作嫁衣裳”。中国特色培养出来的大学生，考分高的三分之二都出国不回“家”。一批是不愿意当工人农民去一线工作。一批是甘愿成为“二奶" 和"小三”。在校时，就有学生“以肉体”交换文凭、学位，甚至手机卡，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叫兽教师可以“性侵”学生，学生还津津乐道。——正是特色大学特色多呀。如此的“中国特色教育改革”，对我中华简直是釜底抽薪，难道还不危险么?

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新中国前30年，“黄赌毒黑嫖”五毒俱全早已绝迹了。可是中国特色改革开放40年，黄赌毒黑嫖又重新泛滥全国城乡“天上人间”，并且愈演愈烈。前30年，为啥几乎“一夜之间”就彻底铲除千年遗留的五毒俱全?!而后40年的“扫黄打非”，越打扫五毒俱全却愈演愈烈!究竟是真打还是假打——只有“顶层”最知道。

中国特色改革开放的40年中，中国儿童的个性特长和理想没有得到应有的“放飞”;甚至受到不少的压抑。主要表现在我国儿童：缺少自由童贞童趣实现的时间;缺少个性张扬和展现的空间和实践;被考分和标准答案压抑了各自的特长;被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课外“补习班”搅的晕头转向;被父母家长的溺爱和包揽束缚了手脚;被浮躁狂热急功近利的社会拔苗助长。把中国的孩子整的——缺乏“个性、特长和理想”，导致自我生存能力不强。

哪个补习班 不是本着金钱办?中国特色教育改革，改出了普遍全国城乡的形形色色的“补习班”。尽管全国人民怨声载道、苦苦呐喊;尽管舆论媒体《5岁娃要上7个班》等的、长期呼吁;教育主管部门也三令五申不准办各种课外补习班。但客观事实是，各种各样的课外补习班却依然——历久弥坚、历久弥新的在泛滥。据不完全了解，6-7岁小孩多要上4-5个“班”。什么——英语班、珠心算班、拼音班、跆拳道班、文艺(特长)班、等等等等。一周7天忙的不亦乐乎。

为什么课外办班的积极性如此高涨呢?有的班甚至还要被安排在夜晚。其实，根本不是为了全面提高孩子的综合素质”。而是为了一心一意赚钱。5-6岁的孩子学跆拳道，一周上课1-2次，每孩收费好几千。还有什么过几天要升几级，每升一级再收几百元。你说5-6岁孩子跆拳道的武功究竟能有什么“级”?!岂不是变着法儿“死要钱”!

不少课外补习班，还和有关商业单位互相勾连赚孩子的钱。一些补习班上，教师给孩子拍几张照片。并且要家长出钱每一张照片15元，(和照相馆勾连)放大、制照片框，每一位孩子又要600多元钱。简直是把孩子当作“摇钱树”。

你说这样的补习班，真能提高孩子德智体美素质吗?说好了，要杜绝课外各种补习班。各地各级的教育主管部门的监管“哪儿去了呢”?难道补习班真的是孩子成长的——起跑线?!教育起跑线恰恰是——教育资源的相对均等。学前补习班却却是——拔苗助长。学习期间的课外补习班是——变相的、巧立名目的圈钱。甚至是“抢钱”。

把赚钱的枪口对准“孩子、老人、病人、残疾人”是极不道德的。资本原始积累中，每一个铜板里都流淌着血腥味!在变态的教育里，每一个补习班都散发着铜臭味!公知一旦失去“良知、良心”，国家则难以想象。金钱一旦战胜“道德、诚信”，社会即不堪设想。

新中国前30年的“工人文化宫、农民文化宫、青少年文化宫”全没了。充斥大街小巷多的是“各式各样”的娱乐厅。城乡遍地的是“门庭若市”的麻将馆。娱乐厅里人头攒动，“投币”声声声不息刷卡处排成长龙。麻将馆里赌客满座，十亿成人八亿赌，看赌的押赌的挤的水泄不通。

走资派邓小平朱榕基们中国特色改革开放，把中华民族“文化”也“改开”的——天翻地覆。

文化宫没了。前30年全国城乡处处可见的“工人文化宫、农民文化宫、青少年文化宫”。被改开的“干干净净”。

文化宫最大的特点：全免费。各级人民政府提供的全民文化(体育)活动场所和平台。藏有百科书籍无数，是文化知识的海洋。室内外体育项目不少，促进人民健身。文化从阅读到创作、从文艺到声乐、样样俱全。文化宫内涵丰富多彩，在内活动时间不限。常常是工农兵群众、特别是孩子们节假日去处的“首选”。文化人生、健康人生。

走资派邓小平朱榕基们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娱乐厅多了。特色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城乡形形色色的“娱乐厅”比“公共厕所”多多了。

娱乐厅最大的特色：有人没钱莫进去。没钱卡、硬币的，你休想进去。五光十色的电子娱乐机，与日本香港澳门赌场的“吃硬币机”是一样的——赌味甚浓。低门槛多收费，项项娱乐充满“赌”的吸引力。为电子灯光效果，全封闭空气混浊，特别不利孩子健康。去多了，往往烧钱、伤身又丧“心”(志)。常常是(涉世不深的)孩子们的“喜爱”。从电子娱乐到“电子游戏”—— 一发不可收。“游戏人生”从小酿成。“赌博心理”从小培养。

麻将馆遍地。哪里没有麻将馆，哪里就不是“中国特色”之地!中国特色“麻将馆”不仅成为了“产业”;而且已经开到了“家庭”。譬如官员家庭：夫妻子女等4个共产党员麻将“赌钱”早已成常态。还美其名曰——“健康”麻将呢!中国特色麻将“赌”——连国家“公安、检察、法院、司法”的官员多参加的!

中国特色“麻将馆”，确保是“世界第一”的!中国人麻将“赌”，稳居“全球第一”的!一个遍地“娱乐”的国家一个遍地“赌博”的社会一个“文化”贫乏的民族。

人人都说：少年强则国家强，青年兴即民族兴，青少年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和未来。中国古诗文又说：人之初，性本善。孩子，一生下来都像一张白纸似的“真善美”。后天成长的社会生态环境，恰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出污泥而不染”却是凤毛麟角的例外。所以，孩子成长的环境——特别重要。

新中国前30年的社会生态环境，绿水青山、风清气正。养育陶冶得孩子们——“路边拾到一分钱，交到警察叔叔手里面”。中国后30多年的社会生态，在中国特色改革开放的和平环境中演变了。

主要表现在：一是大中小学的教材中“中华民族的、人民英雄的、优秀传承的”，被改革的越来越少了;而美国等西方的、外国的越来越多了。动摇了孩子成长教育的基础和根本。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

二是互联网“游戏”天昏地暗、电子娱乐厅遍地。把孩子们的注意力和精力多引导到“电子游戏”上去了。而中国的“网管”基本不管。直接造成不少孩子“电游”成隐、甚至昼夜不归严重影响正常学习和健康成长。

三是手机“游戏、微信”、将孩子变成“低头族”。严重妨碍了孩子们“抬头看路”，严重影响了孩子们聚精会神的学习进步。

四是黄赌毒黑嫖“五毒俱全”长期泛滥“天上人间”，稚嫩的孩子们怎能经得住如此的“诱惑”。虽然我国年年“扫黄打非”，但是客观事实却却是年年黄赌毒黑嫖依然甚嚣尘上。

五是自然生态环境的全面严重污染，雾霾性呼吸系统等等疾病时刻威胁着孩子们的健康。这是谁也无法否定的、铁的事实。

正是据有上述5方面的客观事实，直接关乎着孩子们的未来，不能不说这是中国新时代“把青少年引向何处去”的一场伟大斗争。

21世纪，世界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的竞争，离不开“教育”的竞争。必须特别重视女性教育。女性，都是儿童的第一个“老师”。青年是祖国的明天，儿童是民族的未来。名师出高徒。孩子好不好，关键在老师、尤其是“第一个老师”。因此，女性教育是整个民族教育的重中之重。

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特别是“孔老二”腐朽没落的封建思想意识根深蒂固。什么“男尊女卑”重男轻女，“唯女子小人难养也”，等等影响千百年。中华民族客观存在“重男轻女”的教育。还有什么“嫁出去的媳妇泼出去的水”，等等。往往多把女性教育边缘化。

特别是我国广大农村和边缘山区，更加轻视女性教育。片面认为：男子是“传宗接代”;女人迟早嫁人。再加上经济条件有限，往往姊妹几个，只供男孩读书，而女孩提前劳动。

中国历代至今官员中，往往女性成了“凤毛麟角”。都是男子的世界。这也说明。中华民族女性受教育比男性受教育普遍落后。

这种封建没落教育观的历久弥坚。严重阻碍和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女性受教育程度。从而严重影响了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不彻底从根本上改变中华女性受教育的长期劣势。必将严重阻碍中华民族的振兴。

[yongbing1993]

从根本上结束资产阶级在校专政





《从根本上结束资产阶级在我校的专政》

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

人民日报 1967.11.26

建国十七年来，教育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中国赫鲁晓夫的指使和支持下，极力维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学校的统治。归结到一点，这就是要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推行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同无产阶级争夺青少年一代，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旧北京师范大学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典型之一。

中国赫鲁晓夫早在解放初就宣扬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主张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继续统治学校。陆定一也诬蔑党不会领导教育，鼓吹在大学里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搞“国共合作”，实行“三三制”。按照这些“指示”，师大实行了一整套“专家治校”的领导体制。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校务委员会、系务委员会成了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垄断了学校行政、教学和科研的大权。在校务委员中，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绝大部分。各系系务委员会也是这样。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被任命为校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等。学校从教学、科学研究到招生、毕业分配等工作，甚至连政治思想工作计划，都要由他们讨论决定。这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以合法的形式掌握了教育领导权，形成了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主张的“教授治校”的局面。

中国赫鲁晓夫多次鼓吹要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习”。陆定一更叫嚷：“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右派能利用还要利用，戴起帽子来利用。”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支持下，牛鬼蛇神纷纷登上师大的讲坛。臭名昭著的老右派董渭川，在一九五七年就疯狂地叫嚣要“由教授、副教授组成学术委员会作为全校最高权力机构，集中教权、人权、财权”。象这样的反动家伙，居然再度登上了讲台。他利用讲课机会猖狂地向党进攻，歇斯底里地叫喊“士可杀不可辱”。“章罗联盟”的狗头军师黄药眠，也被摘了右派的帽子，趾高气扬地登上了讲台。他以讲《阿房宫赋》为名，恶毒地攻击大跃进。校外的吴晗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纷纷被请到师大来放毒。社会主义的讲坛，成了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阵地。

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把编写教材、科学研究等大权拱手交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曾经在一九六一年文科教材会议上，亲自为我校两个资产阶级教授鼓气。他说：“你们编出书，要是有人批判，我负政治责任，你们负学术责任。”会议结束后，他竟然让几个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编《中国古代教育史》，让两个右派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其他一些教材的编写权，也都掌握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科学研究的大权也被他们所掌握。学校明文规定：“我校开展科学研究的主要力量是教授、副教授、讲师”，“设立学术委员会，由学术水平较高的教授、副教授若干人组成”。一九六二年，师大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举办什么“科学论文专著展览会”，大量展出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教授解放前后的各种专著论文，引诱青年向他们学习。《师大学报》大量地发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文章，甚至登出了一九五七年参加臭名昭著的六教授会议的大右派陶大镛的毒草。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中所采用的干部、教师、学生三结合编写教材、搞科研的形式，完全被否定了。

师大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惟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后继无人，于是大抓“师资培养”。他们叫喊“要到棺材里去抢救遗产”，搞所谓“对号入座”，给许多资产阶级教授配备了青年教师作助手，要青年教师、研究生拜倒在资产阶级教授（有的还是右派分子）脚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得到了培养“接班人”的权力后，更为嚣张。有的资产阶级教授就“教导”他的徒弟说：“青年人向老教师学习要迷，要亦步亦趋”，“有了批判的念头，就学不到东西了”。

师大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紧紧勾结在一起，篡夺了学校的党、政大权。他们疯狂地反对革命师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千方百计地阻挠革命师生参加三大革命运动，残酷地打击、排挤和迫害工农同学，极力推行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广大革命师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号召我们：“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一年多来，广大革命师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打得落花流水。师大的领导权也终于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手中了。我们一定要以“斗私，批修”为纲，进一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搞好复课闹革命，从根本上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学校的统治。"

人民日报 1967.11.26

[yongbing1993]

《教授治校》论可以休矣了吗？






“教授治校”论可以休矣！

北京大学文革《教学批判》编辑组

旧北京大学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典型。在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控制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窃踞了校、系各级领导大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实行资产阶级右派“教授治校”的主张，妄图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制造了种种谬论。

一曰：“脑力劳动者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中国赫鲁晓夫在一次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教育工作者座谈会上露骨地说：“各种不同形式的出卖劳动力，都是工人阶级，……脑力劳动者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确定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在座诸位大多数在内。”当革命群众运用毛泽东思想坚持对知识分子进行阶级分析时，中国赫鲁晓夫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打气说：“知识分子是干什么的呢？是为别人服务的。地主资本家没有了，你们难道不是就是为工农服务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更露骨地说：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是过去的事或者将要过去的事了”。他还恶狠狠地训斥广大革命干部说：“开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闭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不得。”这是公然反对毛主席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观点。

毛主席在十年前就曾经指出：“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毛主席还指出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右翼的极端反动性，他说：“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把中国赫鲁晓夫和陆定一之流鼓吹的“脑力劳动者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反动实质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了！

二曰：“无产阶级要向资产阶级学习。

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资产阶级的“学术”吹得神乎其神，同时又极力丑化无产阶级。中国赫鲁晓夫公然提出：

“无产阶级要向资产阶级学习，承认后者的文化技术水平比前者高。”陆定一则说得更肉麻了：“离开资产阶级还有谁来教我们？”对于冯友兰这个臭名昭著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陆定一竟无耻地吹捧说：“我看了冯友兰的书，他的确比我们高明些。”他还公然主张“在学校里，马列主义要搞，孔夫子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东西也要搞”。这是彻头彻尾的阶级投降主义。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那种对学术不作阶级分析的论调是完全错误的。无产阶级在学术上所掌握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早已大大地超过了和压倒了资产阶级。

三曰：“技术，党不能领导。”

这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常用的“法宝”，早已为广大革命群众识破了。而中国赫鲁晓夫却以一种曲折隐晦的语言，重新祭起了这一“法宝”。正当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年的教育革命使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我们学校的统治地位摇摇欲坠的时候，他跳了出来说：“目前在高等学校中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充分发挥校长、校务委员会和各级行政组织的作用。”什么人可以当校长？什么人可以当校务委员？陆定一作了解释：“技术，党不能领导。”“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无论如何是不行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一九六一年，陆定一公然把反共老手翦伯赞等找去说：“一切组织都由党员来领导，我不同意，今天就请你们来当校长。”他还明确说：“系主任、校长是有权的。”陆平紧接着把一大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拉入了校务委员会。从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更加严重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无产阶级政党就是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领导一切，统帅一切。很清楚，陆定一提出的“技术，党不能领导”，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谬论。

今天，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率领着我们千百万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摧毁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我们学校的统治。我们要坚决响应毛主席关于“斗私，批修”的伟大号召，彻底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并肃清其流毒。

人民日报 1967.11.264

[yongbing1993]

揭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





《揭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罪行》

国防科委直属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

中国赫鲁晓夫把学校领导权拱手交给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毛主席教导我们：“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能够长期地、猖狂地统治我们的学校，就是因为中国赫鲁晓夫是他们的总后台。全国解放不久，中国赫鲁晓夫就出来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争夺领导权。他胡说什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且当着他们的面讨好地说：“确定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在座诸位大多数在内。”中国赫鲁晓夫就是这样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窃取领导权制造“合法”根据。接着，他就提出在学校要实行“校长责任制”，把学校的领导权拱手交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一九五六年他又进一步提出，要让资产阶级教授当校长，要让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学校党委书记。他怕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党龄不够，还专门“指示”说，学校“党委书记有一、二年党龄也就可以了”。

一九六二年，中国赫鲁晓夫更公然取消学校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权，胡说什么“革命不一定要共产党领导”。他的爪牙就在学校搞所谓“三三制”，即所谓“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左派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的领导体制。他还决定在院校成立“校务委员会”，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我们学校的统治地位，完全从体制上固定下来了。

在中国赫鲁晓夫导演之下，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伙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陆定一之流，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唱赞歌。有的说：“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现在我们要靠他们，他们也能依靠，就是他们天天骂娘，能教课也是好的。”有的说：“右派教师也能起主导作用”，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满脑子里是资产阶级思想”，也“一定要向他们学习”。有的恬不知耻地称赞“国民党时期留美学生”是“我们现在大学里掌握命运的人”。有的甚至叫嚷：“学校究竟谁领导？国共合作嘛。”“这里非要国共合作不可，非要同资产阶级合作不可。”

在中国赫鲁晓夫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总后台的支持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价十倍，眉开眼笑，简直成了主宰我们学校的太上皇。从教学到行政，从招生到毕业分配，一系列的实际大权都操纵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手里。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洋洋自得地说：“前几年学校是小生表演，现在还是要我们老生登台”，“我们这些人是学校的实力派”。有的反动学术“权威”甚至瞪着眼说：“我这个人讲话难听，喜欢骂！”而这个反动“权威”所在学校的校长则奴颜婢膝地回答：“我就是喜欢你骂”。看，他们的反动气焰何等嚣张！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严重危害

统治我们学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疯狂地反对广大革命师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广大革命师生怀着对毛泽东思想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感情，热烈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如饥似渴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却遭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仇视和反对。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秉承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教育界的代理人的旨意，恶毒地攻击毛泽东思想。他们公开诬蔑广大革命师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是“‘左’倾狂热”，是“贴新标签”、“生搬硬套”等等。他们利用所篡夺的职权，不准在教室里张贴毛主席语录，砍掉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课程，解散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反对毛泽东思想进课堂。有许多革命师生被迫组织秘密学习小组，关着门悄悄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看！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大学里，学习毛泽东思想竟成为非法，是可忍，孰不可忍！

统治我们学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猖狂地抵制和攻击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一九五八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广大革命师生对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他们冲出了关门读书的“世外桃源”，大搞教学改革，积极地投身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去进行锻炼。但是，盘踞在学校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这场教育革命猖狂地进行了攻击和破坏，公开跳出来咒骂教学改革是“乱、糟、偏”，胡说：“共产党政治打一百分，军事打一百分，教育只能打三十分”，污蔑我们“不懂教育”。陆定一等纷纷出场，给他们叫好、撑腰，重新制定和恢复了一整套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之大成的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重新建立和恢复了资产阶级的教学秩序，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本加厉地统治了我们的学校。

统治我们学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广大革命师生，特别是对工农子弟实行残酷的资产阶级专政。他们利用招生录取的“分数线”，把广大工农子弟拒之门外，不管你的政治思想条件和其它条件如何，只要考试差半分，也不录取。在学校中，他们从讲课到实验，从辅导到考试，对工农子弟、工农调干生层层把“关”，处处刁难，在“保证质量”的幌子下，千方百计把工农同学踢出校门。有一位工农同学因病补考，明明及格，而那些资产阶级的“教师爷”，却以错了一个标点符号为理由，给打了五十九点五分，迫使这位同学留级。这位同学愤慨地说：“这一‘点’就点出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工农同学的仇恨。”

统治我们学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肆宣扬资产阶级世界观，腐蚀青年学生。他们通过讲台、课本、讲义、发表文章、个别辅导等种种途径，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修身治学之道。他们以资产阶级的标准，大力培养所谓“尖子”、“标兵”，树立“样板”，公开号召：“杨振宁推翻一个定律得到诺贝尔奖金”，“你们要踩着牛顿的肩膀往上爬”，“为工程师而奋斗”，等等。他们还用高助学金、优秀生制度等为诱饵，“鼓励”学生争名夺利，埋头读书，只专不红，妄图使广大革命师生逐步和平演变，成为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社会实践、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工农群众的精神贵族，成为资产阶级接班人。

统治我们学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利用旧教育制度、教学方法的枷锁，严重摧残广大知识青年的身体。他们以知识的“完整性”、“系统性”为借口，把许多古的、洋的、反动的、烦琐的、落后的、脱离实际的东西，东拼西凑通通塞进课程，加上繁重的课外作业，使学生整年整月埋在故纸堆里，弄得晕头转向。他们甚至故弄玄虚，不懂装懂，无耻地吹嘘说：“越是听不懂，越说明水平高。”他们还采用对待敌人的方法考试，出偏题，出怪题，对学生进行突然袭击，弄得学生精神紧张。更为恶劣的是，有的学生病了，他们还硬用担架把学生抬进考场，甚至以不宜继续学习为理由，将得病的学生踢出校门。

严酷的事实证明，当时在我们的学校里，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根本的问题是政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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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在教育战线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是一场极为深刻尖锐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教育就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学校就成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红色熔炉。领导权被资产阶级夺去，教育就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学校就变成了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的黑色染缸。

广大革命群众对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是极为愤怒的，并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摧毁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大造了教育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反，把资产阶级篡夺了的教育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但是，仅在组织上夺权是不够的，还必须对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进行彻底批判，大破特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学校的统治。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否则，无产阶级已经夺回的权是不巩固的，还有重新丧失的危险。

当前形势大好，必须乘胜前进。毛主席教导我们：“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要大破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我们学校的统治，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插遍教育战线的一切阵地。

人民日报 1967.11.26

[yongbing1993]

毛泽东是工人农民们的教育大家




真正的人民教育家，是毛泽东! 毛泽东在《群众反映》信上批示：此件应发给中央宣传部各正副部长，中央教育部各正副部长、司局长每人一份，北京市委、市人委负责人及管教育的同志每人一份，团中央三份。并请他们加以调查研究。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

毛泽东说：学制可以缩短。

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的时间。……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课程讲的太多，是烦琐哲学。……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

毛泽东：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毛泽东：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

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

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讲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上才让学生抄，把学生束缚死了。

清华大学有工厂。它是一所理工科学校，学生如果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师生应该接触农民和城市工人，接触工业和农业。不然，学生毕业，用处不大。如学法律的，如果不到社会中去了解犯罪情况，法律是学不好的。不可能有什么法律工厂，要以社会为工厂。

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

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

那种“摧残人材，摧残青年”，“真是害死人”的教育制度，不是造就 “书呆子”，就是培养出 “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就会使毛泽东等一代人所创造的事业后继无人。这成为毛泽东在生命最后的时间里下定决心要做平生第二件大事的一个又一个重要动因。

在毛泽东逝世以后，当年那些振聋发聩的话渐渐被走资派们丑化了，淡忘了，还有的人撇开那些谈话的核心思想，断章取义地就一些具体做法贬低为“违背教学规律”的“外行话”，甚至有“轻视知识传授”、“冲击教育秩序”等的抹黑指责。

毛泽东对于教育学是有系统完整地全面的调查学习和研究的，并且确立了以“教育学”为自己的“终身欲研究之学术”，“教育事业”为自己的“终身欲从事之事业”。毛泽东一直强调自己是一个教员。

年轻时期的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教学实践。毛泽东曾担任学校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长，并主持创办农民夜校，农民运动讲习所。创办这些免费学校的目的，一是“造成新中国农民和工人能成为有开拓者能力之材”，二是提供“边学理论知识又有实践之场所”，更重要的是克服学校与社会“相隔相疑”的弊端，实现“疏通隔阂，让学习者参与社会实践与学校理论学习相结合，谓之“团结一气”。

在湖南一师毕业前夕，毛泽东曾在一师附小教育实习，现在还可查到当时毛泽东的一篇国文教学教案，其中将这节课分为环环相扣的5个环节，一是读(字)，二是讲文法，三是做选例，四是补助教授未及之知识，五是练习。教案通篇体现了举一反三、触类旁通，适应个别差异，扩充内容，与社会相联系，将知识教育、道德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融为一体的教学思想。

毕业后，毛泽东在湖南一师附小当主事(相当于校长)，毛泽东发动学生组织自治会，提出学生自治会的代表参加教务会议，对教师、教学管理、生活管理提意见;发扬学生自治精神，发展学生个性，不开除一个学生等建议，均被采纳，对湖南一师营造民主自由的校风起了很大的作用。

成为共产党员后，毛泽东仍然倾力于教育。毛泽东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任教务主任。在其《入学须知》中明确宣布“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学员应“养成健全的人格，煎涤不良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招生只凭学力，不限资格;学习方法以自由研究，共同讨论为主，强调脑力与体力之平均发展。自修大学还附设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室，收集当时国内可能收集到的进步书刊报纸，供学生自学用。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公开招生，招收进步知识青年和工农青年。学生来自13个县，最多时达200多人。这所大学社会反响很大，连著名教育家、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也予以积极支持，赞扬自修大学的“主义实在是颠扑不破的”，并任该校名誉校董。

1923年11月，该自修大学被军阀赵恒惕封禁，毛泽东又办了一所正规中学——“湘江中学”，原来在自修大学的二百多学生，大部分转到了这所学校。

这样的履历难道还不能说明毛泽东是一个当之无愧的教育家吗?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以他犀利而深刻的洞察力剖析了旧中国教育制度的种种弊端，提出了极富创新价值和远见卓识的改进方向。这使毛泽东远远高于一般的职业教育家。

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总结旧学校教育有三大坏处:

“学校的第一坏处，是师生间没有感情。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什么施教受教，一种商业行为罢了!

学校的第二坏处，是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栽贼人性。人的资性各不相同，高才低能，悟解迥别，学校则全不管这些，只晓得用一种同样的东西去灌给你吃。人类为尊重`人格'，不应该说谁`管理'谁，学校乃袭专制皇帝的余威，蔑视学生的人格，公然将学生`管理'起来。只有划一的教授，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性。只有机械的管理，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格。这是学校最大的缺点，有心教育的人所万不能忽视的。

学校的第三坏处，是钟点过多，课程过繁，终日埋头于上课，几不知上课之外还有天地，学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坏的总根在使学生的之于被动，消磨个性，灭掉性灵，庸儒的堕落浮尘，高材的相与裹足。”

今天经历过学校教育的学生，当你们读到毛泽东的这些评论的时候作何感想? 难道没有一种历史的穿透力震撼了你们的心灵?难道没有感觉到，尽管时代不同，可旧教育的流毒依然像幽灵一样在学生身边游荡?

批判旧教育制度，是为了树立新的教育制度。毛泽东为此做了大量探索。

1921年，毛泽东起草《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开篇阐明宗旨：“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点，釆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材，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周流于社会”，除强调自主学习之外，《大纲》还特别提出“本大学学友为破除文弱之习惯，图脑力与体力之平均发展，并求知识与劳力两阶级之接近，应注意劳动。”

1926年，毛泽东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重视培养学生独立阅读和钻研能力。他让学生阅读28种书籍，由教师先列出书中主要问题，让学生自己阅读，追根求源，自己作出答案。

1929年，毛泽东起草《士兵政治训练问题》，提出了著名的《十大教授法》。即：(1)启发式(废止注入式);(2)由近及远;(3)由浅入深;(4)说话通俗化(新名词要释俗);(5)说话要明白;(6)说话要有趣味;(7)以姿势助说话;(8)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9)要提纲;(10)干部班要用讨论式。这《十大教授法》对后来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干部教育与民众教育，包括抗日军政大学等，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41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重申：“在教学方法中，应坚决采取启发式的、研究的、经验的方式，以发展学生在学习中的自动性和创造性，而坚决废止注入的、强迫的、空洞的方式。”

新中国成立后，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以一种职业教师的本能，仍然始终高度关注着教育。

1953年6月30日毛泽东在接见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强调：“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如果对青年长身体不重视，那很危险。” “现在初中学生上课的时间也多了一些，可以考虑适当减少。”提议“学生的睡眠时间再增加一小时，一定要规定九小时睡眠时间。要下一道命令，不要讨论，强迫执行。”那种迫切的语气饱含着对青少年的呵护之情。从此，全中国的青少年都记得了他老人家要大家“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殷切期望。

1957年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8年9月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教育比较带原则性，牵涉广大的知识界。几千年来，都是教育脱离劳动，现在要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是一个革命。”

然而，教育界的实际情况并没有使毛泽东感到满意。虽然教育事业的规模，包括学校与学生人数都有了很大的增长，全国人民的文化程度有了明显提高，但是学校的教育方法却与毛泽东所期望的相去甚远。这种不满在“二月来信”的批示中集中于：未能让学生“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这会使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落空。在他随后的一系列讲话中又进一步指出，教育现状的突出问题是脱离实际，脱离社会，脱离劳动群众;尤以文科大学最为严重。

与毛泽东青年时代对旧教育制度的批判比较一下，就会看到，一百多年前的毛泽东对教育现状大声疾呼的批评绝不是心血来潮，小题大做，标新立异，而是毛泽东教育思想一脉相承的反映。在毛泽东看来，“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批判的旧教育方法，在已经建立了十多年的新中国还在大行其道，“摧残人材，摧残青年”，这是不能容忍的。

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走出了郭亮、夏曦、夏明翰、李维汉、易礼容、罗学瓒、毛泽民等一大批著名的革命家。

毛泽东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大革命时期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

延安时期毛泽东亲任教育委员会主席的抗日军政大学培养了十多万抗日干部，为后来的解放战争提供了强大的干部力量。

当毛泽东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年代准备把中国的未来交付给新中国的青年一代，期望着如同当年他们那一代革命者一样，在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中涌现出新一批栋梁之材时，他却深深地失望了。正如毛泽东所担心的，这些在学校的象牙塔里呆了十多年，“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青年学子们，一旦走上社会，就表现得极不成熟。《

毛泽东在文革中召见学生领袖时所说的：“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他们没有想着为人民做什么好事，却热衷于 “以我为核心”，那“怎么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呀?”结果就成了“群众不信任他，工人、农民、士兵不信任他，学生不信任他，本派的大部分不信任他”的孤家寡人。

如果没有毛主席从底层人民出发，进行的前30年的进行扫盲和普及教育农村人民公社办学校，把教育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会有那么多的工农子弟、草根子弟进入高校吗?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真正的人民教育家，是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