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新中国进步快速发展的制度基础
旧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总根源，不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什么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都无从谈起。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就是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封建主义的统治，争取人民解放。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扫清障碍，创造必要前提。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直接结果就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当代中国的发展确立的最根本的政治前提。这也就是毛泽东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所说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什么样的政治前提决定什么样的制度基础。而这样的政治前提，决定了新中国的走向一定是社会主义，我们一定要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新中国建立后，有两个群体的心态尤其值得关注——民族工商业者和农民，他们对政策的接受、理解、认同与否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否能够顺利进行。我们首先来看民族工商业者的心态。
1956年1月初，北京市首先宣布在全市范围内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随后，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50多个大中城市相继宣布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到1956年底，全国实行公私合营的工业企业户和商业户分别占到私营工业户和私营商业户的99%和82.2%，全行业公私合营顺利实现。
说完了民族工商业者，再来看农民。运用和平的方法、合作化的途径改造小农经济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个体农业是小农经济，不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必须要将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但是，农民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因此，在改造的方式上，决不能采取暴力的方式，而必须采取和平的方式、自愿的方式。
中国农民正是因为办合作社能够增产受益，从而深深地体会到只有合作化、集体化才是走向共同富裕的真正出路，这是当时合作化运动能够得到广大农民支持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中国农民选择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因。
中国农村在发展稳定的气氛中完成了从几千年的分散个体劳动向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历史转变，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至于在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如何采取更加有利于调动农民积极性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则是需要长期探索才能解决的。
到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上取代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在中国全面地建立起来了。这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最主要标志。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一届人大的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颁布，结束了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由《共同纲领》代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过渡状态。宪法及其所确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制度，成为中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法律和政治保证，也从此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基本形成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格局，在1954年一届人大后，逐步发展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共同纲领》确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得到了发展，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经历过无数风雨的民族问题，终于找到了一条和平、民主的解决之路。
思想文化领域，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建设的同时，开展了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
由此我们看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包括经济领域、政治领域以及文化领域等多个方面。
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本身就有内在的历史逻辑关系。如果不完成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任务，就无法确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不可能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我们就不可能真正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更不可能建立整个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他们是一个历史承继关系。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没有后者就没有后后者。
在《农村《初级社》到《人民公社》》一文中讲农民问題。《《公私合营》复仇《工人下岗》》一文讲了工商业进行的改造。下面讲讲：新中国进步和发展的制度基础中，对手工业的改造。
在对农业、工商业进行改造的同时，对手工业的改造也同步进行并顺利完成。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在中国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深刻变革。农民、手工业者个人所有的小私有制，基本上转变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资本家所有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基本上转变为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
在国民收入中，1956年同1952年相比，国营经济的比重由19.1%上升到32.2%。合作社经济由1.5%上升到53.4%、公私合营经济由0.7%上升到7.3%。
与此相对应，个体经济由71.8%下降到7.1%，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由6.9%下降到接近于零。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比重总共达到92.9%。
在工业总产值中，1956年同1952年相比，社会主义国营工业的比重由56%上升到67.5%，国家资本主义工业由26.9%上升到32.5%，资本主义工业则由17.1%下降到接近于零。
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由42.6%上升到68.3%，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和由原来小私商组成的合作化商业由0.2%上升到27.5%，私营商业由57.2%下降到4.2%。
就是说，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已占居绝对优势的地位。
这种所有制结构的根本性变化，表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贡献，必须给以充分的肯定。
首先，它基本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人剥削人的制度，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要形式和特点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同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一起，使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得到了确立，从而实现了几千年来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创造和奠定了中国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其次，作为一场涉及亿万人民的最困难最复杂的社会制度的大变革，它不但没有造成通常难以避免的大的社会动荡和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而且，还促进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这段时期，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比例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最后，三大改造创造了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改造形式，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
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利用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把对企业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列宁曾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政策，并把资本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对于三大改造的历史贡献，对资本家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采取赎买的政策，不是剥夺的政策。
所以中国消灭资产阶级，搞社会主义改造，非常顺利，整个国民经济没有受任何影响。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
建国后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那时，在改造农业方面共产党提倡建立互助组和小型合作社，规模比较小，分配也合理，所以粮食生产得到增长，农民积极性高。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共产党采取赎买政策，一方面把它们改造成公有制，另一方面也没有损害国民经济的发展。
共产党长期允许手工业的个体经济存在，根据自愿的原则，其中大部分组织成合作社，实行集体所有制。根据中国自己的特点采用这些方式的，所以几乎没有发生曲折，生产没有下降还不断上升，没有失业，社会产品是丰富的。
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中国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国际和国内的历史环境下进行三大改造运动的，中国共产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不能不带有那个年代的历史局限，也不能不受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影响。
总之，20世纪50年代中国经济和中国历史的全局而论，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中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中国在五十年代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这两座里程碑。这是无可非议的。
合营企业对于企业原有的实职人员，一般应当参酌他们原来的情况量材使用，使他们各得其所。应当教育和帮助他们认真地工作，积极地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争取为国家建设贡献更多的知识和才能。对于工程技术人员和其他专门家，只要他们“诚实工作，通晓本业并酷爱本业”（列宁），就应当充分加以爱护，重视他们的意见，帮助他们正确地发挥专长，并且通过他们的生产和技术的实践，耐心地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教育，逐步克服资产阶级的影响和习惯。
合营企业对于在原企业中有劳绩但已丧失工作能力的实职人员，可以参照劳保条例或采用其他办法，给以适当照顾。
有些企业在准备公私合营的时候，资本家任意安置私人；对于这种行为，应当加以批判和防止。
企业合营前的资本家代理人继续在合营企业中担任实职的，如果担任了私方代表，他们的生、老、病、死、伤、残等问题，由合营企业比照劳保条例的标准给以适当的物质保障，这项费用可列作合营企业的开支；如果不是担任私方代表，可以享受一般职工的劳保待遇。
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意义深远的革命。大家想一想，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去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没有推翻三座大山的话，那么中国依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中挣扎，后面哪谈今天的发展呢？没有革命胜利确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何谈什么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没有前期毛泽东时代这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制度基础，哪来今天的中国走资派特色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让走資派去改革开放试试？去非洲国家试试？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人民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进一步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而奋斗。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确立，为推进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事业，为中国以后一切的进步和发展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代。1950年代初期，中国从较比利时还要弱小的工业基础起步，到毛泽东时代结束时，长期被耻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前六大工业国家之列。
从1952年到1978年的25年中，中国的国民收入增长了五倍，从600亿元增加到3000亿元人民币，其中工业产值增长的比例最大。以人均计算为基础，国民收入的指数（按照不变价格计算）从1949年的100（1952年为160）增加到1957年的217，1978年达到440。
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20年，即1957年到1975年（毛泽东的继承者走资派对这一时期评价最低），即使把大跃进造成的损失也考虑在内，在这个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里，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了63%，总量翻了一番多。
当下中国取得的所有成绩都是有历史渊源的，今天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几千万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是广大底层工人农民和众多富家子女经过血与火的洗礼换来的，来之不易，所以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要倍加珍惜，所确立的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原则要不要继续坚持革命？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更好地沿着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正确的方向前进，更好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为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失业》，尤其是《青年失业》是如今走资派特色政府无法盖住的伤疤。据2023年统计的数据来看，走资派特色政府有超过五分之一的青年劳动力没有工作。也就是说在16-24岁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每五个就有一个人失业，无法为社会创造价值。
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据，因为如今的中国人口总数在下降，人口老龄化日渐增加，如果这些年轻人再无法创造价值，国家发展速度会减缓并且可能在几年后掏不出养老金。
在走资派篡权刚改革开放初期，走资派让全国知青都开始返城，城市中没有那么多工作岗位提供给他们，人多岗位少，不少人为了争一个工作想尽办法，竞争压力和现在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少家长也是求爷爷告奶奶给孩子安排工作。家里没有钱也没有关系的就只能让孩子在家待着，一部分闲不住的人成了对社会的威胁，他们对找工作开始不抱希望，用极端的手段获取不法利益，从此走上不归路。
青年人都需要去工作，毕竟不工作就没钱赚，没钱赚就只能饿肚子，而现在的走资派特色政府又一次面临同样的问题，青年人又找不到工作了。失业人员就代表着他们没有固定收入，现在的社会没钱寸步难行，所以一部分人可能会因为钱影响社会治安，失业的人实在太不好控制了，不论是他们的心态还是行为，谁也不知道他们下一步可能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一些人在找工作的时候处处碰壁，开始对整个社会不抱希望，最后在挫败感中走向一条不归路，现在的年轻人很容易被情绪左右，冲动、暴躁是这个时代青年的常态。身为父母的你们有没有一种感受，就是孩子不像自己那一辈好管教了，说什么都喜欢顶嘴，他们总有他们的道理，对于失业在家的孩子，我们总觉得人就应该出去工作，就应该为社会创造价值，但是孩子们却不这么想，他们只想“躺平”。
只要有网络有手机和一张床，孩子就能在床上躺一天，有的时候甚至饭都不想吃，这样的心态怎么可能找得到工作呢，但是这一切并不全是孩子的问题，这是整个社会自走资派特色政府改革开放至今所导致的问题。国家在发展，物质条件得到了提升，孩子们感受不到旧社会的苦，反正在家躺着也能活的很好，在家无非就是吃爹妈一口饭，哪怕不工作也能活的挺好，只要肚子填饱就不去思考其他了。
有句话说的好，没感受过饿的人是不知道粮食多难得的，这些孩子习惯了娇生惯养就不想自己努力打拼了，并且在如今的信息时代，互联网这个“暴利”的行业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在手机屏幕前动一动就能赚钱的网红越来越多。很多年轻人都妄想着成为大网红，但是一夜成名的机会和买彩票中五百万差不多，没有专业的团队打造仅凭自己想要做出成绩几乎不可能，要是每个人都能轻松成为网红月入百万，中国的贫富差距就不会这么大了。
还有部分青年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过几天，感受过了资本的压榨，他们受不了残酷竞争的职场，没有背景卷又卷不过，每天只想回到“温柔乡”，于是一个个辞职回家，整天沉浸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逃避现实。不想努力、不想面对生活、不想找工作，太多年轻人有这样的想法了，他们足不出户也不喜欢跟其他人交流，社会压力把他们吓住了，在学校接受的教育就是学习课本上的知识，没有人告诉他们工作有多难、维持人际关系有多难。
毛泽东时代：一定要把城市知青安排好再送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任何事物的发生、变化、成熟，及至衰落，总是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律，有一个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有一个形成独立体系的历史成因。自20世纪50年代初发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有这样一个过程。在上山下乡政策体系形成之前，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即返乡务农阶段、垦荒移民阶段、精简城市人口阶段和插场、插队阶段等。
上山下乡运动的出现和兴起，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新中国是在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基础上建立的，她的出发点之低，是现在的人们难以想象的。新中国面对的是一副烂的不能再烂的烂摊子：既没有独立的工业体系，没有重工业基础，也没有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轻工业基础，经济发展举步维艰，而占据社会劳动力八成以上的农业经济，因为生产方式极端落后，加上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和进行经济封锁等原因，新中国完全是在一穷二白的状况中起步的。
《精简城市人口阶段》
移民运动虽然终止了，但城市人口的压力却日甚一日，疏散和紧缩人口仍然是上海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最严峻问题。
1955年统计，在人口职业结构方面，上海生产性人口所占比重仅有37.07%，而“非在业人口”竟高达62.93%。到了三年自然灾害前期的1959年，上海人口总数首次突破了1000万，达到1028.39万人。
这个数字一方面显示了人口压力巨大，另一方面则突出了精简城市人口的迫切性。对于农村而言，“人多力量大”，这是劳动力增量的优势；但对于城市而言，人多，而且突破了城市经济的承受能力，却是一场实实在在的“灾难”！
减缩城市人口，背后体现的是传统小农经济模式与工业化建设时期城市对农产品尤其是对粮食的需求之间的矛盾。
新中国工业化建设规模的展开和城市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对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的供应提出新的要求，这就影响到国家对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村社会结构的改造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因此，有组织地持续不断地将城市新增加的人口迁往农村，向边疆地区和内陆偏远地区输送精简下来的无业居民，成为缓解城市人口压力的重要手段。1957年1月18日，毛主席在中央会议上说：“精简一定要坚决搞，一条是减人，一条是安排，一定要把人安排好再送出去。”。
精简城市人口采用的方法是群众运动式的政治动员，而城市与农村之间巨大的生活水平落差，使得许多人不愿意去农村，因而对动员下乡存在抵触情绪。这表明，单纯依靠政治动员和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并不能有效地解决城市人口问题。
因此国家开始更多地寻求制度方面的支持，譬如实现粮食统销统购政策、劳动力统包统配、户口管理制度、粮食定量供应制度等等，以限制城乡人口的无序流动。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
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一次会议通过《户口登记条例》，首次在全国范围实施户籍管理制度，使城乡人口无序流动受到严格控制，有效地减轻了城市人口的压力。
在精简城市人口的过程中，精简计划遇到了巨大阻力，一方面国家实施严格的户口管理制度，大力推进城市人口的精简工作，但另一方面又有不少部门单位大量招收农村青壮劳动力当新工人，致使1957年职工总数3101万人，仅仅一年之后就增加到5194万人，整整增加了2093万人！这当然是“大跃进”的“辉煌战果”之一。
农村劳动力大量涌进城市，不仅造成农村劳动力严重短缺，影响了农业生产，同时更加重了城市人口危机和经济负担。更重要的是，当着三年自然灾害即将来临之际，打乱了精简城市人口的步骤，也不利于应对自然灾害危机。于是，中央在1960年8月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将精简职工、精简城市人口列为重点措施。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动员大批城市人口下乡，要有很大决心。”
1956年，上海继续执行经济“紧缩”方针，将大批工厂、企业、学校等迁往内地，产业工人和在职人员43万人随之迁徙；此外就是动员城市青年到农村去已经成为长期性工作。1957年动员城市知识青年9000人参加郊县农业生产。
1958年，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提出“青年儿女，志在四方”的口号，制定五项具体措施，鼓励知识青年积极参加外省农业建设，当年就有2万多知识青年离开了上海，形成了上海市第二次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动员高潮。
1957年8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计划在1958-1963年期间，从内地动员570万青年到边疆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这个支援边疆建设的宏大计划因为三年自然灾害而中止。
在这期间，全国一共动员安置了支边青年99.7万人，随迁家属44.6万人，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边疆建设做出了可贵的贡献。这个计划虽然中断了，但摸索了为远距离大规模安置上百万青年所需要的各种客观条件和相应的政策支持，这为后来支援边疆的上山下乡运动提供了宝贵经验。
1959年中央强调必须完成“精简800至1000万新招收工人”的任务。1960年，在“大跃进”余潮的影响下，全国职工人数比上年增加694万人，总数达到5969万人的高峰，更使国民经济发展雪上加霜。
1961年，中央加大了实行精简人口政策的力度，发布《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要求在1960年底全国1.29亿城镇人口的基础上，3年内减少2000万以上，其中精简职工1160万人；1961年内要减少城镇人口1000万人，其中职工970万人。全国年末职工人数由1960年的5969万人，减少到5171万人。
1962年，中共中央确定在年内再减少城镇人口1000万，其中职工850万人；而农业劳动力则比上年增加2730万人。农业劳动力总量的增加，有助于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
为了巩固精简人口的成果，国家制定了若干相应的法规政策，如1962年6月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精简职工安置办法的若干规定》，并成立农垦部安置办公室，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动员城镇知青插场安置的工作。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的农林办《关于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汇报会议的报告》中，明确安置对象是精简下来的、具有下乡条件的职工和年满18周岁有独立生活能力的青年学生等；安置方式是在原有的国营农、林、牧、渔场采取顶替、增补的方式安置……据初步匡算，3.5亿元大约可以安置职工和学生40万人左右。1962年，全国社会青年累计达200万人。
这些城市里的社会青年，绝大部分是未升学就业的学生和精简下来的新工人。其中上海社会青年有7万余人，其成分构成是：历届高、初中毕业生和少数不服从分配的大专毕业生共约2万人，占总数30％；被精简、退职或支援外地又自发跑回的3万人，占45％；因各种原因中途辍学、退学的1.5万人，占20％；被学校、工厂清除下来的，占5％。
1963年7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精简小组《关于精简任务完成情况和结束精简工作意见的报告》。《报告》称：自1961年到1963年6月，全国职工减少1889万人，城镇人口减少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口减少2800万人。
到年底共精简职工2546万人，其中回农村的有1641万人，占精简职工总数的67％。《报告》总结说：大量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对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减少商品粮供应，调整城乡关系、工农关系，促进国民经济发展都起到重要作用。
数以千万计被精简职工和下乡人员，凭着对共产党、毛主席的朴素感情，呼之则来，挥之则去，分担国家的困难，牺牲小家的利益，换来国民经济状况的好转，对此，毛主席深有感慨地说：“我们的人民多好啊!”
1963年7月，经过上海与新疆方面的协商，决定上海动员知青参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至1966年7月，三年内共动员10万余名上海知青西出乡关、远赴新疆屯垦戍边。
其中参加兵团的97048人，仅分配到农一师的上海知青就有45784人（其中大学生198人，占0.44%；高中生9005人，占19.83%；初中生18610人，占41%；小学生13089人，占28.83%。年龄最小的14岁，最大的38岁）；此外还在新疆各地方安置了3000多人。
这是文革前上海市掀起的第三次上山下乡高潮。在上海知青大规模奔赴新疆、参加边疆开发建设的热潮影响下，全国各大中城市也有知青奔赴新疆、甘肃、宁夏等各地生产建设兵团，使边疆地区建设面貌出现了巨大变化。
上山下乡运动的出现和兴起，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新中国是在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基础上建立的，她在立国时的一穷二白，是现在的人们难以想象的。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政府面对的是一副烂的不能再烂的烂摊子：既没有独立的工业体系，没有重工业基础，也没有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轻工业基础，经济发展举步维艰，而占据社会劳动力八成以上的农业经济，因为生产方式极端落后，加上台湾蒋匪的轰炸破坏，美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和进行经济封锁等原因，新中国完全是在一穷二白的状况中起步的。
《上山下乡》文革前就己经开始，称作《插场、插队阶段》。
1956年1月，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并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最高国务会议讨论通过。其中第39条规定：“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五年或七年内，解决城市中的失业问题，使现有的城市失业人员都有获得就业的机会。除了在城市能够就业的以外，他们的就业途径是到郊区、到农村、到农垦区、或者山区，参加农、林、牧、渔各种生产事业和农村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事业。”除了城市失业人员，还包括未升学就业的中小学毕业生，指明了他们就业的方向。规定提出的“四到”，就是“上山下乡”的最初表述。1957年10月，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
其中第39条修改为第38条，内容也做了重大修改：“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到1960年4月，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1956年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正文有关“下乡上山”的文字未有改动。至此，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基本思路以“国家发展纲要”的形式就此定型。
自1957年起，上海将“精简职工和精简城市人口”的运动与城市知识青年下乡结合在一起进行动员，但还是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及政策措施，保持了青年运动的特点，使得动员城市青年下乡的工作得以逐步推进，逐年进行。1957年上海知青下乡的方向以沪郊为主，到了1958年则以外省安置为主，而安置方式又以插场为主。经过数年安置实践，到1962年，国家确定了城市知识青年下乡的三种主要方式：插队落户；建立集体所有制的生产队、农牧场；到国营农、林、牧、渔、矿插场，或创建新场等。
1962年6月，为协调城市知识青年插场，成立了副部级的农垦部安置办公室。12月组建国务院农林办安置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副总理兼农林办主任谭震林统筹领导。半年以后，又成立了中央安置领导小组，以下各中央局及各省市自治区均组建专门办事机构，这标志着上山下乡问题正式提到党、政重要工作议程。
1963年6月，国务院召开“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会议”。会议决定：今后15年内，每年大约有100万左右的青年需要有计划地安置下乡，参加农、林、牧、副、渔业生产；下乡学生年龄可以由18岁放宽到16岁，条件是能够独立生活。主要安置方向是插队，其次是插场，再其次是建立新的国营农、林、牧、渔场等。
到年底统计，自1961年以来，全国各地共动员下乡知识青年14.87万人，其中到国营农场的11.51万人，占总数的77%。这些知识青年同老职工一起，在艰苦的地方扩建、新建400多个农、林、牧、渔场，盖起42万平方米的住房，开荒4.13万公顷，播种3.20万公顷，扩大育林面积7730公顷，扩大水产养殖面积1.03万公顷。
1963年11月18日至12月4日，国务院召开“城市青年下乡插队经验交流会”。在会议上分别交流了成户插队、集体户插队、分散插队，以及上海市组织跨省插队的经验等，就知识青年插队落户的问题进行细致的分析研讨。这标志着中央对城市青年下乡安置方向的转变。
随即在1964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中央安置领导小组的汇报。在会议上邓小平说：城市知青下乡，以插队为主，这是一件长期的大事。每年要安置100多万人。用插队的办法，每人给的安置费不到200元。插场每人则要1000元，如果100万人插场的话，需要10亿元，这怎么得了。
周恩来总理也发言说：我们脑子里要有国家大、人口多这个概念，考虑问题就要从这里出发。会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第一次发布的指导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纲领性文件。《决定》指出：中共中央、国务院认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必要动员和组织大批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
大批城市知青下乡，使城乡青年结合在一起，既有利于稳定农村青年从事农业生产，也有利于更快地形成一支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科学知识的新型农民队伍。同时，这样做，也为城市未能升学、就业的知青开辟一条广阔的就业门路，使他们通过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的锻炼，健康成长起来，成为可靠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同年5月，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发布《关于落实1964年安置城市下乡知识青年和闲散劳动力计划的报告》，1964年安置人数为78.6万人，其中插入人民公社生产队的65.4万人，占83.2％；国营农、林、渔场安置12.8万人，占16.4％。按插队人数的千分之六配备4000名安置工作专职干部等。另据《四川知青史》记载，四川省在1964年下乡的城镇知青37763人中，插队安置的有35539人，占94.1%；插入社办场和国营农场的有2224人，占5.9%。1964年，国家将插队定为安置知青的主要方向以后，每年插队安置费标准是，南方地区每人185元，北方地区每人225元。
1965年8月26日至9月14日，中央安置领导小组综合各大区的安置计划是：1966年计划动员下乡67万多人；“三五”期间计划动员下乡366万人；15年内全国计划动员下乡1100-1200万人。安置方向仍以插队为主。
《人民日报》在1965年期间连续发表社论，强调上山下乡的政治意义，指出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一项重大事业，是党的一项长期方针，决不是一项临时措施和无足轻重的小事，而是今后长期要做好的一项“具有革命的战略意义的大事情”。
知青下乡的“革命”意义主要是：实现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逐步消灭“三大差别”，增加农村的革命力量，培植共产主义萌芽，防止产生修正主义，造就革命事业接班人等。
自1962年至1966年8月统计，全国各地共有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知青196.9万人，返乡知青达4000多万人；这些知识青年95％以上初步稳定在农村。国家支出安置费9.87亿元，人均346-580元。
其中上海1955-1966年期间，共有16.4万人上山下乡。具体去向以新疆为主，其他去向包括江西（14117人）、安徽（2227人）、湖北（7977人）、浙江（271人）、沪郊（54268人）等。
在平凡而又艰苦的农业生产实践中，一大批知青先进集体和模范人物在全国各地相继踊现出来，如1955年回乡务农的吕玉兰，1958年回乡务农的邢燕子，1961年回乡务农的董加耕，以及1962年插队落户的侯隽等等，他们的优秀事迹通过党报的宣传，鼓舞了全国各地已经下乡和尚未下乡的知识青年，进一步坚定了他们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决心，对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起到推动的作用。
1963年3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是移风易俗的革命行动》的社论，鼓励有志青年以邢燕子、董加耕等先进人物为榜样，投身到农业战线“三大革命”运动中去，同广大农民群众结合起来，在艰苦中锻炼自己，在劳动中创造真正的幸福，成为能够经得起风霜、挑得起重担的革命事业接班人。这一时期树立的城市知青先进典型还有天津的王培珍、赵耘，吉林的栗心河，上海的浦锦文、张韧等等。
1964年1月2日，毛主席亲自观看了河南省豫剧院演出的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现代剧《朝阳沟》，赞扬《朝阳沟》是“近年来戏曲舞台上出现的一出反映新生活的好戏”。同年12月26日，在毛主席生日便宴上，邢燕子和董加耕被安排陪坐在毛主席身边进餐，表达了伟大领袖对全国知识青年的亲切关怀和巨大鼓舞。
1965年8月，由中国青年出版杜编辑出版了《在广阔的天地里》报告文学集，文集载有邢燕子、宋喜明、刘品、王敬璋等十名先进知青的事迹。此后，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出版物大量出现。
10月1日，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反映上海知识青年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劳动生活的彩色纪录片《军垦战歌》正式上映，不但在全国知识青年中激起巨大反响，而且使上山下乡成为所有青年人向往的光荣事业，在全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上山下乡的高潮。
1966年3月，党中央为了表彰知识青年，特意邀请200名先进知青代表参加国庆观礼。谭震林接见这些知青代表们时说：“农业很重要，没有农业就没有工业。农业要现代化，你们有知识，要研究如何现代化。你们下乡不是简单地为农村增加几个劳动力，更重要的是把文化技术带下去。农村天地广阔，大有作为。”
196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以后，中央各部委根据中央的安置规划，纷纷制定各项法规制度和配套措施，为保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建立政策体系。
前后公布的法规计有：粮食部《关于城市下乡青年粮油供应工作的几项规定》；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在高寒地区安置城市下乡青年冬装补助问题的通知》；内务部、财政部、劳动部、粮食部、国家编制委员会《关于1964年安置城市知青工作机构的编制及其经费分配的通知》；财政部发布《关于1964年安置城市下乡知识青年和闲散劳动力支出预算指标和预算管理的通知》；财政部、林业部发布《关于国营林场安置经费结算问题的联合通知》；财政部、中国农业银行《关于1965年安置经费管理的几项规定》；内务部、财政部、劳动部、粮食部、国家编委联合发布《关于增加安置城市下乡青年工作机构编制的通知》；中国农业银行发布《关于监督支付城市下乡知识青年和闲散劳动力安置经费的通知》。
关于加强舆论宣传，向知青提供精神食粮，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动员子女上山下乡，以及粗暴对待知识青年，歧视、打击、污辱知识青年，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犯法犯罪行为的处理等。
从吃粮补贴、衣被添置、生活用房，到交通、医药费用补助等；从生活用具到生产资料；从近期到长远，事无巨细，无不周到统筹，关心备至，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青年一代的关心，体现了党和政府将上山下乡运动作为国家长远的发展战略的决心，也为此后实施全国范围的大规模上山下乡准备了社会基础、物质条件，以及构建起了较为完善的上山下乡政策体系。
新中国的政策体系，归根到底就是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为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而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法规、措施等，直接反映社会现实，规范社会行为，推进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整合，服务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部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体系是比较特殊的，原因就在于它的本质是青年运动，而青年正是社会上最活跃、最热情、最有能量，而且成分复杂、思想可塑性强的群体，这就决定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既有长远性，又有短期的就事论事的应对性，以及政治导向多于具体扶助等特点。
《文革》前上山下乡运动大致经历了上述几个阶段，通过十多年艰苦曲折的社会实践，从一般性号召到逐步形成政策体系框架，终于由单一的农村知识青年返乡参加农业生产，逐步汇合形成农村知识青年与城镇知识青年一起上山下乡的滚滚洪流，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大奇观，带动整个中国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正是因为有了上山下乡政策体系，有了开展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的社会条件、群众基础和实践经验，才有了《文革》期间动员上千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可行性。
毛泽东对于发展农业有自己的理解和办法，毛泽东提出了“水、肥、土、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
毛泽东说，农业要上去，首先要解决水和肥的问题。毛泽东认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居首要的位置，“应予以极大的注意”。
“水，就要修水库、打井、排涝”，合理用水，“要搞水利十年规划”。
土，即土壤改良，合理深耕以及土壤普查和土地规划等。
肥，即合理施肥，主要是通过养猪获得农家肥、有机肥。
种，即培育和推广良种。
密，即合理密植，行距和株距不过疏也不过密。
保，即植物保护，防治病虫害。
管，即田间管理。
工，即工具改革。
此外还有个“林”，房前屋后、公路两旁、铁路两旁、渠道两旁，都可以栽树。同时，毛泽东十分重视和强调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提出要科学种田，依靠科技提高产量。为此，他多次号召全党学农业知识，研究农业技术。他明确提出并反复强调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他说：“用机械装备农业，是农、林、牧三结合大发展的决定性条件”。因此，各种农业机械，耕作的、收割的、排灌的、加工的、运输的等，都是必要的。
毛泽东将这些农作方法提到“宪法”的高度，足见他对农业尤其粮食生产的重视，正是在这样的重视下，袁隆平开始了杂交水稻的研究。应该说，如果一以贯之地坚持并因地制宜地采用这些措施，对当时落后条件下农业稳产高产是有效的，对于大幅度提升农业科技水平也将起到加速作用，特别是大量农业水利设施的建成，为粮食生产提供了重要保障。
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化：农民在农村建造新城市，以缩小城乡差距。在农村人民公社多功能综合发展的设计中，开办工业企业即社队工业，也叫社队企业，既是题中之意，也是其发展之翼。毛泽东的设想是，通过公社工业化，就地转移劳动力，缩小城乡差距，从而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中国农村现代化之路。
面对农村发展中存在的资金薄弱、技术落后、规模狭小等问题，毛泽东提出：“要使人民公社具有雄厚的生产资料，就必须实现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即机械化和电气化）。”同时，公社工业化也是国家工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公社工业的发展不但将加快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也“为我国人民指出了农村逐步工业化的道路。”这段时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反复强调“公社要工业化”，旨在通过农村的小型工业企业，以增强整个国家的工业能力，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速度。
1958年10月，中共中央在批复轻工业部《关于人民公社大办工业问题的报告》中确定：“人民公社和县联社必须贯彻执行工农商学兵结合和农林牧副渔结合，特别是工农业并举的方针，在切实抓紧农业的同时，还要大力举办工业。”12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人民公社必须大办工业”，广泛实现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由此，农村工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到1959年，社办工业企业发展到70多万个，产值超过100亿元，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0%。
公社工业化决策的出发点之一是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许多国家尤其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难免经历大量农民失去土地、盲目流入城市，或成为雇佣工人，或流落街头，或死于贫困饥饿的痛苦。
在新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上，毛泽东力图摆脱以城市现代产业的发展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漫长而痛苦之路，以农村人民公社办工业的方式，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1955年，他在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就指明：“多余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劳动力向那里找出路呢？主要地还是在农村。”毛泽东多次强调，不要拥人城市，就在农村大办工业。他的思路，不是农民进城，而是农民“造城”。
1958年12月，由他主持起草并经他仔细斟酌修改后颁布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人民公社大办工业，将“逐步把一个适当数量的劳动力从农业方面转移到工业方面”。他说：“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而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
怎么才能使城乡生活水平一样甚至更好呢？“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并且认为“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为此，毛泽东建议，国家在十年内向公社投资几十亿到百多亿元人民币，帮助公社发展工业。 公社工业化的根本目的还在于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工农差别，最终实现城乡共同富裕。
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与农业社不同，首要的是，人民公社不是单纯的农业生产组织，也不只是农林牧副渔五业，而是要同时举办工业，逐渐消除城市和乡村的界限、农业与工业的差别。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一旦获得政治上的统治权，就应“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正如迈斯纳所说，“中国正如其他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一样，没有什么社会问题比先进城市和落后农村之间存在着差别的问题更急迫了”，而“人民公社的最初目的，不仅是要解放群众的生产力，而且还要使工业和农业相结合，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别”。
在毛泽东看来，发展乡村工业、实现农村工业化，打破传统的城市工业、农村农业分工格局和工人务工、农民务农的社会角色分工，是从根本上改变农村贫困落后面貌和城乡差距的有效途径。他一再提醒，苏联集体农庄不办工业，无法消灭城乡差别。我们的农村工业化，是要“把农村也改造得和城市差不多”，使农村生活不低于城市，或者大体相同，或者略高于城市。
毛泽东说：作为社会主义的新人，应该能文能武，亦工亦农，“进厂是工人，下地是农民”，“拿起锤子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因此，中共中央在《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肯定地写明：“公社工业的发展不但将加快国家工业化的进程，而且将在农村中促进全民所有制的实现，缩小城市和乡村的差别。”这是一条使农民、农村摆脱贫穷、走向共同富裕的根本道路。
显然，毛泽东的思路是十分明确的：借助于人民公社举办工业企业，将庞大富余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吸收，通过建造农村城镇以解决农村发展问题，最终实现城乡共同富裕。这充分体现出他对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的一种设想和价值诉求。历史发展表明，毛泽东当时的看法是有国情依据的，也是有远见的。
然而，由于政治运动的冲击和复杂国际局势的影响，又缺乏有效的运作机制，成效并没有充分显现出来。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为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不少地方便是从当年人民公社体制下简陋的社队企业起步，靠自身积累滚动发展，形成加工一条龙、产品系列化、一业带着百业兴的局面，较显著的有江苏江阴的华西村，河南临颍县的南街村，河北晋州的周家庄等等。
观察当下广大农村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农民“进城”（而不是毛泽东所设想的就地“造城”），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带来了许多问题：一方面，这些进城的农民大部分由于没有技术而仅靠出卖苦力挣些微薄收入糊口，同时缺乏各种社会福利保障，还失去正常的家庭生活，影响到孩子的成长；另一方面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多为老弱者、年龄稍长的妇女及因特殊原因不能外出打工者，农村因劳力不济而使农耕粗放、土质劣化甚至抛荒耕地的现象已经出现，并且日益严重。面对这些问题，反观毛泽东当年的种种设想，就不难理解其深远的价值诉求了。
《蒋介石三次派人挖毛泽东的祖坟。》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祖坟一向是每个家族最注重的东西之一，一来他显示了中国人祖辈的敬重，二来在中国人看来，祖坟的风水影响到一个家族的气运和传承。凡是只要哪一家的祖坟被别人挖了，那么后人必然和对方不死不休。
然而在民国时期，蒋介石却曾经三次派人挖毛泽东的祖坟。
而今被大家谈论得最多的一次，是在1930年8月的那次。当年的八月份，在蒋介石的指示下，时任湖南省主席、国民党军队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指派自己的副官带领一个连的兵力，前往韶山冲，去挖毛泽东的祖坟。
毛泽东的祖父坟地所在之处为“虎歇坪”，传闻那是一块天王出宫，九龙朝圣的风水宝地，有着“一钩流水一拳山，龙蟠虎踞在此间”的美誉。
毛泽东的祖父在驾鹤西去之后，曾经交代，一定要选一个吉日将自己下葬，因此毛泽东的祖父在离世八年后才下葬，时间选在了八年后的农历八月十五。
蒋介石这次派人去挖毛泽东祖坟自然没有成功。韶山解说员曾小琴曾表示，“民国30年，蒋介石还派人来挖毛主席的祖坟都没挖到，给我们韶山人，很巧妙的保护起来了。”
那韶山人到底是如何保护毛泽东祖坟的呢？传闻韶山人偷偷将毛泽东家的祖坟藏了起来，并悄悄平掉了坟头，假若不是熟人带领，定然找不到具体位置。
后来所证实的情况也确实如此，那个连队虽然的的确确是挖了一座坟，但那时毛泽东的族人，地主毛俊贤的坟，而不是毛泽东的祖父毛翼臣的坟。
挖坟小队这次虽然并没有成功，但是随着国民党后来在占城上的节节败退，蒋介石并不死心，在风水先生的怂恿下，他竟认为毛泽东家的祖坟风水并未被完全破坏，于是又一次派林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去破坏过，但是这次白崇禧也未能找到具体的位置，但是为了完成蒋介石的命令，只得在韶山乱挖一通，然后走了。
《毛泽东保护蒋介石祖屋、祖坟。》
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里，笃信祖先的坟墓能影响子孙的兴衰。挖祖坟是一个严重问题，是一个人、一个家族容忍的底线。
所以，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是家常便饭，甚至发生多次外族入侵，推翻汉族政权的事情。但却几乎没有发生哪位继任的皇帝挖掉前任者祖坟的事情。
不仅不挖，还要加以保护。
因为，皇帝们知道，挖祖坟会导致人心离散，产生极大民愤。而且，如果你挖了人家的祖坟，以后自己倒台了，别人也会挖你的祖坟。
那么，毛泽东又是如何对待蒋介石的祖坟呢？
1949年5月6日，在解放军攻近蒋介石老家——浙江奉化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文，致电粟裕、张震等人，专门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建筑物。在占领绍兴、宁波等处时，要注意保护宁波帮大中小资本家的房屋财产。”
毛泽东还“请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注意保护南京的孙中山陵墓，对守陵人员给以照顾。”
进驻奉化溪口的解放军3野21军61师，从上到下，坚决贯彻执行这一指示。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极为挂念家乡的祖坟。50年代中期，不少传言说蒋家故居和祖坟已遭铲平，蒋介石寝食难安。
后来，中共中央通过曹聚仁先生，致信蒋介石，在信中，中共中央向蒋介石强调，“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
1957年，曹聚仁先生来到大陆，专程赶到奉化溪口，住进蒋介常住的妙高台，走访蒋介石的丰镐房和蒋经国住过的文昌阁，还到蒋介石祖坟“慈庵”扫墓。
所到处，曹聚仁一一拍照，随即寄赴台湾，曹聚仁称“尊府院落庭园，整洁如旧，足证当局维护促使之至意” 。
《蒋介石多次破坏毛主席祖坟，毛主席以德报怨，派粟裕保护老蒋祖坟》从古至今，华夏民族对于自己的祖先十分推崇，当祖先去世后，子孙后代对于祖坟的选址十分看重。对于一个兴旺的家族而言，祖坟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在晋代，有一位著名的文学大家——郭璞，他将前人对于祖宗的命运之法以及祖坟的选址等各种学问总结起来，形成了一部专门研究祖坟的巨著——《葬经》。
《葬经》根据科学的知识为世人讲述了祖坟的重要性：不同的祖坟风水能造就不同的家族运势和不同的人生命运。“莫说生来命数奇、地元一得天生移”，祖坟风水佳，其子孙人丁兴旺，荣华富足。反之，有破局的祖坟风水，必主其家族衰微、败退、穷困、绝嗣等。保护好祖坟，体现了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千年传承，同时表达了华夏民族对于祖宗的永久敬佩和缅怀。
蒋介石挖毛主席祖坟，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对于挖人家祖坟的行为，千百年来一直被世人所不齿。在革命的过程中，蒋介石就干出这样人神共愤的事情，他多次派特务破坏毛主席的祖坟，蒋介石一度天真的认为，破坏掉毛主席的祖坟，就能影响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红军的发展气数也会很快走到尽头。不得不说，老蒋这种天真的行为，最终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红军长征时期，蒋介石可以说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红军先后经历了一败瑞金、二败湘江，生存地位可以称得上是岌岌可危。毛主席等领导人审时度势，最终决定带领红军进行战略转移。
在红军转移的过程中，蒋介石多次对工农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在毛主席的杰出领导下，工农红军经过巧渡金沙江、四渡赤水、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最终保存了工农红军的有生力量，使中国的革命转危为安，在敌我力量严重悬殊的情况下，老蒋围剿红军的愿望彻底破灭。
解放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依靠巨大的军事优势，派手下大将胡宗南对延安和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同样在毛主席的指导下，彭总率领第一野战军最终消灭了胡宗南的有生力量，随后，经过辽沈、平津以及淮海战役，彻底将国民党赶出台湾。历史的事实再一次证明：蒋介石多次派特务挖毛主席祖坟的行为，最终只能自取其辱。
吉人自有天相，何键初次破坏毛主席祖坟被戏耍。随着晚清政府被推翻，中国进入了黑暗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为了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孙中山与共产党进行合作，决定将革命进行到底，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时候，蒋介石等人阴谋发动政变，大量共产党人以及革命党人被屠杀，最终导致大革命失败。
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围绕下，毛泽东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军队，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革命人士只能任由他们杀害。随后，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
由于国民党反动势力强大，毛泽东分析全国的形势后，决定在湘赣边界继续开展革命工作，1927年9月，毛泽东和卢德铭等革命同志继续发展革命队伍，最终在湘赣边界领导了秋收起义，秋收起义失败后，两人带领革命队伍一起来到了井冈山，随后同朱德率领的国民革命军胜利会师。
马日事件后，湖南军阀何键对没有杀掉毛泽东一直耿耿于怀，当他得知毛泽东率领队伍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一消息更是让他气得暴跳如雷。为了消灭毛泽东以及他手下的革命武装，彻底摧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何键找来了自己的幕僚萧某和龚澍，他和二人一起商量歼灭红军的对策。
萧某和龚澍认为，毛泽东仅一介书生，怎么可能懂得带兵打仗，这一定是他们毛家的祖坟在保佑。精通风水的萧某随后向何键仔细分析了毛泽东祖坟的风水。
毛泽东祖坟位于韶山西面的滴水洞附近的虎歇坪，这个地方三面环山，被龙头山、牛形山和书堂山包围，据《韶山毛氏族谱》载：一钧流水一拳山，虎踞龙盘在此间。滴水洞灌木丛生，茂林修竹，密茂葱郁，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毛泽东的祖祖辈辈，曾在这里劳作和生活。他的祖父毛翼臣和毛德臣十分喜欢这个有山有水的地方，随后两人专门请风水先生查看，这里是千年难遇的一块宝地，在这里长眠，家族后人可以掌握中国的命运。两个人只喜欢与世无争的生活，对于风水先生的言论一笑置之。
十分迷信的何键听完萧某的分析后，觉得毛泽东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定是他的祖先在保佑，只要破坏了毛泽东的祖坟，那么一切事情都能够迎刃而解。
随后，何键暗中派湘潭县长王英兆毁坏毛泽东的祖坟，为了保护好祖先的坟墓，毛氏族人和附近的韶山民众联合起来，他们一方面利用滴水洞的地理优势，在山水相间的地方故布疑阵，他们在山上放炮竹，摆出平日围攻野猪的阵势，另一方面，将毛泽东祖坟的表面推平，然后盖上厚厚的草皮，将祖坟的墓碑隐藏好，最后在祖坟附近做好特殊的标记。这样，毛氏家族的祖坟被完好地隐藏起来。
当王英兆带着保安团来到虎歇坪时，迎接他们的是一顿噼里啪啦的炮竹声，保安团以为附近有游击队，他们被这些炮竹声吓破了胆，为了给何键交差，王英兆带着剩下的保安团，他们在虎歇坪附近随便挖了几下，然后回去向何键复命。
毫不知情的何键以为毛泽东的祖坟被挖，这次他可以高枕无忧，然而，接下来的战斗让他差点丢掉性命。按照上级指示，彭德怀率领红军进攻重兵防守的长沙，在红军的英勇作战下，长沙外围的反动军阀被打得溃不成军，何键一度以为自己要战死长沙。经过国民党军队的掩护，何键最终保住自己的老命，当蒋介石知道何键丢掉长沙后，他气得暴跳如雷，将何键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随后，蒋介石派大军围攻长沙，彭德怀率领红军撤出长沙。何键回到长沙后，当他听闻毛泽东的祖坟依旧完好无损，他决心向毛泽东复仇，在叛徒的带领下，何键最终抓住了毛泽东的爱妻——杨开慧。随后，何键不顾国民党内部的反对和社会舆论，将杨开慧残忍地杀害。
二次挖掘毛主席祖坟，何键“酒瓶子案”计划破产。
丢失长沙成为何键的一大耻辱，为了挽回自己的颜面，在杀掉杨开慧后，何键决定继续破坏毛主席的祖坟，何键吸取上次的教训，决定实行“酒瓶子案”计划，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为了确保破坏毛主席祖坟的计划成功，何键派自己的心腹——龚澍亲自办理这件事。同时要求熊士鼎积极配合龚澍，两人联合展开行动。
随后龚澍派两个特务来到韶山，要求他们表面上办理酒瓶子案，暗中侦查到毛主席祖坟的具体位置，然后彻底毁掉。对于这次行动，何键做出重要指示：要求底下人一定要将毛主席祖先的骨灰装到酒瓶中带回来，这样才算完成任务。
然而，事情并没有向蒋介石预想的方向发展，红军势力越来越大，最终成功在陕北胜利会师，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1939年，蒋介石得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毛泽东在韶山虎歇坪的祖坟依旧完好无损。蒋介石和何键破坏毛主席祖坟的愿望再次落空。蒋介石感到自己被戏耍。除了要部下严惩办事不力的何键外，他决定亲自派人破坏毛主席的祖坟——毛翼臣的坟墓。
身在重庆的蒋介石发布了重庆密电。要求军统亲自处理此事。军统高度重视这件事，他们派人立即联系了身在湖南湘潭的唐锦钟和王茂泉。中统要求两人密切配合，暗中毁掉毛主席的祖坟。事情圆满完成后，两人可以得到一笔不菲的财富。
王茂泉受到了军统指示，他立即来到了昔日同僚唐锦钟的家，两个人经过一番密谋后，决定雇佣当地的民工一起行动。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在1940年正月十五，趁着韶山百姓过节的时候，王茂泉和唐锦钟带着民工来到了虎歇坪，根据军统的调查指示，两人开始寻找毛翼臣的坟墓。忙活了大半天，王茂泉和唐锦钟也无法锁定毛翼臣的墓，无奈之下，两个人只好带领民工乱挖一通，毛主席的祖坟再次逃过一劫。
蒋介石破坏毛主席祖坟，毛主席以德报怨，派粟裕保护老蒋祖坟。
蒋介石在败退台湾前，他带着自己的儿子蒋经国祭拜自家的祖坟，蒋介石认为自己和儿子不仅是党国的罪人，同时还是家族的罪人，他们在离开前都不能保护好自家的祖坟。蒋介石认为，在他走后，毛泽东一定会和他一样，毁坏自家的祖坟，来报曾经的一箭之仇。蒋介石的这种想法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对于蒋介石挖掘自家祖坟的事情，毛主席一再强调：“这种做法完全丧失伦理道德，会永远地失去民心。自古云：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毛主席虽然十分痛恨蒋介石的行为，但是他并不想成为另一个蒋介石，他决定以德报怨，他多次指示粟裕：一定要保护好蒋介石的住宅，祖坟和其他建筑，不可以肆意破坏。
得知自己的祖坟非但没有破坏，反而在毛主席的主张下保护得十分完好，蒋介石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成功不是偶然，而是必然。至少在气度和胸怀上，我永远比不上毛泽东。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
第二十一章 《毛泽东时代的遗产》
毛的工业化建设也出现了许多严重失误，在工业化进程中确实存在着毛的继承人批评的“不合理”和“失调”的现象。像大跃进这样的严重失误，殃及全国，造成重大物质和人员损失。在共和国历史上，毛时代一些失误（无论其主观意图如何，至少是在实践中）还导致中国经济出现周期性的波动，毛采取的纠正措施和思想工作对此也无能为力。
最严重的失误莫过于农村生产增长缓慢，这对毛一贯强调要重视农业的思想是个讽刺。从1952年到毛时代结束，中国的工业以年均11%的速度增长，但农业产量年平均增长速度只有2.3%，勉强跟上人口年均增长2%的速度——在毛时代的25年时间里，中国人口增加了一倍。
中国工业部门本身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毛的政策虽然有助于减轻斯大林式工业化造成的不平等现象，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在1950年代初期建立起来的苏联模式的工业结构。
因此，在毛时代结束时，中国工业面临着与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工业类似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是导致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的部分原因。浪费、低效、人浮于事、官僚机构膨胀、生产率低下以及腐败等现象成为中国工业领域的顽疾。为了增加重工业投资，不惜以牺牲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代价扩大积累的比例。长期不重视贸易、服务业和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劳动阶级缺乏生产积极性。虽然在毛政权的最后十年（除了多灾多难的1976年），工业产量以年均10%的速度递增，但这种增长速度却是以忽视产品质量为代价，依靠国家不断加大对现代工业经济的投资维持的。
积累率（即限制消费而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资比例）从1960年代初期的23%增加到1970年代初期的33%，1978年竟然达到了36.7%的高峰值。在毛时代，国家资金主要用于支持重工业的发展，用于发展农业的投资只有12%，用于消费品工业发展的资金仅仅有5%。这些政策虽然有助于保持非常高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但抑制了消费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技术落后也加剧了工业中存在的问题。自力更生的政策限制（但不是完全阻止）了接受国外的先进技术，文化大革命又使高等教育和基础研究受到损害，打击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因此，在毛政权的最后年代，1950年代建立、技术已经过了时的工厂得不到及时更新改良，科学家和技术力量严重不足。
然而，尽管有这些失误和挫折，历史的必然结论是，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代。
1950年代初期，中国从较比利时还要弱小的工业基础起步，到毛时代结束时，长期被耻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前六大工业国家之列。
从1952年到1978年的25年中，中国的国民收入增长了五倍，从600亿元增加到3000亿元人民币，其中工业产值增长的比例最大。
以人均计算为基础，国民收入的指数（按照不变价格计算）从1949年的100（1952年为160）增加到1957年的217，1978年达到440。
在毛时代的最后20年，即1957年到1975年（毛的继承者对这一时期评价最低），即使把大跃进造成的损失也考虑在内，在这个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里，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了63%，总量翻了一番多。
无论毛时代的经济发展还存在哪些不足，它仍然是一个为现代工业化奠定了基础的时代。
事实上，与德国、日本和俄国——这三个国家是后起工业大国中成功的范例——早期工业化的进程相比较，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更快。
从1880年到1914年，德国经济的增长率为每十年33%。日本在1874年到1929年的经济增长率为每十年43%。苏联在1928年到1958年的经济增长率为每十年54%。而中国从1952年到1972年的经济增长率为每十年64%。这种经济发展速度，当然不是像西方记者错误地告诉读者的是什么“蜗牛速度”。
考虑到中国的经济成就几乎是在毫无外来援助和支持的条件下、在极其弱小的工业基础上通过中国人民的自力更生实现的，这样的成就确实令人刮目相看。
除了苏联在1950年代提供了一些有限的援助（中国在1960年代中期就还清了这笔费用，包括利息在内）外，毛的工业化是在完全没有外国贷款和投资的条件下进行的。
直到1970年代末期，中国还处于一个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陷于孤立状态，奉行的是神圣的“自力更生”原则。在毛时代结束时，中国既无外债，国内又无通货膨胀，这在发展中国家是独一无二的。
尽管现在谈论毛泽东时代的成就会受到非议，但是，历史事实说明，毛的政权在使中国实现工业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种进步是在十分不利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下取得的。没有毛时代的工业革命，后毛时代举世瞩目的经济改革就无从进行。
《但是，历史事实说明，毛的政权在使中国实现工业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种进步是在十分不利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下取得的。没有毛时代的工业革命，后毛时代举世瞩目的经济改革就无从进行。》
对中国人民来说，毛的工业革命要求他们进行艰苦的劳动和自我牺牲，正如日本和俄国工业化早期的情况。由于国家把大部分剩余产品都用于扩大现代工业部门的发展，人民的消费和生活水平很低。简单地说，国家通过剥夺它统治的人民、特别是农民，建立重工业基地，支撑日益庞大的统治官僚机构。
但是，情况决非像某些市场经济的热心拥护者所说的，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在毛的工业化年代没有任何改善。诚然，中国的国民收入迅速增长，但为此付出艰辛劳动的人民群众的收入没有获得相应增长。由于没有及时实行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新增国民收入的一部分被用于迅速增长的人口，但大部分社会剩余产品流入国库（从这里转向现代工业部门和官僚机构），在毛政权的后20年时间，只有很少部分用于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收入。
在毛时代后期，国家职工、包括全民所有制工厂的工人的收入有明显增长，1957年后，占劳动人口总数75%的农民的收入基本上没有什么增长。
但是，一些对衡量人民生活水平至关重要的成就，很难用经济统计的数字体现。
人们应该注意到，在毛时代，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学校数量大幅度增加，人民受教育的机会普遍增加。
大规模的文化扫盲运动成就显著。
建立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相对普及的医疗卫生体系。
在毛领导下的四分之一多世纪里，中国的人均寿命增加了近一倍，从1949年前的35岁增加到1970年中期的65岁，这些成就，是共产主义革命给中国绝大多数人民带来的物质和社会利益的最有力的证据。
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卡尔在结束他宏伟的多卷本苏联历史著作时曾警告说：“危险并不在于我们要去掩盖革命历史中的巨大污点，去掩盖革命带给人类的痛苦代价，去掩盖在革命的名义下犯下的罪行。危险在于我们企图完全忘却并在沉默中无视革命的巨大成就。”
《危险在于我们企图完全忘却并在沉默中无视革命的巨大成就。》
卡尔的话值得研究当代中国历史以及苏联历史的学者深思，因为革命本身很难有助于自己获得公允的评价。
最典型的是，巨大的社会动荡唤起了巨大的难以实现的期望，当希望破灭后，接踵而至的必然是长时间的幻灭感和虚无主义情绪，而革命取得的实际历史成就则被忽视或遗忘。
《而革命取得的实际历史成就则被忽视或遗忘。》
只是在革命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成为遥远的过去——通常需要几代人的时间——之后，革命的历史画面才会真实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只是在革命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成为遥远的过去——通常需要几代人的时间——之后，革命的历史画面才会真实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正是毛时代的污点、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深深地留在当代的政治意识和历史意识之中，人们不能够也不应该忘记这些事件的巨大失误及其带给人的生命代价。
但是，未来的历史学家在看到这些污点和罪行的同时，无疑会把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毛泽东时代（无论他们对此作出的其它评价是什么）作为世界历史上最宏伟的现代化篇章，作为中国人民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和个人的利益的历史阶段。
《但是，未来的历史学家在看到这些污点和罪行的同时，无疑会把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毛泽东时代（无论他们对此作出的其它评价是什么）作为世界历史上最宏伟的现代化篇章，作为中国人民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和个人的利益的历史阶段。》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
第二十一章 《毛泽东时代的遗产》
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赢得全国政权后曾许诺要进行两场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及跟随其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统治者在短短的时间里，完成了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遗留（实际上尚未开始）的资产阶级革命。
1950年代初，共产党人迅速将腐朽的、四分五裂的旧中华帝国改造成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亿万中国人有了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社会责任感。随着1952年的土地改革运动的结束，长期停滞的土地革命划上了句号，最终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消灭了腐朽的地主阶级，绝大多数中国人民从传统形式的经济剥削和社会压迫中获得了解放。
共产党实现了国家领土的统一，建立了强大的中央政府和统一的国内市场，废除了农村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为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辽阔国土上蕴藏的巨大人力和物质资源，现在可以用来实现落后的、停滞不前的经济发展，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转变。
国民党的创建人、有“国父”之称的孙中山先生在二十世纪初曾提出他的奋斗纲领：国家统一，民族独立，“耕者有其田”，发展现代工业。
人民共和国初期取得的成就，正是孙中山为之奋斗的目标。共产党完成了孙中山未竟的事业，他们可以当之无愧地宣布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这位最杰出人物的合法继承人。
1950年代初，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正如毛在1949年自豪地宣布的，长期（直到不久前）置身于最悲惨、最贫穷的国家之列的中国，确实在世界上“站立”起来了。今天，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强大的和迅速现代化的国家屹立于世界。
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阶段，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革命的传统模式。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在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目标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进行的，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在中国大陆的成员，既不是这场革命的领导者，也不是受益人。
此外，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典型特征，是创造有利于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而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并非如此。城市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农村的个体农民所有制，无论在规模和存在的时间上都受到限制，这些限制是由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目的是废除私有财产——统治的国家强加的。在北京的共产党领导人认为资产阶级革命阶段的历史任务已经基本完成（现在看来为时过早）后，他们毫不迟疑地开始了第二场革命。
1953年，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刚刚四年之际，便开始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但这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物质匮乏和贫穷的条件下开始的过渡。在毛时代其后的二十多年里，在“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他们同步进行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的建设。
许多研究者认为，毛时代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追求工业现代化的手段与社会主义目标的统一。毫无疑问，这是毛的目标，也是毛主义的主张。但是到最后，毛泽东在经济现代化上的成就远远胜过他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成就。当然，这种看法与现在流行的观点是不一致的，流行的观点是，毛为了“意识形态的纯洁”而牺牲了“现代化”发展，毛晚年为了无谓地追求社会主义精神乌托邦，忽视了发展经济。
然而，这种观点不符合历史事实，历史记载表明，毛时代是一个迅速工业化的时代。在毛之后时代对毛时代的经济发展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其经济发展中的缺陷，而不是肯定其成就。批评家们承认，在毛时代，工业总产值增加了38倍，重工业增加了90倍。尽管中国的工业基础原来就十分薄弱，由于外敌入侵和内战的破坏，工业产量在共和国成立时不及常年的一半。
但是，从1952年（工业产量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到1977年，中国工业产量以年平均11.3%的速度递增，在现代世界历史上，与任何国家在类似的发展阶段上相比，中国的发展速度都是惊人的。在毛时代，工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3%提高到50%以上，农业产值的比重从58%下降到34%。
正如一位著名的澳大利亚经济学家所说：工业份额在国民收入中如此迅速增长（几乎是30%）的现象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在工业化进程的最初40至50年中，英国的工业产值的比重仅仅上升了11%（1801—1841）；日本是22%（1878/82—1923/27）。在战后新典的工业化国家中，也许只有台湾在这方面的发展速度才可与中国大陆相媲美。
中国从一个基本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相对的工业化国家，反映在与现代化相关的产品的生产大幅度增长上——至少是在“信息社会”前。
从1952年到1976年，钢产量从130万吨增加到2300万吨；煤产量从6600万吨增加到4.48亿吨；发电量从70亿千瓦/小时增加到1330亿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几乎是零到2800万吨；化肥产量从20万吨增加到28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加到4900万吨。
到1970年代中期，中国能够生产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和远洋轮船，中国还能够制造原子弹和洲际导弹，在成功地进行了首次核试验六年后，中国于1970年发射了人造卫星。
工业化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毛时代，虽然仍有占人口的75%、约四亿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但工业劳动力从1952年的300万增加到1970年代中期的5000万，这一数字包括在农村小工业化政策指导下，成为社办或队办工厂工人的2800万农民。
此外，在与工业关系密切的交通与建筑领域中，有2000万工人。中国还建立了一支新型的技术知识分子队伍，中国的科技人员从1949年的区区5万人（1952年为42.5万人）增加到1966年的250万人，1979年达到500万人，其中99%是1949年后培养起来的。
毛时代还兴建了巨大的灌溉和水利工程，这些工程对1980年代初期农业生产的发展高潮起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