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文革中的张铁生和改开后的莫言
改开后的《莫言》：本名管谟业，男，1955年2月17日出生于山东省潍坊高密市东北乡文化发展区大栏平安村，中国当代作家，中共党员。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国际写作中心主任 ，河北大学特聘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2012年10月成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
1966年，辍学回乡放牧牛羊 。1973年8月，作为农民合同工到高密县第五棉油厂工作 。1976年2月参军，曾任战士、班长、教员、干事等职 。1978年，开始进行文学创作。
《莫言》1955年生，1966年，辍学回乡放牧牛羊 。小学没学完辍学回乡放牧牛羊 。11岁开始放牧牛羊 ，至1973年，作为农民合同工到高密县第五棉油厂工作 。18发开始工作，至1976年参军，时年21岁。
《莫言》一生的“命运改变“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中。《莫言》不是参加《高考》而“改变命运“的。《莫言》不是通过“上大学“而“改变命运“的。《莫言》不是通过努力“读书“来“改变命运“的。这里没有没有说他学历低而成不了大作家。列举这些事实是想告诉那些唯学历论的《莫言》的帮凶们：《莫言》就是一个小学都没有毕业的农村放羊娃出生。现在成了“你们心中的大作家“了。
《莫言》的参军不是被“抓壮丁“拉去当兵的。是自觉自愿去参军的。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中当“干事“是干部待遇，一个小学都没有毕业的农村放羊娃在古今中外军中能提干？就是今天的走资派特色政府里的一个小学都没有毕业的农村放羊娃，《中国人民解放军》还要不要招收？更别说提拔当“军官“了。
《莫言》还是一名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莫言》还是一名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中国当代作家，国际写作中心主任 ，河北大学特聘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2012年10月成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中当“干事“后，又被提为正排级教员。部队恢复授衔时，被授予上尉军衔，后被提为少校。1993年改为文职干部，享受副师职待遇。
因作家徐怀中在解放军艺术学院（现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创建文学系，并看到莫言的《民间音乐》后，十分欣赏，破格给了莫言参加考试的机会，以优异成绩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不知考些啥？
在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生班毕业，之后获得文艺学硕士学位。获得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在德国与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德国总理默克尔等共同出席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开幕式。担任网络文学大学名誉校长。获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与时任中国总理李克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中国青年作家代表蒋方舟共同出访哥伦比亚，并参与中拉人文交流研讨会。当选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又获香港浸会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首度书法个展《笔墨生活——莫言墨迹展》在北京时间博物馆展览。参与编剧的歌剧《檀香刑》在国家大剧院演出。获得第15届十月文学奖短篇小说奖。获第六届汪曾祺文学奖。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被英国牛津大学摄政公园学院授予荣誉院士称号，学院同时宣布成立以莫言命名的国际写作中心。被秘鲁天主教大学、迭戈·波塔莱斯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长诗《饺子歌》获得第五届中国长诗奖特别奖。入选2020中国品牌人物500强，排名51。获第十二届《上海文学》奖特别奖。当选中国作家协会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成为河北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新闻周刊》在北京揭晓了2023“年度影响力人物”，莫言获年度文化贡献人物 。
为什么莫言其人其文在后四十年大行其道，并获得“体制和读者的双重肯定”，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引领者”。难道只是因为他获得了诺贝尔奖吗？走资派特色政府不“起诉“他，答案也许就不言自明了。
无论从政治还是法律角度看，起诉莫言都不会有什么结果。当年乌有之乡组织10万人公诉茅某轼，成了吗？以及前几年全网声讨呼吁惩处日记方，这二人的言行比莫言恶劣多了吧，结果如何，还不是像大熊猫一样被保护得好好的？须知在走资派眼里，他们都是自己人。要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嘛。
如果在鲁迅时代，那么莫言一定会成为鲁迅笔下那条“丧家的”、“资本家也包括一切压迫者，帝国主义及其豢养的汉奸的乏走狗”！
文革中的《张铁生》。张铁生是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的一个普通插队青年。1950年，张铁生出生在辽宁省兴城县。1968年10月，张铁生从辽宁省兴城县初中毕业，被分配到兴城县望海公社厂子沟大队插队落户。1969年秋天，其母亲响应国家号召城镇人口下乡的运动，从城里回到家乡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张铁生跟随母亲来到这里继续插队。半年后，被当地农民推选为大队仓库保管员。1971年，被推选为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并加入中国共青团。他还和同村姑娘小侯谈恋爱。在队长任内，张铁生坚持原则、反对干部搞特殊化。枣山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岳阳波的孩子，将生产队的一只胶轮车的内胎割成了弹弓皮玩，张铁生坚持要岳阳波照价赔偿。生产队里部分干部白天出去开会，清早不出工，仍算工分，张铁生坚持按照缺早工扣除这些干部的工分。张铁生也是生产队里出勤率最高的人，1972年出勤340多天。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采用“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的方法，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下乡知青中招生。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明令废除高考文化课考试，提出了“十六字”招生办法及“两个估计”，全国高等院校开始大规模招收工农兵学员。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邓小平复出后，经其努力，1973年4月国务院批准了国务院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对1971年开始实行的推荐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的规定进行修订，增加了“文化考试”的内容。
1973年6月，张铁生被枣山大队推荐考大学工农兵学员，他在公社招生组“考生登记表”中的“本人志愿”一栏填写了兽医、农田水利两个专业。作为生产队长，他要率领社员锄草抗旱，没时间复习功课。本来县里通知称，考前会组织考生统一复习3周，张铁生认为有这3周足够。不料县里后来取消了复习计划，但张铁生不知道。6月27日，接到通知的张铁生赶到县城，成为最后一个到达的考生。带队的人对他说，快回家取书，明天开卷考语文，后天考数理化，大后天回家听信。张铁生慌了，赶紧到商店买了一支小钢笔，同学们给他送去了大批初中教科书，张铁生抓紧看了数学教材。
次日即1973年6月28日，张铁生匆忙上阵参加统一文化考试的第一科语文开卷考试，作文题《谈学习〈为人民服务〉一文的体会》，张铁生在草稿纸上写完后没来得及把它抄到考卷上。6月29日上午开卷考数学，试题大部分是基础知识和常识，考生可查书，监考教师也可对考生作适当启发。中午，张铁生坐在公园长椅上，起草了一封给领导的信，解释自己没能好好复习功课的原因，希望领导酌情考虑，随后疲劳的张铁生在长椅上睡着。等他醒来赶到考场，已开考20分钟，考场闭门。张铁生跳窗进入教室。因为该考场是他的母校，监考教师认识他，所以还是给他发了考卷。张铁生拿到物理化学考卷后，只会做前面几道小题，监考教师催他快答题。这时离考试结束时间还很长，张铁生便将中午起草的信抄到理化考卷背面。当时在考场上写信的不仅有张铁生，还有一位女知青。6月30日，张铁生得知考试结果为：语文38分，数学61分，物理化学6分（并非“白卷”）。
沈阳军区政委、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毛远新（分管文教和宣传）得知一个生产队长答不出卷子给领导写信时，当晚便命人打电话将考卷和信送来，并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到兴城县调查。联合调查组经调查后，看中了张铁生，认为女知青报考的志愿都是理工科，说明她考大学的目的是离开农村，而张铁生报考的第一志愿是兽医，第二志愿是农田水利，可见他上大学不是想离开农村，而是想更好地建设农村，上大学的动机非常好。此外，张铁生的信也比那个女知青写得好。
7月15日，兴城县招生办公室通知张铁生补考，张铁生除回答了一般问题外，还针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写了篇批判文章《大学门，向谁开》。7月16日，调查组回到沈阳，毛远新听取汇报后，亲手删去了张铁生信中要求上大学的字眼，并加了编者按，指示《辽宁日报》发表。7月19日，《辽宁日报》头版头条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张铁生写在试卷背后的信。经毛远新删改后刊登在《辽宁日报》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中的张铁生的信是：
尊敬的领导：
书面考试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一九六八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天近十八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二十七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老老实实地退场。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与贫下中农的革命事业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所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喜降春雨，人们实在忙，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接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是，几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些什么，总觉得实在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我是按新的招生制度和条件来参加学习班的。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会知道的，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虽然很浅，但我印象也很浅，有两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
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对于我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并非可耻，可以勉强地应付一下嘛，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没有意思）但那样做，我的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的教育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荐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白塔公社考生 张铁生
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
编者按称：“张铁生同志是一九六八年的下乡知识青年，共青团员，现任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他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转发了《辽宁日报》刊登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并另加编者按：“七月十九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一位下乡知识青年的信，并为此加了编者按。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随后，《红旗》杂志转载时发表评论，认为搞文化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1973年的文化考试很快作废。
1973年9月，根据张铁生想学兽医或农田水利的志愿，有关部门分配他到辽宁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学习。提前报到的同学们得知和张铁生在同一个班，都希望能在车站接到他。最后接到他的是女同学董礼平，后来成了张铁生的妻子。张铁生成为辽宁农学院工农兵学员。1974年3月，张铁生和师生们一起到农村。在4个月时间里，张铁生和同学们为生产队治疗牲畜疾病，并且为农村培训了一批赤脚兽医。
1976年10月10日张铁生大学毕业，回到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继续插队务农。10月17日，辽宁省知青办的一位领导和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干部乘吉普车来到村里，以到锦州开会的名义，将张铁生带走。从此张铁生开始了监禁生涯。有关部门起初将张铁生安置在兴城县当地驻军的军营内。
驾驭战争的自由，来自认识战争的必然。战略计划的实施，是"战争的一次性闪光灯"，使用一次就展现一场战争的结局，留给历史的或是辉煌、或是灾难。战争对战略指导的最初和最后的要求，都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有人统计，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世界上发生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战争是两次世界大战、抗美援朝战争和援越反美战争。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双方投入的都是久经沙场考验的部队，都派出最优秀的指挥官并把战争指导艺术发挥到了极致。抗美援朝战争的激烈程度是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这场双方武器装备优劣悬殊的战争中，不仅敢于而且善于同强敌作战并取得胜利，可以说达到了军事指挥艺术和部队素质表现的最高境界。
战争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两军对阵，了解敌方的战略企图、军事部署、兵力兵器的数量与质量固然重要，但从战争指导的最高层次讲，还必须了解对方的历史、哲学和统帅特点。
在战争史上，言出即行而又出敌不意是很难做到的，在朝鲜战争中，新中国再三发出警告而且说到做到。
美国当局和"联合国军" 总司令麦克阿瑟却不相信中国真的要抵抗，特别是麦克阿瑟断言侵朝战争"是赢定了"，中国出兵参战的"可能性很小"，"不足为患"。
毛泽东非常重视研究麦克阿瑟的性格和作战特点。
毛泽东说，麦克阿瑟越狂妄、自负、好大喜功，越对我们有利。麦克阿瑟没有指挥大兵团在广大地域作战的经验，而有丰富的越岛进攻作战的经验，因而在仁川登陆，包抄朝鲜人民军的后路是他的必然之举。
基于这种判断，早在朝鲜人民军胜利南进，美韩军退守"釜山防御圈"时，毛泽东就提醒要防备美军在仁川登陆，并从中国南方调兵北上，组成东北边防军，后来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批参战部队。
这是"胜兵先胜而后求战"的战略预见与战略预置。没有这一举措就没有后来的胜利。
反观敌军方面，麦克阿瑟，按美国评论家大卫·里斯的说法，是位凭"想象和直觉，而不是军事的逻辑和科学"指挥作战的美军司令官。他在完成仁川登陆这一朝鲜战争中的杰作之后，接着就是一个大败笔，他在所谓"圣诞节攻势"中，亲自把美军赶进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包围圈而遭到惨败。
当时在朝鲜战场东西两线，如果没有麦克阿瑟和阿尔蒙德的冒进命令，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计划难于实现；如果美第8军军长沃克和陆战1师师长史密斯坚决执行上级的错误命令，则他们的损失将会更加惨重。
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证明，在战略指导上的几个重大问题的抉择，毛泽东的判断和决心是完全正确的。
例如：第一次战役胜利后，敌人退到清川江左岸固守。如何打第二次战役，毛泽东决定采取诱敌深入，待敌进入我预设战场后，我以迂回包围穿插战术，各个歼灭进攻之敌。而另一种主张则要求乘胜追击。如果按后者主张去打，第二次战役不会取得那样大的胜利，至多打成一个击溃战。
又如1950年底，中国人民志愿军突破"三八线"后，打到"三七线"附近地区。此时中国人民志愿军物资供应极为困难，连打3个战役已十分疲劳，为防南进过远，被敌所乘，毛泽东高屋建瓴，部署就地转入积极防御作战。
此举为后来的第四、五次战役和两年多的阵地防御作战创造了条件。如果当时继续向南猛追，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再如1953年夏季停战签字前夕，敌人仍采取种种手段破坏停战。
毛泽东决心再发动一次较大规模的反击战役，以打促停。而另一种主张是不再采取军事行动，马上签字。中国人民志愿军按毛泽东的作战部署发起夏季反击战役，在25公里正面上突入敌防御纵深最远达15公里，歼敌12万3千多人，收复土地240平方公里，从而争取到更有利的条件实现朝鲜停战。
抗美援朝战争的事实和结局证明，在战争指导方面，毛泽东始终胜敌一筹。而美军在战役上的失利则是替战略付出了代价；它在战略上的失败又是替美国的政治付出了代价。
在中国出兵朝鲜后，美国人曾经发出在朝鲜战场使用原子弹的叫嚣。对此毛泽东表现了大战略家的从容。他指出：不要说苏联已经掌握了核武器，杜鲁门不敢冒险打一场原子战争，就是真想在朝鲜投原子弹，也没有义务通知对方。美国的核讹诈终于灰飞烟灭，草草收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毛泽东在战略指导上，展现了他一贯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举重若轻游刃有余的统帅风格。
战争不仅是两种军事力量的较量，而且是两种哲学、两种战争智慧，以及两种道德和勇气的较量。战场是最公平的考场，中国人民志愿军创造的进攻穿插作战的奇迹，至今无人能够超越
抗美援朝战争是异常激烈的。在朝鲜半岛狭小的战场上，双方投入兵力最高达30 0多万人。美国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现代化兵器。某些战役战斗的炮火密度、飞机轰炸密度、战场兵力兵器密度和伤亡比例，都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录。而我军参战初期，既无空军，又无海军（后来虽有少量空军参战，也只能掩护后方主要交通线，不能直接支援一线作战）。陆军装备也相当落后，参战初期基本是靠步兵和少量炮兵作战，而且是过去缴获的各种陈旧武器混用。但是，我军是一支久经战争锻炼和考验的人民军队。他们英勇善战，克服了一个个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以劣势装备战胜高度现代化的敌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业绩，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美国在亚洲的扩张政策，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与中国进行直接和间接较量，都遭到了挫折。这种心理重创，在90年代的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得到补偿，但这两场战争的胜利都带有夸大的成分。
例如海湾战争中，被称为杰作的从伊科边界向巴士拉迂回作战的"左勾拳"行动，如果把地图颠倒过来看，再换到朝鲜的地形上，就是1950年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军从德川向军隅里、三所里穿插迂回，切断美9军退路的战法的翻版。但海湾战争美军的"左勾拳"是用装甲部队打伊拉克的溃军，正如美国的一个材料上所说，"伊军的混乱状态使盟军部队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主要战略机动---相当于13个师的'左勾拳行动'"。
在这次作战行动中，美军每小时攻击前进的速度，第7军是2．4公里，第18空降军是4．1公里。而当年朝鲜战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军的"左勾拳"，是步兵作战，每小时攻击前进的速度是5公里，14个小时连续作战，先后打垮南朝鲜第7师、土耳其旅、美25师、美骑1师、英29旅各一部，前进70公里，切断了敌军的退路。向南突围与向北增援之敌相隔不到1公里，在大量飞机、坦克支援下，却始终不能前进一步。这一仗，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军创造了步兵进攻作战速度的极限，获得"万岁军"的赞誉。有人评价说，有史以来步兵从未如此辉煌过。
人与武器同等重要。越是以弱胜强，人的能动因素越起决定作用。越是现代高技术战争，武器装备因素对胜负的影响越大。建立一支掌握现代高技术兵器的人民军队，是保卫国家安全和确立大国地位的基本条件。
抗美援朝战争中，虽然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武器装备及其他物质条件上处于明显的劣势，但经历了20多年国内革命战争和反侵略战争锤炼的中国人民军队也有着许多不同寻常的优长。有敢打必胜的信念，有以弱胜强的丰富作战经验，有久经锻炼的高素质的部队和著名战将。加上战争的正义性质，得道多助，士气高昂。这些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
但是勿庸讳言，由于敌我武器装备优劣悬殊，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火力、机动力和后勤补给能力与对手相比，都相差甚远。战争证明，没有必要的现代化技术装备，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就影响取得更大的胜利。这场战争使新中国政府和人民认识到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以便有效保卫国家安全的迫切性，因而下决心建立自己的军火工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军。
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现代化建设的发轫。在战争开始后，中国人民志愿军迅速着手建立了新的军、兵种，特别是空、海军和装甲部队，边组建边投入作战，在战争中成长壮大。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了现代化战争的经验，各军、兵种在实战中得到了锻炼和考验，造就了一大批适应现代作战需要的军事指挥人才，并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基础上，依据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作战的经验，进一步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科学。
抗美援朝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惟一的一场两个对立的大国直接参战的大规模局部战争。不过在彭德怀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以连续的进攻行动将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军"打回"三八线"之前，国际社会还不承认刚刚站起来的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大国。西方的习惯观念认为，在战争中打败大国军队的国家才具备公认大国的条件。就这个意义说，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后确立大国地位和中华民族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奠基之战，是中华民族重新崛起走向繁荣富强的里程碑，它将永久载入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辉史册。
《莫言》从一个小学都没有毕业的农村放牛羊娃，参加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经过战士、干事、军中付师级作家，写了许多书。《莫言》还是一名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莫言的书被同样是军中的老作家如魏巍等曾率先批判长篇小说《丰乳肥臀》，他们通过对高密抗战老红军、老八路的采访，撰写了题为《文坛的堕落和背叛》的综合报道，极力批判《丰乳肥臀》歪曲共产党的抗日历史、丑化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
在一片批判声中，《丰乳肥臀》被封禁，其作者莫言被退役。《莫言》被转业地方之后，随着那些批判《丰乳肥臀》的老作家和老革命的相继离世，随着"继续革命"或“革命”二字的讳莫如深，《丰乳肥臀》在国内解封，在国外出版，其作者也随之戴上了作协副主席、诺奖、国内多所大学教授、国外多所大学名誉博士等桂冠。这就等于，向世界兜售反动文字，向敌方递上舆论刀把。
《莫言》回到地方之后，与《浙江文艺出版社》合作出书。为什么是《浙江文艺出版社》？用《莫言》的话说：““我祖上是浙江人，据家谱记载，我们祖先在浙江龙泉生活过很长时间，我的祖先是个相当于副总理级别的高干，也有祖先是有名诗人，至今还有管姓很多族人在龙泉生活。”
莫言原名管谟业，2010年他还曾专门去龙泉寻根访祖，“我们祖先从龙泉慢慢往北迁，因为管姓的发祥地在山东齐国。”
自2012年得诺奖以来，市面上莫言作品的需求量剧增，同时也导致版本繁杂，质量参差，侵权盗版问题严重。莫言此次将其迄今为止曾经发表出版过的所有作品的出版版权独家授予《浙江文艺出版社》。莫言对此的解释是自己“算半个浙江人”。
此次《浙江文艺出版社》获得独家授权的“莫言作品全编”，囊括了莫言自1981年开始创作以来36年发表过的全部作品，属于第一次全面、系统、完整地展示莫言迄今为止的创作成就，涵盖了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散文、剧作、演讲、对话等诸多体裁。所有内容经过详细审校，被莫言认可为“定稿版”。此次出版的“莫言长篇小说系列”是这套全编推出的第一批作品，囊括了莫言迄今为止的十一部长篇力作。两个月后，“莫言中短篇小说系列”(五种)亦将推出。莫言为全新版的十一部长篇小说和五部中短篇小说亲自题写了书名，并为每部作品手书了别具一格的 “诗词”作序。
莫言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有向瑞典学院推荐得奖候选人的权利说：“我会好好行使这个权利，我也确实推荐了，但不能告诉你们。”
那么，是谁推荐莫言获诺奖的？日本人《大江健三郎 》连续五年推荐莫言。日本的大江健三郎和奖委员会的马悦然是莫言获得诺奖的两大贵人。马悦然曾亲自前往美国推荐莫言的作品，大江健三郎将自己获奖的经验和获奖的诀窍传授给莫言。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有关莫言作品入选中学生教材。语文出版社称，目前该社已确定将莫言作品收录在高中语文选修课程中。《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李敬泽认为，莫言早期的短篇小说充满诗意，非常适合中学生读。
莫言得奖、翻译有功，当莫言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第一位中国籍作家的消息传来，他的瑞典语译者陈安娜也成为中国读者关注的对象。由陈安娜翻译的《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等三本小说在瑞典出版，最近一本《生死疲劳》更在哥德堡书展上被隆重推荐。诺奖评委会给予莫言的“魔幻般的现实主义”评价，正与《生死疲劳》的主题契合。为此，不少中国网友向陈安娜表示感谢，称赞“好的翻译是作品的重生”。而陈安娜也通过微博回应：“谢谢大家！请别忘记，莫言有很多译者，文学院也看了不同语言的版本：英文、法文、德文等。”
正如陈安娜所言，在中国当代小说家中，莫言是作品被译介至国外的数量第一人。目前，他的大部分长篇都被翻译成外文，其中《红高粱家族》有16种译本，长篇小说《酒国》有6种，《丰乳肥臀》《天堂蒜薹之歌》等都有各种译本。文学研究专家普遍认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耀，也是国际文坛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肯定，而这其中，莫言作品的译作家们功不可没。
《莫言》获得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在德国与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德国总理默克尔等共同出席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开幕式。担任网络文学大学名誉校长。获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与时任中国总理李克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中国青年作家代表蒋方舟共同出访哥伦比亚，并参与中拉人文交流研讨会。当选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起诉莫言》要惊吓到多少权贵？《起诉》这条道能通吗？
老八路老革命激动地、斩钉截铁地说：“在革命战争，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党和军队是不腐败的，而且是惟一不腐败的一支政治力量。如果不是这样，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根本不可能的。”
“说句不好听的话，现在共产党确有许多腐败现象，那时的共产党却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呀！”
他们接着说，“这不是说，我们抗日军队没有个别的缺点。可是，我们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的政治纪律，却是当时任何别的武装力量所根本不能比拟的。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主流。我们的党和国队是惟一舍身为国，出生入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集团和武装力量。我们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真正的鱼水关系。如果我们的武装力量像小说中描写的那样一群浑浑噩噩、为非作歹的乌合之众，我们不是早就完蛋了吗？腐败绝对不是我们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所固有的。
当前，我们所面对着的种种腐败现象，恰恰是忘记、丢掉、背弃了这些光荣革命传统的产物。《丰乳肥臀》却告诉人们，我们的党和军队，从来就是那个样子。这是根本违背历史事实的。当时，我们能够在极其艰苦、险恶的情况下生存下来，壮大起来，并最后取得胜利，靠的正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人民群众亲密无间的血肉联系。否则，我们一天也不可能存在下去！”
他们气愤地、深情地说：“我们当年参加革命，谁想到挣钱？谁想到作官？谁想到追求个人享受？甚至谁想到还能活到今天？
我们是用自己整个的生命，贡献给民族解放的事业。千千万万先烈为这一神圣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我们这些人能活到今天，是幸存者。我们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正义的胜利，民族大义的胜利，人民的胜利，人民军队的胜利，更是党的胜利。它来得比我们想象得要快，更来得不易。
你这样来糟蹋它，你是什么东西！这完全是一种历史的逆流。不仅是《丰乳肥臀》，还有那本《红高梁》，也是写高密的。这样来糟蹋我们的历史，到底是什么意思？还大出风头。外国人喜欢这样的作品，如获至宝，给你奖励，都不足为奇，可以理解。有这个材料，他们是求之不得的。他们就是要丑化我们，出我们的丑。
可是，我们的国家出版社——作家出版社为什么还要拿来大量出版，我们的一些头面人物为什么还要高度评价，大力吹捧？有关单位还给予高额奖励，大炒特炒，大出风头。这值不值得我们的文艺领导部门考虑呢？他们对这股潮流采取什么态度？你赞成还是反对？
毛泽东的《讲话》还应不应该作为我们文艺的指导方针？我不能理解，我感到非常气愤！你的书写得粗糙，艺术性不够，都可以谅解。现在不是这样，他就是对共产党仇恨。不仅糟蹋共产党，糟蹋了革命，也糟蹋了人民，糟蹋了你的妈妈、姐妹，你的父老乡亲！你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情来？难道你就拿这样的货色‘奉献给自己的母亲’？”
“这就是文艺界的一种腐败的现象！歪曲历史，歪曲现实，诬蔑你的先辈，诬蔑人民，诬蔑抗日军队，哪一条你能站得住脚？老实说，文艺界堕落到这个程度，我是想不到的。太肮脏了！无法卒读。就是书摊上那些被禁止黄色的东西，也没有下流到这个程度。它应属于‘扫黄’之列，大扫、特扫之列！文艺批评不展开，不争论，实在是不行了。”
他们一再发出感叹：真是想不到，无法理解！出自人民军队的作家之手，就更难以理解了！我们的部队是不应当出这种事的。这也可以说明一点问题吧！我们感到非常痛心！”
文坛的堕落和背叛——老红军老八路怒批莫言《丰乳肥臀》
【编者按】本文为《中流》（现代文学期刊）记者的专题报道，题为《文坛的堕落和背叛——在山东高密地区战斗过的老红军老八路看〈丰乳肥臀〉》。原文发表于该刊1996年第12期。现予重新编发，以飨读者。
文坛的堕落和背叛
——在山东高密地区战斗过的老红军、老八路看《丰乳肥臀》
本刊记者
《丰乳肥臀》这部小说中，用1/3的篇幅描述的高密地区抗日阶段的历程，却显然完全违背了历史的真实。真正亲身经历了那个时代的老红军、老八路讲述真实的历史，看出莫言小说的颠倒是非和故意污蔑革命历史、人民和中国共产党。
问题的提出：“史诗”？还是“反史诗”或“颠覆史诗”？
长篇小说《丰乳肥臀》，曾被人说成是反映山东胶东高密县地区生活的“史诗式的严肃之作”。有的评论者甚至认为，小说“辉映出了北方人地近一个世纪的历史风云”，“是一部严肃的、诚挚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作品，对中国的百年历史具有很大的概括性”的“巨著”，并且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次突破”，“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杰作用”。因此，它不仅得以被中国最重要的、最权威的文学出版机构之一隆重推出并广为传播，还破天荒地获得被授予10万元奖金的“殊荣”。一时间这部作品的问世，被当作文坛盛事，被捧上了天，被“炒”得火红、火红……。
当有人对这一点提出根本质疑的时候，有的人却又站出来辩解说，小说所反映的根本不是历史。因此，就根本不应当用历史的真实性、深刻性去要求它、评价它。意思说，你批评我不符合历史，可是，我所反映的根本就不是历史。
这真正是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愿意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怎么说都有理了！
我们不妨看看发给《丰乳肥臀》10万元大奖，在颁奖时的“评委会评语”：
“《丰乳肥臀》是一部在浅直名称下的丰厚性作品，莫言以一贯的执着和激情叙述了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深刻地表达了生命对苦难的记忆，具有深邃的历史纵深感。……情感诚挚严肃，是一部风格鲜明的优秀之作。”
这里说得不是明明白白吗？“对中国的百年历史具有很大的概括性”，反映了“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和“历史纵深感”恰恰是给予这部作品大奖的最主要的“根据”。说这部小说与历史根本无关云云，纯粹是极其拙劣的睁着眼说瞎话的欺人之谈。
上述的“白纸黑字”，至少足以证明，如何看待和评价《丰乳肥臀》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如何看待山东高密地区的人民和那个地区半个多世纪以来革命斗争的光荣历史的问题，也是一个透过高密的历史来看待整个中国的百年史，特别是本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史的问题。在这个基点上，争论的双方，其实是并没有根本分歧的。
问题在于，《丰乳肥臀》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呢？它在多大程度从本质上真实地、客观地反映了高密地区的历史和人民生活的面貌？在多大程度上真实地、客观地反映了整个中国百年来的历史沧桑？它给了我们一种什么样的“历史纵深感”，怎样反映“中国的历史进程”，对“中国的百年历史”做出了怎样的“概括”？它所表露的又是怎样一种“执着的激情”呢？它真的可以称得上反映高密地区，以至整个中国近百年的“史诗”吗？
最近以来，这部作品，在文艺界、思想界，引起了较大、较多的讨论和争议（这种讨论和争议，在本刊也曾陆续有所反映），分歧的焦点，实际上就是围绕这个方面而展开的。
我们也不妨看一看与此有关的评论！不久前《文艺争鸣》发表了署名张军的一篇评论:《莫言：反讽艺术家》。在这篇文章中，就提出了一个值得人们重视和深思的论断：
“有人说《丰乳肥臀》是一部史诗。我认为，与其这样说，不如说是一部‘反史诗’来得准确。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它都有一种反史诗，或者说颠覆史诗的味道。”
文章作者还明确地认为，他所说的这种“反史诗”或者对历史的“莫言式反讽”，并不是对一时、一事、一地一枝一节的历史和社会现象的“反讽”，而是对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的总体的、根本的“反讽”，一种“颠覆”性的“爆破性”的“世纪反讽”。
我们不能不这样来提出问题：《丰乳肥臀》到底是一部20世纪中国的严肃的史诗，还是一部对中国历史，特别是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那场革命的伟大历史，大唱反调，对之歪曲、颠倒、嘲弄、否定、亵渎、背叛的“反史诗”，“颠覆史诗”和“世纪反讽”呢？
到底怎样看我们的人民，怎样看我们的民族，怎样看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怎样看高密那个地区的父老乡亲的生活和斗争？怎样看高密和整个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战争？这难道是不应当弄清楚的枝节问题吗？
当文艺界和社会各方面从这一角度，对这部作品提出批评；对给这部作品以10万元大奖的非寻常的举措表示异议时，我国的一位“著名作家”不是就立即被请出来，通过在几个大报连续大发“广告词”（!），为之加油打气吗？说什么“《大家》（首发这部小说，并发给10万元大奖的一家刊物）是用自己博大精深的作品来说话的”。在这个刊物上发表并破例获奖的《丰乳肥臀》，当然也就归入“博大精深”之列了。“《大家》出大家”。《丰乳肥臀》的作者，因在这份刊物上发了这部作品，当然也就成为当之无愧的“大家”了。
这就是某些人对社会各方面的批评所做出的强烈反应。
寻访历史见证人
对这些问题，最具有发言权，最有资格作出权威回答的，当然不是自封的“著名作家”或其他什么人，而应当是我们这个世纪的当事人，首先是世世代代生活在高密那个地方的基本人民群众，更应该是曾经亲身在那个地区战斗和生活过的，为之献出过青春、鲜血和生命的几代革命的老前辈——老红军、老八路、老革命、老武工队员、老共产党员……。
在首都北京有没有可能找到这样的历史见证人和历史当事人呢？这部作品所反映的毕竟是刚刚过去不久的历史，而不属于早已被人忘却了的“死无对证”的遥远过去。亲自参与、经历、目击过那一段历史和生活的人们中的相当一部分，还是健在人世的。
他们对这部小说是持怎样一种看法？我们可不可以多少听一听这一部分人的看法呢？
毕竟，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人民群众，才是文学艺术的最权威的评判者！
为此，本刊记者开始了一个寻访的过程。
这个寻访过程，实际上是从本刊编辑部本身开始的。我们的副主编陈志昂同志早在还是一个少年作曲家的抗日战争时期，就曾经为词作者于在水同志写的一首反映高密周围地区抗日斗争的歌词谱过曲。这支题名为《高平路民兵歌》，满腔热情地歌颂高密、平度人民英勇抗敌的抗日歌曲，曾刊载在1944年8月胶东解放区出版的《胶东大众》上。歌词全文如下：
高平路，长又长，公路两旁好地方。
米麦棉花遍地长，谁家不是粮满仓！
鬼子兵，凶似狼，投降分子无天良，
抓人杀人还不算，捐税重重没法抗！
拿起土炮和土枪，男女老少齐武装。
组织民兵展开了游击战，配合八路保家乡。
朱鲁顶子一战胆气壮，大战敌人在高格庄。
刘家官庄屋顶来当战场，武器虽“熊”志气刚！
宁拼死，不饿死，口号真雄壮！
要自由，要光明，大家团结求解放！
这支歌，所反映的、所歌颂的，就是1943-1944年左右，共产党领导下武器十分简陋的抗日武装力量，在高密—平度公路两旁，同日寇、汉奸、投降派进行英勇、艰苦斗争的事迹。在当时的战斗中，还曾涌现过“高平路上‘五虎将’”的英雄人物，受到胶东军区的嘉奖。
这难道不是极其可贵、真实的历史记录和写照吗？这难道不是构成高密地区抗日斗争“史诗”的可歌可泣的十分生动的一页吗？
高密人民和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中所创造的，决不是一部“拆烂污”的，糊里糊涂的，莫名其妙的历史！
历史决不容许糟蹋和强奸！
这就成了我们寻访到的最初的线索和起点。
有没有可能找到更直接的历史见证者和当事人呢？
感谢我们的老朋友、老战友、老读者，甚至与我们有着生死之交的韩力同志和李平中将。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在高密地区工作过，却都是经历了包括高密在内的胶东解放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几乎整个过程的老战士。韩力同志，是山东胶东解放区的一个革命前辈。李平同志，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还曾经在离高密不远的北海军分区的一个武工队当过政委。他们自身的经历，已经足以有资格对这部小说总体上的历史真实性作出客观的、权威的判断了。
就是在他们两人的热心地帮助、引导下，我们终于在首都北京找到了几位曾直接在高密县周围地区战斗、生活过的革命老前辈。他们不仅是当之无愧的历史见证人，而且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在那一带地区担负过实际领导责任的、最有发言权的，更加直接的历史当事人。这些人是：
原革命军事博物馆馆长贾若瑜，老红军。1940年来到胶东抗日根据地。1942年率领一支部队在胶东南海地区胶县、高密、平度、即墨等地活动过。1945年曾被任命为胶东南海军分区司令员，（高密就是南海地区的一个县）直接领导了那个地区的革命武装斗争。此外，贾若瑜同志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还曾长期任胶东军区参谋处长、参谋长、抗大胶东分校校长。解放初期，他还担任过胶东军区司令员。胶东南海地区（包括高密县），自然也一直在他的视野之内。
前中国驻挪威大使徐中夫，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的老革命。抗日战争时期，曾长期在胶东南海地区（包括高密）从事抗日革命活动。1 940年，曾任南海地委书记，南海独立团政委。是高密县当时党的建设、武装斗争、抗日根据地开辟工作的直接领导人之一。
前国务院煤炭部副部长李奎生。从1 940年前后，就一直在胶县、高密、平度、昌邑等地从事抗日武装斗争活动。1941年，作为胶县县委书记兼管高密县党的工作，主持建立了新的中共高密工委。抗日战争的后期（1945年1月开始），曾被任命为高密县武工大队的政委、中共高密县工委书记等重要职务，亲自领导了日本投降以前那一阶段时间高密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的英勇斗争，并在那里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从这些同志那里我们得知，这样的当事人有相当一部分都还健在，即使在北京，也还可以找到更多的人。可惜，因时间和条件的关系（有的人地址不详，有的人离首都太远，无法取得联系），我们暂时就不可能去一一寻访了。
同样令人高兴的是，根据我们采访中得到的另外一个线索，我们寻找到了一个更能代表高密地区历史本质的令人钦佩的真正的革命家庭——与小说中上官一家形成鲜明对照的，被称之为抗日老人牛景文一家的可歌可泣的光荣家史。
在李奎生同志提供的《中国共产党山东高密县组织史资料:1925-1987》一书中，有如下的记载：
“1937年8月原八区前屯村在济南求学的牛树兰（芳稷）、牛玉华、牛玉温（刘新）等进步学生，在党的影响下，坚决拒绝随校流亡，决意回乡参加抗战。他们回乡后，与本村同学王寄语、张希贤（张进）等，以及颇有名望的前屯村小学校长、被誉为抗日老人的牛景文（牛芳稷、牛玉华等人之父）共同酝酿，召开了一次万人抗日宣传动员大会。他们组织爱国青年进行军事训练，建立革命武装，利用冬学识字班进行抗日宣传，影响了周围的村庄。”
这是十分典型的一个革命人家的家史，它同样是构成整个高密的革命史诗的生动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家人的成员之一，抗日老人牛景文的大女儿，已离休的牛玉华同志，现在就生活在首都北京。她大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就是在学生时代从自己的故乡高密西南乡开始的。她的弟弟牛芳稷，就曾经是抗战初期高密地下党的领导人之一。她们父女、姐弟，早在30年代末就已经自觉投身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这在高密县是广为人知的，并已经载入当地的史籍。这一家人，不是完全可以无愧地称之为中国革命中的一个真正的、典型的“革命世家”吗？不是与书中人为编造出来的上官一家形成极其鲜明对照吗？她作为这个伟大历史的直接参与者、亲历者、见证人，对《丰乳肥臀》向高密革命历史、高密的人民及其斗争史，所泼出的脏水，所进行的歪曲、亵渎、丑化，作出强烈反应，表示了极大的义愤，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牛玉华同志对此所作出的反应已经以《历史不能胡涂乱抹》为题，写成专文，发表于本刊今年第10期。在这篇报道中，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美国未能打赢抗美援朝战争，这使美国领导人深感不安。因此，他们在战后2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总在想方设法地伤害阻挠美国取胜的红色新中国。其实，新中国对美国并不构成威胁，不仅如此，它在东亚追求的国际目标实际上也和美国的一样，即和平、贸易，并与苏联保持距离。然而，由于美国领导人心怀强烈的报复欲望，所以针对新中国还是投入了过多的精力。
美国领导人以报复的心态拒不正视上述事实，坚持认为新中国意欲征服整个东亚。这些显然与实际不符。可是美国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相信过去对红色中国的指控，当时中国一开始参预抗美援朝战争时，就被扣上了“侵略”的帽子。然而希望什么就相信什么，因为美国领导人被中国人的行为激得怒不可遏，他们需要有一个“侵略成性的中国”的存在，这样才能证明他们要摧毁中国政权的迫切愿望是正当的---而这个政权曾彻底挫败过美国。
当抗美援朝战争最后停火时，美国最高军政领导人向美国人民传达了一个乐观的信息。他们带给人们的印象是：美国实际上赢得了胜利，因为它遏制了共产主义的发展势头。在很长时间内美国人民整体上接受了这一看法，或者起码认为，这场抗美援朝战争最差也是打了一个平手。不管如何，美国人民对停止流血、战争没有升级为世界性冲突而感到欣慰。
但是在美国高层领导人的心灵深处和私下商讨中，却有一种深深的受挫感，这种情感因无法向公众透露而变得特别强烈。他们明白，本来1951年就可取得的和平却延至1953年才最后得到。他们知道两年间所受到的一切痛苦、牺牲和损失通通都是无谓的；1953年的最终停火线和1951年的几乎没有多大差别；1953年美国所接受的条件两年前也许就有可能达到。
这且不说，尽管美国公众很少有人了解真实情况，但美国领导人却心中有数，他们曾计划征服北朝鲜，使之与李承晚的南朝鲜合并，而这一计划却被红色中国抗美援朝挫败了。1950年9月仁川登陆后，美军又入侵北朝鲜，其惟一原因便在于此。美国领导人知道，遭到失败后进行的战争实质上是一种没有目的的战争，但公众却鲜有人知。
最令人感到沮丧的是，红色中国人用少得可怜的武器和令人发笑的原始补给系统，居然遏制住了拥有大量现代技术、先进工业和尖端武器的世界头号强国美国。
1951年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布莱德雷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有说服力的话：同红色中国的冲突，将会是一场同“错误的敌人”进行的“错误的战争”---因为美国面临的巨大危险是拥有核武器的苏联。尽管美国领导人承认这一现实，而且事实上也并不准备直接进攻中国，但他们对北京所抱的仇恨，却远比对克里姆林宫的要深得多。这一点有两个事例可以说明。首先，美国对中国进行制裁，实际上是禁止与红色中国开展贸易，竭力阻止中国发展成为工业国。这些制裁比对苏联进行的还要苛刻，即众所周知的“中国差别关税”。华盛顿还迫使其他国家也对中国进行类似制裁。尽管其他国家在60年代后期放松了制裁，但美国却继续了20年之久。
美国特别敌视中国的第二个例证，是1953年11月5日即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尚不足4个月时国家安全委员会所作的决定。该项决定作为美国一项官方政策，旨在摧毁中国共产党政权，而国家安全委员会对苏联从来都未作过这样的决定。
为了替这种极端的对抗立场寻找根据，美国只得坚持说红色中国人侵略成性无可救药。美国领导人在心目中为这种侵略臆造了叁个证据，即：中国在朝鲜进行干预；北京有意攫取台湾；中国人支持自1946年以来一直进行的越盟反法叛乱。
然而这叁个证据中没有一个能证明中国的侵略。进入朝鲜的行动从严格意义上说是防卫性的，其目的是为了保留一块历史盾牌，保护北京周围的中心地带。对北京来说，决心拿下台湾乃是内政问题，因为就连蒋介石也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北京对越盟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防范措施，因为中国担心美国会干涉越南，消灭共产党，在中国的南疆建立一个由美国扶植的国家。这与美国支持印度支那的反动势力相比，北京对共产党的支持是不过分的，而且完全是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
然而美国领导人却拒不正视中国人的和平意愿，尤其是误解了中国在东南亚所起的作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基本观念是，如果共产党在印度支那争得一席之地，他们就会继续对这一地区的其他自由民族进行侵略。
1954年春天，法国一个军在越南西北部奠边府被包围，全军陷于覆灭的边缘。此时东南亚问题已到了危急关头。法国为了从越南抽身，同时又要保留一点“面子”，便策划了一次日内瓦会议，来讨论越南和朝鲜问题。有关朝鲜问题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但在越南问题上会议提供了显着的证据，证明苏联和中国在这一地区并无侵略意图。而美国由于抱有敌对情绪，却没有看到这一点。
1954年9月8日，国务卿杜勒斯诱劝东南亚条约组织中的7个国家支持美国。虽然当时标榜说该组织与大西洋公约组织类似，但它却要脆弱得多，因为并没有条文规定在受到攻击时要成立联合军事司令部。由此可以看出，各缔约国并不相信面临着什么危险。只有美国的几个主要盟国支持美国，即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而印度、缅甸、锡兰、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却表示拒绝，这说明他们并不担心共产党的颠覆。
杜勒斯对1954年4月发起的一场运动的意义也没有认识到。当时周恩来阐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些原则在以后的20年中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这些原则号召所有国家“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而杜勒斯和其他美国领导人却把五项原则看成是一种宣传，根本不予重视。然而1954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不结盟外长会议上，北京由于承诺在他国之间的关系中采取这些原则而赢得了众多国家的支持。这就大大减轻了各国对中国意图的担心。
美国对红色中国的敌视在台湾问题以及该问题的处理办法上表现得最为充分。朝鲜战争结束前，美国就曾派遣军事顾问团到台湾，帮助重建国民党的军队。战争结束之后，美国第7舰队又在台湾海峡游弋，阻止共产党夺取这座岛屿。
美国抱定决心保护蒋介石国民党，为制造根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53年11月宣布，台湾对美国在远东的防御地位十分重要，美国要继续使该岛“独立于共产主义之外”。
本来在1949年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就曾判定台湾在战略上并不重要，但现在却又重要起来，这并不是因为台湾的军事重要性提高了，而是因为国民党还占有一小块中国地盘，由此可以引申并保留一种假设，说它仍是整个中国的合法政府。这样就可给美国以口实，阻挡红色中国加入联合国，取得安理会的合法席位，同时也可在外交上否认中国。
美国曾一度想暗中帮助蒋介石重新夺取大陆。这是1953年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不久的一种推测。当时总统决定“放开”蒋介石的手脚，不再限制国民党攻击大陆的目标。但这种想法很快就寿终正寝，因为国民党的军力太弱，无法从事这一事业。
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想法在1954年5月就破灭了。当时红色中国军队开始采取行动，意欲夺取距离大陆不远的一些岛屿。由于北京此前专心致力于朝鲜半岛，这些岛屿仍在国民党手中。其中最重要的有两座岛屿，一座是金门岛，一座是马祖岛。
蒋介石在这些岛上派驻大量守备部队以防共军。但这些岛屿显然是守不住的，而且在军事上毫无重要性可言，军队应该从中撤出。但是许多美国军政领导人却反对让中国心满意足地得到这一点点土地。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亚瑟·Ｗ·雷德福海军上将曾派第７舰队的一些舰只去访问这些岛屿，以防发生任何战端。
1954年9月4日，中共海防炮兵开始炮击金门。国务卿杜勒斯做出反应，他预言该岛一旦失守，就会危及台湾的国民党人。这本是一派胡言，而且陆军参谋长李奇微也曾说过，失去金门并不会影响台湾的防务，但雷德福上将却主张美国出面干预。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华盛顿官方曾仔细考虑过在金门问题上挑起战端。美国领导人后来之所以取消了这一决定，是因为中共没有采取任何进攻行动，而且艾森豪威尔也曾指出，如果打起来，战火肯定会远远蔓延到台湾海峡之外，甚至会发展成为一场与苏联的核对抗。然而以杜勒斯为首的一帮人，却力主做出反应，而不论会产生什么后果。美国对中国的敌意十分强烈，中共如果试图拿下金门岛，确实会有美国干预的危险。
与此同时，国民党从其他易受攻击，或易受中共空袭的所有其他岛屿上撤了出来。不过在美国的强力支持下，蒋介石决心保留马祖和金门。
1955年初，美国将台湾列为“保护国”；5月国会授权艾森豪威尔，可以动用武装力量保护台湾地区；2月9日参议院又批准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这样一来，美国就已正式奉行“两个中国”的政策。英国和美国的其他友好国家反对美国采取这样一种僵硬立场。从那时起，美国不顾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的意愿，独家支持国民党呆在联合国。
只是由于北京踌躇不决，才使台湾海峡的重大对抗得以避免。虽然1958年8月中国人对金门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炮击，但其目的则是为了表明他们不惧怕美国，并不是真要侵犯该岛。尽管这次炮击又在一段时间内引起了红色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但中国并未试图侵占金门。从此以后，金门、马祖问题便渐渐消失了。1960年艾森豪威尔总统访台期间，又发生了一次炮击。但自那之后，由于北京认为这两座岛屿被国民党占领并不构成威胁，于是便把它们搁到一边去了。
诺贝尔奖文学委员会主席帕·瓦斯特伯格在给莫言颁奖时说：“莫言用讥讽和嘲弄的手法向历史及其谎言、向政治虚伪和被剥夺后的贫瘠发起攻击。他用戏弄和不加掩饰的快感，揭露了人类生活的最黑暗方面，在不经意间找到了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形象。“
===这段《历史》就是八路军游击队在中国山东的抗日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毛泽东时代。“莫言用讥讽和嘲弄的手法“，“发起攻击“。又“用戏弄和不加掩饰的快感，揭露了（中国山东革命根据地的高密东北乡）的最黑暗方面，“。事实如此吗？之后会有记者访问中国山东革命根据地的老八路来证实事实。
诺贝尔奖文学委员会主席帕·瓦斯特伯格在给莫言颁奖时说：“高密东北乡体现了中国的民间故事和历史。很少的旅程能超越这些故事和历史进入一个这样的国度，那里驴子和猪的叫嚣淹没了人的声音，爱与邪恶呈现了超自然的比例。
莫言的幻想翱越了整个人类。他是了不起的自然描述者; 他知道饥饿的所有含意。20世纪中国的残酷无情从来没有像他笔下的英雄、情人、施暴者、强盗以及坚强、不屈不挠的母亲们那样得以如此赤裸裸地描述。他给我们展示的世界没有真相、没有常识、更没有怜悯，那里的人们都鲁莽、无助和荒谬。
这一苦痛的证据就是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的吃人肉的风俗。在莫言的笔下，吃人肉象征着毫无节制的消费、铺张、垃圾、肉欲和无法描述的欲望。只有他能够跨越种种禁忌界限试图加以阐释。“
===高密东北乡=中国的民间故事和历史。中国是“一个这样的国度，那里驴子和猪的叫嚣淹没了人的声音，爱与邪恶呈现了超自然的比例。“
===“20世纪中国的残酷无情从来没有像他笔下的英雄、情人、施暴者、强盗以及坚强、不屈不挠的母亲们那样得以如此赤裸裸地描述。“莫言笔下的“英雄“是谁？“施暴者“又是谁？“强盗“又是谁？书中都有描述。而旦又是”如此赤裸裸地描述“。
但请注意：《莫言》就是一个小学都没有毕业的农村放羊娃出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待了近二十年，提干，至付师级待遇。是一名共产党员。吃着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碗。一个小学都没有毕业的农村放羊娃在古今中外的军中能提干吗？
===“这一苦痛的证据就是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的吃人肉的风俗。在莫言的笔下，吃人肉象征着毫无节制的消费、铺张、垃圾、肉欲和无法描述的欲望。只有他能够跨越种种禁忌界限试图加以阐释。“这就是莫言告诉外国人的《中国和中国人》就是这样的形象。没有这样的贩卖《中国和中国人》，外国人会给这个奖吗？
《文学》。懂《文学》的中国人有多少？不说中国古代。也不说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那些红色文学家们。就说说走资派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的文学家们，更说说在国内的国外的文学院校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以及博士导师们，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们，国际写作中心的大师们，河北大学的学生们，全国中小学的学生们，等等，都愿意跪拜在莫言的《丰乳肥臀》的裤挡之下吗？这以上的千千万万个《文学》大师们没有一个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吗？为什么唯独一个小学都没有毕业的中国农村放牛羊娃能“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不值得深思吗？
莫言靠卖国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等各种官方的、民间的头衔接踵而至，其作品迅速被编入中学教材，还随死去的走资派李克強总理访问南美。《莫言》被许多国人顶礼膜拜，其文集一时洛阳纸贵，他的故居也成了著名旅游景点。
大家都知道莫言得了诺奖，可他为什么能得诺奖？恐怕就没几个人能说出个所以然来。
有康正果先生翻译的诺贝尔奖文学委员会主席帕·瓦斯特伯格在给莫言颁奖时的演讲，才恍然大悟：
《莫言》是在不遗余力地丑化自己的国家，竭尽所能地诋毁自己的民族，不加掩饰地消遣自己的同胞，肆无忌惮地攻击中国的制度，这就是《莫言》获奖的真正原因。当然，这也是国内走资派媒体不想刊登这个颁奖词的原因。
李敖说，“想得诺贝尔文学奖很容易，先卖国。”
瓦斯特伯格的颁奖辞全文如下：
莫言是个诗人，他撕下了程式化的宣传海报，让个人在芸芸众生中凸显而出。莫言用讥讽和嘲弄的手法向历史及其谎言、向政治虚伪和被剥夺后的贫瘠发起攻击。他用戏弄和不加掩饰的快感，揭露了人类生活的最黑暗方面，在不经意间找到了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形象。
高密东北乡体现了中国的民间故事和历史。很少的旅程能超越这些故事和历史进入一个这样的国度，那里驴子和猪的叫嚣淹没了人的声音，爱与邪恶呈现了超自然的比例。
莫言的幻想翱越了整个人类。他是了不起的自然描述者; 他知道饥饿的所有含意。20世纪中国的残酷无情从来没有像他笔下的英雄、情人、施暴者、强盗以及坚强、不屈不挠的母亲们那样得以如此赤裸裸地描述。他给我们展示的世界没有真相、没有常识、更没有怜悯，那里的人们都鲁莽、无助和荒谬。
这一苦痛的证据就是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的吃人肉的风俗。在莫言的笔下，吃人肉象征着毫无节制的消费、铺张、垃圾、肉欲和无法描述的欲望。只有他能够跨越种种禁忌界限试图加以阐释。
莫言的小说《酒国》中，最美味的佳肴是烤三岁童子肉。男童成为很难享受到的食品。而女童，因无人问津反而得以生存。这一讥讽的对象正是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因为这一政策女婴被流产，规模之众多达天文数字：女孩子不够好，都没人愿意吃她们。莫言就此话题还写了一部完整的小说《蛙》。
莫言的故事都伪装成神话和寓言，将所有的价值观置于故事的主题中。在莫言笔下的中国，我们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理想具有合乎标准特征的公民。莫言描写的人物都充满了活力，不惜用非常规的步骤和方法来实现他们的人生理想，打破被命运和政治所规划的牢笼。
莫言所描述的过去，不是贡主义宣传画中的快乐历史，而是他用夸张、模仿以及神话和民间故事的变体重现五十年的宣传，令人信服、深入细致。
在他最杰出的小说《丰乳肥臀》中，女性角度一直占据主导位置。莫言描述了大跃进和1960年代的大饥荒。他嘲笑试图用兔子精液让母羊受孕的伪科学革命派，他们把所有对此表示怀疑的人斥为右派分子。这部小说的结局是90年代的新资本主义，所有的骗子因为兜售美容产品而致富，仍在试图通过异体受精孵化出凤凰。
在莫言的作品中，一个被人遗忘的农民世界在我们的眼前崛起、生机勃勃，即便是最刺鼻的气体也让人心旷神怡，虽然是令人目瞪口呆的冷酷无情却充满了快乐的无私。他的笔下从来没有一刻枯燥乏味。这个作家知道所有的一切，并能描述所有的一切，各种手工艺、铁匠活、建筑、开沟、畜牧和土匪的花招诡计。他的笔尖附着了所有的人类生活。
他是继拉伯雷和斯威夫特之后，也是继我们这个时代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后比很多人都更为滑稽和震撼人心的作家。他的辛辣是胡椒式的。在他描写中国最近一百年的宏大如挂毯的故事中，既没有跳舞的独角兽，也没有跳绳的少女。但他所描写的猪圈般的生活如此独特以致我们觉得已经在那里呆了太久。意识形态和改革运动来来去去，但是人类的自我中心和贪婪却永存。所以莫言为个体反抗所有的不公，无论是日本侵略还是毛主义的恐怖以及今天的狂热生产至上。
莫言的家乡是一个无数美德与最卑鄙冷酷交战的地方。那些敢于去的人，等待你们的将是一次踉跄的文学冒险。中国以及世界何曾被如此史诗般的春潮所吞噬？在莫言的作品中，世界文学发出的巨吼淹没了很多同代人的声音。
瑞典文学院祝贺你。请你从国王手中接过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莫言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也待了近20年，从一个小学都没有毕业的农村放羊娃提干当“干事“后，又被提为正排级教员。部队恢复授衔时，被授予上尉军衔，后被提为少校。1993年改为文职干部，享受副师职待遇。却会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一无所知，写“母亲”的苦难却不知苦难从何而来。这样是非颠倒，黑白不分，也是视觉的瘫痪吧！
莫言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员享受着军中军官的待遇，拿着高薪吃穿住医全免费，上班在办公室里写着反共产党反八路军反毛泽东的书，把中国及中国人描写成展示给世界的是：在中国“没有真相、没有常识、更没有怜悯，那里的人们都鲁莽、无助和荒谬。这一苦痛的证据就是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的吃人肉的风俗。在莫言的笔下，吃人肉象征着毫无节制的消费、铺张、垃圾、肉欲和无法描述的欲望。只有他能够跨越种种禁忌界限试图加以阐释。“赤祼裸以说谎造假又是以点盖面地《出卖》了中国和中国人。大多数的中国共产党人是这样的吗？大多数的中国人是这样的吗？大多数的中国山东人是这样的吗？
转载：莫言得诺奖前有记者对他的批判。可走资派们纵容了他。
莫言的《丰乳肥臀》究竟想表达什么？
原题：莫言《丰乳肥臀》的政治倾向很鲜明
文/彭荆风 来源：《红旗文稿》1996年12期
【作者核心提示】我所以从政治角度来评价《丰乳肥臀》，是因为莫言（专题）在小说中的政治倾向已很鲜明，他的投枪、匕首既然已掷出，我们怎能沉默？而且他的描述已对一些不了解革命历史的年轻人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编者按】1990年代莫言（专题）的《丰乳肥臀》出版后曾在业内引起了较大反响，有部分评论认为莫言（专题）这本小说有“泼脏水”之嫌疑，这篇评论就是其中之一。基于传递新闻价值之必要，特补发该文以飨读者。
【杂志简介】《红旗文稿》为求是杂志社主办的、面向国内发行的综合性政治理论半月刊，是中共中央机关刊《求是》杂志宣传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宣传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阵地。
本文摘自《红旗文稿》1996年12期 作者：彭荆风
黝黑的乡村夜晚，一所深宅大院尽头的阴暗破烂房间里，挂着几盏汽灯；摆着皮鞭、棍棒、藤条、铁索、麻绳、水桶、扫帚；一群捆人吊人的行家里手，把白发苍苍、脸肿得透明的老母亲和她的儿孙们，反剪着胳膊高高地吊在房梁上；他们难耐刺骨的疼痛，挣扎、哭嗦、哀鸣，汗水从他们身上涌出，杂乱的头发里蒸发着雪白的雾气，昏死了、瘫痪了，才被放下，用凉水泼醒……
没有读过全书的人，如果只翻到这几页，会以为是描写日本鬼子或国民党还乡团对革命人民的残害呢！许多以抗战和人民革命战争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就有过类似情节，也曾有力地激起过读者对敌人的强烈仇恨！
这次不同了，是作家在“创新”，是自称为“现实主义作家”的莫言反其道而行之，动用小说概括中国近百年历史；这是他的《丰乳肥臀》中第四章第七节，叙述八路军的公安人员和民兵拷打“我”（金童）和他那“善良”、“伟大”的母亲（上官鲁氏），逼迫她承认“长期窝藏高密东北乡头号反革命分子，血债累累的凶手，人民的公敌司马库”。她并不了解司马库的去向，在叫喊：“冤枉！”也无用的情况下，只能被吊在梁上。
莫言在《丰乳肥臀》出版后，曾说：“为什么会有崇高？——苦难。苦难使人崇高。母亲几乎忍受了所有苦难：战争、饥俄、贫穷、疾病；在层出不穷的苦难中，母亲变得崇高了。”
他精心设计这一拷问场景，确实是能起到渲染母亲的苦难，控诉那些“捆人吊人的行家里手”的作用，在全书中，他也是顺着这一思路，写母亲在战争、饥饿、贫穷、疾病中所经历的苦难，塑造她的“崇高形象”。
战争、饥饿等等确实是给高密东北乡的人（包括母亲在内）带来了巨大痛苦，但是这是怎么形成的？
小说中的高密东北乡，在杭日、解放战争时期，是国共两党争夺的地方。母亲由于她的特殊身份，也就和她的二女婿司马库（代表国民党势力的还乡团长），她的五女婿（共产党的爆炸大队蒋政委），有着难以割断的关系。作者用交叉对比的手法，为我们展示了这个母亲对政权不断变更的痛苦与欢乐。冬天她们难耐饥饿，想下河砸开冰块捕鱼而无能为力，司马库见了立即命令手下人：“快、快，在这河上给我切开八八六十四个窟窿，让乡亲们跟着我司马库沾光。”于是，母亲和她们的儿女吃上了粗如肉棍的鳗鲡，而且“从这一天起，母亲的乳房恢复了青春”。抗战胜利后，司马库带着人马打回来，赶走了八路军，对乡亲们仍然是一如往昔的照顾，“他们杀了几十口猪，宰了十几头牛，挖出了几十缸酒。把肉煮熟了，用大盆盛着放在大街当中的桌子上。肉上插着几把刺刀，任何人都可以前来割食……”以致有人吃多了酒肉撑死在街头。
这场面颇有普天同庆之感。
一个政权的更迭，必然要在人民当中引起反响，并且根据切身体会来比较、评论。母亲对八路军的被赶走，并不留恋，当她那嫁给八路军政委的女儿上官盼弟逃走前，把孩子塞给她时，她却不肯接受。但这个母亲在这前后，把汉奸沙月亮、国民党司马库的儿女（有的还不是她女儿所生），都收养了，而且抚养得很好，以致上官盼弟愤恨地责备她：“我们走运时，您没少跟着沾光。现在我们走背字，连我们的孩子也不吃香了是不是？娘，一碗水要端平。”母亲还是不肯收养，争吵中还恶毒地大骂：“我给你养？我把你的私孩子给你扔到河里喂王八，扔到井里喂蛤蟆，扔到粪里喂苍蝇！”
母亲的丰乳还是有着鲜明的政治倾向呢！
司马库夫妻打走了八路军来感谢母亲，在她“乳沟里洒上了法国巴黎生产的紫夜牌香水”，司马库还对她说：“老岳母，感谢您为司马家护住了这条根，从今以后，您就等着享福吧，高密东北乡是咱们的天下了。”母亲并无异议，对辛苦抚养他的儿子也没有半点牢骚，只是对司马库的妻子说：“你要真有孝心，就给我囤下几担谷子吧，我是饿怕了！”
一年后，八路军又打回来了，还乡团被歼时，作者特意写明白，司马库在危急中仍然关心人民，对着手下人大叫：“投降吧！兄弟们，别伤了老百姓。”
于是老百姓和国民党俘虏一起关进了风磨房，就连“我”（金童）这样的小孩子也不放过。
对这场结束反革命统治的斗争，作者借磨房里一只白毛老鼠的话来点明，这是“强者为王，弱者为贼”。还特意描写了一场蛇吃鼠的狰狞状。
在莫言的笔下，共产党给母亲的苦难真是太多了。在这以前，三女领弟（鸟仙）被八路军的班长孙哑巴强奸；高密东北乡成了人民天下后，她们全家被吊打，儿子（金童）被赶出学校，因奸尸罪被判刑15年。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她还因为不肯迁居，遭到捆打……
在革命根据地的高密东北乡兴起所谓“寡妇改嫁”，把寡妇们“像分配母鸡一样”分配给镇上的光棍汉时，连腿上生着毒疮的杜瘸子都分到了一个面皮白净，眼里有萝卜花的年轻寡妇。那寡妇看到杜瘸子那条像烂藕一样的病腿，不由地泪珠滚滚，哭着向一个身材高大的女干部求情免嫁，女干部不耐烦地说：“哭什么，腿流脓怕什么？”头发花白的母亲也难以幸免，被分配给了司马亭，当母亲苦笑着对女干部说：“闺女，他弟弟是我的女婿。”回答是：“那有什么关系？”
过去国民党反动派诬蔑共产党是共产共妻，灭绝人伦，也只是流于空洞的叫嚣，难以有文学作品具体地描述，想不到几十年后，却有莫言的《丰乳肥臀》横空出世，填补了这一空白。
在《丰乳肥臀》一书中，共产党一无是处，不仅迫害母亲，而且像土匪一样残害无辜：土改时吃包子不给钱，还把卖包子的抓了，卖棺材的、开油坊的、教书的私塾先生都成了斗争的对象；抓不到司马库就把他两个只有一两岁的小女儿枪毙掉……。而国民党却好处不少。国共两党几十年的斗争，谁是谁非，谁得到人民的拥护，谁给人民带来灾难早有定论，莫言却不顾历史事实，把人民的苦难全都推给共产党，这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态度？再创新，也不能捏造事实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权，如果真像莫言所写的，没完没了地折磨人民，还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并取得胜利？
莫言一向宣称“我很不愿让自己的思维纳入‘理性’的轨道”，对人类也充满了嘲弄，他就说过：“人不要妄自尊大，以万物的灵长自居，人跟猪狗跟粪缸里的蛆虫跟墙缝里的臭虫并没有本质区别，人类区别于动物界的最根本的标志就是：人类虚伪！”这样缺乏理性的作家，怎能承担概括中国近百年历史的重任？
虽然莫言写的只是高密东北乡一隅的一个母亲的命运，但他一再声明：“我笔下的母亲，绝不仅仅限于作者的母亲而是大家的母亲，几乎集中了中国所有的母亲的苦难。”这也就是说，他写这个母亲是想创造一个具有典型意义，代表着中国所有母亲的苦难的人物；他写共产党对待人民的残暴，也不是局限于个别人个别地区的工作失误，而是通过连续的情节勾勒中国人民在这近百年历史风云变幻中的遭遇！
有评论家说过，叛逆与审丑，是莫言作品中的两大特色。莫言也以历史观、艺术观的叛逆者自居。这种叛逆性在《丰乳肥臀》中，可以说是表现得相当明显！只是他的叛逆不同于鲁迅先生那样，把投枪、匕首投向黑暗的反动统治，他是在诅咒嘲讽近百年来千千万万仁人志士曾经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人民革命事业。
莫言一向是“审丑”的能手。过去他语言的肮脏令人叹为观止，这次在《丰乳肥臀》中又一次塑造了“我”（金童）这个性变态者，把“我”对女性的玩弄、狠毒写得淋漓尽致；“我”不分长幼亲疏地摸弄咂咬一切女人的乳房，几个亲姐姐也不放过，“我”在六姐招弟结婚时，兽性大发，想冲上去，用刀子划破她的裙子，然后贴着底盘利落地把她的乳房旋下来。在所谓“雪集”上，“我”扮演雪公子，一次摸过120个女人的乳房，以后“我”奸淫女尸被判刑15年，出狱后仍然恶习不改，没有乳房摸就大病，在母亲帮忙下，上了比他年岁大得多的“独乳老金”的床，以后又靠“我”那成了大款的外甥司马粮的资助，每天招来3拨21个“胖的、瘦的、大的、小的、白的、黑的、黄的、红的”女人，亮出胸膛让“我”检查，“摸到最后一天我的手脖子已软弱无力，手指上磨起了血泡。”
初看这些描写，还以为是莫言借“审丑”为名故伎重演，耍弄他对淫风污秽的炫耀和欣赏；有人不明白，用大量篇幅来写这个性变态者的色情活动，与他宣扬的一写人类生育繁衍之根本、二写天下母亲的苦难、三写大地的品格有何联系？
仔细思索后才明白，这是莫言的一种障眼法，用色情、性变态掩盖他的投枪所指！所以，他曾不小心地露出真情：“说我出于商业包装，那是放屁！”“我追求的是朴素，我想抓住的是事物的根本。”
这也表明，他对金童这个性变态者的描写并不是根本，他要写的是在中国近、当代历史中起主导作用的中国共产党，给时以母亲为代表的中国人民所造成的苦难。虽然他后来也曾辩解，他写的“不是历史的写照、历史的翻版”，他写的是人的“精神发展史”。这也难以自圆其说！人不是生活在真空状态，这个母亲和她的一家人的命运，已被莫言写得与历史的变革紧相联系，他们的精神状态怎能超越历史现实的覆盖？
我所以从政治角度来评价《丰乳肥臀》，是因为莫言在小说中的政治倾向已很鲜明。他的投枪、匕首既然已掷出，我们怎能沉默？而且他的描述已对一些不了解革命历史的年轻人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莫言为什么会这样写？看来还是与他的爱憎有关。所以他描绘国民党还乡团打回来的场面，是那样军容整肃威风凛凛，就是对司马库这个还乡团团长被枪毙前的情景，也描述得惹人同情：“据很多从未见过司马库的外乡百性后来说，他们心目中的杀人魔王司马库，是一个青面獠牙、半人半兽的怪物，他们见到真的司马库时不由地感到失望。这个被剃成光头的高个子中年人，两只凄凉的大眼里没有一丝凶气。他的样子显得朴实而慈厚，使没见过司马库的百姓产生了深深的疑惑，甚至怀疑公安局捉错了人。”
莫言既然要过问政治，要用“史诗品格”的作品对中国近百年历史进行概括，那就要认真了解中国革命历史，单靠那种描述女人奶头的所谓“艺术感觉”是不够的！
莫言在革命部队中也生活了近20年，却会对革命历史一无所知，写母亲的苦难却不知苦难从何而来。这样是非颠倒，黑白不分，也是视觉的瘫痪吧！
为什么有些媒体敢于如此猖狂地为秦桧、李鸿章等人翻案？
因为错误路线指导下的改革开放就是新洋务运动，已经造就了大量掌权的香蕉人卖国派，他们当然要为卖国派的鼻祖翻案了。
凡此种种事实都证明“十九大告诉我们，改变私有化殖民地化错误路线的可能性不大。”
当然这不代表习近平大权独揽后的未来五年一定不纠正必然导致亡党亡国的错误路线。
我不禁联想到新闻：“据北京晨报近日报道，史上最著名的大奸臣、大卖国贼秦桧，在经历近五个世纪后，在领导的关怀下，如今为他重塑金身，重修庙宇——在他的老家南京市江宁区建立了‘秦桧博物馆’，此馆已正式对外开放。上海一位艺术家为秦桧夫妻塑了雕像，一改这对男女的跪姿，艺术家在得到领导首肯之后让他俩‘坐了起来’。 ”（《特色新时代故事：在新特色领导的关怀下，南京市为秦桧重塑金身，重修庙宇》，报刊文摘，19:08:26 11/02/2017，华岳论坛）
真是匪夷所思。共产党掌权的国家里卖国贼竟然如此嚣张，令人瞠目结舌。
现在究竟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还是卖国贼领导的国家？为什么有些媒体如此猖狂地为秦桧、李鸿章等人翻案？
有文章分析了原因，请看：“看看这些历史，对比今天的现实，一定程度上给人以时空错乱之感。比如今天的某些集团，和当年李鸿章的招商局轮船一样，又展露出了买办化的趋势，某些金融业巨头和保险公司，又被汇丰银行控股。和当年的李鸿章一样，今天不少官员收受外资的贿赂或者秘密股份，帮助外资一起围剿自己的国企和民族工业……
今日的中国，存在非常庞大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影响广泛。”
“替李鸿章翻案的主力部队，基本上都是亲西方的反共反华的汉奸学者，其势力之庞大，其影响之广泛，使不少普通国民也被欺骗。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今日中国类似李鸿章这样的买办汉奸势力已经发展壮大，他们必然要为李鸿章翻案。”（《李鸿章为何包庇日本间谍？——兼谈为何今天有人替李鸿章翻案》，2017-11-11 11:39，察网，钟成）
为什么有些媒体敢于如此猖狂地为秦桧、李鸿章等人翻案？
因为错误路线指导下的改革开放就是新洋务运动，已经造就了大量掌权的香蕉人卖国派，他们当然要为卖国派的鼻祖翻案了。
凡此种种事实都证明“十九大告诉我们，改变私有化殖民地化错误路线的可能性不大。”
当然这不代表习近平大权独揽后的未来五年一定不纠正必然导致亡党亡国的错误路线。
网友：为什么纠正错误路线非常难？
作者：因为传统社会主义是正反馈系统，好消息被放大，坏消息被屏蔽，使得上层误以为自己正确，所以纠正错误路线非常难。举一个最新例子说明。
众所周知特朗普访华达成2535亿美元创记录大单，有文章辩解说：
“这里面还包含了许多我们之前一直想买，但美国不肯卖的东西，比如——高通的芯片。”（《侠客岛：2535亿美元!中美创纪录大单背后有哪些精彩博弈?》，观察者网，来源：微信公号“侠客岛”，2017-11-10 06:38:24）
似乎美国在高科技出口方面让步了，这是明显的忽悠。
观察者网后来有文章指出了这种说法是“子虚乌有”：
“有媒体表示‘这里面还包含了许多我们之前一直想买，但美国不肯卖的东西，比如——高通的芯片’。
虽然该报道中所谓的美国不肯卖给中国高通芯片是子虚乌有，但中国很多手机企业确实离不开高通芯片。”（《为什么中国手机厂商如此青睐高通》，科工力量，2017-11-13 10:09:53，观察者网）
文化大革命里党中央听不到批评的声音，导致后来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现在党中央同样听不到批评的声音，以后改革开放也会被彻底否定。
实际上文化大革命也好，改革开放也好，都应该一分为二看。要允许批评，好的保留，坏的改掉，那样才对党和革命最有利。无产阶级宪政制度正是保证无产阶级民主的高级社会主义制度。
网友：“科工力量”纠正的是“侠客岛”，这没有难度。难的是纠正共产党正式决议里的指鹿为马。有这样的批评文章吗？
作者：有。经常被封的红色网站有时有这样的文章，国外红色网站如红色中国网等经常有这样的文章。请看：
“在1981年那个特殊年代说毛主席：“他逐步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受到削弱以至破坏，。。。
但是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是不容易肃清的，这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这段文章的主要意思是说毛主席‘破坏’民主集中制，搞所谓‘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错误’地‘发动和发展’。最近我认真阅读了2013年底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年谱》，这是一套近期的出版物，应该说他们是最没有理由否定它的可信性的。”
文章接着列举了大量事实进行批驳，然后说“以上所摘录的是1967年2月18日至1971年11月19日大约四年多时间内毛主席的部分谈话和批示，是不完全的，有些相关的内容因为重复而没有录入。
我们看到，毛主席删去的词语主要有：“万岁”、“万寿无疆”、“心中的太阳”、“无限忠于”、“天才”、“紧跟”；“大树特树”、“绝对权威”、“战无不胜”、“里程碑”、“最高水平”、“新阶段”等等。
删除的句子主要有：“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全世界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等等。
毛主席还不准塑造自已的塑像和像章，不准张贴自已的画像和语录。
并数次严肃地要求中央政治局讨论解决这个问题。
这些不是对那些诬蔑毛主席“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最有力的驳斥吗？
其实，上述这些词语、句子和行为都是人民出于对毛主席无限热爱的自觉自发行动，虽然有些过，但是也无可厚非。”
“毛主席从来都是严格地限制别人对他歌功颂德的，所以“个人崇拜”自然纯属子虚乌有的栽脏。”（《还是《毛泽东年谱》做得好一些！》，毛泽东思想旗帜网，2017-11-12 21:46，三峡人家，来自山丹丹红网）
这个《毛泽东思想旗帜网》经常说实话，所以经常被封。
正反馈使得统治阶级只看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好处，看不到各种各样的坏处。请看下面悲惨故事：“贪婪的私有化经济制度逼儿子逼着自己老子自杀死。”（《陈朝文：中邪啦？儿子质问爹“你到底死不死？我只请了七天丧假”》红歌会网，2017-11-13 08:28:27，来源：乌有之乡，陈朝文）
所以我认为：“十九大告诉我们，改变私有化殖民地化错误路线的可能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