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张铁生和改开后的莫言

改开后的《莫言》：本名管谟业，男，1955年2月17日出生于山东省潍坊高密市东北乡文化发展区大栏平安村，中国当代作家，中共党员。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国际写作中心主任 ，河北大学特聘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2012年10月成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

1966年，辍学回乡放牧牛羊 。1973年8月，作为农民合同工到高密县第五棉油厂工作 。1976年2月参军，曾任战士、班长、教员、干事等职 。1978年，开始进行文学创作。

《莫言》1955年生，1966年，辍学回乡放牧牛羊 。小学没学完辍学回乡放牧牛羊 。11岁开始放牧牛羊 ，至1973年，作为农民合同工到高密县第五棉油厂工作 。18发开始工作，至1976年参军，时年21岁。

《莫言》一生的“命运改变“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中。《莫言》不是参加《高考》而“改变命运“的。《莫言》不是通过“上大学“而“改变命运“的。《莫言》不是通过努力“读书“来“改变命运“的。这里没有没有说他学历低而成不了大作家。列举这些事实是想告诉那些唯学历论的《莫言》的帮凶们：《莫言》就是一个小学都没有毕业的农村放羊娃出生。现在成了“你们心中的大作家“了。

《莫言》的参军不是被“抓壮丁“拉去当兵的。是自觉自愿去参军的。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中当“干事“是干部待遇，一个小学都没有毕业的农村放羊娃在古今中外军中能提干？就是今天的走资派特色政府里的一个小学都没有毕业的农村放羊娃，《中国人民解放军》还要不要招收？更别说提拔当“军官“了。

《莫言》还是一名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莫言》还是一名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中国当代作家，国际写作中心主任 ，河北大学特聘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2012年10月成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中当“干事“后，又被提为正排级教员。部队恢复授衔时，被授予上尉军衔，后被提为少校。1993年改为文职干部，享受副师职待遇。

因作家徐怀中在解放军艺术学院（现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创建文学系，并看到莫言的《民间音乐》后，十分欣赏，破格给了莫言参加考试的机会，以优异成绩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不知考些啥？

在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生班毕业，之后获得文艺学硕士学位。获得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在德国与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德国总理默克尔等共同出席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开幕式。担任网络文学大学名誉校长。获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与时任中国总理李克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中国青年作家代表蒋方舟共同出访哥伦比亚，并参与中拉人文交流研讨会。当选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又获香港浸会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首度书法个展《笔墨生活——莫言墨迹展》在北京时间博物馆展览。参与编剧的歌剧《檀香刑》在国家大剧院演出。获得第15届十月文学奖短篇小说奖。获第六届汪曾祺文学奖。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被英国牛津大学摄政公园学院授予荣誉院士称号，学院同时宣布成立以莫言命名的国际写作中心。被秘鲁天主教大学、迭戈·波塔莱斯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长诗《饺子歌》获得第五届中国长诗奖特别奖。入选2020中国品牌人物500强，排名51。获第十二届《上海文学》奖特别奖。当选中国作家协会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成为河北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新闻周刊》在北京揭晓了2023“年度影响力人物”，莫言获年度文化贡献人物 。

为什么莫言其人其文在后四十年大行其道，并获得“体制和读者的双重肯定”，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引领者”。难道只是因为他获得了诺贝尔奖吗？走资派特色政府不“起诉“他，答案也许就不言自明了。

无论从政治还是法律角度看，起诉莫言都不会有什么结果。当年乌有之乡组织10万人公诉茅某轼，成了吗？以及前几年全网声讨呼吁惩处日记方，这二人的言行比莫言恶劣多了吧，结果如何，还不是像大熊猫一样被保护得好好的？须知在走资派眼里，他们都是自己人。要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嘛。

如果在鲁迅时代，那么莫言一定会成为鲁迅笔下那条“丧家的”、“资本家也包括一切压迫者，帝国主义及其豢养的汉奸的乏走狗”！

文革中的《张铁生》。张铁生是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的一个普通插队青年。1950年，张铁生出生在辽宁省兴城县。1968年10月，张铁生从辽宁省兴城县初中毕业，被分配到兴城县望海公社厂子沟大队插队落户。1969年秋天，其母亲响应国家号召城镇人口下乡的运动，从城里回到家乡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张铁生跟随母亲来到这里继续插队。半年后，被当地农民推选为大队仓库保管员。1971年，被推选为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并加入中国共青团。他还和同村姑娘小侯谈恋爱。在队长任内，张铁生坚持原则、反对干部搞特殊化。枣山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岳阳波的孩子，将生产队的一只胶轮车的内胎割成了弹弓皮玩，张铁生坚持要岳阳波照价赔偿。生产队里部分干部白天出去开会，清早不出工，仍算工分，张铁生坚持按照缺早工扣除这些干部的工分。张铁生也是生产队里出勤率最高的人，1972年出勤340多天。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采用“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的方法，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下乡知青中招生。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明令废除高考文化课考试，提出了“十六字”招生办法及“两个估计”，全国高等院校开始大规模招收工农兵学员。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邓小平复出后，经其努力，1973年4月国务院批准了国务院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对1971年开始实行的推荐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的规定进行修订，增加了“文化考试”的内容。

1973年6月，张铁生被枣山大队推荐考大学工农兵学员，他在公社招生组“考生登记表”中的“本人志愿”一栏填写了兽医、农田水利两个专业。作为生产队长，他要率领社员锄草抗旱，没时间复习功课。本来县里通知称，考前会组织考生统一复习3周，张铁生认为有这3周足够。不料县里后来取消了复习计划，但张铁生不知道。6月27日，接到通知的张铁生赶到县城，成为最后一个到达的考生。带队的人对他说，快回家取书，明天开卷考语文，后天考数理化，大后天回家听信。张铁生慌了，赶紧到商店买了一支小钢笔，同学们给他送去了大批初中教科书，张铁生抓紧看了数学教材。

次日即1973年6月28日，张铁生匆忙上阵参加统一文化考试的第一科语文开卷考试，作文题《谈学习〈为人民服务〉一文的体会》，张铁生在草稿纸上写完后没来得及把它抄到考卷上。6月29日上午开卷考数学，试题大部分是基础知识和常识，考生可查书，监考教师也可对考生作适当启发。中午，张铁生坐在公园长椅上，起草了一封给领导的信，解释自己没能好好复习功课的原因，希望领导酌情考虑，随后疲劳的张铁生在长椅上睡着。等他醒来赶到考场，已开考20分钟，考场闭门。张铁生跳窗进入教室。因为该考场是他的母校，监考教师认识他，所以还是给他发了考卷。张铁生拿到物理化学考卷后，只会做前面几道小题，监考教师催他快答题。这时离考试结束时间还很长，张铁生便将中午起草的信抄到理化考卷背面。当时在考场上写信的不仅有张铁生，还有一位女知青。6月30日，张铁生得知考试结果为：语文38分，数学61分，物理化学6分（并非“白卷”）。

沈阳军区政委、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毛远新（分管文教和宣传）得知一个生产队长答不出卷子给领导写信时，当晚便命人打电话将考卷和信送来，并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到兴城县调查。联合调查组经调查后，看中了张铁生，认为女知青报考的志愿都是理工科，说明她考大学的目的是离开农村，而张铁生报考的第一志愿是兽医，第二志愿是农田水利，可见他上大学不是想离开农村，而是想更好地建设农村，上大学的动机非常好。此外，张铁生的信也比那个女知青写得好。

7月15日，兴城县招生办公室通知张铁生补考，张铁生除回答了一般问题外，还针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写了篇批判文章《大学门，向谁开》。7月16日，调查组回到沈阳，毛远新听取汇报后，亲手删去了张铁生信中要求上大学的字眼，并加了编者按，指示《辽宁日报》发表。7月19日，《辽宁日报》头版头条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张铁生写在试卷背后的信。经毛远新删改后刊登在《辽宁日报》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中的张铁生的信是：

尊敬的领导：

书面考试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一九六八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天近十八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二十七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老老实实地退场。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与贫下中农的革命事业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所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喜降春雨，人们实在忙，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接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是，几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些什么，总觉得实在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我是按新的招生制度和条件来参加学习班的。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会知道的，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虽然很浅，但我印象也很浅，有两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

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对于我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并非可耻，可以勉强地应付一下嘛，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没有意思）但那样做，我的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的教育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荐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白塔公社考生 张铁生

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

编者按称：“张铁生同志是一九六八年的下乡知识青年，共青团员，现任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他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转发了《辽宁日报》刊登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并另加编者按：“七月十九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一位下乡知识青年的信，并为此加了编者按。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随后，《红旗》杂志转载时发表评论，认为搞文化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1973年的文化考试很快作废。

1973年9月，根据张铁生想学兽医或农田水利的志愿，有关部门分配他到辽宁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学习。提前报到的同学们得知和张铁生在同一个班，都希望能在车站接到他。最后接到他的是女同学董礼平，后来成了张铁生的妻子。张铁生成为辽宁农学院工农兵学员。1974年3月，张铁生和师生们一起到农村。在4个月时间里，张铁生和同学们为生产队治疗牲畜疾病，并且为农村培训了一批赤脚兽医。

1976年10月10日张铁生大学毕业，回到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继续插队务农。10月17日，辽宁省知青办的一位领导和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干部乘吉普车来到村里，以到锦州开会的名义，将张铁生带走。从此张铁生开始了监禁生涯。有关部门起初将张铁生安置在兴城县当地驻军的军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