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复盘《中华民国》之中的国中国
美籍港人孙中山弃医闹革命，向清皇朝造反以武装推翻之，屡战屡败之后，联合清皇朝叛臣袁世凯，最后里应外合后成功。建立新政府。
《中华民国》：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定国号为中华民国，首都为南京，改用阳历。同时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以五色旗为国旗。袁世凯不同意，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共四十三天。孙中山的《中华民国》己亡。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二届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自镇压孙中山的第二次革命后，即迫使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后又解散国会。1914年﹐袁世凯召开约法会议，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制定《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大权独揽。随即废除国务院，改设政事堂，并设参政院代行立法权。
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被迫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临时参议院选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首都迁至北京。
《大清帝国》：袁世凯复辟，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接受帝位，推翻共和，复辟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并下令废除民国纪元，改民国5年（1916年）为“洪宪元年”，史称“洪宪帝制”。
袁世凯接受帝位后，随即封官晋爵，改总统府为新华宫，并发行一种以他的头像和龙作图案的纪念金币和银币，准备于1916年元旦正式登基。袁帝制自为的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云南宣布独立》：反帝制运动在深入发展。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在云南宣布独立，讨伐袁世凯背叛共和，护国战争爆发。袁世凯放弃洪宪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但仍然想当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并起用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企图依靠段团结北洋势力，压制南方起义力量，但起义各省没有停止军事行动。5月下旬袁世凯忧愤成疾，同年6月6日，因尿毒症不治而亡。
《北洋政府》：北洋政府（1912年~1928年），又称北京政府，是指北洋军阀在政治格局中占主导地位的中国中央政府。
《北洋政府》也是中国继清朝灭亡后第一个被国际承认的中国政府。
袁世凯死后，北洋各部分崩离析，皖系、直系两大派系先后控制中央政府，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北洋政府又被迅速壮大的奉系军阀控制。
《北洋政府军阀混战》：军阀是指由自成派系的军人组成军事集团，他们通过军事手段割据一方，并实际控制其割据地的行政、司法、教育、税务等政府事物，名义上，军阀服从国家政府，但实际上根本无视国家中央政府的存在，只服从于其军事首领，与国家中央政府各行其政甚至分庭抗礼。
北洋军阀的诞生，最早孕育于李鸿章的淮军。1895年袁世凯天津小站练兵，到1912年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奠定了北洋军阀的基本框架。1928年东北易帜，则标志着北洋军阀的衰亡。
袁世凯称帝失败身亡后，无人具有足够威望和能力统领全部北洋军队及政权，各大出身于北洋新军的军头以所帅军队为主要力量抢夺地盘建立势力范围。虽然名义上接受位于北京的中央政府的命令，但实际上各自格局，并抢夺、控制位于北京的中央政府政权，故这一时期称为北洋军阀时期，北京政府又有北洋军阀政府简称《北洋政府》。
北洋军阀分裂为皖系、直系、奉系三大派系。北洋军阀的特点是封建所有制的人身依附为属性，经济上依靠外国列强和大地主。
《皖系军阀》：因首领段祺瑞为安徽（简称皖）人而得名，是北洋军阀嫡系分支，袁世凯死后，迅速夺得北京政权。主要人物有徐树铮﹑靳云鹏﹑段芝贵﹑傅良佐﹑倪嗣冲、卢永祥等。皖系在日本的支持下，控制皖、浙、闽、鲁、陕等省。在北洋三大派系中，皖系最先兴盛，亦最早衰败。1920年7月直皖战争，皖系一败涂地，一蹶不振。1924年，皖系最后的军阀卢永祥为新直系齐燮元、孙传芳等击败，皖系势力从此在政治与军事方面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
《直系军阀》：直系军阀领袖大多出身直隶省，故称为“直系”，政治上亲英美，代表旧地主。主要代表人物有冯国璋、曹锟、吴佩孚等。
直系军阀在英美的支持下，控制长江中下游的苏、赣、鄂及直隶和西北等地。1926北伐战争中，吴佩孚孙传芳被北伐军击败，直系到此消亡，大部分在北伐战争中被收编或遣散。
《奉系军阀》：因首领张作霖出生在奉天故称奉系。奉系并非北洋军阀嫡系，其出身为清末招安组成的奉天巡防营。奉系军阀以日本为靠山，占踞东北三省。主要将领分两派，旧派包括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马占山等；新派以张学良为首，又分为以杨宇霆、姜登选为中坚的士官派和以郭松龄、李景林为首领的陆大派。此外，著名的“狗肉将军”张宗昌于1921年投靠奉系，属于奉系旁支。皇姑屯事件之后，统治中国东北的奉系军阀将领张学良，于1928年12月29日通电全国，宣布：东北从即日起遵守三民主义，服从果民政府，改变旗帜（将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换成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标志着北洋军阀时代的结束。
《其他派系军阀》：山西的晋系军阀阎锡山，徐州一带张勋的定武军，西南的滇系军阀唐继尧、桂系军阀陆荣廷等，都在外国列强操纵下，尔虞我诈，争斗不已，甚至于民国海军也曾割据福建部分地区。
《新军阀时期》：东北易帜标志着中国名义上的统一，但军阀实力一直存在，包括北洋时期的一些杂系力量，一直延续到1949。贯穿1911～1949整个时期。因占据中央名义的北洋军阀倒台。这段时期称为新军阀时期。相比于北洋政府的旧军阀时期，新军阀时期有了为形式上更为统一的中央政府，经济基础由传统列强和大地主转换为大买办和大地主阶级。同时，利益纠葛更为复杂，冲突战争战争更为激烈，其程度远超北洋军阀时期。
《滇系军阀》：1907年9月创办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可以看做滇系军阀的根基。主要代表人物有：蔡锷、唐继尧、李烈钧、龙云、顾品珍等。辛亥革命爆发后，蔡锷将军出任云南督军，创立滇系军阀雏形，后由唐继尧继任督军。随着蔡锷逝世，唐继尧全面掌握滇军，并利用护国战争、护法运动，不断派兵进占贵州、四川等省，辖镇滇、黔两省，后向四川扩张。
《粤系军阀》：粤系军阀政治上大都亲孙中山，代表人物有陈炯明、许崇智、张发奎、李济深、陈济棠等。粤阀最早是由孙中山1917年7月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时组建。之前，广东为滇、桂系军阀和受北京北洋政府支持的本地势力角逐，并无统一的粤军。
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扩编为2个军3个师共15个旅，陈炯明、许崇智分任军长。1922 年6月，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后，粤军分裂为两派。
后蒋介石联合李济深排挤许崇智，许崇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麾下部分武装力量后来演变成为中央军嫡系部队。
《桂系军阀》：桂系是指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先后以广西为统治基地，以广西籍军政人物为主要代表的军政集团。按代表人物来分，可以分为以陆荣廷为代表的“旧桂系”，以及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新桂系”。
《湘系军阀》：湘系军阀可追溯到曾国藩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有谭延闿、程潜、赵恒惕、唐生智、何健。湘系军阀在发展过程中，其主要将领和军队多依附中央政府，和粤系军阀一样，具有半中央化的特点。
《川系军阀》：1918年，以四川靖国军总司令名义摄行四川军民两政的熊克武，决定按各军驻防地区，划拨地方税款，由各军自行向各县征收局提用，作为粮饷之需。四川军阀防区制由此形成。因各军驻防日久，不仅在防区内提取粮饷，还干预政事，委任官吏，预征赋税，致使各防区成了军阀割据的“独立王国”。
《晋绥军阀》：晋绥军，又称晋军、阎军，主要活动在山西、绥远以及华北地区，核心割据地区为山西，其次绥远，故称晋绥军。
在新军阀时期，晋绥军因蒋介石政治手段，先后分离出商震、傅作义等部。1949年1月，傅作义将军促成北平和平解放，余部逐步改编，所部消亡。
《西北军》：历史上有两个西北军，一个是冯玉祥国民军；一个是杨虎城的17路军。
《黔系军阀》：黔系军阀也是西南军阀中一支重要的力量。
《马家军》：马家军，民国时期实际控制中国甘肃、宁夏、青海等地的地方军阀名称，合称为“西北三马”，即青海马步芳（青马），宁夏马鸿逵（宁马），甘肃马鸿宾（甘马）。
《新疆军阀》：新疆军阀按统治者顺序分为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三个时期。
《中华民国军政府》：孙中山于1917年9月在广州成立的政府。正式称中华民国军政府。1918年7月5日，改组后的军政府成立，实权落到桂系军阀手里。他们压制、排挤亲近孙中山的伍廷芳、唐绍仪。8月19日推岑春煊为总裁会议主席。军政府的大权被篡夺，孙中山护法运动告失败。此时，孙中山才认识到南北军阀犹如“一丘之貉”。它也可为谈论政体、制度，只看形式上的民主性而不察其实质者鉴。
《满洲国》：1932年满洲国成立，3400万其中汉族83%，蒙古和满族总共就15%。日本和朝鲜人2%，剩下就是其他民族。伪满洲国握着实权的是日本人。鸦片在满洲国也是相当重要的作物。除了无偿强迫满洲劳力劳动，在工矿企业中满洲当地员工的薪水与日本雇员相比也相当低。对比1931年抚顺煤矿职工工资水平可以发现，日本雇员的工资水平远高于满洲本地人。满洲国经济大多操控在日本资方手中，而工人则大多为非日裔平民。工人工作环境恶劣，薪资经常受到压榨，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矿难本溪湖煤矿爆炸就发生在满洲国时期。
日本731生生化武器部队的人体实验造成约58万人死亡，其中受害者以中国人为主。关押在战俘营的数以千计的男人、女人、儿童和婴儿接受了活体解剖，通常没有麻醉，通常以受害者的死亡告终。囚犯在感染各种疾病后对其进行活体解剖。研究人员对囚犯进行侵入性手术，摘除器官以研究疾病对人体的影响。
《汪伪国民政府》：汪伪国民政府（1940年3月30日—1945年8月16日），又称汪伪政权等，是抗日战争期间以汪精卫（本名汪兆铭）等投靠日本的中国国民党党员为首建立的政权，其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名，实际上则是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扶持的傀儡政权之一。
1938年12月8日，汪精卫托词到昆明进行演讲，按预先策划好的叛国降日路线，先飞到“云南王”龙云管辖的昆明，再转飞越南河内。12月18日，汪精卫夫妇和曾仲鸣﹑周佛海等逃离到越南河内后，发表降敌“艳电”。1939年4月，由日本特务秘密护送汪等进入上海。1940年3月30日，南京举行所谓“国民政府”还都仪式，正式成立傀儡政权，汪精卫担任该政权的“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院长，周佛海、李士群为主要成员。“汪伪国民政府”一度遥奉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主席，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院长。1943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重庆车祸身亡后，渝方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担任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同时在南京"转正"。1944年汪精卫在日本病死，陈公博继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6日，伪“国民政府”宣告解散，以陈公博为首的一批汉奸头目先后被处决。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1年11月7日－1937年9月6日）是中国共产党在苏联和第三国际的支持下，于中华民国大陆时期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国家政体。先后辖有18省、4直辖县。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延安》：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中央苏区成立，主席毛泽东，定都瑞金（中央苏区-瑞金县），以中国工农红军作为国家的武装力量。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被迫放弃中央苏区，随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同月，组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统一领导中央苏区留守军民的斗争。
1935年5月，中共西北特委组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体制演变为联邦制。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抵达陕甘苏区。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变更对外名义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12月，中华苏维埃政权改国名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宣布迁都延安。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之初的40多年前，一曲“不搞阶级斗争，不搞意识形态”，“不争论姓社姓资的解放思想运动”奏响了中华民族有识之士以“天下为公，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子操守精神和古道热肠侠义文化的挽歌。
在走资派的号召下，一打牛鬼蛇神右派分子放出来后，附和着万分威严地说：“什么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闭嘴吧! 我们正在进行思想解放大讨论哩，一律不争论!”
随之更多血淋林的事实资料以及更深刻的研究，会看清楚走资派右派们所谓“不搞意识形态”就是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要社会主义，而要搞修正主义，不正大光明，而要搞阴谋诡计。
从那一刻起，中华民族中就出现了一群砖家叫兽的集体叛变，而莫言的“丰乳肥臀，滥交，入微露骨地描写女人乳房和屁股，以及性交‘哼哼’‘尖叫’细节，白描烹食婴儿、大书酷刑细节的窥"阴"癖患者........”无疑就是一座背叛堕落的丰碑，一个时代的人性恶堕落至巅峰。相应地礼仪之邦的中华民族就堕落成了一个“自私自利字当头照，礼义道德放一边”的盛况，中国成了没有精神和文化只有物欲横流的荒漠荒蛮之地。
一个国家的国民性格往往是政治制度塑造的结果。
毛泽东把意识形态看作“理论上的现实社会”。毛泽东又提出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的基本路线，深刻描述了社会主义阶段的阶级斗争特征，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毛泽东：【“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对普通老百姓而言，则造就了“孔乙己，祥林嫂，闰土，阿Q，尼姑，阿长……”一群浑浑噩噩，怕官，羡富，逆来顺受的国民奴隶式的劣根性。
如果仅仅是建立了法律意义上的公有制，而没有一场彻底的“触及每个人灵魂的”文化大革命，不但要把那些作威作福的国民党的官僚军阀老爷打倒在地，也要把共产党内当官做老爷的走资本主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官老爷打翻在地，让它们横行霸道了几千年的威风扫地，激活人天生流淌在血液里的“反潮流精神”，确立人人平等，主权在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意识形态，跟一群胆小怕事，怕官，羡富，自私自利，畏首畏尾的“孔乙己，祥林嫂，闰土，阿Q，尼姑，阿长……”谈什么社会主义，公有制，平等，民主，自由，无异于赶鸭子上架。
从前，有个叫花剌子模的中亚古国。该国有一种古风，凡是给君王带来好消息的信使，要大大的奖赏。凡是带来坏消息的信使，要丢进笼子喂老虎。人们据此揣测君王的脑回路：以为奖励带来好消息的人，就能鼓励好消息的到来，处死带来坏消息的人，就能根绝坏消息。
于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搞学术的人，尤其是人文学者、艺术家，法学家，就像花剌子模的信使。莫言就是一个花剌子模的信使，莫言的小说就是“不争论姓社姓资的解放思想”最好的文学注解和次生性文化，是这个古老民族背负着罪感和耻感文化走入历史虚无主义最值得夸耀的文学。
莫言们既要引进先进西方先进私有制，就要首先对东方“天下为公”文化妖魔化，于是有了“河殇”和莫言。
走资派既要改革，就要先把文革妖魔化，于是“伤痕文学”这个花剌子模信使受到君王的奖励。
走资派右派们既要告别革命，那就要先侮辱先烈，把他们描绘成青面獠牙的魔鬼。
走资派右派们既要否定公有制集体经济，那就先要把公有集体经济妖魔化，描绘成“扼杀自由”的无间地狱。
走资派右派们既要抢劫全民财富，法学家就先要把毛主席时代人民法学妖魔化为“人治”，为“抢来的财产受法律保护，房地产公司可以烂尾，买房者不能断供”的 “法治”开辟道路。
走资派右派们在政治学领域就要先妖魔化“阶级斗争为纲”。对所有领域的“不争论姓社姓资的解放思想”汇聚到一起，就是一个资本家养活了多少工人。官贵民贱，笑贫不笑娼。极端自私自立欲壑难填而又涂脂抹粉打扮精致的利己主义。不管白猫黑猫，权钱色就是好猫。在思想上控制和奴化人民的时代就诞生了。
有哪一个对“不争论姓社姓资的解放思想”有微词者，不被当政走资派右派们骂为“极左”呢?
又有哪一个走资派右派们不拿“反改革开放”这个罪名，去弹压质疑私有化，医疗教育产业化，市场阶级，烂尾楼…….的人呢?
仅仅小学二年文化的莫言粗鄙露骨文字获得诺奖，则纯粹是跌了一跤捡个大元宝。时值当年走资派邓小平访美，开启中美蜜月，战略伙伴，夫妻关系，卿侬妾蜜，如胶似漆。西方颁奖给莫言，可谓是屎里觅豆，吹毛见疵，用心良苦。
莫言说：“我有一种偏见，文学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而是揭露黑暗和人性之恶的。”通过这句话，莫言看似把自己打扮成为民请命的斗士，却实际上是封建专制驯化后的奴才和犬儒之顺从争宠谄媚阿谀的表现。
莫言在“不争论姓社姓资的解放思想”开启的一片声讨“前三十年的群情激愤”氛围中，跟风上了伤痕文学的这艘末班车。
所谓的“揭露黑暗与反映人性之恶”，都只是事后的看客和不公允的主观臆想，以己及人、以偏概全、管中窥豹、盲人摸象，毫无道德操守，以坐井观天的思维来审视，抹黑革命和新中国建设波澜壮阔的历史。
这种人有的只是趋炎附势的伎俩，投机取巧、见风使舵的奸佞小人之风。莫言的言辞和小说，没有对工人下岗失业，道貌岸然贪腐之徒、资本家压榨，经济危机，蜗居，烂尾楼，说一句话，没有对自己眼巴前的丑恶作任何一丝一毫正义的揭露，也没有为民请命，更惶论对黑暗的反抗。
而反观鲁迅，在“风雨如磐”的黑暗年代，横眉冷对千夫指，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以笔做投枪的猛士，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
鲁迅与莫言，战士与苍蝇，高山与粪土，云泥之判!
刀郎的罗刹海市之歌是第一声春雷，把这个社会美丑颠倒，善恶混淆，正邪不分，庙堂登猪狗，鞋拔作如意，牝鸡司晨，半扇门楣上裱真情，勾栏扮高雅，公公好威名，群魔乱舞，描写得淋漓尽致。
而莫言风波最大的意义，就是让人们看清了那一小撮窃取了革命果实的封建官权代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右派政客，贪官污吏，官僚，买办，资本家，富豪。各种资本代表如：房地产奸商官商勾结联盟代表，资本私权专制改割既得利益集团复辟势力代表，帝国主义外资在华利益的买办代表。以及雇佣豢养的砖家叫兽反动文人，这些窃取立法，司法，行政，媒体社会公器，霸占大部分公权力的改割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占总人口0.1%，社会财富2：8分配中的2的“上流社会”，庞大的，占据着有利位置。他们被赋予了道德优越感的势力来自哪里? 看清楚了经济，文化，教育，传媒，法律被封资修意识形态深度改造后的残酷现实。
思维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怎么思想就怎么行动。政权国家对个人的支配，除了制度，法律，军事暴力之外，最为常见的支配形式，首先通过意识形态的支配来实现。它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不得不在“自由竞争”的资本增殖游戏中承受人之生命本质的全面异化和普遍不幸。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国家制度是“政治上层建筑”的核心结构，意识形态则是“观念的上层建筑”的核心内容。这种独特作用在黑格尔国家学说那里就是“依照思想构筑现实”
当被问到“莫言会不会被判刑?” 这样的问题时，结论是：莫言不会有事情，他和柳传志一样都不会有事情。
因为“不争论姓社姓资的解放思想”时代还没有彻底结束，新的时代还没有完全到来。尽管他们像霜打了的茄子一样，但是距离彻底烂掉还需要时间。他们过去40年关于“资本家养活了工人，官贵民贱，英雄创造了历史”的所有启蒙努力全部都失败了，他们和共产党人都要重新适应一个新的时代。
鸟瞰天下，极目世界，随着全球共产主义运动由于内部修正主义得无耻叛变而导致失败。马克思描述的资本主义制度生产的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基本矛盾，愈益地凸现出来：贫富悬殊痼疾，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全球经济集体疲惫、空气环境污染疫病流行，以及挽救经济危机而引发争夺资源市场的战争遍及全球，冲突不断、中美竞争加剧、民族矛盾激化，世界大战两大帝国主义阵营正在酝酿，第三次世界核大战日益迫近，人类陷入生死存亡前夜，人类社会运动迷失前进方向，前途渺茫，世界再一次陷入了悲观，颓废，迷茫泥潭。国内房地产支柱崩毁、经济泡沫持续破裂、下行周期席卷各个领域、三驾马车趴窝、内需严重不足、货币循环阻塞、有钱人纷纷抛售资产、还有一部分润出海外.......
这波巨变的发生，标志着过去一个虚假繁华时代的落幕。
以所有人都猝不及防的方式，一个时代彻底地终结了。
人类灵魂在渐渐失去最宝贵的东西：安全感与希望。
危机正在让踏上资本主义末班车的ts社会油尽灯枯，随之统治中国几十年的特色意识形态正在走入末日时刻，所有不甘心成为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思想上受奴役的人们，正在掀起一场公开的审判，为曾经遭受的经济和文化劫掠寻求一个公道，是重回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道路还是继续走私有化的封建官权资本主义老路?这才是莫言风波最真实的背景。
所以，起诉莫言风波的源头，不是右派的神马“中西方文化冲突论”，更不是右派的神马“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之争的河殇论”，与“美国民主价值观的衰落”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因为中国虽然经济制度上全盘西化了私有制贫富悬殊经济危机，政治制度上却从未接受美国民主价值观的丝毫影响。起诉莫言风波骨子里是一个5000年的民族正在剪掉心中那条粗大的封建专制资本主义辫子，正在反思和拷问自己的灵魂。
大变局正在酝酿，这个大变局不仅包括政治经济的巨变，同样也蕴含着丰沛的精神文化的变革冲动。今天中国的崛起已经不是经济问题，不是科技问题，不是军事问题，而是文化哲学问题。莫言走下了神坛，标志着中国文化进入一个拂晓时刻。
《长工短工》《人民公社社员》和《农民工》成了三个时代的不同标配。有人问：【新中国解放了谁 ？】
《中华民国时代》：《长工短工》成了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被解放了。
《毛泽东时代》：工人阶级成了领导阶级，拿着钱饭碗。农村人民公社社员、贫下中农组织起了成了工人阶级同盟军。
《走资派时代》：工人被下岗，工人阶级被解散。农村人民公社被解散，社员成了《农民工》《零时工》，又被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打回到旧社会，只不过改了个名称，资本家改叫“民运企业家“，土豪，下岗工人，《农民工》，保姆等。
三个时代：旧中国民国时代。新中国毛泽东时代。中国走资派时代。
三个时代的不同标配：
旧中国中华民国时代，有资本家，地主、农民《长工短工》、佣人。
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工人阶级，农村人民公社社员、贫下中农。
中国走资派时代，资本家，土豪，下岗工人，《农民工》，保姆。
读《唯物辩证法是个好东西?》一文有感。文中说：“文革中在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教材要改革的号召下，某著名高校的数学教师写了一本高等数学上下册。曾被评为优秀教材。因为该书把毛的哲学思想，把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对立统一，矛盾的观点融合在微积分的理论中了。
文革后上大学，学校说这本教材可能要作很多修改，只做为学生的参考书，可买可不买。主要听老师讲课。
由于对文革中”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口号很排斥，心想那本书一定太政治化了，就没有购买。跑到学校图书馆借了本当时倍受欢迎的苏联专家吉米多维奇的《高等数学习题集》来学习。该书虽然好，看后习题也会做，但对微积分的理论和对微积分的应用还是觉得隔靴搔痒，知其大意，不得甚解。更看不出中学里的初等数学和大学里的高等数学有何联系。
一天听数学老师讲课，老师也是那套高等数学教材的作者之一。“
文中又说：“听完老师一席话，我突然领悟在”显微镜”下，微元分析法把初等数学变”活”了，把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有机地联系起来了，微积分的应运开窍了。
我赶紧到学校的印刷厂买下了这套原以为是政治挂帅的书。细读和精读，受益很多。后来慢慢明白书中讲述的那些微元分析的方法是18世纪起源的古典微分几何的分析方法。只是我们的数学老师在写书时把这些方法提高到了哲学的高度，展现了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
遗憾的是这本书不再出版了，可能文革后这本书已经改得面貌全非了。此后我再没有发现在国内高校的高等数学教材中有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讲述微积分理论，让它浅显易懂，让学生深入了解其内核的。大多过雨烟云，没有留下深刻印象。“
文中最后说：”后来为人之父，为人之师。我尝试着用老师传授给我的用辩证法来讲述微积分，觉得孩子们和我一样对此易懂，易学，初等数学变”活”了。
看来唯物辩证法是个好东西。教材需要改革，要教给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思想方法。不管你喜欢不喜欢，矛盾都是普遍存在的，是对立统一的。“
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不仅是辩证法理论大师，而且是辩证法实践大师。辩证法是研究矛盾对立统一的学说，而矛盾普遍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天下万事万物运动变化的原生动力，“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
早在1937年，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矛盾论》，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唯物辩证法理论。这是一部深刻的有着重大理论价值的哲学论著，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奠基之作和主要标志。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全面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普遍性表现为矛盾斗争的绝对性，“矛盾的斗争则是不断的，不管在它们共居的时候，或者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都有斗争的存在，尤其是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为显著”。
《文革》中毛泽东说：“现在的红卫兵当中也有不可靠的，是保皇派，他们白天不活动晚上活动，戴眼镜，戴口罩，手里拿着棍子、刀，到处捣乱，杀了一些好人，杀死了几个人，杀伤了好几百。多数都是一些高级干部的子弟。”
毛泽东又说：“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资产阶级胜利，修正主义胜利，把我们打倒。第二个可能就是我们把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打倒。我为什么把第一个可能放在我们会失败这一点上呢？我感觉这样看问题比较有利。就是不要轻视敌人。“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划分，不是哲学自发的形成，是人为的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划分，仅仅是从本体论角度，也就是从“世界的以物质还是以精神为本源”来做区分的。这个区分方式出自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简称《费尔巴哈论》。
这里恩格斯所要指出《哲学基本问题》是有着深刻的历史目的和政治目的：当时的国际局势是，工人组织经常受到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修正思想，改良主义的侵蚀。
这种侵蚀使得工人阶级内部出现分裂，而这种分裂往往是由于一些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将自己伪装为工人革命的指导思想。如果按照这种思想进行革命斗争，只能将革命引向失败。
类似的思想包括：无政府主义（立刻消灭权威和政党，构建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改良主义（先走资产阶级革命，借助资产阶级的力量和平的完成社会主义过渡）、激进派（反对一切妥协，立刻掀起革命）、超帝国主义论（帝国主义是一种政策，因此只要帝国主义国家可以携起手来订立和平协议，世界就可以进入长久和平期）、拉萨尔主义（忽视现实的经济结构和经济状况，要求不折不扣的分配劳动所得的理想主义）。
其中，中国也有以胡适为首的社会改良派，宣称阶级斗争只能引起阶级仇恨，不应该用武力的方式进行彻底的改革。这正是由他信奉的“实用主义”哲学所导致的。
现在我们看得到，这些思想，或多或少都偏离或完全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而对当时局势的解决，不是缺乏变通就是过于懦弱，要么则是过于理想主义而脱离了现实。
因为有相当多的思想家，都认为应该等待统治阶级自我反省，主动帮助人民实现解放。
然而很明显，这都是基于唯心主义的看法。他们认为，思想是高度独立于现实的，甚至是思想支配现实，因此只要统治阶级“想”这样做，他们就可以解放人民。并且他们相信人的理性天生趋向于自由民主，只要统治阶级觉醒了这种天性，自然会推动社会向更文明的方向发展。
但是唯物主义的观点则是，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完全由自身决定的，更是由社会状况和经济条件决定的。因此寄希望于统治阶级自身的觉醒，无疑是缘木求鱼。
很明显，这两种基本观点之下，各自提出的政治观点也必然是不同的路线。
在这种背景之下，恩格斯就必须提出一种高效的辨别方法，来将一切“唯心主义的思潮”从党内驱逐出去，坚定科学的理论指导，否则革命一定会失败。
于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就诞生了。
这一理论，寄托着全世界工人组织能否坚定马克思主义科学指导，反对一切修正主义的侵蚀的愿望。其有深厚的哲学背景和政治背景。
然而现在的情况是，一些人出于“宗教狂热”一般的情感，非常武断的在任何研究方式中大谈特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划分，忽视了“哲学基本问题”这个学说提出本身的目的和背景，这实际上把这个划分庸俗化了。
因为虽然绝大多数的各娄学派都可以以此划分，但是它们的研究侧重未必是这些基本问题。如果上来就大批特批，就属于人家要做个蛋糕，你不品尝蛋糕反而说它托盘的花纹不好看。
另外一些人读了一些哲学史，认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论纯属无稽之谈。这实际上也是不了解这个理论所提出的背景，导致评价片面化。
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划分哲学基本派别，本没有问题。因为基本上所有派别，都要提到“何者为本源”的问题，即使声称超越二者分立或者二元论的学派，也会最终落脚于物质和意识之一。因此片面强调基本派别划分是僵硬的，而片面否定基本派别划分则是带有强烈个人偏见的，这同样是狭隘。
但是如果因此而过度贬低唯心主义，或者过度贬低唯物主义，则是另一种狭隘。
一、哲学的基本派别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物质是本原，意识是派生的，先有物质后有意识，物质决定意识。
《唯物主义》有三种基本形态：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唯心主义》的基本观点：意识是本原，先有意识后有物质，意识决定物质。
《唯心主义》有两种基本类型：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
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派别
(一)唯物主义：
1、古代朴素唯物主义
基本观点：认为金、木、水、火、土等是世界的本原。
进步性：否认世界是神创造的，认为世界是物质的，坚持了唯物主义的根本方向，本质上是正确的。
局限性：A.是一种可贵的猜测，没有科学依据。
B.它把物质归结为具体的物质形态，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2、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
基本观点：认为原子是世界的本原，原子的属性就是物质的属性。
进步性：丰富和发展了唯物主义。
局限性：仍然把物质的具体形态等同于物质。具有机械性、形而上学性、不彻底性。
3、现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基本观点：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原，物质的本质属性是客观实在性。
进步性：终结了唯心史观，创立了唯物史观，做到了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
(二)唯心主义
主观唯心主义：把人的精神当成世界本原。
客观唯心主义：把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精神”当作世界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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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唯物辩证法是个好东西?》
文/万湖小舟
文革中在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教材要改革的号召下，某著名高校的数学教师写了一本高等数学上下册。曾被评为优秀教材。因为该书把毛的哲学思想，把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对立统一，矛盾的观点融合在微积分的理论中了。
文革后上大学，学校说这本教材可能要作很多修改，只做为学生的参考书，可买可不买。主要听老师讲课。
由于对文革中”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口号很排斥，心想那本书一定太政治化了，就没有购买。跑到学校图书馆借了本当时倍受欢迎的苏联专家吉米多维奇的《高等数学习题集》来学习。该书虽然好，看后习题也会做，但对微积分的理论和对微积分的应用还是觉得隔靴搔痒，知其大意，不得甚解。更看不出中学里的初等数学和大学里的高等数学有何联系。
一天听数学老师讲课，老师也是那套高等数学教材的作者之一。他这样讲到(大意):
同学们大家在初中时就学过梯形面积公式: (上底+下底)x高/2。但梯形的边如果是曲线就不能用这个公式，因为直和曲是矛盾的，不能互换。
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曲边梯形分成有若干个小的梯形。由于这些小梯形的曲边比大梯形的曲边弯曲程度小，接近直线。 我们能够用梯形面积公式求出这些小梯形的面积，在把他它们加到一起，就得到了大曲边梯形的面积。
同学们一定有疑问，这样会带来误差，不精确，因为那些小梯形的边仍然还是曲的。误差和精确是矛盾的，不能相互代替。误差的产生是因为我们把这个大的曲边梯形只做了有限次地划分。设想我们把这个曲边梯形划分成无限多个细小的梯形。细小的程度连我们肉眼都看不见它的曲边了。让我们在显微镜下看，在这样无限细小地划分下梯形曲边从量变发生了质变，曲线变成了直线，矛盾统一了。在这个条件下，我们可以放心地使用梯形面积公式，求出每一个无限小的梯形的面积，然后在把这些无穷多个的无限小的梯形的面积加起来，其结果就是精确的曲边梯形的面积。积分的理论就是求无穷多个无限小量的和。
积分的过程体现了从有限到无限，从误差到精确，从曲线到直线的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矛盾的规律)、质量互变(量变到质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
现在让我们来讲述积分的理论和求积分的方法。....
听完老师一席话，我突然领悟在”显微镜”下，微元分析法把初等数学变”活”了，把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有机地联系起来了，微积分的应运开窍了。
我赶紧到学校的印刷厂买下了这套原以为是政治挂帅的书。细读和精读，受益很多。后来慢慢明白书中讲述的那些微元分析的方法是18世纪起源的古典微分几何的分析方法。只是我们的数学老师在写书时把这些方法提高到了哲学的高度，展现了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
遗憾的是这本书不再出版了，可能文革后这本书已经改得面貌全非了。此后我再没有发现在国内高校的高等数学教材中有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讲述微积分理论，让它浅显易懂，让学生深入了解其内核的。大多过雨烟云，没有留下深刻印象。
后来为人之父，为人之师。我尝试着用老师传授给我的用辩证法来讲述微积分，觉得孩子们和我一样对此易懂，易学，初等数学变”活”了。
看来唯物辩证法是个好东西。教材需要改革，要教给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思想方法。不管你喜欢不喜欢，矛盾都是普遍存在的，是对立统一的。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1928年12月张学良宣布改旗易帜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实现了表面上的中国的统一。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延续22年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统治，颇受文艺创作者的青睐，以这一时期为创作背景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而在文学创作的影响下，不少网民对民国进行美化和浪漫主义描述，认为民国时期是一个崇尚民主、自由、知识的时代，认为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政治开明、经济繁荣、文化自由，更有甚者认为当前对蒋介石统治集团与国民党军队的种种负面评价是中国共产党的污蔑攻击。那蒋介石的民国是否真得像部分影视剧或文学作品中所说那么美好吗？
蒋介石专制独裁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实行的是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一党专政和军事独裁统治，通过建立庞大军队、推行特务统治、实行联保连坐等方式巩固专制统治，与民主政体背道而驰。
1929年3月，蒋介石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规定：“中华民国人民须服从拥护中国国民党，……始得享受中华民国国民之权利”；“对中华民国之政权治权”，要由蒋介石国民党“独负全责”。
1931年5月，蒋介石国民党主持的国民会议通过《训政时期约法》，第30条明确规定“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将权力集中于蒋介石个人。
蒋介石国民党建立了庞大的军队，1929年3月官方材料披露，“全国军额达二百万”，还大力加强地方反动武装，将人民置于武装力量的严密控制和监视之下。
蒋介石扶植“CC”派和复兴社势力，建立庞大的特务组织，如隶属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隶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以及“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大规模推行特务政治，以增强对各种政治力量及广大民众的有效控制。
蒋介石国民党大力推行保甲制，1934年12月经中政会第432次会议议决，行政院通令各省市普遍办理地方保甲，强制实行联保连坐，加强了对广大群众的控制束缚。《乡镇保甲长须知》中规定“各户户长应联络甲内全体户长共具联保连坐切结，声明结内各户互相劝勉监视，不为匪通匪纵匪，如有违反者，他户应即报明，倘瞻徇隐匿，联保各户实行连坐”。
蒋介石思想禁锢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大力推行文化专制，用封建法西斯主义对人民进行思想禁锢与精神控制，与思想自由背道而驰。《训政时期约法》虽规定了人民的结社集会之自由、发表言论及刊行著作之自由、请愿之权等，并强调“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制之”，但为了控制舆论，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大肆剥夺人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从1929年起就相继颁布《宣传审查条例》《出版法》等严格限制书籍刊物的编辑、出版、发行，还设立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查禁具有进步倾向的文化作品，对进步作家进行监视、拘捕甚至枪杀。
1930年至1933年间，李伟森、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洪灵菲、潘漠华、应修人、宗晖等先后牺牲。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1936年制定的《取缔反动文艺书籍一览》《取缔社会科学反动书刊一览》，被查禁的文艺书籍和社会科学书刊就多达1040种。为了与敌人周旋，保存革命文化阵地，鲁迅这一时期使用过的笔名达70多个。
蒋介石公开鼓吹法西斯主义，在1931年5月国民会议开幕词中提到，法西斯蒂政治理论能保证“最有效能的统治权”，而且“合于大同原则”。此后，“CC”派和复兴社开展了宣传法西斯主义的竞赛，大力鼓吹“三民主义为体，法西斯主义为用”。蒋介石亲自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目的也在于禁锢人们的言行，正如他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中所说要“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礼义廉耻，也被蒋介石视为“根本剿灭土匪之最良武器”，用以加强全体民众的反共意识，使民众俯首帖耳地服从国民党反动统治。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官员上下贪污腐败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采取一系列有利于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的政策和措施，控制全国经济命脉，对广大群众进行超经济的榨取和掠夺，与为民谋利背道而驰。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中央和南京政府高级官员利用手中权力，通过公开勒索、贪污、投机倒把、借款、发行公债和增加税率等手段，把许多国家财产变成由他们任意支配的私产，形成了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一大批新的官僚兼买办的资本家。他们与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结合，成为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垄断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成立“四行联合办事总处”，控制了全国经济命脉，为滥发纸币、大规模发行公债打开了道路。
从1927年到1936年，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共发行26亿元公债。抗战期间，发行17种国内公债，共计法币151.92亿元，关金1亿金单位，英金2000万镑，美金2.1亿元。政府发行公债是以捐税作为担保，公债发行越多，人民承受的捐税负担就越重。
1934年，湖北省田赋附加税达61种，江苏省更是多达147种。而公债又由“四大家族”控制的银行以低价承购，通过高利率还本付息获取暴利。官僚资本集团通过资源委员会和工矿调整委员会对民族工业进行大规模掠夺和吞并，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官僚资本已占到整个工业资本的2/3。官僚资本不是在正常的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积累起来的，而是官僚资产阶级利用超经济的特权，主要在从事金融和商业投机的过程中，在充当外国帝国主义的买办的过程中，通过掠夺广大劳动人民和兼并民族工商业而发展起来的，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阻碍。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各级军政官员在收复区内进行掠夺性接收，以“接收”名义加以侵吞。以北平为例，被接收的日、伪物资，入库的数量不足五分之一，其余绝大部分被接收官吏据为己有。《大公报》于1945年9月27日发表的社评称：这种行为“几乎把京沪一带的人心丢光了”。
民不聊生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滥发纸币，使经济危机加剧，通货膨胀严重，贫富差距巨大，广大群众的生活陷入极度困境，与安居乐业背道而驰。
据江苏省民政厅统计，1928年至1934年间，省内拥有1000亩以上土地的大地主共374个，其中77个为国民党官吏，这就决定了国民党政府必然要维护封建土地占有关系和地租剥削制度。苛捐杂税众多，加之灾害频发，广大农民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
1937年出版的《中国救荒史》记载，从1928年到1930年，全国因受灾而死亡的人数达1000万，1931年受灾人数超过5000万。由于国民党政府到处抓兵拉夫、横征暴敛，造成田园荒芜，农民逃亡。
1946年，湖南、广东已有40%的耕地荒芜。国民党政府实施的币制改革，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发展，但也使官僚资本极大膨胀。为了应对猛增的军费开支，弥补财政赤字，国民党政府无限制地滥发纸币，更是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急剧上涨，使百姓遭到洗劫，民族工商业走向破产。
1947年7月24日，美联社电讯发表一则材料，称法币100元可买的物品：1937年为两头牛，1938年为一头牛，1941年为一口猪，1943年为一只鸡，1945年为一只鱼，1946年为一个鸡蛋，1947年为三分之一盒火柴。
到1948年8月，法币发行额已比1937年全民族抗战前增发47万多倍，物价暴涨725万多倍。美国学者易劳逸曾评价道：贬值的货币就像染上白血病的血液在这个国家流淌，“使整个机体、军队、政府、经济和社会普遍虚弱”。
1947年，工业产量较1936年减少30%，农作物产量减少33%-40%，各地饥民达1亿人以上。1947年3月至7月，38个城市发生抢米风潮，17万城市贫民参与其中。
当时的报纸感慨道：“中国不亡于日本，如今却要亡于经济总崩溃”。严重的经济危机，给全国各阶层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他们不得不团结起来，同国民党政府作你死我活的斗争。
四面楚歌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破坏团结抗战大局，大肆迫害爱国民主力量，镇压日益高涨的人民运动，将自己置于了人民的对立面，与民族大义背道而驰。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亲日派公开投降。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也表现出很大的妥协倒退倾向。
1939年1月蒋介石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溶共”“防共”“限共”方针。后国民党成立反共的“特别委员会”，陆续制定和秘密颁发《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文件，大肆进行反共宣传，设立集中营囚禁和杀害共产党员、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并且发动三次反共高潮，残酷镇压人民的抗日民主活动。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国民党统治集团公然违背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肆意破坏和撕毁政协协议，悍然发动全面内战。随着国民党统治区政治、经济危机不断加深，民众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
先后爆发“一二·一”运动、抗暴运动、“五二〇”运动、反美扶日大游行等，其中参加抗暴运动的学生总数达到50万人，“五二〇”运动则波及60多个大、中城市。仅1947年，参加罢工斗争的工人就达到320万以上，波及20多个大中城市，涉及50多个行业。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还对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充满敌意，不断进行残酷迫害。
1946年2月10日，制造“较场口事件”，在重庆举行的庆祝政协成功大会上打伤民主人士郭沫若、李公朴、施复量、章乃器等多人。
1946年7月11日和15日，国民党特务先后暗杀著名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和闻一多。
1947年10月7日，杀害民盟中央常委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
1947年10月27日，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被迫解散，许多成员转入地下坚持斗争。在人民解放战争接近最后胜利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工农群众和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以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都团结在了中国共产党周围，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政治上完全孤立，已经处在了全民的包围中。
可以说，正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和腐败没落，促成了中国革命高潮的早日到来。
这样一个与民主政体、思想自由、为民谋利、安居乐业、民族大义背道而驰的政权，其灭亡是不可避免的。
丧尽民心的腐朽政权，最终只能被人民所抛弃。
一些文艺作品中对民国时期与国民政府的讴歌，只是对历史一厢情愿的想象。不能以精英阶层的幸福生活掩盖底层大众的种种苦难，因为创造和书写历史的正是广大群众。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是毛泽东的经典名句。这句话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来的呢？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1948年11月11日，毛泽东在西柏坡给东北野战军负责人和各中央局、各前委负责同志发出一封电报。
此时，辽沈战役刚刚结束，淮海战役正在进行，平津战役即将开始，人民解放军在各大战场的节节胜利使得原来预计需要5年的解放战争进程大为缩短，中国革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
毛泽东在电报中指出，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即可从根本上打倒蒋介石国民党。
但毛泽东同时又告诫：“要全部解决蒋介石国民党并占领全国，则尚须要更多的时间。我党我军仍须稳步前进，不骄不躁，以求全胜。我们的口号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自进入1948年后，毛泽东一直在强调抓纪律建设。为什么在中国革命胜利在望的历史时刻，毛泽东如此强调加强纪律性呢？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向来是以严格的纪律著称的。随着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也随之发生三个重要转变，即战争形式由游击战转向正规战，工作由分散转向集中，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此时，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队伍自身思想状况与新形势、新阶段的工作要求不相适应，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一些违反政策、破坏纪律的现象。
这些违反政策、破坏纪律的行为，其危害是严重的，最可怕的是把民心推向中国共产党的对立面，造成中国共产党背离民心和政治孤立。毛泽东和党中央及时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问题的危害性和严重性。
毛泽东指出，进入1948年，国民党蒋介石在全国人民面前已经孤立起来。但是蒋介石孤立并不等于我们胜利。如果我们的政策不正确，比如侵犯了中农、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开明绅士、知识分子，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错误，那就还是不能胜利，蒋介石的孤立会变成国共两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
毛泽东严正告诫全党：“全党同志须知，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具体说来，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五个政策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
正是站在这样的政治高度，毛泽东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
理论上清醒才有政治上的坚定。1948年，毛泽东下大气力抓党内军内纪律建设。建立报告制度，是毛泽东抓纪律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从1月至10月，为建立健全党内报告制度，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一系列党内文件和指示，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全党全军，包括《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规定》、《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应向中央报告的事项》、《中共中央、军委关于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指示》，等等。
毛泽东不仅亲自起草制定制度，而且花了很大气力亲自推动督促制度的落实。对于报告制度执行好的，提出表扬。对于不重视、不遵守请示报告制度的行为，毛泽东提出严厉批评，责令改正。
1948年1月7日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发出半年多后，林彪和东北局迟迟未向中央作综合报告，毛泽东几次去电对其严加督促和批评，直到8月13日东北局才给中央复电，强调了他们未作综合报告的原因。毛泽东对此复电很不满意，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封给林彪和东北局的长达两千多字的电报，严厉批评林彪的“敷衍态度”和“无纪律思想”，并指出所谓“常委各同志均极忙碌”，“对各部门的工作难求得全部了解，对作全貌的报告遂感困难”，“缺乏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的材料来源”等，“这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收到毛泽东措辞严厉的批评电后，林彪在15日当天即向中央作了检讨，并送来综合报告。
1948年毛泽东和党中央抓纪律建设，有力制止了党内的无政府无纪律现象，保证了党中央领导的集中统一，不仅为争取即将到来的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以后从严治党、从严治军，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红军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所在。
“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是1948年12月20日《中国青年》复刊之际发表的毛泽东的题词。这个题词，精炼概括了加强纪律性和革命胜利的关系。
此前，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时就指出，我们的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突出强调了加强纪律性的极端重要性。“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口号鲜明响亮、朗朗上口、深入人心，有力地凝聚起全党共识，很快化为各级党组织和党领导下的军队的行动。
“保护城市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工厂、商店，禁止拆毁机件、搬取物资或私自没收强购……”开封博物馆收藏着一份解放战争时期的入城纪律守则。现在看来是泛黄发旧的一张纸，纸上的内容却是当时战士们严格遵守的铁律。
1948年6月，开封战役前，中央军委就颁发了入城纪律守则，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也向攻城部队颁布了政策和纪律，号召大家当执行党的城市政策和革命纪律的模范。在一次巷战中，某班同志进入一座漂亮的洋楼，屋子里一个人也没有，展现在眼前的是床上的红绸缎、绣花枕头皮和精致的被单。部队前进时，屋里一切东西都原封不动。野战军不“野”，每个同志都做到了秋毫无犯。
纪律就是形象，正是铁一般的纪律，让解放军深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正是有了人民群众这个后盾，才无往而不胜。
开封战役开始时，解放军某部进入离开封十余里的一个村庄，该村群众因受国民党谣言欺骗，大部分离开了。部队领导号召战士们为房东看好门，保存好东西，喂好牲畜。解放军到村外地里找老乡宣传，向他们揭穿国民党的谣言，说明解放军的政策，后来群众慢慢地回来了一些。房东大娘起先还很害怕，但刚一进门，战士就端开水给她喝，又看到她的牛已被战士们喂得肚子圆圆的，大娘可乐了。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全村群众很快都回来了。老乡们说：“解放军这样爱民，古今中外哪里去找这样的好队伍。”于是群众们纷纷磨面、蒸馍、绑担架，支援解放军解放开封……
朱德曾说，“我们既要会打仗，又要能执行政策，遵守纪律，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只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拥护，我们才能胜利。”无数事实也证明，严明的纪律是中国共产党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取得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中共中央在河北省西柏坡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会上，毛泽东预言，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为此，他提出了加强作风建设的要求，即要求全党同志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就是被我们党始终牢记和坚持的“两个务必”。
“一进城市，大家对居住、生活条件的要求就提高了，都爱从好的方面去布置。”“似乎大家都变了，要能维持简朴的作风，恐不容易。城市的引诱实在太大。”这是杨尚昆在1949年初写下的一则日记。杨尚昆时任中央秘书长兼军委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负责中央机关向北京转移的具体事宜。这则日记是他从西柏坡出发前往北京记录下的个别机关纪律松弛的现象。
杨尚昆所记载的事件并非个例。面对迅速到来的重大胜利和可喜局面，一些中国共产党员干部的精神开始懈怠起来，头脑中或多或少地产生了享乐思想。这些现象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我们难免有重蹈李自成覆辙的危险。
“两个务必”的提出恰如一针清醒剂，警示全党要防止出现、及时发现和纠正思想行为上的“病灶”。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勇于直面问题、常怀忧患意识的鲜明体现。
“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20个字成为中国共产党在相当长时间内的行动方针。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军，使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改变：人民解放军已经由127万人发展到280万人，其中野战军149万人，在装备上也有了很大改善，建立起了强大的炮兵和工兵，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军事技术也进一步提高。
解放区相继连成一片，面积达到了235.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24.5%，人口1.68亿，占全国总人口的35.3%。
与此相反，国民党军队已经由430万人下降到365万人，可用于一线的仅有174万人，且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
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虽然统治着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和三分之二的人口，但是却遭到了广大人民的强烈反对，其统治正处于崩溃的边缘。
随着解放故争的顺利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也日益发展壮大，到1948年，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了300多万名党员。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迅速发展推动了党的发展，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问题，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在被敌人分制的战争环境下，为了发展革命曾经给了地方许多自主权，但是随之也产生了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和地方主义、游击主义倾向。这些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不仅会成为革命的障碍，而且有可能会对中国共产党即将在全国执掌政权产生不好影响。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做到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高度一致，成为摆在全党面前重要而迫切的任务。
一个没有铁的纪律的党是不可能有领导力的，一个没有铁的纪律的军队是不可能有战斗力的。加强纪律教育，严明纪律，无疑是夺取解放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
毛泽东、朱德在带领红军第四军自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发布的布告中就提出：“平买平卖，事实为证，乱烧乱杀，在所必禁。”他们为红军规定了三大纪律：(一)不拿工人、农民、小商人一点东西;(二)打土豪归公;(三)一切行动听指挥。毛泽东强调“严格地执行纪律，废止对纪律的敷衍现象”;指出：“红军纪律是一种对群众的实际宣传，现在的纪律比前松懈了，因此给了群众以不好的影响。”“上门板，捆禾草，扫地，讲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照还，赔偿损失，这些都是红军宣传工作的一种，现在也做得不充分”;重申“严格地执行三条纪律”。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严肃地指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他还在会上说：“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
毛泽东在延安领导的整风学习运动也与加强纪律性有关。整风学习运动分学习、改造学习、整风学习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的标志是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整顿就是用纪律来解决问题。当时，毛泽东说：“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改造我们的学习》用的是劝导的方式，《整顿党的作风》用的是加强纪律的方式。这两种方式并用，对打败教条主义，坚定地走从实际出发的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产生了积极而重大的影响。
毛泽东认为军队要有统一领导和纪律，才能战胜敌人。党也需要统一领导和纪律。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说：“一个军队，要有统一纪律，要听号令：立正，稍息，向左看，向右看，开步走，瞄准放。不然敌人在前面，一个往东放，一个往西放，是要被敌人消灭的。党这个军队也是一样，没有统一纪律，没有民主集中制，没有民主或者没有集中都不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与纪律严明是密不可分的。
喊这个口号“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转战陕北途中的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在解放战争开始之后提出来的。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大屠杀之后的十年内战期间没有喊这个口号。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也没有喊这个口号。抗日战争胜利后还是没有喊这个口号。还在重庆谈判后签了一个“双十协定”。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对中原解放区发动疯狂进攻，全面内战爆发。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纠集大军进攻延安城的枪炮声，打破了王家坪的宁静。
1947年，中国命运的十字路口，转战陕北途中的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出战斗号召。“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从黄土沟壑中飞出的口号，道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激励着军民斗志。一时间，“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军歌嘹亮，冲锋，冲锋！这响亮的口号伴随人民解放军挺进大别山、打过长江天险，覆灭蒋家王朝。
红旗漫卷，前进，前进！这有力口号宣告中国共产党从劣势转为优势，带领广大人民迎来新中国的诞生。
两座大山山脚下，坐落着延安王家坪。这里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驻地。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对中原解放区发动疯狂进攻，全面内战爆发。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纠集大军进攻延安城的枪炮声，打破了王家坪的宁静。
国民党军集中了34个旅（师），共23万余人，由胡宗南等率领，妄图一举占领延安；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陕甘宁边区的部队仅有不足3万人。一时间，“希望之城”延安圣地告急！（不是加沙告急。）
“面对国民党军的来势汹汹，延安有人表示要誓死保卫延安。
但毛泽东经过再三考虑之后，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主动撤离延安。好多人不理解，毛泽东就给大家做解释工作。毛泽东说：“留人失地，人地皆存；而留地失人，人地皆亡。我们要用一个延安来换取全中国，不要在乎这一城一池的得失。”
也有人出于对领导安全考虑，坚持要“中共中央离开陕北，东渡黄河到较安全的地方”。
而毛泽东再次站在全局的视角，明确指出自己不能走，并要求党中央也最好不要走，从而达到拖住胡宗南为其他地方争取有利条件的目的。最终，中共中央同意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由毛泽东领导一部分中共中央机关人员继续留在陕北指挥作战。由刘少奇带一部分转移。
1947年3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就从王家坪出发，踏上转战陕北的征程。
1947年4月，转战中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在这里停留了58天。窑洞内的墙上，挂着毛泽东的题字——“光明在前”。
这是在王家湾停驻时，应任弼时女儿任远志的要求，毛泽东所题写的。转战之路险象环生，困难时刻，这题字却如此坚定，给人无限鼓舞。
从延安撤离，毛泽东便化名李德胜，取“离得胜”之谐音，也就是“离开以后取得胜利”的意思。周恩来化名“胡必成”，“胡”来自他那长长的黑胡子，战争岁月他实在无暇天天剃须，干脆让它长个够，而“必成”则是“必定成功”之意。
“从安塞到靖边，面对敌人四个半旅的追击，在小河几乎和敌人迎面相遇。在天赐湾，毛泽东按兵不动，唱了一出‘空城计’，让敌人顺沟过去。在佳县，敌人10万兵马南北扑来，大雨连绵，河水猛涨，面对渐渐逼近的敌兵，毛泽东毅然决定沿着葭芦河向黄河相反的方向翻山而去，脱离险境……尽管辗转劳顿、危险重重，但丝毫都不影响毛主席对前途的信念、对胜利的信心。”
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挥下，八路军运用“蘑菇战术”与敌巧妙周旋、牵制，并歼灭其有生力量，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转战中尽管有艰难、有危险，战士们有时会感到非常紧张，但他们从不曾感到消沉，从不曾产生过失望。
“在那段日子里，部队依然不断传出玩笑和嬉闹声。因为有毛主席在，有毛主席运筹帷幄，部队就会无往不胜。”战士们说。
对革命必胜的信念、对战争必胜的信心，时刻都在激荡着全体军民。正是有了这个信念，毛泽东等领导人虽处一隅，却始终放眼全国；虽居险难，却永远心向光明。
而转战陕北的结局也正印证了毛泽东的预言。仅仅一年多，敌人在损失兵力10万余人之后，不得不狼狈逃出陕北，落了个“人地皆失”的局面。
当地群众不管是汉人还是少数民族：有主动为解放军带路的老大爷，有赶着牲口給解放军送粮的村民小队，有运送一捆捆军鞋的女青年们……在黄河渡口，为了让解放军顺利渡河，老大爷甚至赶着牛车，送来了自己的棺材板当船用。
那时候解放军打仗粮食短缺，一天到晚人肚子都是饿的，有时候连野菜也吃不上。但村民们只要有点粮食，每家每户就会蒸馒头、烙成饼或者做成窝窝头，给路过的自己的解放军部队送去。
“自己的党、自己的部队”，每当解放军路过时，在当地老百姓的心中就是这样的认知，村民们倾其所有支持共产党和解放军。
1947年10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转战到佳县，与胡宗南部将展开一场恶战。“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佳县一带已被胡宗南部抢掠一空，解放军方粮草十分吃紧。毛泽东计算了一下，如果仗打三天，部队就需要12万斤粮食。
时任佳县县委书记张俊贤说：“把全县坚壁的粮食挖出来，够部队吃一天；把全县地里的青玉米和谷子收割了，还可以吃一天；剩下的一天，就把全县的羊和驴都杀了！”
战役打响了，佳县老百姓的支前队伍扛着拉着从各家各户凑来的粮食、驴和羊，解放军打到哪里他们就一步不离地跟到哪里。战斗胜利后，应张俊贤的请求，毛泽东在一块白布上挥笔写下“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这13个大字。
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历程，就是一幅壮丽的人民战争画卷：前方人民解放军冲锋陷阵、奋勇杀敌，后方游击队紧密配合、神出鬼没、捣毁敌营，战,斗在各地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踊跃参加，用最高涨的革命热情支前、助战。
据清涧县统计，转战陕北之初，全县支前超过28万人次，出动牲口23万次，运送军粮10万多石，做军鞋2万多双，有2100名青年自觉主动参加了解放军。据绥德县统计，从1947年6月开始，全县应征公粮5.98万斤，超征6700斤；应征公草1100万斤，超征200万斤。
为什么陕北群众会如此拥护共产党？在杨晓红看来，这是因为共产党心中同样装着群众。
中国共产党的党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的10多年的时间里，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始终为老百姓谋福利。老百姓得了实惠、得了好处，自然觉得共产党好，自然心甘情愿听党的话、跟党走。”当地群众说，“真正赢得老百姓的，就是中国共产党恪守了自己的群众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了群众，才可能一切依靠群众。”
转战陕北的过程中，每当遇到危险和困难，党的领导人总是惦记着群众。1947年6月7日中央撤离王家湾时，转移方向确定了，毛泽东对警卫人员说：“马上通知村干部，让乡亲们跟上部队撤离。”
有人担心这样会暴露中央机关的行踪，建议不要把部队的行动告诉老百姓。毛泽东严肃地批评了这种意见，他指出：“现在军民已凝成一体，我们应该对群众负责到底。一定要把我们的行动方向告诉村干部，让乡亲们跟上部队转移。”
共产党对人民群众的关心爱护赢得了陕北人民的真心拥护。在安塞王家湾村，村民们说：党中央从王家湾撤离之后，国民党进驻王家湾，老百姓坚壁清野之后，全部避到山上。毛泽东的房东薛老汉被抓住以后，被国民党剁掉手指，也没有说出毛泽东他们的去向。
在王家湾村民高庆凯的记忆中，完全没有父亲的身影。“父亲牺牲时，我才一岁。根本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子。”高庆凯说。转战中，他的父亲志愿为部队抬担架，刚去了20多天，就牺牲在羊马河战役中。
在子长县余家坪乡羊马河战役烈士纪念碑上，记者找到了高庆凯父亲高焕明的名字。上面刻着：“高焕明，男，汉族，1917年出生，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坪桥镇王峁湾村人，担架队民工，1947年在子长县羊马河战役中抢救伤员牺牲。”羊马河战役中，解放军以伤亡479人的代价，毙伤俘敌4700余人。
高焕明的尸体被拉回到村子后，毛主席正在王家湾。村子里给高焕明开了追悼会，当时中央警备团、王家湾的官兵都参加了，毛主席也参加了高焕明的追悼会。在这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心中，群众是铜墙铁壁，人民就是江山。
疯狂反扑也未能挽救国民党在各个战场的溃败。从1947年下半年开始，再经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决定战争进程的主动权开始转入共产党人手中。
6月底，刘伯承邓小平12万大军一举强渡黄河天险，随后挥师千里进军大别山，由此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不久，陈赓谢富治大军挺进豫西，陈毅粟裕大军挥戈西进，三支大军与国民党军逐鹿中原，创建了江淮河汉之间新的中原解放区，完成了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战略任务。
1947年10月，在佳县神泉堡，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并于10月10日颁布，响亮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这个口号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得到了热烈的拥护和响应，对整个解放战争后来的迅速发展起了重大推动作用。
喊出这句口号5个多月后，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在陕北转战了一年的中央纵队，从吴堡县东渡黄河，前往河北西柏坡。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从陕西省榆林市吴堡县川口村渡口东渡黄河。历时1年零5天的转战陕北结束，中国革命进入新的篇章。在抵达东岸的山西后，毛主席下船回望对面苍茫的陕北大地，深情地说：“陕北是个好地方！”
黑白老照片定格的瞬间中，老船工薛海玉头上包着白羊肚手巾，手里拿着旱烟袋，如陕北大地一般沟壑纵横的脸上绽放着淳朴的笑容。73年前的料峭春寒中，薛海玉撑着木船将毛泽东摆渡过黄河。那天浑浊的黄河水比以往平缓，但依然夹杂着冰块撞击船身。薛海玉凭丰富的经验避开了漩涡和险滩，让木船顺利靠岸。
彼时的薛海玉没有意识到，自己亲身参与了中国革命的转折点。1935年10月落脚陕北时，中央红军仅剩7000余人；1948年3月党中央离开时，人民军队兵力已达280万，解放全中国胜利在望。
在宣言发出之时，解放军已着手进行战略反攻，历52天的辽沈战役，人民解放军以伤亡6.9万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精锐部队47.1万余人，取得决定性胜利。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基础。“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句口号也就随着三大战役的推进，从北到南，越喊越响亮，一路喊过长江、喊到南京。
这简洁有力、气势恢宏的口号，配合解放军的所向披靡、战无不胜，一路凯歌。这句口号成了解放军的精神旗帜，成了蒋家王朝的丧钟挽歌，真正声震全国、声震全世界。从此以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屹立在了世界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