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当年许多上海产名牌都去哪儿了?
这是50岁以上的许多中国人在这40多年来亲身所经历的，国人喜欢的当年许多上海产的名牌都去哪儿了?
前段时间，国内在讨论上海失去电子信息产业的机会。可是，上海曾经是中国最大的电子产业基地，有资料显示，40多年前上海曾有上千家电子厂。以此计算，上海曾经有近万家大小企业。上海曾经拥有中国最多的名牌产品，轻工业消费品名牌琳琅满目。
现在，上海除了一些外国品牌外，还能讲得出大上海有什么名牌是上海制造的产品？ 如今有人想在上海制定“上海制造”的计划，梦想要重振上海制造。行吗? 人们不得不问，40多年前那些上海名牌上海制造都去哪里了? 近万家上海制造的企业内工人被政府逼迫强行下岗了, 国营企业为何都关门了, 继而私分强占成为私有的民营的了!？
中国以及中国人民需要上海制造吗？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改革"精英"在大声歌颂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时候，是否也可探讨一下40多年来走过的弯路和损失。
而上海制造的陨落只是中国制造陨落的一个缩影。 那么中国制造是怎样陨落的呢？ 全中国有多少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被迫私有化! ? 强迫和抛弃了几千万熟练工人被下岗终身失业？企业的资产被私分强占!
如今能有活下来的所谓国营企业也是名存实亡, 这些企业也己成为官员圈钱的机构。
中国制造的衰落轨迹, 中国私有化经济的源头是崇洋开始的。
毛泽东逝世后，篡权后的邓说毛泽东经济发展太慢了，要加快经济发展，要大力引进外资。1977年中国的外汇储备还有9亿多美元，7月份国家计委提出，今后八年花费65亿美元从国外进口技术设备，重点发展石油化学工业。 政治局讨论时，邓大人提出可以花100亿美元进口设备，提高中国石油、煤炭和轻工业产量，以赚取更多外汇。8月，国家计委将进口项目提高到150亿美元规模。
1978年6月份，政治局再次听取政府工作报告，邓大人又说：同国外做生意，搞买卖，搞大一点，什么150亿，搞它500亿。500亿美元的规模。7月上旬，国家计委初步整理，汇总了一个850亿美元的方案，其中400亿引进外资。
当时的外汇储备只有9亿多美元，一下子举债近百倍，当然无法承受，问题很快出现。为了控制宏观经济的严重混乱局面，压缩投资金额。1980年中央一下子停建缓建了400多个大中型项目，1981年又停缓建了22个大型项目。其中就包括上海宝钢、十堰二汽、大庆30万吨乙烯等战略工程。盲目贪大求洋给中国经济带来严重危害，导致汽车、电子、航空等战略产业难以发展。像上海的运10飞机，在研制15年后最终流产。北京电子管厂（现在的京东方），想上马液晶项目，也因为缺乏国家投资而流产。更严重的危机还在后面。
为了解决"危机"就开始大量印钞票、涨物价! 因850亿美元的洋跃进带来财政的危机。政府的财政危机向老百姓转嫁，就大量印钞票和抬高物价。
不要以为大量印钞票和涨物价是近几年的事。实际情况是1978年就开始了。近几年还在印，是因为要平稳落地，也就是软着陆，就很需要一直印下去，创造一个时间的缓冲，否则就是硬着陆，还没有能力和时间处置这场危机。
1978年中国的财政收入为1132亿元，光是一个上海宝钢项目就要投资300亿元，根本不是中国国力所能负担的。没钱怎么办？开动印钞机！1979年中国人民银行增加了50亿元人民币的供应量。同时期，为了体现改革开放的好处，中央开始给工人涨工资、提高粮食收购价，给老革命家们盖别墅、换进口小轿车，提高福利待遇。
1979年全国在建的大中型项目有1100多个，财政赤字170.6亿元。1980年又新增了1100多项，财政赤字127亿元。上述项目全部建成，还需要投资1300亿元。为了弥补财政亏空，1980年央行又增印了78.5亿元钞票。从此，印钞票如同吸毒上瘾一般，成为中国经济毒瘤。1978年中国全社会的流通现金仅有229.59亿元，到1985年已经暴增至839亿元。光是1984年的钞票供应增幅，就高达惊人的39%。连年狂印钞票引发恶性通货膨胀。许多物价都至少翻番，高档烟酒等民用消费品价格，甚至直接上涨10倍，以致一些城市出现了“抢购囤积风潮”。到现在中国物价比40年前高涨了100多倍。
印钞票和涨物价就像吸食鸦片一发而不可收，此后一直延续，越印越多，越涨越高。
"危机"危机延伸到国有企业, 政府就实施"拨改贷"从而抽干企业血液。
洋跃进的危机延伸到企业。洋跃进造成巨大财政亏空，政府开始对企业下手，把财政危机转嫁到企业身上。
1984年，为扭转财政亏空局面，盲目实行“拨改贷”政策。以往国有企业从政府财政获得拨款，作为工厂流动资金或技术改造经费。企业盈利后将利润上缴国家财政。这样形成良性循环。"拨改贷"将政府财政拨款，改为企业向银行贷款，还要支付高额利息。而另一头，企业的利润照样要上交财政。这样政府不仅不投一分钱，反而像从前一样，抽走企业的大部分收入，导致国有企业迅速陷入亏损困境。国有企业的亏空是政府有意而为, 目的是私有化!
正是由于“拨改贷”，使得中国工业遭到致命打击。企业只顾引进外国设备，以尽快投产盈利，缺少科研资金对外国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在文革时期，中国科研投入占GDP的2.32%，与英法德等发达国家相当（2003年世界平均值也仅有2.2%）。比如到1980年代，正是电子产业兴起的关键时期，欧美国家和日本、韩国、台湾纷纷加大对电子产业的科研投入。而中国却在大规模压缩科研经费投入。1984年以后，由于“拨改贷”造成的困境，使中国企业基本无力进行研发，科研经费占GDP比值骤然降到0.6%以下。中国电子工业彻底垮了。
比如像中国最大的半导体企业——上海元件五厂。1980年利润高达2070万元，职工人均利润1.5万元。即使是1985年，上海元件五厂的产值仍然高达6713.1万元，利润达1261.4万元。然而到了1990年，上海元件五厂产值下降至1496万元，利润竟然仅有2.47万元，全厂1439人，人均利润仅有区区17.16元。熬了没几年，这家风光了三十年的中国半导体器件龙头企业，就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破产倒闭了。
洋跃进的危机也让以前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失灵，中央政府为了卸包袱而"下放权力"。
1978年的850亿美元洋跃进是中央政府的成果，然而80年代地方政府又掀起了更加疯狂的洋跃进，疯狂引进落后淘汰设备和技术。
以电子工业为例。1982年，组建电子工业部，主管全国电子工业。该部门继承了毛泽东时代组建的2500多家科研院所和电子工厂，下属职工总数达100多万人，主要研制通信、雷达、电视、计算机、无线电、元器件等设备。产业结构完备程度，仅有美国、苏联可以相比。光是电子工业部下辖的专业电子研究所就有上百家。然而在80年代初，由于中央政府全面停止对电子工业投资，各电子企业要自己去市场找资源。于是中国电子工业的技术升级全面停止，与美国、日本的技术差距迅速拉大。甚至被80年代加大电子投资的韩国、台湾彻底甩开。
1982年，中国国务院成立了“电子计算机和大型集成电路领导小组办公室"。1984年至1990年，中国各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大学，纷纷从国外引进淘汰的落后晶圆生产线，前后总计达到33条，按照每座300-600万美元估算，总计花费1.5亿美元左右。这33条晶圆生产线，多数根本没有商业价值。造成这一乱象的根本原因，是电子工业部，将绝大多数国有电子企业的管理权，甩给省市地方政府，又缺乏制定执行产业规划的政策权力。出现了全国疯狂引进落后技术的奇怪现象。还有一个原因是80年代开始，国有企业贪污腐败加剧，借着进口项目的名义，领导干部可以名正言顺地获得出国考察机会。
为了治理"散乱差"问题，1986年电子工业部在厦门，举办集成电路战略研讨会，提出“531战略”。即“普及5微米技术、研发3微米技术，攻关1微米技术”，并落实南北两个微电子基地。南方集中在江浙沪，北方集中在北京。1988年至1995年，在政策扶持下，中国诞生了五家具有规模的国有半导体企业：江苏无锡华晶电子（原无锡742厂与永川半导体研究所合并）、浙江绍兴华越微电子（1988年设立中国第一座4英寸晶圆厂）、上海贝岭微电子、上海飞利浦半导体（1991年设中国第一座5英寸晶圆厂）、和北京首钢NEC（1995年设中国第一座6英寸晶圆厂）。
1990年8月，国务院决定在八五计划（1990-1995），半导体技术达到1微米制程，决定启动“九0八工程”，总投资20亿元。其中15亿元用在无锡华晶电子，建设月产能1.2万片的6英寸晶圆厂。由于官僚体系拖延，九0八工程光是经费审批就花了两年时间。然后从美国AT&T（朗讯）引进0.9微米制程，又花了三年时间。前后拖延五年时间，建厂再花三年，导致1998年无锡华晶电子投产即落后（月产能仅6000片），华晶还要为此承担沉重的利息支出压力，后来不得不甩给了台湾人经营。与无锡华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90年新加坡政府投资特许半导体，只用2年建成，第三年投产，到1998年收回全部投资。
改革开放后放弃毛泽东坚持多年的独立自主，无底线地开放市场引进外资，当然受到人们的质疑，洋跃进的口号之一是以市场换技术，对中国企业和经济的冲击是根本破坏性的。
现在的资料都证明毛泽东时代中国已经年产轿车19万辆。这个数据不高，但当时的韩国就没有什么汽车，现在就已经是世界第四。而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的典型就是汽车产业，被改革"精英"这些人天天津津乐道。可是当今天中国汽车每年2500万辆的时候，我们却看不到中国汽车了。中国已经是全世界第一的汽车销售大国，但却是以比国外高三到五倍的价格买外国公司在中国组装的汽车。
汽车开放市场并没有换来技术，市场全部沦陷，产业全部沦陷。
还是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1996年7月，西方33个国家正式签订《瓦森纳协定》，民用技术控制清单包括：电子器件、计算机、传感器等九大类。军用技术控制清单包括22大类。中国同样处于被禁运国家之列。
在各方面严防死守下，中国企业要想获得先进技术，就变得非常困难。而外国企业则凭借掌握的先进技术，在中国市场予取予求，占尽便宜。
1990年，中国大幅降低关税、取消计算机产品进出口批文、开放了国内电脑市场。顷刻间，国外的286、386电脑如潮水般涌入，长城、浪潮、联想等国内公司溃不成军。1991年由美国英特尔和AMD，掀起的“黑色降价风暴”，更是让中国计算机产业雪上加霜。由于绝大多数整机企业，积压了高价买进的芯片，从而背上巨额亏损的包袱，一家家电脑整机厂商，前赴后继般悲壮地倒在了血雨腥风之中。长城、浪潮和联想也都元气大伤。在微电子集成电路方面，国内企业继80年代中后期陆续亏损后，90年代纷纷倒闭，国内集成电路工业，逐步变为三资企业为主的局面。据专家估计， 到1990年代末，中国微电子科技水平，与国外的差距至少是10年。
40多年前，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分田单干开始的。借鉴农村改革，80年代中后期城市企业开始搞厂长承包制，但效果不佳。因为城市工人是一支组织性很强的队伍，他们认为是党全心全意依靠的队伍，是工厂的主人，不像农民那样随意改革。承受着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政府的索求加大，国有企业普遍陷入 困境，1992年起开始“砸三铁”，大规模工人下岗运动出现了。
对于这场国企改革从一开始就充满争议，工人要求企业工人选厂长，而政府要把企业握在自已手里，派厂长还要承包，对立很大。工人下岗被说成是减员增效，但主要是消除改革的阻力，工人们都下岗离厂了，就没人阻止改革了，政府想卖就卖，想改就改。
但对中国企业的伤害就是根本性的，这些工人是30多年积累起来中国工业化的基本资源。建国前，中国文盲率高达80%以上，积累起这样一只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是多么不容易，可一夜被下岗，企业没了工人还能做出好产品？
改革者们天真的认为，把进城打工的农民安排到生产线上，工厂立即开工生产，生产效率立即提高。可事实是产品立即做不出来，做出来的产品质量下降，企业失去了根本的基础，更别谈什么技术创新发展，朝夕不保，还有什么未来？企业既不是一包就灵，也不是一砸就活，最后只好一卖了之，一死了之。
到1997年，中国经济濒临崩溃，全国几十万家国有企业破产倒闭，全国下岗失业工人超过4000万人。连小小一个台湾省的GDP，都几乎达到了整个中国的一半。
国家培养的大批科技人才也只能自生自灭。 工人下岗了，哪么科技和技术人员呢？
现在人们知道，1972年中国的屠呦呦研制出了青蒿素有效地解决了世界难题疟疾病，国外实现了产业化，2015年屠呦呦获得了中国第一个诺贝尔科学奖。可这在此之前，中国谁知道有个屠呦呦和青蒿素，国外引进中国技术产业化，而中国却根本不予重视，甚至给予鄙视。屠 呦呦连个院士也评不上，原因之一是没有外国学历。
中国有多少毛泽东时代的科技被丢弃，有多少科技人员被埋没？
今天中国发展集成电路产业，最大的困难是科技人才缺乏。而曾经的那个时代，中国也曾经人才辈出。
1958年9月，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室王守觉等人，研制成功我国第一批锗合金扩散高频晶体管，频率达到150MHz。后在中科院109厂批量生产，为中科院计算所研制的109乙型晶体管计算机（浮点32二进制位、每秒6万次），提供了12个品种、14.5万多只锗晶体。后又为计算所研制的109丙型计算机，提供了大量晶体管元器件。109丙机字长48位，平均运算速度每秒11.5万次。该机共生产两台，为用户运行了15年，在我国核武器研制工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5年，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与上海冶金研究所、上海元件五厂等单位合作，开始研制655型数字集成电路大型计算机，由陈仁甫副研究员主持，重点攻克TTL集成电路。1969年在上海无线电十三厂投产，定名TQ-6型计算机，每秒运算100万次，配备磁盘操作系统，语言编译程序。
1971年，上海复旦大学自主研制的719计算机，由王世业、顾芝祥、陈志刚等人参与研制。1975年复旦大学研制FD-753计算机。经过反复研究讨论，结合那时美国IBM360/370、欧洲TSS、日本FACOM等计算机系统和我国DJS-260、北大150等计算机系统，最终确定753计算机系统的主要研制目标是：具有处理速度浮点运算200万次以上的主机系统；实现分时计算机系统；多进程分层管理的微内核操作系统。
1979年上海元件五厂和上海无线电十四厂，联合仿制（逆向工程）成功8080八位微处理器（编号5G8080）。8080为美国英特尔公司在1974年推出的第二款CPU处理器，集成6000只晶体管，每秒运算29万次。自1975年第一台个人电脑诞生以后，8080芯片帮助英特尔在几年后占据了电脑芯片的霸主地位。德国西门子仿制出8080芯片是在1980年10月（Siemens SAB 8080A-C），比中国还晚一年。日本也仿制过8080芯片。
1980年，日本代表团在上海访问，上海当年的电子工业拥有良好产业基础。上海冶金研究所研制的离子注入机，还曾出口日本。而短短十年之后，上海电子工业全面破产倒闭。谁该承担这一历史罪责？
1989年4月30日，台湾省新竹科技园区，台积电早期的厂房。当台湾人砸重金介入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产业的时候。中国历时30年间积累起来的集成电路科研力量，在“改革开放”的所谓“春风”里土崩瓦解。大批科研人员任其自生自灭。
改革开放的"精英"们崇洋媚外有意压制本土企业。
这些年不断看到政府代表团到深圳和海外招商引资，可问题是，中国乃至各大城市各省的当地的企业呢？
本土企业基本消灭了，各地政府就希望国外投资者来建厂创造GDP。
曾看到一个数据，中国43个重要产业 外资控制。
看起来政府是市场经济不对中国本土企业进行投资让利，但却对国外公司花大本钱投资。
比如，在中国本土电子企业土崩瓦解之时，中国政府却在大力扶持国外企业。
2012年1月，韩国政府审批通过三星在华设厂项目。2012年4月2日，韩国三星电子宣布在中国西安，建设闪存芯片厂。项目一期投资将达70亿美元，若三期投资顺利完成，总投资约为300亿美元。西安市为此项目提供了巨额补贴，包括：一、韩国三星需要的130万平方米厂房，由西安市建设，并免费提供1500亩土地。二、西安市每年向三星补贴水、电、绿化、物流费用5亿元。三、西安市财政对投资额进行30%的补贴。四、西安市对所得税征收，进行前十年全免，后十年半额征收。同时，西安市还承诺，将为项目修建高速公路和地铁等交通基础设施。总的补贴金额保守估计在300亿元以上。
面对这种狮子大开口的苛刻索价，西安市竟然全盘接受。三星西安项目，选址在西安市安区五星和兴隆街道，占地9.4平方公里，15个村庄3000多户农民被迫拆迁改造，引发群众抗议。为了调解征地拆迁矛盾，西安市干脆派了一批干部吃住在农村，专门解决拆迁问题。
西安市这种只要面子不要里子的招商方式，实际是用中国土地、中国资金、中国工人，来补贴服务外国企业，帮助它们占领中国市场，压制中国本土企业发展。这在其他国家是极其滑稽的行为。也无怪乎北京、重庆不要这种项目。
几十年来，看看中国尽数破产倒闭的本土电子企业，再看看各省政府，花费巨额资金，补贴扶植的无锡海力士、西安三星、大连英特尔、南京台积电，不禁令人感叹。
这40多年来，各级政府机构大跃进，官员公务员达到史无前列的膨胀。这么多官员公务员需要花钱养，聪明的中国官员发现了房地产。
中国企业开始了“退二进三”的改革，企业把城市的厂房土地卖给政府，政府用来搞房地产，有的企业就在城外在给一块地建厂，有的工厂直接解散，卖地的钱给工人一些补偿，城里的工人不可能随厂搬迁。
比如，中国最大电子基地北京酒仙桥就变成了现代艺术产业基地893，北京、天津、上海等老工业基地就这样被 彻底消灭铲除了，被高楼大厦升级换代了。
请问，北京、上海、天津等当年名牌成堆的城市还有什么工业名牌产品，可能就剩下房地产。
接下来，政府城市运营和城市化，直接接管经济获取财政，政府成了一个权力公司，他们发现不需要企业了，企业成了累赘。卖一块地就赚几亿、十几亿，并且是无本生意，多少个企业才赚到这么多钱，要企业干什么用呢？企业就这么被 政府抛弃了，是生是死随你去，只要有房地产政府官员们活得很潇洒。
中国这一场长达几十年浩大无比的房地产运动伴随着城市化和金融化，将中国变成了一个偌大的工地，演变成全民炒房，可快说将中国实体经济冲击得所剩无几。
2016年中央去库存，地方政府卖地3.2万亿元，2017年房住不炒，地方政府更是炒卖土地5.4万亿。今年第一季度卖地1.3万亿，再增长42%。
不得不逼中央下决心出手严格监管地方债和银行，严控资金进入房地产，防范重大风险。
可以说，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房地产、金融业联合起来谋杀了中国企业！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执政党又重新认识到企业和实体经济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但是不肃清"造不如买"的洋奴指导思想, 回归到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是不可能解决的。历史的教训不吸取, 几十年来累积的私有化污物是难以在一朝一夕清除的，更何况改革后形成的权贵们的贪心还在日夜不断地膨胀，改革"精英"们是要挖走社会主义积累的最后一笔财富的。
新中国建立在一个极度贫穷战后的国土上！在那样艰苦的建国初期，毛太祖，也只有他这个无与伦比的伟人，能以计划经济来安排低层百姓的民生，保证大家都有一份，实在是伟人的高策，是毛时代低层百姓大福！看看49年前，中国百姓过的什么日子？？就知为什么毛已离世40多年，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到北京拜敬他老人家 ！吃水不忘挖井人！
首先，无论当年的上海产品是不是封闭和垄断的产物，其质量在中国国内来比较，大部分是第一的，有一些在世界上也属上乘。落后的东西被淘汰的确是自然规律，可是有一个被国内产品还是国外产品淘汰的区别。即使在私有制的国家，扶植民族工业也是政府的义务和责任，否则外国买办横行就会使政府失去执政的合法性。当年老蒋只顾少数大资本家利益而被多数民族资本家所抛弃的历史，恐怕有人已经忘记了吧。在开放的同时对中国国内一流产品的保护和扶植，本是中国政府天经地义要做的事情，邓先富和朱消气却一切以反毛为标准而不去做，结果是多数民族工业都倒闭了，工人下岗和老兵上访自然就成了普遍现象。
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离开毛泽东设定的建国之道，永远将一盘散沙，各自为政，自私的个体和私有产权的市场经济，追求的就是分散化的信息和非中央式的决策。哪里可能有统一意志和国家动员的可能?
目前中国私有制的所有制结构、私有制经济运营机制、分散的社会经济治理结构，因执政党失信于人民加上国民心理结构的全线崩溃，还要在那里梦游复兴近在咫尺，岂不荒唐，岂不滑天下之大稽?
对比美国的薪酬，长期占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七十强，而中国的恐怕连百分之十都不到，人们就会清醒地明白，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源泉是怎么回事了!
上照二厂新产品205型照相机小批量投产。DF-AB型35mm专用照相机试制鉴定。
1967年
市轻工业局布置“DF大暗盒"增加计时装置，并进行试制和小批量试生产。DF/f500mm长焦距镜头进行选型设计。DF型照相机（由原7型改称为DF型）开始小批量试制。根据产品出口需要，将“上海牌"改为 “海鸥牌"，自1968年元旦启用。
1968年
4A、4B型照相机批量投产，4C型照相机完成试制。
1969年
第一批DF/f500mm长焦距镜头试制完成二台样品。根据国家计委指示，上照二厂将200名职工及205型照相机的全部生产技术，包括设计图纸、工艺装备及专用设备等，支援内地建设筹建江西光学仪器总厂。中央电影工作会议下达研制高级照相机的指示,由上海照相机厂和上海照相机二厂分别承担东风-20型(代号6920)和红旗-20型照相机。东风-20型相机完成设计图，开始安排试制。4C型照相机投入批量生产。
1970年
第一台东风-20型样机送北京。
第二批东风-20型样机送北京。
1971年
美国《现代摄影》杂志连续三期刊登文章，评价我国生产的六种照相机。
1972年
《外贸商报》第54期刊登题为“我国照相机在法国市场的反映"，李先念副总理就此作出批示：“应当严格质量，否则不生产、不出口"。红旗-20型照相机设计鉴定。
1973年
在《全国电影会议》上李先念副总理作指示：“照相机是哪个部门管的？我国的照相机太少，外贸不能满足，国内也很需要，不仅要数量也要质量。上海怎样搞，搞多少，要具体研究"。
一机部仪器仪表局发函：根据周总理“在上海照相机厂试制周福占建议的超广角照相机"的指示，由上海市轻工业局安排在上照厂进行试制。
市革委会综合计划组、工交组《关于上海照相机行业进行技术改造发展生产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在松江华东警校旧址扩建上海照相机厂。
国家计委发文《关于审批照相机工业“四五"规划和1973年计划的意见报告》批准上海照相机厂迁址扩建项目。
一机部仪器仪表局于11月在北京举行《全国照相机产品质量评比》，海鸥4A型、海鸥203型相机，结构可靠、各项指标基本上达到部颁标准的要求。
建国之初，上海市在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要求把包括照相机在内的几个轻工产品搞出来。到1958 年头，全部自制的第一架“上海牌58-Ⅰ型”35mm平视取景照相机诞生，当时《解放日报》对此还做了专门报道。
以此为起点，上海照相机工业进入了有计划的建厂阶段。1958年3月，上海照相机厂在延安西路716号宣告成立。在这整一年内，共试制成：58-型、58-Ⅱ型35mm小型照相机两种，58-Ⅲ型120折叠式照相机、58-Ⅳ型20双镜头反光照相机及S-Ⅰ型小型曝光表。
随后，59-Ⅰ型35mm框式取景照相机、上照一分厂的三脚架、S-Ⅱ型小型曝光表、上照二分厂的201型、202型 120折叠式照相机等等，都陆陆续续试制、改型、再投产。
1963年时，上海第二照相机厂 ( 原上海照相机厂第二分厂 ) 试制出了国产折叠相机中技术指标最高的“上海203”相机，装备了双像调焦装置和曝光指数参照表，可以利用指数调节方式来设定曝光量，此外还增加了可控式重拍装置，在需要多次曝光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强制方式取消防重拍模式。
由于随后国家提出不准以地名命名照相机以及指定今后上海生产的照相机都以“海鸥”定名，所以“上海203”遂改名为大名鼎鼎的“海鸥203”了。 ( 我国照相机仍然在飞的“两鸟”之一 ) 该机持续生产到了上世纪80年代。当然，同一时期还有由于同样原因出现的“海鸥-IV”型双反相机，是日后“海鸥-IV”系列产品的奠基型机种。
70年代后，海鸥渐渐走向它最辉煌的时代。在海鸥的鼎盛时期，员工高达6000多人，年产值超10亿元，共生产照相机2066万台。
随后，.........完成最后一批装配，工人被下岗, 并停止生产。
随后，.........全部停产。
随后，.........进行私有化"改革开放"将国有资产转变成为私人资产, 然后同外资合作成立公司。。。。。
开放=发展，私有化=开放，改革=私有化……
事实果真如此吗? 历史果真如此吗? 逻辑果真如此吗? 看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间的中国，比今天的中国更开放。 但是，那个时候的中国不仅依然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而且很快就遭到日本的全面野蛮侵略…… ，谁还愿意继续坚持“开放是经济发展的前提”的说法而没有兴趣再做一点深入的思考?
开放到什么程度呢?
且以当时中国工业外资比例与外国人控制程度这个指标来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即可以看到。
抗日战争前夕，外资控制着大约42%的中国工业资产。当时外资企业生产了中国60%以上的煤炭、86%的铁矿石、80%的生铁、88%的钢以及76%的发电量;即使是在中国民族资本最强大的工业——棉纺织工业中，外国企业也拥有54%的纱锭和44%的织布机;外资还控制着中国造船工业和各种轻工业(包括木材加工、皮革、卷烟和饮料)一半以上的产量、73%的船舶吨位以及公用事业的大部分;中国的银行业、保险、外贸则更是由外资主导着。
但是，那个时候的中国不仅依然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而且很快就遭到日本的全面野蛮侵略……
奇怪的是，还就是有人怀念这种贫穷专制的年代， 还睁着眼睛说瞎话，对中国过去三十年里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视而不见。好在我们都是过来人，对作者这种颠倒黑白不会受骗上当。
以前中国生产的所谓名牌，根本就是质量一塌糊涂，和国际水平没法竞争，挤垮了才好呢！
继续写，写到2017年，在这短短的20年里，什么政策使得14亿人口的中国突飞猛进，目前手握3万亿美元，而不是自己印的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