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头上的蓝天
不会常耕耘，不会不耕耘。
小瘪子我不认识他，只是听人说过，他住在大巷口，挺有名气的。
咱们那个工厂叫木材厂，我住在工厂大院里，厂子的边界抵住大巷口，而那一头就是第三米厂，大巷口就在中间被夹着。大巷口的人喜欢对厂子里望，常常是一个孤零零的脑袋搁在长长的围墙上，看看里面有人没，没人了就寻摸着偷点东西。那时我父亲是厂长，厂子里工人当着我的面叫我大少爷，我小，一九五七年时才八九岁，他们这样称呼我不知道是抬我还是贬我，背后叫我“班长”，这个我懂，小孩子嘴馋，偷东西，而且是“头儿”。
厂子职工宿舍的后面有个好大的池塘，咱小孩子没事就去水里栽猛子，一个猛子下去一个水花，脑袋冒上来水淋淋的，咯咯笑着，手里举着一个捞起的东西，死人的骷髅头。
那年秋天，父亲带着几个人往池塘里扔藕节，我也跟着扔，我胳臂细，扔不远，但父亲还是让我扔。工人们有会拍马屁的，齐声赞誉我是革命好后代。
第二年夏天池塘里就一片的热闹了，满塘的荷叶随风翻复，荷花正举，临塘生活的鸟儿，像是大尾莺、彩鹬、菱角鸟、翠鸟，相呼而来，池塘里信步，家燕附水这么一点，飞起上了枝头，风拂动柳枝，几只家燕并排挨着，居高临下，看着水面上自己撩起的一串水涡。
鸭妈妈领着她的孩子在池塘里游来游去，一只掉队的小鸭子，在哭，好可怜。
我们这些个半大的孩子，心思都在池塘里，会游水的下了塘，去扯那莲蓬，掰掉荷花的瓣儿就是剥那莲子了，时不到秋天，那莲子好嫩，水甜，一边吃一边找下一个。
不会游水的就在岸边弄个长长的棍子去拨拉，拨拉不到就高声叫着水里的我们，求我们甩一两个上来。
等到工厂警卫班闻声来抓人了，岸上的哧溜就跑了，我们跑不了，钻进荷塘深处，拿张荷叶盖住脑袋，两只眼睛滴溜溜转。
夏末时，我们知道变黄的荷叶下有藕了，肯定是鲜嫩的，脆、甜，特白，我们叫它鲜花藕。
偷藕的时机都在晚上，厂里的篮球场放电影，那是最好的机会啦，几个人脱光衣服这么一窝，撂在岸上，扯张荷叶盖上，水蛇一样的哧溜进塘里，我告诉他们不准打噗通。
扽藕不要什么技术，要会凫水憋气，憋住气了沉水，顺着荷叶杆子往下，摸到烂泥，再掏深一点就摸到藕了，使劲一扽别撒手，赶紧浮上来换气，呼噜一下冒上来，满脑袋的黑泥巴，只有那藕是白的。
捧着几节大藕，顺着池塘边回家，心里美滋滋的。小腿上挂着长长一溜血，那是让荷杆上的刺给拉的。
一九五八年秋天的时候爸爸被打成了右派，大字报贴在墙上，什么罪名都有，宣示反右运动的又一胜利。我和弟妹们什么也不懂，我喜欢那个池塘，下雨的时候我趴在窗户边看荷叶，雨珠儿落在荷叶上，一颗一颗滚下来，是真正的珍珠。
我还是“班长”，肚子饿了就惦记起池塘，三年大饥荒了，人饿的上不了楼梯，也不管白天晚上了，一个猛子下去便钻进了那片水，后面一伙都赤条条地跟着，像一群鸭子，一个脑袋随着一个脑袋，后面留下一串水纹，像流苏一样。
等我们爬上岸，抖落了浑身的塘水，呼啦啦上来了一大拨人，全是工厂警卫班的，都变的有战术了，等着你上岸呢。这样人也抓了，藕也得了，人赃俱获。立即有的孩子被扇了耳刮子，奶声奶气地哭了起来，心里个个害怕，异口同声把手指向了我，我是班长，是领头的，这回不是革命后代了，是老右派的儿子。
他们揪住我的头发就对柳树上撞，撞着喊着你这个小右派，我痛的闭上眼，感到后脑勺上热乎乎的，那时不觉得自己傻，眼睛还瞅着地下白花花的鲜藕，好舍不得，看着那棵柳树，那是我父亲几年前栽的，知了常在上面唱，我们老想逮住它。
我是最后一个被母亲领回去的，脑勺后的血结成了一块血痂，头发被牢牢的连着，从警卫班往回走的路上，母亲使劲地攥着我的手一句话不说，我看到母亲的嘴唇在蠕动，她的牙齿紧紧地闭着。
回到了家，父亲很生气，没头没脑的给了我一巴掌，好重，我扑通一下趴在地上，一阵晕眩，好像听到一声尖叫，那是母亲。
夜里我醒来了，母亲就在我身边，她紧紧地搂着我，我感到又温暖又安全。我说：“ 妈，我饿，藕呢？”
母亲什么也没说，她的胳膊枕在我的脖子下面，我发现她哭了，没有声音，是抽泣，热热的眼泪落在我的脸上、伤口上。
我并没有改好，小孩子肚子饿，不能老在家里叫唤。赶上了这饿饭的年头，从农村里传来了饿死人的事，那是我们老家，很多成了绝户，民兵守在村子口，不准逃荒，我爸一个人常常低头不语，他在想着乡下的奶奶，叹了一口气。
妈说把奶奶接来吧，咱们少吃点，饿不死。父亲看看母亲，又看看几个儿女，他摇头了，我年幼无知，根本不知道一个右派家庭的社会地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也从不知道对自己的父母做一件舒心的事儿。
我第二次被抓进警卫班是因为偷了工厂食堂的两个馒头，一个我吃了，一个给了我妹妹。就是二两饭票的事，二两饭票不是小事啊，工人们为了一两饭票可以打的头破血流。
这次被关进警卫班让我认识了一个人，就是一开始我说的小瘪子。
小瘪子年纪四十出头了，长了个圆形偏方的大脸庞，脸皮上的疙瘩的像是一个一个的字，字字都是苦大仇深，四肢粗壮，中间的身躯短了点，五官平平常常地摆放在脸上，一笑起来半个脸都让嘴巴占了。
他是半夜踯进厂子偷木头被逮住的。
警卫班长叫老徐，老徐对着小瘪子说：“ 你的劲不小啊，两百多斤的木头扛上了就跑，我要不开枪你今天肯定有钱下馆子了。”
“ 报告班长，我有老娘一个，一个儿子上学，两个女儿还小，我没工作，一天不偷......就......” 小瘪子赶紧住口，心里骂自己混蛋。
老徐笑了：“ 你们大巷口就没什么好人，没饭吃了就去偷三米厂，没钱花了就来偷木材厂，是不是！”
“ 不是......是是是，该死！”
“ 想不想我放了你？！”
“ 想！想啊！” 那个啊字小瘪子只说了一半，还有半个咽了回去，他不敢抬头，努力地朝外翻眼，要找到徐班长的脸，急切地把脸后的真实意图看明白了。
足足五分钟，徐班长两眼定定地看着小瘪子，一言不发。
又过了五分钟，小瘪子撑不住了，右腿先、左腿后，咕咚跪下：“ 班长，放了我，不敢了，再不敢了！”
“ 你这是第几次了？”
“ 第一次！” 这是小瘪子的习惯性回答，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永远都是第一次。陡然意识到说错了对象，小瘪子赶紧纠正。
“ 是，是......第三次了。”
老徐笑了，由原来的坐着，慢慢地站起来：“ 会放掉你，不过在这儿蹲几天，改造改造。”
改造小瘪子的方式原来就是发挥他的本行——扛木头，他们还是叫他扛那根没有偷走的大木头，松树的，真的有两百斤重，天气还是有点热，那根松树还流着油，小瘪子舍不得磨坏了衣服，光着个膀子，浑身赘肉疙瘩肉都有，他把木头只轻轻地就扶了起来，两个胯子一蹲，双手抱着木头朝自己肩上一歪，便轻轻松松站了起来。老徐说朝前走，小瘪子就走开了，一直走到一堵大墙前，就又转回身走，一个来回下来足有一百米，然后放下木头，两只眼睛看着老徐，那是顺从的、可怜的、哀求的模样儿。
老徐说：“ 可以呀小瘪子，不换肩还不喘气，不错，再来一次。”
小瘪子只好又扶起木头，蹲下，呼哧一下扛起来，开始走。老徐说快点，要跑。小瘪子只好快步走，老徐用板条朝着他屁股啪唧一下，小瘪子还真跑了起来，他像条年轻壮牛，感受到了板条刷向屁股的痛楚，被迫的勇往直前。
老徐坐到了阴凉下，翘起了腿，打开茶杯盖，吹了吹杯里的茶叶。
几个女工从小瘪子身边过去，小瘪子闻到了、看到了、停住了，两只眼睛被吸住，两条腿动也不动。老徐一声断喝：“ 你发昏！硬啦？！” 小瘪子吓得一转身，木头撞到墙上，咕咚掉到地上。
晚上我们俩被关在一个房间里，睡两头，一人一块厂里生产的胶合板，也没被子也没草，光光的，听小瘪子放屁打呼噜，我想家，哭了起来。
第二天老徐又逮来一个，二十岁出点头，小子长的眉清目秀，他翻墙进来，还没扛木头就被老徐扇了两个耳刮子。老徐说这小子甩了块砖，打碎了锅炉房的玻璃，蹲在围墙下听里面动静，老子等了十分钟他才爬进来。老徐颇有点得意，看着这位眉清目秀。小伙子不做声，盯着老徐的手，生怕一耳刮子又扇过来。
老徐一走，小子马上就没事人一样，他看到了我，问我怎么进来的，我说偷了两个馒头，他说两个馒头呀？第几次？我是现学现会，告诉他第一次。他摇了摇头，突然他看到了小瘪子，眼睛一亮，小瘪子正扛着木头奋勇前进。
“ 嗨，瘪子你又来了呀！” 为表示尊重，小字被免掉了。小瘪子一个来回正好结束，立好木头扶着在喘气，他的肩膀上满是松油满是蹭出的血痕，汗渗透进痕里，不知道疼不疼。
小瘪子面无表情，朝他眦了下嘴，算是回了招呼。
“ 你晚上别打呼噜放屁啊！害的老子睡不着。” 小子转向我说：“ 他儿子和我关系好，鞋拔子鞋刷子。” 然后又指了指外面仍在奋进的小瘪子说：“ 他偷东西老蛐蛐了，他不让儿子偷，他偷了去卖，儿子帮他吆喝。”
眉清目秀是见人熟，他告诉我他叫大顺，从他脸上看不出已经倒霉的样儿，倒是坐在胶合板上背靠着墙，津津有味讲了小瘪子的故事：
“ 小瘪子的儿子外号叫方头，独子，我家还有小瘪子家都住在大巷口，我们是隔壁，小瘪子打老婆了，听到方头哭。不打老婆了，就把方头遣到我家和我捣腿，我能听到小瘪子和他老婆在床上滚，叽叽喳喳笑。”
突然他话题一转问我什么叫冷尿饿屁，我说不知道，他说，
“ 人冷了尿就多，饿了屁就多，小瘪子就是屁多
“他吃什么就放什么屁，山芋干屁、豆饼屁、野菜屁、柳树叶子屁、老鼠肉屁，五花八门屁，而且上下放，左右放，天上地下子母连环屁......”
我那时小，人生头一次听他这样说屁，不觉咯咯地笑起来，一时也不想家了。他继续说，
“ 他喜欢放屁，还装斯文，带着方头去学校报名，当着班主任的面小瘪子就没忍住放了出来，马上说方头别放屁，方头说是你放的呀！
“ 出来校门，在路上小瘪子告诉方头：`以后我放屁了，你说是你放的，给你一分钱。` 方头不干，说要一毛，小瘪子一瞪眼，想想也无奈，一毛就一毛吧。
“ 后来方头只要和小瘪子在一起，小瘪子一放屁，方头跟在后面就是一句，我放的。
“ 再后来方头就有了收入，有时两毛，有时三毛，有时还吵了起来。
“ 方头说：`今天明明是五个屁，你怎么给我三毛？` `胡说，三个，那两个人家没听见。` `是五个。` `三个！` 两个人吵吵吵，
“ `老子今天没搞到钱。`
“ `不管！`
“ `我只剩两毛钱了，今晚靠它买米下锅啊！`
“ `不管!`
“ `你妈你妹妹全家今天都要挨饿！`
“ `不管！就是不管！`
“ 小瘪子气的怒火万丈，心想这么个无情无义的家伙，老子当初怎么日出来的哟！
“ 小瘪子要打方头了，方头夺路出门站在路当央大叫：`你要是不给五毛，我明天告诉老师去！`
“ 小瘪子要面子要斯文，仅能够一瞪眼，仅能够又无奈，五毛就五毛吧。于是按屁付款，方头赢了。”
大顺讲到这儿，我正在想方头是个什么样子，听到小瘪子在外面哭了起来，“ 班长啊，吃不消了，换个式子整行不行啊？！” 他的两个肩膀一片红，咸咸的汗水腌到磨破的肉里。
徐班长噗嗤一笑，正怼着茶杯口呢，一口气喷了满地茶叶沫子。
“ 好好好，给你换个式子，你自己说的啊，进去！”
于是两个战友两个邻居重逢，大顺坐在地板上笑，笑出一脸的奸，小瘪子抬起就是一脚。
晚上他们把我和大顺摁着跪下，大腿的波楞盖下压着缝纫线的线轴，必须跪直了。我痛的大哭起来，连连喊着叔叔不敢了，我再不去池塘里偷藕了。跟着的是不停地扇嘴巴子，不停地喊着跪直了跪直了！我喊着叔叔别打，保证不偷了，可是哀求是没有用的，我环顾四周，喊着妈妈，我多么像那只失去妈妈的小鸭子，多么希望妈妈来帮我挡一挡，我的呼吸开始急促，好闷，慢慢的我感觉不到痛，感到累，那巴掌扇来扇去，是一次次的麻木，我不喊了，没有了声音。
他们让我把右臂举起来，握着拳头，他们要我喊：“ 小右派永远不偷了！”
我好渴，我向他们要水喝。
小瘪子被摁在一张长凳上坐着，双腿合拢，腿腕子上一道绳绑住，大腿丫子和小肚子中间也是一道绳绑住，两条胳膊固定在背后靠着墙，警卫班的另外一个，手里拿着个硬刷子，那是硬毛的，一根根的像钢丝。小瘪子的两只大脚丫子八字张开，几个脚趾头高高低低的一伸一缩，像是对着刷子点头哈腰。
他们开始刷小瘪子的脚板底，小瘪子嘻嘻地笑起来，我也想笑，那滋味儿痒到了他的心底。只一会儿的功夫，小瘪子便难受的哟哟哟了，他开始扭，还喘气，两只光脚板逃不了命地晃来晃去。他是拼了命的在笑，从心里往外的，没办法不笑，他想哭，从心里要哭，又哭不出来。那刷子上下左右在他脚板上刷来刷去，他便哟哟哟、嘻嘻嘻、嘿嘿嘿、哈哈哈...... 突然的他终于哭了出来，只哭了几声，又哈哈大笑了。这真是快乐和痛苦的极致，一种美妙透顶的和谐，像极了吃奶孩子的开心，也像极了伤心老人的哀嚎。
一开始大顺还低着头在笑，后来不笑了，发起抖来。
警卫班的同志们开心的玩着、折腾着，小瘪子就像是一条被吊起来的伢狗，嗷嗷嗷......
他伤心地哀求着，“不搞了啊，不搞行不行呀...... 哈哈哈哈哈唉哟唉哟......"
两个小时后小瘪子被放了下来，他的脸色涮黄，头上的汗珠子比黄豆还大，两条腿和胳膊比面条还软。
第二个晚上小瘪子还没上凳子就哭了：
“ 徐班长啊，我去扛木头。”
已经是第四天晚上，大顺子一早就呼呼大睡了，小瘪子不敢睡，战战兢兢地看着门，我靠着墙把耳朵贴着那一层板，隔壁保卫科开会，我听得真真切切。
“ 这孩子怎么处理啊？” 徐班长说。
“ 送去劳教，这孩子是惯偷！” 一个说。
“ 同意，老右派的儿子，符合条件。” 又一个说。
好像是很认真，又好像是很随便，叽叽喳喳一番后徐班长说话了，“ 他父亲也曾是老革命，打日本受重伤落下了残疾，他母亲是烈士遗孀，为革命奉献了一个丈夫一个儿子。这孩子也就是饿的，说不上犯罪。”
徐班长也是保卫科副科长，说话沉沉的，没人反对，一片宁静，下一个轮到小瘪子。
大家还没开始讨论，徐班长说街道上来了一封信，介绍了小瘪子的情况，我给大家念念，于是拨拉拨拉拨拉，大家听了又是一片宁静。
小瘪子八辈子祖宗都是贫农、雇农，流氓无产者，那是党的同盟军，把他家从档案里翻翻，拉起来一个排的革命力量。
" 怎么处置大顺子呢？”
“ 送派出所，建议劳教！” 徐班长一拍桌子。
天亮的时候我和小瘪子被放了出来，小瘪子头也不回，光着上身，腰子上的赘肉少了好几斤，欢快了两个晚上的大脚板落地叭叭的，更跺实有力。
我回头看看大顺子，他还是笑嘻嘻的，他和我们道别，说以后没事来我家玩，他什么都还不知道。
两年后的一九六二年，中央开了七千人大会，毛泽东退居二线，由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右派的小范围平反展开，我的父亲重回工作岗位。芜湖市委书记郑家琪登门向我父亲道歉，父亲给了我两块钱让我去中山桥下的泗关街买两条鱼回来款待书记，父亲要以德报怨。
已经是秋天了，清弋江那边飘过来一阵冷风，我的衣服单薄，瑟瑟发抖，我想起了那池塘，想起了柳树上的血迹，想起妈妈抱着我流泪，想起了我跪在警卫班，想起了挨打后的振臂高呼，想起我无助地喊妈妈，想起刚刚成为右派的父亲被一个年轻小干部一边训斥一边“安慰”，一边说话一边抠着他的脚丫子。
这记忆无比清晰的、顽固的、永远不会消失的、静静地卧在我的心底，它不动声色，却常常泛起，当我戴上了红领巾，当我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当我加入红卫兵的队伍，当我看着老师跪在我们面前，当我看着五花大绑的班主任前往监狱的路上，当我加入共青团，当我结婚的喜庆之时，当我宣誓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时......
在清弋江边，中山桥下，我看到了小瘪子，他在卖鱼。
一九六四年秋天我进入第八中学继续读书，班主任小常老师让我当班长，这是个今非昔比的班长，代表着荣耀，代表着信任。
小常老师那时廿岁出头，住在副教学楼的楼梯间里，很小的房间，没有窗户，现在想想那本应该是堆放杂物的地方，他也不在乎，一张床，一张很窄的书桌，加上他一米八的个子，将就着也搁了进去。
应该是窗户的那扇墙上挂着一张镜框镶起来的黑白照片，几个人在照片里我忘了，记得有老师稚气的面孔，还有一个长者，好像是叶圣陶，照片的上方写着：全国师范普通话比赛第二名，跟着的是老师的名字。同学们看了都肃然起敬，那种现实的感觉比听到雷锋张思德要强烈的多。
他有个弟弟也在八中读书，比我们高一届，记得有天晚上弟弟敲老师的门，要老师帮他交这学期四块钱的学费，说是爸爸的意思。
和老师一个师范毕业的戴显龙是政治教师，是学校的团干政治辅导员，共产党员哟，两个人的关系很好，应该是鞋拔子鞋刷子，他经常是实心实意地鼓励小常老师争取入党，小常老师点点头，他相信他是真心的，同窗几年，兄弟一样。
高年级的同学知道的事多，说戴显龙就是个乡巴佬，没什么水平，他爸是个穷光蛋，可是四九年后的穷光蛋如今时髦起来，党依靠他，他依靠党，就这样变成了共产党员。可是他深知自己的先天不足，这儿知识份子成堆，大多数都是诗书传家的，他一定要表现的超凡不俗，要别人高抬他一眼，于是就附庸风雅，他写小说，投给当地的小报，只要一登出来，他马上赶紧的大呼小叫。
他小说里有句话成了经典，在学校里传的沸沸扬扬：月光下，我抓住她又粗又长的大辫子。
这是贫下中农式的男欢女爱，他描写的很实在。后来戴老师结了婚，他老婆一甩头，果然那大辫子又粗又长。
中期考试以后，同年级的三个班集合在篮球场上听戴老师训话，他说：“ 考试结束了，成绩好的同学要再接再厉，继续端正自己的学习态度，考的不好的同学要总结，找出教训，追上来。”
他继续说：“ 我们的同学中有一种不好的现象，有些人的课外读物不是党的历史，不是革命英雄人物，他们读什么，读的是《妇幼卫生》。”
我没听清楚那后一句，连忙问102班的大不溜是什么书，大不溜说：“ 大辫子。” 他做了个鬼脸，我看看操场那头的戴老师，他还在说话，正正经经。
训话结束后，小常老师把我叫到一边，我看老师的脸色知道不妙，便把头皮硬起来。
“ 国兴，你数学只考了六十七分。”
“ 嗯......”
“ 听了戴老师的讲话，你有什么感想什么计划？”
“ 没有。” 我不敢正面看老师，他一定很失望，我傻傻的说了实话。我看着戴老师，他正朝学校大门走去。
从大门的方向也走过来一个人，越走越熟悉，越走越清晰。我听到戴老师响亮地喊了一声“爸”！
我是脱口而出，也是响亮的一声：
“ 小瘪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