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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期间上小学、中学、大学的人对《五七指示》都是非常熟悉的，很多教室墙上的毛语录都是：“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对“五七”干校，年龄稍大一点的人都不陌生。它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对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劳动改造、思想教育的场所。据统计，“文革”期间，中央一级机关“五七”干校共有106所，各省机关“五七”干校有1497所。
昨天看完《邱会作回忆录》才搞清楚《五七指示》是如何产生的。
《五七指示》是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审阅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致林彪的信。这封信的起因就是林彪送上的邱会作主持起草的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副业生产的报告》。部队为什么要搞农副业生产？
此事要追溯到三年困难时期。当时，食品供应紧张已经殃及部队，地方不能保证粮食供应，个别地方无粮供应，买不到肉食和食油。
邱会作讲了三个例子。1961年夏天住山东的部队， 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吃地瓜干，有时一星期也领不到一颗粮食。地瓜干又是1958年存下来的，原来根本不是当口粮的，而是做猪饲料。1961年秋住河南周口的部队吃的面粉， 有百分之二十以上都有杂质，驻四川绵阳部队吃的大米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稻壳。他说，这是我亲自在部队看到的，同部队一起吃过这种粮食做的饭。部队的粮食定量每人每天一斤半，除去不能吃的东西，每人每天真正下肚的粮食也就是一斤多一点，战士都是二十左右的年青人， 每天吃这种饭能行吗？
凭票证领不到东西，很多部队一年也尝不到几次肉味这种生活不能长期下去。部队固然吃不饱，地方挨饿的现象更严重。周恩来让邱会作参与过几件救灾的事。1960年5月，广西横县驻军给邱发了一个电报，称政府机关因饥饿不能工作了，要求借军粮。周恩来让邱会作去秘密调查。到横县一看，县委书记躺到床上起不来了，有气无力地伸出四个手指，意思是四天没吃饭了。原来这个县为了保“卫星县”的名誉，断粮也不敢报灾情，全县已经饿死一千多人，每天还在死人。
当时来部队的家属猛增，家属绝大多数是专门到军队吃饭的，而且不打算再走。他们说横竖是饿死，死在家里，还不如在部队死在自己的亲人面前。
军队困难，国家更困难。军队向国务院多要粮食也张不开口。于是，在1960年冬天由贺龙主持的军委常委会上，邱会作提出自己动手搞生产，别无他法。罗瑞卿向贺龙提议，由邱会作起草一个军委给中央的报告。1961年2月邱会作起草了一个军队动手搞农副业生产保证自己供应的电文。
有了这个文件，全军开始种菜，生产粮食和副食。大多数连队都有了一块菜地，一个猪圈，当年就解决了吃不饱的问题，部队再没有人得浮肿病。从此，军队开展农副业生产不但合法化，而且成为长期方针固定下来。
《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副业生产的报告》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是三年大饥荒让部队都吃不饱饭逼出来的。
《邱会作回忆录》是史学价值最高的高层回忆录之一，要想了解文革， 邱会作回忆录是必读作品。
“要想了解文革， 邱会作回忆录是必读作品。” 谢谢林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