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９年９月，纳粹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１９４０年４月至５月，纳粹德国通过一系列的闪电战，横扫欧洲大陆，攻占了丹麦、挪威、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法国，１９４１年４月，攻占南斯拉夫、希腊；６月突袭苏联。
欧洲爆发战争，尤其是１９４０年春德国入侵西欧国家后，许多美国人认为德国和苏联正在利用大批犹太难民向国外派遣间谍。美国国务院告诫领事官员在筛选申请人时要特别小心，在１９４０年几乎填满了德国的配额。人们从欧洲移民美国变得更加困难。超过３０万人，其中大多数是犹太人，在等待名单上。
由于欧洲陷入战争，美国国务院实施了新的限制措施，旨在保护国家安全并进一步限制移民。
首要要求之一是持有有效护照。然而，自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２５日起，德国集体剥夺了所有居住在境外的德国犹太人的国籍，只要他们尚未被单独“驱逐出境”。尽管欧洲有外交官可以为无国籍人士提供紧急护照，但这项措施严重影响了移民程序。１９４１年１２月，日本空军袭击了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美国向日本及其盟国德国宣战，这最初导致跨大西洋航运陷入停顿。后来，少数客船成功离开欧洲，但在１９４２年及之后，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抵达美国，移民变得几乎不可能。
１９４１年６月，美国国务院颁布了“亲属规则”，拒绝向仍有近亲在纳粹领土的移民发放签证。１９４１年６月，纳粹德国命令美国关闭其在所有德国占领区的领事馆，将潜在的移民困在里面。从那时起，只有能够联系到美国驻西班牙、葡萄牙或法国未被占领区的领事馆的德国难民，才能获得美国移民签证。１９４１年７月，美国国务院将所有外国人签证控制权集中在华盛顿特区，因此所有申请人都需要得到华盛顿审查委员会的批准，并需要提交额外的文件，包括第二份财务宣誓书。
纳粹德国横扫攻占了欧洲大陆后，控制了欧洲国家９５０万犹太人中的绝大部分人口，立即将德国犹太人种族清除的国策，在新占领区全面实行，推出“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制定针对欧洲犹太人系统化实施种族灭绝的计划，主导了犹太人大屠杀（Holocaust），三分之二被害，约６００万犹太人丧生，包括近１５０万是儿童。
“最终解决方案”，１９４１年７月由戈林正式提出，初时含义模糊，对犹太人究竟是要放逐还是处死，尚未确定。纳粹德国横扫欧洲大陆后，控制了新占领区庞大的犹太人，驱逐犹太人的海陆通道，因为战争中断，原来设想的将德国残余犹太人驱逐到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的计划，已彻底无法实施。被纳粹德国视为低劣种族的庞大犹太人族群，在他们眼里成为与优秀种族雅利安德国人争夺资源、浪废粮食的人渣，既然无处驱赶，干脆就地清除。
１９４２年１月２０日，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在柏林西南部万湖区的犹太富豪留下的玛里尔别墅（Villa Marlier），主持了万湖会议（Wannseekonferenz），有１５名纳粹领袖，把包括一些国务秘书、政府高官、纳粹党领袖、党卫队官员以及其它制定与犹太人政策相关的政府部位领导人参加。会议最初的目的，是讨论“欧洲犹太人问题”的彻底解决方案。海德里希有意“在各个不同的占领地区规划出大规模屠杀”，“作为希特勒下达的解决欧洲犹太人问题的答复”，“为了确保执行，必须让部委层级官僚知晓，并使其共同承担执行这项政策的责任”，从而落实了有系统的犹太人大屠杀。纳粹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将其称为：“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 （据维基百科等资料，下同）
万湖会议确定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方针，决定自西向东彻底清洗欧洲犹太人，将其全部送往东方占领区，通过繁重劳役加以消灭，幸存者则处死，使犹太民族彻底灭绝。
作为“最终解决方案”的一部分，纳粹德国实施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屠杀。屠杀方式主要有两种：大规模枪杀与毒气窒息。德国部队在整个东欧的村庄、城镇和城市郊区实施了大规模枪杀，或在专门的屠杀中心和通过移动毒气车进行毒气行动。（据《犹太人大屠杀百科全书》资料，下同）
犹太人聚集区（ghetto隔都）是纳粹强迫犹太人生活在其中的被占城市或城镇区域，其环境往往过度拥挤且极其不卫生。德国当局通常会修建围墙或其他障碍，将这些区域封闭起来，守卫则会阻止未经允许的犹太人离开。部分犹太人聚集区的存在持续数年，但有的聚集区只作为等候区， 仅维持了数月、数周，甚至几天，直到犹太人被驱逐或杀害。
德国控制下的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一些匈牙利犹太人经火车到达的场景，绝大部分被直接送往毒气室
１９３９年至１９４０年，纳粹在被德国占领的波兰建立了第一批犹太人聚集区，其中最大的两个聚集区位于被占领的波兰城市华沙和罗兹 (?ód?)。从１９４１年６月开始，随着德国入侵苏联，纳粹也在新占领的东欧地区内建立了犹太人聚集区。此外，纳粹及其盟友和合作者还在欧洲的其他地区设立犹太聚集区，尤其在１９４４年，德国和匈牙利当局在将犹太人驱逐出匈牙利之前，建立了临时聚集区来集中和管控犹太人。
从１９４１年开始，德国及其盟友和合作者开始大规模杀害犹太人聚集区的居民，并解散了聚集区内的行政机构。纳粹称此过程为“大清洗”，是“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组成部分。聚集区的大多数犹太人或死于就近屠杀点的大规模枪杀行动，或在运送至屠杀中心后毒气窒息被害。屠杀中心大多都被故意设置在德占波兰的大型犹太人聚集区附近，或者接近交通便利的铁路要道。
１９４５年４月１２日被盟军解放的米特堡-朵拉（Mittelbau-Dora）集中营，约有２０，０００名囚徒死于营中
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集中营被盟军解放时的场景
１９４５年５月９日，毛特豪森（Mauthausen）集中营中几近饿死的囚犯迎来了解放
在纳粹党领导及党卫队协调之下，德国所有政府部门、商业公司、民间团体均参与了大屠杀的相关事宜。在具体实施中，波兰、匈牙利、希腊和南斯拉夫等国的犹太人大部分在毒气室遇害；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荷兰和比利时的犹太人半数遭枪杀；丹麦和保加利亚的犹太人在当地民众的保护下大部分幸存。
纳粹领导头目们倚靠许多德国机构和组织来帮助他们实施大屠杀。在二战之前和战争期间，纳粹组织的成员们发起并实施了许多反犹行动，这些组织包括纳粹党、突击队 (SA) 和党卫军 (Schutzstaffel, SS)。战争一开始，党卫军及其警察分支机构就变得极富破坏性。在对欧洲犹太人的大屠杀中，帝国保安部 (Sicherheitsdienst, SD)、盖世太保（秘密警察，Gestapo）、刑事警察 (Kripo) 和治安警察（Order Police）的成员，扮演着尤为积极且致命的角色。涉及参与执行“最终解决方案”的其他德国机构包括德国军方、德国国家铁路和医疗系统、德国公务员和刑事司法体系、德国企业、保险公司和银行。
作为以上这些机构的成员，无数德国士兵、警察、公务员、律师、法官、商人、工程师、医生和护士都选择了执行纳粹政权的政策。普通德国人也以各种方式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当犹太人被殴打或羞辱时，有些德国人欢呼雀跃；有些德国人谴责犹太人不遵守种族主义法律和规定；许多德国人强买、强占或掠夺其犹太邻居的物品和财产。受到狂热、野心、恐惧、贪婪、利己主义、反犹主义、政治理想等种种因素的驱使，这些德国人也在犹太人大屠杀中发挥了作用。
纳粹德国并非实施大屠杀的唯一凶手，其盟友和合作者也提供了各类帮助。这里的“盟友”是指与纳粹德国正式结盟的轴心国，“合作者”是指以官方或半官方身份与德国当局勾结的政权和组织。纳粹德国的盟友和合作者包括：欧洲轴心国和其他通敌政权（如法国维希政权）：这些政府颁发了各自的反犹法律并配合德国实现目标；德国扶持的地方官僚机构，尤其是地方警察部队，其帮助围捕、拘留和驱逐犹太人，甚至在未与德国结盟的国家（例如荷兰）也是如此；由军人、警员和平民组成的地方后备部队，这些由德国支持的部队参与了对东欧犹太人的屠杀（通常出于自愿）。
作为犹太人的邻居、熟人、同事甚至朋友，在个人所做的最致命事情之中，就是向纳粹德国当局告发犹太人。不计其数的个人选择了这样做。这些人检举犹太人的藏身之处，举报犹太人伪装的基督徒身份，或者以其他方式向纳粹官员指认犹太人，以此导致犹太人的被害。这些个体的动机各式各样：出于恐惧、利己主义、贪婪、报复、反犹主义、政治或意识形态信仰。
许多个人也从犹太人大屠杀中获益：有的非犹太人会搬进犹太人的家中，或接管犹太人的生意，或偷走犹太人的财产和贵重物品。这些都构成伴随种族灭绝的大范围偷窃和掠夺。
大多数情况下，个人对其犹太邻居的困境无动于衷或漠不关心，从而助长了大屠杀，这些人有时也被称为“旁观者”。
德国基督教会的主流，积极与纳粹德国政府合作，在犹太人大清洗、大屠杀运动中，扮演了十分不光彩的角色。
１９３４年９月，德国总理兼纳粹党领袖阿道夫·希特勒在纽伦堡纳粹党代表大会（Reichsparteitag der NSDAP）上，于哥特式圣母教堂（Frauenkirche）外迎接帝国主教路德维希·穆勒（Ludwig Müller），他是纽伦堡的新教大主教。罗马天主教（本笃会）院长阿尔巴努斯·沙赫莱特（Albanus Schachleiter）站在希特勒和穆勒之间
梵蒂冈的罗马教廷的教皇庇护十二世（Pius XII，Eugenio Pacelli尤金尼奥·帕切利）， 成为教皇之前，曾担任梵蒂冈驻德国外交官，并在庇护十一世手下担任梵蒂冈国务卿，对纳粹德国对犹太人实施的惨绝人寰种族灭绝，置若罔闻，鲜有劝戒，更谈不上公开谴责。
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社会科学高度发达成熟的德国社会，上至高度文化修养的科学家、艺术家、哲学家、法学家，下到普通劳工教师、家庭妇女、学生，对发生在身边的纳粹德国迫害、屠杀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暴行，普遍置若罔闻，视而不见，拍手称快者亦非少数。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国家有约９５０万犹太人，美国有约４８０万犹太人，是欧洲犹太人口的一半左右。但美国犹太人官方领导组织，对犹太人逃难美国，并不热心。
美国犹太教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for Judaism，ACJ），由一群改革派的领军拉比于１９４２年创立，其中包括六位美国拉比中央会议前主席和希伯来联合学院院长，是美国犹太人的主流宗教组织，致力于宣扬犹太人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宗教团体，并遵循改革犹太教最初提出的原则，正如１８８５年匹兹堡纲领中所阐明的那样，它历史上一直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美国犹太教理事会的领导人认为他们代表了大多数美国犹太人的观点，大规模招募会员，在美国各地设立了众多地方分会。
《纽约时报》的出版人亚瑟·海斯·苏兹伯格（Arthur Hays Sulzberger），是一位虔诚的改革派犹太教徒，该教派将犹太教定义为一种宗教信仰，而不是一个民族。他坚称，作为一名美国人，他认为欧洲犹太人是难民问题的一部分，无涉政治。他是美国犹太教理事会的积极支持者，该理事会的成立，旨在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苏兹伯格在其报刊上对此进行了显著报道。苏兹伯格表示，犹太复国主义应为大屠杀中部分犹太人的死亡负责，战争期间的难民危机原本是一个“可控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直到“建国呼声引入了难以解决的政治因素”。他认为如果犹太复国主义者“不那么强调建国”，那么“成千上万的死者现在可能还活着”。
作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报纸《纽约时报》的出版人，对战争期间反对灭绝犹太人的呼声，他只允许发表少数社论。即使在纳粹单一针对犹太人进行灭绝之后，苏兹伯格仍然认为所有难民都遭受了苦难。实际上，他将有关犹太人的议题排除在社论版面之外，并将纳粹对犹太人暴行的报道埋藏在报纸深处的短文中，从而削弱了《纽约时报》巨大的潜在影响力。
虽然除了《纽约时报》之外，犹太人几乎没有其他享有盛誉的报纸，但他们在好莱坞和网络电台中却占有重要地位。好莱坞电影和电台几乎都回避质疑珍珠港事件前纳粹对欧洲犹太人的迫害。犹太电影公司的高管们不想被指控制作带有明显反法西斯主义主题的电影，从而被指控为张扬犹太宣传。事实上，他们受到了反诽谤联盟（（ADL）等全国犹太组织领导人的压力，要求他们避免此类主题，以免美国犹太人遭到国内反犹太主义的强烈反弹。
１９４４年１月１３日，正值大屠杀期间，美国财政部长助理小约西亚·E·杜波依斯 (Josiah Ellis DuBois Jr.)呈报了著名的《致国务卿的关于本届政府默许屠杀犹太人的报告》，对美国国务院外交、军事和移民政策提出控诉。该报告叙述了国务院的不作为，并在某些情况下积极反对为纳粹占领的欧洲犹太人发放资金，并谴责美国对来自当时进行系统屠杀的国家的犹太难民关闭大门的移民政策。（据维基百科等资料，下同）
该报告的催化剂是涉及７０，０００名罗马尼亚犹太人的事件。这些犹太人本可以通过 １７０，０００美元的贿赂，得以从罗马尼亚王国撤离。财政部外国资金控制部门授权支付这笔资金，总统和国务卿科德尔·赫尔都支持发放这笔资金。从１９４３年７月中旬提出提案并获得财政部批准，到１９４３年１２月，国务院官僚机构和英国经济战部共同设置了各种障碍。该报告是对这起事件感到沮丧的产物。
到１９４２年底，美国收到了有关欧洲犹太人被系统性大屠杀的可靠报告。杜波依斯和财政部的其他基层官员对美国政府的阻挠行为感到沮丧，尤其是国务院的高级官员们，他们阻碍了营救犹太人的努力——特别是助理国务卿布雷肯里奇·朗Breckenridge Long的冷漠，德波依斯简单地将朗描述为“反犹太主义者”。
杜波依斯和他的同事开始调查国务院阻碍他们认为当时最紧迫的人道主义任务的策略。作家兼总统助理理查德·古德温回忆道：随着乔的调查越深入，他开始树敌。他告诉我，国务院官员会对他说“你们犹太人真讨厌”，因为他们以为他是犹太人，但他当然不是……乔告诉我，有一次，一位国务院官员把他拉到一边，说：“杜波依斯，你会遇到很多麻烦，超过你能承受的程度。你最好把这件事放下。”如果他们认为这会吓跑他，那他们就不了解乔·杜波依斯了。他不仅没有被吓倒，还认为这表明他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这让他相信，肯定还有更多的秘密，这激励他更加努力地工作。
这份美国财政部官员政府备忘录指出，１９４２年末至１９４３年末这段时期，美国国务院的某些官员不仅未能利用美国政府工具营救欧洲犹太难民，反而利用这些工具阻止或妨碍营救行动，并阻止相关信息向美国公众公开，指责美国是大屠杀中潜在的同谋。
这份备忘录被誉为“政治炸弹”，后来被缩短并重新命名为《致总统的个人报告》，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 (Henry Morgenthau, Jr.)，亲自将该文件递交给罗斯福总统，促使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批准成立战争难民委员会。
据估计，如果不是布雷肯里奇·朗等人故意设置移民官僚障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可能有１９０，０００至２００，０００名犹太人获救。
在大屠杀期间，每年只有不到３万名犹太人抵达美国，绝大多数申请着者因移民政策而被拒之门外。
给人类社会带来空前生命财产损失的两次世界大战，均是起源于基督教主导的欧洲国家。敌对欧洲国家的双方基督徒战场上相互厮杀，还讲究要遵守《日内瓦公约》，善待伤病者，人道待遇俘虏，保护平民；但祸及犹太人时，则任凭佩戴铁十字勋章的纳粹肆意屠杀，缄默纵容，冷漠几近落井下石。倒是远在亚洲远东，历史上与犹太人罕有交织的传统儒教影响下的中国人，伸出援手。
面临灭顶之灾的欧洲犹太人，为求生存，逃避纳粹德国的屠杀，急不择路，在世界各国无情拒绝入境或严厉限制入境签证的危机时刻，异想天开向德国管辖下的中国领事馆申请入境签证，逃脱虎口。
中华民国驻奥地利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德国吞并奥地利后，不顾上司驻德大使陈介的反对，在中华民国驻维也纳领事馆向数千犹太人发放了入境签证，从１９３８年到１９４０年５月何凤山奉调回国，两年间他共签发多少张“生命签证”，其准确数字已无从统计。根据已找到的签证看，一份１９３８年６月的签证的号码为２００号，另一份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７日的签证号码为１９０６号，也就是说半年间他共签发了近２，０００份签证。在纳粹当局以总领事馆原属于犹太人房产为由，将之没收，而国民政府又拒绝出资租房后，何凤山自掏腰包在约翰内斯巷２２号租下一套小公寓，把总领事馆搬到那里，继续坚持发放签证。为此，１９３９年４月，何凤山被当时尚与纳粹德国交好的中华民国外交部，记过处分一次。１９９７年９月２８日，９６岁高龄的何凤山在旧金山去世。
１９３１年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日本控制中国东北满洲地区，拉拢前清宗室及汉人将领，建立了其傀儡政权满洲国。满洲国驻德国兼匈牙利公使吕宜文与书记官王替夫，为犹太人办理了１１，０００多个签证，其中有５，０００多张是王替夫冒着极大的风险签发的，拯救了至少１２，０００名犹太人。
１９３９年，日本盟国德国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召见了满洲国驻德公使吕宜文，要求他为逃离德国的犹太人办理满洲国的入境签证。纳粹德国采取无犹化政策，将犹太人驱逐出境，欧洲很多国家不愿意接纳犹太人。在没有明确犹太人出境后的最后归宿的情况下，一些国家的使馆拒绝给他们办理过境签证。唯有美国政府在犹太人联合救济委员会的斡旋下同意接纳。欧洲二战爆发前夕，从德国到尚未参战的美国，海路险阻重重，艰难漫长，于是纳粹政府决定让犹太人陆路通过苏联进入中国，再从海路前往美国。
为实现这一计划，纳粹德国政府已经取得了苏联政府的同意，让赴美犹太人从苏联过境。满洲国外交部表示同意给德国犹太人签证。因王替夫精通俄语，有同苏联人交涉的经验，吕宜文将这件事交给王替夫来做。当时出境犹太人的护照，由德国犹太人公会或者美国犹太人公会驻德代表托马斯集中寄来，分批到满洲国驻德国公使馆办理。经满洲国公使馆验证，再由苏联驻德国大使馆签证即可发给签证，并注明满洲国的字样。６月１０日，为德国犹太人办理签证的工作正式开始，和王替夫一起工作的还有公使馆聘用的德国朗格尔小姐，办理签证工作进展得很顺利。到８月份，他们已经给近７０００份护照办理了签证。（据《“东北辛德勒”——备受赞颂的伪满“外交官”王替夫》资料，下同）
满洲国为犹太人发放的签证。
１９３９年二战欧洲爆发后，德国加紧在国内建犹太人集中营，开启了对犹太人的屠杀模式。当时，德国外长暗示吕宜文，不必给犹太人办理过境签证了，并称德国政府准备有步骤地建立一些犹太居住区。而实际上，纳粹德国是准备建立一些集中营来解决犹太人问题。
王替夫虽然收到消息，但他出于对犹太人的同情，决定在未接到国内指示前，继续为犹太人办理签证，但要保密，尽量不让德国方面知道。为避开公使馆的耳目，他暗中指示工作人员在每日外出或下班后，到柏林犹太人公会去取护照。当晚办理签字后，第二天再送回并取回新的护照。
１９４０年，吕宜文接到满州外交部的命令，命令他们立即停止给犹太人发放签证的工作。原因是日本的对犹政策发生了改变。从１９３９年１０月初到１９４０年５月，王替夫以未接到满洲外交部命令为由，避开满洲国公使馆日籍参事官江尊纲一监视，又给近５０００本犹太人护照签发了入境签证。
由于中国对犹太人采取了宽容的政策，尤其是当时的上海，对犹太人来说就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城市，到中国的犹太人，多数居住在上海。他们有的通过上海去了美国和其他国家；大多滞留在中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经历德国盟国日本集中营的拘留迫害，熬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浩劫，幸存下来。
二战结束后，吕宜文被中华民国法院判处死刑，后赦免加入军统，１９４９年末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三军攻打云南思茅时，吕宜文持枪拒捕被击毙；王替夫被关押在苏联战犯集中营长达１２年，遣返回中国后，下放劳改２２年，７０岁后做门房１０年，９０岁病逝于哈尔滨。
因得到中国入境签证终于抵达上海的犹太难民，有３万之众，超过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五国当时所接纳犹太难民的总和！
罗斯柴尔德、沙逊等犹太人家族，把持东印度公司向中国倾销毒品鸦片的生意，向英国政府缴纳了大量税金，终因中国政府禁烟断了他们的财路，操纵英国发起了对大清国的鸦片战争，让中华民族蒙受帝国主义百年欺凌之辱。
中国是唯一从未迫害犹太人的国家。即便不排除有官员受贿的因素，在二战时世人皆欲杀的世界大环境下，中国人却以德抱怨，是唯一尽量给犹太人提供生路的国家，拯救了数万犹太人的性命，让他们逃脱了被纳粹极其帮凶集体屠杀，焚尸扬灰的下场。
纳粹德国在其占领下的欧洲大陆实施“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对犹太人进行系统化的种族灭绝大屠杀，消灭了欧洲三分之二的犹太人，犹太民族陷入生死存亡绝境。
犹太人大屠杀死亡人数占战前犹太人口总数的百分比，按国家/地区划分：浅粉色，０－０．１％；粉色，２－３４％；红色，３５－５９％；棕色，６０－７９％；深棕色，８０％－９０％
从灭绝他们的欧洲地狱侥幸逃命的犹太人，无望进入日益紧闭天堂之门的美国，只能极力奔向人间仅可藏身逃命之所——西亚一隅的英国控制的托管巴勒斯坦地区，但被犹太复国主义移民搞得不胜其烦的大英帝国，也已把这块蛮荒之地开给犹太人的大门，关闭得十分狭窄，让九死一生逃出纳粹魔掌的他们，入境无比艰难。
２０２５年８月１５日，作于芝加哥西郊
（图片来自网络。参照相关论著、报道、维基百科、犹太人大屠杀百科全书等资料。博文非论文，篇幅限制，不一一注出。）
长文分载。待续。
Also true!!! 我不信人造宗教，也不理解不赞同提倡 "an eye for an eye, a tooth for a tooth"的圣经旧约。
读过何风山救犹太人和那时上海犹太人的故事，但不清楚王替夫的事情，谢谢您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