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几十万大军坦克、装甲车开道，铁血京城，在首都实施全面军事管制。炎热的夏天，戒严下的街头，满载武装军人的巡逻军车，不时驶过；街头巷尾，成队的头戴钢盔、胸挂子弹带、手握冲锋枪的戒严部队士兵，背对而立，目光警惕紧盯过往讨生活的行人。
六月十三日，当局大张旗鼓地颁布了通缉令，全国通缉在逃的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高自联”）２１位领头学生，他们不少是天安门广场绝食团的成员，北京大学的占了多数。朝夕相处十多天的熟面孔，已成了通缉犯的大头像，在电视上时刻播放，印在报纸、传单上，神州大地无所不在。几个星期前，他们还被邀请到人民大会堂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话，中央电视台向全国转播，总理李鹏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绝不秋后算帐”的承诺，话音犹在，这些端坐高堂对话的大学生，纷纷就擒，成了阶下囚。
通缉名单中有两位女性，一位是本科北京大学的柴玲，与她北大研究生的丈夫封从德一并上榜；另外一位女性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王超华同学。
王超华被通缉时已３７岁，她是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张恩和教授的硕士研究生，并非文学所的研究生。我在读硕士生时，与我们编在同一８４级文学系班上的冯奇、赵晓笛，就是研究生院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教授张恩和的研究生，只在一起上过公共课，业务课完全分开。王超华是低我几年级的硕士生，业务从属研究生院而非文学所，因而与我并不相识，但她的父亲王瑶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的的老教授，我大学本科时选修过一年他的《鲁迅研究》课。在中文系里老教授中，他是最年轻的，头发永远梳得很有型，黑毛呢中山装、大衣，手执黑烟斗，侃侃而谈，要在黑板上写字时，才在窗台磕掉烟灰，把烟斗放进衣服兜里。至今仍记得他口衔烟斗，骑着自行车从三角地飘然而至，微笑颔首打招呼的风姿。王超华被通缉令描述为“脸色黑黄，三角眼”，后辗转流亡美国，王瑶因之病危，临终床前女儿缺如，抱恨而逝。
当局同时对“北京市民自治联合会”、“首都知识界联合会”、“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外地赴京高校自治联合会” 等“非法组织在逃的头头实施通缉”，通缉名单没有像“高自联”通缉令那样高调公布，迅速达到震慑人心，恐吓青年学生的红色恐怖效果，而是内部传达、张贴。我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７９级同班同学刘卫国（笔名老木），社科院研究生院８７级博士生同班同学陶永谊，均在名单上。陶永谊六月三日刚从刘卫国那里接任保卫广场指挥部宣传部长，六四后老木从地下渠道逃亡海外，在巴黎当了民阵联要员，他却躲避到河北沧州时被捕，进了秦城监狱。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７８级的王军涛，亦在被通缉名单上。１９７６年清明节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的四五事件中，北京市十一学校１７岁高中生王军涛因参与“反革命暴乱”，被捕入狱。７８年考上北大后，因为他反四人帮的四五英雄经历，颇受胡耀邦等老革命家的器重，被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８０年底他挺身而出，参加了北大所属海淀区全国人大代表的竞选，预选得票仅次于胡平，与张炜成为正式代表候选人；正式选举得票亦仅次于当选人大代表胡平。这次中共执政后首次公开竞选公职人员的活动，被当局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定性为西方自由化影响下的恶果。王军涛的父亲与我太太国防大学亲戚孙叔叔同僚，她８１年考上北大，正是王军涛帮她从国防大学搬行李，领她到北大报到的。
六四喋血才几天，当局就严令各单位复工，学习文件、党报，接受党的平暴教育。老百姓不得不在坦克压阵的武装士兵监视下，赶去单位点卯上班。
６月８日《人民日报》头版：《国家教委发出通告 要求高校和教育行政部门的所有人员 努力稳定局势恢复各类学校正常秩序》，督促被戒严部队北京大街上横冲直撞的坦克、装甲车惊骇得四处逃窜北京大学生，不要受高自联所谓“空校运动”的欺骗,返校复课。
其实“空校”云云，谈何容易。北京籍贯的大学生可以回家躲避一阵子，中央部委所属的重点大学，外地籍贯的学生占主体，六四事件发生后进出北京的铁路、公路交通一时中断，恢复后军警盘查被通缉高校学生风声日紧，北京大学生被当局描绘成主导反革命暴乱的暴徒，在官方舆论排山倒海洗刷的外地，早已是过街老鼠，有几个敢冒险上路返乡?
到了六月中旬，社科院研究生院同学们陆陆续续从避难的地方返回的宿舍。开饭时饭厅人头攒动，大家默默吃饭，偶尔交流一些同学被捕的坏消息，气氛压抑、愤怒、沮丧。往日聚餐时的欢声笑语场景，已成了遥远的过去。
平昔书声琅琅的教室，寂静无人。无论教师还是学生，这两个来月从上街游行,到枪下逃命，身心倍受冲击。此时谈什么传道授业解惑，恍若隔世，没谁还有心情。
倒是研究生院图书馆的报刊杂志阅览室，人满为患，不少同学站在门外排长队，手持研究生证，等着轮到自己进阅览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凭着中国最高科研机构的大部委地位，用那时十分紧俏的外汇，从西方、港台购买了大量书刊，还特别成立了一个情报研究所，负责收集汇总海外研究、报道中国的动态，定期向中央高层汇报。研究生院图书馆沾光可以订购西方、港台的主要报刊，放在报刊架上，只许阅览，不得外借带出。阅览室不像北大那样，区分教师与学生，港台报刊仅供教工阅读；而是师生平等,完全对学生开放，本院的研究生只要把研究生证押在图书馆台前馆员那里，就可以任意浏览国外报刊、一定级别的国内内参。
六四后当局疲于奔命镇压北京街头百姓，还没来得及腾出手来整肃抵触情绪遍布的首都社科文化机构，院图书馆把邮寄来的通篇报道六四血案的海外报刊，依旧及时上架，暗地里告诉同学们，要看赶紧来,过几天肯定会被上面下令收缴、封禁。
美国的《时代杂志》（Time）和《新闻周刊》 （Newsweek）五月中采访戈尔巴乔夫访华，大批记者来京，中苏高峰会谈后他们仍留在北京采访风起云涌的民运。六四事件发生时，他们拍下了很多第一手现场照片，画面血腥、残暴，刊登在杂志上，震惊世界。社科院大楼外建国门长安街上，装甲车把一青年头颅碾平，鲜血、脑浆犹带履带痕迹；成都枪毙示威民众,一群军人脚踩死不瞑目青年人尸体，抽烟嘻笑，这些令人髪指的场面，传遍全球。
港台报刊把戒严部队称作“兽军”，凡提到解放军的字眼，均以之代之。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封面的一幅漫画，矮人邓小平被放大成巨兽，用筷子夹小人国里的大学生吃。哲学所肖阳特别从英国赶回到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的我们这些老同学，重聚时曾说，他离开英国时，机场的电视正在播放邓小平会见宴请戈尔巴乔夫的新闻, 宴席上罹患帕金森综合征的邓小平给戈尔巴乔夫夹菜，拿着筷子的手颤颤巍巍，夹一个掉一个，英国电视台反复播放老迈邓小平夹菜动作的慢镜头。
《时代杂志》刊出的六月初周刊，头版照片摄于六四血案发生的当天上午，地点是北京朝阳区首都机场路与将台路十字路口，照片上一群持枪解放军士兵簇拥站立在解放大卡车厢里，背后是被北京市民堵截在红绿灯下的长长绿色军车队伍，车厢下围着义愤填膺的市民，军车车头驾驶室上方的车篷架上横跨了一个条幅，上书：“讨还血债，绞死李鹏、杨尚昆！”头顶条幅的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官兵神色坦然，面带笑容。这幅照片应该是入住路口边丽都假日饭店的西方记者拍摄的，照片广泛出现在西方媒体上，会给人感觉是戒严部队军人在军车上打出标语条幅，支持北京市民，讨伐元凶。
这个十字路口往北穿过京顺路，就是我们社科院研究生院——当时邻近的唯一高校。同学们晚饭后散步，常去机场路与京顺路之间的绿化带，必经此十字路口。刊登在《时代杂志》的这张照片，被当局认定造成恶劣国际影响，在后来的清查中被公安部列为大案之一，彻底改变了一些研究生院同学的命运。
六月下旬，硕士同班同学，毕业后分配到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张小强，十分神秘地向我们通报中央领导层重大变动的消息。张小强专业俄罗斯文学，承传家学，三代研究高尔基，父母是黑龙江大学外文系教授，伯父张大可，驻苏联大使馆文化参赞。他为人热心，当过我们班的班长、党支部书记，在北京结交广泛，经常传播各种内部渠道得来的高层动态。张小强一语惊人，说新的总书记将不会是与他家有留学苏联渊源的党内第二号人物总理“双月鸟”李鹏，而是大爆冷门的上海市委书记“六点水”江泽民。大家急问现任总书记赵紫阳的命运，他笑着说：“明天就公布，职衔跟俺平肩——普通中共党员！”
果然，第二天６月２４日，报纸电视上铺天盖地的新闻，都是“在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乱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形势下”，学潮冲击不大的另外两个直辖市，上海市委书江泽民记捡了一个大便宜，上台任党新总书记；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捡了一个小便宜，进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学潮中站在第一线竭力镇压的总理李鹏、首都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市长陈希同，啥也没捞到，原地踏步；学潮中不赞成武力镇压的温和改革派，全军覆没，党总书记赵紫阳带头反党，被党中央全会“审议并通过了李鹏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撤销一切职务，就差开除出党；内定接班人的政治局常委、北大校友胡启立，降职为民；中央书记处书记除了乔石，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都被一撸到底。
同日，《人民日报》的一角，小小的启事，反映了时局的重大变化:
本报启事
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给本报印刷发行造成许多困难，从６月７日起，本报不得不改出四块版。现在，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北京地区的秩序恢复正常，影响本报正常出八块版的各种因素都已消除。因此，从今天起本报恢复每天出八块版。本报改出四块版共１８天。为了弥补订户的损失，我们将陆续编印增刊、附页，随报送各订户，不再另办退还报费手续。敬请读者谅解。
对学潮力主坚决镇压的党内势力，全面上台后哪会秋后算帐，迫不及待地盛夏就收拾北京地面上广泛同情学潮的人。自上而下，各级党组织迅速部署了思想上反思，组织上清理的六四清查运动，从领导开始，个个作自我检查，人人过关。
各大单位成立了清查工作组，统一领导清查工作，划下线来：５月２０日戒严令前参与者，算是被党总书记赵紫阳和他指使下的舆论导向误导，参加学潮游行的，按思想认识错误处理，批评教育为主，必须认真反思，做深刻的检讨，由清查工作组做出结论，放入档案；５月２０日戒严令后、六月三日天安门清场前参与者，按参加动乱处理，进行组织调查，视情节轻重，予以党团员组织处理、非党干部行政处理；六月三日天安门清场后参与者，按参加反革命暴乱的暴徒处理，开除党籍、公职，移交司法机关法办。
北京的高校被勒令取消暑假，全体师生必须接受组织清查。盛夏的北京，酷热难熬，没有冷气的教室里，师生们挥汗如雨，被逼着听中央文件传达，各级领导清查反思动员报告。
六月底，我午饭后在饭厅门口碰到打饭后就匆匆端着饭碗离开的研究生处处长郑秉文，我跟他打招呼，说最近怎么没有见到里在饭厅吃午饭？他拉我去他的办公室，“在那儿跟你细说！”
关紧处长办公室的门，郑秉文边吃午饭边告诉我，现在上面对参与六四的学生查得很紧，每天从早到晚，尽是指令、外调。前些天公安部把北京所有主管学生工作的校长书记、学生工作处处长，叫到公安部礼堂，集中观看他们收集到的监控录像，从早上八点看到晚上九点，中间只给半个小时吃饭、上厕所时间。看完就让大家表态，辨认出多少个本高校参与反革命暴乱的人。各高校来人异口同声回答：没见着一个!
郑秉文打招呼说，全面清查就要开始，你参加过天安门广场绝食，肯定会记录在案，但按现下政策，属于受蒙蔽卷入动乱，认识问题，一定要小心慎言，别让人家抓到别的什么把柄。毕竟是前后脚入学读硕士的老同学，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社科院六四后，成了当局重点清查的重灾区。副院长赵复三，正在法国竞选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负责人，拒绝回国；副院长李慎之，表示“不愿在刺刀下做官”，与副院长钱锺书一道辞职；政治学所所长严家其、马列所所长苏绍智，潜逃海外，任职民运组织；我们文学所所长刘再复，亦逃亡海外。这些流亡海外的著名知识分子，最终都落脚到了美国。
六四后没有几天，青年偶像、被誉为民主斗士北大老校友方励之，与夫人李淑娴一道，躲进北京美国驻华大使馆避难，为当局提供了绝好口实，立马把握在掌心无处可逃的几十万北京大学生，诬陷为被里通外国的方励之操纵，给美帝国主义当枪使，闹学潮，搞动乱、暴乱，颠覆社会主义祖国，企图把中国变为美国的殖民地！清查马上加码讯问广场学生同海外，特别是美国的关系。
六月底北京市长陈希同向全国人大做了《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研究生院奉命把全体师生召集起来，集中学习陈希同的报告，反思自己在学潮中的错误。规定必须人人表态，记录在案。
我们年级所有的博士生入学时编成一个班，每个所有几个博士生，一共三十来人，经济、法学类的招生最多，在班上唱主角。七月初的一个下午，轮到我们班学习反思，班长李金早主持。大家仿佛午觉方醒，电风扇的热风下，无精打采，俯首课桌上打盹。李金早知道大伙的抵触情绪，苦笑说，既然没人踊跃发言，就按座位次序，点到谁，谁表态。
第一个点到的法学所同学，照着官方电视、报纸的论调，批了一通方励之里通外国，逃到美国大使馆的行为，然后感性地说，我们这些学生上街游行，是支持中国政府改革开放，反腐倡廉，让祖国走向繁荣昌盛，绝对脑袋里没有闪过半点勾结美国的念头。方励之这个懦夫，把大家煽起来了，见大势不好有人身危险，就抛弃了大家，自己走路子躲藏到外国使馆里，让我们学生仔去顶屎盆子，为人太不地道了！按他那一把年纪，国际名教授的地位，我们搞法律的都知道，能判他在监狱里呆上几年呀？何至于如此怂包，哪配为人师表!
轮到我的反思，我说我不过是一个专业读古书的博士生，党的领导精神太高深，党中央总书记赵紫阳都领会不透，犯了严重错误，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党魁，跌下来成了同我一样的平民百姓，唯一高我一等的，是还保留了党籍。然后指着会上下发人手一册的陈希同报告单行本，叫大家翻开细读某页某行，其云:
“戒严部队在伤亡严重、忍无可忍、让无所让而又很难前进的情况下，经过一再警告，迫不得已奉命对空鸣枪开道，击毙了一批肆虐的暴徒。”“据现在掌握的情况，暴乱中有３０００多名非军人受伤，２００余人死亡，包括３６名大学生。”
我说，陈希同好像１９４８年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４９年投奔了开进北京共产党，不知毕业还是肄业。代表首善之都的市长，给全国人大做如此重大历史事件的报告，居然出现重大紕漏，好像北京市民是半夜惊醒的鸟，在天上乱飞的时候，被开进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对空鸣枪开道”，误伤击落毙命。大家听罢，哄笑满堂。
我接着说，孔子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北大中文系出身的老校友陈希同，不知当年是否红而不专，如此严重失误，是否也应该深刻反思呢？话音未落，一阵鼓掌声附和。
散会时，李金早特意走来俯在我耳边说，我没有把你的发言原封不动记录在案。
我们级博士生刚开学时，我宿舍隔壁左邻右里，一位是经济所的李金早，后来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商业部副部长、国家旅游局局长、党组书记、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２０２２年四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另一位历史所的宋新潮，曾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
查资料写博士论文，准备申请国外大学材料，当然还是住在的学校宿舍最方便。我博士生三年级基本住在研究研究生院，周末才回戏剧学院学生宿舍楼四层的那间二十平米的“新房”。
有天去研究生院办公楼办申请国外大学成绩单手续，迎面碰上六四后升职的人事处处长兼清查工作组副组长谢诚。他请我去他单独的办公室，告诉我他父亲的老战友，前研究生院副院长孙耕夫捎话给他，让他在清查时务必保刘笑君和橡溪两位同学过关，“他们将来都是国家可造之材!”
八级老干部孙耕夫，每天乘坐大红旗轿车上下班，在小小的研究生院天井里，不时背着手度步，走哪都有秘书拎公文皮包跟随，午饭也是在院食堂特别为他装修的单间里吃小灶。间或他会串门敲开学生宿舍门，与年轻人聊天。他是中共老干部里少见的地道北京人，一口京片子。上中学时抗战爆发，他辞家离开北平，只身投奔延安，进了抗大。他说四二年国民党封锁得厉害，延安缺吃少穿，毛主席亲自号召开荒搞大生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他时任抗大五大队二队指导员，带着抗大学员开荒，发现僻静山坡上有一大片陕北农民偷种的罂粟，花开得正旺。那时国民政府正号召禁毒保抗战，他就招呼同学铲除这片非法种植的鸦片田。正巧贺龙部队的人马路过，贺老总一见立即下马叫停，手抚罂粟，爱不释手，说：“这可是好东西，同银元一样，硬通货呀！”毛泽东老三篇中纪念的张思德，倒塌砸死他的窑洞，哪里是烧制给首长冬天烤火取暖的木炭？是提炼鸦片！他曾讲起在东北航校，政委埋怨飞行员吃得比老红军都好，日军留下来的飞行教官就哄航校领导一起上天翻跟头飞了几大圈，结果各个大小便失禁，屎拉一裤裆，再也不嫉妒飞行员吃小灶了。
孙耕夫主管研究生院（院长是胡绳兼任）时，一心想让研究生院在他手里成为延安抗大那样培养党和国家领导干部基地，名垂党史，不想发生了惊动中央上层的研究生集体罢餐学潮，被迫离职，一定给他晚年留下无限遗憾。所谓罢餐，就是抗议食堂伙食太差，学生宁愿自己在宿舍里吃面包、方便面，也不吃研究生院食堂做的饭菜。头两天研究生院食堂因学生拒绝就餐，剩下绝大部分饭菜，浪费很大。第三天发院里贴出通知，特预备了丰盛晚餐，免费款待。同学们决心很大，仍然坚拒就餐。开晚饭时，主持罢餐的研究生会头儿聚在我宿舍，议完事大家都饿得慌，我指着书架上一大饭盆用粮票换来的鸡蛋，说招待他们炒鸡蛋。围绕着小煤油炉上的油锅，大家七嘴八舌出谋划策如何煎炒鸡蛋，哲学所的肖阳嚷嚷着要先放大蒜呛锅，眼看金光闪闪的炒鸡蛋就要装盘，身后响起了一个洪亮的声音：“炒鸡蛋就怎么好吃吗？！”大家回头一看，亲自来宿舍楼动员学生就餐的孙耕夫，眉头紧锁，目光炯炯地凝视了我们一阵，长叹一声：“唉！怎么说你们这些孩子呀……”言毕，转身离去。
他对策划罢餐学潮导致自己下台的研究生会主席刘笑君和和研究生代表大会召集人橡溪，不计前嫌，年轻人危难时主动予以援手，心胸、境界，令人敬佩。
进入七、八月，随着清查运动的深入，揭发出社科院各级部门主要领导，或多或少地参参与了动乱。中共党史、理论界权威元老，从延安时代起就是毛泽东智囊、党内笔杆子大秀才的社科院院长胡绳，在一封社会上影响很大的公开信——《全国社科界知名人士要求党中央承认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的爱国行动，立即对话解决的五一八呼吁书》上，与常务副院长丁伟志、刘国光都签了名。副院长、政治学所、马列所、文学所所长等叛逃海外，当局日益认定社科院是自由化大本营，领导班子烂透了，必须动大手术，彻底改组，调集靠得住的马列左派，进驻社科院各级机构,领导清查，把领导大权夺回，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当局的反自由化方针政策。
老院长胡绳被撤销了党组书记职务，已离休的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郁文复出，接替胡绳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主持社科院全面工作。已离休的原社会科学院秘书长吴介民复出，任社科院特邀顾问，负责社科院日常工作。当局又调入８３年反精神污染运动中在 “保定会议”大出风头的左王邓力群亲信、河北省委宣传部长赵某，任社科院清查整党工作组组长，对党员清查六四风波中的立场表现，然后据之决定是否准予党员重新登记。社科院研究生院亦派驻进了清查整党工作组，组长是化工部的一个处长张某。按前几年(１９８３至１９８７)整党的惯例，整党活动告一段落，工作组组长即可留在派驻单位，官升一级。新官上任，早已迫不及待地大展身手，大会小会鼓动举报，恨不得把社科院上上下下，一夜之间清查个水落石出！
应届毕业生徐向东、程炼他们这些８６级硕士生，首当其冲，学潮中露点头角的，被研究生院的清查组日夜传唤，讯问不已，绝不让乘毕业分配之急，放过一条漏网之鱼。据他们回来描述说，被传唤到院办公楼小会议室的同学，进门就被指令坐在被告席位，主审的是化工部派驻来的那个清查组张处长，左右坐着研究生院学生工作处长郑秉文、人事处处长谢诚陪审，旁边是负责记录的清查组成员。清查组边审讯边记录，完了让被讯问的研究生，核实审讯记录，然后在上面签字确认无误。审讯结束后，还会责令被讯问的同学回去后再自己写一封交代，限期上交。有同学马上反驳说，不是都讯问过了，记录在案吗？没什么更多可以交代的。清查组回复说：这是上级的规定，“写亲笔交代的过程中，没准会想起什么重大遗漏呢！”
别以为被清查组审问过就算过关完事，他们会经常挑清晨、夜晚，尤其是午睡时候，敲宿舍门，通知清查组传讯，立即去办公楼接受讯问调查。清查组最拿手的就是乘被叫来的同学午睡惊醒，迷迷糊糊之际，大喝：“有人举报了你！如实交代某月某日与某某参与动乱、暴乱的经过……”
好在应届硕士毕业生徐向东、程炼几经清查组讹诈，均侥幸过关，八月份顺利完成学位答辩，分配进哲学所工作。应届博士毕业生刘笑君，在其导师法学所所长、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成员王叔文的庇护下，顺利通过了博士学位的答辩，但他被推举代表社科院研究生院学生参加了对话团，与中央领导人多少有过争论交锋，尽管官方曾认可对话团并与之对过几次话，清查时早已不认帐，按动乱非法组织处理。刘笑君因之进不了官场、学术界，只得下海经商。他在念博士生时曾被上面安排去加拿大留学，但他志在从政，不愿意错过国内仕途发展机遇，谢绝这个出国留学机会，这在非常羡慕留洋的八十年代，非常罕见。后来他最终也未能从政，成为八级高干老院长孙耕夫所期望的年轻政治明星。九十年代，听说他在广州办了一个加拿大移民事务所，生意兴隆。
进入九月，面对日益绝望的国家大事，无可奈何我还是钻进故纸堆，继续明清小说博士研究专业的学习，先把博士论文打磨完成，来年答辩吧。我开始骑自行车，从东郊西八间房(今望京)，在头戴钢盔、手握冲锋枪的戒严部队士兵注目监视下，穿越北京城，来往于建国门的社科院文学所图书馆、王府井北面人民艺术剧院对面社科院考古所同院的科学院图书馆、中南海与北海公园之间的北京图书馆古籍馆，查阅资料。古典文学研究，尤其是元明清的通俗文学，绝大多数的原版线装章回小说，文革中都被查禁收缴了，别说市面买不到，一般图书馆也借不到，只有科研单位的图书馆可以借阅。文学所与科学院图书馆，我们社科院的研究生办有借书证，可以把书借出一个月，还可以续借一次。北京图书馆只能在那里阅览。
那时社科院的人员，分成科研人员，职称叫研究员；编辑刊物的科研辅助人员，职称叫编审；行政管理人员，职务叫各种长。科研人员不坐班，只是每星期二上午来所里例会，议事、借还图书、交流信息、逢年过节分发所里的福利而已。我所在的文学所古代文学研究室，有二、三十个研究人员，也就是星期二上午大家在如大会议室一般的古代文学研究室聚一聚，老一辈的学者，如俞平伯、余冠英、钱锺书，不时也会露面，进来找把椅子坐下，笑眯眯旁听、闲谈。文学所当时的编制有两百多员工，占了社科院大楼的大半个七层，但除去图书馆、会议室、行政人员办公室外，科研人员只能分到一些小格子间，让未能分到房和家中空间拥挤的研究人员，来所轮流使用。
社科院外单位掺沙子近来加强领导的清查工作组，下车伊始，发现同其他部委完全不同，这里吃皇粮的研究人员，居然天天赖在家里不上班，一个星期就被党领导一个上午，难怪会出那么多不听党的方针，热心搞自由化的人！于是下令，即日起必须像所有的国家机关，除星期天休息外，天天来单位上班。结果没两天就乱了套，各所领导齐声向院部领导抗议，抱怨研究人员都来坐班，根本没有那么多桌椅可供这些研究人员坐下来写字！喧闹了一阵，传下话来，院清查工作组与院部领导协调的结果，所有分配到社科院工作前从未在社会上工作过的从校门到校门的人（所谓校门生），必须天天来社科院办公室坐班。徐向东、程练他们这些刚分配进所的校门生，都得早九晚五蹲守在社科院平时空荡荡的大楼里。随着清查工作的深入，上面发现这些校门生是组织社科院人员游行示威，参与动乱的主力。于是请示中央，把他们通通流放到当年明李自成揭竿起义、拉杆子（土匪）成风的河南与陕西交界的商洛地区去锻炼，秋后必须下去，至少为期一年。连前几年就分配到文学所的现代文学研究室的博士汪晖，也不得不收拾行李随队上火车下乡，一如文革其间的下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文学所的图书馆古籍藏书丰富，很多是绝版精品。当年郑振铎任文学所第一任所长时，本身就是著名藏书大家的他，特别注重收购民间流传的通俗文学刊本。郑振铎参与新政权建国的政协工作，政治、学术地位很高，一直是新中国文化部门的负责人，担任过文化部副部长，中科院学部委员，身兼文学所和考古所所长。他手里掌握大笔图书采购经费，就指派所里的吴晓铃研究员负责为文学所收购古籍，据说吴晓铃怀揣国家巨款，游走于北京琉璃厂、隆福寺的古旧书店、书摊，专找新政权下家道衰落的纨绔子弟，搜罗他们手中不得不变卖为生的家藏珍版古籍，贵重的文学所买下，再用官款大笔买卖压下的超低价格或免费奉送，把宋代以来通俗说唱曲艺的脚本，如鼓子词，收为自己私人藏书，遂成藏书大家，自称多是海内外孤本，随手摘来，码字成文，即是独创科研成果。“如同郑振铎收藏戏曲编纂《清人杂剧》《古本戏曲丛刊》等，以保存古代戏曲资料，胡适收古典小说作为其‘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依据一样，吴晓铃藏书也以自己从事的戏曲、小说、曲艺研究为主，不仅《四书五经》《二十四史》统统不收，就连普通文人必备的唐诗宋词也难入其眼目。他的各类藏书2272种，6263册，另有梵文和孟加拉文图书564册，其中戏曲最多，有杂剧117种，传奇501种，加上《盛明杂剧》初集，二集，《杂剧新编》《六十种曲》《元曲选》等丛编，总量在一千部以上，汇集了元，明，清三代乃至民国时期的重要曲集和主要作家的戏曲作品，涵盖了杂剧、传奇、诸宫调、宫廷大戏、承应戏、皮黄、影戏、曲选以及与戏曲相关的曲话，曲韵、曲谱、宫谱、乐谱、剧目、散曲、俗曲等各种文学体裁，品种繁多，内容丰富，堪与专业图书馆相媲美。小说是吴氏藏书的另一个重点，有265种，包括笔记小话、话本、拟话本、文言小说、章章回小说等。”
我写作博士论文时，在文学所图书馆借阅过很多孤僻的线装古书，书后所附的借书记录卡，留下的签名，往往除我之外，只有钱锺书曾借阅过，不免暗叹钱老之博学。
有一天上午，听到图书馆一人多高的书架对面，有人悄悄商议如何应付所里清查组的质询。我听出其中一个是靳大成的声音，就快步迎出来相见。这是六月四日我们从天安门广场逃命出来后第一次相见。我们一只手紧握，另一只手不断地猛拍对方的肩膀，非常激动。
我笑着说:“自古都说‘隔墙须有耳’，何况四面透风的书架？风声这么紧，你们在这儿议论军机大事，岂不是找死！”靳大成赶紧带着大家去图书馆附近的一个挂着理论室小牌子的写作间门口，边掏出钥匙开锁边说，他们已经撤销了我的室副主任职务，过几天就恐怕就会收回钥匙了。
进了小小的写作间，靳大成向我介绍了另外两个我不熟识的所里同事，一位是科研处的科员干部，另一位文学所办公室掌管打印机、复印机的员工。靳大成对他们说，这是我的老同学，一起从广场逃出来的铁哥们儿，绝对信得过，说话不必回避。
靳大成说，他六四后就借着送来京做完白内障手术的其朝鲜族岳父母回乡，带着不到两岁的儿子，躲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图们市避难。七月上旬，接所里一封信，是北京家里转来的，说如果再不回来报到，就要扣工资；时间再长，就要从单位除名。于是他和家里商量好回京。家里不放心，还专门让他二姐来图们接他回京。到了北京后才意识到，单位的人，甚至他来往最密的朋友，见到他都惊惶掉头躲避，实在碰面避不开的，神情古怪，眼睛看着别处。刚一上班，院社科院清查工作组找我他去谈话。主导谈话的人叫谷风，另有一个从机场公安调过来的小年轻陪审。
靳大成他们三人进屋后接着商量如何应对清查组猛打死追所里复印反动传单的事。清查组根据举报，追踪出散发到天安门广场上的“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的传单，都是社科院的人起草的文稿，用所里的计算机打印出来，再通过文学所复印室里那几台施乐（Xerox）复印机复印出来的。复印室的那位小伙子说，他们文学所办公室上上下下当然断然否认。但清查组找来北京施乐复印机维修部的专家，打开复印机，从机器内取出复印纸张记录，时间、印数一应俱全，然后向所办公室索要六四期间所里批准打印、复印的记录，两者之间的巨大差额，即是文学所提供给天安门广场等公共场所的反动传单数量！
复印室的那位小伙子焦虑地说，清查组看来已拿到很硬的证据，实在百口莫辩，再想抵赖，根本扛不住！
见大家沉默不语，他含泪沮丧地说，你们知道我虽是文学所工作人员的子弟，但根本没有上过大学，是所里照顾我父母，让我顶替退休的他们，进文学所给了一份打杂的工作。我不像你们大学生分配到所里，怎么整也还是国家干部，大不了给一个处分，还是可以在所里继续做研究工作。像我们这种普通工人，沾上事就会被开除，回到街道做待业青年，再想找到一个能接收动乱分子的工作单位，还不知道要等到哪个猴年马月呢！
我们都十分敬佩他的仗义，非常同情他的处境，但也一时想不出解套的招来。过了一会儿，科研处的那位转业军人老兄，拍着他的肩膀安慰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实在扛不住，推到刘再复头上，就说他是文学所所长，交代复印室复印东西，当然要执行命令了！就说我们也就是普通打杂的工作人员，中学生文化水平，全心全意配合所领导的工作，从来没有想过高级知识分子成堆的文学所，送来复印东西，内容会有什么对错问题。反正刘再复早已逃跑到国外，清查组找他当面对质吧！难不成院里真有本事，把他从美国抓回来？”
大家一听笑了。靳大成说，也该吃午饭了。走，去后面院里的食堂，弄点儿卤肝、猪头肉、花生米，来几扎燕京啤酒，咱们边喝边聊！
据靳大成后来叙述，他被清查组纠缠了一年之久，“每周或者隔周必叫一次”，不仅被撤销了副处长级的理论室副主任职务，而且还挨了行政处分，“全院非党员只行政处分了四个人，本人是其中之一。你说，到那儿讲理去！”
午饭后我回文学所图书馆继续查资料。中午时分，整个社科院办公大楼，寂寥无声。那时北京的中央大机关，已明文规定取消午休，八小时上班时制，早九完五，但大家吃完午饭，还是顶不住困劲儿，各科室纷纷从桌子底下拖出折叠行军床，掩紧办公室的门，拉上窗帘，躺倒一片酣睡，鼾声此起彼伏。
路过文学所办公室的门口，我见到何文轩的夫人在那里值班，就去打了一个招呼。何文轩笔名何西来，在我念硕士生不久，就在社科院民主投票选举所长的体制改革试点中，成了高票当选文学所所长刘再复的搭挡，任文学所副所长，同时兼任我们社科院研究生院文学系的系主任。硕士生毕业后，我成了唯一继续攻读学位的博士生。听说何西来六四时与所长刘再复积极参与所里、院里的声援学生的签名和游行活动，我这位老生，很挂念他的处境。
她见我这个学生特来问候，很欣慰，悄声说：“何老师被院清查整党工作组勒令在家里反省。你可以去家里看看他，聊聊天。他一人在家好多天了，正郁闷呢。”
我从图书馆借好了书，已下午三点多了，决定先不回研究生院，直接骑自行车去探望家住城南劲松的何西来。
社科院在劲松的宿舍楼，是配有电梯的高层塔楼，在八十年代只有大部委才有财力、物力盖得起这种高大宿舍楼，在社科院也属高知（高级知识分子）楼，不少所长、研究员都住在这里，如六四后逃亡海外的我们文学所长刘再复。
何西来一人在家，开门见到我有点意外。我说六四后我和研究生院的文学系的同学非常关心老系主任的处境，特别来看望何老师。他听后开怀大笑，一扫开门时脸上的抑郁愁云。
何老师乃关西大汉，文人武相，高大魁梧，声若宏钟，浓眉大眼，国字脸棱角分明。他沏茶招待我坐定。我告诉他，我的太太是他在戏剧学院念书的大女儿的班主任，他问我太太的名字，教哪门课。听完我介绍，他马上说：“我知道。我女儿回家常提起这位北大毕业的漂亮女老师，岁数比她大不了几岁，都研究生毕业了，非常有水平!”
他说六四后大家都避嫌疑躲着我，老熟人迎面相遇，急忙绕道而行。我自己知趣，没有传唤，绝不到所里，信件什么，就让爱人给我带回来。
他说社科院清查整党工作组已通知他，中宣部已下令立即撤销他文学所副所长的职务，其所兼研究生院文学所系主任的职务，“他们想起来的话，一定会下公文正式撤销的”，估计下面党员重新登记的话，一定会把他挂着不让登记，变相开除出党。
我们一起回顾了六月三日晚上天安门广场的经历。他说那天晚上他和所长刘再复一起去了天安门广场，出席“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开幕式，十点多钟戒严部队开枪后，他和刘再复一起离开了广场，步行回到远在劲松的家。一路上他目睹了戒严部队开枪杀人的暴行，北京市民的流血牺牲。“街头的老百姓都说，这是血仇啊！”
我很同情他目前被政治迫害的处境，就问他为什么不同刘再复一起，逃避出境。他说刘再复出逃国外，他并不知情。我有些意外，就问他离开时没同你打招呼？他缄口不语。沉默一会，他说目前清查组盯得最紧的就是这件事，说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一定要追查出刘再复是怎么出境的，说这条出境渠道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安排的，叫什么“黄雀行动”，一定要把这个暗藏在国内的敌特网挖出来。
聊着聊着就聊到时局，何老师侃侃而谈。他说，这次学生运动最大的失误，是过早地把矛头对准了邓小平，再加上代表党内保守左派势力的李鹏、陈希同的故意挑拨，让邓小平认定学生运动的目的就是要打倒他，“结束老人专政”。邓小平文革中被打倒，体会过失去权力家人都不保的党内残酷斗争环境，他绝对不会再吃二茬苦，让别人打倒的，哪怕调动军队镇压，血流成河，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谈到时局下面的发展，他说左派利用这次学潮、六四事件，把他们的眼中钉党内改革派代表赵紫阳拉下马，最想让左王邓立群接班当总书记。没想到邓小平平衡左右两派势力，推出了色彩不明显的江泽民。左派是不会甘心的，还会有的斗呢。
我问为什么那些左派会看上邓力群？何西来说，邓力群这个人非常有魄力，能笼络人，理论上有一套。这位北京大学经济系三十年代的学生，参与过一二九运动的领导，去延安后一直被党内重用，文革中被打倒。邓小平复出后，７５年大搞右倾翻案风，重用邓力群，充当其笔杆子，参与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和《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论总纲”）等文件起草，被四人帮称之为“三株大毒草”、“右倾翻案风”纲领。对四人帮批斗“大毒草”《论总纲》，邓力群说这篇文章的每个观点、每句话、每个提法，都由他个人负完全责任，其他人不负任何责任。邓小平后来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个半人顶住了，半个刘仰峤，一个邓力群。邓力群在下台前，安排好了所有跟随他的人的去处，以防他被打倒后，部下生活无着。何西来说，当时我曾帮他起草、修订过这些提纲、总纲，算得上他的得力助手，他得知我太太在东北辽宁的一个小县里工作，与我两地分居多年，就批示有关部门务必迅速解决。四人帮倒台后，他随邓小平复出，被委以社科院常务副院长、中宣部部长、书记处书记的重任，仍不忘主动关心我的两地分居问题，最终在他的督促下，解决了我们家十几年两地分居的大难题，是有恩与我的。但他思想僵化，坚持抱着老毛那套左的东西不放，我们只能是渐行渐远。这次六四清查整党，当年追随他的左派又得了势，整我是不会手软的。不过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何西来边说边站起身，从茶几下摸出两个哑铃，双手挥舞着，在屋里走来走去，说我可不能垮了，让他们笑话，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同他们长期斗争！他练完哑铃，有从墙上取下明晃晃不锈钢弹簧拉力器，双臂发力把五根弹簧拉开，胸臂肌肉发达，哪像五旬老汉！
何西来笑眯眯地又把弹簧拉力器拉得双臂平直，然后递给我，说：小伙子也试试。他见我十分轻松也拉开，点头说：还行，不是文弱书生。我说：我们研究生院的同学有次晚饭后在楼道里比赛拉弹簧拉力器，最厉害也就拉满五根弹簧，我说我能拉开六根，大家不信，与我打赌六瓶青岛黑啤酒。大家从另外一个弹簧拉力器上卸下一根弹簧，并成六根弹簧拉力器，结果我把它举过头顶，奋力下劈，一举拉开，赢了半打北京喝酒人最看中的青岛黑啤！我跟他们说，我祖上飞将军李广，世代传习射箭，天生胸臂肌肉发达！何西来听罢，哈哈大笑。
在后来我导师举蒋和森举报我，阻止我博士学位答辩的争执中，何西来以研究生院文学系系主任之职，秉公对我鼎力相助，最终又被蒋和森举报到中宣部，中宣部发现何西来仍有职务后，特别派文艺局局长亲自到文学所质问：“何西来早已被撤销一切职务了，为什么还有研究生院兼职，继续搞自由化？！”
９２年春我离开中国赴美，第一年为生存日夜打工，哪有年节可过！第二年写了一张圣诞节新年贺卡，寄给何西来。９４年春节，意外收到何西来用毛笔写在宣纸上的一封信：
橡溪伉俪：
寄来贺卡及附言收到。谢谢你们的美好祝愿。美国是一个竞争激烈的生存环境，但也有较大、较多的选择自由。我想以你们的才分，靠自己的勤奋，一定能够逐渐立稳足跟的。
我身体很好，情绪也不错。当然曾受到他们很厉害的压制，但并没有如“左”派所希望的那样倒下去，更没有屈服。“我之为我，自有我在”。高兴时也著文开开玩笑，骂骂那帮鬼魅。
尺远路遥，望多保重。时时想着你们。谨祝
新春快乐
何西来 九四、二、一、
崭新的宣纸上还有朱笔写的“恭贺新禧”四个大字。
进入十月，秋风肃杀。研究生院传言，那张丽都饭店前横跨解放军车头的“讨还血债，绞死李鹏、杨尚昆”标语条幅的照片，被海外各大报刊杂志纷纷刊登在头版，造成广泛的影响，谣言戒严部队中有军人心怀贰意，故意纵容学生挂出此针对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条幅。据说李鹏看到此照片，勃然大怒，责令公安部限期破案。公安部已将之列为“六四”三大反革命案件之首，案发地点边上的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学生，列为最大嫌疑人，已暗中派出大批便衣公安监视研究生院，秘密调阅了所有研究生的档案，核对笔迹。据说由于条幅上的字是人用毛巾蘸墨水涂到床单上的，笔迹的个人风格不明显，公安部的笔迹专家难以破案，就派便衣冒充外单位进修生渗入研究生院侦察，不见饭厅、课堂、图书馆，出现了许多生面孔吗？纷纷扬扬，人人自危，以往开饭时熙熙攘攘的食堂大饭厅，顿时只剩桌椅板凳，空空如也，大家打了饭就匆匆忙忙端着饭碗菜盆回宿舍吃。
不久从社科院院部传来惊人的坏消息：社科院研究生院严重卷入六四动乱，被中央有关部门责令集中全力搞清查工作，不断推迟入学的今年新招的研究生，立即转入其他院校；停止研究生院今后招生的权利。史载:“1989-1992年，研究生院暂停招收硕士研究生。1989级硕士新生全部转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就读。”惨过北大新生入学即被发配到石家庄陆军军校军训一年的遭遇。
有一天我正在午睡，突然被一阵敲门声惊醒。开门见是研究生工作处的人，说研究生院清查组传讯我，立即要跟着他去办公楼。
我这学期一直在忙着写博士论文。我有夜深人静读书、写作的习惯，一般是晚上十一二点睡觉，凌晨四五点钟从床上爬起来，乘着一天头脑最清醒的时候写东西，一直写到天大亮，上午照样上课、读书，午饭后休息两三个小时，精力全靠午睡补充，对他们搅烂我的睡梦，不由得十分恼火。
我没好气地跟随清查组的人进到办公楼的小会议室，进门果然如传言的那样，人称“张化工”的那位上面从化工部抽调来的清查组张处长，端坐在长圆型会议的一端主审，旁边是几个陪审的研究生院处长，有专人负责笔录。
“张化工”还真把自己当法官审犯人了，大咧咧地上来就让我报姓甚名谁。我冷冷地说：“你这不是明知故问，浪费大家的时间吗？”他对我的顶撞吃了一惊，脸色尴尬，坐在他旁边的研究生处处长郑秉文见状，赶紧站起，伏身在他耳边小声嘀咕了一阵。然后他挤出笑容，缓和一下气氛，说：“北京大学本科，硕士、博士都在这里念的老同学了，思想觉悟、社会经验都应该比那些大学生高，怎么也会去广场绝食呢？”我说：“我是读线装书的，食古不化，听信了舆论导向，早知道人家巴不得我们饿死在广场，才不会干这种傻事呢！就当社会主义把我们的生活搞得太好，吃饱撑得减肥吧。”他听后一笑，并没有沿着话题继续展开，追究我说的“人家”指谁。不知何故。
他似乎对我戒严令前去天安门广场绝食的经过，兴趣不大，大概戒严令颁布前算学潮，参与人太多，北京城里声援游行的就几百万，法不治众。他仔细审问了我五月二十日戒严令后有无参加动乱，六月四日前后天安门清场过程中有没有参加暴乱。我回应道，我广场停止绝食后就回研究生院静养，恢复身体健康，然后就去交通部招待所驻会办班，不信可以向我们办班合作单位全国工商联、民进中央的工作人员，查询我不在现场的证据，并开出具体姓名、电话。他们当即记录在案。
本来以为至此清查审讯就该结束了，不想张化工表情严峻，让我交代那个“极其反动”标语的线索，在场的审问的人一下都来了精神，竖起耳朵，可见案情重大。我明知故问：“什么标语？”他说：“就是那个要绞死某某的标语。”“要绞死谁？”他恼怒地说：“李鹏、杨尚昆。”我摇头说：“不知道。我六四那几天都住在安定门外交通部招待会，根本没有在研究生院，怎么可能看到有同学出院门往军车上挂标语？”他盯着我追问道：“有没有听同学们说及谁干的？”我说：“在座的研究生院人都知道我，一向独往独来，从不跟人聚会聊天，怎么可能会听说这种机密大事?”
接下去已无话可问，他们放我回宿舍，走前让我在他们记下的这次清查讯问笔录上签字。我扫了一眼，发现他们用“ＸＸ、ＸＸＸ”代替“李鹏、杨尚昆”。我拒绝签字，说笔录不是原话，可以用任何人的名字替换，比如“邓小平“、“江泽民”，谁知道将来会编造出什么事端，“我是搞中国古典文学的博士生，受过严格的考据训练，历史上文字狱见得多了。”清查组的人商量了一下，打死也不愿意把“绞死李鹏、杨尚昆”这句讯问的话，落实在文字上。
他们在我出门离开时，不忘交代说：“按规定，你还须把今天清查的讯问，自己回忆再写一份，签字上缴组织。”我当即火起来，说：“不是都讯问过了，记录在案吗？没什么更多可以交代的了。非要再写一份，不是脱裤子放屁找麻烦吗？”他们解释说：“是上级的规定，写亲笔交代的过程中，没准会想起什么重大遗漏呢！”我冷冷地说：“要写也还是同你们记录上一样的话，只是加上‘绞死李鹏、杨尚昆’原话而已。”他们一听，只好做罢，不再要求我再写一份了。
回到宿舍，收到读硕士生时班上外国文学所８４级同学张劲旭的美国来信，说六四惨案发生后，在美国的中国大陆留学生组织，非常积极到美国国会、政府活动，努力促成了让美国总统布什签发了行政命令，暂缓遣返六四前后抵达美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他们的直系亲属，取消回国服务两年的限制，并给予他们在美工作的许可。在美国的中国大陆人，无论是自费留学生还是公费访问学者，临时来美国出差、探亲的人，都在忙着去美国移民局排队，申请难民庇护，办理工卡。我看了不免感叹，这些在海外毛髪未损的中国精英留学生，怎么能这样迫不及待地利用美国社会对北京六四惨案的同情，抢吃人血馒头？中国人里流行的那些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有便宜不占王八蛋的劣根性，来到美国也没有半点改善。
进入十一月，有天我正与同学围坐在饭厅大桌吃午饭，张化工兴冲冲地端着饭盆凑过来，大家见状纷纷托辞离座躲避，我倒是坦然自若，埋头照样吃我的饭。这家伙同我不打不相识，几次饭厅见我吃饭，就坐过来同我边吃边聊。他知道我硕士生、博士生都在研究生院读的，说我是老资格，院里的老师、学生都人头熟，“我调查过了，你们那一级，两百多个硕士生毕业，最终只有五六个考上本院的博士生，硕博连读！”他说他是北京化工学院的本科学位，最羡慕研究生，更别提博士生了！搞政工并非他当初的志愿，“服从党的安排嘛”。他最喜欢同高学位的同学聊天，“随时涨知识”。
他见饭桌上别的同学都已走避，悄声告诉我：哪个公安部点名的反动标语大案，有了重大突破，破案在即！我冷冷地说：那你不是马上就会立功受奖了吗？他得意地咧了咧嘴，笑逐颜开。
饭后我去学生工作处郑秉文那儿打听，他愁容满面，叹口气说：“有人把你的两个北大校友举报了，都是学生党员，一个班党支部书记，一个经济片团委书记。本该前程远大，可惜了！”
这两个同学是经济所８７级的硕士生李果、谭宏。他们两个在北京大学念本科生时既是同学，非常活跃，大学期间就双双入党，毕业后又一起考上有中央经济智囊团之称的中国社科院经济学研究所的硕士生，一入校即被研究生院委以学生干部。我们几个博士生拉团中央宣传部办“外向型经济研讨班”赚外快时，领头的刘笑君特别推荐这两个北大校友，说这两个小硕士生组织能力超强，熟悉经济界，有相当的办事能力。他俩在操办这个班时，殷勤接送招待拉来讲课的厉以宁、吴敬连、肖灼基等经济界名流大牌，表现确实出色。
我回到宿舍，同班的法学所博士生徐国栋午休时来串门。六四时他是研究生会副主席，大家罢免了抵制学运的主席张首映后，一致推举他继任主席，并选举他为代表我们研究生院参加中央对话团的三个成员之一（另外两人是刘笑君、吕祥）。作为新推选出来的研究生会主席，徐国栋在研究生院的学生运动中确实起了栋梁作用。六四后当局自然不会放他，无穷无尽的清查让他不能按时毕业，拖了一年才拿到博士学位，涉嫌动乱，照例不能留北京。他后来成为中国著名民法学家、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同样被延迟授予学位、毕业后难留北京的哲学所博士生吕祥，按金庸武侠小说的路子，写信向薄熙来的哥哥薄熙成求助，最终遂愿。(其故事见我另一篇文章《薄熙来兄弟轶事》) 吕祥后来不知怎么成了美国问题专家，时常在中国大陆官媒上现身。
我把从清查组张化工那里听到的那个丽都饭店前反动标语的公安部大案即将告破，和学生工作处听来有人举报了李果、谭宏的消息，告诉了徐国栋。他听后脸色大变，支吾了几句，就匆匆离去。
晚上李果来到我宿舍，说他们怀疑是被他们班的班长举报的。那班长也是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的，年近三十，已有家室，据说平日对少年得志、盛气凌人的李果、谭宏，早就嫉妒在怀。我问，怎么知道是他告的密？
李果说，六四中午，研究生院六月三号清早去增援天安门广场的那批同学逃命回校，各个带伤，泣不成声地控诉戒严部队士兵枪杀市民的血腥暴行，留校的同学边听边流泪，与他们抱头痛哭。三十多年后，低我一级的文学所博士生黎湘萍，到芝加哥探望女儿帮着照料襁褓中的外孙女，在北大校友会会长、其硕士生同级同学林牧家与我重聚，特别提到六四那天，社科院研究生见到广场回来的同学没有我，以为我已遇难，悲痛带黑纱悼念。我听后非常感动。
那天悲愤欲绝的同学，扯下床单，用毛巾沾上墨汁，涂上大字“讨还血债，绞死李鹏、杨尚昆！”，举着床单下了楼，先是挂在研究生院大门口，后来大家觉得地点太僻静，就又簇拥着床单条幅，浩浩荡荡地穿过了京顺路，直扑被堵在机场路热闹路口丽都饭店下的戒严部队军车，不由分说就挂到军车驾驶室顶上的车篷横梁上，赢得市民一片掌声，围观的外国记者纷纷拍照。前一天晚上就被北京市民堵在卡车上的官兵，据说是从东北辽东半岛紧急调来的解放军４０军。酒仙桥这一带是电子工业部（原第四机械工业部）的生产基地，军工大厂林立，六月三日晚工人、干部看到中央电视台播发的《戒严指挥部紧急通告》后，就聚集在这条进入北京东大门的交通要道上，把入城的戒严部队堵得严严实实。经过市民一日夜的说服教育，又是送早点，又是送饮料，远道急行军而来的解放军官兵，同市民已相处融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学生在军车上悬挂标语条幅的整个过程中，他们只是笑嘻嘻地旁观，绝无干涉。大家事后回想，这位班长在宿舍楼里大伙扯床单涂标语的过程中，从未参与，只是冷冷地旁观，一言未发；大伙举着这条床单标语游行过程中，唯有他不见踪影。
从此，李果和谭宏就成了院清查组的常客，三天两头被提去，让社科院保卫局、北京市公安局、公安部派来的各级刑侦人员，轮流审讯。他们当然死也不承认，就这么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地吊在那里，一晃就是几年。同届的同学都已毕业分配工作，他们还是被挂在研究生院，靠每月发放的那点研究生助学金生活，直到我九二年春离开中国，听说还没有解脱。其间谭宏因那点助学金在物价飞涨的北京根本不顶用，设法找到一个政审不那么严格的民营企业打工，却陷进经济纠纷，还被整到炮局胡同的北京市公安局监狱关过一阵子，罪名是挪用公款。
年底，随着六四清查工作的深入，社科院传达了几位动乱其间犯错误的院部领导的反思。七十多岁的老资格的党内理论权威胡绳，向被罚站的小学生一样，向全院职工检讨自己党性不强，时值带领中国社科界代表团首次访问苏联，不明就里，仓促在自由化分子操纵的《五一八呼吁书》签了名，完全忘记自己全国政协副主席、社科院院长的职责和影响，对此错误懊悔不已，深刻反省。另外几个副院长丁伟志、刘国光的反思，大同小异，只是加了不该跟着社科院的队伍，上街游行。六四后声明“不在刺刀下做官”，愤而辞职的复院长李慎之，如何反思的，未见传达。另一位已叛逃海外的副院长赵复三，反思无从说起。
部级院长领导反思后，司局级所领导的反思如火如荼展开。六四后政治学所所长严家其、马列所所长苏绍智、文学所所长刘再复叛逃海外，各所的所长级干部，大概没有几个没有在呼吁书上签过名的，几乎各个都在社科院的街游行示威队伍里显过身影。
我们研究生院的清查组出手不凡，一鸣惊人，挖出了一个大案——研究生院在戒严令颁布后，居然向留守天安门广场的研究生院学生，输送了价值超过二十多万人民币的食物、饮料！难怪我们当时绝食后坚守广场，那么多天，顿顿都有香喷喷的卤猪肚、酱肘子吃，肉包子、糖火烧，雪碧、可乐，任吃任饮，量足管饱！
清查组通过举报的线索，责问研究生院食堂的大师傅，谁允许他们做那么多送给在天安门广场的研究生院学生饭菜，“还那么高的伙食标准”？食堂师傅异口同声说，咱一个做饭的，再同情大学生，也是巧媳妇难做无米之炊。上面安排啥，我们就做啥，食材采购怎么会经我们厨子的手呢?
清查组顺藤摸瓜，提审伙食科长。这位伙食科长，年轻时从河北农村参军，辛劳服役，提干后转业到北京来了社科院，前两年我们闹罢餐学潮，焦点就是伙食太差，结果赶走了八级老干部院长，把他也被惊吓得不轻，越发勤勉谨慎，在社科院大笔伙食补贴款支持下，把食堂的伙食办得有声有色，堪称首都高校第一。
据说伙食科长抱了几大包卷宗去见清查组，输送到天安门广场的伙食，品种、数量、开支金额，每天每顿都详细记录在案，每笔都有研究生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朱佳木的亲笔审批。
研究生院人人都知道，这位前几年从天津港务局副局长位置上调来的朱佳木，办公室的墙上高挂陈云亲笔给他的题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中共元老陈云，少年得志，以党内工人阶级代表的身份，二十多岁就当上政治局委员，职务一直在邓小平之上，与之成为毛泽东死后党中央之上的“两个婆婆”（总书记赵紫阳语）。朱佳木系中共早期领导人朱理治之子。一九三五年，朱理治被派往陕北，领导陕甘特委和陕北特委，大搞“肃反”，残杀党内干部无数，要不是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及时制止屠杀，原主持西北根据地党政军工作的刘志丹、高岗、习仲勋，早就成了刀下之鬼，当今“人民领袖”， 岂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朱理治大搞“肃反”，党内积怨太深，一直被降职使用，委以省部级副职，７８年郁郁而卒，终年七十岁。大概他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在白区上海与陈云共事，交情非浅，有托孤之谊，８１年陈云把他的独子朱佳木调到身边当大秘书。有次我同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７９级的同班同学王郑生聊天，提到我们社科院研究生院新调来的副院长朱佳木的名字，王郑生说：“他可不是一般人物！我们中宣部每次到中南海向书记处书汇报工作，会议桌旁必端坐两位大秘书巡视。一个是王瑞林，代表邓小平；另一个是朱佳木，代表陈云。他调到你们社科院，不过是过渡，肯定是陈云安排好的，积攒资历，以便更上一层楼。”我说:“确实，他来前已在天津港务局当了两年副局长。”
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党委书记、实际第一把手，前陈云的大秘书朱佳木，亲自批准把二十多万元的物质食粮，投放到天安门广场，变相资助动乱学生，这简直是炸响了一个原子弹，惊得大家目瞪口呆，迫不及待等着听朱大书记的反思。
前两天院里办公楼大厅的公告栏贴出告示，张化工已被任命为研究生院的副院长，这不过是遵循前些年整党工作的惯例，派驻的清查组负责人，过渡一下就会提拔在被清查的单位担任领导。张化工从处级上了一个大台阶，升任副局级的研究生院副院长，新官上任三把火，清查紧锣密鼓，成天在院里上蹿下跳，亢奋之情，溢于言表。
有天中午，张化工象往常一样，端着饭盆直奔我们几个博士生坐的饭桌，自来熟地与每个就餐的同学打招呼，大家也一齐敷衍，说：“张院长，恭喜恭喜！”他听后咧嘴直乐，故作谦虚地说：“那是组织的信任，责任更重了!”吃了没几口饭菜，他就把话题撩到大家心照不宣的热门话题——朱书记的反思。他说，我们党历来铁面无私，会公正调查每个党员在六四动乱中的表现，不管他是什么背景！
他提到院清查组接到举报，六月三日那天，清晨五六点钟，有研究生院驻守在天安门广场帐篷里的同学，从长安街的公用电话亭打电话到东郊研究生院，说戒严部队的解放军官兵，身穿便衣化装成老百姓，分成几路人马，正在向天安门广场进军，前锋目前被市民堵截在长安街王府井附近，急需研究生院的同学火速赶来支援！研究生院的司机班马上开出几辆接送员工上下班的大客车，声称是朱佳木书记亲自批准去广场接回身处危境的研究生院同学，可这几辆大客车并非空车立即赶去天安门广场载人撤离回校，而是停在研究生院的大门口，等候梦中被同学紧急拍门惊醒、睡眼惺忪被号召去广场支援的同学，车上坐满了学生才发车，给广场动乱分子火速增添了几车生力军。据反映，在校车等候同学上车的这几十分钟的时间里，朱佳木书记非但不劝阻同学去天安门广场，还站在车门旁边，一边同院后勤的员工给上车的同学递早饭，一边叮嘱大家“注意安全！多多保重！”――简直太不像话了！
张化工的一番义愤填膺的表述，越发激起大家对朱书记反思的期待。大概全院上上下下，都迫不及待地等着洗耳恭听这位陈云大秘书对自己亲批向广场动乱输送物质食粮和人员的反思。
终于期盼到了朱书记现身说法的反思日子，他却压根儿都没现身。有同学急忙到院里打听，回复：“没来上班。”问病假还是事假，回复：“不知道。”
第二天，还是如此。
第三天，仍旧如此。
第四天，研究生院说，朱书记的家里都派人探访过了，根本不见人；所有与他有关的单位和个人,都联系过了，都说不知道。研究生院已经紧急通知给社科院有关部门：报告副院长兼党委书记朱佳木失踪了！
过了一个多星期, 社科院领导通知研究生院，朱佳木同志安好，你们就不要管了。
一个多月过去了，渐渐大家也就心懒了，不再期待观看这一齣早该上演的大戏。
张化工大概也怕我们追问，打完午饭都是端回办公室吃，不再来造访我们几个博士生坐的饭桌了。
一天中午，我们几个博士生像往常一样，围着餐厅饭桌边吃午饭边聊天，谁也没有注意到消失了一段时间的张化工，悄没声地端着饭盆坐到我们身边。他脸色铁青，埋头吃饭，一言不发。
大家觉得他很反常，就搭讪说：“张院长好久不见，清查工作忙坏了吧？”
他板着脸，直截了当地说：“你们听说了朱佳木的事吧？”
我们说：“听说啦，不就是轮他反思，那么大的事儿，他竟然溜号了嘛。年纪轻轻的，老革命家都把他当接班人培养，总不会装病吧？”
张化工：“他根本没病，玩失踪。”
我们奇怪了:“失踪？他好歹也是正局级干部，中央所在的北京地面，那还不活见人，死见尸，组织上一定得有个说法！”
张化工：“组织上已有说法了——朱佳木同志另有任用。据说中组部任命他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任领导，升了一级，提为副部级干部了！”
“我操!”大伙一听炸窝了，忍不住爆粗口。“别的干部摊上他那样六四的事，早就被撤职查办，降级处分了，弄不好进监狱。他却反而升了关键的一级，成了省部级高干！”
张化工嗫嚅了一下嘴，想说什么，到了嘴里又咽下肚。
我问他：“你不知道朱佳木是太子党，陈云的前大秘书？”
张化工：“听说过一点。”
我说：“人人都知道，三中全会后陈云复出，掌管中央人事大权。亲信子弟这里碰上麻烦,换个地方不就完了,谁还敢说什么！”
张化工激动了：“这不是不正之风吗？学生就是因为这个上街的！”
我马上做竖食指按在嘴唇上状，告诫他：“嘘——小声点！对涉及陈云的事，说话可得非常小心谨慎。你没听说罗征启的事吗？”
见张化工摇头，我告诉他，罗征启７９年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时,陈云的儿子陈元从清华走后门留学美国，舆论哗然，罗征启顾及党领导人的威信,写信给陈云劝阻，不想开罪了陈云，指示陈办出马，以“思想偏激”罪名狠整罗征启。罗已被中央选拔进接班人梯队，是第一批到中央党校集训的干部班班长。第一期十人，其中有田纪云和尉健行，罗是他们的支部书记。“胡启立从团中央书记（从清华党委副书记任上调回团中央的）调到天津当市长以后，就建议调罗征启担任团中央书记。”陈云愣是把罗征启从接班人第一梯队拉下来，贬到广东去筹建深圳大学，六四又以他同情学运的罪名，不光撤掉深圳大学校长职务,还开除党籍与公职！据说陈办整罗就是朱佳木出谋献策，具体操办的。出手之毒，令人匝舌。
我接着说：“张院长，听说过古人‘灭门的知县’、‘宁得罪君子，勿得罪小人’说法吧？”
张化工听罢,心潮起伏，面如死灰。
自此这位清查工作组长，心气一落千丈，很多事上睁一眼闭一眼，好多同学因此过关，顺利拿到学位毕业，清查梦魇，终于得以解脱。
到了９０年春天，有次路上碰到学生工作处处长郑秉文，他告诉我：“好消息!你们班上的陶永谊已获准取保候审，公安部已经通知了社科院，我明天一早随院里车去秦城监狱,把他接回研究生院。”
陶同学那时三十四五岁，与我是北大、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双重校友，资格却老多了，“当过兵，下过乡”，而且罕见地会法语。有次我偶尔在海外网站《文学城》看到毛囡收集的“社会科学院７９年研究生名录”，内有陶永谊的卡片，记录他竟然十八岁就被推荐为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的工农兵学员，１９７６年毕业。７９年我上北大时，他已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系硕士生，“政治面貌――党员”！他毕业后留在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８７年又考上了著名经济学家朱绍文的博士研究生。
第二天上午，我和一帮六四在广场的同学，一直等在研究生院大门口，迎接陶永谊重获自由。
中午时分，研究生院司机班开去秦城监狱接落难同学的院长专车丰田皇冠，终于返回。高举Ｖ字手势的陶永谊从车里出来，满脸笑容，接受大家英雄凯旋归来般的欢迎。我邀请他中饭到外边吃馆子，好好犒劳一下吃了大半年牢饭的他。他兴奋地答应。郑秉文见状从车里出来，我说:“郑处长放心，就我一个人单请他接风，没有聚会。”他说:“小陶出狱，院里还有一些手续要办，你个把小时的样子，直接到学生工作处来找我们吧。”
下午一两点钟，我去办公楼学生工作处，敲开郑秉文那间办公室门，见他与陶永谊聊得正欢呢。我拉他一起去研究生院对面，仅隔两条平行马路京顺路、机场路的丽都饭店撮一顿，“我请客!”他忙摇手说：“别介！正风头上，影响不好，以后再说吧。也别去丽都那样涉外高档饭店，公安便衣太多。”我说：“那我俩就去研究生院边京顺路上的孙二娘酒家了。”他说:“这样最好。”
研究生院所在的西八间房村，八十年代后期随着北京城区的扩大，农田渐渐被城市开发征用，剩余劳力改做服务业，本村的农民有不少在研究生院食堂打工。有学会做饭技艺又敢折腾的农民，在公路旁开了一家个体户饭馆，老板娘张罗店前接待，老公在后面厨房炒菜。泼辣的老板娘想出孙二娘酒家的名字，引发国道公路来往奔波的卡车司机无限联想，生意火爆，惹得乡亲们嫉妒，到政府告状，“从此店的名字即可知何等诲淫诲盗”，政府立即勒令摘下“在北京东大门破坏首都形象”的招牌，改叫京顺路便民饭馆。
我领着陶永谊出了研究生院大门，沿公路向东走上半站地，就到了这家餐馆。推门进去，大概已经过了午饭时间,里面没有几个人吃饭，正好挑了一个僻静角落里坐下。老板娘过来招呼，问要吃什么。我说：“炒菜。看一下菜单再点。”老板娘说：“俺们店小，没敢印制单本菜单供客人点。全部的菜单、主食，都写在柜台后面的墙上。”我说:“那就都点了吧，上最好的。”又点了一瓶二锅头，让她拿两个酒杯，我和陶永谊边喝边聊，等厨房上菜。
陶永谊朝鲜族，酷爱武术，身材高大，一表人材。秦城监狱关了近一年，出来面黄肌瘦，萎靡不振。不一会上了一桌子菜，他狼吞虎咽，埋头把每一个菜都扫荡一遍,边吃边赞叹:“好吃，太好吃了！真香！真他妈的香！”
我笑着说: “不过是村民炒的农家菜,离北京老字号正经一级厨师的手艺差远了。等过几天风头没这么紧了，请你去吃北海后面什刹海银锭桥畔的烤肉季！”他说：“在秦城监狱里天天喂野狗似的，顿顿只丢给一个半个馊玉米面窝头。现在出来吃上人饭了，什么都香得要命！”
等他吃到直打饱嗝，我说：“光顾吃了，酒还没喝呢，先干上一杯，给老兄接风洗尘！”我们边喝二锅头边聊，几杯酒下肚，他面红耳赤，慷慨激昂，一扫囹圄之灾的晦气。
我问他：“胡耀邦猝死，学潮风起云涌，在研究生院的游行、绝食队伍里，没有见到你呀？你这个十来岁就入党的老党员、转业军人，怎么会无视中共中央戒严令的警告，突然跑到广场，担任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宣传部长?” 陶永谊说，他博士研究生一年级必修公共课结束后，基本住在西郊的北京军区大院父母家里，不怎么来路途遥远的东郊研究生院，上专业课都是到建国门院部社科院大楼的所里。他一直热心学潮，主要投身于以社科院人为主的“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组织的抗议活动，他是老社科院人，那里面熟人多。戒严令颁布后，他在文人成堆的“首都知识界联合会”，深感所谓“宋人议论未定而兵已渡河”的痛苦，对某些头面人物大言空谈，文人相轻，拉帮结派，勾心斗角的作风，更是痛心疾首。他决心践行孙中山“知难行易”的理论，以自己习武之身，为民运做一丝贡献，投入到保卫天安门广场的实事中。
我告诉他：“保卫广场指挥部的宣传部长诗人刘卫国，是我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７９级的同班同学，笔名老木，大三那年上海第一次爆发甲肝疫情，被寒假回沪过春节探亲的同学带进北大校园，交叉感染，从饭厅、宿舍楼水房蔓延，结果我们中文系男生住的３２楼，住楼东侧宿舍的一些同学，被甲肝传染放倒，不得不先在北大校医院隔离修养，然后休学一年。刘卫国就是因传染上甲性肝炎留级到８０级，毕业先去北京市委党校文史教研室教书，后来又去中国作协《文艺报》工作。我８３年大学毕业后再没见过他，不知道大学积极表现要入党的他，怎么会成了保卫广场指挥部的宣传部长。听说他六四前一天把这个职务转让给了你，结果你只当一天这个空头的宣传部长，就上了通缉名单被逮进大牢！刘卫国据说通过境外地下渠道逃到了法国，现在海外民运组织身居高位。”
陶永谊说他身为保卫广场指挥部的宣传部长，六月三日晚一直在天安门广场坚持到六月四日晨戒严部队清场。我说我们当时社科院的队伍在纪念碑面对天安门的台阶下静坐,他说他一直在纪念碑基座上的保卫广场指挥部忙碌，“所以咱俩没碰上面”。
我问他军人清场后，他从广场撤出来后的经历。他说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那帮人早就各自逃生鸟兽散了，没有人跟他联系，更不会有人告知他逃亡的路子。我说，老木他们这些逃到海外的“高自联”、“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的人，也不打个招呼就溜了？他听了直摇头叹气。
陶永谊说，他从广场出来后，躲藏在北京城里一个朋友家，整天盯着电视看新闻，越看通缉的范围越大,越觉得自己处境危险，不逃迟早会被他们上门抓到监狱里。我说，你在广场就当了一天的“高干”，当局怎么会知道？他说，那时的广场，遍地都是“雷子”（便衣警察），早就监视得一清二楚。也有一种可能，是保卫广场指挥部那几个核心人物，被抓进去抗不住了,在监狱里吐口招供的。
陶永谊说，随着追捕的风声越来越紧，他神情越来越焦虑，日夜坐立不安，总觉得有军警会随时破门而入。一两个星期下来，憋得精神快崩溃了。与其束手就擒，不如闯闯逃到外地避难。他决心投奔他武术之乡河北沧州的师傅。他隐姓埋名，搭乘长途汽车,辗转到了沧州，在镇上的一个旅店住下。有天上午到街头天津煎饼馃子摊买早饭，等师傅打鸡蛋摊薄饼的时候，恍惚听到背后有人轻声叫他名字，他急忙回头看，只有几个闲人聊天，未见有人想同他说话的样子。他觉得怪异，买了早饭就回屋，吃完就收拾东西打算转移。这时就听到门外脚步急响，有人使劲砸门，他还没走到门口，就有一堆警察、便衣公安破门而入，大喝:“陶永谊，你被捕了！”手拷脚镣，推搡进了警车，直接押送到秦城监狱。
六四被通缉的二十一名学生领袖名列第五的清华大学周锋锁，有次在他的推特上说：“我们刚在秦城的时候，里面象个大学，本科，研究生，教授都有。大家计划下一个人来了就说有牢头狱霸，看他怎么反应。结果来的下一个是社科院的博士陶永谊，号称是武林高手，武警也看他演练。”
我感叹说：“不知道公安是怎么追踪到沧州的，八成是当地人发现你是京片子口音生人面孔，革命警惕性高，马上把你举报了。”陶永谊说，我妈一直埋怨，说我要是老老实实呆在北京军区大院家里，就不至于会被抓进秦城监狱。我说，军队有自己的保卫系统，地方公安部门怎么也不敢硬闯解放军战士持枪把守的军营门岗，进军队大院抓人吧？至少还有一个缓冲的余地，可以走走军队首长的路子。
我又问他，官方电视、报纸报道的刘晓波在秦城监狱认罪的事，是否属实？他叹了一口气，说：是真的。共产党的监狱，软硬兼施，有的是办法在肉体、精神上折磨你，不折腾到到你服软，决不罢休。我们在秦城监狱里的人，谁没有按当局的意思，说过软话？监狱管教成天到晚给你灌输的，就是谁谁誰，悔过自新了。
万润南回忆方励之时说：“１９９０年８月中，我和严家祺先生等人去伦敦，和方先生见面。 这次见面的主要目的，是想请方先生出山，担任民阵的下一届主席。”方励之一口拒绝。“有人说，方先生因为进了美国大使馆，脚‘软’了。”“我问了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当时，你和李淑娴老师为什么要进美国大使馆？’ 方先生给了我一个非常诚实、推心置腹、让我终身难忘的回答。他说：‘共产党的牢，不好坐啊！’＂
陶永谊后来被开除了党籍和学籍，与博士学位彻底绝缘。９２年我出国赴美前，有次在文学所碰到靳大成，他说听他朝鲜族太太说，陶永谊在朝阳门外刚开张的东北延边朝鲜族老板的酒吧当保镖。在北京的朝鲜族很抱团，听说老陶一身好武功，就照顾他一份糊口谋生的工作。
陶永谊最终成了中国微博大V、独立经济学家，独立投资人。
１９９２年４月，我终于摆脱国内的政治迫害（详见本人《风波之大的博士学位》一文），千辛万苦才办下了一本普通中国公民的护照，纂着它前往美国大使馆，申请去美国与在芝加哥留学的太太团聚的探亲签证。
2023年3月3日作于芝加哥西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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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续：
六四记忆（八）——美国
六四记忆（九）——吴国盛
六四记忆（十）——肖阳
六四记忆（十一）——徐孩子和程孩子
六四记忆（十二）——袁波
美国对中国研究生的政策是邓小平政府用550吨黄金交换的，暂时不给留学生身份，也包括禁止对中国出口高科技等等，直到今天都没有解除。
不过我好像还没有看到有文章分析对于这件事情的错误方面的反思，到底是有什么自身的原因和错误一起导致了最后的彻底失败。如果总是以受害者的心态看待这件事，而不能主动承认并分析有重大错误的地方，那么中国只能永远羡慕西方国家的游行示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