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在政治大学文学院的讲演
前几年，鲁迅的儿子周海婴曾透露：毛泽东曾经在1957年反右后期说：“要是鲁迅活到今天，他有两种可能，不是顾全大局、不说话，或者就是被关起来，但还是会写。”
这个事情引起较大的震动。也引起很多人的兴趣，很多人就开始讨论……
我怎么看毛泽东对鲁迅的如此评价？我还写了一本书叫做《远行以后》，讲鲁迅的“接受史”。我觉得毛的回答是可信的，以鲁迅和毛泽东的关系来说，也有很大的可能性。
实际上周海婴的这本书里面还提到了一个叫做杨继云的鲁迅研究专家，和鲁迅本人关系也非常密切，也一直照顾许广平和周海婴的。但这个杨继云有件事情大家都不理解，在四九年以后，他一直没有写关于鲁迅的任何回忆。
后来他才透露，“我最想回忆的人就是鲁迅”，“鲁迅曾经和我讨论过，有一天中共掌握政权后，鲁迅对新政权和自我命运的分析。但这个是不能公布的，所以没有写出来。”鲁迅对共产党掌权后的自我命运，是有相当且细致的思考的。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份，鲁迅去世后，李济也有一个回忆录，他就谈到了，鲁迅曾和这个冯雪峰(中国共产党和鲁迅的连络人，也是鲁迅相当器重的学生)说：将来革命胜利后，我要第一个逃跑。因为你们第一个要杀我。冯雪峰连忙说不会不会。1934年四月三十号，他给曹聚仁的一封信里面说：如果有天旧社会崩溃了，我将有一天要穿着红背心在上海扫马路。
后来大家看了都很震撼。
鲁迅为什么生前就有如此预感？他和毛泽东之间冥冥中有个对话。
在当代中国最了解毛泽东的是鲁迅；最了解鲁迅的，也是毛泽东。
这是二十世纪中国不可回避的两个历史人物。
对他们两人的了解，可以使我们获得一些讯息。我们要来回顾梳理一下他们两人的关系。毛泽东开始思考鲁迅大概是在1934年，那时，鲁迅进入了毛泽东的视野。一九三一年，毛因为党内斗争失势，非常郁闷，他曾说过“那时连一个鬼也不上我家的门。”在极度的孤独寂寞中，他读了许多书，也读了鲁迅的书。失意困顿的人最了解鲁迅。毛泽东那种心境下一读，他即把鲁迅看作知音。
有一天，冯雪峰回忆，毛泽东到他家来，说今天我们不谈别的、专谈鲁迅。
冯雪峰就说，有一个日本人说过：全中国懂得中国的，只有两个半人：一个蒋介石、一个鲁迅，还有半个人，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
后来，有共产党人要把鲁迅抢救出上海，让他到苏区当教育委员，毛泽东也反对。毛说，还是让他留在党外作用大一点。毛泽东也曾说，我们是不可以给鲁迅出题目让他作文章的。
冯雪峰又是个革命者，常常一早出去革命，晚上一回来，又迅速跑到鲁迅家里，聊到半夜一两点才回家睡觉。
许广平常常听到两人间的对话，冯雪峰说“先生，做这个”鲁迅说，不行。冯雪峰再劝、又劝，最后鲁迅就说，好吧!
许广平后来描述：这些是庄严工作、努力工作的人，为了整个中国未来的光明，他是连生命都可以置之度外。
这个看法，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鲁迅对那个时候对共产党的看法。
鲁迅是经验主义者，从那些具体的个人共产党员身上，鲁迅看到他们为国家忘我牺牲的风格。
后来，冯雪峰为鲁迅写过一篇文章：《答托派的信》，信里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了现在中国人而流血奋斗者，我都引为同志。”
这段话非常值得着墨，鲁迅提出了一个衡量个人或集体政党的标准：
其一，是看你是不是够能反抗那些妨碍中国人生存的黑暗势力？你是反抗黑暗、还是助长黑暗？
第二，你能不能脚踏实地的作一些改善中国人生存状态的事情。
鲁迅当时是一个非常激烈地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知识分子，所以他认为共产党是反抗这种专政的一股力量、而且脚踏实地的在做一些事情。
30年代鲁迅认可共产党，还有一个理由：他个人的理想。
有一个在苏联革命初期在苏联待过的中国工人写过见闻录，鲁迅为这书写序，序中说“这是一个促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几万万的群众涌现出来，自己做支配自己地位的人。”鲁迅表示了对社会主义的肯定。
当然，我们可以说鲁迅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判断有误，三十年代的经济大危机当中，唯独苏联经济还在保持高速成长，那时全世界的很多左翼知识分子都纷纷倾向于苏联。
在此背景下，鲁迅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认可，一个层面是建立在认定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生存而努力奋斗的；另一个层面就是认可社会主义。
鲁迅还有更大一特点：虽然认同共产党、但他又有怀疑主义思想；一方面认可、一方面又再观察。这和其它左翼知识分子不一样，不像他们一旦坚信不疑、就不再怀疑。
经过这样的观察，他很快发现问题：在日本侵略的背景下，共产党提出要搞统一战线，于是在文学上有个提法：国防文学。
鲁迅并不反对抗日的统一战线，但是他担心，在爱国的旗号下、过分强调对抗日本的气氛下，会不会反过来损害工农利益、认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因此他提出另一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从今天来看这两个口号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共产党说，我提了这个口号，你不能再提另一个，你必须决对服从。
我顺便举例子，郭沫若开始时也对国防文学的口号持保留态度，但是当共产党告诉郭沫若说：这是党提出来的，郭马上改口支持，说我要做党的喇叭。
如果你不绝对服从党，你就是背叛；当时左翼知识分子就有很多争议：到底是要做独立的知识分子、还是要做党的喇叭？
如此，鲁迅就和上海党组织起了冲突。有个共产党员说：你这是要破坏统一战线！如果你不听从指挥，我们要对你“实际解决”。
鲁迅一听勃然大怒，问他：什么是实际解决？是要充军呢？还是要杀头呢！鲁迅他会说：我支持你，但这也是出于我的独立判断和选择。这个不能妥协。因此他才说，革命成功之后，共产党第一个要杀的，是他自己。
鲁迅常能从事件中提炼概念：称这些共产党领袖是奴隶总管、革命工头。鲁迅认为，这些人一旦掌权，他就可能反过来奴隶别人。
这个就形成他对共产党的基本看法，今天你反抗奴役、明天你掌权了就要奴役别人。
鲁迅和毛泽东之间还有另外一节也很好玩。
冯雪峰回到上海时，给鲁迅带去了一阙毛的诗词。我估计，就是西江月·井岗山“山下旌旗在望、山上鼓角相闻”那个。鲁迅一看，哈哈大笑说，毛泽东这首诗有山大王的气概。
问题是，冯雪峰又把此话传到毛处，毛一听也哈哈大笑说：我就是山大王！是革命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办法有策略的革命的山大王！
1945年，有人在重庆问他：你还写诗嘛？毛泽东说，现在没什么心情写。我以前是白面书生，现在是土匪了。毛泽东还说过，我是小学教员，但我没上过大学。我上过绿林大学。
鲁迅怎么看这个山大王、绿林好汉？这就涉及到鲁迅的一个经验：20年代，现代评论派和鲁迅论战，当时英美派的绅士称鲁迅为学匪。鲁迅答曰：说我是匪、我就是匪，那又怎么样呢？他曾说，绿林书屋东壁下。
他对绿林的认可，可说是因为鲁迅对来自民间，对于反抗官府、有一股野气的人，都是认可的。
但我们不要夸大他的认同，他是有非常严峻的批判的。他曾经说过，中国历史上就说那些土匪，造反土匪，他们其实是农民革命军，是农民起义。而他们的最大问题，不是真正想把皇帝推倒，而是自己要过皇帝瘾。他不是要根本结束封建统治，鲁迅其实清楚看到：共产党的革命就是农民造反。
他说：你们说，干什么活是最赚钱的？造反！他某种程度是一个投资，今天牺牲，但将来是要大贵大富的。阿Q的作梦，梦到大把的元宝、女人、梦到小弟不听话就打他，说“给我干活”。说到底，就是为了女人、金钱和权力，就要这三东西。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号，鲁迅逝世前三个月，他在一封信里就说：阿Q正传的真正涵意还没有人懂。他有个说明：很多人以为，我写阿Q造反是写辛亥革命的事情，但事实上我写的不是二十年前的事情，而是二三十年后的中国。
这里可以看出来，我们这就懂了，鲁迅对共党的基本判断就是，实际上是农民造反，要当皇帝，彼可取而代之。这是鲁迅对毛与共产党的基本分析。所以他才说“你来了，我要逃亡。”
那么鲁迅就陷入了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作为一个左翼知识分子，他为了要反抗国民党一党专政、参与反抗社会运动，而且唯一反抗国民党的独裁力量，就是共产党。他不能不支持共产党。
但是，他又清楚看到了自己的下场。这就是鲁迅在去世之前在遗书里说，我死了就赶快收，赶快忘掉我。一想到死后可能被利用、甚至被迫害，他只想保证自己死了，就完结了。
但鲁迅的悲剧大概就在这里：一切无法结束。不可能随着他的死而结束。
人们从不同的意义和原因不能忘掉鲁迅，包括毛泽东。毛泽东还是要紧紧地抓住鲁迅，毛泽东在鲁迅身上做了三篇文章，很值得研究。
首先，一九三七年鲁迅逝世周年时，毛泽东曾做过一个演讲：论鲁迅。
毛泽东做了两个判断：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我觉得吧，毛泽东把鲁迅说成这样，是最不符合鲁的意愿的。鲁迅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论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说人们都把孔夫子当成敲门砖，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是被历代的统治者捧起来的。他万万没有想到，他才刚死，就被毛泽东给捧起来了。
为什么毛要说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呢？毛泽东内心有个情结：在他的早期著作里，强烈地表示了自己想当圣人的愿望。他说，中国有两种人，豪杰和圣人。前者是在某一领域取得非常成就的人；但圣人，是要影响人的思想、成为人的精神导师的人。而毛泽东就是又要当豪杰又要当圣人，且更深的是想要当圣人。但在一九三七年的时候他不可能当圣人，他只好先把鲁迅抬出来，他看出了鲁迅在知识分子当中的巨大思想影响力。
第二点，再论鲁迅的演讲里，毛泽东说：鲁迅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这也很有意思。在此之前，共产党对鲁迅评价最高的人是瞿秋白。但即使是他，也只把鲁迅看成党的同路人、党的朋友，不会把鲁迅看成自己人。但是毛泽东就说，鲁迅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显然就是要把鲁迅的旗帜拿到党的手里。
第二篇文章是《新民主主义论》。他对鲁迅又做了两个重要评价：第一，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运动的方向。这也就包含了毛泽东对于五四的评价。
在此之前，中共党人对五四的评价并不高,因为认为这是由胡适等资产阶级所领导的一场运动。但现在对五四，毛的评价变了，说这是由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所领导的。毛又说，五四运动在思想和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毛泽东又把五四的旗帜高高举起，他就变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合法继承人。
我就认为国民党比较笨，他始终不去跟五四拉关系。毛泽东因此争取到了很多很多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毛对鲁迅的评价，就是要争夺知识分子和文化思想的正统地位。
第二，他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最可贵的信仰。这个话是对的。毛泽东从个人来说，他对鲁迅的认识还是深刻的，还把鲁迅给纳入了对帝国主义斗争的这种民族情绪！这可以看出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特质。我至今，我也这么认为，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
当然，毛又在这里把鲁迅英雄化，但若说鲁迅是文化战线上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那么毛泽东的潜台词是，谁是全面战线上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呢？显然是毛泽东他自己。毛一方面举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子、一方面举起民族主义的旗子，瞬间赢得了很多的知识分子同情。
最典型的之一就是胡风。因为胡风对鲁迅评价非常好，但一直不为人所认同，直到看到毛泽东。这使他非常兴奋。胡风就连临死的时候，还是肯定毛泽东的。
但毛泽东自己也知道，高举鲁迅旗帜是有风险的，因为鲁迅的批判锋芒是很彻底的，这种批判，也是有可能指向自己的。抗战开始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中，他们许多人是鲁迅的及门弟子。延安当时也成立了鲁迅文艺学院，开会时也要专门为鲁迅默哀。但是知识分子一旦接受了鲁迅，就会把他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贯彻到底。其中最突出的人物，就是王实味。
他是深受鲁迅影响一作家。他就用鲁迅的思想来观察延安，于是就发现许许多多的问题，并且用鲁迅的方法来批判，写了个《野百合花》，结果遭难。他强调，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就应该把批判精神贯彻到底、应该勇敢正视社会和心灵的黑暗，特别是他还用了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王实味发出号召“我们要用硬骨头精神来对抗我们的上司！”
延安据说有个轻骑兵墙报，这儿有王实味的文章。毛也提着灯去看了墙报，看完之后说：现在的问题，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主义挂帅？他看到了争夺领导权的危险。但是他不能一下批评鲁迅，所以只能去批判王实味。就说呢，王实味是背叛鲁迅的，只好这样。你举了鲁迅的旗子，这个旗子就可能倒过来对着你。于是，这就有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批判说，今天还是要用鲁迅的笔法，要分清敌我。对敌人可以用鲁迅杂文笔法；对人民、尤其对人民政权用杂文笔法，那就是人民的敌人，要剥夺他自由民主的权力。最后王实味被枪毙了。当时鲁迅在延安的学生们，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投降了。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丁玲，她说：我回头是岸。但王实味迎头冲撞最后被杀害。用我的话来说，他随着鲁迅而远行。
王实味这样的结局，正好印证鲁迅的预言：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说，他在反抗旧社会时，文艺家和政治家是一致的。但是革命胜利以后、政治家们掌权后，他们就想维持现状，他们不希望继续批判现实。但是作家和文艺家还要继续批判，这时政治家只有压制文学家，甚至杀他的头。如果你要继续坚持独立的知识分子的批判理想，你就要被杀害。
王实味死了，胡风还在。已经到了一九四八年，共产党快要掌权了，未来的新中国的思想文化要向什么方向发展、谁来领导呢？毫无疑问是毛泽东思想。但是毛泽东又说过啊，鲁迅的方向就是新中国的方向啊。这是个悖论。
对胡风来说，应该要坚持鲁迅的方向，而且他还振振有辞：是你(毛泽东)说的啊！这个问题怎么解释是非常头疼的问题。所以毛就动员了党内一些理论家来解释这个难题，展开对胡风的批判。
毛泽东提出，他把鲁迅分成前期和后期，说鲁迅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从小资产阶级出发，向无产阶级转变到后期的鲁迅。前期的鲁迅则都是鲁迅的局限性。胡风恰好强调怀疑主义、改革国民性，因此毛泽东就批判胡风是抓住鲁迅的局限性来反对党，实际上是反鲁迅的。
一九四九年，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雪》，我有一解：他说的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不过就是一时之豪杰。数风流人物，还要看我毛泽东。我要当圣人。当他掌权后就要进入他梦寐以求的，毛泽东当圣人的新时代。但是，你已经说鲁迅是圣人了、那怎么能要再出一个呢？
如果一九四九年鲁迅还活着，他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我们可以从鲁迅生前的言论看出，一来，他可能对共和国的成立是持欢迎态度的，因为有可能实践他的理想。二来，鲁迅不是又说，共产党来了我要跑嘛。
很多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都在想这个问题，于是就出现两种不同说法：一个占主流地位，郭沫若写了一首诗：鲁迅笑了。胡风也说鲁迅在微笑。“微笑在他宁静如水的目光里、微笑在他桀傲不逊的牙刷胡子里”，胡风还是比较天真的。胡风的学生张中晓在建国初期提出了另外一看法。张中晓说，随着共和国诞生，鲁迅非常孤独和寂寞。因为鲁迅是永远不满的。这就是在四九年的两个想象。
回到刚才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文化的发展方向是谁领导？圣人是谁？据说有一次开会时，江青在会上说，文艺发展方向应该是毛泽东思想，胡风立即站起来反对说，应该继续发扬鲁迅！
另外一个是文字报告。周扬曾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方向就是唯一方向，只能是这个方向，要有别的，那就是错的。那怎么处理鲁迅这个烫手山芋呢？在纪念鲁迅的一个会上，就提出了“学习鲁迅与自我改造”，把鲁迅又纳入了自我改造的系统了。
对鲁迅的认识和操作，我盖括为：利用、限制、改造。这其实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策略。要改造出一个新的鲁迅。
怎么改？首先，是通过对历史的重新叙述和记忆，来建立一个鲁迅和共产党与毛泽东的所谓历史的联系。所以冯雪峰就发表了回忆鲁迅的回忆录。他绘声绘影地说了这么一个事情：“有一天，在我和鲁迅谈到我党和毛主席，鲁迅面向着窗子、抚着胸口，淡淡地说：我想，我作为一个小兵，还是胜任的。”
下面，悲剧就发生了：因为这样的话从冯雪峰口里说出来不是这么有说服力，一九五九年，许广平出版了鲁迅回忆录，她说：鲁迅在上海时期的工作是在党的具体领导下进行的、他对党的尊敬是到最高点的，他对毛主席的思想是虚心接受。我想许广平她说这样的话，也有半被迫、也有半自主的成分。我的理解是，许广平可能不是真正懂鲁迅。
第二个办法：从学理上去重新解释、从学术上重新阐释。有一个老共产党员写了一论文：《论鲁迅小说的限制》，把鲁迅学说纳入到毛泽东思想的框架下。他说，革命民族主义的鲁迅得到的结论，与毛泽东完全一致；有些不合乎毛泽东的，就是他的局限性。鲁迅作品的传播研究和阅读出版，也成为一个政治行为，由党来操办。鲁迅全集的出版完全控制在党手上，删去了鲁迅很多骂周扬的书信。所以五八年出的鲁迅全集不全，还把鲁迅的作品选入中小学课本，而且显然是用意识形态的角度选的。
应该说，成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几代人，显然是透过国家来理解认识鲁迅；但是另一方面，也使我们有机会能够接触到鲁迅的原文，因为一读了鲁迅，思想就会发生改变。他的批判性不是政治可以控制住的。
我们那个时候是把党、毛泽东和鲁迅看成三位一体的，一方面有三位一体的崇拜、一方面又被独立自由反抗的意志所吸引。我们这一代对鲁迅，是有着心里的迷雾和心里的觉醒，是交织在一起的。
一九五七年的毛搞了两个运动：先是发动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来打击党内的反对派和党的官僚；二方面，又联合党内官僚来打击知识分子。
这个过程中，第一阶段时毛泽东极力鼓动鲁迅的造反精神，对大家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毛说，我看鲁迅如果到今天，还会继续写杂文、而且会当文联主席。(这个位置后来是郭沫若当了)，意思就是说，如果鲁迅活着，他会是你们的头，他会讲(共产党的缺点)、而且勇敢讲，鼓励大家讲！
第二阶段，到了反右阶段了。毛泽东就在一次和知识分子的谈话中说，鲁迅或者再说话就进监狱；若他顾全大局，沉默吧，他就安全。这其实也是在跟这些知识分子打招呼，也算是毛泽东的一个“好意”。大部分的人确实顾全大局了，毛还说：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还是有的。他们就成了万劫不复的右派。
接着说到文革：当毛泽东已经到一九六零年，因为大灾荒而很多人对他不满，觉得他应该负责。毛泽东正在酝酿一场更大的动作，其实就是后来的文革。
那段时间他非常孤独，是高处不胜寒；当时他很孤独寂寞，所以又想到鲁迅。那是鲁迅诞辰八十周年。“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这是毛泽东当时的心境。文革一开始，毛给江青的信里又说：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他很孤独，因为他知道，他在向全中国挑战。
鲁迅这个人非常不幸，每到中国历史转折点总被提出来。1966年10月19号鲁迅逝世三十周年，就召开了一个规模极大的会，郭沫若又做了演讲：纪念鲁迅的造反精神。郭沫若是非常敏感的喔，他总能喊出他那时代的最强音。他知道，要坚持两条：造反，要服从党的最终领导；造反的目的，是要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认识。郭沫若把毛泽东的心思揣摩透了。
悲剧继续产生：许广平说，毛泽东是鲁迅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鲁迅是毛泽东的小兵。之前还说是党的小兵，现在是毛泽东的小兵了。
我们在文革时代的年轻人，只能读毛泽东或者读鲁迅。文革时期，鲁迅完全被完全地歪曲了，他真正成了敲门砖、真正成了打人的石头。因为除了毛著外不能读别的书，大家找出路的时候，只能从鲁迅来找。特别是在文革后期。因为文革前期的影响，年轻人都在误读鲁迅，但到了后期就反映了，主要是人们开始独立地接受鲁迅。
有一个因素：毛泽东把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赶到农村去。这些大批的知青到农村后，开始在现实生活中发现了鲁迅笔下的种种人。他们对鲁迅作品发生了全新的认识。鲁迅的艺术的根、他的灵魂是深深扎在农村的土地上。很多人都发现：中国的人民多么苦；中国的人民多么好。这个时候再读鲁迅，大家就发现鲁迅跟底层人民的血肉连系。不了解中国农村，实际上是无法真正了解鲁迅的。我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真正了解鲁迅，那时读鲁迅读得热泪盈眶，跟在书斋里读书完全不同感觉。那时候才感到鲁迅和我们息息相关。
第二个原因是林彪事件发生。这对我们这些知青来说，那是一个晴天霹雳。一下子就产生怀疑了。以前对毛泽东坚信不疑，但现在会想，你指定的接班人怎么会成了叛徒？大家开始用怀疑精神和批判现实来看现实的、摆脱了党的鲁迅。
总而言之，今天只有到文革后期，鲁迅才真正走进了中国的青年和知识分子的心灵。
我的鲁迅观，基本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成立的。当一个人处在绝望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真是绝望到底的，但是恰恰就在那个时间点，鲁迅来打开了你的思路。他不一定能给你答案，但他会对你有所启发，让你的脑子动起来。
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是个什么样子的人，也是很有意思的问题。林彪同样给毛致命的打击，他再次陷入不可解除的孤独和寂寞。这一刻，毛再次想起了鲁迅。1971年10月份，毛泽东大病刚好，到武汉视察时说：我劝同志们看鲁迅的杂文，今年读一遍、明年读一遍，鲁迅的书不好懂。他过世之前，还特地让有关部门把58年版的鲁迅全集十卷本排成大字本，硬是通读了一遍。
它的结论是什么？这几乎是毛泽东最后的话：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代圣人。第一代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圣人的学生。尼克松访问中国时，恭维毛泽东说：你的思想改变了世界和中国。毛泽东响应尼克松说，我的思想没有改变世界和中国，我只改变了北京附近的几个地区而已。
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他终于得出自己不是圣人的结论。这时，鲁迅远行已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