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的局限和文明的冲突

“交流”真是一个让人头疼的词，因为一切交流基本上都是无效的，但问题是，大家好像都认为交流很有用。

在台湾访问的时候，看着多次民调显示台湾人对统一的认同度严重低迷，我提问接待的国民党某某官员，你们觉得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回答是：多交流。

交流的作用是什么？大陆和台湾不“交流”的时候，彼此可能还存在一点善念，“交流”以后，台湾人讨厌大陆游客，大陆人也反感台湾人。交流的结果，常常就是彼此发现对方原来如此讨厌。以前大陆人很少去香港旅游，后来方便了，去多了，结果两地矛盾空前爆发。交流也是不少了，但结果也是彼此更加反感。团里有个学者，是专门研究巴以冲突了，去了以色列几次，听了我私下的牢骚，也说，是啊，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交流了那么多年，还不是没有结果。

中国过去专门花钱把日本青年请来白吃白喝白玩地“交流”，但两国国民的相互敌视程度还是越来越深，当年的青年们吃了喝了但也没有做出什么贡献。

交流常常是无效的，总有障碍是超过交流的。人和人之间因为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政治立场，不同的个人背景所造成的分歧和鸿沟，比我们想象得要大得多，弥合的困难程度， 也比想象得要大得多。

男女两性能很好地交流吗？基本上也是不可能的，不论共处多少个世纪。

在生活中，还是在网上，都频频听到，看到一群老同学因为政治观点不同最后不欢而散的事情。其实不难想象，“同学”和 “校友”之间只有短暂的共同求学经历，并不存在共同的价值观和政治态度。一旦这样一个群体进入敏感的政治讨论，可想而知不可能有好结果。

在这种情形下，应该说，只有真正具有基本相同的价值观的人，才有“交流”的基础，而不同理念的人的“交流”，既不可能说服对方，又让自己精疲力竭，最终也是撕破脸皮了事。要维持一团和气，最好还是莫谈国事，只谈风月。

朱熹和陆九渊就面对面地交流过。结果谁也影响不了谁，不过是各自写了一首诗挖苦对方收场。

人们夸大交流的作用，也是因为潜意识地夸大了人接纳不同意见的能力。其实，人对不同意见的容忍是很低的。即使最有学养的学者，面对和自己不同的意见或来自别人的挑战，也有尖酸刻薄，凶相毕露的时候--例子很现成，但还是不举了。即使显得最大度圆滑的作者，对他人的怀疑和否定也会立马放下面具，反唇相讥，但面对夸赞，却再多都能毫不犹豫地笑纳，因为没有一个人会在心里认为自己是错的。

人和人，文化和文化之间是难以真正交流的。所以，《文明的冲突》的作者亨廷顿的本意就是告诫美国人，不要天真地以为美国价值观可以在后冷战时代的全球无往不胜，因为基于不同宗教信仰的文明之间的冲突，比想象的要大。我们现在其实正在见证这个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亨廷顿不是在“倡导”和“鼓吹”冲突，只是在指出一个事实。

儒家文化是一种少有的和稀泥的文化，总以为全人类最后都会笑嘻嘻地“大同”，成为“天下”，破除边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似乎忘记了世界人民的本性基本上是自我中心，党同伐异，自贴标签，互贴标签，容不下异己，也没有真正的耐心和雅量去交流的。

不迷信交流，并不一定意味着对抗。最好的办法是沉默。在沉默中，一个人可以坚持自己，表达自己，而不试图改变别人，也不用反驳别人。对于不能互相理解的人，交流是没有用的，对于真正能够能相互理解的人，交流又往往是多余的。

急于交流的人，遇上拒绝交流的人，就好像把一支箭射进了海里。彼此都没有损伤，但也都没有所得。这样或许是最好的和平共处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