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老房子的漫长告别（7）草稿开始

高温天，有种上海黄梅天闷热腔调，但不落雨。八点四十分了。我还是决定出门进一家咖啡馆，天天早起浇水，很少出门喝了。

经过“豆子”，家长送孩子的暑期班，在地下室。要说“卷”，哪里都有，否则，医生家的孩子做医生的比例怎么高于其它职业家庭。我便不进去了，过了暑假吧。绕去小公园，去哪一家，是to be or not to be 了。太阳更热了，放弃坐室外，又转到Bloor街进了“伪哲学”，小小店堂，还只有一个男人坐着。

我关家门时，进来的阳光令走道有舞台上一束光的效果。龄淘的镜子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Art Deco风格，网络的方便打开了查找的光。

我竟第一次看见玻璃侧面的绿色，像美人鱼的鱼鳞闪亮，或就是波光粼粼的湖面。这刹那间的发现，忽生感动。外婆原来的梳妆台镜子，连着梳妆台被扔了。我问过妈为什么？说抽屉不好了，关不上。梳妆台镜子两边有两只小抽屉，像小盒子。拉进拉出，是没有玩具年代的小姑娘游戏。而且要看着大人的脸，尽量不被发现。石库门老房子是老早上海的抽屉，九十年代的“春风”，令它们一年年消失。童年在抽屉里寂寞，小小的抽屉是神龛。

我在“伪哲学”的一束光里写下上面的文字。八月十二号的上午九点三十七分。外婆的床头上梳妆台左边挂着老早样子的日历，城隍庙买的。每天早上撕掉一张，比晴雯撕扇还有意义。我们小时候对外婆有畏惧，不敢随便撕。等我上班与她住一起，撕过几次。好像被她认可了我是成年人的仪式。

走道有回声。你有没有发现？

我抬头看见面对的红砖裸墙前坐着的男顾客换了一位。在读一本厚厚的书。我决定回家了。目光落到固定靠玻璃墙的黑色人造革面长凳，上面投射着玻璃墙外铁线蕨的影子与玻璃上的字母。被卡布奇诺刺激过的脑海如一个词语“痉挛”，为写文的快乐像手指滑过铁线蕨的一排排小口子。

这种快乐是发现被忽略的日常里的光与影，是壁炉的火苗将息而不息，是叶芝的当你老了仍然被持久地爱与爱着的。

回家的路上，遇见了薇薇安，交流几句。薇薇安家的走道上有两面镜子没有挂起来，沿着墙脚跟侧放。她是喜欢镜子的，说过有次在救世军淘了镜子而心安理得打的回家。

我第一次去Tina家是2007年九月，推开小公寓门，玄关左面墙上挂着镜子。镜子像是门房的窗口，窗口会出现大爷那张和气的脸，即便开始时是陌生而严肃的。一九九七年前后，我进上海的马勒别墅，门房间大爷开始要问你去哪。那里是团市委机关，我说是少年部。连工作证都不用查，顺利进去。几次之后，大爷便不问了。少年部在底楼，原来是客厅，有着上海老洋房常见的高高的护墙板，深咖啡色。我的办公室也是有民国年代这样的护墙板，有壁炉和镜子，只是壁炉被堵砌成水泥立面了，像八路军的军服正面，壁炉上方的镜子是西装革履的背影。那原装的壁炉上木搁板，外国电影里摆家庭照片，与炉火参差烘托出家的温暖。而一九九三年我见到的办公室壁炉搁板，像一条时间的切割线，龙应台写过的书名《大江大海》。

少年部的办公室还保留着原汁原味。一面有壁炉，壁炉上有镜子。另一面对着花园的是落地钢窗，草坪被修整的绿茵茵。原来上海的草坪是被用来看与向往的奢侈品，是想象里西方的样子。十六岁是地下党的段伯伯当时退休了，仍然编辑少年部的杂志，他改过我的工作稿件，手写在限五百字的绿格子稿纸。这种稿纸像夏天上海女人爱穿的朝阳格。

后来读到《回望》里金宇澄地下党的父亲，才想到自己见过地下党呢。段伯伯穿一件白衬衫。

那时团市委铁门外，到了晚上，128路和41路车站牌旁边有一只煤球炉，铝制大锅里是五香茶叶蛋和豆腐干。这个外婆年纪的老人说儿子都下岗了，她的摊，城管睁一眼闭一眼，不赶。我等车时，买一块豆腐干。接过。手心里好像接过一张小纸条，上面是上级的指使。我悄悄地边吃边撕碎。隔着遥远的时光隧道，我赋予当年人情味无限的意义。

到了《爱情神话》，我们在厨房边包饺子边看。老乌停自行车被城管教训，苏北话冲出来，老乌向老白抱怨说上海不好白相了。或许有人认为是地域歧视。我想那是一厢情愿的狭隘。老乌牢骚里怀念的是消失的人情味。一如团市委大门外五香茶叶蛋的烟火气。

2017年二月下旬，我似梦如幻地走进人人可以进出的马勒别墅，底楼的宽廊下摆出了下午茶。三个上海阿姨在享用。

我彻底告别了马勒别墅。

到家开门，想到波德莱尔那句“这钥匙转动增强了我的孤独感，”（舒啸译）。

而我在迎接的镜子里看见流淌过的日夜川流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