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留给后人最深刻的记忆之一，或许不是盛世，而是乱世。过去两千多年里，中国经历了无数次王朝更替。秦末、汉末、三国、隋末、唐末、元末、明末，以及近代的太平天国和军阀混战，几乎每一次大规模政权更替，都伴随着战争、饥荒、人口锐减和财富毁灭。
很多时候，一个王朝的灭亡，不只是皇帝换了人，而是整个社会秩序被彻底摧毁。农田荒废，城市残破，人口锐减，几代人积累的财富毁于一旦。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改朝换代往往意味着家破人亡，而不是政治进步。
正因为如此，人类近代政治文明一直在试图解决一个根本问题，如何实现权力更替，而不必每一次都血流成河？从英国《大宪章》到议会制度，从责任内阁到现代宪政民主，西方数百年的制度演化，本质上都在探索同一件事，把权力之争从战场搬到议会，把你死我活的革命变成规则之内的竞争。
宪政制度未必能够消除冲突，但它提供了一种和平转移权力的机制，使社会不必每隔几十年就经历一次财富清零和秩序重建。
然而回顾近代中国，却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每当历史走到关键十字路口的时候，中国似乎总会面临两种不同的选择，一种是分权与制衡，另一种是集中与动员；一种强调权力受到约束，另一种强调权力高度统一。回顾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中国最终选择的，往往是后者。
当清末开始预备立宪的时候，中国选择了革命（辛亥革命）；当共和制度刚刚建立的时候，中国选择了强人政治（袁世凯称帝）；当议会政治出现希望的时候，中国选择了武力竞争（宋教仁被刺）；当宪政实践刚刚起步的时候，中国又选择了革命建国（国共内战）。
很多人把这种现象归结为中国文化。认为中国人天生崇尚权威，不适合宪政民主。但这个解释并不充分，因为有一个现成的反例摆在那里——台湾。
台湾证明了什么？
台湾与大陆同文同种，共享儒家文化，共享汉字，共享数千年的历史传统。如果中国文化天然排斥宪政，那么台湾宪政也不应该成功。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台湾经历了长期威权统治之后，最终完成了和平转型，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开放报禁，实施总统直选，建立完整的民主制度。
因此，台湾至少证明了一件事：中华文化并不天然排斥宪政。问题不在文化本身。
那么问题到底在哪里？
很多人接着会说：因为台湾有稳定环境，有经济发展，有壮大的中产阶级，有较高教育水平，所以能够完成转型。
这些因素当然重要。但如果仔细想想，就会发现新的问题。今天的中国大陆难道不具备这些条件吗？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上亿中产阶级，高等教育规模全球第一，城市化率超过65%，整体生活水平远高于1980年代的台湾。如果经济发展必然带来宪政，那么大陆早就应该发生类似变化。然而现实并没有。
这说明，经济发展能够创造条件，但条件并不会自动产生制度转型。
台湾与大陆真正的区别
台湾与大陆最大的区别，其实并不在经济，而在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之后，长期维持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是：反攻大陆。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所有人都知道，反攻大陆已经不可能实现。原有合法性开始逐渐消失，于是统治集团必须寻找新的合法性来源。最终，民主化成为一种新的选择。通过选举获得授权，通过宪政获得合法性，通过开放竞争获得认同。
对于国民党而言，民主化并不仅仅是理想主义，更是现实需要。
而大陆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其合法性主要来自几个方面：第一，革命胜利；第二，国家统一；第三，经济发展；第四，民族复兴。这些合法性来源至今仍然存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数亿人口摆脱极端贫困，经济规模跃居世界前列，这种成就极大强化了现有体制的合法性。
因此，与当年的台湾相比，大陆并没有面临同样强烈的合法性危机。
既然现有制度仍然能够运转，仍然能够维持秩序，仍然能够推动发展，那么对于掌握权力的人来说，主动削弱自身权力的动力自然就会弱得多。
中国历史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因素
除了现实政治之外，中国历史本身也塑造了特殊的政治心理。过去两千多年，中国经历了无数次王朝更替。而这些更替与欧洲许多国家不同，往往伴随着天下大乱、人口锐减、经济崩溃、社会秩序重建。从秦末到汉初，从隋末到唐初，从元末到明初，从明末到清初，再到太平天国和民国军阀混战。一次次历史循环都在向中国人传递同一个信息：国家失控的代价极其巨大。因此，中国人最深层的政治焦虑，往往不是政府权力太大，而是天下再次大乱。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统一始终被视为最高政治价值之一。
在很多人看来，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即使存在问题，也比国家分裂和长期动荡更容易接受。
中国人真的反对宪政吗？
未必。更准确地说，中国人往往更重视秩序。当秩序与自由发生冲突时，倾向于选择秩序；当统一与分权发生冲突时，倾向于选择统一；当效率与制衡发生冲突时，倾向于选择效率。
这并不是因为中国人不理解自由的价值。而是因为历史记忆不断提醒他们，秩序崩溃的代价有多么惨重。
真正的问题
因此，近代中国最值得思考的问题，也许并不是，为什么中国没有选择宪政？而是，为什么中国一次又一次把国家能力置于权力制衡之上？为什么总是在秩序与自由之间，优先选择秩序？为什么总是在集中与分权之间，优先选择集中？为什么总是在效率与制衡之间，优先选择效率？
这或许才是理解近代中国政治道路的关键。
尾声
台湾证明了，华人社会完全可以建立宪政制度。因此，中国的问题并不是文化问题。
大陆今天也拥有比台湾当年更好的经济条件。因此，问题也不仅仅是发展阶段问题。
真正的关键或许在于：当一个社会认为国家能力、统一和发展仍然是最迫切目标的时候，权力集中就会被视为必要手段；而只有当人们开始相信，权力约束本身也是国家长期稳定的重要来源时，政治选择才可能发生变化。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近代历史反复出现的，并不是“反对宪政”。而是一次又一次地选择，把国家能力放在权力制衡之前。而这，或许才是中国现代政治最深层的逻辑。
除了近代台湾地区领导人蒋经国在执政后期逐步接受并推动民主转型之外，中国历代统治者大多首先考虑的是自身权力的巩固，而非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置于个人权力之上。在这种体制下，民众的自由受到诸多限制，而掌权者则往往拥有超越普通公民的特权，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能够凌驾于法律约束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