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虹获得菲尔兹奖后,她的一段采访,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她回忆,进入北京大学之后,第一次觉得数学变得如此困难,一度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后来到了法国,她第一次感受到有老师真正愿意帮助她,也是在那里,她重新建立了数学上的自信。再后来,在MIT,导师 Larry Guth教授又进一步帮助她成长,最终走向了世界数学的巅峰。
看到这里,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后来获得菲尔兹奖的人,会在北大怀疑自己的数学天赋,却在法国重新找回自信?这个问题,也许比菲尔兹奖本身更值得思考。
今天,没有人会怀疑王虹具有世界级数学天赋。能够获得菲尔兹奖的人,不可能到了二十多岁才突然拥有这种能力。也就是说,当年在北大读书的王虹,与后来证明Kakeya猜想、获得菲尔兹奖的王虹,本质上是同一个人。
改变她的,并不是天赋,而是成长的环境。
很多人讨论教育,总喜欢讨论课程、教材、考试。但王虹的经历提醒我们,真正改变一个天才的,往往不是课程,而是环境。
她后来感谢的,不是某一本教材,也不是某一门课程。她感谢的是导师,感谢那些愿意帮助她的人,感谢那些相信她的人。真正优秀的导师,并不仅仅是在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在学生还没有证明自己之前,就已经看见了他的潜力。对于从事原创研究的人来说,这种信任,有时候比知识更重要。
有人可能会说,这是王虹个人的故事,不能说明什么。可是,如果把视野放大,我们会发现,这并不是孤例。中国从来不缺数学天才,国际数学奥林匹克,中国学生长期名列世界前茅,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高校,每年都培养出大量优秀数学人才。
然而,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几乎所有获得菲尔兹奖的华人数学家,都是在海外研究环境中完成了决定性的原创突破。丘成桐的重要工作完成于美国;陶哲轩在澳大利亚成长,在美国完成全部代表性研究;王虹在法国建立研究自信,在MIT完成博士培养,在法国IHES完成获得菲尔兹奖的重要成果;邓煜也是在美国完成博士培养,并在美国完成代表性研究成果。
如果只有一个人如此,可以说是偶然,如果四位都是如此,就值得认真思考。
这里真正的问题,不是中国有没有数学天才,答案显然是有。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世界级原创成果,更容易诞生在某些研究环境中?
数学竞赛,比的是学习能力;菲尔兹奖,比的是创造能力。学习能力,可以通过严格训练不断提高;创造能力,却需要另一种土壤。它需要长期自由思考,需要允许失败,需要鼓励提出看似荒谬的问题,需要导师愿意花几年时间,陪一个年轻人走一条别人都没有走过的路。更重要的是,需要一个环境,让年轻人在不断失败之后,仍然相信,自己有能力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东西。
因此,王虹的故事,并不是法国与北大的比较,世界级数学家,从来不是一所学校培养出来的,北大为她打下了扎实的数学基础,法国帮助她重新建立了自信,MIT进一步培养了她的研究能力。每一段经历,都不可替代。
真正值得反思的是另一件事,教育最大的使命,究竟是什么?是培养会解题的人?还是培养能够提出新问题的人?是帮助学生不断证明自己?还是帮助学生发现真正的自己?
古人云:"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王虹的故事,也许正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解。天才,并不是最稀缺的资源;真正稀缺的,是那些能够发现天才、保护天才、鼓励天才,最终让天才完成自我超越的教育与环境。
也许,这才是王虹获得菲尔兹奖,留给中国教育最值得思考的启示。
谢谢你的分享,也祝贺王虹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
这恰恰说明:基础教育可以在不同国家打下,但一个人能否完成世界级突破,还取决于后续的大学、科研和制度环境。美国真正的优势,是把本土人才和全球人才汇聚在一起,为他们提供研究自由、资源支持、知识产权保护、合作网络和较高的试错容忍度。
因此,问题并不是美国没有本土牛人,只能依赖外国教育;而是美国在培养本土人才的同时,还善于把全世界已经打好基础的优秀人才吸引过来,并帮助他们释放创造力。有些国家善于培养好苗子,美国则不仅自己育苗,还能汇聚全球良种,并提供让它们长成参天大树的土壤。
赞青海博主又一篇深刻好文!
多少人洋洋洒洒地分析王虹,邓煜作为天赋异禀的中国人如何令人骄傲自豪,可他们似乎忘了分析为什么泱泱十几亿人口大国出产的无数“天才“最后都是“泯然众人也“?
青海总结的天才成功的几个关键要素(自由思考,允许失败,鼓励提问)提纲挈领地道出美中两地的巨大差异。还想补充一点—-美国的制度(包括智慧财产权的保护,及风险投资对创新的支持和出错的容忍)是吸引全球无数“天才“(包括马斯克)来此地大展宏图的主要原因。
但问题是,北大数学系本科基础好的学生有很多,为什么世界级突破不是他们,而是王虹?
本科基础当然重要,但它解释不了人与人之间后来为什么会拉开如此巨大的差距。真正值得讨论的,正是研究环境、导师和科研体系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